摘 要:本文主要讨论微观语言规划理论及其对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启示。文章首先概述了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三个维度,即宏观、中观和微观，阐释了微观语言规划的基本概念。其次，剖析了微观语言规划和宏观语言规划的关系,详析了微观语言规划与宏观语言规划的微观执行的关系。最后，深入探讨了学校教育中的微观语言规划，从微观语言规划视角审视我国 外语教育规划，并提出建议：（1）进行各地区的不同行业外语人才需求分析，为制定本地的微观语言规划打基础,即基于地 区的领域外语规划；（2）各地高校应制定各自的微观外语教育规划，即高校本地语种规划，并开展相关国别与区域研究；(3)重视学校教育中来自学生和教师的微观语言规划。

关键词:语言政策;微观语言规划;外语教育;国别与区域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语言规划研究中出现 了从宏观转向微观的趋势。如Baldauf2006），Anthony&Kerry（2014）和 Anthony（2014）。目前，我国的语言规划研究主要侧重于宏观层面，如国家或政府层面 的研究，如赵守辉和张冬波（2012）、李宇明（2015）、 王辉和王亚蓝（2016）、张蔚磊（2017；2018）、张治国 （2019）等。对微观层面的语言规划研究关注不够，近年来主要关注对象是家庭语言规划，如李德鹏（2018）、 俞玮奇等（2020）以及Zheng & Mei（2020）等。详细剖析微观语言规划理论的文献较少，从微观语言规划角度研究我国外语教育规划的相关研究也不多见。本文将重点探究我国外语教育中的微观语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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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三个维度

从语言生态学看,语言规划可以包含三个维度， 即宏观（macro）、中观（meso）和微观（micro）（Kaplan & Baldauf 2003: 15）。

宏观语言规划宏观层面、大范围的国家规划，它通常由政府部门执行，意在影响整个社会内的话语方式和文化实践活动（张蔚磊2017：51）。例如我国关于国家通用和第一外语的相关政策。宏观语言规划的研究较多，篇幅原因不多赘述，相关研究可参考Baldauf（2006）、李宇明（2015）、Hodges & Prys （2019）等的研究。

中观语言规划是指规划范围介于宏观和微观层面语言规划之间的一种规划，例如某种语言的保持、 维护与复兴。中观语言规划从纵向看是社会各领域的语言规划;从横向看是各地域的语言生活（李宇明 2015）。一些语言学家认为,在全世界大约6,900种语言 中,60%-90%的语言可能会有在未来百年中濒临灭绝的危险（Romaine 2007）,平均每两周将会有一种语言消失（Crystal 2000: 19）。因此需要积极采取语言复兴与保护措施。在我国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地域方言的活动正在进行中，一些学者正在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生活的人类学研究。研究古老的语言文字（如古 埃及文字、梵文、拉丁文等），调查、研究全世界的语言与方言,抢救濒危语言，也会逐渐成为中国语言学家的国际义务（李宇明2018）。中观语言规划指对这些语言的保护与复兴，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规划和政策。它包括保护非通用语种的规划和政策、复兴非通用语种的措施与办法、对语言生态的关注、帮助非通用语种传播等。该领域研究可参考Amery（2001）、Baldauf & Kaplan（2003）等人的研究。该领域的研究 因研究者的立场、态度及研究方法等的不同，产生了较多争议。

微观语言规划指从微观视角进行语言规划，具体指在家庭、学校、社区等领域或范围的语言规划。微观语言规划反映了语言规划实践小微化、个体化和地方化的发展趋势。1980年代初,Kaplan开创性地进行了微观规划实践的研究，引领了这一研究领 域的发展方向。此后Barkhuizen & Knoch（2006）以及Anthony（2014）等学者对语言规划的微观化、基层化 和地方化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教育中的语言 规划和学校中的语言规划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该 领域的研究可以参考Corson（1999）以及Tollefson & Tsui（2014）等的研究。在我国外语教育中的语言规划主要体现为教育部定期颁布的各个级别外语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等，而各个学校则是这些标准和大纲在微观层面的执行者。

