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三个月东亚最重要的事件，当属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在海外看来，这场选举将决定两岸是战是和。如果国民党上台，那未来几年两岸关系预计会缓和，经贸谈判重启，赴台个人行重新开通。反之，如果是民进党继续执政，不仅ECFA可能停掉，未来5年触发武统的概率也会大大提升，台海地缘风险将从“黑天鹅”转变为“灰犀牛”。因此这场选举对东亚乃至全球的影响可谓非常大。在8月之前，蓝营获胜的概率不超过20%。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蓝百合”很难发生，民进党的赖清德基本处于躺赢的状态。不过8月底以来发生了两件事情，使“蓝百合”具备了可行性，蓝营获胜的概率上调至25%。虽然仍是小概率事件，但这意味着国民党翻盘并非完全没戏。第一件事情是9月中旬侯友宜访美，并获得了待遇不低于赖清德的接待规格。二者都被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接见，侯友宜进入华盛顿并发表演讲，赖清德由于“副总统”身份未能进入华府，但在巴拉圭见到了美国内政部部长哈兰德。论赴美面试成绩，二者基本平手。不过对国民党来说，能和民进党打成平手，就已经算是不小的胜利了。相对而言，民进党更亲美，国民党更亲大陆：通常来说台湾的民进党更亲近美国，国民党则更亲近大陆。今年4月蔡英文以过境访美的方式见到了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同一时间马英九则访问大陆，并获得了高规格接待。这表明了民进党和国民党在美国和大陆之间的倾斜程度。另一方面，承不承认“九二共识”，也是国民党和民进党最大的区别之一。至于民众党，作为墙头草，柯文哲一直打造走“中间路线”的人设。既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只提“两岸一家亲”这种模糊概念；也不愿意跟华盛顿走得太近，比如10月柯文哲访美期间主动拒绝跟美国官员见面。这种首鼠两端的政策让大陆和美国都不喜欢民众党。对美国来说，“台湾牌”是其最重要的反华武器之一。美国不仅可以通过渲染台海地缘风险来引导外资撤离中国，还能借助台湾来加强对华半导体封锁。按理来说美国绝不希望看到一个亲大陆的政党赢得台湾大选，2019年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就遭到美国冷落，最后连美国都没去成。这次侯友宜访美，并获得了较高的接待规格，可能有三种原因:1、美国担心民进党的台独政策会将两岸推向战争，使美国被迫卷入冲突。在俄乌局势尚未明朗之前，美国不愿在东亚开辟第二战场（在中东局势恶化后，美国就更不愿意亚太出事了）。而且美国当前大多数军备是冷战后期的产物，需要时间完成更新换代（比如F-22战斗机的设计理念落后歼20十年）。政策相对温和的国民党上台，可以拖延中美对决的时间，使美国能准备得更充分。2、近期美国迫切希望与中国达成合作，为旧金山APEC会议铺路。拜登明年有选举压力，需要中国帮忙买美债，否则美国政府关门的概率非常高。中方多次警告美国不能支持台独势力，这个是中美缓和的前提条件。因此美国在赖清德和侯友宜的接待规格上选择一碗水端平，向中方释放了一种缓和的意愿。3、由于赖清德过去多次发表强硬台独言论，美国此举可能也是为了敲打赖清德，督促其当选后延续蔡英文时期的路线，配合美国印太战略，不主动招惹麻烦。赖清德提出了“四大支柱”理论，即：以武拒统、脱钩断链、阵营对抗、维持现状，这些主张显得过于强硬，让美国不太放心。相比之下，侯友宜提出了“3D战略”，即：武力威慑、加强对话、降低风险，这些延续了马英九时期的“不独、不统、不武”的政策，在美国人看起来更可控一些。不管怎么说，侯友宜访美后，其支持率出现了一波上行，反超了民众党的柯文哲，从老三成为老二。而且长期来看，随着国民党桩脚发力，支持率应该会进一步上行。这些使得国民党有了整合柯文哲的底气。台湾地区各候选者民调走势（三脚督）：第二件事情是8月底郭台铭突然宣布参选。由于郭台铭临时参选，当天A股北上资金大举流出80多亿，因为外资担忧郭台铭参选将分流蓝营选票，进一步降低国民党胜选概率。但外资这次的判断很可能是错的，郭台铭参选不仅不会降低国民党胜算，反而有可能会倒逼“蓝百合”的出现。台湾地区各候选者民调走势（四脚督）：作为独立候选者，郭台铭吸引的主要是中间选民的选票。