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梁海战》如果提起明朝万历年间，大家的脑海中是否首先会跳出一个百事颓废，兵力孱弱，即将走向衰亡的时代？如果提起援朝战争，首先被想起的也往往是抗美援朝战争。其实，早在明朝万历年间，也发生过一次援朝战争，这场战争也许并不那么为人所熟知，但它至今依然对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产生着深远影响。这场战争也被称为“第一次东亚大战”。美国历史学家石康（Kenneth

本文转载自新京报书评周刊今年1月，有人在豆瓣上创建了一个名为“好学生心态受害者”的小组，半年内就聚集了几万名组员。在职场被压榨是这个小组的热门话题。“好学生心态”大多出现在刚走出校园进入职场的年轻人身上。从学校到职场，身份变化了，但他们仍被害怕犯错、习惯讨好的“好学生”心态困住。面对绩效压力和领导的指责，善于反省的“好学生”往往照单全收。甚至有人指出，“好学生”是互联网大厂抑郁症高发人群。其实不仅“好学生心态”，在现代职场环境中，大家面对的精神困境还有很多。比如工作时间越长，价值感越弱，逐渐发现自己并非工作的主人，反而成了一台依附在工作上的机器。又比如不知不觉间将“996”合理化，被外界的节奏裹挟着“异化”了自我。有的打工人还会在职场上遭遇，会抢功和甩锅的“黑暗人格”的同事、领导，除了因此陷入被动的自我怀疑和内耗中，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呢？这些令人不适的工作环境并非互联网大厂的个例，而是许多现代组织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其本质来源于现代工作中的去人格化。在工作被去人格化究竟会对人产生哪些影响？尊重人格的工作环境是可能的吗？打工人们又该如何展开自救？北师大心理学部教授、看理想《致独特的你：人格心理学40讲》节目主讲人王芳老师在一次采访中，从根源上梳理人与工作的关系，面对众多困惑的年轻人，回答了上面的问题。王芳老师长期研究人格与社会心理学，对当下年轻人的职场心态也有很多观察。她的新书《我们何以不同：人格心理学40讲》中，也针对当下我们面对的种种心理困境给出了建议。工作中的客体化提问：最近“互联网大厂抑郁症”被热议。很多媒体报道都反映大厂的工作环境很压抑，为了效率，领导往往说一不二，下属的空间很小，觉得被控制很痛苦，感觉自己像机器人，越来越失去自我意识。今天这种互联网公司的工作环境，对员工的情绪和人格有哪些新的影响？王芳：其实不仅是互联网公司，整个现代企业都面临类似问题，就是工作中的客体化。在现代管理科学的话语体系中经常讲人力资源，但很多时候当说起人力资源时，在意的并不是人，而只是资源。有时候我会听到企业的人说，“等那个项目结束，就有人力释放出来”，他们想说的其实是等另一组同事做完手头的工作就能有人过来帮忙了，但听上去就感觉跟人没什么关系。这套话语会有意无意地忽视人，因为在现代企业中，效率、利润、绩效这些目标太凸显了。当这些目标凸显的时候，员工就有可能不被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而只有他们身上那些能够帮助这些目标实现的部分才被看重。其他一些，比如情绪情感、心理需要、自尊等则因被认为对达成目标无益，甚至会干扰到效率和生产力，便遭到贬低、忽视乃至剥夺，而这些恰恰是作为一个人有别于机器的本质和独特的地方。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来说是在将一个具有主体性的人降维到客体的地位，进而他们的人性也被工具性所取代，因此是一个对人进行“客体化”的过程。我们经常在性别领域听到性客体化这个词，女性沦为男性凝视的客体或纯粹的性对象，而在职场，工作中的客体化其实也很常见。客体化有两大核心特征，一个是工具性，另一个是否定人性。工具性指的是把人当工具一样觉知与对待，比如认为员工是像商品一样隶属于某个组织的，是没必要考虑个人边界完整性的，是可以被随时替换或用完即弃的，是仅仅服务于某个目标的手段；而否定人性则指的是贬低或无视员工的能动性、情绪情感和自主性这些区别于机器或动物的人类属性。有研究给不同的人看两张照片，里边是同一个人，姿势也完全一样，只不过一个在办公室，另一个在家里。结果发现，人们会对在办公室的那个人的人性化程度评价更低。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去上班，就会被别人觉得更不像个人了。说明在人们的认知里，这种工作环境与客体化之间的联结挺根深蒂固的。《在云端》当然，不同的企业文化、管理制度和工作内容会让这种联结变得更强或更弱。比如，如果所做的工作任务本身相当机械、枯燥、重复、形式主义，天天就是填表、开会，工具感就会很强。如果这个组织极其绩效导向，将绩效视为评价与激励员工的唯一标准，而且鼓励员工之间高度竞争，就会进一步助长员工之间的相互客体化，即把同事作为完成自身绩效目标的工具人加以利用。这种情况在权力不对等的上下级之间还会更加凸显，表现为上级只看重下属的工具性价值而无视其他。像这样发生在日常的人际当中的客体化对待显然会特别伤害工作者的身心健康，因为人不是机器，我们需要内在激发的动力去做事情，而且任谁也不愿意被当作一个没人性的工具来看待。近些年普遍讨论的职场倦怠、工作的无意义感、自我的无价值感等等话题，可能都是与此有关的一些后果。其实过去的工作环境，比如在计划经济时代的大型国有制企业里，也有客体化的问题，只不过那时候的价值是自上而下由集体赋予并被所有人共享的。那时候人们觉得工作的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集体做贡献，要无私奉献、不求回报，甘作螺丝钉，“螺丝钉”这个词就是典型的工作客体化的表述。现在那套叙事成为历史了，相比宏大的社会目标，人们更关心自己每天的生活是否幸福。价值的主体也从集体变成了个体，而且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寻找。但是在KPI的压力下，这个议题很多人无暇顾及，于是看到现在有些人已经主动放弃了靠工作来实现自我价值。这时候如果大的经济环境再出现波动，既然个人的价值不可得，那就干脆转而去追求安全感，如当下的“上岸”潮。在此过程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我客体化。也就是我们在被他人当工具的同时，有时也会自己主动忽略自己的人性，忽略自己有高级心理需要被满足的一面，把自己矮化成一个工具。比如人们经常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感情的赚钱机器，其中的“没有感情”“机器”就是自我客体化的表述。有些时候这是对压迫性系统的一种无奈适应，例如，当自嘲为“社畜”“科研狗”的时候，是在将自己降维成动物，好像想要通过消解掉那些属于人的高级心理需要来躲避身处这个系统中的痛苦，仿佛只要自己先行一步否认自己的情感需要，在遭到他人或环境贬低时便不再那么难受，然后让自己更能忍受被他人客体化对待，并专注于实现赚钱这样的底线目标，因此这可被视为一种无力改变现状时的无奈适应。然而，研究发现，这种自我客体化并不能实现自我防御的功能，我们越是自我矮化，精神层面上就越感到痛苦，它起不到我们以为的保护情绪的作用。还有一种情况就更复杂，这时候的自我客体化不是对系统或别人客体化自己的应对，而是自己有意地把自己当作工具和手段来追求某个我们认同的目标，比如想要达成某个绩效标准，或者更广泛意义一点的，想要成功。这可能很多人都经历过，当工作很紧急，或者我们觉得它很重要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自己像台永动机一样，最好不吃、不喝、不睡觉，此时那些属于人的正常的七情六欲都会被视为一种妨碍、消耗甚至负担，被看作是对当下目标达成的干扰。这时候我们眼里就只看得到角色和要求，这也是一种非常典型的工作中的自我客体化表现，我们没有把自己完全当人来对待。《下一个素熙》为什么会这样？不可否认，当我们以自己作为工具时，似乎可以获得一种我可以以此来达成目标的效能感，也就是说这种自我客体化在一定程度上给到了我们自我赋权的感觉，起到了一种自打鸡血、自我激励的作用。但是仔细想想，这种赋权是真实的吗？我觉得未必。我们所在的社会系统经常向人们许诺某个手段与某个目标之间的必然联系，比如只要努力就能成功，这是优绩主义的核心观念。但其实这个必然并不是必然，其中还有非常多其他因素在影响。但一旦人们内化了这种必然性，最后目标没有实现，就会归结于是那个手段的错。比如是自己还不够努力，进而继续加大投入，甚至牺牲健康、情感、关系，也就是我们身上人性的那一面。这时候我们就掉入了一个陷阱，我们误以为此时我们有足够的能动性可以决定那个想要的结果，而事实上，那个目标也好，手段也好，都是被我们所处的结构和系统所设定的。本来人才是目的，工作只是手段，而现在错位乃至倒置了，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把自己当工具，这看似是一种赋权，实质是一种异化。它还有一个后果，一旦高度认同了这个陷阱，就可能把不合理的工作环境和状态合理化，甚至内化。就是常说的“卷出了真情实感”，一边受系统压迫一边为它辩护。比如有人真的认同“996”是福报，这其实就是在认同以忍受剥削作为手段去实现所谓成功目标的合理性。而它会带来什么结果？研究表明，会让剥削持续。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已经主动放弃了自己作为人的这部分了，那么对于我们的剥削以及客体化对待也就彻底获得了正当性。该如何应对？客体化的本质就是人的消失，那么对抗它的力量一定在于人的再现。本质性的变革在于对于工作与人关系的结构性重塑，但是在那还未发生之前，从企业和管理者一方来说，可以更多鼓励员工之间合作而不是竞争，在看重任务绩效和个人绩效的同时也看重关系绩效和团队绩效。另外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要看到人的价值。我在《我们何以不同》这本书里也讲到，聪明的管理者永远明白两件事：第一，员工只有在感到安全的时候才会表现出进取心和创造力；第二，有了安全感的员工会期望得到除钱以外的更多东西。工具可以在短期内很高效，但要让一个企业长远发展，人的价值的发挥永远是第一位的。而对于个人来说，我们能做的或许是，首先不主动矮化自己，其次不放弃对于创造性工作的寻求和对工作意义的体认，最后，重新拾起与他人的联结。当下的职场环境在异化个体的同时也在异化着关系，它高度竞争性的底色令人与人的信任下降，人们会本能地预设职场就是尔虞我诈的，同事之间毫无真心，所以对什么都别走心，虚情假意、逢场作戏一下就好了。然而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合作、结盟、友谊是对抗系统的最大武器。每个人都需要同行人，需要相互理解支持的伙伴，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结，对他人有所帮助和贡献，可以重塑彼此的中心性，让在工作中消失的人的那一面复现，最终或许还能形成合力，令那个高压剥削的系统出现裂痕。提问：这种大环境对人的矮化和客体化，一定会影响人的创造力吗？王芳：不一定，创造性的工作会让人的工具感不那么强，但前提是能够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感受到自我价值。提问：因为现在有很多工作本身是创造性的，但也是通过竞争和压榨实现目标的。它不是单调的流水线作业，也不是琐碎事务性的，但它高度竞争。方案失败的团队就是耗材，立刻会被替换掉。王芳：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点是，自主权在谁手里。如果是你讲的这种情况，其实创造性还是在为一个大的系统目标服务，还是一个工具性的利用关系，而不是我们自己对于创造性有所体认。这两种情况完全不同，区别在于我们是作为一个客体还是主体，是不是自己能够感受到创造性。比如可以主动提案，而不是被动应对竞争，这种自我发出的任务最后哪怕失败了，主动性仍然是在自己手里。这也是心理学上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自我决定。只要是自我决定的，整个过程中的感受和心理状态都会很不一样。自我决定对于幸福感也很重要。因此，如果能在被剥夺的环境里找回自我的主动权，能大大促进职场身心健康。“好学生”心态提问：和职场抑郁一同被热议的还有“好学生受害者”。“好学生”成了一种“病”，似乎“好学生”进入职场更容易被剥削。因为“好学生”习惯迎合外界眼光、顺从外部环境，从学校到职场延续了这种模式，在学校拼成绩，在公司拼业绩。在你看来，更容易被剥削的人群有哪些人格特征？王芳：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叫“好学生心态”而不是“好孩子心态”，是不是说明这些特征并不是局限在家庭领域里形成的。学校其实是一个人全面接受社会化，进而被训练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最重要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好学生”就是一种被规训的好，而不是真的好，不是那种松弛、舒展的好。那到底要训练成什么样呢？在我们的文化里，整齐划一的力量非常强，比如大家总是在追求一样的目标，而且都用差不多的手段去追求，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从来都不是一个好词。在好多给小孩看的故事里，倒霉的总是爱冒险的那个。这其实就在传递一种观念——千万别出格、别出错。《下一个素熙》在这样社会规范的压力下，家长和老师并不鼓励孩子们个性的表达和自我的彰显，而是反复强调要符合他人和社会的期待。努力去到那个合适的位子上，才是重要且正确的事情。于是不要也不必有自己的想法，乖乖听话，服从父母、老师、社会等权威的意志，做他们认为对并想让我们做的事，去追求并努力实现社会期待和认可的目标，包括读大学、找个好工作、结婚、生孩子，以及实现各种世俗的成功。好学生就这样炼成了。而中间使用的控制机制就是各种奖励或惩罚，实质上是一种爱的交换。具体来说，做出符合期待的行为就能够获得爱、肯定和积极关注等奖励，而违反了，就可能遭到否定或者经历爱的撤回，这些对小孩来说非常可怕，于是就可能为了追逐奖励、避免惩罚而迎合期待，努力成为符合标准的“好学生”。但在此过程中，那些内在的、属于自己的感受、喜好、渴望被牺牲和丢弃了。最后就形成了大家总结的好学生心态的代表特点，如重视他人正向反馈、高度服从、不敢犯错、习惯性的讨好、过度反思等等。而且之所以叫心态，就是哪怕已经不是学生了，这些反应还是会像条件反射一样出现，很顽固且是弥散性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些表现共同的底层，或者说更本质的代价是真实自我的消失，就是心理学家罗杰斯讲的“价值的条件化”。本来人生而有价值，但在长期的规训之下，“好学生”们会本能地认为，只有在满足了某些条件后自己才是一个有价值的人。这里的条件通常是达到了社会设定的标准、完成了权威期待的目标、获得了他人口中的赞美。一旦价值有了条件，重要的就是让别人高兴而不是此时此刻我真正想做什么，努力学习和工作也只是为了得到他人赞许而非自我导向，就会想尽各种方法去取悦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但那些条件是永远也满足不完的，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会永无止境。所以当我看到大家开始有这个意识，开始觉醒、反抗、自救，还是挺欣慰的。不过也想提醒一点，我看到有些人拒绝当“好学生”的出发点是为了在职场上不被欺负，这还是一个输赢的逻辑。我觉得我们去觉知这一点更重要的是为了重建自我，让原本空心的内在充盈起来，把此前让渡于人的主体性夺回来，变依附于他人和社会评价为自我接纳、自我肯定、自我关怀和自爱，而不是去赢过谁或者把谁打翻踩在脚下。豆瓣小组里的那句宣言我觉得特别好：“去他的三好学生，我给自己颁奖状。”此外，就像前面讲的对抗客体化一样，此时同盟的力量同样非常重要。大家聚集在一起发出声音，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大的相互支持的力量。暗黑领导者提问：有人观察到，在卷文化下，擅长向上管理、向下霸凌的自恋者更容易上位成为领导。“暗黑人格”

