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赤诚之心培养高层次少数民族音乐专业人才——田联韬教授学术访谈（文/于晓菲）

Original 人民音乐人民音乐杂志 2022-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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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身之本：田野调查

于晓菲（以下简称“于”）：田老师，您原来的专业方向是理工科，志愿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工程师，怎么会关注到少数民族音乐，并走向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这一道路的呢？

田联韬（以下简称“田”）：我原是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学生，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出于参加革命解放全中国的热情和在比较艰苦条件下获得自身锻炼的愿望，我带着一台旧手风琴参加了第二野战军文工团，成为革命文艺工作者。但最初我是把文艺工作作为暂时的短期任务，打算在全国解放后仍然继续理工科的学习。对我改变志愿起了决定性影响的是1950年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在贵州7个月的慰问演出工作。那时贵州解放不久，有些边远县区还被叛匪盘踞。在访问工作中，我了解到过去民族之间的歧视与压迫，基层群众的困苦，特别是在黔西北高寒地区，公路边衣不蔽体的儿童让我感触深刻。在访问团的工作过程中，我们学习了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积极地参与慰问少数民族群众的工作，充满热情地学习少数民族音乐，努力地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新节目。在此期间，我开始学习记录民间音乐，并且大胆地尝试着创作歌曲。经过在贵州七个月的工作，我对少数民族同胞和少数民族的音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也对音乐创作产生浓厚的兴趣，决心终生从事革命的音乐工作。结束贵州的工作回到重庆后，当年我发表了第一篇音乐论文《贵州苗族音乐的初步介绍》和第一首音乐作品，歌曲《家家户户运粮忙》。可以说，贵州七个月的工作，影响了我一生的专业道路。

▲1953年赴朝鲜慰问伤员，

为郎毓秀教授（中）手风琴伴奏

1960年，我由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之后的二十多年间，我曾十多次前往少数民族地区深入基层，体验生活，收集和学习少数民族音乐，先后接触了藏、苗、侗、傣、佤、布朗、彝、蒙古、维吾尔、塔吉克等民族的音乐，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加深了对少数民族音乐的了解。在“民院”期间，我是以作曲主科、作曲技术理论课教学和音乐创作为主。1980年，我和“民院”的同事开始承担《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的组稿、撰稿工作，工作逐步转为作曲与音乐学并重。1984年调到中央音乐学院后，专注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与人才培养的工作，1986年开始招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方向的硕士生，1996年招收博士生；同时承担了国家课题，进行以藏族音乐为主的田野工作，音乐创作的活动就放在次要的位置了。

▲1987年与才旦卓玛在演出后合影

▲1993年参加柏林国际学术会议

于：20世纪80年代罗传开主编的《音乐与民族》一书介绍了国外民族音乐学家如日本的山口修、美国的内特尔、匈牙利的巴托克等人的经典文章和多个国家音乐词典中关于民族音乐学的条目，民族音乐学也在1980年“南京会议”后在国内广泛传播，您是如何看待西方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的？

田：在我开始接触西方民族音乐学理论时就对此感触颇深。民族音乐学在国外已发展多年，无论是从学科理念、工作方法等方面，都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的考察研究工作有着很多的契合点。西方民族音乐学家最初主要是研究非欧音乐-“非我音乐”，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从事少数民族音乐工作的多数是汉族音乐工作者，考察研究的是少数民族音乐，也是研究“非我音乐”，同样会产生局内-局外、主位-客位等研究视角。民族音乐学强调田野工作，关注文化背景，在中国研究少数民族音乐一直强调采风的重要性，也开始关注民族的历史文化情况。试想一下，汉族音乐工作者研究少数民族音乐能够脱离实地考察（采风）吗？

于：杨秀昭老师曾回忆你们1963年去贵州调研时随身携带一份“调查表”，内容包括“曲目概况——含歌名（曲名）、题材内容、演唱（演奏）形式、演唱（演奏）习俗及其场合等；演唱（演奏）者和翻译者——含姓名、性别、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采录情况——含记录时间、地点、场合与记词者、记谱者的姓名等等。”是不是可以说那时你们已经初步具备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视角了？

田：是的，那份调查表是60年代由音乐研究所传来的。我们在田野工作中把调查表附在所记录的曲目和音响资料之后。那时，我们除了关注音乐本体之外，也开始关注文化背景的材料了，这体现了我国早期民族音乐学调研工作的理念。

