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燚|弘毅为公——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开拓者伍国栋

Original 人民音乐人民音乐杂志 2022-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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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80年“首届全国民族音乐学学术讨论会”数起，取法西方的民族音乐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不过四十年，可喜的是，它已经成长为中国音乐学研究中颇具影响力的学科。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吕骥、杨荫浏、黄翔鹏、高厚永等一大批杰出学人的努力分不开，其中伍国栋先生作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开拓和践行者”① 从多个方面贡献了“民族音乐学的中国经验”，与同仁们为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7年在喀什考察

一点立足

迄今为止伍国栋先生共出版有133项著述，涉猎面较广。这里有“共时性”的民族音乐学收获，也有“历时性”的中国音乐史成果；有以域外音乐为研究对象的篇目，也有关于流行音乐的见解。但是，这些成果却可以说都是以中国传统音乐或曰民族民间音乐为基点。比如研究缅甸民族乐器是探求其与中国民族乐器之间的联系与区别② ，关注流行音乐是因为它的“民间音乐本质”③ 。

以中国传统音乐为立足点和伍先生的学术经历相一致。伍先生中学时就加入学校民乐队和成都西城区青年歌舞团民乐队，主要演奏二胡、三弦、竹笛等中国传统乐器，随后免试进入西南师范学院（今西南大学）音乐系主修民族乐器演奏。1979年伍先生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成为音乐研究所首届研究生，方向即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

民族音乐学来自于西方，原初并不是研究本土音乐的学问，而是以“异族音乐事象”为研究对象。而以伍国栋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民族音乐学家却有不同的建设方案，从一开始就以本土传统音乐研究为基础。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出国”是一件难事、缺少研究异族音乐事象的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本土传统音乐研究具有丰厚的学术资源、能够为民族音乐学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伍先生即是立足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从“民间合唱园地里的小花”④ 。侗族大歌开始，以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为双轮，走出了颇具中国民族音乐学特色的学术道路：关注切身性的现实课题，充分利用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丰厚资源，消化吸收西方民族音乐学的适用成分，警惕未经整理或转换的西方民族音乐学话语的随意拼贴或无效繁殖，建设中国音响、中国经验与外来学术观方法论相结合的民族音乐学学科。

应该说，伍先生的民族音乐学道路以中国传统音乐为研究对象不仅符合个人兴趣、具备历史必然，而且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2010年，在南京举办的第16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年会上发言

两种视野

伍国栋先生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具有民族音乐学的质地，它首先表现在学术观的“两种视野”方面。

第一种视野是“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文化相对主义是研究异族文化时自觉尊重异文化、平等交流的观念，是理解差别并尊重差别的一种社会训练。文化相对主义强调不以个人主观视野为标准，而是努力融入当地文化，尽量像“局内人”那样思考和行动，与之相伴的还有研究者站在“局外人”立场上来认识异文化。也就是说，文化相对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双重视野，而并非绝对的、僵化的、简单的价值处理。正如伍先生所说，“民族音乐学倡导树立文化相对主义音乐价值观，主张抛弃本位文化中心主义的音乐价值观，无疑会在本学科的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中发挥出它应有的积极作用。”

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的践行更为重要。伍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就深入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来调查多声部音乐和白族音乐；进入新世纪年逾花甲仍不断深入乡间社会实地考察，力求对研究对象有全面深刻的了解，熟悉音乐操作者的知识体系、分类系统，理解他们的概念、话语及意义等等。在日常生活中，伍先生也能换位思考，在坚持原则和与人为善之间达到平衡。

第二种视野是“音乐事象网络观”，即“把音乐事象与其他诸种有关自然、社会的复杂联系和音乐事象内部诸元素间的复杂联系作为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总体网络来认识”⑥ 。所以，伍先生立足音乐本体——律、调、谱、器、曲——的技术分析，强调建立音乐事象诸元素之间、元素与总体之间以及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动态结构的解释模式。伍先生旗帜鲜明指出民族音乐学的音乐事象是一种持续存在的音乐过程和形式，研究需要史学素养，并出版有《中国古代音乐》⑦《汉代杂技音乐》⑧ 等专门的音乐史文论。

三部代表作

在伍国栋先生的诸多论述中，有三本著作堪称中国民族音乐学的代表性成果，分别是《白族音乐志》⑨《民族音乐学概论》⑩ 和《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⑪ 。

