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工作照1234深海考古队合影诚征巡展单位，携手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点击图片，查看详情）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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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单位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西北大学项目负责人杜玮01遗址概况夏尔雅玛可布，蒙语意为“黄羊出没的河滩”。遗址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巴隆乡河东村西3公里处，坐落在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布尔汗布达山北麓，地处伊克高里河、哈图河两岸山前冲积台地，海拔约2990米，地貌为荒漠戈壁。遗址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500～前1000年。遗址地理位置示意图该遗址于2009年发现并荣获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2018年至202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北大学对柴达木盆地史前遗址进行系统调查，确认该遗址是目前唯一一处兼有居址和墓地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2021年至2023年两家单位对其进行了三次发掘，发掘面积2300平方米。遗址分布在哈图河两岸的西北—东南两大台地，西北台地为单纯墓葬区（A区墓地），与之隔河相望的东南三角台地为居址区，居址区西南、东南方向另有两片墓葬区（B区、C区墓地）。遗址功能区划示意图02主要考古发现（1）居址区居址区已探明面积10.48万平方米，核心区现存面积约3.5万平方米。核心区发掘约650平方米，边缘区域仅经过勘探和试掘。发掘确认核心区文化堆积最厚约3米，可分三个阶段，揭露有石（城）墙、木构圈栏、石砌房址、土坯墙、灰坑、火塘、灰堆及铜冶铸遗存等，显示出复杂的遗址形成过程和鲜明的聚落功能规划。发掘还出土大量陶器、石（玉）器、骨角器、铜器、木器、编织物等。居址核心区聚落演变示意图居址区内圈石（城）墙居址区土坯墙与木构圈栏居址区铜冶铸遗存居址区出土遗物（2）墓葬区三片墓地总面积14余万平方米，地表可见大小不一的石围和黄土坑。结合地表踏查、考古勘探、机载激光雷达扫描、RTK定位，共确认3228座墓葬，已发掘52座，是目前所见西北地区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史前墓葬群。A区墓地面积最大，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墓地面积8.12万平方米，确认墓葬2611座，已发掘38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盛行二次扰乱葬，死者下葬若干年后挖开墓穴，扰乱尸骨、重新填埋，墓葬解剖发掘揭示了这一葬俗的完整过程。大部分墓葬有双重木椁，部分保存有清晰榫卯结构或彩绘痕迹。随葬器物丰富，陶器、铜器、装饰品数量较多，也有少量漆木器及动物随葬。A区墓地石围及黄土坑A区墓地布局示意图A区墓地正射影像及M10A区M10出土遗物A区墓地出土铜器A区墓地出土漆木器B区墓地确认454座墓葬，已发掘11座。埋葬形式与A区一致，但形制较小，仅有单椁，随葬少量陶器、铜器和树皮制品。B区墓地C区墓地确认163座墓葬，已发掘3座。墓葬均为小型竖穴土坑石椁墓，皆为二次葬，随葬零星陶器和树皮制品。C区墓地03多学科综合研究目前该遗址已开展年代、古环境、生业经济、手工业技术、文物保护等共20余项专题与综合研究。研究表明当时为高山荒漠—绿洲镶嵌环境，主要种植大麦及少量小麦、黍，饲养绵羊、山羊、黄牛、狗、马等，反映存在较大规模农牧混合经济，同时以采集狩猎野生动植物为补充。特殊干旱条件下的皮毛编织物、木器等保存完好，以及大量铜器、玉（石）器、铜冶铸遗存的发现，为研究手工业技术提供了丰富材料。相信随着后续多学科研究的深入，诺木洪文化的年代分期、聚落形态、生业经济、手工业技术、人群结构等全方位信息必将更加丰富。动植物遗存04收获和意义夏尔雅玛可布遗址是已知面积最大、资料最为丰富的诺木洪文化大型聚落，也是继搭里他里哈遗址试掘后六十多年来对诺木洪文化遗址的再次系统发掘。它的发现极大丰富了诺木洪文化内涵，实证了柴达木盆地三千年文明史，其主要收获和意义有以下三点：（1）柴达木盆地大型农牧聚落遗址首次揭露出柴达木盆地功能复杂、面积最大的史前大型荒漠绿洲农牧聚落，为全面研究诺木洪文化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实证，是探讨早期人群适应定居高原荒漠环境的珍贵样本，也为现代生态脆弱地区经济、环境和谐发展提供了历史借鉴。（2）西北地区史前最大墓葬群三片墓地共3228座墓葬，是目前西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好的史前墓葬群。极度盛行的二次扰乱葬，为探讨墓葬埋葬及扰乱过程、仪式信仰等提供了丰富材料；三片墓地排列整齐，规划明显，是研究墓葬布局、人群结构和亲缘关系的重要资料；不同墓地墓葬形制规模已显示出等级差异，为揭示柴达木盆地乃至青藏高原史前社会分化提供了绝佳案例。（3）早期高原丝路的关键节点遗址汇聚了多元文化因素，有源自西亚地区的麦类作物、马牛羊，欧亚草原风格的铜竿头饰、菌状铜器，中原及北方地区的黍、彩陶、漆器及双重木椁葬具，南亚大陆的红玉髓珠，西太平洋到印度洋暖水区的海贝等遗存，丰富的物质交流活化了早期高原丝路的历史场景。夏尔雅玛可布遗址的发掘展现出柴达木盆地的文化十字枢纽地位，见证了早期人群向青藏高原渐进式发展和古代多民族交流融合的恢弘历程，更是欧亚大陆早期农牧互动与东西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缩影。

发掘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负责人朱光华王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以东约13公里的苗桥镇曹楼村，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4月至12月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展开正式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50平方米，同时进行全面勘探工作。河南永城王庄遗址位置图01勘探成果通过钻探确认遗址东西宽500米，南北长1300米，总面积约63万平方米。遗址以王庄村为中心，分布于武庙、王楼、前曹楼等几个村庄之间。钻探发现王庄村外围有一座中型环壕：总体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50米，方向10度，总面积80000平方米；壕沟开口于现今地表以下3.5米，沟底距现今地表5.1米，宽度一般超过15米；壕沟北侧分出内、外两道，并在东北角留有缺口，壕沟西南角与北侧正中均向外延伸，推测为进出水口所在。钻探与调查表明环壕位居整个遗址中部略偏东，主要围绕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推测应为墓葬区以外带有防御性质的围沟，其年代与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基本同时。王庄遗址范围、环壕与发掘地点示意图02发掘成果本年度发掘工作分别选在王庄村南（Ⅲ区）与村中（Ⅳ区）两个地点进行。其中村南地点主要发现东周、唐宋、明清等阶段地层堆积，共清理东周墓22座、宋墓1座，以及部分灰坑、灰沟等。其中东周墓葬皆为小型长方竖穴土坑墓，多数南北向，少数东西向，葬式仰身直肢或侧身屈肢，一般随葬日用陶器２至４件。宋墓1座，墓室系用板瓦垒筑，较为特别。村中地点发现大汶口文化、东周、唐宋、明清等阶段地层堆积，除少量晚期遗迹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一处墓葬密集分布的大汶口文化墓地。目前在约一百平方米的范围内已发现大汶口文化墓葬23座，这批墓葬均为长方竖穴土坑墓，墓室东西向，墓主头向东，其中ⅣＭ3为三人合葬墓，其余皆为单人葬。葬式多侧身直肢，墓主一般居于墓室北侧，随葬品数量丰富，目前已提取各类陶器400多件，玉器150余件，以及部分骨器、石器等。墓葬分别开口于遗址第4层、5a层、5b层下，这些墓葬平面呈南北向的三排，东西向的五列，并且存在多组同列墓葬间的“有意打破”现象。在此简要介绍其中的ⅣM3、M4、M6、M8等几座墓葬：王庄遗址Ⅳ区大汶口文化墓葬平面示意图王庄遗址出土大汶口文化玉器ⅣＭ3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墓口东西2.35米，南北3.38米。墓室分南、北两部分，北侧两具人骨仰身直肢，南侧一具人骨侧身直肢。随葬玉器包括双联璧、瑗、镯、璧、坠、绿松石饰，以及成组的石圭。随葬陶器50余件，包括鬶、鼎、罐、豆、背壶、单把杯等。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ⅣＭ3正射影像图王庄遗址大汶口墓葬ⅣＭ3出土成组“石圭”王庄遗址大汶口墓葬ⅣＭ3出土陶鬶ⅣＭ4为单人侧身直肢葬，墓主偏居墓室北侧。该墓随葬玉石器34件，其中包括墓主颈部发现的一套项饰，由27件玉串珠、２件绿松石饰与1件玉璜组成，墓主头部置石圭1件，颅骨左侧有绿松石饰１件。随葬陶器30余件，包括瓦足鼎、背壶、罐、豆、器盖、盆、缽等。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ⅣＭ4正射影像图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ⅣＭ4出土玉项饰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ⅣＭ4出土部分陶器ⅣＭ6为单人侧身直肢葬，墓主位于墓室北侧，墓主头骨部位随葬一组面饰，由30余件玉器或绿松石片组成，形似玉覆面，墓主左手佩戴一组腕饰，由14件玉串珠组成。墓主手臂部与腰部分别有1件大型动物牙齿。该墓随葬陶器近30件，包括盆、豆、器盖、背壶、贯耳壶等。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ⅣＭ6正射影像图

张涵清复审

发掘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磐石市文物管理所项目负责人孟庆旭项目概况红石砬子抗日游击根据地遗址群位于磐石市区西侧20公里处,磐伊公路北侧的红石砬子山区（图一）。1933

发掘单位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项目负责人宋建忠项目概况南海东连太平洋相，西通印度洋，是一个东北—西南向的边缘海，平均水深约1212米，最大深度约5377米，海底地形依次发育有大陆架和岛架、大陆坡、岛坡、深海盆地等地貌单元。南海西北陆坡位于海南岛东南部，西邻越南陆架，东南为西沙群岛的北部岛礁，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就位于这个海域。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发现于2022年10月，深度约1500米（图1）。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筹部署和工作安排，2023年5至6月、9至10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联合对二处沉船遗址进行了二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分别使用“探索一号”“探索二号”科考船，通过“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执行了41个潜次的调查（图2）。在一号、二号沉船遗址核心堆积区西南角布放水下测绘永久基点（图3）。图1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项目负责人刘