你是否观察到，我们在五六十年代进行的工作和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工作十分相近？其实，在50年代后期“音研所”出版的一系列民族音乐考察研究成果，如《苗族民歌》《西藏民间歌舞堆谐》等和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方暨申对侗族民间音乐所做的住居式体验，都已在工作中显示出民族音乐学的基本特征了。

80年代，我们很自然地接受了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方法，并将它运用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工作中，这是由于我们之前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原本就有许多共通之处。这正可以说明一切合理的、科学的理论都来自于实践。

▲1975年在西藏贡嘎机场旁打麦场上

▲1986年在甘肃甘南州采访

▲1986年在青海玉树藏族节日现场采访

于：您长期致力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和创作，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您是否认为田野调查是从事少数民族音乐工作的“立身之本”？您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都有些什么体会？

田：田野工作确是我们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立身之本，可以说，我所了解到的民族音乐大都是来自于比较深入的田野工作。少数民族音乐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要想全面了解少数民族音乐，必须深入基层农村、牧区，通过访问、采集、研究来学习民族音乐，不能闭门造车、纸上谈兵。在田野工作中主要的体会有以下几点：首先要全面了解当地情况，比较准确地选定考察点；工作中不要怕吃苦，不要怕走路，不要怕碰钉子，要尊重被采访的对象；调查、采集工作要力求全面、细致。

二、研究方法的根本原则：兼容并蓄，为我所用

于：目前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领域，主要有三种理论方法，即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这三种方法在学术界中都有一定的影响，您是如何看待这三种研究方法的？

田：目前来说，这三种理论方法处于各自为营、自说自话的“混战”局面，我想这主要是由于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造成的。

有些支持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学者，认为传统音乐理论的研究方法比较保守，偏重于音乐本体与文献的研究，缺乏对音乐文化背景的关注。我认为，虽然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存在某些不足，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全盘否定民族音乐的理论与方法。应该看到，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重点主要是针对汉族传统音乐的研究，汉族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字传统，历朝历代保存了极其丰富的文献与乐谱，建国以来，音乐学家运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方法已经做出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由于丰厚的资料积累，汉族传统音乐的部分课题，如曲牌音乐研究，即使不做田野工作也能够做出有水平的成果。难道我们能由于较少运用田野工作的方法，而否定传统音乐的理论方法吗？事实上，在中国音乐学术界，不同的理论支派之间已经在互相学习，相互吸收有益的养分，许多研究汉族传统音乐的研究生也吸取了民族音乐学的养分运用于自己的学位论文之中，这是发生在音乐院校有目共睹的现象。

矛盾还发生在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学者之间。国内外多数学者的共识是广义的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学科范围，包含着偏重音乐学与偏重人类学的两个支派，前者可说是狭义的“民族音乐学”，仍写为Ethnomusicology，后者一般称为“音乐人类学”，写为Athropology of Music。二者的差别主要是在学术观念与研究取向方面，一个主张“文化背景中的音乐研究”，偏重于音乐学研究；另一个主张“音乐就是文化”，偏重于人类学研究。对于文化背景的重视，二者则是相同的。从西方学界的情况看，这两个支派的学者并没有相互否定对方，抹煞对方。但是国内某些倡导音乐人类学的学者，竟提出音乐人类学应取代民族音乐学的主张，不顾音乐人类学祖师梅里亚姆也承认音乐人类学属于广义的民族音乐学学科，也不顾梅里亚姆确定的音乐人类学原名是“Anthropology of Music”，偏要抠字眼，将国内学界早已确定的民族音乐学的译名“Ethnomusicology”改称“音乐人类学”，其意图很明显，就是取代偏重音乐学的“民族音乐学”支派，人为地制造学术观念和学科名称的混乱。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不利于我国传统音乐研究事业的发展。事实上，音乐人类学并不可能取代民族音乐学，因为许多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课题，根本不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比方说，“某个民族传统音乐的形态特征研究”，又如“某个民族音乐色彩区研究”，是人类学的课题吗？

客观地看，音乐人类学就是广义民族音乐学学科下属的、与狭义民族音乐学学科并列的一个学科支派。现存的三种支派各有倾向，或偏重音乐学，或偏重人类学，或偏重中国传统音乐理论，并无正误、优劣之分，各学科支派应该相互虚心地、客观地学习、了解，取长补短，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健康地并行发展。借用费孝通的名言“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岂不更好？