也就是说，郭台铭参选对民众党的柯文哲冲击才是最大的。从民调数据发现，在郭台铭参选的情况下：绿营的赖清德支持率下降了0.5%、蓝营的侯友宜支持率下降了1.1%、白营的柯文哲支持率下降了2.8%。也就是说，郭台铭参选分流的选票大部分是柯文哲的，民众党的支持率从18.4%下降至15.6%。柯文哲之所以要坚持参选，一方面是为了形成“母鸡带小鸡”的作用；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冲击不分区的立法委席位。如果柯文哲的民调降下来，他继续坚持参选的必要性也会随之下降。这可能也是郭台铭参选的真正目的。一旦柯文哲民调降下来，他可能会接受“蓝百合”，将自己的支持率转换为政治资源。第一种情况是柯文哲主动与郭台铭合作，由郭台铭当正职，柯文哲当副手，一起冲击台湾大选。作为回报，拥有巨额资产的郭台铭将向民众党捐赠大量资金，比如1亿人民币（折合4.4亿新台币），这足以包揽民众党未来四年的经费开支。整合了民众党之后，郭台铭就能以绝对的优势与国民党谈判，迫使侯友宜弃选，使自己成为蓝营共主。如果这一系列操作都能满足，郭台铭就能实现以小博大的目的，有问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机会，这也是郭台铭最希望看到的结果。第二种情况是柯文哲被迫与国民党合作。在支持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柯文哲没必要再纠结不分区立委席位。如果他接受国民党的整合，民众党有机会获得很多优质的行政岗位，柯文哲本身也有机会担任行政院长或者立法院议长，这可以增加民众党成员曝光度，对民众党长期发展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郭台铭可以果断弃选，并宣称自己是推动“蓝百合”的最大功臣，为自己博一个好名声。第三种情况是国民党主动与郭台铭合作，撤换侯友宜，让郭台铭上位，然后郭台铭凭借与柯文哲的私交再去推动“蓝百合”。但由于郭台铭联署数据不理想，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不想再经历一次“换柱风波”。从现有的数据来看，情况二是最有可能出现的。因为郭台铭联署数据不理想，很多蓝营选民很反感郭台铭的出尔反尔。个位数的支持率意味着郭台铭基本没有谈判筹码，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众党他都整合不了。10月份进入“蓝百合”谈判的关键时期，由于台湾省规定必须在11月下旬提交正副职参选名单，这意味着国民党和民众党只有一个多月的整合时间。一旦过了这个时间点，“蓝百合”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但“蓝百合”的一个难题就在于正职和副职的分配。台湾省所谓的“副总统”更多只是花瓶和陪衬角色，本身并无太大权力，这也是郭台铭不愿担任副职的原因。不仅如此，侯友宜与柯文哲也不愿意担任副职，他二人都想干一把手。另一方面，如果是柯文哲干正职、侯友宜干副职，那拥有雄厚地方和立委资源的国民党将沦为民众党附庸，柯文哲将实现以小博大的目的。作为拥有百年历史的国民党，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接受民众党的领导。柯文哲当正职绝对不会出现在国民党的可选项之中。各候选者在不同阵营的支持率：对柯文哲来说，担任副职倒也不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事情。毕竟民众党作为2019年才成立的后起之秀，能有今天的成就已经很不错了，柯文哲并不指望自己真的能选上总统，他只是想冲一下政党票。但问题在于，柯文哲的基本盘是对蓝营和绿营都很厌恶的中间选民，如果柯文哲甘愿被国民党整合，并担任副手，民众党很可能会失去中间选民的青睐，其支持率可能会从当前的15%左右下跌至10%左右，这意味着民众党在立法委的席位可能会少2-3席。因此柯文哲不太意愿给侯友宜当副手。在“蓝百合”会谈上，民众党提出了一个建议，要求“比民调”或者“以辩论方式进行初选”。这个建议非常有利于民众党，因为民调本来就是很玄幻的东西，很容易被操纵。柯文哲本身又比侯友宜擅长辩论，如果是以辩论的方式产生候选人，柯文哲大概率能赢，足以实现蛇吞象的目的。对国民党来说，如果不接受柯文哲的建议，则会成为“蓝百合”破局的罪人，舆论压力就会转向国民党这边。