发掘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项目负责人肖小勇项目概况莫尔寺遗址位于新疆喀什市伯什克然木乡莫尔村东北，西南至喀什市中心约33公里，南离汗诺依古城遗址约5公里，东距喀拉墩古城遗址约10公里。遗址地处天山支脉古玛塔格山东南部一处面积约4万平方米的洪积台地上，在台地顶部修建各类佛寺建筑，形成一座依托自然台地而建的大型佛教寺院。该台地被一条后期冲沟分隔出一个小台地，因而遗址也被分成了两部分，主体部分位于主台地上，少部分位于小台地上。寺院建筑群分布区域总面积近2万平方米，年代相当于三国至唐代，绝对年代为公元3世纪中叶至10世纪初，延续时间近700年。莫尔寺遗址位置示意图莫尔寺遗址区域高程图遗址全景莫尔寺遗址考古工作始于2019年，在“考古中国—多元宗教及本土化研究”课题框架下，2019年6月开展了首次发掘，找到了遗址核心建筑区，2021年至2023年实施了遗址核心建筑区的全面发掘和整体揭露，推进了遗址南面500米处聚落遗址的试掘工作，开展了莫尔寺遗址所在恰克玛克河流域及周边区域佛教遗址调查。截至2023年底，五个年度共计完成发掘面积3900平方米，较全面呈现了寺院分布范围、建筑布局和建筑结构，基本明确了主要建筑的性质和遗址的兴衰历程。出土了一批颇具特色的石膏佛教造像和制作精美的玉、石、铜、陶、木器，钱币等，采集到大量动植物标本。主要发现遗址的范围和寺院总体布局通过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确认莫尔寺遗址建筑区长近200米，宽近100米，面积近2万平方米。寺院借助自然台地形势，不设围墙，沿台地西南面约8米高的陡崖修建各类佛寺建筑，整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形成高耸于恰克马克河冲积平原之势。在台地顶部地面尚存两座土坯塔，一座为覆钵式舍利塔，保存较好，位于遗址中心；另一座为方形大塔，破坏严重，位于遗址西北端。利用探方和探沟相结合的发掘方法，发现了覆钵式舍利塔的东部基台，探明了方形大塔的基台和第一层塔基的形制结构，为两塔的复原提供了重要依据。发掘出山门和阶梯式山门大道，以及10处房屋建筑计45个房间。采用探沟发掘法，在小台地西侧底部附近发现有建筑迹象，说明台地底部附近也可能存在某种设施。莫尔寺遗址遗迹分布图寺院以覆钵式舍利塔为中心，于北、东、南三面修建不同形制的僧舍、佛殿、禅房、厨房等建筑，各建筑物多毗连相接。方形大塔位于建筑区西北端，山门及山门大道位于东南端，面朝东。覆钵塔北有中心广场，广场周围是核心建筑区。佛寺遗址南500米有莫尔聚落遗址，其与佛寺遗址的关系有待进一步考古证实。覆钵式舍利塔寺院变迁莫尔寺遗址为地面佛寺，以土坯于地面起建，废弃后逐渐倒塌，在地面形成倒塌堆积，经过长期风雨侵蚀，大部分已不存，少部分形成板结保留下来，因此难以通过层位关系确定各建筑物之间的相对年代。所幸大部分建筑物相互毗连，因此可以通过朝向的变化、墙体之间的打破、借用，推断其早晚关系。结合分别从墙体和室内采集的年代标本测得的绝对年代，以及具有年代特征的遗物，基本明确了主要建筑早晚关系和寺院的发展演变。覆钵式舍利塔是遗址最早修建的建筑之一，位于建筑区的中心，以其为基点，于北、东、南三面陆续增建和扩建，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公元3世纪中叶）规划修建了从南部通往台地顶部的山门大道和山门大殿，中心区的覆钵式舍利塔及其西北、东北面2处独栋式僧舍。第二阶段（公元4-6世纪）前期建筑仍然使用，在覆钵塔北面和东面新修Ⅲ、Ⅳ、Ⅶ号“回”字形佛殿，Ⅵ号建筑的厨房和一些带坐台的单间式僧房或禅房。其中，Ⅲ号建筑打破Ⅰ号建筑（独栋式僧舍），Ⅳ号建筑侵占Ⅱ号建筑僧舍前面的地域，Ⅶ号建筑进入到了覆钵塔的空间。厨房被晚期的大佛殿所借用。这些建筑和覆钵塔一起构建出中心广场。这一时期也可能修建了Ⅴ号建筑和方形大塔，不排除更晚的可能性。佛教信仰则从以舍利塔崇拜为中心向以佛像崇拜为主转变，供奉的佛像形体较小。第三阶段（7世纪前后至最后废弃）在方形大塔南面，紧靠Ⅱ号建筑西半部即独栋式僧房的东墙新建了大佛殿，大佛殿还同时借用了厨房建筑的北墙，因此其年代应相对较晚。其中供奉2倍于真人大小的巨佛。在厨房东面修建一个大型单室建筑，室三面设坐台，推测为讲经堂，因房内垫土中出土大量陶片和少量石膏塑像残片，显示为晚期建筑。在讲经堂与厨房之间的走廊两端增修了连接的墙壁，形成了带坐台的单间式僧房。至此，遗址达到最大规模。多数建筑长期沿用，或有改扩建，大约到9世纪末10世纪初，主要建筑被烧毁。遗址废弃后，还经过了长期的废弃后利用阶段。主要建筑的结构特点建筑物均为在经过整修的自然台地表面起建，开基槽，以土坯砌墙，墙的内、外壁涂抹草拌泥，再施以白石灰面。房内房外地面先用掺和有树枝、草等物质的混合土整平，再用发红的细泥加工。覆钵式舍利塔完全按照佛典记载的造塔样式建造；两座塔均有以土坯墙包边的巨大基台，方形大塔的基台边长37.31米。Ⅲ、Ⅳ、Ⅶ号等建筑的中心砌土坯台，形成“回”形结构，出土佛像残片，根据同类遗址推断，很可能是带中心塔柱或佛台的佛殿。独栋式僧舍地域特点明显。单间式僧舍或禅房等内均沿一至三面墙砌坐台，有的置灶或壁炉。Ⅱ号建筑东半部即大佛殿结构独特，规模宏大，平面呈长方形，由中室和两端各两个厢房构成，仅中室就有近11米长，约8米宽，朝向也不同于其他建筑，显示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初步推断可能与武则天时期建的大云寺有关。全部建筑物均四角大致朝向正方向。清理出方形大塔的基台和第一层塔基Ⅰ号、Ⅲ号建筑Ⅱ号建筑（左：大型佛殿；右：僧舍）Ⅴ号建筑Ⅵ号建筑局部Ⅵ号建筑F4Ⅶ号建筑VⅢ-X号建筑莫尔聚落遗址探沟发现建筑遗迹石膏佛像残件出土木器、玉石器出土陶器出土铜钱、琉璃珠出土带文字的石膏造像残件出土动植物遗存、骨制品多学科探索针对莫尔寺遗址及其周边环境实施了年代、古环境、微形态、动植物物、残留物、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废弃后再利用等方面的科学探索。初步研究表明，遗址周围地貌为洪积平原和洪积扇，晚全新世气候整体更加湿润。房屋废弃后堆积显示经历过火灾和复杂人为占领，及风力、水力等自然因素改造等多个过程。食物种类十分丰富，经鉴定的动物骨骼主要为羊、黄牛和马，植物则有桃、杏、苍耳、大枣、小麦、青稞、葡萄、甜瓜子、黍、粟、大麻、葫芦、顶羽菊以及刺山柑等，与今天当地的作物相同。制作土坯的粘土可能来自遗址附近。提取的大量古环境、微形态、残留物标本等，其检测分析结果出来后，将有助于进一步开展遗址周围环境、气候和石膏产地等方面的研究。学术价值与意义莫尔寺遗址是目前经过系统发掘的我国最西部规模最大、始建年代早、延续时间长、平面布局基本保存完整、发展演变基本清楚的大型土建筑地面佛寺遗址，提供了佛教初传中国时期的早期大型独立式佛教寺院布局和中国化发展演变的关键样本，也为研究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佛教造像艺术发展演变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详实材料。犍陀罗地区的佛教最晚从公元1世纪向周边传播，3世纪以后在塔里木盆地、巴克特里亚、楚河流域形成三种模式。莫尔寺的发掘能够为解决这三种模式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新的线索。莫尔寺遗址是喀什地区汉唐时期流行佛教文化的有力见证，也是新疆地区多种宗教并存的实证，对文化润疆具有特殊作用。莫尔寺遗址的考古发现，既有当地传统的体现，也反映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是中原和西域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央王朝对西域有效管治和宗教管理的新的实证，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有力见证，是人类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见证。诚征巡展单位，携手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点击图片，查看详情）编辑

发掘单位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项目负责人黄

发掘单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项目负责人蒋文孝项目概况从2011年开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对秦陵外城西侧展开详细的考古勘探工作，面积约50余万平方米。发现9座大、中型墓葬，整齐有序，东西一字排列。从2013年开始，对其中的QLCM1（简称1号墓）进行了持续发掘。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了墓道、墓室和3座车马陪葬坑的发掘。主要发现1号墓位于秦始皇帝陵园外城西侧约440米处。平面呈“中”字形，坐南面北，由南、北墓道与墓室三部分组成（图1）。墓道两侧有三座车马陪葬坑。墓葬南侧、西侧有壕沟环绕；北侧为断崖；东侧为古河床，形成相对独立的墓园。图1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项目负责人侯红伟项目概况礼县四角坪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东北2.5千米处的四格子山顶部，海拔1867米。外围依山势建有围墙，由于山体滑坡及水土流失，现仅存西墙与南墙地表可见。山顶遗址为由多座夯土建筑组成的建筑基址群，中心为面积约900平方米的方形建筑基址，四周为相互对称的附属建筑。总面积约28000平方米，建筑形制规整，错落有序，是一处秦代大型礼制建筑遗址。四角坪环境示意2012年礼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野外调查时发现该遗址。同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勘探，发现约3万平方米的围墙和墙内900余平方米的中心建筑基址。2019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遗址进行复探，发现城内多处建筑基址，各遗迹以中部夯土台基为中心呈中心对称，布局极有规律。202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对该遗址进行首次发掘，确定了遗址内各建筑的基本布局。2022年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开始参与本遗址发掘，在发掘过程中引入建筑考古学理念，在资料获取、遗迹辨别上都有了新的认识。在此基础上，2023年继续对该遗址中心夯土台基东部以及东南角建筑进行发掘。目前已基本廓清了第一庭院的建筑布局，并对其建筑形制、结构和布局、建筑构件使用情况等有了初步推断。发掘区域照片遗址全景图主要发现历经四年的发掘，现已基本确认了中心夯土台的形制。中心夯土台为边长27.8米的正方形台基，四边各夯筑两组台阶，台阶两侧有贴砖包裹。台基边缘外1.8米处发现宽约1米的以鹅卵石铺就的散水，围绕整个中心夯土台。中心夯土台四周现存34个截面为近方形的柱洞紧靠台缘，底部均垫有柱础石：其中紧靠台阶的13个柱洞较小，边长约20厘米，其他柱洞较大，尺寸约为30厘米左右。中心夯土台东侧南部台阶中心夯土台东侧中部柱洞夯土台中心位置为边长为6.4米的方形半地穴式空间，其四角各有一个柱坑，包含两个截面为方形的柱洞，半地穴周围四壁中点处各有一个柱洞，柱洞底部均有柱础石。该空间内地面铺设素面地砖，部分地砖被切割形成对角线相交的图案，交点位于半地穴中心，交点处被坑H1破坏。地砖砖缝采用了高超的填缝技术，形成了密封的地面，地砖铺设有一定坡度，使得半地穴内地面由四边到中部形成约0.1米的落差。地面上各处叠压多件檐头筒瓦，由此可证明此半地穴空间上方露天，有屋檐，应为建筑中心天井。H1北壁可见被破坏的陶水管接口，经解剖发现该陶水管向北穿过夯土高台，在其北部散水处将半地穴天井中的落水排出。半地穴空间的四壁残留上下两排整齐排列的铁钉，横向钉在夯土壁上，应为固定壁砖之用。半地穴空间半地穴中心建筑半地穴空间及陶水管道半地穴空间北侧排水设施在中心夯土台基四边外约6.3米处平行分布有长方形附属建筑，四角分布有曲尺形附属建筑，对应位置的附属建筑结构完全相同。长方形附属建筑周围有鹅卵石铺就得散水环绕，其内有两个相对的方形土台，土台边缘有柱洞，外侧有夯土矮墙连接其他建筑。四角附属建筑呈曲尺形，周围亦有散水环绕，其内为曲尺形夯土台基，台基每边各有一级空心砖踏步，台基上有若干规律分布的扁平状青石，推测应为室内立柱的础石。曲尺外围同样以夯土矮墙连接其他附属建筑。所有建筑散水周围均铺设回纹地砖，各台基周边散落瓦砾堆积。西一附属建筑