钱穆在近代中国，钱穆是一位传奇人物，他这一生只做两件事——读书与教书，但把每一件事都做到了极致，有人称他为“中国的最后一位国学大师”。他一生先后授课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大等高校，写下通史巨著《国史大纲》，在文化飘零的时代为国人留下一座通往中国文明与历史的桥梁。钱穆一生在学术上拥有无数令人惊叹的成就，但他的成长路径却与大家想象的完全不同。钱穆并非书香门第，没有多少家学渊源，正相反，他从小家境贫苦，中学念到一半，学校就因为辛亥革命解散，始终没有机会念大学。用现在的话说，钱穆在青年时代，是一位货真价实被生活困住的“小镇青年”。原生家庭的窘迫，被糟糕的时代打断的求学之路，充满变化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当时“小镇青年”钱穆面对的一切。但他却凭借着自己的“一根筋”，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从江苏无锡的小乡村，一路走上了北京大学的讲台。钱穆1895年出生，这一年，也是清朝遭受重大挫败和日本签下极度屈辱的《马关条约》的一年。出生不久后钱家家道中落，沦为赤贫，父亲去世后，他考入常州府中学堂。1911年，他转入南京钟英中学。但钱穆在这里并没有顺利的拿到中学学位，因为撞上了辛亥革命，学校宣布解散，中学肄业成了他的最高学历。求学生涯受阻的钱穆“自此升学绝望，一意自读书”。当时，实际年龄只有17岁的钱穆，来到乡间小学任教，一路教过小学，教过中学，几乎把当时中国的基础教育教了个遍。从1912年春天，到1922年秋天，十年间，钱穆奔波在乡村的讲台上，虽然没有继续学业，但他也没有停止学习。钱穆曾直言，其间虽有遗憾，未能进入大学深造，但他“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在这段时间里，钱穆勤勉自学，在学问和思想上都有了很大的发展。钱穆治学的道路在别人看来，几乎是一条不可能，无法想象的道路。他没有家世，没有学校的导师提供资源，甚至连图书馆都没有。但他却敢一头扎进故纸堆里，钻研中国传统文化。他一生在战乱和动荡中治学，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宗旨。他对中国的光辉的过去怀有极大的敬意，同时也对中国的光辉的未来抱有极大的信心。他觉得这些“旧学问”值得做，则无论条件如何，无论手里的资源有多少，无论时代的风潮如何，他都只知道，这事，得一直做。早年丰富的教学经验，也为钱穆后半生的教育事业埋下了种子。新亚书院是一个和钱穆分不开的名字，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之一。从新亚书院中，走出了学者余英时。新亚书院的办学理念及现实关怀，和钱穆毕生的治学心得息息相关。他与新亚书院的故事，也是了解钱穆其人的一个重要窗口。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去世，今天是钱穆逝世三十三周年，就让我们借用钱穆眼中的自己，和他与新亚书院的故事，来纪念他。创办新亚书院新时代杂志社的编者，要我自述生平。其实我认为自己一生不论是求学或做人，都不足为训。换句话说，也就是没有甚么可以提供别人参考的。且以读书来说吧，我是一个自修苦学出身的人；因为幼年家境清寒，父亲很早去世，使我没有机会像一般青年人一样，由中学而大学，从师研究，或出国深造，我常劝勉青年朋友，非万不得已，仍然应当按部就班，完成正规的学校教育。谈到做人，我是一个不好高骛远，不跨大步，脚踏实地的人。主张做人必须平淡、切实；言顾行，行顾言；知到哪里，行到哪里；今日知到此处，今日行到此处。在我的青年时代，正是满清末年，当时的一般父兄师长，通常是以诸葛亮、王阳明、曾文正，这三位道德、文章、事功兼备的人物，作为勖勉子弟们师法的楷模。我一径遵奉诸葛武侯的“谨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曾文正的“扎硬寨，打死仗”，作为做人的格言，生平受他们三位先贤的影响最深。我既然承认自己是一个言行谨慎，并非不顾现实的人，一生只知道治学教书，过去从来没有实际参与过其他任何社会事业。既无资本，又无准备，怎样忽然会凭着赤手空拳，办起新亚书院来呢？以我当时的情况，在香港要想办一所小学都不可能，居然要办一所大学性质的学校，简直像摸黑路一样的冒险，这不也是不足为训的事情吗？记得起初向当地香港教育司办理立案手续的时候，申请表格上有许多项目必须填报，例如老师们的待遇，我就填上每月支给港币八百元。教育司的职员问我：“经费从哪里来？”我回答说：“没有。”他又问：“既没有，为甚么要填这个具体的数目呢？”我说：“因为你们本地的官办小学，教员月薪都是这种待遇，而我邀请的老师，都是曾经在大学里教过十年二十年书的教授，我决不能把他们的待遇填得太少了。”对方又问：“万一他们知道了，来问你要钱呢？”我笑着答复说：“凡是知道我空手办学校的目的，而愿意来帮忙的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些的。”钱穆“宁可失掉吃饭的工作，不愿失去求学机会”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同时，也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条适当的路可以走。虽然没有一点把握，但始终认定这是一件应当做的事。起先是丝毫没有经济的凭藉，前来求学的流亡青年，十有九位都是只身在港，他们本人的衣食多无着落，进了学校，还要想法子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当时我们的免费学额，竟占了全部学生人数的百分之八十。我记得那些要求入学的流亡青年，他们之间有一句这样的话：“我们进教堂，只可以获得半天的安慰；我们进了新亚书院，好像重新得到了一个家，整个心灵获得了寄托和慰藉。”且随便举两个例子来证明那些学生们的苦学情况吧。我们现在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在校学生，他起初申请入学的时候，已经年过四十，是一位两腿带着六七处伤疤的退役军人，住在调景岭难民营，担任日夜轮流守卫的工作，有一点低微报酬，可以维持生活。为了想到新亚来读书，就向营方的负责人要求全部改调守夜的职务，竟没有得到允许。他说：“如果我的志向迁就了现实，一天也不能生活了；宁可失掉吃饭的工作，而决不愿失却求学的机会。”后来他的难友们同情他这种刻苦好学的精神，有意成全他，就联合起来要求把各人的夜班都和他的日班互换，主管也感动地让步了。从此以后，他就夜间守卫，白天上课。自调景岭到学校，快步跑一趟要费两个小时，他每天在黎明前就动身，步行赶到学校上课，傍晚又忙着跑回去准备接班。后来，我觉得他如此奔忙也太辛苦，就将他安置在校内担任传达，作一名工读学生。因为英文根柢差一点，他现在还没有毕业。我们学校里原先是没有工役的，另外为了成全一个中学程度的青年，就让他在校内一面做工役，一面抽空随班旁听。他又利用晚间到一家相当大专程度的夜校上课，后来我又调他到图书馆工作。这个青年，他最近已经向加拿大的一所大学，申请准了奖学金，快要去留学了。从上面所讲这两个小故事里，就可想象得到许多流亡青年，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仍然不忘记求学上进。为了成全他们苦学的志向，起初只设有免费学额，后来则设有奖助学金额。蒙各方捐赠的奖助学金额，占有百分之六十左右，经常还有增加。本院所聘的董事，早先都有一个默契，不忙着要求他们在经济上的帮助，只需他们的同情，作精神上的支持。起初两年，各方面的人士多半不敢公开支持我。捐款常是支付现钱，几百或一千的支票，也不敢签注受款人的名字，而且要求不要公布捐款人的姓名身份，为的是怕影响本身的安全。“我是一个只适宜于闭门读书、上堂教课的人”对于筹集经费，我总是尽力去设法；对于支配用途，我从来不擅作决定，做到绝对经济公开。学校之内，不论大事小事，都由公开的会议决定，少数服从多数，做到绝对意见公开，也可以说是做到了“教授治校”。我们开始创办这所学校，自问对于教育宗旨方面，确实具有一番理想和抱负。我们鉴于整个世界动荡不安的局势，鉴于我们自身所承受的时代苦难，我们认为当前的大学教育，至少有两个目标应加注意：一、人类的文化价值。二、个人的生活理想。要使前来求学的青年，对于这两项目标，都能深切感到它的重要性，而对这两项目标懂得追求，懂得探讨，懂得身体力行，懂得为此而献身。我们该知道，今天的中国人，正受尽磨折，历尽辛酸，陷在奋拔无从的深渊，中年老年人，多只随分挣扎。青年们则如迷途的羔羊，要在迷惘的路程上摸黑前进。即就新亚学院的同学们来说，有些是生活在饥饿线的边缘上，有些是流亡的苦味永远占据心头，多半是今天过了不知道明天，这样处境的青年，若我们不能给与他们以一个正确而明朗的人生理想，那在青年们的内心，很可能泛起一些连他们也不自知的种种异样心情来。我们常认为，若非对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一肯定价值的认识，中国青年们终难找到他们的人生出路。反过来说，若使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们，各自找不出他们的人生出路，所谓文化传统，将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会渐渐烟消云散。中国文化有其五千年悠久传统，必有其极可宝贵的内在价值，我们应该促使中国青年，懂得爱护这一传统，懂得了解这一传统的内在价值，而能继续加以发扬光大。我们创办新亚书院的宗旨是：本校创办，旨在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为人类和平、世界幸福谋前途。本此旨趣，本院一切教育方针，务使学者切实瞭知，为学做人，同属一事。在私的方面，应知一切学问知识，全以如何对国家社会人类前途有切实之贡献为目标。惟有人文主义的教育，可以药近来教育风气专门为谋个人职业而求知识，以及博士式、学究式的为知识而求知识之狭义的目标之流弊。本校一切课程，主在先重通识，再求专长，为学者先立一通博之基础，然后各就其才情所近，指导以进而修习各种专门知识与专门技术之途径与方法，务使学生真切认识自己之专门所长，在整个学术个人人生之地位与意义，以药近来大学对教育严格分院分系分科，直线上进、各不相关、支离破碎之流弊。关于教学方面，则侧重训练学生以自学之精神与方法，于课堂讲授基本共同课程外，采用导师制，使学者各自认定一位至两位导师，在生活上密切联系，在精神上互相契洽，即以导师之全人格及其平生学问之整个体系，为学生作亲切之指导，务使学者在脱离学校进入社会以后，对于所习学业，仍继续有研求上进之兴趣与习惯，以药近来大学教育专尚讲堂授课、口耳传习、师生隔膜，以致学者专以学分与文凭为主要目标之流弊。我们自知，我们所抱的教育宗旨是正确的，但也是很难实现的。但若不把握这个宗旨向前迈进，则种种物质上经济上的发展，将会失却它的意义，在香港社会上少去这一所学校和增多这一所学校，将会没有甚么分别。自审才性，我是一个只适宜于闭门读书、上堂教课的人。从民国元年，我十七岁那年开始到小学教书，以及后来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一直到现在，先后几乎有五十年，没有离开过教书生活。除此之外，就是讲演和写作，在写作方面，陆续出版了三十种书，历年在各报纸杂志刊登的学术论文，还没有汇印出版的，约有一百万字左右。我对写作有一种习惯，就是喜欢亲笔写缮，早年而且全用工整的小楷。我出生于民国前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岁次乙未，照中国年龄计算法，应当是六十八岁了。先父在十六岁的时候，以第一名秀才入学，被目为神童，可惜身体虚弱，刚到中年就患肺病去世。当时我仅十二岁，我与长兄以及两个弟弟，在家无一亩之地无片瓦之屋的贫困情况下，由寡母劬劳抚育成人，而且都完成了中等教育。母亲毕生辛勤，全为了培育我们兄弟。直到七七事变后四年才去世，享寿七十六岁。我在家庭方面，承受母教的影响最大。《九零后》我的祖父、父亲、哥哥，都是在四十左右患肺病去世，而我如今已活过了六十八岁，身体精神都还算健康，这也许是和我一生规律而简单的生活有关。我除喜抽烟斗之外，别无其他不良嗜好。爱好接近自然，喜欢乡村环境，喜欢接近青年，五十年来的教学生涯，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天真活泼的青年人。我虽然没有好好地从过师，却常接受先哲先贤的影响，除效法诸葛孔明一生谨慎，王阳明知行合一与曾文正的扎硬寨打死仗之外，我还喜欢《论语》里“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这八个字，我自青年时代就常以这八个字来反省、自勉。“守死”使我在新亚困难的时候，决不逃遁；“笃信”使我深信中国一定有前途，使我一生从不曾放松这信念。还有：我在前清光绪年间读小学的时候，因为作文成绩特优，老师奖赏一本课外读物，我至今还记得书名是“自学篇”，由蒋百里先生从日文翻译过来的，其中记述了四十多位欧洲自学成功的名人小传，一篇篇刻苦勤学的奋斗故事，使我读了很受感动。不过我一直仍认为，青年人只要有可能进学校从师研究，还是循着正规教育的程序以求上进为好。除非是万不得已，才采取自学的途径。因为在学校里，不仅可以有系统地研究各门课程，还可以与良师益友从切磋琢磨中，增进内心的修养，完成伟大的人格，奠定学业与事业的巩固基础，那比自学究竟要好得多了。📕【推荐书单】理想国·钱穆作品系列阅读原文，钱穆作品系列

《我们与恶的距离》其实一开始只是在网上随便看看时，发现了一条自己不认同的观点。然后，犹豫着发出一条不太友善的评论，没想到这条评论收到了那么多点赞和支持，看来，我确实站在正义这边。再然后，就变成了更多更恶意的评论，但此时，没人把这当成什么大事——“我只是随便说说，这些话没人会当真吧？”“这么多人都这么说，我有什么不对的？”“他们发这些就是为了博关注，根本不在意评论里说了什么。”“虽然事情到底是怎么样的我并不太了解，但我觉得我没错，我是为了正义。”“没想那么多，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是随便发泄一下。”最后，这些恶意的话语和文字终于长成一个巨大的，能吞噬一切的黑洞，把生命也卷进去，然后搅碎。一场带血的网络暴力又一次发生。6月2日，武汉某小学被撞学生的母亲坠楼身亡，在这之前，她在网上因为穿衣打扮和外貌遭受了数不清的谩骂和攻击。更早之前，年轻的女孩仅仅因为头发的颜色就被造谣攻击至死，抗癌博主被诋毁为骗流量演戏，寻找亲生父母的男孩因为承受不了网络暴力留下长信服药自杀，网络暴力一次又一次的摧毁着生命，却毫无要停下来的意思。为什么这种恶性的群体性事件一次又一次地发生？怎样才能杜绝网络暴力？网络暴力真的有可能彻底消失吗？或许这篇文章完全没有能力为以上问题提供任何准确的回答，但我们想尝试探索，在穿透上述事件情绪性的迷雾后，如果从结构性的角度重新审视，在单纯的恶意之外，在一个个令人万分痛苦的事件背后，对于当下的世界和生活，我们更应该知道或更需要被解释的是什么？01

现在是五月九日，中午，手机收到一小段截自万玛电影的视频：塔洛，那个讨不到老婆的牧羊人，正用藏语口音的普通话背诵《为人民服务》，喋喋喃喃，如念经，一字不漏，镜头间或指向一匹正在吮奶的羊羔：“……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塔洛》视频长度三分零七秒。我静静地看，忍不住笑起来，随即止住——万玛没有了。昨天中午我们都收到了这个不肯相信的消息。现在是夜里，演员黄轩发来语音。两个月前他还在青海与万玛拍片。他抽泣着，说：“我从未遇到他这样亲切的人，好像是我的父亲。”他明天就要飞赴拉萨，送别万玛老师。去年万玛出版新小说集，要我作序。我从未议论过小说，但也就认真写了，因为我爱万玛的电影，他的电影的前身，便是小说。近期我的杂稿拟将出书，编排文档，收入这篇时，万玛倒下了，据说是忽然缺氧，不适，倒下了，五十三岁。我爱万玛的电影。虽然不具备评论的资格，但我看了万玛的几乎每部作品。我愿斗胆说：内地没有这种导演。内地电影的种种手法、招数、兴奋感，在他那里，都没有。他有的是什么呢？昨天闻知噩耗，我心里一遍遍过他的电影，包括《塔洛》。那是部黑白电影，一上来就是整段背诵，之后，万玛开始平铺直叙——为什么再难看到老老实实平铺直叙的电影啊——直到憨傻的塔洛人财两空。这样的结局，稍不留神就会拍坏的，我想，万玛怎样收束呢？只见塔洛骑着乡下人的破摩托往山里开，开着开着，他停下来……停下来干嘛呢？请诸位找来看吧，不剧透。《静静的嘛呢石》，他的初作，太朴素了，我猜院线根本不会要，但我还想再看一遍，看他如何平铺直叙——如布列松的《穆谢特》（Mouchette）、特吕弗《零用钱》（Small

