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哈马斯突然袭击了加沙以东的以色列占领区，杀死了好几百人，其中主要是以色列军人。巴以局势骤然紧张。国内舆论也是迅速分化成了两派，一派支持哈马斯，一派支持以色列。而且大家也很明显的发现，这种分化跟俄乌战争上的舆论分化存在某种密切的关系，支持哈马斯的人，大概率同时支持俄罗斯，支持以色列的一派呢，往往也有较大概率支持乌克兰。当然，还有一派，像胡锡进这种，在俄乌战争上和稀泥的，在巴以冲突上也继续和稀泥。可见巴以冲突和俄乌战争确实存在某些道义或者利益上的关联。挺乌克兰同时又挺以色列的人，他们一边认为在俄乌战争上他们在非常正义的反侵略，一边又认为在巴以问题上虽然以色列侵略了巴勒斯坦的领土的，但是巴勒斯坦前几十年打了五次中东战争都打败了，所以就不应该反侵略，应该认命。这个逻辑明显是自相矛盾的。我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崛起的三个维度与人类未来：从俄乌战争中的“印度网红”现象说起》。这篇文章里讲了，当前国际斗争的主要方面，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与以美国为代表的维护后殖民时代的霸权主义新殖民体系，这两大人类发展路线之间的斗争。中国是联合国五常里边，唯一一个在近代没有殖民侵略历史的的国家。——民族国家拥有领土主权，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国际交往主体，这些基础的国际政治原则是从近代才开始形成的。中国近代史是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算的，这个时候中国才开始近代化，融入近代国际秩序。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概念，带有“文明等级制”色彩，天朝处于文明的最顶端，然后根据其他国家服从“王化”的程度——也就是接受中华文明的程度——来区分为不同等级，有封国属国、也有蛮夷之国，由此来建立“天下——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这套体系在进入近代以后就瓦解了。中国也融入了新的由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开创的这套国际体系。不同国家融入这个体系的时间不同，它们进入近代的具体时间点也有差异。中国公认的就是从1840年开始。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都是被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国家。新中国的成立，就是中国人民通过革命斗争、逐步推翻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以及他们在中国代理人，获得完全独立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就是殖民地人民反侵略斗争最重要的胜利成果。苏联不算，因为俄罗斯帝国是殖民侵略国，苏联只能算是社会主义的代表，它代表不了殖民地国家，它自己后来也走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道路。一直到今天，中国还因为殖民列强侵略的历史遗留问题，而没有完成完全的国家统一。中国人民对遭受殖民侵略的国家和民族所遭受的苦难，具有感同身受的同情；对他们反抗殖民侵略的斗争，从道义上一直持强烈支持的态度。这也是中国政府一贯的国际政策立场。我在那篇文章里边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阿根廷跟英国的马岛主权争议。这个问题的历史非常复杂，而且基本不涉及中国的国家利益，距离中国十万八千里。我们完全可以持中立态度，谁也不得罪。也可以拿这个立场来做交易，特别是跟英国人做交易。因为阿根廷比较弱小，没有什么利益可以提供给中国，而英国比较强大。我们完全可以从中国的短期利益出发，跟它搞点利益交换，比如说你卖给我一点先进的战斗机，换取我承认英国对马岛的主权，等等。但事实不是这样，中国政府不管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立场都是一贯明确的，就是支持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要求，坚决反对英国对马岛的主权要求。为什么？就是因为马岛问题是西方对南美洲数百年殖民入侵的历史遗留问题。阿根廷政权是南美人民反殖民侵略建立起来的独立政府。这种殖民入侵遗留问题上、殖民宗主国与殖民地人民之间存在争议的问题，我们一律是坚定的站在殖民地人民这一边的，从来没有动摇过。这个立场毫无疑问是正义的。我们不说它是超越国家利益的，至少也可以说它是独立于国家利益的，不会拿一些短期国家利益去做交换的。从马岛问题的中国立场，来看待巴以冲突和俄乌战争，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说：巴以冲突是西方殖民入侵的历史遗留问题，以色列是殖民侵略者，而巴勒斯坦人民是反抗者。而在俄乌战争中，俄罗斯不是殖民侵略者，乌克兰在近代史上也不是俄罗斯的殖民地。这里的关键词是“殖民”，就是一块原本已经有原住民的土地，一个外来的种族跑过去用武力强行把原住民赶走或者把他们变成被奴役的下层阶级，把自己变成这块土地的主人和统治阶级，这叫殖民。双方都同意的移民，不能叫殖民。俄罗斯人在东乌克兰，是原住民，不是殖民者。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建立，就是建立在殖民入侵基础上的。据说他们的祖先大约两千年前曾经在巴勒斯坦的土地上居住过，所以他们想要在这里重新建立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国家。这个理由完全站不住脚。两千年前的历史本身就不一定靠谱。中东地区在一两千年前，就没有可信的历史记录，都是在拿着一些宗教经文说事儿。但这个我们不去深究，就算它靠谱，也不能作为以色列的建国依据。如果这都能作为建国的法理依据，那全世界所有国家都会立刻开始争夺领土的战争，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过去两千多年里没有发生过领土的变化。当今世界，国家主权和民族自治权的法理依据，最远最远也只能是近代以来历史和现实。也就是民族国家、国家主权这些近代国际秩序的基本原则被广泛接受以后的历史和现实。以前的可以作为感情参考，不能作为法理依据。近代以来也有很多争议，不能完全理得清楚。但至少有一个底线：如果一个民族在从近代开始就没有长期在某个地方居住过，而是以武力为支撑再跑过去声称自己有权独立建国或者搞民族自治，那就是非法的殖民侵略。这是底线。中国今天声称的国家主权范围，全都有近代以来的法理依据。也就是1840年以后的中国政府曾经拥有过这些地方的主权。不是说只要1840年以后治理过的地区都要，还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但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这一条都不满足的地方，我们也不会去要。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阿拉伯人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上千年，犹太人已经离开了接近两千年，绝不存在还有任何主权声索的权力。该地区之前长期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后来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英国人强行给占领了，通过国际联盟走了个程序，然后给它起了个名字叫英国托管地。这个名字很恶心人，它就是英国殖民地，是英军通过对奥斯曼土耳其的长期战争抢过来的。它不是托管地，这地方之前不是没人住，当地人民也没有委托英国人来管理。犹太人是外来殖民者，在英国侵略军的枪炮保护下，跑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来建所谓的“定居点”，还建立了自己当武装，本质就是殖民开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巴勒斯坦人仍然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体民族。此时，当地的犹太居民，在他们合法购买的土地上可以保留居住权，但也应该作为少数族裔而存在、服从由本地主体民族主导的政权的统治。但是，在英美殖民列强的操纵下，犹太人在联合国搞了一个霸权主义性质的决议，要求跟当地人民平分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占55%，而且其中绝大部分海岸线和水土条件好的地区都被划给以色列。在英国殖民侵略军离开以后，他们建立一个新的殖民政权，也就是以色列。这是在逆二战以后世界各国要求驱赶殖民者、获得国家民族独立的历史潮流而动，它在本质上是不合法的，也不应该被承认。它是殖民主义的余毒，巴勒斯坦地区的人民也坚决拒绝承认这个决议。为什么说这个决议不合法？合的什么法？联合国上面没有更高一级的成文法，比它更高的只能是基于人类道义认知的自然法。联合国也不能通过投票来作恶，这就是最基本的自然法。这就好像朝鲜战争，美国带领的联合国军也是打着联合国的决议来参战的，我们的志愿军进入朝鲜跟它开战，看起来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但本质上我们才是朝鲜人民的合法权益的保护者，联合国军是侵略者，他们开进朝鲜半岛参战是非法的军事行动。因为朝鲜和韩国在近代历史上曾经属于同一个国家，国民主体在血缘和文化上是同一个民族。二战以后，它们之间爆发的内战，是一场国家统一战争，不是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它是由韩国首先进行军事挑衅和对主张统一的本国政治家金九进行政治暗杀等一系列活动引发的。联合国军未经双方允许，出兵单方面帮助韩国，而且越过韩朝分界线打到鸭绿江边，公开宣布要消灭朝鲜政权，不管它有没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它都是非法的，违反了二战以后国家间关系的基本道义准则。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发展历程，就是美国历史的二战后版本。美国是先殖民到北美洲东部，杀掉或者赶走了那里的印第安人，建立十三个东部州的政权，然后搞“西进运动”。西进运动持续了上百年，正规军、民兵和具有冒险精神的居民个人，三股势力齐头并进。普通居民拿着枪、去西部找一块地圈起来建房子，有了定居点，那就是美国政府需要保护的人民私有财产。等他们跟印第安人发生冲突，那就是美国人民遭遇到了印第安匪徒的袭击，正规军就跑过去，和当地民兵一起，保护本国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强制印第安人搞“迁徙”，不愿意迁徙的就杀掉。他们用这种方法，把印第安人从东海岸一直“迁徙”到西海岸，最后迁徙完了没地方去了，印第安人也就基本死光了。白人这才彻底占领了整个美国。提到这段历史，我还要插一句。竟然还有好多人相信印第安人的灭绝主要原因是“天花”病毒的传播造成的。这是违背人类基本科学常识的谎言。人类群体对目前我们已知的任何可以快速传播的病毒都可以快速形成免疫屏障，这是生物学的基本原理。艾滋病是1981年发现了，在非洲大规模传播了四十多年，现在已经有很多非洲人拥有自然抗体了，终身不会感染艾滋病毒。欧洲的黑死病，比天花严重的多，传播速度极快，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四五十，六年致死了欧洲30%的人口，但大规模死亡浪潮也就持续了6年，没有出现什么特殊的治疗技术，死亡率自己就下来了，大规模疫情自己就结束，欧洲人口也快速恢复了。清朝的时候，满洲人刚刚征服中国，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也被天花病毒袭击，死了好多人。康熙皇帝能继位，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过天花，但没有死，有了抵抗力，为了保证新政权的稳定，才选择他继承了顺治的皇位。过了几十年之后，满人就已经不再把天花太当回事了，因为经过自然选择，能抵抗天花病毒的基因保留了下来，在人群中占了很高比例。不是说天花消失了，而是它在满人中传播制造的死亡率已经很低，不可能再对整个种族的生存构成值得一提的威胁。天花是西班牙人最初带到美洲来的，一开始当地人因为没有天花的免疫能力，确实大批大批的死亡，但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传播，死亡率已经很低了。哥伦布到达美洲是1492年，美国成立的时间是1776年。西进运动开始到时候，西班牙殖民者都来了三百年了。这个时候美洲大陆还到处都是印第安人，数量非常多，可以跟美国殖民者到处开战。在生物学上，就不可能经过三百年的传播，天花病毒还能让印第安种族人口一直减少到快要绝种的程度。谁要相信这个，那真的是没有头脑。印第安人主要就是被西方殖民者杀光的，这一点毋庸置疑。以色列殖民巴勒斯坦的套路跟美国是一样的，就是先移民建定居点，然后找各种借口建立民兵组织，跟当地居民抢地盘，互有杀伤，一旦出现暴力行动有犹太人死掉了，那就是当地居民搞恐怖主义，国家正规军大规模开过来把当地居民赶走。所谓的犹太人定居点，就是殖民开路先锋队。这里边的平民并不是真正的平民，主要是武装殖民者。最后，他们巴勒斯坦人压缩在一个一个的小的聚集地里边，再用军队控制这些地方的交通要道、水源、电力等等。随时可以把他们一把掐死。之所以一直没掐死，跟美国西进运动不一样，不是因为他们比美国殖民者更文明。以色列军队也搞屠杀，比如1982年的贝鲁特大屠杀，就是军队直接冲进难民营，对难民进行屠杀，连婴儿也杀，死亡人数大约在800人到3000之间。组织这次屠杀的将军沙龙，竟然还在2001年当选为以色列总理，可见以色列人对屠杀平民这种事情是很赞成的，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但因为毕竟这是现代社会了，信息传播速度太快，有国际舆论盯着，像美国西进运动的时候直接整村整村的屠杀这种事情不好公开办。所以主要还是以温水煮青蛙为主。现在的巴勒斯坦人，在联合国那个分立决议划给巴勒斯坦的领土中，是一个什么生存现状？名义上有一个巴勒斯坦当局，好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孤立的聚集区，一个一个的生存孤岛，大小也就相当于于一个小城镇，出入的路口都被以色列军警给封锁了。从这个聚集区到另外一个聚集区，走亲访友也好、做生意也好，必须经过封锁线，要被以色列军警严密检查，要有“良民证”。以色列军警随时可以因为觉得某个巴勒斯坦人有危险而将他射杀。这些聚集点的水源、供电也掌握在以色列手里。这就是一个一个的大号集中营，也被很多人称之为“露天监狱”。数百人巴勒斯坦人，就这样从生下来一直到死亡，都被关在这样一个个的露天监狱里边。至于犹太人定居点，那更是高墙隔离，绝对禁止巴勒斯坦人进入。现在，以色列人完全控制了联合国决议划给它的殖民地，同时又把划给巴勒斯坦的地区变成了大号集中营。他们把巴勒斯坦人民的家园变成了人间地狱，制造了数不清的人间惨剧，犯下了类似于种族灭绝的罪行。面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巴勒斯坦人民选择武装反抗行为是完全正义的。法塔赫等政治派别由于其妥协绥靖行为，已经失去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他们还试图跟以色列继续谈判来解决问题，这种枪顶在头上的谈判显然是毫无意义的，不会有真正的结果。真正能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意志的只有坚持武装抵抗的哈马斯。2006年巴勒斯坦人民选举，法塔赫惨败，哈马斯取得了大选的胜利。但法塔赫不接受选举结果，在以色列军事控制的西岸地区，继续厚着脸皮执政。哈马斯则控制着西边的加沙地带，继续坚持抵抗。这个加沙地带也是一个被以色列彻底封锁的地区，合法的对外交通几乎完全断绝，水电也控制在以色列手里。除了终结以色列的殖民统治，那里居住的人民毫无希望，活着也是活受罪，还不如拼死一搏，才有希望让子孙后代过上自由的生活。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一个女孩在去打水的路上被以色列军警射杀了，因为以色列控制着水源，随时可以找个理由让巴勒斯坦居民无水可喝，自己去找水源那就是大逆不道。她的弟弟拖着她的尸体往回家的路上走。这个弟弟将来长大了，不支持哈马斯，那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情。所以，在巴以冲突中，如果完全从道义出发，当然应该坚定的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方。我个人对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抱有无限的同情，支持他们抵抗到底，直到把殖民者完全逐出自己的家园。那么，用同样的逻辑来分析俄乌战争，我们会得到什么结论呢？首先，俄罗斯没有在乌克兰殖民。俄罗斯人可不是离开了乌克兰接近两千年，到了近代再通过殖民征服跑回来的。基辅罗斯就是俄罗斯民族的起源地，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这三个国家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基辅罗斯。