由伍先生担任总主编、总撰稿的《白族音乐志》是中国第一本单一民族音乐志。中国一直有修地方志及艺文志的传统，《白族音乐志》与中国的学术传统进行了接通；它不是简单的资料汇集成而是建立在长期的田野工作基础之上，也不是单纯的乐谱集而是具有鲜明的人类学理论方法指导。总归，此著是中国传统的艺文志和西方的音乐民族志的结合，贡献至少有二：“其一，白族有了自己的第一部音乐志，也是第一部从音乐角度撰写的文化志，又是第一部从音乐文化角度撰写的民族志。又由于白族至今尚无自己的音乐史，按‘当代为志，后世为史’之说，它在‘白族音乐史’方面产生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其二，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音乐发展历史和当代的音乐研究学术领域来说，该项目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典型性意义。”⑫

▲1985年，撰写《白族音乐志》与云南白族唢呐艺人杨学仲全家合影

▲1982年，广西瑶族音乐调查（右四）

学术至少包括四种类型，即“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⑬ ，《民族音乐学概论》则可以说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影响深远，成为民族音乐学和相关专业的必读书，被众多民族音乐学家视为“名著”。它是中国民族音乐学发展过程中的突出成果，也是极具中国特色、为世界民族音乐学贡献中国智慧的著作，“对整个‘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学术、教学体系建设的影响，不亚于梅利亚姆著作当年对‘北美民族音乐学’学科建设的影响。”⑭

《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综合研究》可谓乐种个案研究的范例。“乐种”概念在20世纪50年代即提出，1999年袁静芳先生出版的《乐种学》将这一概念提升到学科分支的高度。不过这些阐述“仍属原则性的框架构建”⑮ ，《江南丝竹》则是乐种学研究的实践体现，以江南丝竹的丰富材料为基础，从传统继承、生存环境、乐社组织、编制与演奏风格、曲目类型、变体势态等多方面入手，建构起乐种构成的“历史、文化、本体三要素”模式。如果说《白族音乐志》属于“发现的学术”，《江南丝竹》则更偏向“综合的学术”，“以多学科、多视角、不同层而相互印证，把一个乐种的来龙去脉和艺术本质论说清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区域传统音乐品种的范本”⑯ 。

四条路径

不同的民族音乐学家具有不同的研究路径，伍国栋先生的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如下四条。

第一条是开放的路径。文化人类学本就是开放的学科，广泛吸收诸如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作为下位学科的民族音乐学亦具有开放属性，诚如伍先生所言：“无论是在国外比较音乐学的历史阶段，还是在国内外民族音乐学的现实阶段，不同国家的不同学者个体和群体都各自以不尽相同的研究取域和创新方案，从相对统一的理念和方法论格局上，充实和完善了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学理。我们与其偏好地将现代民族音乐学视为是某个国家或某个学科主要影响下的‘造物’，还不如将之视为是世界各国音乐学家个性地将之与多个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本体音乐文化背景综合交融的产物。”⑰

伍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除了前面的三部代表作，其他像《论民族音乐现象的系统化结构》⑱ 《民族音乐现象系统化结构的综合研究》⑲ 《创乐神话和音乐起源论》⑳ 等论文都非常明显的属于多学科观照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伍先生一直以开放的态度从事学术工作，在民族音乐学的“共时”研究中引入“历时”维度，在观点上也不拘门户之见、倡导兼容并蓄，鼓励学生要有自主意识、多发表不同见解，年过古稀仍在呼吁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加入影像志等等。

第二条是实践的路径。伍先生坚持认为民族音乐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的学科，秉持不作空谈、紧密结合实践的治学态度，明确提出“贵在实践”的学术信条。他还要求学生掌握研究对象所包括的相应音乐技能，即便我们达不到专业水准，也要尽量去实际操作，只有这样才能更直观和深入体会音乐事象。《民族音乐学概论》的写作，也是建立在丰富的民族音乐学学术实践之上，音乐学家王耀华先生称赞“有的放矢，重点解决实践中的问题”。

第三条是音乐的路径。伍先生认为，民族音乐学在国内主要存在于音乐院系或音乐研究机构，需要发挥音乐学优势，不能只见“文化”不见音乐，这样的“文化”因为缺少对音乐的深入把握也只能是“伪文化”。民族音乐学需要人文阐述和理论超拔，但前提是对音乐事象的深刻把握，但也要克服文化阐释与研究对象的“两张皮”现象。

第四条是田野工作的路径。民族音乐学的实践包括三个层面，首先就是音乐行为直接观察和介入的田野作业实践，然后是音乐对象特定技能造作和运用的工艺实践、综合考查材料的描述和解释实践㉒。伍先生把田野工作提高到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的高度，并认为田野工作是民族音乐学区别于其他音乐学科的关键。田野工作是长时间的生活与全面参与观察及体验，不仅和音乐相遇相识而且和活生生的人相遇相识，不仅有利于学术成果的完成而且也在加深我们对人性、对自身的认识。