因此国民党的方式就是以拖待变，不接受“比民调”的建议，但依旧维持“蓝百合”谈判。值得一提的是，参与谈判的国民党代表金溥聪，曾是帮助马英九竞选的操盘手。作为对手方的民众党代表黄珊珊，曾是亲民党宋楚瑜的钦定接班人，只不过后来加入了民众党。金溥聪和黄珊珊上一次博弈，还得追溯到2004年连战和宋楚瑜联手参加台湾大选了。所以局势非常清晰，国民党宁可“蓝百合”破局也不会接受让柯文哲当正职。毕竟国民党有那么多县市长和立法委资源；民众党只是个网红政党，全部人气只依赖柯文哲一人。对国民党来说，哪怕这届选不上，但只要拖到下一届选举（2028年），民众党的人气就有可能耗尽，沦为亲民党那样的角色。至于柯文哲，哪怕是为了政党票也不愿意担任副手。给国民党干副手有悖于他提出的“非蓝非绿”的理念，容易遭到中间选民唾弃。如此看来，莫非“蓝百合”一定会破局？其实不然，还有第三种选项，那就是柯文哲弃选，不再角逐领导人位置，而是全力冲刺政党票。这样一来，国民党就有机会整合蓝营所有选票，侯友宜就具备了跟赖清德一战之力。事实上，大部分台湾民众都很清楚，一旦赖清德当选，两岸触发战争的概率非常高，因此他们都不希望赖清德上台。赖清德的支持率只有40%左右，但泛蓝营的支持率却有60%。如果柯文哲弃选，泛蓝营的票都集中在侯友宜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侯友宜是有机会胜选的。如果柯文哲以弃选的方式实现“蓝百合”，作为回报，国民党可能会礼让3-5席不分区立法委席位，以作为民众党政党票支持率下降的补偿。这种事情2007年发生过，当时国民党为了整合亲民党礼让了几个席位。不仅如此，国民党可能还要提名柯文哲担任行政院长或立法委议长。相对来说前者的含金量要大一些，可以管理整个内阁部门，但必须在国民党胜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相当于一种期权。后者虽然含金量低一些，但蓝营和白营拿下立法院多数席位应该是大概率事件，相对更实在。从期望值的角度来说，柯文哲争取议长职位似乎更务实些。但国民党肯定不愿就这么便宜了柯文哲，最后更有可能给的是行政院长的职务，这相当于提供了一份“期权”激励，意味着民众党必须帮侯友宜拉票，只有国民党胜选的情况下，柯文哲行政院长的职务才能变现。在柯文哲不参选的情况下，国民党可能会提名韩国瑜或朱立伦担任侯友宜副手，当然也有可能是民众党的黄珊珊，毕竟她还兼具亲民党的背景。作为深蓝代表，韩国瑜和浅蓝的侯友宜形成互补，韩国瑜的口才也不输给柯文哲。至于朱立伦的话，他本人私心一直很重，2015年撤换洪秀柱就是例子。如果侯友宜胜选，朱立伦有强烈动机为自己谋求一份好的职位。黄珊珊作为女性，兼具民众党和亲民党双重背景，拿来拉选票再适合不过。至于郭台铭，一旦国民党和民众党实现合作，郭台铭可能会以一种“功成身退”的方式弃选。毕竟郭台铭的目的是为了以小博大，争当蓝营共主。在侯友宜和柯文哲达成合作的情况下，郭台铭没必要背负蓝营骂名继续参选到底，不如及时退选，既做个顺水人情，又能把促成“蓝百合”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但在柯文哲不担任副手的情况下，能实现的也只是缩水版“蓝白合”。毕竟侯友宜的口才实在不行，缺乏韩国瑜那样的人气，跟拜登比较类似。如果他要赢的话，一方面得找一个能互补的副手（类似哈里斯那样），另一方面得激起中间选民的反绿情绪，把不支持赖清德的选民都归到自己旗下。如果国民党和民众党最后没能谈妥，柯文哲可能会考虑与郭台铭合作，但双方整合成功的概率也不高。首先郭台铭不愿担任副职，而且现阶段郭台铭支持率非常低，联署数据未能突破100万，柯文哲给郭台铭当副手有种掉价的感觉，容易丢失大量政党票。虽然郭台铭很有钱，但光靠钱是无法吸引民众党的。即便侥幸形成了“郭柯配”，除非其支持率能碾压侯友宜，以至于让国民党拥护郭台铭当蓝营共主，否则台湾还是面临三角督的情况，赖清德依然处于躺赢的状态。从概率来看，本次“蓝百合”能成功的概率在40%左右；在整合民众党的基础上，国民党赢得2024年台湾选举的概率大约50%左右。如果“蓝百合”不能成功，蓝营的胜算将低于10%。加权来看，蓝营大约有25%的概率能翻盘，成功下架民进党。换句话说，民进党的赖清德有75%的概率能胜选，未来5年出现台海危机是灰犀牛而非黑天鹅。在一定程度上，中美关系和台湾局势互相影响。当中美关系缓和时，台湾那边蓝营通常会更占优势，比如2000年—2014年；当中美关系恶化时，绿营通常会更占优势，比如2015年—2022年。因此未来三个月如果倾向于国民党上台，那营造中美缓和预期是有必要的，这至少不会成为国民党的扣分项。如果11月APEC能达成有效协议，对蓝营能形成一定提振。不过还是那个观点，中美缓和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虽然希望缓和的人很多，但不希望缓和的团体同样很多，包括美国共和党、台湾民进党、俄罗斯、印度等，最终能否缓和取决于这两股势力谁更强大，对于旧金山APEC不宜抱有太高期待。