一个人，住在面积仅八平米的小房间里，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对于这个问题，作家吉井忍在《东京八平米》中给出了别样的答案。住过三十多个房间之后，她选择了位于东京新宿附近一个“四畳半”大小的房间，相当于四个半榻榻米的面积，约八平米。在新书《东京八平米》中，吉井忍记录下她离开中国后亲手建立起另一种日常的过程。她兴致勃勃地写怎么在八平米的房子里起居做饭，做垃圾分类；在钱汤泡澡，在洗衣房听一位阿姨讲自己的“出逃”故事；与金星堂咖啡店店主大泽先生成为朋友，与周围的人建立起亲密度刚刚好的联系与羁绊；看通宵电影，看展览，听落语，享受东京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八平米房间内的细致日常，东京这座城市的活力与包容，读来令人心生暖意，在疲惫的日子里，生发出对生活的热望。许多读者读完后备受安慰与鼓舞，“看她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让自己也收获了重新面对生活的勇气”。正如吉井忍所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八平米’，以及对其的定义。也许八平米在别人眼里是畸形状态，但它能够让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的‘小’不成问题，因为外面的世界足够大。”作为曾在成都留学、在上海与北京都旅居过的“滚石生活”的践行者，吉井忍对中国有着难舍的情感。她在《东京八平米》的“自序”中说，“真心期待我们可以再次当面交流的时机。我也很想听听大家心中‘八平米’的故事。”现在，这个时机终于来了。阔别几年后，2023年4月下旬，吉井忍回到中国，将在北京、长沙、杭州、苏州四个城市进行巡回新书分享会，与喜爱她的读者见面，聊聊各自心中关于“八平米”的故事，关于自己与所在城市的难忘际遇。✈

右：王明珂在刚刚结束不久的“理想国读者日”上，历史学家王明珂和罗新，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对谈——在边缘发现历史：田野文本的寻访与阅读。何为边缘？罗新老师在开场时引用了作家安妮·法迪曼（Anne

电影《玛戈王后》，改编自大仲马同名小说，玛戈王后即查理九世之妹玛格丽特。1572年8月18日，巴黎圣母院，信仰天主教的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公主，和年轻的新教信徒、纳瓦尔国王亨利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他们分别是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和堂弟，波旁枢机主教主持了祝福礼。婚礼仪式结束后，双方于西岱宫中举行了宴会，随后又举办了化妆舞会，然后是三天持续不断的庆典。仅仅数天后，婚礼的座上宾，新教的精神领袖，海军上将科里尼遇刺，虽然侥幸未伤及要害，但形势急转直下，天主教和新教双方都如惊弓之鸟，巴黎的婚礼气氛烟消云散，变得风声鹤唳。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罗缪日，巴托罗缪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传说他被暴徒剥皮而殉道。比这个传说更加残暴血腥的是，当天晚上，科里尼在他位于贝蒂西街的府邸中被杀，巴黎城中的新教徒惨遭屠戮，老弱妇孺无一幸免，空气中回荡着被割喉者的呻吟与火枪的硝烟味，一场蔓延数省，死亡数万人的屠杀就此拉开了序幕。这场屠杀便是法国宗教战争史上最知名的惨案——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几个世纪以来，历史学者对屠杀的发生众说纷纭，这场真实发生过的“血色婚礼”，在19世纪被大仲马写成小说《玛戈王后》，更是在日后被人们搬上大银幕。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莱特·茹阿纳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一书中，重新讲述了圣巴托洛缪大屠杀的故事。在她看来，这血腥的一天改变了法国历史的走向：天主教在法国的命运彻底改变；新教徒不再认为法国会成为新教国家，开始形成身份认同；动乱杀戮之后人们对秩序的渴求使君主权威得到强化，绝对专制的大门开启；对宗教分裂及其导致的创伤的反思，同样使王权受到质疑，甚至为大革命埋下伏笔。《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01.短短几天时间，一场象征着宗教和解的婚礼就迅速演变成天主教徒对新教徒的大范围屠杀，从上层的贵族到底层的信众，巴黎的新教徒几乎被屠杀殆尽，而事件的主谋却隐于历史之中，至今没有定论。当历史学家阿莱特·茹阿纳进入这个议题的时候，研究早已浩如烟海，主流看法包括三种：1）认为这场屠杀是太后和国王合谋策划，他们以婚礼为骗局引诱新教贵族前往巴黎，之后实施对科里尼的刺杀，引发新教徒的愤怒，再以此为借口剿灭新教徒；2）认为太后不满查理九世与新教的和解，嫉妒国王对科里尼的信任，便下令刺杀科里尼。然后，唯恐遭到报复的太后又对新教徒下达了屠杀令；3）认为科里尼之死是西班牙国王与教皇策划的，以此引发新一轮的宗教冲突，借查理九世之手屠杀新教徒。法国国王与太后则被卷入这场悲剧，与新教徒们两败俱伤。19世纪末法国画家爱德华·德巴-蓬桑以巴托罗缪大屠杀为主题创作的绘画，画中反映的是在圣巴托罗缪日清晨走出宫门的贵族，黑衣者即美第奇王太后。与以往的结论都不同，阿莱特·茹阿纳认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是一场必然趋势中的偶然，是天主教和新教间持续紧张的关系引发的过激反应。无论是法国国王查理九世还是太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都并非阴谋的策划者。他们是在如惊弓之鸟的情况下下令处决新教贵族，再眼睁睁看着局势失去控制的。阿莱特·茹阿纳搜集了几乎全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资料，并以无比详细——有时甚至详细过头——的描述厘清了前后经过，她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16世纪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成为了这一血腥事件的断层扫描，揭开了被细密红线包裹着的真相。不过，在进入这一具体事件前，我们必须先了解法国宗教战争的前后经过。02.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德意志宗教改革，随后，小半个欧洲便掀起了与天主教廷分庭抗礼的浪潮。不过，法国此时则因为拥有教会的主教任命权和财产课税权，而对宗教改革兴趣迟缓。直到16世纪中期，天主教仍在法国占据着绝对多数。但新教的势力也在不断增强，从1563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创立加尔文派后，瑞士和德意志地区的新教活动愈发激烈。法国也难以避免受到波及，从城市中产阶级开始，上到贵族，下到底层，被称为“胡格诺”的新教徒此时已占法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也愈发紧张。法国国王对待新教的态度也影响了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人文主义者弗朗索瓦一世对新教徒采取了宽容态度，但他的儿子亨利二世则因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对新教展开迫害。亨利二世死后，冲突并未平息，随着法国和西班牙之间战争的结束，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活动愈发积极，冲突也不断加剧。新教在占优势的地区大肆破坏圣像，毁坏圣物，天主教则展开猛烈报复。加上亨利二世的继任者弗朗索瓦二世在位短短五百余天便去世，宗教冲突也逐渐开始伴随权力斗争。1562年，吉斯公爵对胡格诺展开了大屠杀，并要挟王室，撤销了对新教的宽容书。之后被称为孔代亲王的路易一世，则和海军上将科里尼率领新教徒展开反击。他们发动政变，使法国西部重镇拉罗谢尔皈依新教，迫使太后签订《隆朱莫条约》。但很快情形便再次急转，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撕毁了条约，并计划捉拿路易一世和科里尼，路易一世在雅尔纳克战役被杀，科里尼也在蒙孔图尔战败。但天主教此时却因财政危机，不得不宣布停战。1570年8月8日，国王查理九世签署了《圣日耳曼敕令》，为新教徒划定了四个设防安全区，允许其自派总督，并享受礼拜自由。科里尼也作为新教的领袖保留其海军上将职位，并且——起码在表面上——获得了查理九世的信任。03.这便是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之前的情形，新教和天主教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如今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局面下停战。此时的查理九世刚刚年满20岁，也希望能在自己的统治下实现天主教和新教的和平共处，巩固自身的国王权力。拉拢科里尼只是第一步，他还希望通过联姻，实现两派的永久和平，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信仰新教的纳瓦尔国王亨利之事便提上了日程。这场天主教和新教的联姻，也符合太后卡特琳娜·德·美第奇的考量，她一直希望能让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与自己的一个儿子结婚，进而与英国的结盟，以对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此时的英国早已改信国教，组织一场天主教与新教的婚礼，可以极大地消除英国女王在宗教上的疑虑。通过上述一系列分析，阿莱特·茹阿纳排除了婚礼是屠杀阴谋的看法，国王和太后的政治目的压倒了宗教统一的要求，巩固王权、以及与英国联姻，是比清除新教徒更重要的事。而在另一方面，科里尼也有助于帮助法国牵制菲利普二世，因为信仰新教的荷兰执政官威廉正在起兵，寻求从西班牙独立，科里尼是威廉的忠实支持者，也是对抗西班牙的重要力量。那么这是否能说明刺杀科里尼是西班牙所指使的呢？书中再次用精彩的论述否定了这种看法。虽然除掉科里尼能够削弱荷兰的力量，但正是因为科里尼的存在，法国国王才不敢公开表示对荷兰的支持，因为那样会使科里尼的势力增强，威胁到法国国王自身。除掉科里尼，反而会使法国国王没有后顾之忧，将法国对荷兰的支持公开化，这对西班牙显然是不利的。保留科里尼的力量，既不除掉他，又不使他增强势力，是对法国和西班牙都有利的局面。阿莱特·茹阿纳于是排除了法国国王、太后、以及西班牙国王谋杀科里尼，进而挑起大屠杀的动机。电影《玛戈王后》但随之而来的疑问便是，谋杀科里尼的究竟是谁？谁有动机杀掉他呢？作者给出的答案令人惊异：或许根本没有某个幕后大人物谋划刺杀科里尼，一切都来源于天主教和新教徒们紧绷的神经和一触即发的过激行为。在纳瓦尔国王亨利与玛格丽特·德·瓦卢瓦公主的婚礼上破坏和平，刺杀海军上将科里尼，是根本无需大人物支持的。怒火中烧的巴黎天主教徒的愤慨，已足以刺激任何凶手采取行动。刺杀只可能导致一种结果：新教徒将对王室和天主教贵族怒火重燃，战事再起，异端将被永久根除，这正是天主教徒所希望的。04.事情果然朝着天主教徒们的设想展开，科里尼势力怒不可遏，发表了一系列过激言论，他们具有私人武装，又是异端宗教的领袖，此时又身处巴黎。新教贵族们很快便威胁到国王的安危，国王和身边众人惊慌失措，采取了“特别司法程序”，在最高法院批准前，对包括科里尼在内的新教贵族和领袖们下达了处决令。一场未找到凶手的不成功刺杀，在短短一天后，就变成了来自国王的处决。事态至此一发不可收拾，虽然查理九世的命令仅限于新教贵族，但天主教徒却将其理解为清除一切异端。这个误解为大屠杀提供了机会，他们迫不及待地投入战斗，在帽子的显眼处装饰布制或纸制的十字架，手臂上缠白色袖章，头顶白色头盔，开始了“净化行动”。十字架象征着讨伐异端的十字军行动，白色则意味着为城市重新寻回纯洁。屠杀者会先剥下受害者的衣物，切断其与集体之间的关联，并斩断日常生活中与敌人间的邻里相处关系。这一“去个体化”手段免除了屠杀者的个人责任，净化了“我们”这一概念。被剥下衣物后，新教徒的尸体被当作不值得埋葬的废弃物抛入塞纳河，仅仅一个晚上，巴黎有三千名以上的新教徒被杀，河水被鲜血染成了红色，国王的羽毛商的妻子被人将长发束起，吊在圣母院桥的一个桥拱上三日之久。这幅油画是根据玛戈王后的回忆录再现的场景，一名跟随亨利的子爵被国王查理的卫兵追杀而躲进王后的卧室，最终在王后的求情下保住了性命。天主教和新教的和平共存不复存在，新一次宗教战争开始了。之后数月，法国全境又有数万名新教徒死于屠杀。虽然新教徒也在一些地方展开反击，但失去领导者以及人数的劣势使得他们收获惨败。之后，幸存的新教徒不得不在巨大的压力下改宗。10月27日，曾经的新教徒，婚礼的主角，纳瓦尔国王也在改宗天主教后与瓦卢瓦联姻，这标志着两派之间和平共存愿景的最终失败。05.比起对事件前因后果的分析，《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对之后的影响所作的分析可能更具启发性。经历了这场难以置信的惨剧后，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们冷静下来，发现自己对这一失常之举，既无法理解，又难以接受。他们必须重构自己的认知来摆脱内心巨大的矛盾。天主教徒认为这次的事件是神意的体现，他们视大屠杀为上帝的审判，是天主清除异端所降下的惩罚，甚至更有激进的天主教徒，觉得清除得还不够彻底，由此产生另一种极端的自责心理。新教徒们所面临的自我怀疑则远甚于天主教徒，他们首先感到自己被上帝抛弃，甚至对自己的新教信仰产生怀疑。但之后，新教徒们将这场惨案理解为上帝的考验，他们引用摩西穿越红海的经历，视其为一场由死至生的过渡，大屠杀间接促进了新教认同的形成。阿莱特·茹阿纳认为，大屠杀惨剧先是动摇了法国国王的权威，但接着又强化了绝对王权。这是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果，无论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意识到，由臣民牵头发起的行动无法带来持久的宽容，只有依靠一个强有力，拥有内在超验性的政权，采取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措施，才能使得稳定的局势得以实现。多年的纷争使法国人渴求一个超越宗教争端的权力，渴求一个具有神性的，慈父般的国王。亨利四世1598年4月30日，亨利四世签署颁布《南特敕令》。敕令宣布新教徒们能够享有信仰自由，不受国家干扰，亦有权建造教堂、参与宗教事务、和天主教徒一样分享同等的政治权利。这份敕令成了基督教欧洲国家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的第一个范例，它结束了天主教和新教在法国近一百年的冲突，并使亨利四世终于实现了查理九世的愿景，成为一名法国的、而非天主教的君王。因为是以圣巴托罗缪之日的惨剧为着眼点，阿莱特·茹阿纳将更多的篇幅停留在前后数天的细节上，但这不代表她的研究是静止的，她对具体数日里各方势力的分析，充分说明了大屠杀之后一系列变动的势能与走向。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犹如法国宗教战争的一支沙漏，之前的一切矛盾在此汇集，之后的一切结果，也由此展开。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发生时，一位呢绒商人在寄给同行的信中写道：“国王如其所愿，充分地表明了这个王国之中只有一个信仰、一部法律、一个上帝和一个国王。”而在一系列的纷争最终尘埃落定后，法国人意识到，这个王国之中可以有两个信仰、两部法律和两个上帝，但终究只能有一个国王。👇阅读原文，《圣巴托罗缪大屠杀》