俄罗斯民族在东乌克兰地区的居住时间并不比乌克兰人更短，而且是一直在居住没有间断。乌克兰历史上出现过的一些短暂的政权很多都没有治理过东乌地区。从1654年开始，乌克兰就正式并入了俄罗斯版图。此后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超过三百多年的时间，乌克兰都是俄罗斯领土的一部分，时间跨越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东乌克兰四州和克里米亚地区，都是俄罗斯人占据人口的大多数。从1991年乌克兰独立，一直到2014年，俄罗斯一直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但是，从2002年开始，美国等西方势力在中东地区大搞“颜色革命”，颠覆了许多中东小国的独立政权，培养亲美政权，并且很快把颜色革命的战火烧到了乌克兰。乌克兰通过正常选举程序选出来的总统，不被亲美的反对党认可，在首都基辅采取街头暴力、打砸抢烧的方式来干扰正常选举结果。这种情况下，选出来一个亲西方的总统，又出台了许多歧视俄罗斯人的政策。这个选举在那些居住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看来，就是非法的，不能代表他们。克里米亚和西乌地区的人民不承认这种非法的选举，要求摆脱乌克兰政府的统治，有的宣布独立，有的宣布要加入俄罗斯联邦。这种做法我们不能说它就是正确的，但至少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跟犹太人跑到巴勒斯坦去暴力殖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2014年5月，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在敖德萨把数百名亲俄人士赶进当地的工会大楼内，然后放火烧楼，当场烧死48人，还有两百多人受伤，制造了“敖德萨惨案”。警察就在现场围观，制造这次惨案的极端分子后来也没有被处罚。随后，乌克兰政府组织军队镇压东乌地区的独立。一个国家政府，有没有权力用军队来镇压要求独立的地方？有，它有这个权力。但是，在双方军事交锋的过程中，乌克兰空军对平民居住区进行轰炸，乌克兰政府支持民间武装成立具有纳粹性质的“亚速营”，对东乌地区的俄罗斯平民进行虐待和屠杀，试图用这些反人类的罪行来制止这些地方独立。我们再问，一个国家政府，有没有权力对地方上要求独立的人群采取屠杀的方式来镇压独立运动？从现代文明的道义准则来看，可以明确的说，没有。按照现代社会的道义准则，人类还么有进步到彻底消灭战争的程度，为了平定叛乱，正规的军事行动是可以有的，但军队大量屠杀平民是不可以有的。这些要求摆脱乌克兰独立的俄罗斯人，我们并不是说他们的要求就是正当的，但人家确实世代在这个地方居住，居住的时间比乌克兰立国的时间还要长。他们因为国家大选遭到外国势力干扰，因为国家出台了明显的种族歧视政策，要求摆脱乌克兰的统治，确实是事出有因，用纳粹的方法来对付他们，肯定与道义不符。战争持续了八年，乌克兰纳粹军队在东乌制造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俄罗斯人的母国、乌克兰的邻国，俄罗斯决定出兵乌克兰，终止这场暴行。这个行为，具有较强的道义基础。这中间，俄罗斯也对东乌民兵组织进行过军事援助，但乌克兰政府也从北约拿到了很多军事援助，双方都在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俄罗斯有理由相信，由于有北约的幕后支持和纵容，如果他们不派兵进入东乌克兰，这种在东乌地区针对俄罗斯人的屠杀就不会停止。经过八年的战争，和平解决这场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已经消失，为了保护同文同种的人民，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这不能被简单的理解为侵略。北约在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中扮演了很坏的角色。如果没有北约在背后参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是有可能在战争爆发之前达成和平协议的。克里米亚的情况非常特殊，它在苏联时代以前长期属于俄罗斯，从来没有属于过乌克兰，它是俄罗斯的南方出海口，战略重要性极高。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把它作为礼物划给乌克兰管理，当时苏联是一个国家，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划给乌克兰属于内部行政区划调整，不存在国家安全问题。等到苏联解体的时候局势非常混乱，俄罗斯顾不上解决克里米亚问题，认可了按照现状区划把克里米亚划给乌克兰。然后由乌克兰、白俄罗斯、俄罗斯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带有政治军事联盟的性质，在俄罗斯看来，在独联体框架内彼此有军事上的协作关系，克里米亚的港口也由俄罗斯长期租用，这个局面可以接受。但美国在乌克兰搞颜色革命，搞掉了乌克兰的亲俄总统，扶植亲欧美派上台，克里米亚再掌握在乌克兰手里那就是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后来乌东两个共和国独立，这两个共和国在苏联时代也不属于俄罗斯，所以俄罗斯也没立刻就承认这两个共和国，就是为和谈留有余地。只要乌克兰不搞得太过分，放弃对俄罗斯人的歧视政策，允许俄罗斯人占主体的地区享有较高的自治权，这个问题还有的谈。但是乌克兰不仅立刻选择武装镇压，而且是跟北约合作搞武装镇压。有了北约的支持，俄罗斯的选择余地就很小了。因为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有北约在支持，像美国对付南联盟的那种模式，简单的出动空军空袭一下是无济于事的，还有危险，要么就不介入，要介入就只能成体系的全面介入，空军陆军一体化跟乌克兰开战。所以说，2022年俄罗斯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那是真被逼到墙角了，没办法。除非它打算放任乌克兰纳粹军队继续在东乌克兰地区对俄罗斯人肆意虐杀，否则只有直接大规模出兵这一条路可走。而且必须赶在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前动手，一旦乌克兰加入北约，再出兵就会触发北约的集体防御机制，有跟整个北约直接开战的危险。一般认为，从2014年到2022年八年间，乌克兰军队在东乌地区制造了大约1.3万人的死亡，其中平民死亡大约三四千人。这个数量不少，但也不是非常的骇人听闻，乌军也没有屠城这种暴行，主要是亚速营在到处滥杀以及针对居民区的轰炸制造的伤亡。这种程度是不是足以引发直接出兵，还可以讨论。如果没有乌克兰即将加入北约这个事情，俄罗斯方面还可以继续保持克制，采用诸如武器援助、空军轰炸再加上外交压力之类的方式干预，没必要直接派正规军进入乌克兰领土参战。但是有了乌克兰要加入北约这个事情，那就没得选择了，必须尽快行动。一旦它加入，就更没法控制局势了。那么，我们知道，当年北约介入南联盟内战，轰炸南联盟首都这些事情，也是打着人道主义旗号干的。这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有什么差别呢？如果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是符合道义的，北约空袭南联盟是不是也很符合道义呢？这里边的关键差别是两条。第一条，发生冲突的两个种族跟打算出兵的国家的主体民族有没有长期的历史文化和血缘关系，如果没有同文同种的历史血缘关系，人家国家内战，打得再激烈也不应该插手。第二条，有没有真实存在的针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个别的滥杀事件不能算，必须是有组织的。纯粹的国内军事冲突，也不能作为派兵干涉的理由。如果两条都满足，出兵就是合理的，不是侵略。如果只有一条满足，这个事情就有争议，不好说。如果两条都不满足，那出兵就是铁定的侵略行为，应该受到谴责。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两条都满足；美国和北约轰炸南联盟、出兵侵略伊拉克，两条都不满足。科索沃、伊拉克在历史上从来都不是美国的领土，美国人支持的一方也不是昂撒白人。人家内部统一和分裂有争议，距离美国十万八千里，你去参和什么？同时，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存在种族屠杀。南联盟的米诺舍维奇被抓起来送到海牙国际法庭审理了好多年，一直审理到米诺舍维奇死，也没找到证据证明他有大屠杀的罪行。至于伊拉克的萨达姆，那就更没有，美国出兵的借口就没说萨达姆政权有屠杀平民的说法，给他安的罪名是隐藏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最后也没找到证据，然后还说它独裁专制，镇压反对派。这个是一个纯政治性的罪名，不是反人类的罪行。至于以色列殖民巴勒斯坦，不仅不满足这两条，更是直接跟这两条反着来：抢占其他民族世代居住的土地、并且大量的杀害平民。相反，像伊朗、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伊拉克等跟巴勒斯坦人民同文同种的周边邻国，在这种情况下出兵支援巴勒斯坦，才是符合道义的。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身上，我们也应该以这两个条件作为标准。其他国家内战，如果不针对华人，我们不管，最多是组织一下撤侨、参与一下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救助行动；有华人群体被针对了，只要没出现针对平民的无差别屠杀，我们也不应该去“拉偏架”。像缅北的事情，一些华人军阀搞贩毒、开赌场、电信诈骗，引来政府军事打击，把这帮人判刑也好、枪毙也好，我们也绝不应该去干涉，反而应该支持缅甸军方替我们清除这些华人中的败类。但是，如果某些邻国再发生类似于1999年印尼那种针对华人的大屠杀，我们就应该果断出手，该出兵就得出兵，这绝不是侵略，我们绝不能坐视这种事情持续八年之久。那些对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义愤填膺，一口咬定这就是侵略，因此无条件支持乌克兰的人，我虽不赞成但可以理解。但他如果竟然同时支持以色列，那简直就是精神分裂、是非颠倒。如果不能分辨什么是侵略什么不是侵略，一边倒的反对俄罗斯同时反对以色列，无非就是对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以色列的殖民侵略性质比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严重了不知道多少倍，怎么可能在谴责俄罗斯的同时支持以色列呢？除非他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因为这个立场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在巴以冲突和俄乌战争中，中国的国家立场是比较鲜明的，对巴以冲突，支持巴勒斯坦要求恢复领土主权和独立建国的要求；对俄乌冲突，则认为原因复杂，某些大国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保持相对的中立，继续大力发展与俄罗斯的经济关系，也向乌克兰人民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而坚决拒绝参加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至于战争本身，则一贯的表态希望双方停止战争，和平协商，并坚决反对针对平民的暴行。这就是我们基于国家利益和道义准则选择的立场。为什么中国的立场总是这么符合道义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我在文章一开头讲的，因为新中国就是建立在反对殖民入侵的基础上的，它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新殖民体系，寻找民族独立和民生幸福最典型、最成功的代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一致的，没有冲突的地方。我们完全依靠独立自主取得了国家的发展，自近代以来从未参与过殖民侵略，从未从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中得到好处。所以，在国际交往中，符合道义的事情，一般来讲就总是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反之，以美国为代表的的西方传统强国，他们是殖民侵略最重要的受益者，一方面拒绝深刻反思自己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一方面继续享受着殖民侵略带来的好处。甚至像美国这种，一旦真正反思自己的殖民罪行，它就会发现自己这个国家就会丧失存在的合法性。因此，它们的国家利益，就总是站在了道义的反面，才会出现一边反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边支持以色列这种精神分裂一般的立场。我们看待国际局势，很多人都知道有个地缘政治理论，也都知道英国人关于外交的名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利益分析和地缘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国际政治分析工具。但是道义分析也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理解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如果只知道地缘分析和利益分析，很容易跑偏。中国古代的天下体系虽然已经瓦解了，但是中国人在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对“道义”问题的重视，是几千年文明传承下来的，具有宝贵的、永恒的价值，不会跟着天下体系一起消失，反而因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而变得更加完善和更加重要。国际道义理论也必将会随着中国的崛起，成为构建未来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思想基础。=========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著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帝制与盛世》《晚清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等。