▲2011年12月，南艺副院长何晓佑接受伍国栋撰写的十年任教感言

五重角色

伍国栋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者，而且还有其他四种重要角色。透过其他四种角色的观察，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伍先生的学者角色。

当然，伍先生的第一重身份还是“学者”，朴实的学者。首先是他敬畏学术，以行动告诉我们“文章千古事”，并把这五个字作为《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传统音乐》自序的开篇；其次是具有朴实的学风，肯下“笨”功夫，田野工作通常是经年累月、去而复返；第三是具有朴实的文风，尽量选用本土化的不需特殊解释的词语。

第二重身份是“师者”。如果自1960年西南师范学院音乐系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算起，伍先生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已近六十载。他不仅坚守教学一线，也撰写《怎样写论文的“摘要”》《选题和研究如何体现“音乐学”本色——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问题答疑》等一批教研论文。在我等学生的眼中，老师是典型的“严师慈父”形象：在学品、人品方面要求严，在生活方面关爱有加。

▲2009年，在南京艺术学院与毕业博士生合影

▲2011年12月，学术研讨会上与嘉宾及研究生合影

第三重身份是“编者”，这一角色经常被忽略。伍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期间曾担任《艺术学教育与科研》主编；2002年出任《音乐与表演》主编，2008年刊物成为CSSCI来源期刊，2015年成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伍先生有“勤细亲公术”的办刊五字诀：“勤”，尽力也，是职业态度的基本体现，虽不等于有效却是通往有效的主要途径；“细”是在整体把握前提下的“细致”和“细心”“用心”；“亲”，编辑要主动组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建立与人为善的学术交往关系，扶持有潜力的年轻学者；“公”，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要永葆学术良心，决不能为私利坏了礼数；“术”则是要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能力、扩展学术视野。

第四重身份是“仁者”，仁者爱人，也爱生活。伍先生曾多次提醒我们，做人要“内方外圆”，这样既坚持了内心的规矩，与外界接触又不至于磨损太大。其实，这又谈何容易——外面圆了，内心往往也会习惯性地随之丢失坚持。伍先生自身也不能说做到了这一点，或者说，恰恰相反，先生做到的是“外方内圆”，做事坚持原则、坚持操守，内心又丰富圆融。一些人认为伍先生“严肃”，是因为只看到他对学术的态度，却很少接触到生活状态、或者还不能理解学人的志趣。伍先生学术研究之余生活丰富多彩，练习书法、篆刻，喜欢养花、遛狗、钓鱼、旅游、摄影、烹饪，将近七十岁还考下驾照。伍先生热爱生活，在外表现为与人为善、与世无争、悠然自得；伍先生热爱学术、坚持操守，在外则如于庆新先生所言，“平时温文尔雅，但在关键时刻敢于拍案而起”。无论何种表现都出自一个“大爱”，“爱人也以德”。

第五重身份是“士者”。伍先生绝非学术活动家，却是“非常有良知的、‘不那么公共’的公共知识分子”（秦序）。他一直关心公共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重大问题保持关注，提出自己的见地。这在学术方面也有体现：上世纪末《人民音乐》筹划“纳西古乐”稿件，伍先生接受采访并发表《“纳西古乐”名实谈——答〈人民音乐〉记者问》直指“云南丽江纳西古乐队”名不符实㉓；以一篇《岂一个“乐派”了得——传统音乐流派与“中华乐派”刍议》对“中华乐派”提出商榷。伍先生的学生杨曦帆则认为伍老师对于学生其可亲可敬之处不仅仅在于所传授的民族音乐学知识，重要的还是他的为人处世；为人处世并不局限于与人为善做一个中庸的老好人，真正要紧的是老师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正义感和批判精神㉔。

▲2006年，调查云南纳西洞经音乐

▲1995年，在云南与摩梭人在一起

无论作为学者、师者、编者抑或仁者、士者，无论是对学术的严格还是对生活的宽融，无论是对学生的谆谆教诲或者对国家对社会“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㉕，在伍先生身上都凝结为“热爱”。在当前社会，既有出世精神，又兼具入世情怀者，鲜矣。

▲2007年，《江南丝竹》结题与夫人张真在乌镇

注释：

① 项阳《伍国栋：“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开拓与践行者》，《中国音乐》2012年第1期，第56-60页。

② 伍国栋《缅甸民族乐器与缅中民族乐器之联系和比较》，《民族音乐》1986年第1期、第2期。

③ 伍国栋《通俗歌曲及其传播的民间音乐本质》，《人民音乐》1988年第3期。

④ 伍国栋《民间合唱园地里的小花》，《人民音乐》1982年第6期。

⑤ 伍国栋《民族音乐学概论（增订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2年版，第75页。

⑥ 同⑤，第90页。

⑦ 伍国栋《中国古代音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