发掘单位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盐源县文物管理所项目负责人周志清项目概况老龙头墓地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润盐镇五洞桥村毛家坝，海拔2450米。墓地核心区总面积约12000平方米，自80年代以来多次遭到盗掘，1986-2001年，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单位对该墓地进行了三次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11座。2020年4月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考执字〔2020〕第〔378〕号、考执字〔2021〕第〔203〕号、考执字〔2022〕第〔173〕号、考执字〔2023〕第〔244〕号），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组成联合考古队，连续四年对老龙头墓地进行了发掘。截至2023年11月，已发掘面积4200平方米，清理墓葬1891座、马坑1个。主要发现老龙头墓地的墓葬层层叠压，墓底距地表深度从0.3至4.5米不等。除少数瓮棺葬外，其余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大中型墓葬可见巨石覆盖墓口的现象。墓葬以东西向为主，少数为南北向。可辨识人骨的墓葬，头向以西向为主，次为东向。竖穴土坑墓的墓室内多遗留有木制葬具痕迹，可能为棺或椁的痕迹，大、中型墓葬有棺椁痕迹，小型墓普遍有棺痕，部分底部无痕但遗留侧板棺痕，少量墓葬则完全不见葬具痕迹。葬法以一次葬为主，少见二次葬。葬式以仰身直肢葬最为常见，另见少量割肢葬、屈肢葬。此外，一些人骨遗骸存在以物包裹的现象。少数墓葬可见叠葬现象，多者为5层，少者为2层，各层人骨之间间隙较薄，各层人骨葬法亦有差异，一般是偏上层人骨为仰身直肢葬，偏下层则为二次葬。墓地全景及发掘区老龙头墓地各年度发掘区示意图绝大部分墓葬出土有随葬品，多寡不一。目前共出土各类遗物7000余件（套），包括陶器、铜器、铁器、金器、银器、玻璃器、石器、骨器等，以陶器和铜器为大宗。陶器以各类双耳罐为主，另有少量单耳罐、高领罐、带流壶、瓶、豆等器物。铜器种类丰富，主要包括戈、剑、钺、矛等兵器，刀、削、凿等工具，马衔、马镳、当卢、节约、铃、角形饰等马具和杖首、树枝形饰、鸟形饰等装饰礼仪用器；另出土少量臂鞲、铠甲、纺织工具等其他器物。铜器以兵器、工具和马具多见。石器主要包括刀、箭镞、砭针、砺石、磨石、臼、杵、石范等。铁器以铜柄铁剑为主。金器以金箔制品为主，包括项饰、戒指、薄片等器类。银器有手镯等。玻璃器主要为费昂斯串珠。此外还出土有玛瑙珠、绿松石珠饰、滑石饰品、海贝、皮革制品等。土坑竖穴墓根据形制及规模，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为带盖顶石的大中型墓葬，面积在5-20平方米，以7-10平方米居多。均发现有木棺类葬具，部分墓葬可见葬具上下重叠的现象，推测此类墓大多有棺有椁。少数墓内随葬马，常见头骨、牙齿和肢骨等遗存，个别墓葬在附近设有专门的马坑。出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各类铜器、铁器、金器、陶器、石器、玻璃器等。铜器以兵器为主，马具也较为常见，甚至成组出土。少数规格较高的墓葬出土铜纺织工具、小型铜车马、铜案、铜勺、彩陶大双耳罐等特殊器物。M13盖顶石M13彩陶双耳罐M13工形器M13打纬刀M13卷经轴M13铜罐M57铜马车M57铜立人M27费昂斯珠及玛瑙珠M50金饰片M307金珠M115铜杖首M333铜戈M1148铜铠甲第二类为不带盖顶石、常有单棺的中小型墓葬，面积多在1.5-5平方米。基本不见马等动物随葬。出土遗物主要为铜器、陶器和石器。与第一类墓相比，不见铜纺织工具，极少见马具、杖首、动物形装饰等铜器和玻璃器，树枝形饰、铃等铜器仍然可见。陶器中不见彩陶罐，仅有各类小双耳罐，纺轮也较多。石镞等更为常见。一些墓葬随葬有石范、陶鼓风管等与冶炼相关的遗物。M826铜枝形器M174石范（铜刀和镞）M174石范（铜铃）M174陶鼓风管M1070陶双耳罐第三类为不带盖顶石、多无木棺的小型墓葬，面积多在1-4平方米。一些墓葬边缘有一周侧板，中间无底板；另一些则完全无葬具的痕迹。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基本不见铜器，部分墓葬无随葬品。陶器中，常见带流壶、高领罐、圈足双耳罐、纺轮等，几乎不见平底双耳罐；石器常见石范、砺石、磨石、石刀等。瓮棺葬主要分布于发掘区的中东部。墓圹为圆形或椭圆形，面积小于1平方米。以1-2件陶瓮为葬具，多东西向放置。人骨多已腐朽。偏早阶段的瓮棺葬以大口乳钉瓮为葬具，无随葬品。偏晚阶段的瓮棺葬多以小口瓮为葬具，陶瓮体形瘦高，有的带有双耳，随葬有双耳罐等器物。M193瓮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特征，结合测年数据，可将这批墓葬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商至西周时期，主体为西周时期，主要包括了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及瓮棺墓，大多不见木质葬具，随葬器物以陶器为主，铜器极为少见。第二期为春秋时期，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大多有木质葬具。随葬器物以陶器、石器和铜器为主。第三期为战国至西汉早期，包括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及带盖顶石的宽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葬规模呈现出较明显的分化，均有木质葬具，少数大型墓葬有椁。随葬器物以铜器、陶器、石器、玻璃器、金器等为主，种类非常丰富。学术价值与意义经过四年的发掘，初步厘清了老龙头墓地的布局与历时性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组合特征。完整建立了盐源盆地乃至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商代晚期至西汉年代框架和文化序列。墓地独特的丧葬习俗丰富了西南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内涵。铸匠墓和丰富的青铜器为川西南地区青铜时代冶铸技术系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以老龙头墓地为代表盐源青铜文明，以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和鲜明的时代与族群特征成为中国青铜文化大家园中一支绚丽的奇葩。其尤以战国至西汉的青铜文化面貌最具特质，从分布地望与流行时间来看，其可能与文献记载中笮人系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它是近年西南夷考古的重要发现。盐源青铜文明既与周边地区同时期青铜文明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还有许多欧亚草原青铜文化的因素，其文化面貌呈现出浓厚的复合性与多元性特征，这些文化因素汇聚于此是盐源地区地处民族与文化走廊节点地位的体现，实证了西南、西北地区及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交流交往交融历史。老龙头墓地将青铜时代的西北高地与云贵高原榫卯起来，成为西南夷地区青铜文明一颗耀眼的明珠，为探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融合、交流、互鉴提供了新的考古资料。诚征巡展单位，携手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点击图片，查看详情）编辑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项目负责人孙战伟项目概况陕北地处黄土高原的核心区域，黄土厚达百米，南流黄河及其西岸的支流无定河、北洛河为境内主要河流，地貌支离破碎、沟壑纵横、梁峁相连。陕北清涧、绥德、子洲、延川等相邻十余个县以往曾出土二百五十余件商代晚期的青铜器，显示出复杂的面貌特征，代表了一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对于探索黄土丘陵地区商代聚落形态和社会架构，始终是学界极为关注的重要内容和课题。为了深化这一研究课题，

发掘单位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负责人吴倩发掘概况2021年至2023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商都遗址内城东南（图一）获得重大考古发现，即发现商代白家庄期高等级贵族墓地。在项目区域内发掘商代墓葬、灰沟、祭祀坑、灰坑、水井等遗迹360余处（图二），出土丰富的铜器、金器、玉器、绿松石器、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等遗物，文化内涵包括二里岗文化下层一期、下层二期、上层一期及白家庄期（图三），另有大量唐宋金元等时期文化遗存。图一

可分为磨制、打制、啄制三类，器类主要见有斧、刀、镞、凿、石饼、石核、刮削器、门臼石等。其中斧的体形厚重，截面呈圆角方形，刃部尖锐有疤痕，为本地永兴店文化典型器物。骨器

发掘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负责人朱光华项目概况王庄遗址位于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市以东约10公里的苗桥镇曹楼村（图１），遗址地处豫东平原，地势平坦（图2），遗址北临睢水故道。2022年，永城市文物局对该遗址进行勘探，初步判断遗址东西宽300米，南北长400米，总面积近12万平方米。2023年4月至11月，首都师范大学考古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王庄遗址展开正式考古发掘，同时对该遗址进行系统勘探。截至目前今年的考古工作已取得丰硕成果。图1

发掘单位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清远市博物馆、英德市博物馆项目负责人刘锁强项目概况岩山寨遗址位于广东省清远市英德市青塘镇榄村，地处粤北山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的中间地带。遗址发现于2017年，由分布于石灰岩孤峰顶部、岩洞与台地等不同地貌部位的多个地点组成，面积约10万平方米，规模宏大、内涵复杂。为完善广东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推进岭南早期社会文明化进程与稻作农业传播等课题研究，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清远市博物馆、英德市博物馆等单位，从2019年至2023年持续对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合计2900平方米，清理出墓葬、灰坑、灰沟、柱洞（组）、灶与烧土堆等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重要遗迹，出土玉器、陶器、磨制石器、青铜器、人骨及植物遗存等各类文物标本4300余件。主要发现规模最大的石峡文化墓地遗址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岩山寨山体西侧岩背地点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墓地，墓地勘探确认面积约5000平方米，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石峡文化墓地，揭露面积1200平米，清理墓葬93座，出土玉器、陶器、石器等随葬品1200余件。墓葬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个别墓圹近方形，墓向较为一致，大体呈东—西向略偏东南。随葬玉器类型有琮、钺、环（镯）、玦、璧、锛、珠、锥形器、弧形饰片及圭形器等，以亚腰偏刃玉钺与玉环（镯）为最大宗，陶器组合以圈足盘、豆、鼎、罐、壶、釜及纺轮为主，石器有镞、锛、钁、凿、钺和砺石等。墓葬可分一次葬、二次葬和迁出葬墓，二次葬墓多见烘烤墓壁及底部积碳现象，多座墓葬保存有岭南同时期遗存中罕见的木质葬具痕迹，首次在石峡文化葬墓中发现使用木质葬具的明确证据。岩山寨遗址地貌岭南可确认的最早复杂社会岩背墓地可见明确的分区、分组规划，墓葬分为相对独立的南、北两区，南区又可分三组，不同区、组的墓葬之间差异明显，随葬玉器的16座高等级墓葬集中分布于南区的东南组，其他区域则皆为等级相对较低的墓葬。岩背墓地表现出不同于石峡遗址的墓地结构，也这是自石峡文化被发现命名后迄今所见结构布局最清晰的石峡文化墓地。墓葬之间具有显著的贫富差距和等级差异，低等级墓规模小、随葬品普遍较少，而高等级墓规模大、随葬品丰富，随葬玉琮、玉钺、玉环、玉锥形器以及成组的石镞、石钁等玉石礼器。其中M16随葬品多达145件，包括5件玉钺与74件石镞，M26则同时随葬有玉琮与玉钺，M26出土五节玉琮是目前岭南地区出土的体量最大、制作最为精美的高节琮。岩背墓地清楚地反映了距今4800年左右的社会加速分化，这是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岭南地区可确认的最早的复杂社会，同时显示出这一时期岭南与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良渚文明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岩背墓地随葬玉器出土现场（玉琮、玉钺与玉环、玉锥形器、玉钺）随葬石器出土现场（石镞、石锛、石钺、石钁）高等级墓葬M16高等级墓葬M26对于石峡文化的新认识通过对炭化稻谷等测年样品进行大批量碳十四测年，岩背墓葬的测年数据集中在距今5000至4000年，突破了石峡遗址测年数据偏少的局限，更新了以往对于石峡文化年代上下限的认识。通过对典型墓葬的多层级解剖，明确了在田野工作中一次葬迁出器物和二次葬器物的区分原则与方法，并完整复原出石峡文化墓葬的下葬过程，对其制度化的葬仪葬俗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另外，岩背墓地在葬制葬俗、文化面貌等方面与石峡遗址有相似性又各具特点，石峡文化社会呈现出多元中心的特点，反映了岭南史前复杂社会形态的多样性，同时表明岭南地区具有岭北长江流域所不同的区域社会复杂化模式。有葬具痕迹的墓葬二次葬墓烘烤墓壁现象玉钺玉环高等级墓随葬的成组石镞玉琮墓葬出土石峡文化陶器岭南首见大型半地穴式建筑在岩背地点北部发现大型建筑遗迹、灰坑及柱洞，该区域应是与墓地同时期的生活区。大型烧壁建筑遗迹F1为半地穴式，大体呈长方形，外侧由柱洞围绕，南北长7.3米，东西宽5.3米，门道位于其东南端，东侧整个坑壁及南、北两侧局部坑壁保存有烧壁，坑内底部夯筑多层垫土。如此结构复杂的大型半地穴式烧壁建筑遗迹在岭南地区尚属首见。大型半地穴式烧壁建筑遗迹F1极具地域特色的聚落形态石尾头地点则发现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时期与居住活动相关的遗迹，包括柱洞（组）、灰坑、灰沟、灶、烧土堆等，应为一处大规模的居址区。中部大型沟渠G3从西侧古水道向东延伸至石灰岩山体北侧，长度近200米，底部铺设五层竹编物，该现象首次见于为岭南先秦遗址中，推测G3具有引水功能，与其北侧的小型排水沟网、鸡口古水道组成遗址内的水利设施系统。石灰岩孤峰顶部石岭地点发现3座石峡文化时期墓葬及多个时期的灰坑、柱洞等遗迹。望北岩、寨顶岩与小岩等洞穴地点出土数量庞大的陶器、石器等遗存。岩山寨遗址是由不同地貌部位的多个地点组成的聚落遗址，这一结构复杂的聚落形态充分利用了石灰岩孤峰、洞穴群、外围台地及水道等环境条件，是适应岭南地理环境的特殊聚落类型。石尾头地点发掘区大型沟渠G3与柱洞石岭地点望北岩地点稻作农业传播与文化交汇的重要节点在岩山寨遗址最常见、数量最丰富的植物遗存为水稻种实与穗轴遗存，部分墓葬内还发现随葬成团的稻谷，在建筑遗迹及灰坑遗迹的烧土块中亦可见大量水稻谷壳与茎叶。岩山寨遗址发现的丰富水稻遗存表明，遗址所在的北江中游是从岭北到粤北再至珠三角这一稻作农业传播路线上至关重要的中间节点。岩山寨遗址发现的水稻遗存、玉器及陶器等可以看到分别来自于自岭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地区以及岭南内部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的影响，一方面表明北江中游是南北方文化交汇的重要节点，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多元融合在岭南地区文明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深远影响。墓葬出土炭化稻谷建筑遗迹烧土块中的水稻遗存学术意义英德岩山寨遗址是新世纪以来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大的发现，也是中国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新进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第一，岩山寨遗址是岭南迄今发现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中心聚落遗址，对于岭南先秦聚落形态演变与文明化进程研究具有突破性意义；第二，岩背墓地是石峡遗址发现50年之后岭南发现的规模最大、结构最清晰的石峡文化墓地，其考古收获更新了关于石峡文化的年代、文化特征、葬制葬俗及社会形态等方面的认识；第三，岩山寨遗址的考古成果表明距今4800年左右岭南进入复杂社会阶段，不仅显示出多元融合在岭南地区文明化进程的作用，还反映出岭南具有不同于长江流域的区域社会复杂化模式；第四，岩山寨遗址所在的北江中游是稻作农业向南传播路线上重要的节点，同时也是岭南融入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节点，其发现有助于重新诠释石峡文化及岭南地区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中的地位。诚征巡展单位，携手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点击图片，查看详情）编辑