本轮土耳其大选应该是今年全球最重要的一场选举，没有之一。俄乌战争爆发后，土耳其成为俄罗斯天然气对欧出口中转站：一方面，土耳其这个国家在地缘上非常重要。它不仅是GDP前20的经济体，而且横跨欧亚，对俄乌战争和中东局势都有很强影响。作为北约第二军事强国，土耳其有能力向乌克兰提供上百辆坦克和无人机，这足以扭转战争进程。不仅如此，土耳其还可以完全封锁黑海海峡，切断俄罗斯外贸渠道。反之，如果土耳其继续在俄乌之间维持平衡，俄罗斯就能获得与欧洲贸易的中转站，在北溪管道被炸后俄罗斯天然气就是通过土耳其卖往欧洲。武德充沛的土耳其空军：土耳其也是中东唯一能和以色列抗衡的国家。如果伊斯兰世界想击败以色列，需要土耳其亲自下场才行。毕竟沙特人缺乏斗志，伊朗装备又太差，只有土耳其既好勇斗狠，还拥有现代化空军，可以跟以色列一较高下。假如未来土耳其继续维持“向东看”的外交政策，那土以矛盾迟早会爆发，两国打起来只是时间问题。今年还有很多选举，包括泰国大选、阿根廷大选等，但重要性均不如土耳其大选。因为这些国家的地缘价值远不如土耳其，阿根廷虽然是个大国，但远在南美，阿根廷选举虽然对锂矿政策有很大影响，但在全球地缘博弈中却掀不起什么波浪。另一方面，本轮土耳其大选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候选人之间政策分歧非常大。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持反美态度，主张与中俄拉近距离，推行“向东看”政策，在中东大举出击，帮助巴勒斯坦对抗以色列。土耳其反对派领袖奎里达欧鲁则主张倒向欧美，恢复土耳其作为西方国家的地位，减少对中东事务的干涉。正因如此，欧美和俄罗斯都亲自下场干预土耳其大选。美国驻土大使主动接见奎里达欧鲁，为其选举造势，德国则号召土耳其海外公民投票支持反对派，并动用舆论抹黑埃尔多安。俄罗斯也不甘示弱，通过黑客手段引导土耳其舆论支持埃尔多安，并向埃尔多安所在党派提供政治献金。土耳其大选俨然成为继乌克兰之后美俄较量的第二战场。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大选比英国、日本大选更重要的原因。英、日也是地缘强国，但英国和日本的选举通常换汤不换药。对英国来说，无论是鲍里斯、特拉斯、苏纳克谁上台，均不会改变援乌反俄的外交策略。对日本来说，无论是岸田文雄、石破茂、菅义伟谁上台，均不会改变亲美反华的外交策略。西方很多国家政策相对连贯，不会因为领导人变动而发生太大调整。土耳其大选之所以被重视，还有一个原因在于这可以观察政治强人能否靠选举推翻。海外有三种制度：伊朗式的权威制、美国式的民主制、介于二者之间的权威民主制。土耳其、俄罗斯、朴正熙时代的韩国均属于第三种，这些国家虽然要通过选举产生领袖，但领袖本身掌控军政大权，不受议会和司法系统制约，能直接干预选举进程。埃尔多安执掌土耳其20年，在政府系统可谓是根深蒂固，大部分行政官员都是他一手提拔。在平定了2016年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在军队安插了大量羽翼，牢牢掌控了武装力量。与普京一样，埃尔多安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强人，但他仍需要通过选举的方式来获取执政合法性。假如埃尔多安在选票落后的情况下依然能够继续执政，那就证明民主制度具有天然的脆弱性，政治强人模式会进一步扩散到其它民主制国家。由于本轮土耳其大选非常重要，支持埃尔多安和反对埃尔多安的人太多，土耳其民众政治热情被完全点燃，投票率高达93%，创下历史记录。相比之下，美国大选投票率通常不到60%。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埃尔多安出身于贫困的穆斯林家庭，正因如此他一直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化国家，这对于占土耳其总人口85%的穆斯林很有吸引力。