【此文写作于2014年国庆期间，发表以后，影响颇大，新浪网历史频道和观察者网都有转载。但终于被各大平台封杀，目前各大搜索引擎也无法直接搜索到。现只能替换部分关键词后发布。作者李晓鹏注】一、岸英之死关于教员的谣言很多，有一些层次很低的，我们就不用细说了。比如说什么他在全国各地为自己修建了很多行宫别墅。其实大部分都是建国以前蒋介石就修好的，还有一些是接待国内外贵宾的宾馆，教员不过去住过几天，就被说成是他的行宫别墅了。这些事情，只要稍微认真的加以辨别一下，都比较容易搞清楚。但是有一些传言就没有那么容易辨别了。比如说，第一个，教员把他的儿子岸英送到朝鲜战场上去，是为了让他去镀金的。增加点参加战争的资历，好为将来培养儿子接班做准备。但是想不到竟然牺牲了。有些人的话还说的很难听，说要感谢美国飞行员，把未来的太子给炸死了。不然我们就没有改革开放了，我们今天就是*家王朝。1.培养接班人的步骤问题这种说法很难简单的去驳斥它，因为人已经死了，我们没办法验证说如果岸英活着会是什么样。但是这个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因为封建世袭制度被消灭以后，领袖人物要想培养儿子接班，就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历练上来，不能直接封为“太子”就行了。不管你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面子总要装的。要培养他在军队的势力，在党内的势力，还要逐步的把他提拔到一个很接近领袖的位置上，这样领袖死了以后才能够顺利的接班。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他是让他的儿子蒋经国接班的。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学习回国以后，首先就是到军队历练，1938年获封少将军衔，过了一年，就派到江西去当赣南地区行政专员和保安司令，政权军权一把抓。然后逐步的提升为江西省防空司令、省委委员。1945年，又提拔到中央来，当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军的领导。这是干什么呢，就是让他在青年团和青年军里边发掘人才，建立自己未来接班的政治和军事的班底。蒋经国的这个成长路线，明显是蒋介石精心安排的。就是这么党政军内各个方面都去历练，熬资历，再一步一步提拔，后来到了台湾以后，又当国防部主任、行政院副院长。最后当上行政院院长，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国务院总理的职位。这样只等老蒋一死，他以总理的身份接这个国民党主席和总统的职位，那就顺理成章了。所以，如果教员也想要让儿子接班，他也要按照这个程序来。军队里边的历练，那是必不可少的。等岸英从朝鲜战场回来，有了军功，就好进一步提拔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逻辑啊，看起来还是挺顺的。但是这里边确实有问题。因为岸英是1945年12月从苏联回国的，距离他去朝鲜还有五年的时间。教员在1943年延安整风之后已经成了党的最高领袖，教员思想已经写进党章了。这个时候儿子从国外回来，培养接班人那可是恰逢其时啊。要知道蒋经国1937年年底回国，仅仅过了几个月初就当上少将了。1945年到1951年这六年里边是不是没仗可打？当然不是，这几年正好是教员的军队打的仗最多，打的最为顺风顺水的六年。国共内战1945年9月全面爆发，东北、华北、华中、西北……哪儿都在打仗。还是跟国民党打，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因为国军的战斗力比较渣嘛，对不对？这个时候，比如说，派岸英去东北给零彪当个参谋，那还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当时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北满根据地，在司令部呆着还是比较安全的。等到辽沈战役结束，师部也比较安全了，就可以去当个师政委，再跟随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配一个能干的师长负责指挥，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肯定的不停的打胜仗，一口气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不需要什么很强的军事才能，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几场胜仗一打，不就可以提拔上来当个纵队政委了？然后占领某个地区，直接就从纵队政委改成地委书记，这不就党政军的资历都有了，一步一步上来了？但是在这五年里，教员啥军事任务也没有交给岸英去干，而是让他去学种地，参加农村的劳动。后来又参加搞土地改革，也没什么实权，主要就是做宣传、文秘工作。建国以后，又去一家工厂当了党支部副书记，既没去军队，也没进政府。当时国家百废俱兴、人才紧缺，一个有留学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政治上又可靠，这已经是最低标准的任用了。完全没有要从党政军各方面来培养接班人的迹象。2.教员的选择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反倒不是一个很好的去战场上熬资历的机会。首先，这是解放军第一次到国外打仗，人生地不熟的，风险很大。解放战争的时候，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很好，到哪个地方都有地下党组织和老百姓跟带路啊、通风报信之类的。在朝鲜，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第二，这是和世界第一强国作战，当时的解放军，打国民党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打日本人的军队，就非常吃力。日军的装备好，而且单兵作战能力极强。而日军是打不过美军的。美军的战术素养也很高，但最重要的是它们的装备火力非常的强。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美军在装备上，是存在代差的。就是说不是一个时代的，就好像当年鸦片战争时期英军是热兵器，清军是冷兵器一样。中国这边还是传统步兵装备，也就是步枪机枪加火炮，而美军已经是海陆空立体作战了，空中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和装甲车、海上有战舰。在人类战争史上，存在代差的两支军队交战，基本都是落后的一方惨败，很少例外。即使有少数的例外，也是落后的一方在自己的国家抵抗侵略获得的胜利。比如这个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的入侵。在没有主场优势的情况下，武器落后对方一个时代的军队取胜的案例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去“镀金”，可以说是非常愚蠢。要说把想要重点培养的某个干部送上去锻炼锻炼还可以，万一牺牲了还可以再选。能接班的儿子可就这么一个，死了就没有了。实际上我们说的彻底一点，我们站在教员个人地位的角度考虑，为他培养儿子接班的大局考虑，最好的选择不是派岸英去朝鲜，而是根本就不要打这场战争。因为当时教员的领袖地位已经很巩固了，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统一全中国，这个功劳还不够大？中国历史上，从纯粹的草根底层出身，白手起家，统一中国成为最高领袖的人只有三个，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还有就是教员。平均一千年才出一个。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还追求什么？朝鲜战争打赢了，你还是最高领袖，没办法进步了。那万一要是打输了？当时中央高层除了教员和彭总，其他人大部分人基本都反对出兵朝鲜。大家都觉得好不容易把国民党赶到海岛上去了，大陆统一了，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应该抓进时间搞建设。简单来说就都是求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力排众议主张出兵，一旦打输了，教员的领袖地位很有可能就要动摇了。对不对？大家都说不要打，你非要打，结果打输了，牺牲了几十万青壮年，把国家经济搞垮了，必须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你就要下台或者退居二线，至少也要取消你的最终决策权，以后大事儿小事都要大家投票决定，不能再听你一个人的了。所以当时教员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做出这个决定的。自己关起门来想了七天，这才最后决定初步朝鲜。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风险非常大的决定。当时想让零彪带兵去朝鲜，零彪说我去不了，我有病；然后又想让粟裕去，粟裕说，我也去不了，我也有病。当然他们是不是真的病到不能带兵，我们不去研究啊。反正两员大将都不去，这就让教员更难办了。但他还是坚持要出兵，就做了两个决定，首先是让彭总挂帅，解决主帅问题。第二，就是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彭总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战功很大，但在最后的这个解放战争里边表现并不突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负责的西北战区不是主战场，没有指挥几十万人的大兵团作战的机会。所以教员这次派几十万大军入朝，首先想到的是指挥过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零彪和粟裕。选彭总是没办法了。用教员的话来说，就是：“我作为共产党的主席,不派自己的儿子去,又派谁的儿子去？”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教员没有这样想？因为那个时候党内意见很一致，仗打的比较顺，派自己儿子去参军，就有培养接班人的嫌疑。只有到了朝鲜战争，为了说服党内同志团结起来支持入朝作战，为了鼓舞志愿军的士气，他才决定让岸英入朝作战。注意，这个决定不会是岸英主动请战的，而是教员自己的决定。因为岸英入朝的时间是在援朝战争爆发之前。是和派彭总入朝同时做出来的决定。当时关于是否参战的争论拖了很久，党内没有一致意见。一直到10月份，美军都已经快打倒鸭绿江边了，形势非常危险了，再不做出决定就来不及了。10月4日，彭总还在西北地区主持规划建设大会，根本没有出国打仗的准备。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开会，会开到一半就走了。当天下午到了北京，教员就找他谈朝鲜战争问题。彭总当时没有表态，回去想了一晚上，才来告诉教员：我赞成你的决定。也就是说10月5日才最终定下来出兵朝鲜。根据聂荣臻的回忆，教员是10月6日告诉他让岸英去给彭总当俄语翻译。10月19日，彭总就带着一个秘书和两个警卫员秘密进入朝鲜；10月23日，彭总的第一批司令部成员进入朝鲜跟他回合。而岸英就在10月23日入朝的这第一批人中间。整个过程都是高度保密的。直到11月2日，志愿军已经跟美军交上了火以后，国内才发表声明支持志愿军入朝作战，开始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也就是说，岸英决定入朝的决定，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前就做出了。在这么紧张和高度机密的战争节奏中，不会出现在工厂里工作的岸英听说朝鲜战争爆发，然后主动要求去参战的情况。教员也不会有这个闲心来考虑说，诶，这次打朝鲜是个好机会，可以让我们家岸英去捞点资历，回来以后好提拔他做官接我的班。就算要考虑，那也应该是这段最紧张最惊险的时间过去了再说。因为早在10月9日，岸英入朝前半个月，斯大林就通知教员，我们的空军还没有准备好，暂时不能给你们进入朝鲜提供掩护，大概要再过两到三个月才能准备好。如果说真的要去熬资历、去镀金，那可以等两三个月以后有了苏联空军保护之后再去嘛，那不是安全得多了？实际上，就在10月22日晚上进入朝鲜的路上，跟岸英同一批入朝的人中间，39军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凌登，就在汽车上被美军飞机的子弹打中牺牲了。所以那是极端危险的，由于美军具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任何人，包括彭总在内，只要一踏入朝鲜，就随时有生命危险，不会因为你是当参谋还是当翻译而有所区别、不会因为你是主席的儿子还是农民的儿子而有所区别。入朝之后一个月，岸英就牺牲了，死于美军的空袭。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教员派岸英入朝作战，绝不是为了把他培养成接班人，而是在顶着党内大多数反对意见，做出抗美援朝的、关乎国运的这么一个重大战略决策的时刻，面对美国这么强大的对手，为了取得党内高层的支持，激励志愿军战士的士气，让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战争胜利，主动做出的这么一个决定。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决定。绝不是为了镀金，国家主席的儿子冒这么大危险去镀金，还就是个俄文翻译，不值得。你看人家蒋经国，回国三个月就封为少将，还不用去前线，在后方当上几年保安司令，就晋升为中将了，这才叫镀金，这才叫培养接班人。从朝鲜战争之前教员对岸英的安排来看，也没有要培养他接班的意思。在横扫国民党残兵败将的时候，他没有派自己的儿子去抢功劳，而把功劳留给大家；在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仗打不赢的时候，在粟裕零彪这样的虎将都称病不出的时候，他派自己的儿子顶着美军的飞机上了战场。所以说，哪些所谓的要感谢美国飞行员、感谢蛋炒饭之类的话，都是非常荒谬的。二、《***是怎么升起的》？以上是我想要澄清第一个谣言。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个，这比第一个要复杂得多。1.整人与用人传言说，教员这个人，为了个人的权力不择手段，搞党内斗争的时候心狠手辣、反复无常。这一类传言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高华的那本名著《***是怎样升起的》（“以下简称《***》”）。讲的就是说在延安整风当中，教员阴暗的心理、用了很多很不光明的手段来整人。作者在书里边说：“教员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伍豪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作者列举了很多证据。我们举一个例子，延安整风结束以后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说：你们看，通过延安整风，教员大权在握，七大的人事安排就体现了教员要独揽大权的这么一个目的。但是我仔细一看七大的中央委员名单，好像这个高华说的不完全对嘛。国际派的代表人物王明、博古、张闻天这些人，都还在中央委员会里边呀？他们还是中央委员,没有被迫害啊。于是高华就说，这些人已经被剥夺了实权了，只是挂一个空头的名额，其实是被整了，说的有点道理。但我们再一看，延安整风里边表现最积极、被作者认为是教员最信任的康生，他的社会部部长的职位被撤销了，没有保留任何实际职位，就是一个空头委员，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作者又说，这是因为康生整风得罪的人太多，教员不得不把他拿下来，显示康生干的坏事与自己无关，这叫丢车保帅。然后，再来看中央委员里边被提拔的人，少奇、彭真这些人被提拔上来了。作者说，你看，这就是教员重用私人，把最先提出教员思想和最先喊教员万岁的人大力提拔了，这是任人唯亲。这好像也有点道理。但是我们一看，咦，伍豪也被提拔上来了？伍豪可不是教员的嫡系，而是威望很高的中共元老，以前还当过教员的领导，当了好多年，在井冈山把教员打倒的时候，他也是站在博古王明那一边的。就在一年前，伍豪还跟王明一起在南方局搞统一战线，合作的还挺好。那这又怎么解释？这个作者又说这是因为教员需要显示自己的公正、宽大。为了掩盖自己的权力野心，故意树的这么一个典型。这样的解释，我认为就有点牵强了。客观的说，高华对历史细节的考证非常详实，不是凭空造谣。这书里面说的事情基本都是真的，但关键是他去解释这些事情，所用的逻辑有问题。实际上他举的这些个例子，我们用相反的立场和逻辑来解释，也完全解释的通。我们完全可以说，王明、博古这些整风的主要对象被批判了以后，还保留了中央委员的位置。这说明，毛心胸宽广，政治斗争只是为了贯彻政治路线，不是为了整人。伍豪这样的人以前跟王明博古他们一起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改正了。所以只要做一下检讨，跟以前的错误划清界限，还要继续重用。这说明毛任人唯贤，不计前嫌，还是心胸宽广。反之，像康生这样的人，虽然对毛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但在整风过程中犯了很大的错误、制造了很多冤案，所以要坚决拿下。这说明教员这个人公正无私，不姑息养奸，不包庇纵容自己的亲信。你看，我们这样来分析，也是通的，也有道理。对不对？所以事情是同样的事情，我们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逻辑去分析，就可以得到两种相反的意见。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有一些很细节的问题没有时间去很详细的讨论。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分析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要把他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去。为了澄清《***》这本书的里边那种不尊重事实的立场和逻辑，我们必须对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整体的把握。2.艰难创业首先，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它本质上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它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一方面，共产国际从苏联对中共进行遥控指挥，直接下命令；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又从苏联派一些人过来，直接当中共的领导人。这些从苏联派过来的人的权力来源是共产国际，对苏联言听计从，而且从思想上也认为苏联的那一套模式就是搞社会主义的标准，什么东西都要学习苏联。这些人可以称之为“国际派”。他们的代表就是王明和博古。王明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长期在苏联对中共进行遥控指挥；博古就是王明的同志，被派回中国当领导，负责执行王明的路线。还有一批人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能力也很强。这些人就是“本土派”，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教员。