发掘单位南京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项目负责人赵东升项目概况磨盘山遗址位于安徽省郎溪县飞鲤镇新法村，坐落于皖南最大的湖泊——南漪湖的东岸。遗址北有郎川河流过，郎川河发源于皖南山系的广德市东南部山区，与太湖南部水系相通，向西北注入南漪湖，然后经水阳江流入长江。因此，遗址可与长江水系、环太湖水系连通，正处于古代文化东传西递、南来北往的重要地理节点上（图一）。图一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荆门市博物馆、荆门市屈家岭遗址保护中心项目负责人陶洋项目概况屈家岭遗址是屈家岭文化的发现和命名地，位于湖北省荆门市屈家岭管理区，地处大洪山南麓向江汉平原的过渡地带，是实证长江中游文明起源的重要大遗址。该遗址是以屈家岭为核心，包括殷家岭、钟家岭、冢子坝和杨湾等十余处地点为一体的新石器时代大型遗址，先后于1955、1956-1957、1989年进行过三次考古发掘。2015年至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组建考古队，持续开展考古工作，近期取得重要收获。图一

F4应是这组房址的中心。龙山时期房址以F22为代表，F22是一处庙底沟二期地面式连间房址，平面呈近长方形，整体呈西南—东北走向，屋内地面为白灰面，南北残长9.6米，东西宽度3.1米,

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项目负责人赵战护项目概况尚义四台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石井乡四台蒙古营村南，地属蒙古高原南部边缘地带，面积约15万平方米。2004年发现，2020-2023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遗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和研究，2023年被纳入“考古中国”项目。主要发现目前主要发现了10400-6400年间的文化遗存，遗迹主要为50余座房址（图1），出土陶、石、骨、贝类遗物1500余件。依据地层、测年、遗存特征将其分为四期：第一期遗存，距今10400-9000年，发现包含旧新过渡因素的新石器早期遗存；第二期遗存，距今7700-7400年，发现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和大口鼓腹筒形罐、石铲等新石器中期遗存，与一期遗存及周边考古学文化相比较，呈现出新的文化因素，且农业因素突出；第三期，距今7300-7100年，发现了典型的裕民文化的遗迹、遗物，是内蒙古高原最南部的裕民文化遗存；第四期，距今6800-6400年，发现以大口尖圜底罐为代表的一些遗存，显示出与更远北方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其中，尤其以第一期遗存最为重要，第二期遗存旱作农业因素突出。图1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厦门大学、平潭综合实验区博物馆项目负责人周振宇项目概况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考古学研究是探索中华文明海洋性的起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内容。意在以面向海洋的视野，揭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宏大进程及其对周边地区的深远影响。距今约6000-4500年的台湾大坌坑文化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的代表性遗存，因平潭壳丘头文化与之存在诸多相似，福建沿海地区被认为是南岛语族早期人群形成和向台湾扩散的重要出发地。壳丘头遗址群位于福建平潭岛，沿海岸山体东麓被风坡地连续分布，包括壳丘头、西营、东花丘、龟山等遗址（图1）。2017年至今，经过多次发掘，取得重大收获。图1

跋山遗址2023年发掘第13层遗物情况图10

发掘单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项目负责人王社江项目概况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古人类生存历史是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其蕴含最初人群来源、极端环境下早期人类适应能力与生存方式、不同人群与文化交流融合、现代高原人群及其文化形成过程等重大学术课题。西藏梅龙达普洞穴遗址群的考古新发现，为破译上述问题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材料与信息。梅龙达普洞穴位于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革吉县城南约30公里森格藏布（狮泉河上游名称，出国境为印度河）左岸的石灰岩山体上，海拔4700米，洞口位置高出狮泉河平面104米。该地处于藏北羌塘高原西部地区，地势高亢，属于高原中的高原，自然条件极为恶劣。梅龙达普藏语意为“腰间的镜子”，由一字排开的三个独立洞穴组成：一号洞开口朝南，规模宏大，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主体堆积由外向内倾斜，从中部到后部形成一个陡坡，最大落差近5米；二号洞开口朝向东南，规模较小，面积约60平方米，堆积基本水平，由内向外略倾斜；三号洞开口朝南，规模最小，面积约25平方米。梅龙达普遗址位置示意图梅龙达普遗址远景该洞穴的史前文化遗存于2018年7月在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织的旧石器考古调查中发现，属青藏高原腹地发现的首个史前洞穴遗址，也是世界范围内海拔最高的超大型史前洞穴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2018-2023年期间，考古队连续开展了6个年度的正式考古发掘。目前梅龙达普一号和二号洞已出土旧石器时代至早期金属时代各类文化遗物逾万件，包括石制品、骨制品、陶片、青铜器、动物骨骼、植物遗存等。一号洞壁还发现排列有序的竖条纹、人形轮廓、手掌以及太阳等以红色赭石绘制的岩画。发掘期间考古队还对遗址所处的革吉盆地进行系统调查，目前已发现旷野旧石器地点30余处、洞穴地点6处，采集到数以千计的石制品，另外还有5处洞穴岩画遗存，显示以梅龙达普遗址为核心的遗址群代表了该区域长时期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历史。梅龙达普遗址发掘田野发掘工作按照1米×1米探方展开。以自然层为主，在自然层内按照2-5厘米的水平层逐层发掘。记录所有遗物和遗迹的空间坐标。对洞穴规模与形制、重要遗迹与地层进行多视角三维重建，并对所有发掘出土的堆积进行细筛和浮选。截至2023年田野工作结束，梅龙达普遗址共发掘10个探方，在一号洞和二号洞不同部位揭露出三套文化遗存（三号洞尚未进行考古发掘）。根据地层堆积、初步的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结果、石制品技术特点等因素综合判断，1号洞中后部、2号洞和1号洞洞口部位的堆积分别代表由早至晚三期人类占据洞穴的历史。主要发现第一期遗存一号洞中后部主探方T8发掘面积64平方米，发掘至底部巨大灰岩角砾石层，深度为7.4米。主文化层出露于距地表2.7-6.6米处，文化遗物包括石制品599件和动物化石1017件。石制品为英安岩制作的石核-石片技术产品，尺寸偏大、石核利用率低、修理较为粗糙，呈现出较早阶段石核-石片技术打制石器的特点。动物化石数量大、保存佳，其中以有蹄类动物骨骼为主。较多的标本表面可见明确的石制品切割痕迹，这为探讨早期人类的生计模式提供了珍贵的材料。一号洞中后部堆积的系统测年工作正在进行中，根据石制品所反映的技术特点看，应早于二号洞堆积的年代，初步的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数据显示该期遗存早于距今5.3万年、甚至可能早至距今8万年左右。一号洞洞口出土骨柄石刃刀一号洞中后部出土鹿角化石一号洞岩画第一期遗存-石制品第一期遗存-动物化石第二期遗存二号洞主探方T1发掘面积12平方米，已发掘至基岩，深度为2.2米。文化层底部距地表1.5米。主要文化遗存为石制品8136件、动物化石952件，此外还出土少量动物粪便和植物遗存。二号洞T1出土文化遗物主要是石核-石片技术生产的打制石器，原料以英安岩为主。石器组合完整，存在大量碎屑。石制品整体尺寸较小。单面向心剥片的小型盘状石核独具特色。石片形状不规则。工具多以较厚的石片为毛坯，进行精致修理，刃缘较陡。器物类型丰富，包括刮削器、尖状器、凹缺器、钻器等。T1出土的动物化石破损风化比较严重，但初步观察仍发现有与人类利用动物资源相关的切割痕迹。综合石制品、动物化石、地层和出土物产状分析，这里应为一处古人生活留下的原生堆积。根据初步的碳十四和光释光测年结果，二号洞主文化层不晚于距今4.5万年。二号洞出土动物粪便二号洞出土石核二号洞出土标本第二期遗存-石制品第三期遗存一号洞洞口主探方T3发掘面积为10平方米，发掘至底部大角砾层，深度达7米。文化层底部距地表1.5米。主要文化遗存为石制品1170件、陶片622件和动物碎骨4350件，同时还出土骨柄石刃刀、骨针、青铜小件、网坠等。根据碳十四测年数据，主文化层距今4000-3000年，顶部层位距今1000年。一号洞T3出土的打制石器以使用压制技术剥片的细石器为主要特征，含锥形和半锥形细石核、细石叶以及精致加工的边刮器、端刮器等。石料多见优质的燧石、玛瑙和黑曜石。出土陶器可分两组，第一组是在黄褐陶上饰红彩、黑彩的彩陶器；第二组为灰褐陶上施刻划纹、圆圈纹、戳印纹、弦纹、篦点纹等。可辨器型主要有喇叭口器、侈口罐、直口罐、圜底器、浅饼足碗，和一件疑似尖底器。部分陶器可修复拼合，多数陶片外壁有烟炱痕迹，部分内壁存在残留物，推测为火烧烹煮产生。串珠、骨针、网坠、鱼骨和大量有人工痕迹的动物骨骼遗存为复原4000年前人类的生活场景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第三期遗存-石制品骨制品和装饰品第三期遗存-动物骨骼第三期遗存-彩陶第三期遗存-刻划纹陶片第三期遗存-陶器器型学术价值与意义梅龙达普一号和二号洞穴保留了多期人类活动留下的文化遗存，古人在距今5万年、甚至8万年前就在此生活，其间由于气候因素或洞穴坍塌等原因而离开，后期又再度居住。多期的文化遗存为探讨远古人群在极端高海拔环境中的生存能力与演化、徙居模式、社会组织形式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材料。距今5-8万年以前、距今4.5万年和距今4000-3000年等关键时段的文化遗存则为解决人类最早登上高原腹地、早期现代人扩散路线、动植物资源驯化利用等重大科学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证据。梅龙达普洞穴发掘出土的丰富的石制品、陶器、骨器等文化遗存为探讨人群迁徙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不同时段的打制石器技术、类型和功能的对比研究将为旧石器时代人类拓殖高原、石器技术演化、生存策略转变和技术交流带来新认识。陶器类型的多元化与复杂性也对新石器时代以来人群构成和不同人群之间文化的交流、交融历史提供了新证据。石器原地制作、陶器使用等方面的证据实证了早期人类以此为固定居所的洞穴利用方式，提供了极端高寒环境中人类长期占据高原腹地的关键性证据。在羌塘高原西部寒冷干燥的独特环境中，梅龙达普洞穴保存了大量动植物遗存、微体化石和沉积物DNA。特别是大量动物化石的发现，在青藏高原腹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均属首次，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动物遗存上还保留有清晰的人类取食行为所形成的切割或砍砸痕迹，信息明确、价值重大。洞穴出土的农作物种子，如青稞、豌豆等，极为珍贵，对于研究高原极端环境下农业起源与扩散，或者不同海拔区域人群农产品的交换关系及人群流动，意义重大。这些罕见的第一手考古资料对探讨遗址性质、先民对动植物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古环境背景，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目前团队正在针对这些材料开展动植物考古学、古环境学、同位素分析、古蛋白分析、沉积物DNA等多学科综合研究，其成果必将极大地丰富我们对世界屋脊上远古人类生计模式和文化特点的认识。狮泉河上游以梅龙达普洞穴遗址为代表的遗址群，面积近万平方公里，包括旷野和洞穴两种类型的遗址三十余处，从数万年前绵延至距今千年，出土物涵盖石器、陶器、骨器、动物化石、动物粪便化石、植物种子、木头残片等多种文化元素，是西藏在内的整个青藏高原乃至世界范围内高海拔地区罕见的重大考古新发现。梅龙达普洞穴出土的石核-石片石器、细石器和陶片等文化遗物与其他地点的标本具有相似的文化面貌。在这个大型河谷内的洞穴-旷野遗址群中，梅龙达普洞穴为古人提供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居所，而周边旷野遗址和小型洞穴则是临时活动营地或短期居所，在海拔4600米上下、极端高寒缺氧的高原腹地，构建起一个古人类长期稳定生活于此的远古家园。作为青藏高原腹地发现的首个超大型史前洞穴类型遗址，梅龙达普洞穴长期、多次被古人占据利用，文化遗存极为丰富。它和周边遗址群的发现将雪域高原高海拔地区的人类活动的历史大幅度向前延伸，填补了多项时空发现的空白，也填补了“第三极”高原考古多项发现与研究的空白，为研究西藏环境变迁、史前人地关系、人类适应与文化交流，人群栖居与流动模式，以及动植物驯化和史前艺术等方面都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素材，对建立和完善青藏高原考古学文化序列、探讨高原腹地最早的人类生存活动和定居过程等重大科学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在世界屋脊这样环境极端、条件艰困的地区开展持续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对于考古人的身体和意志是极大的考验。考古队攻坚克难，锤炼了队伍，培育了新人，取得了学术和精神的双丰收。该项目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年度国内十大考古新闻，彰显了考古人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所迈出的坚实脚步和取得的新成就。诚征巡展单位，携手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点击图片，查看详情）编辑