2023年4月10日，第六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正式启动。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是华语文学领域，旨在鼓励与发掘45岁以下优秀青年作家的“公正、权威、专业”的奖项。共同发起方——宝珀与理想国，也同时在向大众持续传递一则简单而意味深长的信息，“读书，让时间更有价值”。本届评委团由李翊云、马伯庸、唐诺、万玛才旦、叶兆言（按照名字拼音排序）五位评委组成。2023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次迎来返场评委，第一届评委唐诺再度出任评审。文学奖评委团每年换新，坚持成员构成的丰富性与高水准，汇集了华语文学与文化领域众多举足轻重的标志性人物。即日起至5月15日，组委会接受出版社、出版公司或作者本人提交作品。最终获奖者将于10月的颁奖典礼现场公布。荣膺首奖的青年作家将获得人民币30万元的写作支持。决名单入围作者将获得宝珀青年挚友奖、决选入围作品证书和2万元润笔费，以鼓励青年作家继续创作。2023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主题：必须保卫复杂2023是新的开始，宛若新生的春天，全新的技术革命，仿佛沉疴尽去，暂停的时间又重新启动。然而，并没有什么可以真正全新、洁白，正是在过去所有经验、记忆、空洞与阴影之上，未来堆叠、推拥而来，“正如一道黑烟从石油大火中升起”。——在上一个十年，人们谈论“未来”“打开”“可能性”，谈论“自由、勇气与责任”“历史、记忆与遗忘”，便是出于类似的初衷。面对今日世界——这个越发撕裂却也越发均质的世界：价值市场看似多元，实则别无选择，因为永远存在比正确更正确的选项；人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自我”，其存在却已被还原为无差别的情绪欲望反馈机器，被数字世界的浪花反复冲刷；而作为图文信息流涌向我们的，正是被污染的语言、被虚构的生活、被精心配比和如法炮制的叙事——我们要提出的是：必须保卫真实世界，保卫人的真实、生活的真实、感受与叙事的真实。必须保卫复杂，保卫自由而健全之人应有的视野与对景深的感知，保卫种种粗陋却又必要地彼此结构着的基本现实，保卫我们各自茧房之外有些异样的声音，以及无言以对的时刻。因为“复杂”，是一切“新”的前提，一切“未来”的开始，一切虚假与简化与生俱来的对手。莱姆说：“如果一个人对生存于其间的世界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就必须自己行动起来。”让我们行动起来，保卫文学，从保卫复杂的构造与真实的叙事开始。年轻的朋友们，欢迎来到真实世界，让我们在此相遇。2023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按照名字拼音排序）李翊云作家，普林斯顿大学刘易斯艺术中心创意写作学院教授。著有《我该走了吗》《鹅之书》《托尔斯泰为伴》等。马伯庸作家。著有《大医》《长安的荔枝》《两京十五日》《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古董局中局》《风起陇西》等。唐诺文学评论家、作家，首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委会成员。著有《读者时代》《尽头》《眼前》《文字的故事》《阅读的故事》《重读》《声誉》《求剑》等。万玛才旦电影导演、编剧、作家。导演作品有《静静的嘛呢石》《塔洛》《气球》等。著有《乌金的牙齿》《故事只讲了一半》《诱惑》等藏汉文小说集。叶兆言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没有玻璃的花房》《我们的心多么顽固》《很久以来》《刻骨铭心》，中篇小说集《艳歌》《夜泊秦淮》《枣树的故事》，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叶兆言散文》《杂花生树》《陈年旧事》，长篇历史散文《南京传》。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介绍宝珀理想国文学奖由瑞士高级制表品牌BLANCPAIN宝珀与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共同发起，是华语文学领域首个为发掘和鼓励45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作家，由商业品牌与出版机构联合创立的奖项。公正、权威、专业是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诞生时确立，并将一以贯之的原则。青年的参与和活跃度永远是决定该行业是否有前途的重要标志。在文学创作领域，有才华的青年作家需要一个机遇，文学出版平台需要发掘有潜力的作者，吸引更多人关注和参与。当代经典作家中，许多人在青年时期被发掘和认可，青年文学奖对他们意义非凡。如奈保尔、库切和新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都曾获“布克奖”荣誉，并于成熟期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日本的重要作家如远藤周作、大江健三郎和村上龙也曾在青年时期获得“芥川奖”肯定。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对青年作家而言，文学写作乃是一条孤独而漫长的路，这一文学奖项衷心期盼寻找一笔一划如手艺人般炼字的未来希望。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一直致力于发掘中文世界最好的书写者，赋予有思想的文字以有尊严的出版，想象书籍的另一种可能。木心、白先勇、张大春、唐诺……这些作家的文字历久弥新，滋养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精神宇宙。理想国坚持出版时间长河中的文学经典，同时又汇集当下最具活力和思考力的青年作家群，他们以多元的写作、开放的见解关怀眼下人类的处境。值得追求的文学总是在外边，理想的文学总是在向外拓展，扩宽边界——这是理想国的文学态度。在Logo上拥有Manufacture

《看得见风景的房间》1857年对于屠格涅夫来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他失恋了。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当红女歌剧演员保琳娜突然对他冷淡疏远，爱答不理。要知道屠格涅夫已经爱慕保琳娜很多年了。这次失恋让屠格涅夫变得消沉无比，他决定离开让他饱受心碎之苦的巴黎，给自己放个长假，来一次走遍欧洲的旅行。1857年秋天，心碎的屠格涅夫坐上贯穿欧洲的火车。他没有准备什么特别的行李，除了两样——一位能玩到一起去的好朋友和一本“约翰·穆雷”旅行指南。“约翰·穆雷”旅行指南堪称“十九世纪欧洲版小红书”，风靡整个欧洲，游客们几乎人手一本。是的，在那个年代“做攻略”就已经很流行了。这本手册不仅贴心地帮游客们安排好了性价比最高的旅行路线，还标记了每个地方的“必看网红打卡点”，甚至具体到博物馆里哪些画一定要看，哪些不值一提。“约翰·穆雷”旅行指南中对景点的介绍和广告“穆雷”手册的风行侧面反映出当时欧洲发达的旅游业。和“欧洲游客”这一群体一起登上历史舞台的还有“欧洲人”这个特殊的概念。或许在大众的印象里屠格涅夫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俄国作家，他的作品大多反映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但其实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西欧，除了“俄国人”这一身份外，屠格涅夫还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欧洲人”。他曾宣称“我是欧洲人，我爱这面旗帜，我把信仰寄托在我从小就带着的这面旗帜上。”直到今天，“欧洲人”依然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份概念存在于我们的普遍叙事中。欧洲各国民众被视为一个整体，并被认为共享着同一种文化。二十世纪中期，毛姆在写作《刀锋》时，也习惯性地使用“欧洲人”的概念与“美国人”相对应。但是这个概念并非从一开始就存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将“民族主义”身份认同阐释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他认为民族主义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由时间观念的改变，传播技术的发展，国家方言的演变等多重因素构建而成。上文提到的“欧洲人”这一身份概念也是如此，它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被“创造”出来。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就在著作《创造欧洲人》中讨论了“欧洲人”这一身份标签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他聚焦俄国作家屠格涅夫、法国女高音保琳娜·维亚尔多和她的丈夫三人的故事，探讨了当时的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如何成为跨国文化中介者，用蓬勃发展的文化圈，把欧洲各国连结成一个文化共同体。《创造欧洲人：现代性的诞生与欧洲文化的形塑》[英]奥兰多·费吉斯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打工人的一天，从通勤开始。在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单程通勤1小时以内非常常见；如果通勤时间在半小时左右，恭喜你，这个数字低于中国很多主要城市的平均水平（见《2022中国主要城市通勤监测报告》），你已经很幸福了。然后就是到达工位，双手扶定键盘，双眼盯紧电脑，一整天都难得动一动。尽管现在已经有很多企业不再要求早八点或早九点的上班时间，但工作时间仍然是8小时（起）。如果需要加班，996和007任君挑选。等到结束工作，再次花与早上相同的时间回家，可能夜已经深了。——至于回家之后要不要继续工作，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到底在“工作”上投入了多少个小时呢？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1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7.8小时，这样推算，年工作时间就至少在2300小时以上。相比之下，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墨西哥的年工作时间最长，为2127.8小时；德国最短，仅1349.3小时（见OECD官网2021年数据）。自1817年罗伯特·欧文提出“8小时工作，8小时娱乐，8小时休息”的宣言之后，已经过去了200多年。在这期间，福特公司引入了双休制度，各国逐渐将8小时工作写入法律，工作弹性较大的自由职业者比重也越来越高。到2019年，涵盖冰岛1%人口的“每周四天工作制”的3年实验获得了“压倒性成功”，其后，疫情也促使“居家办公”成为了一种新的选择。但与此同时，加班时间居高不下、隐性加班屡见不鲜、加班费结算不清，也仍然是当代社畜面临的实际问题。1914年，福特公司将9小时工作时间缩短为8小时，并提高了工人的薪水（见Ford

《业余爱好者》《碰巧的杰作》中，作者迈克尔·基默尔曼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讲述“收藏”。收藏家，包括藏书者，试图从混乱中建立秩序，他们“让不可理喻的世界变得有意义”。把一本书安顿在书架一隅，或许是书籍爱好者感到最最熨帖的美事。爱好藏书的本雅明说：“有这么一本书，也许本来收藏家从没想过去碰它，更不用说会恋恋地看它一眼，但因为他觉得这本书在市场上太孤单、太无依无靠，就把它买下来，还给它自由，就好像《天方夜谭》里的王子买下美丽的女奴一样。收藏家抢救这样一本书的时刻是他拥有的最美好的记忆之一。你知道，对一个藏书人来说，所有的书，只有落到他的书架上，才能享有真正的自由。”或许你的书架也是你精心收藏整理的成果，书架的一些角落，是不是也亟待填满？本期书讯，大家期盼已久的《创造欧洲人》终于上架；“病玫瑰”系列持续上新；理想国纪实系列推出《育儿放弃》，直击东亚母亲普遍性的育儿困境；厚重的《白先勇典藏集》和勒古恩的非虚构作品《我以文字为业》也即将与大家见面......点击订阅👆不错过每期书讯01.《白先勇典藏集》白先勇

提起传统国学经典，大多数人都会觉得熟悉又陌生。《论语》《诗经》里的很多句子我们从上小学就开始背了，对文言文阅读的训练也始终穿插在我们的学生时代里。但是除了这些，传统经典和我们好像再鲜少有其他联结，几乎没有多少人真的愿意找出这些古代经典的原文，静下心来把它们读完。而且，一说到“读经典”这件事，我们或许还会有疑问，在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经典？经典里到底写了什么东西？已经过了几千年，难道经典里的那些东西对我们现在的生活仍然重要吗？而这些难以靠近的文字现在又该怎么读呢？对于以上问题，“经典摆渡人”杨照和他的好友梁文道曾经就《经典里的中国》这本书展开过一次分享，在这次分享中，杨照抛出了“经典不是为你而写的”这一独到视角，叩问现实，分享了自己对阅读传统经典的经验和感悟，而梁文道则选择了不同的角度，从当代人对传统文化的误解入手，给出了关于经典的回答。点击购买《经典里的中国》通过这次分享，跟上他们审慎思考的脚步，我们或许能找到上面问题的答案。本期内容来自“今天我们如何阅读先人经典——《经典里的中国》分享会”01.“经典里到底写了什么？”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传统经典中充满了“仁义礼智”“之乎者也”的大道理。《尚书》《左传》《战国策》，看着这些有几分抽象的名字，我们甚至很难清晰地想象它们试图勾勒和记载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图景。除了几千年前的制度与礼法，以及当时的社会体系和权力结构，经典里到底还有什么值得我们一读再读的东西？杨照我一直认为，如果你要了解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论语》里所有跟子路有关的段落，统统拿出来读一遍。这样的段落有很多，像孔子到卫国去，碰到了卫灵公。卫灵公问政，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子路在旁边，你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吗？他反过脸来跟老师说，你怎么会这么迂腐啊？还有另一个更有名的故事，“子见南子”。说孔子到了卫国，当时卫国有一个有名的美女，叫南子。这个南子是卫灵公的宠妾。但是卫国上上下下除了卫灵公，每个人都知道，南子虽然是卫灵公的宠妾，还另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男朋友。所以南子在卫国是具有很高争议性的一个美女。孔子到了卫国之后，南子就叫孔子去见她，孔子去了。《论语》上面的记录就是，“子见南子”。但接下来是什么？“子路不说”，弟子就跟老师翻脸了。第一个原因是，老师你一天到晚告诉我，“未见好色如好德者”。就是说，你们这些年轻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好色，可是这个世界上有比美色更重要的东西。可你自己呢？美女叫你去你就赶快去了。子路在质疑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老师你说一套是不是做另外一套？电影《孔子》中的

上面这套一千多页，近五斤的《古本山海经图说》，是理想国的“传家宝”。从2001年的第一版到2022的第三版，时间跨度超过了二十年。二十年，听起来很长，但相较于《山海经》数千年的历史，也不过是一瞬。有的朋友一听“上千年”的古籍就有点发怵。的确，虽然近些年在各种文艺作品里见过好多老熟人儿——精卫、帝江、驺吾......但要真的拿起佶屈聱牙的原著品读，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那，什么样的《山海经》才能吸引人读下去？我们还是让《山海经》的狂热信徒鲁迅现身说法吧。《阿长与》中，一位远方叔祖给迅哥儿讲了绘图的《山海经》，让迅哥儿心心念念了许久。后来阿长真的给迅哥儿淘来了这套《山海经》，成为他的“宝书”。多年后，45岁迅哥儿仍能记得宝书中神兽们的样子：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看起来，确是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古本山海经图说》👆收录的神兽们图像虽糙，但这并不妨碍一个迅哥儿把这套绘图版本的《山海经》奉为宝书。在鲁迅后来的作品《故事新编》中，我们依然能够看到《山海经》对他的影响。所以，今天我们也来浅浅“图说”一次《山海经》，体会一把迅哥儿的快乐。前面露脸的神兽们，画风是不是有点清奇？在《古本山海经图说》中，马昌仪老师搜集记录的文献很多都来自明清时期。《山海经》的原图渐渐到了宋代就已经散佚了，在明清时期，很多学者在重新出版《山海经》的时候，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图怎么办？于是就有很多人来画图。有的刻工非常了解书中的形象，也拿到了很好的本子，他就把自己的手艺跟理解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还有的刻工就像我们社畜一样，刻这个东西对他来说就是个活儿，很不情愿，就抄其他的本子，照猫画虎，于是就变成“灵魂画手”。比如何罗鱼，书里说这个鱼“一首十足”。它可能是章鱼，但你看当时画的这些图像，尽管挺可爱的，但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何罗鱼