02

微观语言规划和宏观语言规划的关系

一、微观语言规划和宏观语言规划相对独立，同时又相互影响

微观语言规划和宏观语言规划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补充、相辅相成。微观语言规划可指学校、社区、 团体或个人等规划者创设某种语言规划,用来发展其自身的语言资源。这种微观语言政策和规划不是大范围宏观语言政策和规划的结果,而是为满足其自身需求,解决自己的语言问题，达到自我内部语言管理的目的。

宏观语言规划致力于既定的目标或结构，微观语言规划致力于过程、关系和动态活动（Heller 2002: 185 ）。宏观语言规划和微观语言规划经常同时在工作。Anthony（2014）曾指出宏观规划无法涵盖语言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 因此无法代表各个微观层面；另一方面，由于微观层面的局部性和实践性特征明显,研究比较具体 ,宏观层面上经常难以兼及。

因为宏观规划无法细致入微，所以最好把宏观语言政策和规划与微观语言政策和规划结合起来。宏观语言政策和规划提供方向性，微观语言政策和规划提供某一具体领域的操作和实施指导（ 张蔚磊 2016）。譬如，Canagarajah（2005）认为在 ESL 或 EFL 体系内，自上而下的“目标语”的教学法实践正在转向自下而上的“全技能”教学活动。主导性的本族语变体（ 英式或美式英语）正在转向全球英语语言的系统性（如新加坡英语、日本英语、印度英语等）。譬如， 根据Bokhorst-Heng & Silver（2017）对新加坡语言政策的研究，国家政策层面的宏观语言规划以政府规划为中心,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语言规划增强国家凝聚力，促进经济发展。而微观语言规划主要聚焦于话语中的个人行为表现和交际中的群体行为。他们认为在创建一个全新的新加坡统一体方面，宏观语言政策和规划与微观语言政策和规划是互补的。通过更好的语言交际整合可以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进步做出贡献。再譬如，李宇明（2015 ）指出“全世界现今有 224个国家和地区，我国应能逐渐掌握这224个国家和地区的官方语言，将来再延及其他语言”。这是一种宏观语言规划的导向，但要具体落实就需要微 观语言规划，如非通用语种的课程设置规划、教材建设、外语教师配备计划等。

总之，微观语言规划可以在微观范围内，如个人、 家庭、社区、学校等独立运行,其产生的作用一般局限 于微观层面。宏观语言政策通常发生在国家或政府层面，其作用范围也更广。微观语言规划和宏观语言 规划之间相互作用。

二、微观语言规划是宏观语言规划的微观执行

宏观规划的微观执行指微观语言规划主要目的是落实宏观语言规划的目标和任务。宏观语言 规划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策和规划，它影响地方及地方（微观）语言政策和规划的执行。微观层面的执行 一般要满足宏观范围内的语言政策需求,这一点也被看作是传统意义上语言政策和规划的作用。譬如，多数亚洲学校都是自上而下的政策，中央政府教育机构制定政策，学校的教师仅作为执行者，如印尼、日本、 韩国、泰国和越南（Kaplan & Baldauf 2003）。这些国家的语言政策大多受到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无论是课程大纲、教学方法还是教科书基本由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用以满足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在这些国家,全国学生大都使用统一的规划教材，教师要严格遵守教学大纲。尽管交际教学法和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法在当下十分流行，但是全国统考的方式依然存在，教师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受到一定限制。以上这些因素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微观政策的发展 ，以至于无法满足地方发展的需求。再譬如，中国外语教育的语种规划上，有学者提出应尽可能将全世界所有的外语语种，都逐渐纳入中国的语言规划（李宇 明2018）。但现状是全国各地都要求学生学习英语, 在基础教育阶段绝大多数学校只有英语一种语种提供学生选择，其他语种只有到大学或语言学校才有机会学习。又如，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教育部曾于 2015年9月出台《教育部关于加强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倡加强外语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王辉，夏金铃2019）。在此宏观语言规划的引导下，一些高校开始重视非通用语言建设。相关高校官网数据显示，北京外国语大学目前开设的语种为101种，上海外国语大学开设的语种为48种,北京大 学开设40个语种。但是,各个地区和学校按照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及学校的需求灵活制定微观层面的外语教育规划还存在问题 。