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项目负责人郑喆轩项目概况濛溪河遗址位于四川省资阳市，川东丘陵地区，沱江支流濛溪河中上游左岸，西距资阳人遗址直线约35千米。遗址距今约5-7万年，是罕见的同时发现有大量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的旧石器时代综合性遗址，是现代人起源扩散阶段唯一发现有丰富植物遗存的遗址，是旧石器时代物质遗存和相关行为要素最丰富全面的遗址之一，被权威专家论证为“特殊、罕见、价值重大，具有世界性意义”。濛溪河遗址地形地貌及位置遗址发现于2021年9月，因洪水冲垮五一水坝及附近河岸发现，同步开展旧石器考古专项调查，发现11个文化堆积有关联的遗址，构成濛溪河遗址群。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2年、2023年开展抢救性考古发掘。2023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并联合国内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法国波尔多大学等）专家团队同步开展年代学、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埋藏学、微痕与残留物等多学科研究与文物保护工作。一、地层与年代遗址地层平均约7.5米厚，堆积连续且清晰，初步可分为3套大的沉积单元。最上部约4米主要为黄褐色及红褐色粉砂质粘土，无文化遗物；中部约1.8米为黑灰色粉砂质粘土，呈明显水平或波状层理，底部存在明显侵蚀面，为湖相沉积，仅最底部与文化层交错地带有零星石器、化石；最下部约1.7米为红褐色粘土质粉砂，为主要文化层，共分为6层，包含大量石器、动物与植物遗存，部分区域被上部湖相层严重侵蚀。底部为红褐色白垩系砂、泥岩的基岩。经初步但系统的环境考古与埋藏学分析，遗址为古人类多次在水边的占据并随着水的进退而人类栖居的进退所形成，文化层基本为原地埋藏。另外，文化层分布在濛溪河现在的平水位以下，为特殊的饱水埋藏环境，得以保留大量有机质材料。经碳十四测年，遗址文化层年代超过常规测年上限（距今约4.35万年），经光释光初步系统测年，遗址文化层距今约5-7万年，处在现代人起源扩散的关键阶段。发掘区三维正射影像图二、主要遗物遗存经科学精细发掘、多学科综合研究和全部系统采样（对文化层所有土样均收集作为多学科研究土样，其中2023年已收集浮选土样10913份），遗址发现非常丰富多样的遗物。2023年已出土石器、动物化石及碎屑10.5万余件[现场编号石器和化石标本6865件，另从4445份（占浮选土样总量的40.7%）重浮样品中挑选出石制品碎屑15424件，化石碎屑82807件]，另有数以万计的植物遗存[294份（占总量2.7%）轻浮样品中挑选出30629件种子、果实，另有芽孢及残碎的枝叶等32784件]和少量木器、骨器及其他遗存。另外，还发现有用火、切割、刻划、琢制等痕迹。濛溪河遗址群的调查与发现局部地层剖面（⑥至⑩层为文化层）三、内涵与价值初步综合研究表明，遗址的重要内涵价值包括以下5个方面。1.罕见的全要素物质遗存，特别是极为丰富的植物遗存，在同期、同类遗址中前所未有，显著地增加了历史的丰度和信度。从生产工具上，发现石、骨、木等所有材质的工具，是罕见的早期加工利用有机质材料的实证。从生活对象中的动物遗存上，发现象、犀牛、熊、牛、鹿、猕猴、鱼、龟、蛇、蛙、鸟、豪猪、竹鼠等至少30多个种类，包含大中小、水陆空、食肉食草类等几乎所有大类型的动物，显示出古人类对动物资源的深刻认识和广谱化的狩猎能力，是国内最早发现大规模水生动物遗存的遗址，最早发现鸟类和明确利用食肉动物的遗址之一。从植物遗存上，发现从树木（例：最长约9.6米，树龄最大约210年）到果实、种子再到孢粉，极为丰富地保留了从宏观到微观的大量植物信息。普遍认为，旧石器社会是一个狩猎采集社会，但狩猎的证据尚不普遍，采集在大多数情况下仅能依靠想象和少量微观的微体植物化石，濛溪河遗址丰富多样且肉眼可见的植物遗存为探讨狩猎采集经济中的采集经济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实证。遗址初步鉴定发现了柏科、壳斗科、豆科、桦木科、茜草科、蔷薇科、十字花科、石竹科、葫芦科、蓼科、莎草科等30余科的植物种子、果实。初步的种类、数量和比例分析表明，种子、果实以人类可食用范畴的为主，其中以坚果类的壳斗科（以水青冈为主，另有核桃、橡子等）、水果类的蔷薇科（以悬钩子属为主，另有桃、葡萄等）为主，另发现有块茎类的莎草科；部分种类（桃等）是目前国内甚至国际旧石器遗址中最早甚至唯一的发现，代表着古人对植物性资源的深刻认识以及可能对相关植物的最早利用。植物的广谱化利用以往被认为是旧新过渡阶段开始，本遗址的出现，将极大地改写史前人类对植物的利用历史。另外，发现了比例较高的接骨草和筋骨草，是中医中治疗跌打损伤、舒筋活血的药用植物，可能蕴含着药用植物早期利用的行为。另外，极为丰富的全要素的动植物资源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当时的环境、气候提供了难能可贵的材料。部分核桃部分炭化种子

一、发现及考古经过渡头古城遗址位于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汾市镇渡头村武水河南岸，西南距县城约13公里。1986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定为汉代古城址。1989～2009年，临武县文物管理所又对该遗址进行了多次复查，新发现有多座带有封土堆的墓葬。遗址于1990年被公布为临武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被公布为郴州第二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公布为湖南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2023年，在国家文物局的大力支持下，按照“考古中国·长江中游文明进程研究”重大项目部署，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郴州市博物馆、临武县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对渡头古城遗址开展了系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根据发掘计划，先后在护城壕、城内、城外遗址区（图一）及周边白石和渡头墓群做了长达7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取得重要收获。图一

《设计治理——治理视域下的博物馆文创及其治理工具设计》作者：程辉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6月起初拿到程辉老师《设计治理——治理视域下的博物馆文创及其治理工具设计》一书时，我以为是关于文创设计领域的一本著作，深入阅读后，才发觉这是一本基于文化治理大背景下推动文博文创顶层设计以及优化中观层面产业实操的专著，提出了通过博物馆这一文化治理的重要主体，以文化创新为己任，对博物馆观众与社会公众行使历史文化、艺术审美、创新能力等多维度的教育职能。适逢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联合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印发《关于开展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成效评估的通知》，并刚刚开始启动文创试点单位评估工作（以下简称“评估”）。我认为《设计治理》一书成书与评估工作的开展恰相契合，从某种层面来看，该书不仅是对评估系统的补充与辅助，也可以作为非正式工具与评估这一正式工具共同作用于博物馆文创的优化、促进与提升。当然，纯粹地定义该书为非正式工具也稍显不妥，书中提到宏观层面的治理工具是基于国家政策与顶层设计层面对博物馆文创的优化措施，而部分工具其实在评估中也有所体现，其他的部分治理工具则是对评估的有益补充。阅读时，我学习了一些对我而说陌生又新颖的理论，也查阅了程辉老师的其他论著以辅助我的理解与认识。读毕后，我洋洋洒洒的几页笔记中一部分是对与程老师认识与理论相融相通之处的标注，一部分是受其观点启发产生的一些新思考、新认识。其强调的博物馆作为文化治理“主导者”应重视与社区的关系，我之前也有所思考；他对于博物馆在产业链中担纲“平台方”这一核心角色、进而构建“文博文创生态系统”这一理论也与我之前文章中的观点不谋而合；而我一直关注的话题——“博物馆的国潮力量”就是为书中所讲“第三次国货运动”赋能的不竭之泉；此次通过研究发现的博物馆文创情感维度比新颖度更重要，也在陕西历史博物馆2018年2月至8月天猫旗舰店所售图书《花舞大唐春》半年752条好评留言中得到了印证，即“能吸引观众、打动其内心的好产品一定是触碰消费者心灵、触动其情感的产品”。由于我本科管理学背景的基础，我对于政府治理等相关理论并不感到陌生，对于作用于博物馆文创的治理工具理论也较容易接受，但对于书中提及的一些概念与程老师新设定的部分理论依然需要消化的过程与配套实践。书中提到的部分治理工具，富有针对性地为一些文创产品开发中的实际难题提出了解决思路。如成书之前，程辉老师就在《博物馆文创产品“同质化”问题成因研究》一文中论述过的博物馆文创“同质化”问题。新书又从中观、微观等多层面，归纳总结“同质化”问题的治理工具，种种工具为博物馆文创治理提出了精准、有效的手段，值得博物馆文创工作者去思考与借鉴。同时，我认为依托这些有效的治理工具，还可以从很多小切口出发，对制约博物馆文创发展的种种现象与难题进行深入剖析，并为其量体裁衣地打造“治疗方案”。以博物馆文创“同质化”问题为例，就可以进行更深层次的剖析，譬如从博物馆文创脱胎于“旅游纪念品”这一产物的背景来源谈起，而“去同质化”正是“文博热”“博物馆文创热”“国潮热”背景下社会公众对博物馆及博物馆文创提出的更高的要求与期待。与此同时，博物馆文创当下趋势中向实用性、刚需产品的转变也使得博物馆文创“同质化”的特性依旧存在。因此，应该一分为二地去认识博物馆文创“同质化”的现象，以大型文化节目《国家宝藏》为例，其本身无疑就是一个大型的文化创意产品，它以历史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集演播室综艺、纪录片、舞台剧、真人秀等多种艺术形态于一体的全新模式，打造了一档文博与综艺跨界、专业与娱乐并重、国宝的前世与今生贯通、叙事策略与明星效应双管齐下的全新的“纪录式综艺”节目，不仅受到全社会的热捧，也成为一个可以写进教科书中的文化宣传推广经典案例，从而也给参加节目的博物馆带来了超高的人气。而在节目创作初期，各家博物馆的代表性文物也经过差异化筛选，为的就是避免国家宝藏的“同质化”呈现，将各个博物馆所选文物的时代背景、材质工艺、历史视角方面都区分开来，从而打造出具有极强代表性、辨识度、传播力的子篇章，最终组合成为不可复制的文化创意经典产品。而在当下，实用性、互动性、体验感成为博物馆文创研发的关键词，博物馆及博物馆文创也逐步从文化殿堂走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刚需的大众产品、实用性强的公共文化产品，本身就具有很多共性，因此我们也应对大众产品更具善意与包容性。部分人认为，博物馆“雪糕热”就是同质化竞争，不应该千馆一面，以馆藏文物为元素去开发文创雪糕，但游客来到博物馆仍络绎不绝地购买文创雪糕。雪糕作为解暑佳品的同时，还能够使人感受到文化的创意与体验，市场需求仍显强劲，这说明了有些产品允许适当的“同质化”。所以仅对“同质化”问题而言，就可以分为两类区别看待：允许适当同质化的产品应选用怎样的治理工具为产品提档升级，不应同质化的产品又应该采取哪些工具“去同质化”。或许下一篇关于博物馆文创“去同质化”对策研究的文章就会在该书的研究基础上应运而生。该书的切口虽是治理工具的研究，但全书立意高远，不仅将博物馆文创所涉及的产业链、生态圈、商业授权体系等多个系统全面涵盖，且基于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这一站位，将展览、教育活动与文创产品串联起来，目的是作用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程辉老师既是希冀也是呼吁：中国博物馆文创不能仅仅朝着“大文创”的方向发展，而是要紧密围绕国家文化治理的需要筹划自身的发展路径，博物馆要主动嵌入国家文化治理大局中去，这才是博物馆人不断求索的初心和应该肩负的使命。作者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诚征巡展单位，携手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点击图片，查看详情）编辑