还有一批人是“中间派”。他们也去苏联学习过，但是回国以后长期在一线工作，接触了很多的实际情况，思想上其实已经本土化了。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伍豪和邓。他们原来是在欧洲留学，接触过很多资本主义的东西，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了再去的苏联，不是王明博古那种没有被“污染”过的。邓回国以后，先在上海干一些党务，基本上是跟着国际派走的。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去广西搞百色起义，慢慢的发现本土派的教员在井冈山搞的很好，就跟着教员走了，后来还被国际派打成了“毛派头子”。这种情况就好像我们现在，一家美国的跨国公司跑到中国来开了一家分公司，独立法人，中方这边也有一些股份，但是美方控股，高管都要从美国那边派过来。王明博古这些，就好像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已经彻底西化了，受到美国总部的重用；伍豪、邓这些人，就是外派留学生，被派到了美国总部进行过短期培训，然后再回国担任要职；教员，就代表中方股东，为革命出了本钱的，但是股份比较少，没有发言权。那个时候的苏联就好比是一个大财团。共产国际，就好像是它设立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或者说小微企业孵化器，专门在世界各国搞风投、支持新的共产党创业。中共这个共产国际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由于有财大气粗的苏联在后面砸钱，刚开始发展的很快，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了好几万人。但是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以后，就出问题了。这跟我们企业创业也是一样，刚开始你比较小，没人理你，只能自生自灭。等规模大了，大家就把你当成竞争对手了，要跟你打价格战、要挖你的人才、在媒体上曝光你的负面新闻等等。当然那是革命战争时期，竞争对手的手段就比较直接了。国民党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这个时候，本土派和国际派就出现了分裂。本土派的代表教员带着军队上山打游击去了，国际派还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死守。最后的结果，本土派在农村的根据地站住了脚跟，国际派在上海被国民党搞得没办法生存了，只能全部搬家到了教员创建的江西革命根据地来。就好像我们现在有的企业，为了面子，跑到这个上海的陆家嘴、北京的CBD去租用最好的办公楼，但是这些地方写字楼的租金贵啊，风光了几年之后交不起房租了。然后大家一看，诶，江西分公司的毛经理搞得还不错，圈了一块地在搞建设，虽然还都是些毛坯房，但好歹是有独立产权的，比较安稳，所以总部就干脆搬到江西办公去了。总部这些人到了江西以后，还梦想着当年在CBD里边的好日子，天天想着要去围攻大城市、要搞正规军作战，说起来还有理论支持，就是学习俄国的十月革命，直接就去攻打圣彼得堡，然后就成功了。这跟教员“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起了冲突。总部这帮人就仗着自己是领导，还有投资方兼大股东共产国际的支持，把教员给免职了，自己直接指挥军队作战。结果几场仗打下来，把江西根据地的这点本钱也给打没了。没办法，只有变卖家产，跑路，打算跑到湖南去投奔找二六军团。而且总部这帮人，心还忒狠，因为教员当时有病，行动不太方便，他们就觉得这家伙反正不听话，带着还是个累赘，所以干脆把他留在江西，不带他去湖南了。关键时刻，蒋介石帮了一个大忙。因为蒋介石这个人哪，比国际派那帮人识货，很早就看出来，上海那些马克思主义书呆子对他没有任何威胁，反倒是在江西农村闹革命的这些泥腿子威胁更大。所以天天在报纸上喊打喊杀，要坚决消灭朱毛红军。搞得包括全国各地的红军、地下党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以为朱德和教员就是中共最高领袖。博古王明这些人大家都没听说过。这个时候，以伍豪为代表的中间派就站了出来，坚决要求把教员带上，因为要是留在江西，被国民党抓住了或者杀掉了，对士气影响太大。这是中间派第一次站出来支持本土派。其实这也说明，经历了从大革命到现在的各种失败，中间派已经开始动摇了，虽然在组织上还听国际派的指挥，在心理上已经开始倾向于本土派了。长征开始以后啊，红军的逃跑路线很快就被蒋介石识破了，在西进路上布下重兵。国际派那帮人确实是缺乏实战经验，有点本钱的时候就天天琢磨着怎么去攻打大城市，这叫“左倾冒险主义”；打输了开溜，马上就慌了，一根筋就想着赶紧到了湖南就安全了，一路狂奔，这叫“右倾逃跑主义”。在路上被蒋介石各种围追堵截，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这个时候中间派终于坐不住了，在遵义会议上，跟本土派的人联合起来，逼迫国际派把对红军的指挥权交了出来。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教员站出来，率领红军搞兵变，把国际派那些人抓起来也是做得到的。因为输的实在是太惨了，你们这帮人在上海把自己的总部丢掉了，跑到江西来又把我们的根据地搞丢了，现在三万红军战士血染湘江，军队里边的那种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教员是个野心家，直接煽动军队搞哗变夺权，一下子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后边就没有延安整风那些事儿了。《***》这个书里边呀，有一个说法，就是教员这个人很阴险，在党和军队中间搞两面派。对党内，就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军权来夺取党权；在军内，就说党指挥枪，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来压制那些军头。这个分析也是属于我们前面说的，用错误的逻辑来归纳正确的事实。教员坚持党指挥枪是真的，而用军权来夺取党权，他是绝不会这么做的。教员终其一生，都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队来解决党内的政治对手。不管是在江西、在长征路上、延安整风、还是后来的**大革命，都是如此。在江西，党中央让他交出军权他就交出军权，连续交了三次；在长征路上，眼睁睁的看着跟自己一起上井冈山的红军战士白白牺牲，他还是坚持要搞党内斗争。这是他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原则，不是什么两面派，什么野心家。我们做个对比：后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中央这边还没让张国焘交出兵权，也没让他的军队去打仗牺牲，他就坐不住了，仅仅是在北上还是南下的路线上有了分歧，就就要发动兵变来逮捕教员张闻天这些人，然后自立中央。这才叫用军权来夺取党权，这才能叫两面派。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年国际派这帮人，不是跑到教员的地盘，而是跑到张国焘的地盘去指手画脚，还要他把军权交出来，那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所以中共内部那么多牛人猛人，为什么大家都服教员？除了他指挥打仗厉害、制定战略厉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些事情让大家看到，教员这个人是确实把革命事业而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放在第一位的。自己创建的军队，在自己的打出来的地盘里边，一群把地盘搞丢了的“上级”跑过来，让他上他就上，让他下他就下，就这么搞了三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最神奇的是有一次，上海那个朝不保夕的中央开了个会，要罢免击败了蒋介石十几万军队的教员，派了个职位很低的特派员过来传达命令，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连个书面文件都没有带，还把口信传错了，说要开除毛的党籍。教员就马上卸任，交出党内军内一切权力，赋闲去了。这就叫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这种人来当领导，大家才会服你；你下的命令，大家也会坚决执行，这叫以身作则。3.摆平山头所以这个遵义会议的结果，本土派重新掌握军权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但是由于教员的妥协，国际派只是交出了军权。党内一把手张闻天还是国际派。中间派的伍豪被授予军事行动的最高决策权，教员复出，成为伍豪的副手。由于伍豪不懂军事，而且也比较谦让，所以实际指挥权仍然归教员。打了几次胜仗以后，教员才成了军委主席，伍豪成了副主席，二人调换了一下位置，把这个关系理顺了。教员掌权以后，最终成功带领红军走到了陕北，并且站稳了脚跟。树立起了巨大的威信，通过这样的胜利，慢慢的成为了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但是这个一把手的地位不是很稳固，甚至不是很明显。最高领袖名义上还是张闻天，虽然他比较支持教员，本人也没有争权的野心。但他背后的国际派在苏联的支持下仍然非常强大，特别是1938年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回国以后，奉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对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进行干预，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放弃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有了苏联的支持，王明就对中央最高领导层进行改组，把自己从苏联带回来的康生和陈云两个人塞进了中央书记处。这样中央书记处就变成了王明、教员、张闻天、康生、陈云这么一个组合，国际派占了4个席位。本土派只有一个军权在握、实在干不掉的教员。中间派因为曾经“倒戈”而受到惩罚，伍豪被踢出了中央书记处，一个位置也没有了。所以，高华拿七大的人事安排来说事，说教员任人唯亲，挑选对自己“臣服”的人进入领导班子，还找了那么多理由。我们跟王明比一下就知道了，教员在七大的人事安排简直就是“和稀泥”：中央五大书记里面，中间派(伍豪)、国际派(任弼时)、本土派中的解放区(教员)和白区(少奇)各个山头的代表全都有。还有一个朱德，以前是国民党的将军，去过欧洲，去过苏联，伍豪介绍入的党，在井冈山跟教员一起干革命，把教员赶下台的事儿他也有份，长征途中又被安排去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工作，跟各方面都有些渊源，德高望重、脾气又好，但是又不代表某个具体的派系势力，因而成为各派力量的缓冲和调解人。对比王明和教员所搭配的两份名单，我们就知道什么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要从完美无缺的角度来挑剔毛的用人，怎么说都有毛病；但你要是跟同时期的其它政治领袖比，你就会发现若论大公无私、任人唯贤、不计前嫌这些品质，真没人比得过毛。王明当权，就专用国际派；蒋介石当权，就专用黄埔军校的嫡系；只有教员当权，不管什么派别、什么山头的人，只要能干的、服从党的政治路线的，全都上。在军队里也是，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司令零彪算是毛的嫡系，西北司令彭总是独立性很强的无派别人士，中原战区司令刘伯承是国际派，教员在井冈山被整下去以后，在前线指挥反围剿的就是他，彭总大骂“崽卖爷田不心疼”也是骂的刘伯承；华东战区司令陈毅是中间派，跟伍豪邓小平他们一起留学法国回来的，算是周的铁杆，但华东战区的实际指挥是粟裕，是长征开始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将领，少奇提拔上来的；华北战区是聂荣臻，在欧洲和黄埔军校期间都是伍豪的老部下。所以你看在教员的领导下，中央的五大书记、军队的五大主力战将，是各个山头都有。为什么延安整风后的共产党这么团结？不说是确立了教员的领袖地位，有了领袖就号令统一了。国民党老蒋的领袖地位早确立了，号令也统一，问题是大家都阳奉阴违，打起仗来都是各顾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共产党有没有领袖，而是教员这个领袖起到了什么作用？他的作用除了制定战略，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超越派系，公正对待党内军内的各种力量，没有偏私。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就特别抱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民党的军队就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孟良崮战役，黄埔4期毕业生张灵甫率领的精锐74师快被围歼了，蒋介石天天发电报命令周边部队增援，除了黄伯韬的25师，其它部队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25师为什么要拼死相？因为师长黄伯韬不是黄埔的嫡系，却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所以他就特别感恩，没有门户之见，真的有为党国尽忠的决心。后来打淮海战役，三大兵团的统帅，只有黄伯韬不是黄埔嫡系，也只有他一个人最后战死沙场，另外两个黄埔出身的杜聿明和黄维都当了俘虏。后来蒋介石在黄伯韬的追悼会上还说，“如果我手下的将领都像黄伯韬这样，怎么会打不过共军？”他始终没有意识到：如果他对待各个非黄埔系的将领都像对待黄伯韬一样，他手下的将领才可能都跟黄伯韬一样。——前面扯得有点远了，我们还是接着王明回国来说。他改组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安排，私心太重太明显，把本土派打压了不说，把中间派也彻底得罪了。而且他所执行的这种对国民党过分妥协的政策，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而失败了。但是王明背后有苏联的支持，大家暂时也拿他没办法。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必须用全部精力投入对纳粹德国的作战，没有精力顾及中国了。教员才抓住机会开始反击，发动了延安整风。三、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延安整风有四个层面，《***》这本书只是片面放大了第二个层面。它的第一个层面是公开宣传的“整风”，反“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第二个层面是“整人”：本土派要打击国际派，团结中间派，夺取领导权。第三个层面是“整军”，也就是纠正国际派和中间派奉行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确保中共对已经编入国民党军队序列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当时党内高层有一大批人，包括伍豪在内，觉得一切要以抗日为重，军队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但是教员脑子还比较清醒，首先是蒋介石指挥打仗水平不行，正面战场抵抗不住日本的进攻，把中共这点本钱拿去打正面的阵地战，很快就会拼光的，国民党也很乐意这么做；其次是蒋介石随时有可能放弃抗战，以牺牲部分国土为代价换来和日本人联合剿灭共军，东三省就是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在统一战线中，中共的军队要独立作战，按照自己制定的游击战加运动战的方针来打，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但不是服从他们的调遣。双方是合作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要对抗战以后才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兵加强思想教育，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不能把国民党当上级。此外，延安整风还有第四个层面，这个层面才是最根本的，是“整党”。要通过整风和整人，在组织上、思想上、路线方针上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实现中共的完全独立，最终完成从“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向一个完全属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过度。