《疼痛难免》你有没有经历过下面的瞬间，在医院打针或抽血时，针尖还没有真正刺入你的皮肤，你就已经感觉到一阵刺痛；和朋友打球时，在赛场上你并没有感觉身体有哪里不适，但下场休息或放松下来时，你却突然感到疼痛，并在身上发现了伤口。你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你想可能是心理原因吧。或者你记不记得有天早晨醒来，耳边突然传来长久的嗡嗡声，你想，糟了，怎么突然开始耳鸣了，得去医院看看耳朵了！还有曾经在网上引起激烈争吵的那条蓝黑/白金的裙子，为什么不同的人会看到不一样的颜色？只是眼睛的问题吗？不对！上面的这些，全都是大脑搞的鬼！我们每天依靠着对眼睛，耳朵，皮肤，鼻子和嘴巴的信任生活着，但这些感觉终端器官只不过是我们知觉通路上的第一个环节。在身体与世界发生实际交互后，真正主宰我们的其实是神经系统。它复杂得像一台超级电脑，会从根本上修改我们实际碰触到，尝到，或听到看到的东西。头晕，耳鸣，幻视，嗅觉倒错，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感觉器官出了问题，其实，只是大脑在向我们传递错误信号。资深神经外科医生盖伊·勒施齐纳从业多年，经历过各式各样关于感官失调的疑难病例，这也让他惊讶于人类神经系统和大脑的神秘。在他的新书《五感之谜》中，从这些罕见的病例入手，盖伊·勒施齐纳为我们构建了一个由人类感官系统搭建起的奇妙世界。《五感之谜》[英]盖伊·勒施齐纳

在这个春天，《人物》开启了第五次写作课。这一次，我们以“好的写作，从这里出发”为主题，邀请五位一线资深作者从“如何设计结构”“如何抓取细节”“如何搭建场景”“如何捕捉热点”“如何书写人物”五个维度，帮你构建写作的底层逻辑。

《婚姻生活》我们生活在一个被新自由主义思潮深深影响着的社会。简单来说，它强调自主选择，自己为自己负责。这种观念和父权制巧妙融合，使得许多个体，尤其是女性，在遭受到结构性剥削之后，将其内化成“自己的选择”，认为是自己的“错”。在英国，有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选择回归家庭，当家庭主妇。但她们身上交织着许多矛盾，比如部分女性不愿自称“家庭主妇”，而是“家庭CEO”；有的女性过得并不开心，但她们不知道问题在哪儿……这一切，其实都指向了结构性的束缚。英籍学者沙尼·奥加德（Shani

图源《权力的游戏》在去年上映的《龙之家族》中，兰尼诺和雷妮拉二人的婚礼宴会因为一场流血事件草草收尾，这一场景使许多粉丝想起了《权力的游戏》第三季中那场著名的“血色婚礼”。小说原作者乔治·马丁曾表示该情节取材于“黑色晚餐”和“格伦科大屠杀”，这是人类历史中反复出现的残酷的暗面。“婚礼”与“血腥”确实产生过联系。1572年8月18日，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妹妹玛格丽特与纳瓦尔国王亨利举行婚礼，以官方姿态表明了天主教与新教的和解意愿，然而不到一星期后，法国国王针对新教领袖科里尼的袭击行动演变成了波及巴黎全城——甚至整个法国的大屠杀，狂热的天主教徒大肆杀害新教徒，对国王颁布的止屠杀令视若无睹，全法国死亡人数上万。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是8月24日，圣巴托罗缪之日。圣巴托罗缪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传道内容不被人认可，他被活剥了皮然后斩首，殉道而死。因此在许多雕塑和绘画作品中，他常持人皮出现，同时，他也是许多劳作者（皮革匠、裁缝、屠夫等）的守护神。这样看来，这一天本身就浸染着不祥的底色。这场被称为“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的惨案铭刻在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中，警醒着人们“不宽容”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这个特殊事件的意义不止于此：卡特琳娜·德·美第奇将其称为“决定性转变”，足以看出其余震比我们想象得更加深远。有关这场“国家罪行”有三个难以解释的谜团，史学家们对此仍然争论不休：1.

我们格外期待这个春天。漫长的严冬之后，冰雪终于消融。回望上一个十年。一群渴望参与公共讨论、尊重人文价值的读者，与杰出的学者、作家们围坐在一起，展开跨越代际的对话，是思想的交锋，也是理想的合声——这是2010年第一届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的场景。“想象下一个十年”，是我们在当时向未来的提问。十年间，时间被分成了从前和后来。或许我们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继续寻找能够描述我们复杂经验的语言，并不断追问：在种种不确定之上，如何构建自己的生活。与此同时，不惮于想象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十年间，理想国一直通过出版来探索更多的可能性，在文学、社科、人文、艺术、生活等领域，持续推出历久而弥新的作品。同时，也孵化出音视频及新媒体品牌“看理想”，集咖啡、酒、书、住宿为一体的多功能实体空间“naive理想国”，让文化以更多元的面貌呈现，让思想落地生根。或许对话的空间进一步逼仄，但我们相信，历史的浪潮中有恒久、沉着的泅泳者；有人扩张大海，就有人创造岛屿。人与书的联结不会断裂，爱智者终将持续言说。埃利亚斯·卡内蒂在《人的疆域》中说：“大海的声音永远不会被盖过。”这个春天，海浪再次涌起，时代的潮水将我们推至此刻。我们又一次向读者发出邀约，邀请你共赴一场山海之约：海风所到之处，必有回声。🌊理想国读者日

小时候总觉得妈妈的厨房是有魔法的，灶台，锅子，火焰，油花每一个都很愿意听她的话。如果妈妈偶然撞进了哈尔的城堡，也肯定能轻松掌控卡尔西法。当时如果想吃厨房以外的东西总会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校门口小摊贩的食物不够卫生，零食和快餐都不健康，但是在自家厨房里，只要许愿，魔法就会显灵，几乎从来不会空手而归，无论什么样的心愿总有办法被实现。纪录片《人生一串》但是妈妈的魔法并不是无所不能，它唯独不能亘古，时间总喜欢从中作梗。长大后我们离开家四处漂泊，也终于有了自己的厨房，甚至生活的快节奏把厨房简化，变成手机上的一个程序，从这个时候起，妈妈的厨房会渐渐在生活中退远，然后总有一天终于消失不见。面对这种遗失，台湾作家洪爱珠在书中给出了她的解决方法：“若有什么一生持续念想的菜色，赶得及，就应该去学会。逝者唤不回，如果连菜也丢了，味觉以后就再无处可泊。”洪爱珠从小在大家族中成长起来，外婆和妈妈都厨艺过人，对食物格外上心，这也让她拥有不少关于台湾家常美食独一无二的记忆。切仔面，米苔目，台式卤肉，高丽菜卷，芋枣每一种后面都跟着一份独家故事。砂锅煲饭

1956年三月十六日，周五晚上，下着雨，33岁的福田定一来到大阪周防町拜访一位朋友。不久前，这位朋友在这里盘下了一间只有两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作为内衣设计工作室。福田定一将一只胳膊肘抵在工作室的桌边，用一口大阪腔给这位朋友讲起了一个波斯幻术师的故事。和《一千零一夜》里的苏丹一样，这位朋友完全沉浸在故事之中。不久后，短篇小说《波斯幻术师》获得讲谈社第八届俱乐部奖，福田以司马辽太郎的笔名正式出道文坛，他拿着奖金，请这位听故事的朋友狠狠饱餐了一顿。相较于司马辽太郎的鼎鼎大名，那位听故事的朋友，在近70年后的今天鲜有人提起。试试看在互联网上搜索“鸭居羊子”这个名字，你可能只会得到寥寥几百字的生平介绍。事实上，这个名字里包含两种动物的有趣女人，曾在日本掀起了一场内衣革命。或许，一定程度上，她对日本社会的影响比司马辽太郎更加深远。鸭居羊子《内衣觉醒记》01我受够了，去卖内衣啦！1925年，鸭居羊子出生于大阪，母亲是传统且严苛的家庭主妇，父亲是好饮的新闻记者，性格豪迈、待人和蔼。鸭居家虽然并不富裕，家庭氛围却也称得上融洽活泼。十八岁时，羊子就被父母安排了第一次相亲，人到中年的羊子回忆起那个尴尬的相亲时刻：“女孩最好只要说一句‘嗯’，身边所有人都会笑逐颜开，拿你当英雄看待。而我，也仿佛得了脑震荡，麻木无感地，被拖进那个昏暗‘地穴’。”战后日本全职主妇率创下新高，对那个年代的女性而言，没有丈夫就活不下去，女人一旦结婚就必须放弃本职工作，过上相夫教子的生活。如果没有意外，羊子也会重复母亲的人生。然而随着哥哥与父亲的相继离世，羊子不得不承担起照顾母亲和弟弟的责任。二十出头，羊子便一个人从金泽来到大阪，入职一家晚报社，开始了记者生涯，用微薄的薪水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鸭居羊子因为喜欢动物，把本名的“洋子”改为“羊子”，还将头发染成金色，“之所以染发，是想借此稍稍体会一下当狮子的心情。改变身体的一部分，就会有种人类开始穿衣服之前作为动物的感觉。”虽然羊子是家里的主心骨，但旧式母亲的威严依然压得人喘不过气。羊子咬牙花了一千五百日元，从商店淘来一件粉色吊带袜，彼时羊子的月薪不过一万七千日元。羊子拿着吊带袜给母亲炫耀，母亲一盆冷水泼下来：“哎呀，这么漂亮的内衣，先收起来吧，等到正式的场合再穿。嫁人之前要把它藏好啊。这才是姑娘家该有的分寸。”“为了将来好嫁人”，是母亲所信奉的女性守则。“与其说这是旧时日本母亲皆有的习惯，倒不如说这是女性生存道路上最强有力的武器”，鸭居羊子早已意识到在保守的社会风气中，女性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并非一件易事。幸好她总不按常理出牌，第二天，她便穿上了粉色吊带袜上班，并分外享受在厕所脱下外衣看到内衣的那一刻。这件粉色吊带袜，也让羊子种下了想要卖内衣的心愿。丁字内裤性感连裤衣复古衬裙雪莉套装蝴蝶内裤吉吉连身衬裙羊子的设计稿都是在工作和生活间隙完成的，她会为产品起许多有趣的名字，全世界所有的公主、影星、圣人、勇士、点心、美酒、世界地图上的地名、鱼类，甚至连蔬果店的蔬菜名，都被她拿来用了一遍。五六十年代大阪的小酒馆，俨然一幅“群英图”，汇集了诗人、作家、设计师、画家、记者等各行各业的人物，空中漂浮着前卫的气息。自嘲是社恐人士的羊子，也通过记者的身份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就有她的同行司马辽太郎、说出“艺术就是爆炸”那句名言的冈本太郎。报社人事变动后，原本习惯“独狼”作风的记者被卷入官僚体系的斗争中，羊子意识到身为记者的自己沦为“耍笔杆子”的工具人，日复一日拼凑出一些不像样的报道。记者生活首先教会了我浪漫与热情，其次是社会主义，并使我在为之抗争的路途上，体验到物质困顿但心灵富足的每一日。但正是这同一份记者生活，也令我极不情愿地领略到，盘踞在社会、组织或团体内部的人如何罗织谎言，有着怎样腐败的妥协与背叛。——《内衣觉醒记》1954年，29岁的羊子终于“受够啦”，瞒着母亲，递上辞呈，揣着三万日元的退职金去卖内衣，“我虽人微言轻，也愿尽一己之力去创造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02把身体从内衣中解放出来把内衣和“理想社会”扯上关系，听起来似乎很不合逻辑，如果对女式内衣的历史稍作了解，可能就更能理解羊子为什么迫切地想要去卖内衣。今天，市面上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内衣款式可供女性挑选，践行nobra的女性也越来越多，至少在表面上，穿衣自由是一种共识。然而，五十年代的日本，女性能选择的内衣范围及其狭小。几百年以来，日本女性一直穿着和服，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社会的急剧变革，人们的穿衣方式也发生了改变，西式衣着被大众接受，但很多女性仍旧穿着传统的和式内衣，和式内衣穿脱不便且极为臃肿。甚至内衣的颜色也只能选择白色，穿了色彩鲜艳的内衣就会被当成妓女看待。电影《记我的母亲》的故事发生在五十年代，当时女性的穿着既有和式也有西式。羊子吐槽道：“女人们一到冬天，也会穿上带纽扣的厚棉毛衫和肥大的长裤衩，上面要么罩一层双绉衬裙，要么是棉毛的无袖长衬袍。层层叠叠的衣物，不仅滑来滑去，还绑得肩膀酸沉，叫人没脾气，只能急不可耐地盼着春天赶紧来，好把外衣连内衣像蝉儿脱壳一样，全部从身上剥下来。”五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一些内衣制造商瞄准时机，制造出了搭配西式衣着的内衣。贴身的女士内衣裤，大多都是沙沙作响的人造丝双绉质地，而且这些紧身裤和贴身内衣的设计初衷也仅仅是为了修饰体型，穿起来缺乏舒适感，穿着步骤也极为复杂，到了冬天，女人们就像蛋糕一样，叠穿好几层内衣才行。另外，市面上还存在普通人难以负荷的高档丝绸内衣，实用性大打折扣。回溯漫长的内衣发展史，不管是中世纪如同枷锁的铁质镂空胸衣、19世纪斯嘉丽身上那种令人喘不过气的束胸，还是现在依然流行的钢圈胸衣，无疑都不是从女性的舒适体验和自我表达出发，更多时候，内衣写满了被束缚女性的隐忍与无奈。于是，鸭居羊子想要通过内衣来改变些什么。她决定自己开辟出一个自由的新世界：内衣是为了取悦自己，穿什么样式、什么布料的内衣，应该自己说了算。在我看来，女人的美，要从整体去领略，而非凭尺寸去把握。比起拥有美式曲线的八头身模特，我猜画家定能从五头身的胖女孩身上发现更多美感。借助内衣而面貌焕然一新的女性，所散发出的魅力与身着洋装时截然不同，一定要从另一种角度去体会，它无法以普通的标尺去衡量。——《内衣觉醒记》羊子选取了“Tunic”作为工作室的名称，这个词是指古埃及人最早穿着的一种贯头衣，古埃及贯头衣采用直线裁剪，简洁凝练，在羊子眼中，这正意味着内衣设计的无限可能。新名片上印着羊子以线描勾勒的女性上半身图形，下方有“COCO”字样。在羊子的设想中，“COCO”是未来门店的名称。Tunic品牌的时髦内衣，在今天，这个品牌依然具有生命力。COCO

Malick）导演的《穷山恶水》（Badlands）痛批一顿，肖恩暗示凯尔：“我与泰伦斯如父如子。”凯尔回复说：“去他妈的吧。”凯尔最著名的一次笔战，是关于影史传奇《公民凯恩》（Citizen

图源：电视剧《笃姬》“女性可以随心所欲地离婚，名誉也不会因此受损。”“女性不用请示父母和丈夫，自由地前往任何自己想去的地方。”“女性即使失去贞洁，也不会损害名誉。”“女性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我们希望这些句子是对女性生活的真实描述，但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女性在为让它们真正实现而不断努力着。然而，如果告诉你这些内容其实写于

《布达佩斯大饭店》被普遍认为是献给“昨日世界”的电影在致敬茨威格的《布达佩斯大饭店》中，导演韦斯·安德森和他的团队用虚构的故事影射了两次世界大战间欧洲各界人士的丰富群像。故事发生在现实中不存在的国家Zubrowka，而非匈牙利的首都，不过电影反映出的彼时中欧地区的社会张力却是有迹可循的。一百年前，在奥地利的首都，也是昔日奥匈帝国的两个首都之一的维也纳，政治界和文化界的精英们在酝酿着一场即将震撼世界的风暴，他们后来也的确做到了。那时的维也纳，成分有多复杂？有一段经典的评价：“如果一座城市能产生弗洛伊德、维特根斯坦、马勒、勋伯格、波普尔、哈耶克、克里姆特、卢斯——和希特勒——那么其中显然发生着重要之事……”在维也纳大学哲学系，更是形成了哲学家团体——维也纳学圈（德语：Wiener