03

执行宏观语言政策规划的微观阻力

宏观层面的政策和微观环境有时会有一定冲突。地方、学校、院系、教师或其他个体可以遵循政策, 也可以不遵循，甚至拒绝落实政策,这就造成了宏观政策执行中的微观阻力。

案例一 ：21世纪初中国教育部颁布了新的全国性外语教育政策，即“以学生和交际为中心”的模式， 取代原有的“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的模式。该政 策颁布后逐渐得到教师的认可,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小学的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在课堂中应用交际教学法的时间却非常有限。这从某种程度上就阻碍了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落实。究其原因，不难发现各个学段的教师都面临着升学考试的压力，或是外语等级考试通过率的压力。“以学生和交际为中心”的教学方法确实可以提高学生的语用能力，但却无法大幅度提升学生的卷面成绩。学生的 “学”和教师的“教”的效果都需要通过“考试”这一 统一标准进行衡量。这就容易导致教师不得不采取 “以教师和教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尽管“以学生和交际为中心”是国家规定的政策导向，但迫于考试压力的大形势，学校和师生有时也只能被迫采取有国家政策但是却可以满足现实需求的微观策略。

案例二:在马来西亚两所乡村学校中实行了“安全”语言实践活动。2003年，马来西亚政府颁布了一项宏观语言政策，即在全国各地优等学校 里用英语来教授数学和科学知识。教师们既要遵守国家的新政策，同时又要考虑学生的现有能力。因为在乡村等一些欠发达地区无法单用英语进行授课， 即使是英语课堂，单用英语授课也存在很大问题。想让学生真正学会某一知识，使用本族语有时是必须的。

以上两则案例表明在很多情况下,宏观政策在微观执行的过程中会受到阻力，且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一 种常态。综上所述，语言规划的失败通常是由于微观规划被忽略。因此在我国的外语教育中，必须重视微观语言规划，这种微观语言规划不仅来自地方、各个高校,还来自课堂中的教师和学生。

04

学校教育中的微观语言规划

Tollefson & Tsui（2014）认为二语习得进程是政策层面的一系列决定，它包括宏观层面的政策目标和执行，以及微观层面的政策目标和执行。Anthony（2014）认为宏观层面的语言规划主要通过教育来执行，某一项语言政策的推行与落实主要依靠学校教育的贯彻和执行。教育不仅可以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还可以有效推动理念的传播。教师可以通过个体的实践活动，成为课堂活动语言规划的制定者，发挥能动性。譬如,在我国的外语课堂中，尽管有国家颁布的外语 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但是教师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这 些标准和大纲进行教学,到底有没有隐性大纲的存 在,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除教师外,学生在外语教育规划中做出的选择, 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微观语言规划（如高中生对 英语、日语、法语、俄语等外语课程的选择）。在我国， 受英语全球化思维、传统观念、就业压力等影响，很多大学生不愿意选择非通用语种或学习第二外语，这也是在进行一种语言规划。学生作为语言规划的接受者,对外语课程规划有重要的反拨作用。学生对外语语种的选择将影响学校甚至一个地区外语课程资源的配置。影响学校微观语言规划的因素有很多，如 学校领导层、教师、资源、学生以及某一外语与本国、 本地区历史和社会的关系等，其中学生的需求是学校环境下语言规划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重要的构成要素。例如，新加坡教育部于2014年实施了一项教育改革，即语言规划的重心从高度统一的国家层面的宏观系统以地方为中心的微观系统转移 。教师和学生对自己教了什么和学什么有了更多的选择。新加坡教育系统的转变基于来自全球和地方的需求。这就尽可能地减少了来自地方的阻力，最大限度地惠及学生。

在学校教育层面,宏观规划和微观规划紧密相联，密不可分。国家或政府宏观层面的语言规划和政策学校层面的微观规划来帮助其执行，还需要微观层面的语言规划对宏观语言规划产生能动性。政策的落实不但要依靠文件的传达 ，还 要依赖各个层级单位的执行，所以我们认为在任何语言教育规划中，都需要做到宏观规划和微观规划的结合。如果想要宏观语言政策在学校体系内有效地执行，那么它一定离不开微观语言规划。