这第四个层面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整风只进行到第二个、第三个层面，把国际派打倒了、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路线否定了就完。但是在党内那种把苏联当成上级，把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成是权威解释，把来自苏联的指示当成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决定。那么就算这次打倒了王明，过几年党内如果再出现路线斗争，苏联又可以派个“钦差大臣”过来充当最终仲裁者。而且，苏联这次派王明来干涉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跟以前的干涉有本质区别。以前的干涉出现错误，是因为苏联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但他们跟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为了中国共产党好。是好心办坏事。而这一次的干涉，是因为欧洲战场局势紧张，斯大林希望拉拢蒋介石政府抗日，解除日本在东北对苏联的威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让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交出军权。也就是说，所谓世界无产阶级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在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选择了前者。我们不能说斯大林这样的选择是错的，但肯定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这本书里面对这个事实轻描淡写，说是王明这个人能力不足，不能从苏联要到军事援助，所以教员利用这种不满来攻击王明。这是很肤浅的。这不是王明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斯大林的重大战略选择。抗战开始以后，苏联竟然大规模向国民党援助军火，而只向共产党提供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共内部戏称为，“军火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的整风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表面上是本土派向国际派夺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向苏联夺权。前者只需要高层斗争就能实现，后者则必须全面整党，所有党员都要接受这种思想意识的改造。但是，这第三个和四个层面又不能挑明了说，因为只是追求独立，不是彻底退出统一战线，更不是要跟苏联决裂。日本人还是要打的，苏联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地位我们还是要承认的，以后需要帮忙的地方还很多。要给苏联，给斯大林留够面子，总不能直接说斯大林同志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吧。所以，延安整风在表面上，说是整顿党风文风，看起来像是简单的思想教育工作。实际上，有两条线在暗中展开：一是全面号召大家要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教员思想，承认本土派的代表教员在革命中的领袖地位，对以前的错误路线进行全面的批判和清算。让大家充分理解：苏联的指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盲目相信，更不能当成最高权威；另一个就是要严格审查抗战以来到延安或者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员。这些人哪些是冲着共产主义来的，哪些是冲着抗日来的，哪些是国民党的特务，要搞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国共合作抗日嘛，很多人到延安来或者加入八路军，不是说我信仰共产主义，而是说我要参加抗战。这些人共产党也欢迎，但是具体态度要搞清楚，以后跟国民党开战了才能区分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依靠的。此外，由于共产党合法化了，很多以前被国民党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也给放出来了。这些人当中有谁是坚持斗争的，哪些是屈服认输的，哪些是变节投降的，都必须要搞清楚。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当时又没有个人档案管理系统，身份证户口本也都没有，只能是你自己写材料，再加上各方面的人给你写证明，互相对照看看有没有撒谎……这中间出现很多差错，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无辜，受了很大的委屈，是不可避免的。《***》这个书的作者就利用这种延安整风的口号和实际做法的差异，大量考证了那些被冤枉的案件，然后扣到教员头上：你看你，口头喊的是整顿学风文风，实际上大搞个人崇拜，对不相信你个人崇拜的人搞政治审查、政治迫害。你要想掌权我们理解，那打倒王明这些人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还要批倒斗臭，把下边的人也搞这么惨？按照这个逻辑，那教员当然是个坏人，是个大阴谋家、权力狂。但是延安整风实际上要同时完成两大战略任务：第一，让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本土化政党；第二，保证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为即将到来的国共战争做好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在战场上死去，还有更多的普通百姓“辗转死于沟壑”。教员和他的同事们所要做的事，是扭转乾坤。从这个角度来看，则教员发动这场整风运动，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改造和审查，其严厉程度并不过分。四、教员的忏悔就在苏德战争爆发和延安整风之前，苏联刚刚进行了一轮类似的“整风运动”，它的目的，也是在于对苏联共产党建党的各种路线方针进行总清算，统一政治路线。在这场被称为“大肃反”的运动中，最高领袖斯大林采取了非常冷酷无情的手法来镇压党内反对派：领导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5人被处决，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杀外，只有19人活下来，其余均被处决或自杀。在中层和底层中间被处决的人数更多。所以我还是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斯大林这种做法，才叫“树立自己在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教员这种让大家参加学习班、写思想汇报、开会批斗的方式，离建立绝对统治地位还远得很。你要用我们今天在和平时期、法制建设比较完善的标准去评价毛的这些做法，那肯定是问题多多。但要是跟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斯大林比较一下，教员这么做简直就是宅心仁厚、菩萨心肠，用思想改造来取代“肉体消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1.痛苦的肃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派当权的时期，受苏联的影响，也喜欢在党内军内搞肃反。那时候生存环境很艰难，国民党特务渗透的很厉害，一不小心就会被连窝端了，所以通过各种严刑逼供等手段审查特务，制造了很多冤案，杀错了很多人。这样的肃反活动是什么时候终止的？就是在教员掌权以后。也就是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一直到教员去世，中共内部再也没有搞过成批杀人的肃反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没有因为政治问题杀掉一个党内的中高层。有一些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人确实是被冤杀了，但他们只是普通党员，死刑命令不需要经过教员批准。这是他控制不了的。凡是需要毛批准的、涉及政治问题的死刑申请，全部都被他否决了。从延安整风提出“一个不杀”的口号开始，教员把这个“党内斗争不杀人”的原则坚持了一辈子。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没有一个死于处决或者事实上的处决(比如关起来不给饭吃饿死或者被殴打致死等)。教员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坚持？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吸取了红军时期肃反扩大化的教训。那个时候在国际派的领导下，所有的革命根据地都在搞肃反：邓发的闽西、贺龙和夏曦的二方面军、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也包括教员的江西根据地，都搞的很厉害，都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有些根本就是无中生有，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被冤杀。最扯的是邓发在闽西搞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肃反，是因为苏联那边在搞这个，国际派那帮人就学着苏联开始干。你想在福建的大山里头，手机电视电话广播报纸全都没有，只有几台电报供领导人跟中央联络，怎么会有人受到东欧那边的“社会民主党”的渗透？谁知道第二国际的主张跟第三国际的主张有啥区别？但就这样，邓发领导的闽西肃反也杀了好几千“社会民主党人”。这个时期教员也曾经头脑发热，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像《***》这本书里面，把主要责任归结到教员头上，也是不对的。如果其它根据地都没有肃反，唯独教员的江西在搞肃反，这样说当然可以。但实际上是所有的根据地都在搞肃反，且大部分都搞的比江西还厉害，这就不能说是教员的主要责任了。2.“一个不杀”在党的七大上，教员已经完全掌权以后，他就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他用了“极痛苦”这个词来描写当年的肃反，这是党和红军的痛苦，也是他自己的痛苦。他反思这种痛苦和错误的方式，就是下定决心，绝对不能再让滥杀人的肃反运动重现。《***》这本书里边说啊，教员在延安整风里面忍着没有杀人，是因为苏联的干涉，是收到季米特洛夫反对整风扩大化的电报以后才被迫收敛的。但问题是教员“一个不杀”的指示是在收到季米特洛夫电报之前就下达的。作者也承认这一点，只好说：教员说这样的话，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宽大，实际上整风扩大化的势头根本没有终止，教员也不想终止，是收到电报以后才被迫将假话变成实际行动的。这种逻辑很难去辩驳它：反正好话都是虚伪的，好事都被被迫的。怎么反驳？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下，等中共统一中国、打赢了抗美援朝、斯大林都死了的情况下，谁也不用怕的教员是不是继续这么说、这么做？还是说终于露出獠牙，老子要大开杀戒了，谁也管不住我了？1956年4月2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教员做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面专门提到了如何处置反革命：“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什么样的人不杀？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能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把前面这些话，跟教员在七大上的讲话对照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对红军时期肃反问题的反省是很真诚、很深刻的。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些人都是教员亲定的反革命分子，也都是老党员。但是他坚决不准杀掉这些人，一方面是要留有余地，避免杀错；另一方面是他很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上头一开始杀人，下面就会蜂拥而上，跟着杀掉一大批人。所以制止政治斗争乱杀人的方式，就是对上面的这些反革命头子，一个不杀。像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些人，如果杀了，下面那些跟他们有牵连的人，很多就会跟着被杀掉。那些小人物是教员顾不过来的，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审查该不该杀。如果“首恶分子”都留着不杀，下边受牵连的人就没有道理要杀掉了。此外，教员还认识到一个道理：“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管是批斗也好、撤职查办也罢，只要不杀头，很多人还是有勇气说真话的。不杀人，就始终给人保留了希望，只要你坚持的东西真是真理，将来总有翻盘的一天。这样，党内斗争就可以控制在比较理性的范围内。这种理性化的处置方式，使得中国最终走上了跟苏联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很多人被冤枉了、受到了政治迫害。但是大部分人，只要身体比较好、心理没有想不开自杀的，都成功熬过了**大革命，等到了平反昭雪的一天。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那么顺利，因为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只是被暂时打倒了，没有像斯大林的肃反一样直接从肉体上消灭。只要路线方针一走上正轨，这些人马上就可以出来工作，整个社会没有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在各行各业，马上就涌现出一大批经验丰富的高级人才。被冤枉的人肯定不会喜欢文革，但大部分跟文革也没有带血的仇恨，既然已经结束了、平反了，“四人帮”也抓起来判刑了，大家也就可以接受邓提出“团结一致朝前看”的思想，一起搞建设，而不是去清算以前的事情，没有像斯大林死后那样，出现“匈牙利事件”等社会动乱。如果教员像斯大林一样，把反对他的高级干部都杀掉了，那么等到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时候，没有邓、陈云、王震这些老革命镇着，党内军内掌权的都是一些没有经历过长期考验的新人，中国很有可能就跟东欧、跟苏联一样，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出现内战，新疆西藏这些地方有可能就分裂出去，我们今天就像南斯拉夫、乌克兰、俄罗斯一样。谁要还说什么中国崛起、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之类的，恐怕就像神经病说梦话一样了。五、杀与不杀之间当然了，话又说回来，真正心慈手软的人肯定当不了革命领袖。慈不将兵嘛，对不对？教员的“一个不杀”是仅限于政治斗争范围内，对于武装起来的敌人，他消灭起来是毫不手软的。还有就是有血债的，也就是教员说的“往屋子里丢炸弹”的反革命，该杀还是要杀。比如建国后的镇压反革命，很多地方的“东霸天”、“南霸天”这种黑社会、会道门头子就狠狠的杀了一批。对此，崇新岳先生在他的天涯博文《高岗事件的来龙去脉》里面归纳了一条，我觉得归纳的非常好，就是说只要你是出于“为公”的心，不论犯了多大的错误，教员都不杀。但是如果是出于个人的私欲，他是毫不手软的。最典型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这是两个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高级干部，他们并非毛的反对派，但是贪污了公款，教员毫不犹豫的下令枪决，谁求情也通不过。像邓这种横跨党(当过总书记)政(当过副总理)军(当过大兵团政委、淮海战役前敌总指挥)的实权人物，跟教员明显不是一条路线的，竟然一不杀头二不坐牢三不开除党籍，教员还特别关照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悔改的意思，很快又提拔上来重用，原因是“人才难得”。两相对比，就可以看出教员在用人和杀人方面的这种气度了。这种人说是伟大领袖，过不过分？我看一点也不过分。