一项完整的考古发掘工作包括前期准备、田野发掘、室内整理、报告出版。每个环节都必须付出极大的耐心，才有可能做到尽善尽美。在这其中，恐怕最重要的当为现场发掘环节，因为它能检验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是否充分，项目领队是否具备高效开展工作的技能和素养。同时，现场发掘也直接关系着室内资料整理的开展和发掘报告的质量。田野发掘水平的高低，对科研工作的精度起着决定性作用，容不得有半点马虎。可以说，田野发掘是考古工作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那么，如何把田野工作尽可能地做到尽善尽美，这对项目负责人来说是一种考验。首先，需要具备完善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和深厚的知识背景储备。理论是建立在长期的大量的实践上的升华，对正在进行的或将来进行的实践具有指导作用。是否具备相应的学科理论体系是成为项目负责人的一个基础门槛，这也是我国一直以来对项目负责人的基本要求，即接受过系统的本科阶段的考古学训练，或者接受过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为期半年的系统的田野理论和实践培训。没有理论不行，只有理论远远不够。考古学归根到底是研究历史的一门学问，尤其是发展到现阶段，考古学肩负的使命越来越广泛，不仅需要揭示与人类社会直接相关的各个领域的发展状态、进程、规律，比如社会史、制度史、思想史、道路交通史等，而且还需要充分考虑到与“人和社会”所赋存的自然领域的基本问题，如古地貌、古环境、古气候等，这就需要项目负责人具备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如果说自然领域涉及的问题，尚可以通过跨学科合作实现，但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考古项目负责人责无旁贷。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通过熟悉先秦时期的文献，我们得知在葬仪中有使用荒帷的记载，如此，我们便可以在发掘中重点去关注蛛丝马迹，用显微镜甚至科技手段去积极主动寻找，这样方能不遗漏任何信息。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储备，很多信息往往就会遗憾地与我们失之交臂。这也是考古人常说的“心里有什么就能看到什么”。总之，广博深厚的知识储备，是高效开展田野发掘的必要条件。其次，具有强大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学术嗅觉，使大脑中储备的概念化的知识能与现场发生有效链接。当然，这同样也是精细化发掘必备的素养。考古发掘可分为主动性考古发掘和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主动性发掘一般是带着明确的学术目标而开展的考古工作，需要持续很长时间，三五年甚至几代人，比如二里头遗址、汉唐长安城遗址等。因为目标明确，且有长期的积累，项目负责人在主动性发掘项目领域里的学术积累一般来说都是比较充分的。但如何有效输出储备的知识，使之对接到遗迹现象，离不开在考古现场精细的观察；另则人类行为有不确定性、即时性、复杂性，有小的偶然的突发事件等，我们无法做到穷尽该领域的全部历史，做到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这也需要项目负责人具有强大的观察力，能够去察觉、去还原发生过的不被记载、不被知晓的人或自然的行为；在观察中伴以敏锐的学术嗅觉，能够及时获得线索，顺藤摸瓜，做出精准预判，取得重大突破。主动性发掘之外，是大量的配合基本建设而开展的考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说，基本建设考古对项目负责人同样具有挑战。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基建考古遇到的地下遗存的时代范围具有不确定性，项目负责人面对的是整个历史。基建考古一般不会如主动性考古那样做周详的工作计划和前期准备。再加上基建考古一般工期都比较紧张，如何在紧张的工作节奏中，且又没有周详的前期准备情况下，保证发掘工作质量最优化？这对领队的要求并不低，更需要领队具有毒辣的观察力和鹰一样的嗅觉。比如观察工地上的断面、基坑等，是否有早期堆积、早期遗物，能够通过观察预判是否会有更重要的遗址。在基建考古中发现学术问题，在日常业务中寻求学术突破，同样需要有敏锐的学术嗅觉。最后，田野发掘不仅仅是一项业务工作，还需要项目负责人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考古发掘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一项发掘工作是由不同人员参与完成的，其中技工、民工、安保人员是基本构成。那么，项目负责人就需要组织好技术人员、民工、安全保卫员，使他们各尽其职，合理搭配，保障工作高效推进。一项发掘工作从开始到结束有一整套流程，项目负责人需要组织整个发掘工作流程，比如组织进场前的准备工作、根据工作进展适时组织研讨论证、及时组织科技手段介入等。谈及组织能力，自然离不开沟通协调能力，沟通协调是开展组织工作的前提。此外，田野发掘不是闭门工作，一些发掘工作还需要协调属地部门，需要与建设部门沟通，这就需要项目负责人具备较强的沟通协调能力，使考古工作能够取得各方理解和支持。虽然近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提高，国民对考古文物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认识也越来越深刻，但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项目负责人可利用一切机会在考古工作驻地通过必要的沟通协调来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和地下文化遗产的宣传，让文物活起来。总之，项目负责人对于一项考古发掘工作来说，是核心、是灵魂、是统帅。做好一项考古发掘工作需要项目负责人拥有多方面的技术、能力和素养。

6月30日上午，2023海丝之路文化和旅游博览会开幕式暨中华文化与现代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在宁波举行。开幕式上，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原局长刘玉珠，浙江省文旅厅一级巡视员许澎为2022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代表颁证。“2022全国十佳文化遗产旅游案例推介活动”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报社联合主办，旨在深入挖掘文化遗产中蕴藏的丰富内涵，推动将更多文物资源纳入旅游线路，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本届推介活动共有184家单位申报，涵盖了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博物馆、纪念馆、考古遗址公园、文物保护单位、文旅部门、文旅企业等。2022年度百强案例涉及文化遗产门类众多、旅游产品类型丰富、申报主体属性多元，包括了“文物古迹主题旅游案例”“考古遗址主题旅游案例”“博物馆主题旅游案例”“革命文物主题旅游案例”“工业遗产主题旅游案例”等10个类型，案例项目具有创新价值和鲜明特色，见证了文化遗产与旅游产业的双向奔赴。具体名单如下：《2022全国文化遗产旅游百强案例名单》本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诚征巡展单位，携手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点击图片，查看详情）来源

青铜是人类最早发明的合金之一，中国古代青铜器主要是铜、锡合金，或铜、锡、铅合金，跟古代西亚、欧洲的不完全一样，有自身发生发展的轨迹。中国历史上以青铜制作器物的物质文化阶段被称为青铜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夏、商、周为代表的早期国家。青铜器是夏、商、周三代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结晶。历史的岁月给青铜器蒙上一层厚重的神秘色彩，远离了今天的社会生活。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活”起来，把考古文物“冷知识”变成大众的认知，是考古文物工作者努力的方向。《狞厉与肃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纹样》作者：开亮君出版社：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1月定价：218元《狞厉与肃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纹样》内页为了让中国古代青铜器“活”起来，开亮君把动漫的计算机描图手段运用到青铜器上，在深颜色的青铜器图案里用高亮线条描摹出动物纹样，高亮线条与深色背景之间拉开距离，形成虚拟的景深，产生出动物纹样从青铜器里跳出来的视觉效果。例如，子仲姜盘里面塑造的各种小动物，在静静地等待水的召唤，当它们被高亮线条勾勒出来，再辅以动态的水波，就好像往盘子里注水形成的池塘，一下子小动物们活了起来，动了起来，禽戏、鱼游、蛙鸣，宛如一幅生动活泼的动漫。子仲姜盘插图（蓝色线条为紫外光照射效果展示）开亮君还把动漫的计算机着色手段施展到青铜器上，用不同颜色描摹出动物纹样的构成与结构，体现出作者对纹样的理解与表达。河南新郑李家楼大墓出土的莲鹤方壶，器身的饰相当繁复，一般读者不好理解。作者用不同颜色描摹出龙与凤、虎、蛇缠绕一起的样态，读者按照颜色就能够清楚地看出，龙、凤、虎、蛇的位置关系所体现的阶序，这样，象征化动物纹样的社会学含义也就不难理解了。这本书一共收录早商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

2021～2022年，为全面提升配合城市基本建设考古工作的质量与效率，积极贯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基本建设考古“片区制”理念和方法，城西片区在西安西郊莲湖区枣园街道三民村、陈家寨和沣东新城三桥街道贺家村等地相继发掘魏晋至明清时期墓葬1200余座，极大地丰富了西安西郊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资料，完善了该区域从魏晋、十六国、北朝、隋唐、宋金到明清各期墓葬的演变序列，尤以隋唐时期墓葬考古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发现和认识。陈家寨墓地两年度共计清理有北朝隋唐时期中小型墓葬581座和金代墓葬2座，出土文物约有1500余件组。这些墓葬跨越北朝隋唐近500年的历史时期，为目前关中地区发掘这一时期中小型墓葬数量最多的一次，是探讨北朝隋唐以来长安城居民居葬关系的重要实例。尤以发现的一批隋代小型墓葬较为重要，之前学界对于小型隋墓葬制葬俗与空间分布等研究不甚明晰，此次发现可补认识之阙，为厘清隋唐之际中小型墓葬的演变规律与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资料。

1984年，李宝才同志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河北省文物局工作，岁月如梭，回想起来，我和宝才已相识近40年。文物工作实践性很强，宝才同志到河北文物局后一直处于工作第一线，大量时间在工作现场，了解文物情况及保护问题，与省内的有关同志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具体办法，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实践出真知。他对工作中的经验和所思所想，认真归纳，写成文章。《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正是他近40年学习、实践、研究工作的写照。其中的文章既有实践性，又有一定的理论性，构成了这部《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作者：李宝才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出版时间：2023年6月文物工作专业性和政策法规性很强。所谓专业性强，是因为文物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等特性决定的。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要做好文物工作，必须对文物的特性、特点、价值、作用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为此，学习是重要的前提。宝才同志具有历史学专业的基础，为掌握文物知识和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几十年来，他不断接触河北的各类文物，结合不同文物保护情况进行研究，既为保护利用提供专业依据，又为保护不同文物，区别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总结，写出心得体会，构成一种带有规律性的文物保护文章。这是《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文物工作政策法规性很强，必须旗帜鲜明的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根据国家文物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开展工作，始终坚持宪法法律至上，做到依法保护、依法利用、依法管理。宝才同志在文物工作中，坚持按照文物工作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对待和处理工作中的问题，并依据实践，总结经验归纳提升，写出文章，是结合文物工作实际，以法治文和文物法学研究的重要成果。这是《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的第三个重要特点。文物工作有诸多领域，每个领域从文物及其特点、保护文物个体与环境，以及相关问题，都不尽相同，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不同领域的文物工作，需要区别对待。总的来说，文物工作，是其各领域工作的系统集成。宝才同志在河北省文物局不同岗位工作时，能够针对上述不同情况，学习、实践、总结、研究。例如，修复一尊佛像，该项工作既不是他的工作职责，也不是他的专长，但需要和确定由他做时，他怀着对文物的挚爱和敬畏之心，认真学习、试验，谨慎对待，终于圆满完成了修复工作，得到了专家好评。他也为此撰写了一篇文章，传承匠心技艺是一项重要成果。《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中的文章，涉及文物价值与作用、依法保护管理、文物修复、博物馆纪念馆等领域，是他在文物工作不同领域实践、思考、辛勤耕耘的系列成果。这是《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的第四个重要特点。宝才同志近40年在文物工作一线多个领域工作实践，经验积累、知识积累、成果积累，都为进一步综合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希望他珍惜和发挥这一优长，多开展一些综合研究，为加快文物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新时代文物事业繁荣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宝才同志《文物工作实践与思考》出版之际，作为多年的同事和几十年联系交流，遂写了上述文字。是为序。诚征巡展单位，携手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点击图片，查看详情）编辑