随着《黑暗荣耀》第二季的播出，校园暴力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剧中主角文东恩在中学时期，遭受到了五位同学组成的小团伙的集体霸凌。霸凌者用卷发棒烫伤文东恩的手臂，留下触目惊心的伤疤。根据媒体报道，“卷发棒烫人”情节在韩国一些高中真实发生过。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骇人的施暴方式，让屏幕前看剧的我们无比期待文东恩能够对施暴者不留一丝善良、圆满地完成复仇大计。文东恩所遭受的霸凌，是看得见的直接攻击，然而，更多时候，女孩们所遭受的是看不见的隐性霸凌。女孩们之间出现的冲突，容易被人们轻描淡写地带过：“女孩就这样”。事实上，大众对攻击的态度取决于性别，如果男性好斗、具有攻击性，人们大多认为这是天性使然，对女性，则更希望她们做个“好女孩”，不要轻易展现攻击性。不同的社会期待，让女孩之间的霸凌更不容易被看见，蕾切尔·西蒙斯在《女孩们的地下战争》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女孩在努力待人友善、保持完美关系的同时，也被迫卷入了一场攻击游戏。女孩的隐性攻击文化节选自[美]蕾切尔·西蒙斯《女孩们的地下战争》01霸凌不仅仅是直接攻击早期针对攻击的研究实验几乎不会安排女性参与，由于男性往往会表现出直接攻击行为，研究人员便总结这是攻击的唯一方式。在他们的观察研究中，其他类型的攻击均被理解为偏离常态或直接忽略不计。针对霸凌行为的研究也继承了早期攻击研究的漏洞。大部分心理学家会关注挥拳头揍人、威胁或挑衅等直接攻击行为。科学家对攻击行为的衡量，也是在几乎无法观测到间接攻击行为的环境中进行的。透过科学家的眼睛看女孩的社交生活，似乎一切风平浪静，波澜不惊。1992

《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中称银子、剪银子的场景剧集《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有许多有趣的细节：明代如何税收、普通人怎么花钱、各个阶层的人怎么穿、徽州商人如何做生意......让我们一窥明朝的商业社会。《纵乐的困惑》一书的作者、汉学家卜正民说明朝是最有意思的朝代。明代中晚期经历了一次经济变革，商业蓬勃发展，改变了明朝人日常劳作、旅行和消费的方式。官员、游人、外交使者、砖瓦匠、商人、纺织工人、妓女等各类人物，组成了丰富多彩的明朝社会。繁华的杭州城，对商人们来说，是巨大的商品集散地，商船载着书籍和纺织品来回穿梭；对士绅来说，杭州古刹林立、风景宜人，是游玩、购买奢侈品的好去处。虽然文化人总会对“堕落的”商业社会透露出担忧，但不管是old

又到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节。这个诞生于20世纪初期西方第一波女权主义浪潮的节日，既是一代代女性打破桎梏，争取政治经济权利、公共事务参与权利的抗争史，也是跨越时空、联结全世界女性的纪念日。今天这篇文章，我们联合新京报以及其他多家出版品牌一起挑选了近期出版的8本书，看到她们讲述的世界：母亲和女儿不息的羁绊之间，是不同代际女性的命运互动（《妈妈走后》《关于女儿》）；作为人类的一半，女性为何总是明明在场又被缺席？当她们浮出历史地表，我们在她们身上望见的，是曾经被遗忘的来路（《开场》《艺术史的另一半》）；身体并非一座孤岛，它会被癌症细胞侵袭，会与包裹它的布料互动，会表达也会被表达，这是身体的政治，亦是性别的政治（《未死之身》《内衣觉醒记》）；都说当下的女性有了更多的自主选择权，可以选择不生育，可以选择离婚，可以选择成为女性主义者……但当女性真正面对生活的抉择，选项其实并非那么多（《快乐上等》《亲密的分离》）。书单之外，新京报还联合我们以及其他多家出版品牌共同推出女性图书盲盒，内含2-4本各家精心挑选的女性主义好书。欢迎感兴趣的书友选购。点击下方图片，即可购买↓撰文

8月8号，理想国在首都图书馆举办了木心先生新书《木心谈木心：补遗》的首发式，活动邀请了童明、陇菲、陈丹青、梁文道四位老师来谈论木心先生。此为现场互动部分文字实录。嘉宾谈话部分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可查看。点击今日微信第三篇，可购买木心先生相关作品。✦✦✦童明·陇菲·陈丹青·梁文道谈木心下篇4.有一句话在国内讲可能不好理解，就是无真理论。有时候，真理和概念是编出来骗你的。但是，有一点是对的，就是生命是对的。梁文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意见和问题，现在不妨举手，让我看一看。读者：首先要感谢丹青先生的勤奋与勇敢，把回忆录带给我们。今天又发了新书，十分感谢。但是，恐怕木心先生又要多骂你两句了。我觉得我眼中的木心先生的珍贵与不俗，时代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时代「功不可没」。这个功不可没可能是带引号的，把一个乌镇的小男孩塑造成了给我们大家讲课的木心。时代蹉跎了木心，也成就了木心。我们现在这代人是失去了追求任何精神信仰的勇气，我觉得是不敢迷惘的一代，也是不敢垮掉的一代。我们谈论精神追求的时候就像一个婊子在谈论爱情。这是我对我们这代人的看法。对艺术的发展来说，现在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就二十年前木心老师给大家讲课的时候来说，是好了，还是更差了？中国在目前这个时代里所处的是什么样的位置？如果就一个中国的艺术工作者而言，中国的艺术环境是否是一片适于生存的土壤？如果是涉及到时代的问题，让丹青老师来回答吧。因为丹青老师在国内和国外有比较长时间的经历，可能更加能切身体会到大陆的发展。陈丹青：童明，他请我回答，我请你回答（童明谦让）。好，我先谈刚才你关于婊子的说法。哥们，你认不认识婊子？婊子有真爱情的，比咱们认真多了。有个纪录片讲一帮子小姐，她们要上班，接客。接客完了，每到周末她们会放假，然后各自去找心爱的男朋友，抓住不放，男朋友绝不可以跟别人好。所以小姐有自己的爱。如果有人自认为是婊子，但是真心恋爱，我非常尊敬她！童明：这个问题真不好说。你刚刚已经回答挺好了，为什么还让我说。刚才这位朋友说了一句话，讲得很好，文学艺术的土壤永远在，要相信这一点。我们读木心是这样。木心自己那么坎坷的一生，我觉得是一个奇迹。你要看他的生平，是特别坎坷。我认识他二十多年，也是一点一点慢慢才知道，他原来是这样生活的。他经过文革，而且在文革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被关在防空洞里面。对文革有任何记忆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可以随便关一个人，跟你有没有罪是没关系的。在防空洞里，每天早上起来用手把床板往下一刷，都是水，一盏十五瓦的灯，他用写检查的纸写了66页，一部散文体的小说，再一页一页卷起来放在棉裤里，获释的时候带了出来。后来想整理这部书稿的时候，字迹已经模糊了。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像我第一次读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的感觉一样。我们都是在无神论的背景长大的人，但我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我当时看到木心手稿的时候也是感觉到一种极大的力量。不是为这个人，不是迷信。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吗？就是一种力量，那是文学的力量。木心也是我们时代的人，这个时代再曲折、再坎坷、再烂，它都能出像木心这样的人。这是我相信的。但是，木心有一种能力，这种力量是尼采希望看到的。我们看历史的时候，第一是要置身于历史。第二种是要超越历史。木心写那本书，在那种情况下，用很小的字在很薄的纸上写字，写的都是其他时空的人。他经常在写其他时空的人。我记得文道在《开卷八分钟》的时候谈到木心的一首诗，「他」突然出现在欧洲一场瘟疫结束的时候。「他人原则」。一会儿他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一会儿出现在托斯陀耶夫斯基的家书中间。文学的土壤在人的心里。诗人要置身于历史，又要超越历史。但是，要坚信人的力量。其实最后坚信的是生命本身的力量。有一句话在国内讲可能不好理解，就是无真理论。有时候，真理和概念是编出来骗你的。但是，有一点是对的，就是生命是对的。尼采说：哲学思想最后的目的是什么？肯定生命。它肯定的是你自己的生命力、你自己的生命意志。同时又肯定的是整个生命。我第二次和木心做访谈时，他说他一生相信：「衔命首义，生生不息」。我问他意思。他说，一个虎妈妈碰到极危险的事情，它为了保护小老虎，把幼虎含到自己的嘴里，义无反顾的走上去。木心先生去世的时候，我让丹青把这八个字替我写下来，挂在木心的灵堂。「衔命守义，生生不息」。相信生命。5.

“最近阳光真好，暖和了不少。”你一边想着一边换上了一件薄外套。晚上回到家，你发现身体有些不对劲，嗓子疼，流鼻涕，还有点头疼和咳嗽。你觉得自己一定是着凉感冒了，并没有把这件事太放在心上。“只是小感冒，过两天自己就好了”你相信自己不会被小小的感冒打败，但当天夜里你却突然发起高烧。身体严重的反应让你迅速警惕起来，新冠的阴影仍未远去，你担心自己再次中招。你摁亮手机，想看看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时，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词频繁地跳进你的视线——“甲流”。甲流是指甲型流感，是由甲型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多发生在冬春季。少数甲流病例最初症状类似感冒，表现为鼻塞、流涕、咽痛。大多感染者首发症状为发热，起病很急，数小时就可以达到

提到日本天皇，很多人会不自觉地想起“万世一系”的表述，公元前660年即位的神武天皇被视为第一代天皇，2019年登基的德仁天皇即日本第126代天皇。对很多日本人来说，天皇即是国家的象征，天然地存在于社会与文化之中。然而，如果我们跟随着日本历史学家网野善彦的笔触，重新看日本的天皇制度，会发现天皇称号的形成，严格来说，应该是比较晚的事了，大约在七世纪中后期，相当于中国的唐太宗到武则天时期。甚至“日本”这个国号也并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它也与“天皇”称号的形成密切相关。在书中，网野善彦甚至提醒读者，有朝一日，日本社会也许将不再需要天皇，那么到那时，日本民众也需要重新思考，是否应该沿用“日本”这个国号。网野为什么会有如此大胆的假设，“天皇”“日本”名号又是如何诞生的呢？📖《重新解读日本历史》[日]网野善彦

改编自游戏的《最后生还者》（The

近些年，着眼于历史细节和小人物的研究越来越为人所推崇。如何从历史的大河中打捞出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考验的是历史研究者敏锐的双眼，把宏大的历史放到显微镜下，看见其中的细枝末节，就像微生物学之父列文虎克一样。汉学家卜正民在《维米尔的帽子》就用列文虎克般的敏锐与细致，把荷兰画家约翰内斯·维米尔，亨德里克·范·德·布赫等人的画作放到显微镜下，从画面上的细节之处，看见17世纪上半叶，整个世界是如何通过航海、贸易能人类活动被联系在一起。左：《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右：《玩牌人》比如，在维米尔《在敞开的窗边读信的年轻女子》和范·德·布赫的《玩牌人》中，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毛毯、水果盘、帽子甚至仆人，这些都是世界的各个地区打破隔绝，走向全球化的证据。让我们进入这两幅画作，在显微镜下见证全球化的黎明时代吧🔍摘编自《维米尔的帽子：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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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情人节，也是木心的生日。他写过许多关于爱的短句和诗。不管处在爱情的什么阶段，读他的句子总能会心一笑。他写沉醉的爱：亲爱的

电影《观鸟大年》根据资料记载，自1964年至2000年，中国鸟类的种数增加了104种。2021年出版的《中国鸟类观察手册》则记录了1491种在中国有野外记录的鸟类。观鸟已经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新消遣。在「中国观鸟记录中心」网站上，人们用鸟类来丈量世界：在年度达人排行榜上，排在第一位的观鸟者记录了393种鸟类；上海浦东、北京海淀、湖南常德等地的观鸟记录数据均在十万条以上。人们追逐鸟的踪迹，痴迷于那些展翅、俯冲、滑行的瞬间，它们的羽翼承载着人对自由和轻盈的想象。《游隼》（The

ChatGPT火了，火得一塌糊涂。这不是人工智能第一次聪明得“令人害怕”，从AlphaGo高超的棋艺，到自动驾驶技术的日渐纯熟，前段时间刚火起来的AI绘画，人工智能似乎也在演化，随着技术的成熟而越来越聪明。ChatGPT是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OpenAI开发的智能聊天机器人，其本质是一种生成型预训练语言转换器，它会写代码、续写名著、翻译文章，甚至检索文献。比如有人用它续写了《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澎湃新闻不过它也有知识盲区，会“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图源网络不过，不能否认的是，ChatGPT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很强的生产力功能，甚至可以取代人类的部分工作，这再次让人想起那个存在已久的担忧：作为技术发展的代表，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吗？如果我们不得不面临被人工智能取代的状况，工作对于人类而言是否意味着一个全然不同的事物？在《算法的力量》中，作者杰米·萨斯坎德就设想了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人类对于工作的观念的转变。和我们通常的假设不同，技术发展导致人类的失业，不一定是完全悲观的，也可能是我们转变对工作看法的一个机会。技术一旦取代人类，我们该怎么对待工作？节选自[美]杰米·萨斯坎德《算法的力量》01.工作范式我们为什么要工作？古人不喜欢“为了生计而工作”的想法。在《旧约》中，工作以一种神的报应的形式出现，“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创世纪》3：19），这是上帝对有罪的亚当和夏娃发出的斥责。科里·沙夫发现，古希腊人明白工作的实际好处，但他们认为保持人类繁荣的关键是避免工作。亚里士多德写道：“机械或商业的生活并不高尚，它不利于美德。”正如沙夫所说，更好的做法是把自己的时间用于沉思、治国和作战。基督教传统中的哲学家们开始将努力工作视为救赎之路，鼓励节俭、诚实和自律。在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倡导的自由主义中，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相信，只有通过劳动，人类才能把自然世界锻造成实现价值和进步的工具。相比之下，马克思则认为资本家从他们的工人那里攫取了价值，却没有给他们合理的报酬。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工作呢？原因主要有三个：收入、地位和幸福。收