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对比。就是教员和蒋介石在处理手下的功臣杀人案上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1935年，蒋介石的爱将、黄埔嫡系张灵甫因为怀疑妻子不忠而将其枪杀，此事震动全国。蒋介石下令严惩，关了一年之后法院判了死刑，但是蒋介石又宣布念其有功于党国，不予执行。等到抗战开始以后，便以国家急需人才、将功赎罪为由把张灵甫给放了出来，官复原职，继续当将军。张灵甫杀妻案两年后的1937年，红军将领黄克功——他在长征途中为教员的四渡赤水和攻克娄山关两次最得意的战役立下过大功——因为女朋友刘茜要跟他分手，不忍其忿，将刘枪杀。此事也在延安引起轰动。黄克功给教员写信，承认了罪行，要求上战场将功赎罪，表示想死在战场上。教员最终决定将其公审并处决，并且在宣判的时候委托审判长雷经先公开宣读了他写的一封信：“雷经天同志：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教员1937年10月10日”——这样一封信，今天读起来，仍然有一种让人感动的感觉。蒋介石为什么会以绝对优势之兵力而完败于教员？从这封信里面，可以找到答案。此外，教员从上井冈山开始，就自创了一条很变态的规定，叫做：“优待俘虏”。这个东西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就是教员自创的。简单来说，就是对于被俘的敌人，不准打骂虐待。普通的士兵，愿意加入我军的，就加入，不愿意加入的，就地遣散，而且还要给他们发钱，当作回家的路费。至于他是回去再加入国民党，还是真的回家，我们不管。那种回去继续参军，下次又被俘虏的，怎么办？不管被俘多少次，一律继续发钱遣散。被俘的高级军官属于战犯，不放，但是也要优待，一个不杀。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结束二十多年里，教员指挥的军队俘虏了无数国军将领，但被枪毙的只有一个张辉瓒。这家伙在“围剿”期间烧杀抢掠，杀了很多根据地的老百姓，民愤极大。被俘虏以后，教员和朱德还商量说张辉瓒这个人是正规军事科班出身，可以让他当个教员，给我们上课讲讲军事知识。但是命令还没有传达下去，前线的指战员，在愤怒的士兵和群众的压力之下，就已经把张辉瓒给枪决了。所以实际上教员对于敌军将领，也是跟对待政治对手一样，是坚持“一个不杀”的。为什么？因为战场上杀人，跟政治斗争中整人一样，都是实现政治路线的必要手段。我们跟敌人交战，双方都是为了让自己相信的政治路线得到执行，都是“为公”。这跟那种当地方恶霸，为了自己的利益欺压甚至杀害普通百姓的“东霸天”、“南霸天”不是一个性质。后者是为私，在镇反运动中就统统杀掉了，杀起这些人来，教员是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前者是为公，杀的人数量比前者还多，但是被我们抓住了就一个不杀，不报复。像后来淮海战役里面被俘的黄埔将领杜聿明，他指挥的军队杀死的共产党人，哪个地方恶霸比得上？但被抓以后坐了几年牢，建国后没多久就给放了出来，还当了政协委员，后来还当上了政协常委，单论级别的话，比他在国民党那边还要高，活到了1981年，教员去世了他都还没死。这种公私分明的气度，古往今来，有几个领袖能够做得到？这个政策我之所以叫它“变态”，是因为它违背人性——喜欢报复的人性。教员能够克服这种战场上的仇恨，公正对待自己最大的敌人，让人不得不服。所以，我们看，跟斯大林比，教员知道什么样的人不该杀、不能杀；跟蒋介石比，教员懂得什么样的人应该杀、必须杀。不是当老好人，也不是滥杀无辜，而是把这个公与私、宽和严分得很清楚、很让人信服。像这个罗瑞卿大将，是教员的亲信，但是在文革的时候，教员亲手把他打倒了。他觉得很冤枉，愤而跳楼自杀，摔断了腿。教员听说了，也不说要调查一下有没有冤情，而是很不屑一顾的说罗瑞卿这个人没出息，这么点事儿就自杀。后来在文革里面罗还被关进了监狱。但是当他听到教员去世的消息，竟然伤心得流泪，不顾病体带着妻子、拄着拐棍去向毛主席像鞠躬。这不是说罗瑞卿这个人有受虐倾向，或者觉得自己被整得好、整的对，而是因为他在教员身边工作时间长，知道教员这个人不管是提拔你还是整你，是整错了还是整对了，他都是出于公心，不是私仇。六、斗争与团结之间把关于岸英和延安整风的谣言分析清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说这个教员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千年才出一个的领袖人物。所有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能把队伍带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在战场上打赢敌人。这方面的东西我党一直在大力宣传，我就不多说了。除此以外，我觉得至少还可以提取出三条。首先，领袖人物做事情要以身作则。教员在井冈山三上三下，受了天大的委屈，也要服从党的决定，所以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教员敢把自己唯一健康的儿子送到最危险的战场上去，并且真的牺牲在那里，所以他的军队在朝鲜视死如归。花言巧语说多了没用，关键看你自己在关键时刻怎么做，下面的人都是睁着眼睛看的。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屠杀的时候，没有当过一天兵、没有上过一次战场教员就敢带着部队造反。再看王明，一见大革命失败，呆在中国有被杀头的危险，他就溜回苏联去了。等到毛他们这些人九死一生走完长征到了陕北，开打抗日战争了，跟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他这才坐着飞机到延安来争夺领导权了。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像王明这样的人，你再聪明、水平再高，大家怎么会服你的领导？第二，要摆平山头，而不是打压山头教员在七大人事安排的时候专门就山头问题讲过一段话：“山头，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宣布取消了事；我们的原则应该是承认山头，削弱山头，最后再消灭山头。”削弱和消灭山头的前提，是承认和照顾山头。一个团队在创业成长的过程中，不同时期加入进来的、不同背景的人……总会形成不同的山头。不能简单的把这些东西视为“小团体主义”，一味的打压。解决的关键是公平对待，而且还要适当的照顾平衡，对于比较弱势的山头，要略微有点优待。让各个山头的人都感觉到：领导是公正的，这个团体里面，并不需要依靠自己这个山头来升官或者自保。慢慢的这些山头就会消失。如果领袖人物自己独占山头，专用自己的嫡系，那么其它的山头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加强，因为其它山头的人看到了：只要没有进入嫡系的范围，就是没有希望获得领袖认可的。所以，山头内部的人必须团结起来争权夺利，有共同的困难也不要管，首先是要保住自己这个山头的利益。这样，最后必然导致这个团队四分五裂。蒋介石就是前车之鉴。第三，要团结，更要斗争，要以斗争来促进团结。斗争哲学是教员思想里面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老有人说嘛，说中国人就喜欢中庸之道。教员就说，这是胡说八道，中国人就是好斗。教员这个人就特别好斗，不像伍豪这么热爱和平。在他看来斗争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团队，如果老是搞一团和气，那这个团队肯定没有活力、没法进步。外表看起来啥问题都没有，其实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危险，说不定哪天就爆发了。所以教员的哲学就是要主动挑起斗争，大家要不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矛盾爆发之前先把矛盾挑明，犯了路线错误的就要打倒，就要开会批斗。只有经过了充分的斗争，把矛盾问题都摆出来说清楚了，才能真正实现团结。所以说，斗争是团结的前提。但是教员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坚决把这种斗争限定在理性的范围内。所以，不能采用极端手段来搞斗争，比如大规模杀人。这里面的平衡非常难以把握：斗争过于温和了，人人都能过关，起不到效果；斗争过于激烈了，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仇恨。比如说，延安整风，一方面必须要整，不能不整，否则中共在思想上永远摆脱不了苏联的控制；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人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也随时准备伺机消灭共产党，斗争的太狠了，万一引起党的分裂，那问题就严重了，就是生死存亡的危机了。教员就好像一个走钢丝的高手一样，极为小心的维持着这种斗争与团结的平衡，这里面体现出来的领导艺术，是非常高超的。在如此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在完全不耽误对外作战的情况下，竟然完成了对共产党的一次脱胎换骨般的内部整顿。以前我老是有个疑问，因为看了很多不严谨的所谓“历史研究”，觉得教员的高层天天斗争那么激烈，为什么越斗争越厉害，最后连美帝都给打赢了？国民党那帮人为啥就越斗争战斗力越烂？这个东西不科学啊!哪有一个团队的高层领导忙于内斗而下面的人能够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你看太平天国不就是亡于内讧吗？共产党为什么没有亡于内讧？要是中共和教员的历史真的像袁腾飞啊这些人讲的那样，中共早就灭亡了，对不对？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啥原因。“以斗争促团结”这个东西，实在是高明到了极点的领导艺术，只有兼具完美人格和极高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七、庸俗与真相之间我看过很多质疑教员政治品质的文章，但是书读得越来越多之后，我才发现这些东西实在是矛盾百出。包括像高华、余英时这些看起来像很严谨的学者的著作，但仔细深入的辨析的结果，发现竟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像余英时描写教员上井冈山，说：“教员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说，教员也是半个流氓，所以才能忽悠土匪。整篇文章余英时都忽略了一点(我觉得是故意的，作为一个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不可能不知道一些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袁文才在见到教员之前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王佐在教员发动秋收起义几乎同时发动了宁冈农民暴动，从国民党监狱里面救出了一批在当地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然后退守井冈山。当时二人的身份是中共宁冈县委下面的军事干部。他们以前当过土匪，身上也有匪气，但早已被中共收编了，并不是等到教员带队伍来井冈山的时候被教员的“满口仁义道德”忽悠的。余英时还是个学者，尚且如此，网络上那些各种关于教员的谣言传言，其荒谬之处就更为不堪了。我以前是学经济学的，没怎么花功夫来考究有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细节，关于教员的知识，很多都来自于网络文章。但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发现以前学习的那些西方经济学的东西，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认真反思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成就和问题，都不能用西方的那一套框架来分析。不把中国社会主义的根基搞清楚，就没办法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要搞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根基，就没办法避开教员。2012年8月，我历时四年完成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这本书写完了也出版了。当时有了一种自满的心理，觉得改革开发这三十多年的脉络，已经基本被我说清楚了。谁要是搞不清楚，看完了这本书，也就清楚了。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我还是一知半解，面上的政策变动都知道，但这些政策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反复，却完全搞不清楚。所以，这才花时间来认真的读一些关于教员的历史资料。看得越多，越发现网上那些东西实在太不靠谱。特别是针对个人道德品质的问题，几乎是清一色的阴谋论。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我们就不说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了，就是对普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很不好。这种庸俗的历史分析，会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我之所以没有成为领袖人物，主要原因是我心理不够阴暗、权力欲不够强盛、搞阴谋诡计水平不够高、整人的时候不够心狠手辣……实际上，真实的历史应该给那些不甘于平庸的人们这样的启迪：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团队中令人信服的领袖人物，是因为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难以抵抗、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够勇敢、面对危险的时候不能够身先士卒、面对私情和公利的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在需要斗争的时候抹不开情面、需要团结的时候意气用事，需要平衡山头的时候任人唯亲……教员就是这样一面镜子，这种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可以照出我们普通人的弱点和缺点。平庸的人不愿意承认，对待这位新中国的国父，就像小姑娘们看《甄嬛传》一样，只要有足够多惊险刺激的争权夺利的故事就好了。很多谣言，正好迎合了大众的心理，因而得以大行其道。我今天要辟这些个谣，讲清楚：教员这个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战乱和屈辱，那么多英雄人物抛头颅洒热血，最后由他出来终结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他取得的功劳和地位，当之无愧。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领袖，不能说他永远英明正确，但是作为一个以复兴中国为使命的人，他在人格上是基本完美无缺的。--------------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著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帝制与盛世：汉唐明的时代》、《晚晴六十年的革命与改良》、《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已停印）》等。