《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编者：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作者：彭适凡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12月定价：180元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纳入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江右考古研究论丛”出版计划，尽管彭适凡先生著述丰厚，仍不免心生疑窦：在其已出版的论文集《江西先秦考古》《中国南方考古与百越民族研究》和《中国南方青铜器研究》之外，竟能再汇编出一部别集？直至收到彭先生寄来的《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这部六百多页的文集，又使人惊愕其厚重。《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文章近百篇，归拢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学术论丛”，收录考古学研究论文，既有立足赣鄱大地的民族考古、农业考古和音乐考古，也有理论视野下关于私有制起源、社会发展阶段的讨论。第二部分为“金石丛考”，收录文物研究札记，主要为铜器、玉器和瓷器，仅铜器一项便囊括战国铜壶、唐代铜灯、宋代铜镜和明代铜牌等。第三部分为“名人史迹”，收录文章主要关于江西历史上的乡梓贤达、南昌城的历史变迁。第四部分为“学术随笔”，主要收录书序、书评及考古漫记。第五部分为“学术人生”，记述成长、求学与工作的往事，追忆了马承源、汪庆正和周銮书等著名学者。这些文章的发表时间从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近年，既有发表于《中国文物报》《江西日报》等报刊中的学术短札，也不乏登载于《考古》《文物》等杂志的学术论文，乃至收录于《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的长篇综述。此外，还有少量未刊文稿。正是由于《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文章写作年代不一、篇幅长短有别、题材范围广泛，汇编工作就显得殊为不易。耄耋之年的彭适凡先生及其亲友，在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资料室、江西省博物馆资料室搜寻、复印已刊文章。经过半年时间的整理，这些看似庞杂的文字拂去灰尘、重获温度，汇萃为《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捧读《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掩卷遐思，有以下读后感。其一成长之路与学术个性1978年，在庐山召开“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彭适凡先生是具体筹备者之一，也是多篇会议论文的主笔之一，后来更是成为印纹陶研究的集大成者。1989年，彭先生主持新干商代大墓的发掘，促使其研究重心转移至南方青铜器研究。由此形成了一条学术道路，以印纹陶、青铜器等典型物质遗存为切入，精研深究，探索南方地区先秦史。《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的出版，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观察到一个学者的成长路径。1964年，彭先生发表处女作《有关仰韶文化的两个问题——与许顺湛同志商榷》，便开始关注古代社会的经济形态、社会面貌，并对这一问题持续思考，屡有新作。从江西旧石器时代考古到先秦考古的诸多方面，均有专文讨论，在考古材料与文献、农业、民族等问题之间搭建桥梁、拼合历史。得益于对古代社会的关注与思考，对考古资料的积累与爬梳，彭先生在学术道路上不断寻找打开江西乃至南方先秦历史的“锁钥”。其二广阔视野与独具卓识《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了一批不太为人注意而又颇有新意的文章，所涉内容广泛，且大多并非彭适凡先生为我们所熟知的研究领域。略述几例：重新审视新干古玉，辨识商代漆器玉附件；由秦始皇十二年铜戈铭文，考释“史失其名”的秦国丞相；从镌铭“铜钾”的西汉“扁壶”出发，考证汉魏时期此类器物的名实问题；开展明代王浩八起义的田野调查，搜集民间故事与传说。凡此种种，或慧眼识珠，或推陈出新，其中不少为彭先生退休后的新作。其三为止在诚与治学在勤彭适凡先生寓所自名“诚勤斋”，诚与勤亦是其为人、治学之根本。彭先生毕业于江西师范学院历史系，并非考古科班出身，却以倍于常人的努力，成为同侪之中的佼佼者。同时，彭先生一贯谦和、朴实，乐于提携青年、奖掖后学。《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收录的书序、书评及师长回忆，字里行间无不带有温情与敬意。这不禁让我想起，曾置身满屋书香的“诚勤斋”，翻阅彭先生精心装订的几十册书信来函，各种样式的信笺早已泛黄，但文字中透出的学术激情不减当年，其中包括夏鼐、苏秉琦、石兴邦和安志敏等先生的信札。这是通讯不便时代留下的意外记录，更是彭先生学术交往的悉心收藏。《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展示了一位考古学家的学术侧面，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侧面，我们眼中的彭适凡先生才愈加真实、饱满。长期以来，彭先生笔耕不辍，涉猎广泛，在早已成名的研究领域之外，别有耕耘。或许，“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别有耕耘的《彭适凡文物考古别集》正是“诗外功夫”。（作者单位：常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诚征巡展单位，携手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点击图片，查看详情）编辑

马克思主义对美洲考古学的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大问题，诸如文明起源、国家形成、社会形态发展等，都体现出了核心指导意义，美洲考古学也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美洲考古学史》“第六章

5月23日，由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主办、人文考古书店协办的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活动终评会在京召开。由白云翔、陈胜前、杜晓帆、顾爱彬、贺云翱、胡小罕、黄元、李黎、李让、李新伟、李游、刘国祥、宋向光、魏崇、张自成等评审专家组成的终评评委会，根据《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章程》，经过审阅图书、综合评议和投票推荐，从入围终评的50种图书中评选出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10种、优秀图书20种。终评会现场2022年是我国文化遗产图书出版的又一丰收年，本次活动共有906种图书参评。经过初评和终评，评委们好中选好、优中选优推出的十佳图书和优秀图书，在内容质量、编校质量、设计质量和印刷质量等方面都有较高的水准，展示了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领域的学术发展和工作成果。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按出版时间排序）辽祖陵：2003~2010年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全五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3月27日至28日，由中国文物报社、中国考古学会主办的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在京召开。经过项目汇报会、综合评议，最终评委投票选出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关强宣布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名单（按年代早晚顺序）1

发掘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项目负责人魏坚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县城东北，地处天山东段博格达山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的绿洲廊道中部，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2018年至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人民大学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连续5年围绕唐朝墩古城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3762平方米（图1）。图1

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我们根据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区分不同的堆积单位，土色作为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又与土质和包含物的构成有密切关系，特别在中国北方以黄土堆积为主要基质的古代遗址更是如此。考古工作者对于土色的识辨，主要是对由土壤颗粒组成的相对均一的堆积形成的颜色进行判别，这往往会受到土颗粒的大小（颗粒越大，明度值越小）、腐殖质含量的多少（含量越多，颜色越深）、含水量、碳粒的多少（碳粒越多，颜色越黑）等因素的影响。从已发表的考古报告来看，国内对土色的描述主要根据主观感受进行概括，往往比较笼统，没有形成一个细致的划分。不同地区遗址的土壤有不同的描述，如东北地区对土色的描述以灰黄、灰黑、黑色、黑褐等为主；华北对土色描述以黄褐、灰褐、黑褐、黄色、浅灰、黄灰等为主；西北地区对土色的描述以深灰褐、浅灰褐、浅灰、灰色、浅黄褐、黄褐等为主；东南地区对土色描述以浅黄褐、灰白、黑褐、棕褐、浅褐、黑色等为主；西南地区对土色描述以灰黑、棕黄、黄褐、黑褐、棕灰、棕黄、棕红、浅灰等为主。从颜色来看，大体以灰、褐、黄、黑为主色调。但若从同一区域甚至同一遗址、同一地层单位公布的信息来看，对颜色的辨别也因人而异。以甘肃地区为例，对浅灰与灰、浅黄褐与黄褐色的区分并不大。在田野发掘过程中，尤其是在对大遗址的发掘中，土色的区分时常因不同探方发掘人员对于地层土色不同的主观命名，导致地层划分出现偏差，以至于对文化层乃至相对年代判定出现错误，难以统一。对考古地层堆积单位土色的描述迫切需要一个相对统一的、科学的标准。目前国内外对于土色的辨识，主要有目测法、光电积分法、分光光度法以及传感器测色法等。针对不同领域，也有着不同的颜色模型描述，如工业领域的RGB、CMY、YUV等，视觉领域的HVC、HSI等，色度学领域的XYZ、Lab等。考古学中对土色的辨认主要是以目测法为主，更多的是一种人为主观的判断，但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基于国内外不同版本的比色卡的使用情况来看，大部分能够满足土壤学、地理学等学科的需求。从颜色辨识的准确度上来看，土壤学运用较好。目前，国内外主要以三种色卡的使用为主，《中国标准土壤色卡》（1989）、《MUNSELL

01发掘单位济南市考古研究院02项目负责人郭俊峰2021年10月～2022年9月，济南市考古研究院对章灵丘北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并清理西汉至清代墓葬102座，其中元代济南王张荣家族墓地最为重要。发掘区域航拍全景（上为北）张荣家族墓葬至少32座，形制有砖雕墓（5座）、石室墓（9座）、土洞墓（18）座。墓葬排列有序，自北向南成排分布，墓向均为190度左右，深度大多5-7.5米不等。出土瓷碗、瓷盘、瓷瓶、瓷罐、香炉、铜镜、镇墓石、陶俑等器物500余件（组），其中官窑和青花瓷器共计40余件。另外，还发现石碑4件、龙纹碑首2件、赑屃碑座1件、石翁仲4件、石羊3件及其他与陵园神道相关的100余件石刻文物，其中包括济南王（张荣）神道碑、济南王（张荣）子孙谱碑等，石刻文字近4000字。济南王神道碑残长180厘米，记载了张荣的生平事迹。济南王子孙谱碑残长206厘米，共记载了张荣及其子孙共计六代的谱系官职情况。M83张荣墓全景（上为西）出土的“大元故济南公张氏神道碑铭”碑首、“神道碑”“子孙谱碑”及石像生，均与M83（张荣墓）开口同一层位，分布于其墓道以南。其中“大元故济南公张氏神道碑铭”碑首位于墓道西南约1.8米处，“神道碑”位于墓道西南约3米处，“子孙谱碑”位于墓道东南约12米处，石像生位于墓道以南约30米处。张荣家族墓地出土“大元故济南公张氏神道碑铭”碑首张荣家族墓地出土“神道碑”、“子孙谱碑”张荣家族墓地出土部分石像生墓地北端中部的砖雕壁画墓M83（张荣墓）规模最为宏大、结构复杂，由墓道、前门楼、前室、后门楼、中室、后室及5个侧室组成，通长34.2、最宽15.1、深6.3米。M83张荣墓前门楼（由南向北）M83张荣墓中室（由南向北）M83张荣墓后门楼（西南向东北）M83张荣墓前室（由南向北）M83张荣墓后室（由南向北）墓道平面呈长梯形，底为台阶加斜坡式。两门楼中上部两侧设弧形翼墙，券顶门洞之上现存三层仿木结构，上下均为斗拱、中为格扇门，后门楼上层设一墨书“永安堂”的斗形匾。除前室八边形外、其余各室均为圆形，直壁、穹窿顶。后室三侧室仅建造直壁部分，未与后室连通。墓室内砖雕较少，仅中、后室设斗拱和灯檠，后室三侧室内各一灯檠。门楼和前、中、后三室内壁均布满彩绘。门楼主要为缠枝花卉；前室有莲花藻井、祥云仙鹤、斗拱立柱、侍女图、各类水果花卉等；中室有牡丹藻井、花鸟图、缠枝牡丹、仪仗出行图等；后室有莲花藻井、祥云仙鹤、花鸟图、盆栽花卉、婴戏图、宴享图、备宴图、晾衣图等；后室南过道东西两壁各绘一执戟武士。其中牡丹纹藻井、仪仗出行图、持戟武士图等是山东地区元代墓葬首次发现。墓室虽多次被盗，仍出土随葬品200余件，多为残陶俑。M83张荣墓前室四壁下部侍女图M83张荣墓后室下部壁画M83张荣墓中室东、西壁下部出行图M83张荣墓后室门道东、西壁“持戟武士”图M83出土部分陶俑其余4座砖雕墓均为单室，2座（M79、M82）位于M83南侧一排，应为张荣的子辈墓葬；2座位于M79南侧一排（M78、M80），应为张荣的孙辈墓葬。M79、M80均有高大的双层彩绘仿木砖雕门楼，M79门楼中上部设一墨书“静安堂”的斗形匾。M79出土“宣授淄州节度使”碑刻一块。M79门楼（由南向北）石室墓多由墓道、墓门、甬道及墓室组成。墓门多拱形，石板封门；墓室多单室，平面圆形或方形，穹隆顶中部设有莲花藻井。M50墓道西壁近门处有一壁龛。M77、M81石门由门楣、门柱、门扉及封门石板组成。M81门外砌筑八字墙，墓壁东、西两侧底部各一狭小耳室。M74平面近“甲”字形，由墓道、墓门、前室、中室、后室组成。前室近方形，叠涩顶；中、后室墓顶合为两面坡形制，底部平面长方形；后室由石柱分为四室，东二、东一室分别发现一石碑及碑盖，石碑刻有“宣授济南路诸军奥鲁总管张公灵柩”。土洞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墓门、墓室组成。其中，M49墓道东壁下部近墓门处设一壁龛，青砖封堵，内有葬具一棺，棺内有幼儿人骨两具。根据墓葬形制、规模、出土器物、石刻、碑文等，结合相关文献，墓地至少包含至张荣玄孙的墓葬，时代贯穿整个元代。其中墓地北起第一排的M83为张荣墓；第二排为张荣子辈墓，包括其一至六子的墓葬：张邦杰（M82）、张邦直（M68）、张邦彦（M81）、