1994年，埃尔多安当选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市的市长。上任后，他展现出实干的一面，强调法治、打击腐败和犯罪、整顿市容市貌，把伊斯坦布尔发展成国际大都市，为其积累了良好的从政口碑。90年代末，土耳其爆发经济危机，失业暴增，物价飞涨。埃尔多安打着“反通胀、反权威”的旗号收割民心。2003年，埃尔多安依靠选举成为土耳其总理。为刺激经济增长，埃尔多安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将铁路、民航、电力、银行、石油等国有企业打包出售，用赚的钱填补国库亏空。不仅如此，埃尔多安还鼓励借入外债，大力发展房地产和基建，通过加杠杆的方式刺激经济。2003年—2013年，土耳其人均GDP从4000美元上升至12000美元，翻了三倍，从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增长一度成为埃尔多安执政合法性来源，为了进一步笼络人心，埃尔多安大幅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增加对穷人转移支付水平。对于一个穷人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来说，这些政策无疑是收割选票的利器。在物质生活水平改善后，人们总是会追求精神上的目标。为了迎合这种需求，埃尔多安大力推行宗教化政策，允许妇女在公共场合佩戴头巾，扩建宗教学院。他还提出了“奥斯曼帝国复兴梦”，放弃了一边倒向西方的政策，开始积极介入中东事务，给巴勒斯坦人站台，为此不惜得罪曾经的盟友以色列。叙利亚战争爆发后，土耳其趁火打劫，以剿灭库尔德人武装为借口侵占了叙利亚不少领土。2016年土耳其政变失败后，军人干政退出历史舞台：土耳其的中东战略严重触犯到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2016年，在美国的策动下，土耳其爆发军事政变，意图推翻埃尔多安统治。这场政变的信息被俄罗斯情报部门提前截获，并第一时间转告埃尔多安。他通过社交媒体动员民众走上街头与军人对抗，最终平息了这场政变。自此之后，土耳其走上了亲俄反美的道路，从美国的盟友变为敌人。土耳其的经济奇迹在2017年走向终结，过去依赖基建和房地产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叠加美土关系恶化，外资不再看好土耳其发展，纷纷选择撤离。土耳其遭遇股债汇三杀，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在失去了经济增长的政治光环后，埃尔多安愈发依赖民族主义与宗教主义来获取民众支持。在西面，土耳其与希腊围绕领土争端爆发武力对峙。在东面，土耳其向阿塞拜疆提供武器支援，帮助其攻打亚美尼亚。在南面，土耳其多次入侵叙利亚，并介入巴以局势。埃尔多安在伊斯兰世界的威望越来越高，也顺利赢得了2018年总统选举。土耳其“TB-2”无人机：俄乌战争爆发后，土耳其和印度成为最大受益者。印度趁火打劫，从俄罗斯进口大量廉价石油。土耳其则在俄乌之间左右逢源，一方面，土耳其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TB-2”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在2020年纳卡战争中大放异彩），以此来换取乌克兰的廉价粮食；另一方面，土耳其以阻拦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为筹码，从俄罗斯获取廉价天然气，好处都让它赚了。不仅如此，土耳其还积极充当俄乌之间的调停人，安卡拉成为仲裁中心，土耳其国际地位大幅上升。由于物价上涨太快，土耳其餐厅菜单每天都需要更新价格贴纸：外交上的成就为埃尔多安捞取了不少政治资本，如果一切正常的话，埃尔多安继续执政本应该是件毫无悬念的事情。但天有不测风云，土耳其遭遇了极其严重的通胀。2021年底，受欧美货币宽松影响，土耳其出现了输入性通胀，CPI飙升至两位数。由于离大选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埃尔多安不敢出台紧缩性政策以控制通胀，因为经济收缩势必会导致失业上升，万一出现滞胀会严重削弱民众支持率。