俄乌战争，是一场俄罗斯与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之间的对抗。从短期来看，它会加强北约内部的团结，欧盟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加深，以应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比如，德国就紧急宣布要进口一大批美国的F35，这就是在加强与美国的军事联系。然而，这只会是短期影响，从长期的战略层面来看，情况会往相反的方向演变：俄乌战争将会成为北约盛极而衰并逐步走向解体的一个分水岭。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将会在北约框架之外从新组建一个集体安全组织，以取代北约在欧洲安全框架中的领导地位。然后，北约可能会直接解体，也可能名存实亡。俄乌战争以前，美国带着北约众小弟指哪打哪，号令天下谁敢不从。众小弟有美国撑腰，也纷纷扬眉吐气，唯美国马首是瞻，看起来相当团结。但其实都是在捏软柿子，一遇到俄罗斯这个五常级别的反击，就原形毕露，有了树倒猢狲散的迹象。最典型的是波兰，它跟乌克兰接壤，乌克兰要是沦陷了，它就是对俄冲突第一线。美国不敢直接援助乌克兰战斗机，就想了个馊主意，援助波兰一批F16，然后让波兰把自己的米格29战斗机援助给乌克兰。这就是明摆着让波兰去当马前卒，得罪俄国，美国躲在后边坐收渔翁之利。波兰坚决不接这个招，一个皮球踢回去，说用F16替换米格29没问题，我把米格29交给你，你自己拿去援助乌克兰吧。连波兰这种弱鸡小弟都敢不服从老大的指挥，老牌北约军事强国土耳其就更不必说了，明确拒绝参与对俄罗斯的制裁，找的借口是“方便和俄罗斯协调沟通”。另一个拒绝参与对俄制裁的北约国家是匈牙利，它之前比土耳其听话多了，没有在北约内部展示过什么独立性。这回也坚决不买账，不仅不参与制裁，甚至拒绝让北约的军事援助物资从匈牙利过境。总理欧尔班很露骨的说：“对于世界大国来说，中欧只是一个棋盘，对他们来说，匈牙利也只是一枚棋子。一些大国总是想把我们推向前线，如果他们想这样做，而我们又不够强大的话，他们就会牺牲掉我们。”欧洲国家里边，塞尔维亚也拒绝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作为一个在南联盟被北约肢解之后出现的新国家，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解释说，塞尔维亚永远不会忘记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的入侵，而且也只会用侵略这个词而不是其他词汇来形容那一次的北约军事行动。塞尔维亚现在虽然被北约国家包围，但始终拒绝加入北约，甚至还表示要加大对俄罗斯石油的购买力度，“报答”1999年俄罗斯对南联盟的支持。小弟们纷纷反水，北约的外围实际上已经开始出现了解体的迹象。但决定北约最终命运的关键还是其四大核心成员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之间的关系。只有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破裂了，我们才能说北约在走向解体或者是名存实亡。在这四大核心成员内部，英美是基本一体的，德法与英美的关系，是北约能否保持团结的关键。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美国与以法德为首的欧盟在安全战略方面的分歧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矛盾，长期来看无法调节，这才是北约走向衰亡的基础。这种根本性的矛盾是：欧盟各国都希望跟俄罗斯搞好关系，维持稳定和平的局面，而美国则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为此不惜牺牲欧盟国家的安全来挑衅和消耗俄罗斯。欧盟不可能长期容忍美国没完没了的给自己添乱。在北约东扩等问题上，美国不断的煽风点火、得寸进尺，把俄罗斯逼到退无可退的境地被迫反击，最终诱发了俄乌战争，由此彻底搅黄了“北溪二号”天然气项目，中断了德国和俄罗斯在能源领域进一步深度合作的可能性。目前的局面，欧洲被胁迫着跟随美国加入对俄制裁，大量的俄罗斯企业在欧洲发行的股票或债券价格暴跌，却让华尔街资本以超低价格收购；同时天然气石油价格暴涨，俄国卖到欧洲的天然气价格暴涨几乎十倍。美国自己就是油气生产大国，对此无所谓。欧盟可不一样，它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程度极高，制裁之下，欧盟支付给俄罗斯的天然气费用还翻倍了，从每天的两亿多欧元上涨到了五亿多。难怪有人开玩笑说，是欧盟在为俄军的军费买单。甚至连中国也可以趁机从欧盟手里揩点油水——由于购买了大量被制裁的俄国天然气，就可以把之前的美国天然气订单高价转卖给欧盟，从中小赚一笔。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除了乌克兰以外，全世界因俄乌战争而利益损害最大的就是欧盟。中、美、俄都能从这场战争中直接得到些好处：俄国扩大了实际控制范围，美国搅黄了北溪二号，中国则会因为相对中立的地位两头赚差价。当前全球四大强极中间，只有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全方位的吃亏。这一切是谁造成的？短期来看，欧盟会怪罪于俄罗斯、怪罪于普京，紧密团结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旗帜下共同战斗，希望能通过经济制裁的方式击败俄罗斯，逼迫俄罗斯从乌克兰退兵。如果成功了，那当然就是天大的好事，北约就会变得更加强大和团结。但是，如果失败了呢？目前来看，要想寄希望于经济制裁就让俄罗斯从乌克兰退兵，基本是痴人说梦，绝不可能。对俄乌战争的走向，我在早前的文章都已经推演过了，会以俄罗斯实际控制东乌主要地区而结束。当欧盟从胜利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不得不接受这个失败的事实之后，他们会怎么做呢？当他们被迫冷静下来之后，很容易就能想清楚：这场巨大的失败，归根结底是美国在后边捣乱的结果，俄罗斯只是被迫反击。乌克兰问题的根源，在于发端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的“颜色革命”浪潮，而操纵这一轮动乱的幕后黑手，就是美国。冷战期间，东欧、中亚、中东地区就是苏联和美国争霸的前沿阵地，两大超级强权采用威逼利诱、明枪暗箭等各种方式扶植代理人，反复争夺这些“中间地带”。苏联解体前后，这些国家大多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内部动荡。一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局面开始有稳定下来的迹象，有些国家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强人政治”，也有些国家实现了稳定的政党轮换。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一种以亲美为主、在美国和俄罗斯的夹缝中间“找平衡”的道路。美国在“中间地带”的控制力大幅度上升。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南联盟的米洛舍维奇政权这种不愿意屈服的硬骨头，最终被美国武力消灭了。“杀鸡儆猴”的效果很好，美国的强权在中间地带得到了充分的“尊重”。但是，美国并不满足这种“尊重”，它要彻底消灭这些小国的独立性，而且还想要进一步削弱和打垮俄罗斯，把俄罗斯也变成美国霸权的附庸。它实际上采取了一个从西向东逐步推进的霸权战略，先征服东欧、中东、中亚，再打垮俄罗斯，最后的目标则是东方的中国。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除了军事入侵伊拉克和南联盟以外，它还在东欧、中东和中亚各国煽动“颜色革命”，秘密训练和资助一小部分动乱分子打着“选举不公正不透明”等争取西式民主的旗号，要求推翻现任政府；同时，公开对各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甚至动用武力，不准他们镇压这些动乱分子煽动起来的抗议。通过这种方式来扶植一个完全亲美的政权。他们在埃及（2011年）、突尼斯（2011年）、格鲁吉亚（2003年）、叙利亚（2011年至今）、乌克兰（2004年至今）、利比亚制造了一次又一次这样的动乱，成功推翻了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政府。最后的结果，都是这些国家长期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大量的城镇和基础设施在动乱中被破坏或摧毁，无数人民流离失所。这种扩张在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取得了成功，但在紧邻俄罗斯的周边国家遭遇了挫折。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强硬镇压反对派的抗议，反对派就在美国的支持下掀起了内战，俄军及时为巴沙尔提供了支持，让政府军在内战中占据了上风；在格鲁吉亚，亲美的反对派领袖萨卡什维利当上了总统，不过他很快就被俄军狠狠的教训了一顿，狼狈的逃出了格鲁吉亚，还被格鲁吉亚当局通缉。萨卡什维利坚信美国的支持可以让他挑衅俄罗斯，出兵两国有争议的领土南奥塞梯，结果俄军真的打过来的时候，美国却消失的无影无踪，他的名字谐音也被中国网友戏称为“刷卡时为零”。最激烈的交锋还是在乌克兰。这里是俄罗斯的命门，也是美国要想让俄罗斯屈服必须拿下的战略要地。早在2004年，美国就扶植亲欧美的反对派领袖尤先科搞事情。那一次总统大选，亲俄的亚努科维奇以不到三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尤先科获胜。不甘心失败的尤先科一夜之间长了一脸的鸡皮疙瘩，宣布自己被亚努科维奇“下毒”，脸部才会有此巨变，又以存在选举不公正为理由发动街头抗议，要求重新选举。最后，尤先科在第二次选举中胜出，脸上的鸡皮疙瘩也消失了。俄罗斯对此毫无反应，接受了尤先科的胜利。尤先科当了六年乌克兰总统，竞选承诺基本落空，既没有杜绝腐败，也没能提高民众收入。这样，在2010年的大选中，亚努科维奇卷土重来，以显著的优势赢得了总统选举。亚努科维奇当上总统之后，跟俄罗斯的关系得以加强，俄罗斯降低了卖给乌克兰的天然气价格，乌克兰则将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驻扎的有效期限延长到25年。2013年11月，亚努科维奇宣布终止成为欧盟“联系国”——也就是预备成员国——的进程，改为争取俄罗斯的150亿美元贷款和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入欧盟和北约是尤先科在位时期一直大力推进的工作，亚努科维奇这个决策大大的激怒了乌克兰的亲西方派。美国人趁机又开始煽风点火，再次发动“颜色革命”。这一次颜色革命比2004年那一次厉害的多了。2004年那次主要是和平抗议，没有什么暴力活动。这一回抗议活动在美国特工的鼓捣下，很快就向暴力活动升级，并进一步演化成为了全国性的骚乱，到处都是打砸抢烧。显然，这是美国在2011年的突尼斯和埃及“颜色革命”中尝到了煽动暴力的甜头，把这些经验照搬到了乌克兰。亚努科维奇迫于压力宣布恢复加入欧盟的进程，但反对派并不满足，一定要亚努科维奇下台。2014年2月21日晚，反对派和警察在基辅街头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在这之前，乌克兰虽然经济增长缓慢，但一直在增长，个别年份还能有10%以上的增长率。一场“颜色革命”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将乌克兰推到了内战边缘，归根到底就是美国利用其国内政治矛盾煽风点火的结果。2月22号，乌克兰议会召开紧急会议，罢免了亚努科维奇的职务。随后，乌克兰议会又通过法例，取消俄语在乌克兰近半数行政区域内的地区官方语言地位，同时禁播了全国的俄语电视频道。三个月的“颜色革命”暴力活动彻底撕裂了乌克兰，亲欧派和亲俄派变得势不两立。东乌克兰有很多地方包括克里米亚在历史上就是属于俄罗斯的领土，俄语居民也占了大多数，苏联时期的领导人为了削弱俄罗斯在加盟共和国之间一支独大的情况，把这些地区划给了乌克兰。苏联解体以后，这些领土也就自然而然的留在了乌克兰境内。亲俄派在乌克兰国家中间占据少数，既然在“颜色革命”斗争中失败，他们就要求脱离乌克兰独立或者是重新加入俄罗斯。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罗斯，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个州则宣布成立独立的共和国。乌克兰政府当然不可能接受，就切断了对克里米亚的淡水供应，并派兵镇压两个共和国的独立。乌克兰内战正式爆发。内战打了八年。在战争中，乌克兰极端民族主义思潮不断加剧，镇压活动越来越血腥，部分军队纳粹化，在两个共和国地区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屠杀惨案。这个过程中，北约长期为乌克兰政府提供支持，并开始推进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进程。俄罗斯一方面目睹自己在乌克兰的同族人民遭遇屠杀，一方面对北约把战线推进到自己家大门口感到忍无可忍，终于在2022年2月24日直接派兵进攻乌克兰，要求乌克兰删除一切限制俄语的法律、彻底放弃加入北约、实现乌克兰的非军事化和承认两个共和国独立。俄乌战争爆发。回顾过去十多年乌克兰从和平到全面战争的过程，美国和北约对俄乌战争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他们在“中间地带”疯狂推动“颜色革命”，是乌克兰内部矛盾从和平选举走向暴力对抗的关键因素。如果没有之前埃及、突尼斯等地的暴力活动推翻现任政府的“成功示范”、没有美国在幕后的操纵策划推动，这种内部矛盾原本是可以通过和平的政治协商来解决的。2004年的总统重新选举事件，虽然现在也没找到亚努科维奇给尤先科下毒的证据和选举作弊的证据，但抗议活动毕竟还算在法治范围内进行，俄罗斯和亲俄派对这个结果也勉强接受了，没有采取任何反击动作。尤先科在总统位置上稳稳当当干了六年一直到任期结束，他搞的各种亲欧疏俄的政策，亲俄派和俄罗斯都忍了。直到2010年，亲俄派再通过合法选举拿回总统之位。但美国不能容忍这位合法当选的总统持续任职，终于在2013年，亲欧派在美国操控下直接突破了法治底线，采取大规模暴力行动来夺权，这是乌克兰局势从可控到不可控的关键转折。率先掀桌子的，是亲欧派和美国，不是亲俄派和俄罗斯，在这一点上是非是很明显的。美国在1999年对待南联盟的行为，跟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理由几乎完全一样。就是南联盟内部有民族要求独立，引发内战，美国以存在政府军对平民的屠杀为由，坚决支持其独立派别，为此对南联盟政府军进行狂轰滥炸。唯一的不同是，俄罗斯支持的是跟自己有血脉文化联系的民族，在自己家门口参战；美国支持的是跟自己文化血缘毫无联系的民族，其战场在本土数千公里以外。侵略南联盟的时候，美国声称这是完全符合人类普世价值的伟大行动；俄军出兵，则被描述为不可接受的反人类罪行。至于北约东扩，是非就更明显了。美国曾经对俄罗斯承诺过至少14次北约不会东垮，每一次都很快食言。俄罗斯还至少六次想要申请加入北约，普京就申请过三次，每一次都被拒绝。这个意图就很明显：北约东扩就是针对俄罗斯去的，为的就是压垮俄罗斯的民族脊梁，让它向美国屈服。所以北约只能东扩到俄罗斯边境，但绝不接受俄罗斯加入。每一次东扩，俄罗斯都强烈抗议，但最后都忍了，包括扩张到临近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波罗的海三国，俄罗斯也忍了，毕竟这里要打到莫斯科还是很不方便。但扩到乌克兰这是绝对不能忍的。这比苏联把导弹布置到古巴严重多了，比俄罗斯把军队放到墨西哥还要严重。因为古巴和墨西哥都距离美国首都相当遥远，而乌克兰边境距离莫斯科只有四百公里还全是大平原。北约东扩到乌克兰，相当于俄罗斯跟加拿大结成军事同盟，把战火烧到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距离华盛顿只有几百公里的地方。有任何人会认为如果加拿大出现内战，亲俄派政府军从北向南进攻，在安大略省大力镇压亲美派武装，屠杀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种族，美国会选择不出兵吗？美军出兵加拿大制止亲俄派对盎格鲁种族的屠杀，要求加拿大不得和俄罗斯结成军事同盟，不得禁止英语作为加拿大的通用语言，会被那些谴责俄罗斯的人认为是无耻的侵略和霸权主义行动吗？乌克兰内战加北约东扩，就是把俄罗斯逼上了绝境，不可能不猛烈反击。这要是不反击，那就真的跪了。刀已经架在脖子上了，就差最后抹下去那一下了，不能因为美国人还没抹下去，俄罗斯就没有防御反击的权利。这还别说美国在乌克兰搞生物病毒实验室这些事儿。这一条也算上，俄罗斯出兵就不仅不是自卫反击，还有为全人类伸张正义的成分。我在之前的文章分析过，俄罗斯是一直想要跟欧洲和美国亲近的，它很想平等的融入欧美。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投降了，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出现了严重的寡头化倾向，在根子上已经承认了欧美在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和优越性。它唯一想保留的就是自己的民族自尊，可以平等跟欧美对话，仅存的依靠就是苏联遗留下来的核武器库和残存的军工体系。但美国人连这一点也不想给俄罗斯留下，必须是毫无尊严的屈服。它一定要在经济上拖垮俄罗斯、在政治上搞乱俄罗斯，让俄罗斯陷入中央政府弱势、地方势力割据的散沙状态，并在国际舆论压力和军事压力下自废武功放弃核武器库，彻底毁掉它的军工体系，变成类似于印度和巴西这种水平的国家。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感到安心。——当然，这也是美国替中国安排的命运。如果没有俄罗斯吸引火力，发生在乌克兰的一切，就都会在中国周边地区发生一遍。俄罗斯在这次俄乌战争中失败，接下来美国所有火力就都会对准中国，这是一件毫无疑问的事情。这样的安排对美国和欧盟而言都相当美妙，这也是美欧结盟的基础。但问题是，中俄并不喜欢这个安排。尤其是中国，我们在近代被欧美疯狂殖民入侵，又选择了一条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反对新殖民主义和丛林资本主义方面跟美国基本上是势不两立的，没有任何可能妥协。俄罗斯没有这些负担，倒是一直想跟美国妥协，问题是美国不接受它的妥协条件，这就是逼着俄罗斯跟中国靠近而疏远欧美。欧盟夹在中俄和美国中间，他们的利害得失很容易算清楚：如果美国能轻松搞定俄罗斯，他们就乐得跟着美国干；如果美国搞不定俄罗斯而又拒绝跟俄罗斯达成妥协，他们就不会愿意在美俄中间当炮灰。