回家之前有多激动，回家之后就有多无聊。不少年轻人们回到家乡，会感到格格不入、无所适从？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会让我们产生内心的空洞感？“异乡感”、“幸福感的缺失”、“内心匮乏”，这些词汇为何频频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过春节返乡和回到都市，新年伊始，或许我们应该聊聊这个话题。2月9日，抖音知识联合理想国请来了两位学者：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作家、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他们将围绕话题“回不去的故乡”和“待不住的城市”，一起探讨“如何获取幸福”。这是抖音全新的知识栏目《知识星期肆》的第4期：故乡难留，异乡难安。⏰2月9日（周四）19:00直播入口在抖音搜索【知识星期肆】进入直播你将听到去年11月1日，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博导彭凯平正式入驻抖音。彭凯平教授是中国积极心理学发起人，同时也是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积极心理学在国内的推广。他表示作为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了解社会的脉搏、了解大众的心声，是很重要的。“通过抖音这样的方式与大家互动，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也可以叫做参与式观察吧。”在抖音，他聊职场社交、聊个人成长、聊亲密关系，也会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在每一期作品的结尾，他会诚恳地表示，希望大家留言，告诉他想让他回答什么问题。讨论“对社交的恐惧算是一种病吗”的时候，彭凯平教授先给出了社恐的定义。社交恐惧一个特别简单的体现就是——想到要和人说话、相处，就会心跳加快、身体不适。如果有这样的现象出现，才是社恐。他认为，内向不是社恐，独处不是孤独，因为社恐它是一种身心不良的反应，而孤独仅仅是一个物理状况的体现，关键在于你能不能从这个独处的过程中间感受到一种愉悦的体验。讨论我们是否有必要强迫自己去“合群”？彭凯平教授认为改变行为去合群很容易。改变价值观去合群，让自己没有获得感，让自己不开心，没有这个必要。有同学说，“听彭老师的课，会让人内心平静。”他会用幽默生动的语言为大家剖析关于幸福的常见误区，也会设身处地地分析当下大家面临的心理危机，提出简单有效的建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一直关注着“现代社会”议题，著有《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等作品。他把飞速发展的社会比作一辆高速列车。“每天大量的乘客被人潮推挤进入车厢。他们如此急切地渴求成功，如此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同，却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也道不清列车行驶的方向。”严飞关注社会变迁。他认为自拍、直播等现象的出现，说明现代人比以前的人更有表达欲。而大家愿意进行自我表达，并且勇敢地进行自我表达，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表现。他也尝试过直播讲课，表示听众有评价和选择的权利，会让你面对更多知识上的审判。近年来，严飞一直在做这样一件事——从社会学家的专业视角，视察最普遍、热门的社会现象，剖析社会问题，带读者重新审视我们熟悉的世界。而这一次，2月9日，他将同彭凯平教授一道畅谈他们对现代社会的观察和感悟。为什么年轻人会感到内心空洞？现代人的金钱观发生了怎样的演变？如何赶走焦虑获得意义感和幸福感？那些盘旋在你脑中已久的问题，也许都能在这次直播里得到答案。理解社会万象背后的缘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2月9日晚上七点，在抖音搜索【知识星期肆】，我们不见不散。🔔随着《知识星期肆》系列专栏开播，抖音图书投稿活动#好书大晒

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很多朋友选择了出门远行，这是疫情以来，难得的一次畅快出游。天然地，人们无法拒绝旅行的诱惑，因为前方总有未知，总有惊喜。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遥远的明朝，关于旅行，你还会有哪些想象？今日推文划重点：原来明朝人出游也会备一本《孤独星球》一位自由行僧人被偷包的惨痛经历资深驴友徐霞客遇到坐地起价的商业也只能摊手哪些地方安全系数比较高？被限制出游的女性，还能去哪儿？点击图片👆即可购买本文摘编自《纵乐的困惑》📖你需要你一本靠谱的旅行手册《大明一统志》1636

如果我们不再为炫耀财富而进行物质消费，而是将钱花在更低调含蓄的领域，如文化和教育、母乳喂养、健身、绿色食品等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难道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吗？这似乎是比较符合我们直觉的一种设想，然而在关于志向阶级崛起以及非炫耀性生产与消费的研究《微小的总和》中，作者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提出了另一种观点。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流行的浮夸的消费文化相比，非炫耀性消费的确建立了更好的价值体系。但是，它也反映了一种疯狂的身份地位意识，不再通过物质，而是通过文化的区隔来为后代复制财富和地位。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志向阶级的这种消费行为是危险的，通过非炫耀性消费，21世纪的“新上层阶级”和“新下层阶级”逐渐分层，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划分，也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区分，加剧了中产阶级的衰落，也不利于社会公平和阶层流动。节选自《微小的总和：新精英阶层的消费选择》01.志向阶级与非炫耀性消费进入21世纪，美国的志向阶级已经拒绝了很多一直以来用以展示身份地位的物质手段。他们远离物质主义，渴望登上自认为更高的社会文化平台。在为此努力的过程中，志向阶级开始利用全新的手段展示其阶级地位。与简单的炫耀性消费相比，这群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精英更喜欢炫耀性生产、炫耀性休闲和非炫耀性消费，所有这些都比单纯占有物质商品更能制造阶级分化效果。索尔斯坦·凡勃伦预言富人和暴发户将迅速增加炫耀性消费，炫耀性休闲则会减少。以物质标准衡量，今天的穷人拥有的东西甚至比凡勃伦时代的富人都多。炫耀性消费无所不在，可是，根据我们的消费模式数据，它并没有像凡勃伦预测的那样发展。凡勃伦时代的有闲阶级早已不存在。知识促成了社会流动，身份地位不再仅仅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今天的文化领导权已由志向阶级掌握，他们不再只是悠闲地坐着享受生活，而是努力为自己和后代高效获取物质和精神利益。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消费行为已经从通过物质手段展示身份地位，转变为通过更含蓄、更心照不宣的方式来展现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为后代复制其财富地位。志向阶级鄙视大众市场的物质商品，或是象征消费主义大众化的“沃尔玛效应”，他们有足够的条件这么做，并因此进一步将其与其他人区分开来。与此同时，工业消费品价格的下降既使他们更容易跨越阶级界限，也暴露了产生这种可能性所要付出的廉价人力和环境代价：劳动剥削、危险化学品的使用和破坏雨林。作为回应，炫耀性生产获得胜利。商品从哪里来以及如何而来远比看起来是什么样重要。特别在最近几年，志向阶级已经在寻找更为微妙的身份地位象征——洛杉矶本地制造的T恤，有机食品，没有商标的编织皮包，需要投入更多劳动力的咖啡生产业。《经济学人》“熊彼特”专栏中的一篇文章就写道：“人们不再仅仅因为某样东西可以最有效地解决问题而买它。他们会因为这样东西能提供审美上的满足而购买——一本漂亮的书，或一件做工完美的衬衫——或是因为它能使其自我感觉良好而购买。”这些全新的消费选择反映了对主流消费品的标准化和易得性的厌恶。新精英阶层的消费实践不再只是对中产阶级炫耀性消费的简单回应（以及与普通美国民众的进一步区别）。与购买一辆好车或一个蔻驰手袋相比，他们在大学教育、雇佣全职保姆等方面投入更多，而且其影响远远超过对身份地位的展示。但是这些消费选择也有社会成本。与之前有闲阶级的消费主义相比，志向阶级的选择与建立的标准对社会更加有害。与购买银汤匙和享受悠长假期不同，他们在教育、健康、退休和育儿上的投资确保了后代对其身份地位的复制（通常也包括财富），没有哪种物质商品能起到这种作用。通过这种文化资本及其象征标志的复制，我们看到了查尔斯·默里所说的“新上层阶级”和“新下层阶级”的诞生，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划分，也是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区分，这种区分从未像今天这么明显。即使是更模糊不清的育儿、知识和环境意识规范所体现的文化差异也离不开经济地位的支持，要制造这些与身份地位相关的象征性界限，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那些看似由道德或价值驱动的选择其实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地位，这是今天的精英阶层最关心的事情，而其中很多决定都与日常生活相关，与奢华的物质象征无关。事实上，媒体沉迷于展示金融精英、寡头和富豪们的奢侈生活方式，分散了我们对文化、社会和经济分层等更为迫切的问题的注意力。超级富豪们的生活可能很有趣，但这类人自古就有，他们对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并没有什么重大影响。而志向阶级中的很多成员虽然也跻身收入顶层1%、5%和10%，但却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非炫耀性选择和投资，以一种不利于中产阶级的方式，重新创造财富和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02.衰落的中产阶级在这一点上，我想集中谈谈人们对经济不平等的一些普遍担忧，随着不同的文化、社会和经济阶层变得越来越疏远，这种不平等并不为志向阶级所独有，而是与美国社会面临的一些更重大的问题密切相关。志向阶级的反面参照是目前美国中产阶级的状态。虽然这本书的主题是关于占主导地位的精英及其消费习惯，但如果不触及故事的另一面就是一种疏忽。就在位于收入顶层的群体明显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资力度时，中产阶级在这方面的支出却意外地在减少。对于中产阶级而言，美好生活并不存在于志向阶级极力倡导的非炫耀性消费中，他们根本负担不起那样的消费。相反，今天中产阶级的社会流动性更多地通过物质来体现，而非生活本身，也就是说，想要购买象征社会地位的物质商品就要付出更多劳动，休闲时间更少，陪伴家人的时间也更少。考虑到中产阶级已经遭受巨大失业打击，其购买的房屋价值也大幅缩水，工资水平又停滞不前，想要实现这种物质化的美好生活梦想也不像从前那么容易了。首先，廉价商品使得中产阶级可以轻易获得身份地位的象征，但它们的出现是以牺牲中产阶级的大好就业机会为代价，而且，生产廉价商品的制造业和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都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那里有更廉价的劳动力，自动化生产也正日益发展起来。全球化和标准化是现代消费品生产的两个重要特征，它们把仅剩的中产阶级工厂工作转移去了巴西和印度。2008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几乎吞噬了中产阶级的全部经济收益，皮尤研究中心将其描述为“中产阶级失去的十年”。尽管很多人将全球经济崩溃的大部分原因归咎于金融业及其巨头，但中产阶级其实才是受大衰退影响最大的群体。中产阶级的工作机会和工资全面萎缩，一直没有完全恢复。中产阶级住房市场恢复了一些势头，但并没有回到2005年左右的巅峰水平，然而，顶级住宅的价格却创下新高。85%的中产阶级家庭表示，与2000年相比，现在更难维持其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富人则变得更加富有。大衰退或许是由收入前1%的巨头们引发的，但实际上却对收入底层90%的群体造成了最大伤害。11他们的住房价格尚未恢复，工资水平（大衰退前就已停滞不前）仍然没有提高，而且还不断失去工作机会。虽然所有人都认为不平等是个问题，但对于中产阶级岌岌可危和美国社会阶层向上流动面临阻滞的原因却有多种解释，其中很多都与一个普遍认知密切相关，那就是我们买得太多，过度依赖物质商品（及其象征的社会地位）来定义幸福。随着中产阶级的衰落，确保其向上流动能力的社会结构也有所动摇。乔治·帕克在《下沉年代》一书中指出这就是“新美国”。从20世纪一直到今天，中产阶级及其隐含的社会契约的衰落定义了美国生活。就在30年前，一个人还可能成为收入丰厚的中产阶级一员，买得起电视机、汽车、房子等东西，拥有较大的向上流动的可能性。而今天，由于消费品变得如此廉价（信用也是如此），很难通过物质商品来判断一个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否良好。虽然收入看起来不错，在舒适的郊区拥有自己的房子，但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工资中位数停滞”的受害者：过去40年，除了收入前10%的那些人，其他所有人都经历了年收入的停滞不前，现在的工资实际上几乎与1973年工资水平相当。大多数美国人再也无力参与炫耀性消费，而正是这种消费一直以来支撑着他们的“幸福”。普通中产阶级的房子已经被收回，信用评级大幅下降，同时几乎彻底失去了通过消费来树立社会地位的能力。我们需要谋求新的生路。同时，与购买一台平板电视机或多功能休旅车相比，获得那些对生活质量造成实际影响的东西和阶层向上流动性所要付出的代价则要高出许多。非炫耀性消费——教育、医疗保健、育儿和大学学费——才是真正影响生活质量和社会向上流动性的消费选项，而这些都是富人的消费项目，他们通过这些消费进一步将自己与其他所有人区分开来。就像本书展示的那样，非炫耀性消费变得越来越昂贵，日益成为志向阶级中最富有成员的专属消费。中产阶级工作机会的流失和非炫耀性消费实践将富人与其他人分隔开来，这一点影响深远，意味着未来几代人可能永远追不上今天的富人及其孩子的脚步。这种分隔也从社会文化层面加剧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异化和不平等。与之前借助物质商品就能清楚地展现身份地位不同，现在的问题要深刻复杂得多。今天，志向阶级和其他人之间的差异是由大学学历、健康、幸福感、死亡率和陪伴孩子的时间决定的。美国的文化精英们（更不用说经济精英）已经明显远离中低收入阶层的艰难日常，他们甚至可能无法想象（更不用说解决）穷伙伴的普遍问题。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对于全球经济也有深远影响。美国人从来都不热衷于存钱，现在的情况更是比30年前还要糟糕——个人储蓄率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10%跌到了2014年的近乎为零。外国工人藏在床垫下的钱（他们的确是这么做的）在美国人手里都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消费品。不过近年来在美国，不仅仅是普通家庭的收入和储蓄减少，富有家庭的钱也正间接投入到教育、医疗保健和退休养老领域。03.消费并不会让我们幸福在围绕大众消费主义和美国中产阶级的衰落展开的对话中，全球化通常都被认为是罪魁祸首。但情况还是在悄然发生改变。正如全球的富人正在向西方精英市场渗透一样（在《巨富——全球超级新贵的崛起和其他人的没落》这样的书中以及在纽约、旧金山和伦敦的房地产市场的狂热中都有所体现），对世界经济而言，一个更大的群体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些离开美国的工厂的工作机会，正在帮助塑造经济学家们现在所说的“全球中产阶级”。从严格的经济角度看，随着美国和欧洲大量消费者开始缩减消费，今天发达工业化国家中产阶级的衰落预示着世界经济将遭受重大打击。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和收入都停滞不前，而“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概念并没有如实反映当前西方国家这一群体勉力支撑的经济状况。其次，正如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是迈向更公平、更民主社会的重要一步。因此，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可能意味着更公平的政府和对领导人提出更高要求的民众——无论是环境标准还是基础服务。如果说美国提供了中产阶级的原型，那么有可能取代其位置的全球中产阶级就可以从中吸取教训。虽然美国经验已经证明，对消费主义和物质商品的追求有利于世界经济发展，但是对消费者本人却几乎没什么好处。对物质的渴望给社会造成了极大压力，迫使人们过度工作，专注于外在的成功标志。而且，物质成就的循环只会不断恶化。在感到满足或过上美好生活之前，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比上一代人需要更多东西。购物永远不会让我们幸福。19世纪末，工业革命造就了中产阶级，开启了大众消费主义时代；20世纪初，亨利·福特推出了第一辆T型车；20世纪50年代，我们有了洗碗机、冰箱和空调；21世纪，大众奢侈品商业蓬勃发展，可这些都没有真正让我们幸福。在某些方面，我们对于生命意义的不懈追求（在后稀缺性社会更有可能这么做，因为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思考，而且因为知道不用再担心下一顿是否有东西吃，于是我们可以追问更多有关生存的意义的问题）让事情变得更加混乱。对于志向阶级而言，后稀缺性社会使其可以投资于乍看起来大有益处的实践：养育后代，运动，获取文化资本。表面上看，这些活动应该让人更幸福，可是它们却也成了身份地位的象征和成功的标志，在进行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人们产生了更大压力，变得更不幸福，这与象征社会地位的物质商品所带来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是志向阶级看似有价值的消费行为，也还是在所有社会和经济阶层之间制造了破坏性的群体内/外差异。没错，我们就是如此自相矛盾，渴望与众不同的同时，又努力想要融入某一群体。消费是一种简单而有效地创造这种差异和身份的手段。但是，我们对于融入某一群体或展示社会地位的渴望天生有着某种结构缺陷，因为它总是免不了要将其他人排除在外。创造“我们”的同时必然会创造出“其他人”。各种形式的消费成为展现这些差异的渠道，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展现各种阶级界限的渠道。如果我们不断寻找方法使自己不同于其他人，展示我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旦任何其他群体追上来，我们就会迅速寻找新方法来重建我们的独特性。今天象征身份地位的东西尤其有害，因为它们涉及的实践和商品远比物质商品重要。当育儿、文化知识、对食物的选择与经济约束或自由密切相关时，这些就成了道德选择。社会对于那些在这类事情上退而求其次的人持不赞成态度，故意无视很多这样被蒙上道德面纱的选择，其实是由社会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实际而现实的结果。身份地位本身一直存在，也一直在发生变化，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想留给你们的问题是：让自己有别于其他人，比其他人更善于获得财富，足以购买最好的传统品种番茄，实践母乳喂养或让家人吃有机农产品，这样做真的能使社会进步吗？这也许看上去像个反问，但这可不是我的本意。从某些方面看，选择做一个更积极投入的更好的家长，进行更多运动，看更多报纸，可能真的会让我们更健康、更幸福，成为更积极的社会成员。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这些实践到了一定程度，甚至都不再是广大社会群体可以考虑的选项。它们显然不是穷人、准穷人，甚至是大多数中产阶级的选择。甚至对一些志向阶级成员来说，这些象征身份地位的东西也成了同侪压力的化身。这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消费实践完全错误：关心商品的来源，支持本地农民，在家做饭，投资教育而非手袋，这些当然是更有建设性的消费实践，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初流行的浮夸的消费文化相比，它们建立了更好的价值体系。但是，即使是志向阶级的消费者理念也反映了一种疯狂的身份地位意识，它不仅把很多人排除在外，也给我们施加了巨大压力。我们进行消费的时候——炫耀性和非炫耀性——或许也正在错失我们的生活。不考虑个人对21世纪社会消费选择利弊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十分清楚：消费不仅仅与买东西相关。消费习惯揭示了我们是谁和我们渴望成为谁。我们的消费选择把我们与社会其他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使我们与其疏远。与物质商品表面展示的相比，我们的消费习惯揭示了一些更深刻、更复杂的东西。消费是大小事物的总和，是传递信息和身份的过程和定位。当我们理解是什么激励了我们如何消费以及为什么消费，也就对人性有了更多了解，明白了它是如何以及在哪些地方发挥作用，我们做出这些决定的含义和局限性，以及最终对我们个人和整个社会来说重要的是什么。延伸阅读*配图及封图来源：《蒂凡尼的早餐》《白莲花度假村》《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1899年，凡勃伦以“有闲阶级”一词，描述那些通过炫耀性消费彰显自己身份地位的人士。在他的经典之作《有闲阶级论》中，凡勃伦描述了上流社会的轻浮无聊：男士们以手杖作为炫耀的工具，女士们则热衷购买银质餐具。而在今天的世界里，物质商品作为社会地位象征的力量已经大为减弱，有闲阶级已被新的精英阶层所取代。伊丽莎白·科里德-霍尔基特称他们为“志向阶级”。他们受过高等教育，以文化资本而非金钱收入来进行自我界定。他们热衷于购买有机食品，看重母乳喂养。他们在意那些非炫耀性的消费，购买力用于聘请保姆和管家，培养孩子，以及练习瑜伽。本书以丰富的叙述和广泛的调研，展现了志向阶级如何通过教育、健康、育儿等各个方面的消费支出选择，实现财富的增长和阶层的向上流动，并进一步加深与其他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志向阶级的消费习惯已经从有形的物质消费转变为更彰显其身份与知识的消费支出，同时也影响了我们所有人的消费选择。👇阅读原文，《微小的总和》