于：您在指导博士论文的教学过程中，更倾向于哪种研究方法？

田：针对学生的论文选题，我会尊重学生的意愿，与学生一起分析研究，确定课题，并根据课题的内容、性质和学生的学术兴趣来选用比较合适的研究方法。我指导过的学生论文，既有采用民族音乐学方法的，也有运用音乐人类学方法的，也有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的。我认为，三个学科支派的理论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不会强迫学生采用某种理论方法。其实，任何学者都可以有自己的学术倾向，这是自由而开放的。就我个人而言，我的研究工作主要面向少数民族音乐，偏重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偏重于文化背景中的音乐本体方面的研究。我认为，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音乐丰富多彩，值得做音乐本体研究的课题太多了。我始终认为民族音乐本体的研究应该受到重视。所以，我指导的博士生做论文选题时，我会希望他们选择民族音乐更为丰富的课题，即使学生的课题偏重于音乐人类学的文化研究，我也要求学生做好课题中的音乐本体分析部分。

三、音乐教学：从摸着石头过河到因材施教

于：通过建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这一学科方向，您也在教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教学理念，有哪些经验是可以分享的？

田：我们这一年龄段的教师是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专业音乐工作者，也是音乐高校的第二代教师，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经历过研究生阶段的学术训练，因此上世纪80年代当我们开始担负起研究生教学工作任务时，真是白手起家，摸着石头过河，困难重重，只能边教边学，积累经验，逐步提高教学水平。回想当年，我们曾广泛地向国内外的学者请教，收集了多所欧美音乐院校的教学资料与课程设置材料。起初没有合用的课本和教材就设法寻找相关中、外文资料提供给学生阅读。为了使学生获得全面的修养，我们安排学生去兄弟院校选修民族学和语言学等人文科学类的课程，并要求学生熟练地掌握国际音标。在学生基本奠定音乐专业与人文学科知识基础之后，下一步即面临学位论文的选题与随后的田野工作与论文写作。

对于田野工作的要求就不多说了，只提一点，我要求同学们在考察中不但要细致地关注研究的主体对象，还要尽可能地关注主体周边的各方面关系与各种材料。

关于论文选题，研究对象内容的充实与创新性当然是首要考虑的，同时，对论文写作的主客观条件也要认真对待，贪大求全是学生开题时常见的现象，需要及时调整。在这方面，我的学生也曾有过选题范围过大，经过教研室的讨论后，及时改换选题的经历。关于选题的来源，从我的经验看，一般情况多是学生提出课题与导师共同商定。但是，如果导师有较多田野工作的经验和研究课题的储备，也可以由导师向学生推荐课题，学生自主选定。这方面也曾有几个结果良好的例子。

在田野工作与论文写作过程中，我会提醒同学们注意，对于已有的某些民族音乐的定论或是现实中的一些音乐现象要敏锐地发现疑点，通过自己的考察和分析探寻正确的答案。对一些疑点深入探寻取得的研究结果，往往会成为论文的亮点、创新点。

我认为，博士生非常需要的是培养自己的发散性思维，要善于联想，善于提出疑问。当然，发散性思维的产生是有条件的，首先要扎扎实实地把有关的专业知识与理论知识的基础打好，有了比较充分的积累储备加上田野工作的体验与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才能够展开发散性思维，高质量地完成博士论文。

于：我发现您所指导的21篇博士论文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兼顾音乐本体与文化的分析，尤其是对音乐形态的研究，这是否与您前期作曲家的身份有关？

田：我创作音乐作品时，比较重视民族音乐的风格特色和感情内涵，尽力吸取民族音乐的养分来创造旋律，并运用民族化的和声、配器等技法，去体现少数民族音乐风格和思想感情。在创作中没有追求标新立异，也不盲目追求现代技法，而是朝着如何让作品被少数民族同胞所接受所喜爱的方向去探索。在音乐研究中也是一样，对于国外提出的各种理论、方法，不会去盲目崇拜。我认为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的方法也有它独特的东西，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我们既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全盘照搬西方，应该吸收我们传统音乐理论研究中的精华部分，结合西方的理论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

我认为，各个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必然表现出音乐形态的差异性。无论是研究哪个民族的音乐，只要有足够深入的研究总会找到它独有的特点。将这些特点归纳分析出来，提供给音乐学家和作曲家，提供给广大音乐爱好者都是十分有价值的、宝贵的财富。因此，我指导的博士生论文多数选择了音乐本体较为丰富的课题。按照常理，音乐本体分析的能力本应是音乐学者的“看家本领”，而对有些青年学者来说却是他们的弱项。我在这方面对学生的要求和帮助比较多，许多学生论文中音乐形态分析的部分成为全文的闪光点之一。但是重视音乐本体分析，绝非排斥文化分析，我认为文化阐释也是民族音乐研究中重要的部分，和音乐分析应该并重。民族音乐学提出“文化背景中的音乐研究”是很有道理的。我要求学生在论文中不要只偏重于其中一方面。论文中，既要有音乐分析也要有文化阐释，音乐形态、风格分析和文化分析部分都占有相当的比重，在阐释、分析时使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有联系，从而避免论文存在“两张皮”的弊端。