05

微观语言规划对我国外语教育的启示

微观语言规划一般关注较小范围或领域的语言问题，且重视语言规划者的能动性问题。微观语言规划在我国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结合前文中的案例和分析，从以下三个方面提出启示。

一、开展各地区的不同行业外语人才需求分析， 以制定基于地区的领域外语规划

当前国人对外国国情了解有限,对未来的外语需求分析尚不充分（李宇明2018）。我国幅员辽阔， 地大物博 ，各个地区都有各自的优势行业和领域，依照微观语言规划的观点，各地区需要对本地区的 各行业（尤其是龙头行业）、各领域的外语人才需 求状况做一次详细调研，调查本地区现有外语人才 的储备情况、人才的缺口数目、现有人才的外语水平、亟需的外语能力，对外语人才需求做一个前瞻性的分析。应该做到优先发展本地优势产业或行 业的专业外语教育。例如，钢铁行业发达的地区可以 优先发展和钢铁相关的专业外语教育，计算机产 业发达的地区可以优先发展计算机专业外语。此 外， 各地 发展水平不平衡，这种需求分析要因地制宜,要分地域和地区进行。例如，在我国发达地区的高校外语教育可以采用“学术英语+行业专门用途英语教育”的模式，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由于原有外语水平的限制，需要进行“传统的通用 英语教育+—定的行业英语教育”的模式。这样既可以发展各具特色的地区外语教育模式，又可以促进本地区龙头行业发展，让本国企业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

二、各地高校应制定各自的微观外语教育规划 

在我国的外语学习者中，绝大多数都是英语学习者，目前开设的其他语种也仅限于日语、法语、西班牙语等语言。非主流语种是当前我国 外语教育和外语生活中面临的大问题（同上）。外语语 的 划需要 语 在国 我国的外 关系、地缘政治、经济实力、人文交流、国家安全等因 素，服务国家发展需求。例如，我国边疆地区大约有 30个跨国、跨境民族。当地高校应制定自己的微观外 语教育规划，大力发展国别与区域研究，因地制宜，培养地域接壤国语言的人才。例如东北地区高校可以优先发展俄语、日语和韩语等,西北地区高校可以优先发展俄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中亚诸语种，西南地区高校可优先发展印地语等东盟和南亚地区语种， 华南地区高校可优先发展东南亚和非洲诸语种。在此基础上，对非通用语种的专业设置、招生人数、专 业教师配备等也需要做出明确规定，否则在微观执 行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各类阻碍。

此外，各个高校还可以根据本校的学科优势，优 先发展优势学科的专业外语。如工科类学校可以优 先发展工科类专业外语，商科类学校可以优先发展 商务外语,法律类学校可以优先发展法律外语，综合类学校可以在学术英语教学的基础上发展不同类型的专业外语。

这样既可以发展各具特色的高校外语教育模式，又可以促进本地区和其邻国的贸易往来，进而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不仅可以为国家的宏观语言规划服务，还可以为国家培养从事地域问题和国际事务研究的专门人才。

三、重视学校微观语言规划中学生和教师的能动性

由于外语教育规划主要依靠外语教育活动来实现，因此我们需要关注学校外语教育中微观语言规 划。教师和学生是微观语言规划的关键因素。他们通过参与语言教学或学习实践，成为课堂语言规划 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因此，我们在落实某一项外语教育政策时，首先需要让教师清楚地了解政策制定 的初衷、内容、执行环节的注意事项以及政策实施的评估等，避免教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使用“隐性大纲” “隐性教学方案”等情况。例如，如果政策强调学生 的外语应用和创新能力培养，要避免教师在执行 过程中仍然采用应试教育的“隐性教育方案”。此外，我们需要给学生提供便捷学习资源和丰富的课程菜单，让他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进行有效的语言学习。

结语

本文详细阐释了微观语言规划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宏观语言规划和微观语言规划的关系，说明了宏观语言规划执行不力往往是因为忽视了微观语言规划。研究表明，只有对微观领域的调查分析够详尽，才能保证宏观政策的微观执行的顺利与畅通，保障我国外语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满足国家发展战略需求。

文章来源：《外语研究》2022年 第1期

编辑：刘亿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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