01发掘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复旦大学02项目负责人朱存世苏峪口瓷窑址位于宁夏贺兰山苏峪口内约10公里处的中缸窑子，东距银川市约40公里。于2017年考古调查时发现，占地面积约4万平方米，有窑炉13处（图一）。图一

6号码头宽达10.3米，体量较大。遗址发现的2艘宋代沉船均为福船。其中1号沉船残存7段船舱，壳板作鱼鳞状搭接，并楔有铁钉，残长12.4、残宽4.1米，推测其全长约20米（图七）。图七

01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02项目负责人刘海旺发掘背景州桥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唐代建中年间（780～783年），后经五代、宋、金、元、明，至明末崇祯十五年（1642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1984年考古部门曾对其进行局部试掘，砖石结构的桥面顶端距今地表深4.5米，保存基本完好。州桥在北宋东京城的位置2018年3月，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考古发掘申请通过了国家文物局的立项批复并取得了考古发掘证照，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进行发掘。发掘目的在通过对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进行分阶段的、持续不断的考古工作和多学科综合研究，为遗址的保护、展示和利用提供考古学及多学科研究支撑，为大运河文化带增添新的可展示的重要遗产点，为全面实施开封宋都古城保护与修缮工程，建设宋都古城中轴线文化带，持续深入开展北宋东京城大遗址保护与研究提供重要的实物材料。考古发现考古发掘工作始于2018年10月，2022年9月阶段性重大成果在“考古中国”平台发布，目前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之中。2018年～2022年共计批复考古发掘面积5000平方米，目前已完成考古发掘面积4400平方米。发掘共布设探方东西两个区域，东侧探方（汴河河道）发掘面积为1400平方米，平均发掘深度约为11米，局部深度已达13.5米。南北两岸的唐宋时期河堤已经揭露，同时清理出唐宋至明清时期的汴河河道遗存。通过考古发掘可知该区域唐宋时期汴河宽度约为25～28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9.5～10米，河底最深处距地表深度为14.5米。金代河道逐渐淤没、变窄，河道宽度为22～24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9.2～9.5米，金末汴河遭受洪水淤没。汴河在元代开始进行“木岸狭河”工程，河道继续变窄，河道宽度为13～15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7.4～8米。“木岸狭河”遗存明代之后汴河河道开始逐渐被侵占，河道之上修建有房屋建筑。汴河故道明代晚期建筑堆积（北向南）明初期河道宽度为25～28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6～7米；明末河道顶部宽度变为6～8米，河道底部宽度为2～4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4.5～5.5米，逐渐变为城内的排水沟。明代晚期汴河河道堆积（东向西）清代汴河经过了简单的疏浚，河道宽度为13～14米，河堤距地表深度为3～3.5米，河底距地表深度为4.5～5.3米。目前，经过考古发掘，州桥东侧汴河遗址自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过程已经较为清晰；在河道底部发现有部分木板，疑似沉船，大部分被压于西侧探方壁之下，同时受地下水位影响，暂时无法继续发掘。西侧州桥本体区域探方完成发掘面积约3000平方米。汴河西壁剖面经过考古发掘，清理出部分明末洪水遗迹，倒蹋的房屋、砖瓦堆积，人骨遗骸，揭示了桥面淤没于1642年洪水。清理出洪水上层的清代道路（8层道路）及建筑遗迹数处。清理出明代晚期的金龙四大王庙，庙址结构布局清晰，在其下部有一座青砖单拱桥券。青砖单拱桥券在州桥东侧河道中间，两桥涵洞相通，东西长度为8.7米、南北跨度为

01发掘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02项目负责人魏坚唐朝墩古城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奇台县县城东北，地处天山东段博格达山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之间宽约60公里的绿洲廊道中部，是丝绸之路新北道东端一处重要的军政建置和交通枢纽（图1），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1

布局结构研究四角大塔中，西南塔和东北塔平面均为“亞”字形（图4、图5），边长约18米，形制和规格完全一致，通过测年可知始建于公元8世纪中后期，即吐蕃王朝晚期。塔基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图6）。图4

01发掘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02项目负责人解峰发掘概况古城村1号寺庙址、2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东侧，地处图们江支流珲春河冲积平原，西距中朝界河—图们江约1000米。遗址西约100米为唐代渤海国时期（698-926年）城址温特赫部城，西北约4公里为唐代渤海国都城故址——东京八连城（图一）。2016～2022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珲春市文物管理所对古城村寺庙址进行了连续7年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已发掘总面积约6000余平方米。图一

01发掘单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02项目负责人莫林恒官田遗址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澧源镇朱家坪村，地处郁水河西岸一处较为宽阔的台地，面积约75000平方米。2015年首次发掘550平方米，发掘显示官田遗址应存在生铁铸造活动。2020～2022年，为配合地方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特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对官田遗址再次进行考古发掘，揭露面积3500平方米。本次发掘明确了官田遗址是以生铁为原料，集熔铁、铸造、退火、锻造、精炼等工艺技术为一体，并兼营铸铜的多金属生产作坊，为目前南方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汉晋时期铸铁遗址。新发现的各类加工炉形态独特、功能较为明确，具有显著地方特色，填补了古代铁器生产、加工等研究的多项空白，是南方地区汉晋时期手工业考古的重大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南方地区铁工场的功能布局、炉型特点及生产加工流程提供了重要资料。图一

01发掘单位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02项目负责人周必素/01/遗址概况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安康大道交兴安大道西南侧。2022年1月-5月，为配合贵州医科大学新校区一期建设项目建设，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拟建区域进行了全面考古调查勘察，发现大量古墓葬等遗迹现象，并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汇报，获颁发掘证照。2022年7月-2023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作为发掘牵头单位，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组成考古发掘联合体对大松山墓群开启了全面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截至2023年1月，各发掘区共清理墓葬2192座、窑址8座、灰坑1处，出土各类文物2000余件（套），该墓群为贵州考古史上发掘规模最大的墓群，历史内涵丰富，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其发现为研究该地两晋至明时期文化面貌、社会经济、丧葬习俗及族群演变等方面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并极大程度推动了黔中地区历史时期文化序列的建立。/02/发掘收获发掘的墓葬依据其分布区域、形制结构和出土器物，大致可分为早晚两段，早段为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晚段为宋元明时期墓葬。（一）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两晋至隋唐时期墓葬共发现确认182座，其中两晋时期13座，南朝时期106座，隋唐时期63座。该时期墓葬主要散布于大松山水库周围的斜坡地带，依山势排列，三两成群，墓向不一。墓葬形制多为石室墓，土坑墓仅有零星发现，石室墓墓室系用形状不一的石块或石片砌筑而成，石材内侧修凿工整，外侧未经加工多为自然岩面，墓室构筑规整，顶部为券顶，流行修筑排水沟，部分墓葬有墓道。相对而言，两晋时期墓室宽大，墓室所用石料大且规整，砌筑最为整齐，有汉代石室墓遗风；黄山井墓地航拍图（两晋—南朝）黄山井M2（晋）坝坎边M1（晋）南朝时期演变成狭长形墓室，所用石料与前期相比变得薄小，券顶石材多为较小的薄石片，部分墓室前端开始出现封门；洋沟土M4（南朝）洋沟土M4券顶隋唐时期墓室砌筑不似前期规整，略显随意，所用石材大小差异明显，并流行在墓室前端砌筑封门，封门凸出墓外，砌筑随意。大茶山M8（隋唐）大茶山M13(隋唐）该时段墓葬被盗扰严重，葬具、人骨基本无存，出土器物包括金、银、铜、铁、陶、瓷、漆木器、钱币等类别，金银器有金花片、金挂饰、银发钗；铜器包括铜釜、铜鍪、铜盆、铜发钗、铜戒指、铜链等；马坡M22：3铜釜（南朝）铁器有铁鐎斗、铁剪、铁铛、铁三脚架、铁四脚架、铁构件；黄山井M2：19铁鐎斗（晋）陶器包括陶釜、陶罐、四系陶罐；瓷器有瓷钵、四系瓷罐、六系瓷罐、瓷盘口壶、瓷坛；张家坟M4：1四系罐（两晋）洋沟土M4：6六系罐（南朝）老瓦坡M1：1青瓷钵（西晋）漆木器主要有漆盒、漆盘；钱币发现有南陈的太货六铢及唐代的开元通宝；此外还有文房用具石砚及各类用于装饰的串珠。小团山M1出土串珠（南朝）（二）宋元明时期墓葬宋元明时期墓葬共2010座，其中宋墓56座，元墓4座，明墓1950座。该时段墓葬主要密集分布在青松岭以西001县道两侧名为坟坝顶的斜坡地带，墓葬形制包括石室墓、土坑墓、土圹石顶墓三类。石室墓发现较多，排列整齐，墓向基本统一，墓室砌筑所用石料与两晋至隋唐时期石室墓所用石料相比显得大而粗糙，墓室砌筑较随意，顶部也由券顶变为用石板或条石横盖的平顶或叠涩顶，部分墓葬有墓道和后龛，均未发现排水沟。其中宋墓多为东北—西南向，集中分布在坟坝顶斜坡靠上位置，墓室较窄长，墓室砌筑相对规整，既有用大石块砌筑的，亦有用小薄石块垒砌的，墓葬形制和所用石材一定程度体现了对早期墓葬的继承；明墓数量激增，墓向多是西北—东南向，墓室变短变宽，墓室所用石材为较大且不规整的石块，砌筑更显随意，有的墓葬四壁均直接用石板立砌或侧砌，再于其上铺一至两层石块。坟坝顶M513（宋)坟坝顶M300(明）坟坝顶M363（明）土坑墓大小形制不一，但总体上规模不如石室墓庞大，土坑墓与石室墓之间无明显的分布界线，常穿插分布于石室墓之间，其中坟坝顶西侧斜坡底部分布最为密集。一定数量的土坑墓在一侧或一端掏有壁龛。宋元明时期墓葬相互打破的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土坑墓之间相互打破的现象最为常见。坟坝顶M390(明）部分墓葬发现木质葬具，人骨保存一般，葬式为仰身直肢。墓葬出土文物数量多，类别广，出土文物2000余件（套），材质有银、铜、铁、锡、陶、瓷、漆木、玻璃、钱币、纺织品等。其中银器有银发钗、银梳背、银戒指、银挖耳勺、银铃、银手镯等；坟坝顶M277：7银梳背（明）铜器包括铜发钗、铜盘、铜碗、铜手镯、铜戒指、铜簧饰、铜印章、铜顶针、铜片、铜铃、铜条脱、铜带扣、铜串饰等；坟坝顶M104：5铜印章印面（明）坟坝顶M1500：7肖形铜印章（明）坟坝顶M57：6铜琵琶形器（明）坟坝顶M1164：3、4包金铜盘、包金铜碗（明）铁器有铁剪、铁锥、铁锅、铁发钗、铁三脚架、铁盆等；锡器包括锡牌饰、锡坠饰、锡鱼、锡盒、锡叶片等；坟坝顶M88：7锡鱼（明）陶器有夹砂陶釜、夹砂陶罐、带流陶罐等；瓷器有瓷罐、双系瓷罐、三系瓷罐、单耳带流罐、瓷执壶、瓷碗、高足瓷碗、瓷杯、瓷盘、瓷瓶等；坟坝顶M513：1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考古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让考古成果深入人心，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国文物报社与中国考古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郑州市人民政府，于2022年9月1日，共同策划主办了“繁星盈天——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展”，21个省市、79家单位参展，展出文物800多件（套）。为更广泛地分享展览成果，揭示考古对中华文明探源的作用，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中国文物报社、郑州博物馆共同策划制作了“繁星盈天——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图片展”。图片展以“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为主线，分为四个单元：远古的根系——旧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中华文明探源——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三代王国文明——夏商周考古发现；揭示统一多元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秦汉及以后考古发现。图片展包括107块展板，1个讲解视频电子文件，1个触摸屏电子文件。通过图片、视频等数字化传播渠道，集中展示中国考古学百年发展历程和辉煌成就。现诚征图片展巡展单位，欢迎各地文博单位与我们携手，更好地宣传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联系方式：张老师

H18剖面除了南区的H18之外，北区东北角的河道区域也出土了少量的简牍，这些简牍出土于河道废弃堆积以及堆积之下开口的水井J4（图一〇）和灰坑H387（图一一）、H391（图一二、图一三）当中。图一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