▲与博士们聚会

于：从学科或学科思维的角度来看，尊重学生本身的民族特点及性格特征也是促进教学以及学科发展的最基本要求。在您的教育生涯中，培养的学生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少数民族学生、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学生和内地的汉族学生，其中以少数民族学生居多。您在这种特殊的教学群体中，是否也形成了特有的教学理念及教学风格？

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是“因材施教”。这是基于我长期与少数民族同学相处，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工作中针对不同情况的学生给予帮助。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在专业方面。我的教育理念的出发点是以学生为重，根据学生的基础条件，通过指导，使学生的水平逐步提高，使他们的音乐作品或学位论文达到比较好的水平。在教学中，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鼓励学生增强知识储备，培养发散性思维。在论文选题的过程中，既给予学生充分的发挥空间，同时也充分发挥导师的作用，帮助学生做出客观的判断。从我带过的7位硕士生和21位博士生的总体来看，他们的学位论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其中3位还获得全校优秀博士论文的奖励。

其次是学生的性格方面。由于学生来自各地，不同民族、地域的差异性决定了人们性格的差异。另外，个人的性格也会有不同特点。除了关注学生的专业学习之外，我比较注意根据学生的不同民族性格与个体性格，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与帮助，目的是为了提高学生的自信心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完成学业。一般说，来自北方游牧文化区的学生与来自南方农耕文化区的学生往往体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特点，从学生的个体来说，有的学生较拘谨，自信心较弱，我以鼓励为主，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有的学生性格较开朗，过于自信，我会给他“泼凉水”，提醒他要谦虚谨慎。

我们专业方向的招生工作主动地倾向于少数民族学生，在可能的条件下，我们力求招收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第一，这是由于目前我国少数民族的民族音乐学高层次人才极为缺乏，对我国传统文化工作发展不利。第二，少数民族学生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与掌握，在研究本民族音乐文化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将能取得更为优秀更为深入的学术成果。

于：您能结合多年来的教学实践，对于今后的学科建设及教学提出几点希望和建议吗？

田：首先，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这个学科方向创立于中央音乐学院，近年来全国部分高校尤其是民族地区的部分院校也陆续设立了，我希望这个专业方向能够在中央音乐学院一直保留并持续下去，留一个学脉的种子，不要被边缘化。也非常希望中央音乐学院能够对这个学科方向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其次，对于现在年轻的学者或者在读的学生，我希望他们能够重视扎实的田野工作，这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现在科技手段、交通条件都比之前有进步，但反而使得有些学者的田野工作走马观花不够深入了，这样一来，田野工作收集的材料会不完整，学者观察体验的广度与深度也将有限。

最后，我希望年轻的同行们，在研究工作中要大胆，勇于尝试、敢于实践。凡事只要有信心，下苦功，不怕困难，原本不大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有可能完成，一定要有毅力和信心，不能退缩。

▲1995年在雷山县苗族山寨饮牛角酒

▲2009年在中央音乐学院介绍藏族乐器

结语

自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学科方向成立以来，田联韬作为学科带头人，始终奋战在教学一线，培养出了一批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高层次人才，促进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工作起到了推进作用。在对田联韬教授的数十次访谈中，笔者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作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教育与人才培养先驱的独特魅力与高尚情怀。推动田联韬数十年如一日在该领域不断耕耘的动力，正是来自于他对少数民族音乐和少数民族同胞的质朴而纯真的感情。这种感情，来源于他对所从事事业的不懈追求，更来源于他先后二十多次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田野调查的经历。这种感情随着岁月的流转而不断深化，也随着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专业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升华。

田联韬教授的经历和经验表明，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深入的田野调查这一研究的立身之本，它作为坚实的基础支撑起了这个专业的宏伟大厦；少数民族音乐教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对于保护和尊重各民族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的互学互鉴，从文化传承上推进民族团结具有强烈的示范意义。

▲2007年与老伴宋涛金婚合影

注释：

①1993年11月，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

②杨秀昭《田联韬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2010年第4期，第245页。

（本文原载《人民音乐》2019年第11期）

于晓菲青岛大学教师，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2016级在读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荣英涛

排版盛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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