俄乌战争，就是检验美国能不能搞定俄罗斯的试金石。目前来看很明显，美国搞不定俄罗斯，俄罗斯一出兵它就怂，不仅不敢派兵参战，连军事援助都想委托波兰来干，自己家的教官和雇佣兵被俄罗斯导弹炸死了也不敢吱一声。波兰把皮球踢回去，它也无可奈何。印度拒绝谴责制裁俄罗斯，它嚷嚷着要制裁印度，也没见行动。伊朗趁机往美国大使馆所在区域发射了两颗导弹炸死了一些以色列情报人员，它也装着没看见。它要求沙特增产石油，沙特不理它，一转身跟中国签了一个百亿美元的协议还放出风声来要用人民币结算。俄乌战争这一仗，让美国颜面扫地，全世界都看清了它外强中干、色荏内厉的本质。它的敌人对它的恐惧消退了，它的盟友对它的信任消失了。那些指望美国能用经济制裁打垮俄罗斯的人真的是在痴人说梦。所谓经济制裁，主要就是欧盟在买单，欧盟把俄罗斯资产价格搞下去了，华尔街就去低价收购，天然气价格涨上去了，它就趁机占领市场。钱是赚到了，但要打垮俄罗斯则根本不可能。印度和中国都在跟俄罗斯继续政策贸易，俄罗斯自己就是粮食、能源和军工生产大国，战争物资不会短缺，民用轻工业品找中国买啥都有，天然气涨价了还能收割一波欧盟来代付军费，这个仗爱打多久打多久，它根本不着急。美国的经济制裁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让任何一个国家屈服过，制裁伊拉克这么久，萨达姆也没垮台，最后还是只能靠军事入侵来解决问题；制裁委内瑞拉，天天宣传委内瑞拉即将崩溃，结果人家马杜罗总统一直当得好好的，现在还趁着俄乌战争开始跟美国讨价还价涨油价了；制裁伊朗的时间也够久了，伊朗政权也是稳如泰山。朝鲜制裁几十年了，领袖都换了三代也没服软，还被制裁成了拥核国家，以前还宣传人家闹饥荒，现在也不宣传了，因为朝鲜经济已经稳定发展好多年了，小日子过得蒸蒸日上。美国人的制裁连委内瑞拉、伊拉克、伊朗、朝鲜都搞不定，还指望它能搞定俄罗斯？怕不是要被人笑掉大牙。在美国搞不定俄罗斯，还被俄罗斯猛烈反攻的情况下，欧盟的态度就必然会发生转变了。欧盟的政治家们如果还没有被白左思想洗成脑残，应该很快就能理解以下逻辑：俄罗斯已经妥协了，愿意低姿态融入欧美，但美国不愿意，非要拼命搞事情把俄罗斯逼上绝路，逼得俄罗斯绝地反击，然后把欧洲局势搅得天翻地覆，美国人却躲得远远的让欧盟国家上前去当炮灰，经济上遭受重大损失、安全局势也一塌糊涂。简单来说，就是俄欧相争、美国得利。法国和德国不可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它们必须做出选择，要么跟俄罗斯彻底决裂拼个你死我活，要么跟美国分手废掉北约自己独立自主的建立一个新欧洲安全框架，在此基础上跟俄罗斯平等对话互相融合。法国和德国在历史上确实受益于北约的框架，美国人的马歇尔计划对于欧洲的安全保障至关重要。但那是建立在苏联和华约还存在的基础之上，苏联和华约解体之后，这个基础就已经不复存在。俄罗斯对西欧地区的安全已经很难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它既没有这个实力也没有这个野心，只要北约自己不去拱火挑事，欧盟和俄罗斯很容易建立一种互信互利的局面，尤其是双方在产业结构上高度互补，欧盟需要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和粮食，俄罗斯需要欧盟的高科技产品和资本。美国人控制的北约，其角色已经从保障西欧安全转变为挑拨离间欧盟与俄罗斯的合作、威胁破坏欧盟的地缘安全局势了。很显然，对欧洲而言，是时候抛弃北约了。俄乌战争确实增加了俄罗斯对欧盟安全的威胁，不过，只要俄罗斯不占领乌克兰全境，只满足于控制第聂伯河以东的俄语区，它就仍然处于法国和德国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尤其是，美国现在是同时对抗中国和俄罗斯，逼着中俄往军事结盟的方向走，而中国和俄罗斯实际上双方都没有这样的意愿。中国一直努力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找平衡”而不是“一边倒”，中国方面绝对没有威胁欧盟国家安全的意图，也无法从中获得任何战略利益。美国逼着中俄结盟，这其实也就是在逼着欧盟跟中国决裂。这对欧盟就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对法国和德国为核心的欧盟而言，它在后俄乌战争时代的最佳策略就是十二个字：退出北约，交好中国，平等待俄。跟中国的友好关系，对欧洲的安全将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并逐渐比北约更重要。欧洲人必须也必然会认识到：如果俄罗斯谋求进一步往西扩张，中国才是唯一有能力遏制它的大国。因为俄罗斯必须顾忌自己跟中国接壤的广阔东部的安全。美国则既没有遏制的能力也缺乏遏制的意愿，它只会幸灾乐祸的看着欧洲陷入混乱和战争，自己火中取栗。中国跟欧盟在地缘上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只要欧盟不跟美国搞军事结盟，那么，欧盟的强大和长期繁荣就是中国极为愿意看到的局面。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法国和德国放弃北约框架自立门户都是一种必然。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但却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后俄乌战争时代的世界，不会是美欧联盟对抗中俄联盟这么简单的两极争霸，而是以中美博弈为主线，中、美、欧、俄四大强极进行复杂纵横捭阖的局面。中国和美国都会努力争取欧洲和俄罗斯的支持，欧洲和俄罗斯也会逐渐学会在中美之间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中国将会坚定不移的推动自己主张的结束新殖民主义霸权和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经济体制的目标并最终获得胜利。===========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重庆江津人，著有《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等。

据赵烈文在《能静居日记》关于对南京屠城的记载，“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

十二、甲寅变政1854年，基本就在湘军的节节胜利和太平军的不断溃败之中度过了。太平军北伐也在这一年宣告失败。北伐主力已被击溃，残部在南撤途中被清军包围，南京方面派出的援军也被击退。而围困南京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依旧稳固，扬州城得而复失，镇江防御愈发困难。这应该是自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度过的最糟糕的一年。这种糟糕的局面，不仅是湘军突然崛起造成的，也是太平天国内部意识形态混乱的结果。太平军金田起义的队伍只有一万多人，这是核心骨干，对拜上帝教的教义信仰最坚定。起义以后，大量的天地会成员、船工、矿工、手工业者、流民、农民等诸多新的力量不断加入，军队数量迅速膨胀到了十多万。这些新兵绝大多数都是太平军在永安发布《奉天讨胡檄》以后加入的，他们并不信教，而是冲着“反满反官”这面革命旗帜来的。这面革命的旗帜，核心就是两大政治目标，一是要恢复中国的文化与文明，以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等先进文明形态代替文字狱和人身控制的野蛮落后文明形态；二是消灭腐朽的官僚精英集团统治，重建一个廉洁高效的新政权，促进社会公平。想不到定都南京以后，洪秀全的所作所为却跟这两大政治目标背道而驰：以一神教的思想文化专制来试图消灭中国传统文化，以神权社会形态压制人民经商结社等各种自由，甚至破坏家庭，又大搞神权和封建特权等级制度、滥用民力修建奢华的王府。如此种种，令参加革命的人们大失所望。水营哗变虽然被杨秀清平息了下去，但整个军心民心动摇的状态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观。反映到战场上来，就是军队战斗力持续下降，将士逃亡的现象不断发生，内奸频出。1854年2月，南京城内爆出了一桩间谍大案。一个叫张继庚的清朝官员，在南京城破以后秘密潜伏下来，伪装成普通百姓，联络城内各种不满人士，试图与城外清军里应外合夺取南京城门。这个事情最终没有成功，张继庚被捕。但被捕之时，他已经秘密联络了城内三千多人愿意提供协作。当时南京城内不过二十多万人，竟然有超过百分之一的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反抗太平天国的统治，可见人心离散情况之严重。张继庚被捕后，自知必死，又将他知道的许多广西、湖南来的太平军老将士污蔑为内应。杨秀清盛怒之下，将张继庚供出来的数十人杀掉，后来发现被杀的竟然大多是老兄弟，到了南京以后加入的新人反倒是没多少，这才意识到中了张继庚的圈套。匆匆将张继庚杀掉结案。刚开始，杨秀清对人心离散、军队战斗力下降的问题认识并不深刻，以为主要是新兵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纪律观念淡薄所致。这确实是原因之一，但并非最重要的原因。他一直是一个严厉的军事统帅，遇到这种问题，第一反应就是采用更为严厉的刑罚来保证纪律。张继庚案中被冤杀的几十人便是这种心态的表现。丢失武昌之后，负责守卫的石凤翔、黄再兴，都以丢失城寨的罪名被杨秀清下令处斩。从当时的军事局面来看，湘潭之败以后，太平军并不具备固守武昌的实力。石凤翔和黄再兴都是金田起义的老将，直接杀掉是有点过分的。1853年3月，冬官丞相陈宗扬违反男女分居的纪律，和自己妻子同房，被东王府的侍女发现以后，还试图勾引诱奸这个侍女，被侍女揭发。杨秀清将陈宗扬夫妇同时处斩。另有镇国候卢贤拔也违令与妻子同房，但他认罪态度比陈宗扬好，也没有诱奸侍女之类的其它问题，被罚仗责五十大板。1853年初到1854年初这段时间，杨秀清在洪秀全的“宗教梦想”与手下众将士的“革命诉求”之间，基本是在试图两头协调。他既是最高军事统帅，还是上帝的第四个儿子，是“圣灵风”和“赎病师”[1]，这些神话地位有利于他树立权威和更好的行使权力。如何在不打破洪秀全编造的天国神话的前提下，满足太平天国将士们的合理诉求？这是一件很难但又必须要做的事。1854年初，东王府在杨秀清的指示下搞出来了一本《天情道理书》。这是一本典型的“和稀泥”作品，一方面说东王理解大家长期夫妻分居确实难受；一方面又说男营女营分开很有必要，再辛苦“坚耐”一段时间，等我们打下北京就可以夫妻团圆。一方面说东王很知道大家修建王府的辛苦、深切体谅，一方面又说这是“天事”，还是得继续干。但是，到了1854下半年的某个时间，杨秀清应该终于想明白了，“和稀泥”这个事没法再继续搞下去：军队在战场上不断溃败，错误的经济政策也严重损害了军队后勤供应。显然，将士们和老百姓并不相信他的那些苦口婆心的虚假安慰——他们需要的是实际的、立场鲜明的改革。不然，人心溃散、将士逃亡的情况只会越演越烈。我们不太清楚杨秀清转变想法的具体时间节点和导火索。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肯定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湘军在西征战场不断击败太平军之后，杨秀清一定会对曾国藩这个人和他的言行产生强烈兴趣。从1854年下半年开始，杨秀清终于下定决心，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全面纠正洪秀全的宗教建国政策。1854年6月，杨秀清领衔，韦昌辉和石达开副署，上奏洪秀全，要求“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也就是在除南京外的太平天国统辖地区，都要张榜公布，农民可以照旧交粮，工商业可以照旧纳税——南京城受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封锁，物资极度困难，仍然继续采取配给制。这就等于是公开否定《待百姓条例》中一切土地和工商业都要收归“天王所有”的说法。这不仅是推行制度改革，也是对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说的“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的一次舆论回击。1854年7月4日，杨秀清借口“天父下凡”，下令禁止基督教《圣经》出版。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举动，因为拜上帝教就是在基督教《圣经》的基础上创立的。洪秀全在1853年规定太平天国境内只有三本书可以合法出版：《圣经（旧约）》、《圣经（新约）》和“神仙小家庭成员”的诸王言论集。杨秀清这回就以天父的名义，说西洋《圣经》记录的天父天兄事迹有很多错误的地方，先不要出了。这也是对曾国藩《讨粤匪檄》中“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的一个回应。以此昭告天下，太平天国并没有把西洋的天主教《圣经》当成绝对正确的神圣经典。1854年9月24日，杨秀清“天父下凡”，正式废除禁欲令，允许太平军将士夫妻团聚，没有娶妻的可以娶妻，解散女馆。九月的这次下凡，与杨秀清的认识变化关系比较直接，值得细说一下。上个月，也就是八月，东王府幕僚、天官正丞相曾水源奉杨秀清之命，与东官正丞相罗大纲一起带兵去攻打江苏高淳东坝，吃了败仗，被下狱论罪，但很快放了出来继续在东王府工作。没过多久，杨秀清又派他到安徽芜湖公干，竟然没有按时往返，耽误了时间。尤其恶劣的是，曾水源的弟弟竟然在途中逃走了。这是当时太平军将士不断逃亡的又一个案例。杨秀清极为愤怒，怀疑是曾水源指使的，再次将其下狱严审。这事情闹得比较大，以至于坊间传闻曾水源被五马分尸而死。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曾水源过了一段时间又官复原职。官复原职的原因，是杨秀清与东王府其他幕僚讨论此事，说：之前有很多将士逃走，大多都是新兄弟，怎么现在很多金田的老兄弟也这样了？有一个大胆的幕僚就说，之前在广西，说到了“小天堂”就让大家夫妻团聚，但定都南京以后，又说要等到攻下北京，很多人觉得受到了欺骗，因此心怀不满，才会有这样情况发生。听了这番话，杨秀清意识到长期执行禁欲令的严重危害，释放了曾水源，并下令允许太平军将士夫妻团聚，此后又解散了女馆。这个命令执行的不错。1856年4月，外国传教士肯能到南京考察，并在那里居住了好几个月。他在《南京与镇江：原始的叙述》中说：“我们注意到在该城的所有地方和所有街道，到处都有妇女，没有人被限制居住在某一特定的地方。”

证明西方破读死文字是错误的，就能推翻西方建构的亚述学和西亚文明学术体系，证明亚述学和埃及学是伪学，西方所叙事的两河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不存在。因此，必须重头再来，重新研究，还原真实的北非文明和西亚文明。

显然，安文思写作《一六五一年中国著名大盗张献忠暴行记》的时间只能是他被清廷逮捕并酷刑逼供之后。这段时间，他开始醉心于学习工匠技术讨好康熙皇帝。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抹黑张献忠的文献，可信度不高。

公元907年，地方军阀梁王朱温杀掉唐朝最后一任皇帝，代唐自立，改国号为梁。唐朝灭亡。没过多久，他的儿子发动兵变把他杀掉。随后中国就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时期，赵匡胤的北宋政权再次统一中国。

利用环保话题来达到一些不那么光彩的目的，长期以来，就是很多国家或者机构，非常惯用的一种手法。他们之所以要选择环保话题，主要原因有两个：

当年为了节约每年3000万人民币的开支而下马运十，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的战略错误。犯这样的战略性错误的核心原因，就是过分低估了中国的技术能力和工业潜力，在发达国家的领先优势面前丧失了独立自主的信心。

——美国人民好不容易选出来一个真心想干点实事的总统，就这样被建制派精英们用“三权分立大法”给化解了。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对美国人民来讲，又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啊！

3.在刑法分则中明确，“以民族身份或宗教信仰为主要识别方式形成犯罪团伙，多次作案，且受侵害对象主要不是同一民族、同一宗教信仰的，比照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进行处罚”。

所以，有些人说金氏父子光知道搞独裁不顾人民死活，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他们的问题是把钱都花到提高人民生活上了，重工业问题长期不解决，一心一意依靠中国和苏联——主要是苏联——提供重工业支持和国家安全保护。

如果它还要继续硬撑，说我真的复苏了，我还要加息，结果就是国内资本进一步收紧。因为有就业数据在那里摆着，它加息也骗不了国外资本进来给它接盘。所以，不管它收紧还是放松货币供应，最后都是三大资产泡沫破灭。

这两个案例同时也说明，“雁形发展形态说”并不仅仅限于简单加工的劳动密集性产业如棉纺织业，在高端产业里面，同样可能出现。中国将来在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过程中，这种发展模式应该还会继续发挥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