《龙马传》哪怕是不太熟悉日本历史的朋友，对坂本龙马这个名字也不会觉得陌生，这位幕末时期参与明治维新的历史人物，以文学、影视、游戏等方式“复活”，在如今的日本人心中，他是那个“拯救日本的平民英雄”。1853年的“黑船来航”事件常常被视为日本明治维新的起点：日本人受到外敌刺激，积极学习先进制度与科学技术，走上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道路。然而，这样的叙述方式其实掩盖了历史的复杂性。早在19世纪初，幕府统治就已呈现出穷途之态，少部分日本人开始借助本土的“兰学”与中国的西学了解西方，寻求变革之策。然而，维新志士起初只知一味“攘夷”，试图通过制造动乱改变国运，结果遭遇了严重挫折；经过耐心的学习和摸索，他们才为维新事业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在这群志士中，来自土佐藩的坂本龙马尤其耀眼。坂本龙马短短32年的人生，“既当过攘夷志士，又最早拥抱西洋文明。他不仅放下武士刀，摆弄起手枪，第一次使用《万国公法》来处理海事纠纷，甚至还是最早一批开始穿靴子、带妻子度蜜月的时髦日本人。虽然是武士出身，但并不妨碍他去做生意，投身实业兴国。尽管他一手促成萨长同盟，但他既没有参与倒幕一方，也没有参加幕府一方......”在《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一书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马里乌斯·詹森以坂本龙马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为线索，广罗维新时期的文件、法令、书信，结合后人编写的地方志、传记和相关研究资料，力图还原土佐、长州、萨摩等藩“尊王攘夷”的过程，勾勒出志士、藩国、幕府、公家和西方列强五方势力在倒幕与维新中扮演的角色，开创性地重现了那个伟大时代风云激荡的真实面貌。点击图片👆即可购买本文转载自公众号

春节档的动画电影《深海》的主角是一个因家庭原因而深陷抑郁情绪的小女孩，一直被“丧气鬼”纠缠的她，沉入深海里的一场大梦中，在纷乱的幻象之中直抵心灵深处，将容易被忽视的孩子的心结与情绪展露在观众面前。热门冲奥片《困在时间里的父亲》导演佛罗莱恩·泽勒的新作《困在心绪里的儿子》也聚焦于青少年抑郁症问题。2019年，钟孟宏的《阳光普照》中也有一位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少年阿豪，资质优秀、温暖善良的他，却突然选择自杀，给家人留下了难以理解的谜题。抑郁症的年轻化，常常容易被忽略。青少年儿童总被认为是“不懂事”的，他们的情感需求也会被认为是不成熟的，甚至是“无理取闹”。然而，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发布的《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中的数据，每年全球有

《狂飙》昨晚，《狂飙》迎来大结局。这段时间，可能很多人没有走进电影院却打开电视看了《狂飙》。剧中反派人物高启强更是时常霸占了社交媒体的热搜。在市场卖鱼时，高启强是低声下气的老实人，但为了弟妹，他必须挨欺负才能在鱼龙混杂的市场活下去。直到尝到做坏人、背靠权力的甜头，高启强的人生发生了改变，他一步步成为呼风唤雨的犯罪集团头目，甚至摇身一变做“大慈善家”。高启强让人“上头”，是因为他已经不是简单的脸谱化的恶人，我们能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有着复杂心路历程的反派人物。诚然高启强作恶多端，罪有应得，但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在故事的最初，他也是被生活蹂躏到绝望的普通人。今天分享的故事，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真实世界之中，这位贫民窟“教父”拿着和高启强相似的人生剧本：出身贫民窟的普通打工人，在女儿身患绝症之际不得不向黑帮俯首求助，一场变故改变了他本该平静的人生，将他卷入了毒品、暴力、贫穷和腐败的旋涡之中......2016年，里约热内卢举办了第31届夏季奥运会，作为第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南美国家，巴西的申奥之路并不容易，毒品泛滥、糟糕的治安状况，是人们对这座巴西前首都的直观印象。

对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生活的人来说，春节结束，也意味着要回到一个狭小的出租屋里。「蜗居」「蚁族」，很早就有词汇用来形容这种住房很小、居住拥挤的都市打工人生活。这样的生活真的只有艰辛和痛苦吗？开工五天了，我们想跟你聊一聊作家吉井忍的经历，最近五年，她都居住在东京一个只有八平米的小房间里。八平米小屋内部

春节档万众瞩目的《深海》，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的导演田晓鹏的新作。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无数观众直呼“国漫崛起”，《西游记》与孙悟空的故事，从童年起就是我们心中的“白月光”，其中所包含的神话故事，也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神话故事，可以给身在当代的我们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同时，不同地区和民族的神话也可以是打开文化与艺术的钥匙。艺术史学者克里斯托弗·戴尔在《无神话，不艺术！》中就用82个关键词串联起了六大洲重要文明的神话故事，用400余件压箱底级艺术作品和珍稀文献，高密度呈现神话与艺术交织的想象世界。神话故事中有大量关于“起源”的想象，在新年的第一期“咏读计划”中，咏梅也用《无神话，不艺术！》这本书作为一年阅读分享的起点。在神话故事里，我们可以一起回到人对世界的浪漫想象中。🎧01.理想国：咏梅老师，这是我们2023年第一期咏读计划，想替听众和读者问一下，新年您有哪些计划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咏梅：我今年还是蛮想拍一些不管是剧还是电影，能够称得上作品的，希望有这么一部到两部这样的工作。因为过去的三年，没有去拍太多，我自己很渴望能够有一个作品，让我释放一下，能够搞创作。还有就是继续阅读，以及能把吉他精进一下。还希望有整块时间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待一待、住一住。理想国：其实大家都有过去几年没有去过的地方，或者一定要实现的愿望和计划。咏梅老师有没有放开之后哪个地方一定要去玩儿，或者有一个计划终于可以把它实现了？咏梅：其实我特别想去看一个朋友，因为这三年她蛮辛苦的，她在纽约，跟两个孩子在一起。这个疫情突然让我觉得有些你特别要珍视的东西，尤其是情感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失去，会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能够相聚的时候我们就别去想那么多，还是要珍惜。理想国：我想到2022年最后一期咏读计划的时候还是蛮感慨的，您当时推荐的是理想国纪实系列的《单身女性的时代》，我记得有一个读者问您结婚的问题，您没有急于给一个答案。咏梅：做“咏读计划”跟粉丝线上线下互动比较多的这三年，我发现自己也是有变化的，所以我不能轻易回答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可以有很简单的回答，但有些问题可能有更宽广的角度。通过做“咏读计划”，推动我每天的阅读，阅读不同的书籍，尤其现在又有一个焦点，就是读女性主题的书籍，我想在一个更宽广的视角里面给大家一些答案，所以今年有计划多阅读女性主题的书籍。理想国：在阅读中能够让自己更开阔一些，很多事情不是急于找一个答案，同时阅读也可以帮我们记录下或者记住很多事情。咏梅：阅读帮助你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像上次那个问题，她其实问的是生育问题，可能觉得我会有经验给她，但其实每个人经历的轨迹不一样，我的生活经验未必是别人可以采用的，你要根据自己的经历、情感，建立你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你会计划自己的未来。02.理想国：新年的第一期咏读计划，咏梅老师跟我说她想推荐的书，我还蛮惊讶的，选的是一本艺术画册，讲不同民族神话的书籍，叫做《无神话，不艺术！》。咏梅老师，我很好奇这本画册是怎么打动您的？《无神话，不艺术！》(英)

《编舟记》工作，总是现代人绕不开的话题。长假后返工的倦怠，内卷与躺平的不断拉锯，“精神离职”的方法与实操，以及渴望到“有风的地方”过数字游民般的生活，当代青年，总在想尽办法与工作和解。这些不断涌现的问题，可以回到《资本论》中寻找解答。《资本论》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基本利益，也关系着人类的历史命运和整个世界的改造。距《资本论》首卷的问世已经过去156年，但马克思对于资本和资本主义的看法仍在回应着当前「打工人」面对的诸多困境。「打工人」如何改善自身的处境？换一个老板是不是能掌握工作的自主权？资本和我的关系是什么？数字游民会成为未来的主流工作方式吗？在围绕杨照新书《〈资本论〉的读法》的一场直播中，这些困惑我们已久的问题，都可以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得到回答。本期对谈内容来自抖音直播栏目「知识星期肆」，直播嘉宾为学者、作家杨照、财经作家温义飞，直播观看人次达400万，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抖音搜索【知识星期肆】观看回放。01.科技在发展，为什么我们还在加班？温义飞：为什么近年来大家都开始注意到了资本的力量？为什么以前好像没有经常被提及？杨照：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一定觉得资本是一个坏的东西，我们说他批判资本主义，甚至想要推翻资本主义。但是回到《资本论》，回到马克思的思想，我们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那个时候资本是一个新鲜的玩意儿，是一个新鲜的现象，所以马克思其实从两面来讲。他先肯定资本的重要作用，因为资本是跟工业化一起发生的，我们需要资本去买机器，去盖厂房。在人跟自然的斗争之间，资本让人占了上风。在这个时代背景下，马克思要我们看到资本的这个作用——以前，一个农人或者一个工匠，他一天当中很可能必须要花费9个小时让自己能够温饱。可是资本化、工业化之后，我们不需要再跟自然有这么多的搏斗，我们可能只需要每天花3个小时的时间，就让所有的人都能够温饱。温义飞：因为在资本定义出现之前或者说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货币是一直存在的，钱是存在的，但是资本这个定义似乎是不存在的。那钱和资本到底是在什么时间发生了分野，它们具体的区别是什么呢？杨照：马克思对于财钱和资本的差别，有一个很简单的定义。钱，我们花了就消失了；资本，我们花下去，投资下去，是希望它变多。比如说这一笔钱，你拿去盖宫殿、造花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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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集《平原上的摩西》昨晚，改编自双雪涛同名小说的剧集《平原上的摩西》上线，剧中的布景又一次把我们拉回几十年前冰天雪地的小城。不少书迷曾无数次畅想庄树与李斐的模样，也牢牢记得傅东心曾对李斐说过的那些话：只要你心里的念是真的，只要你心里的念是诚的，高山大海都会给你让路。这已经不是双雪涛作品的第一次影视化，2021春节档，《刺杀小说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黑马”，《平原上的摩西》（电影名为《平原上的火焰》）被改编成电影和剧集，《飞行家》（收录于小说集《飞行家》）和《我的朋友安德烈》（收录于小说集《平原上的摩西》）也已被提上了改编日程。双雪涛的小说，无疑成为了近些年影视改编的大热门。自然，他的小说中有着浑然天成的戏剧性，有着许多人物和故事发挥想象的空间，但更重要的，或许是其中能够引起强烈共鸣的、浑厚而具体的时代感，以及那些即使挣扎在暗夜里，也依旧在努力保存光亮的人们。*（正文有部分关于小说《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的情节讨论。）《平原上的摩西》双雪涛

“时间，就算你将它紧紧攥在掌心，它也仍然会胡乱挥舞，拼命扭摆，挣脱向它要去的地方。”小说《客乡》中的这句描写，揭示了时间的某种本质：它以一种不容分说的确凿，裹挟着一切不甘或不舍，奔向一个我们都无法抵达的终点。时间不会停下来等待，但这并不意味着过去已逝。巫鸿在《豹迹》中写道：“写下的记忆不再是记忆......越真实越成为记忆的墓碑。”2022年不会消失，更不会被遗忘，2023年，我们依然要往前走。这些即将出版的新书，就是我们想要在时间的洪流中留下的足迹。人文01《白先勇典藏集》白先勇

编辑老师，能聊聊维特根斯坦吗？好多读者都蛮喜欢他的😀那他不值得喜欢🤭Why？How?他性格超差的，又自大

《燃烧》已经来到2023年的我们，也许都带着一颗需要被安抚的心灵，让我们振奋精神，有力量重新出发。诗歌曾经被视作慰藉心灵的良药。一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可以让人走出囹圄，看见广阔世界的希望；“为了坚信，我目不转睛”，可以是一种执拗的天真，一份顽强的生命力。但诗歌能给我们的，仅仅是对对心灵的安慰吗？诗歌的创作，必然要承担抚慰人心的任务吗？诗人廖伟棠谈到新诗是否一定要带给读者心灵上的安慰时说，有的时候，诗人在创作中不但安慰不了别人，甚至连自己都安慰不了，心灵的安慰也许只是一种虚妄。有时候，诗歌没有那么“正能量”，但不代表诗歌无法给人带来独一无二的情感体验。他以诗人北岛以及W.S·奥登为例，解读了诗歌中比抚慰心灵更深层的情感力量。本文来自看理想节目《诗意：关于新诗的三十种注脚》主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