埃尔多安最终选择降息抗通胀，为此他不惜撤换掉三个主张加息的央行行长，将基准利率从17.5%下调至7%。土耳其经济增长的势头倒是保住了，但通胀却一发不可收拾，去年一度飙升至80%。老百姓取到工资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钱换成商品，以至于银行取款机排起了长队。土耳其很多食物的价格每三个月就要翻一番，为了压低通胀预期，埃尔多安命令统计局修改数据，然而土耳其物价仍以火箭般的速度上涨。埃尔多安当然知道靠降息是无法抑制通胀的，但“降息治理通胀”的口号已经喊出，假如转为加息的话无异于打自己脸，这在大选前可是严重的减分项，埃尔多安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维持货币宽松政策。为了获取选票，埃尔多安选择按物价上涨速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给公务员大幅涨薪，毕竟穷人和公务员是埃尔多安基本盘。不过这样一来，土耳其的中产可就难受了，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大量财政转移支付的结果就是中产又要忍受通胀带来的财富贬值，又要缴纳更多税收。土耳其地震暴露出大量“豆腐渣工程”：如果只是通胀，埃尔多安还有办法应付。但祸不单行，今年2月，土耳其遭遇7.8级地震，累计有5万人死亡，十几万人受伤。这场地震暴露出土耳其存在大量豆腐渣工程，埃尔多安一直将建筑业和旅游业视为驱动经济增长两大抓手，土耳其很多建筑工程都被埃尔多安的亲戚朋友承揽。然而，伴随大量偷工减料，这些建筑在地震面前不堪一击，埃尔多安任人唯亲、纵容腐败的一面也被暴露出来。通胀和地震让反对派看到了扳倒埃尔多安的机会，土耳其6个政见不一的党组建了反对党联盟，并获得了西方提供的资金支持，用于投放竞选广告，声势日益上涨。埃尔多安并没有坐以待毙，他先是以亵渎官员罪，将最强的反对派领袖——伊马姆奥卢关入监狱，用司法手段解决了头号威胁。然后动用行政力量，用财政的钱为自己选举造势，土耳其很多城市挂满了埃尔多安的海报。不得已，反对派只能推举奎里达欧鲁作为候选人，奎里达欧鲁没什么人气，选他只是因为一时半会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与埃尔多安不同，反对派高举“世俗化”和“凯末尔主义”的大旗。反对派认为政教分离是土耳其的立国之本，土耳其应该舍弃伊斯兰历史传统，通过不断改革成为西方国家的一员。反对派嘲讽埃尔多安虽然自诩为国父凯末尔的继承者，但实际上走的却是宗教化的相反路线，这最终会把土耳其带向保守和落后的深渊。反对派主张恢复议会制，废除总统制，取消对舆论的管制，并重新确立司法独立地位。反对派这套观点受到西方高度赞赏，被视为民主的象征。但埃尔多安认为自己才是民主制的捍卫者，首先他是靠一人一票选上去的，得到大部分民众支持；其次他终结了土耳其军人干政的传统，宗教化其实反映的是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他只是顺应历史潮流。在经济上，反对派主张恢复央行独立性，通过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胀。虽然短期可能会造成经济下滑，但长痛不如短痛，只要能把通胀压下去，经济自然就能慢慢恢复。在外交上，反对派主张修复与西方关系，承担作为北约成员国的义务，将加入欧盟视为优先目标。反对派承诺一旦胜选，会立即批准瑞典加入北约，并对乌克兰提供支援。在中东事务上，反对派主张遣返叙利亚难民，与以色列缓和关系。埃尔多安和反对派分歧：埃尔多安奎里达欧鲁政治总统制议会制经济降息治通胀央行独立战略奥斯曼复兴加入欧盟文化宗教化世俗化外交平衡外交倒向西方移民放开移民政策遣返中东难民票仓乡村穷人大城市中产土耳其大选投票分布（红色倾向反对派，黄色倾向埃尔多安）：从土耳其第一轮投票情况来看，西部沿海地区和东南区域的选民更支持共和人民党（反对派），内陆地区的选民更支持正发党（埃尔多安）。西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城市密集，很多中产受高通胀影响损失惨重，因此强烈希望埃尔多安下台。东南区域今年受地震波及，大量居民房屋被摧毁，本地又有很多遭遇压迫的库尔德人，因此这片区域的人也希望埃尔多安下台。内陆地区则有很多偏僻村镇，这里的居民相对保守，大多信奉伊斯兰教，是埃尔多安最坚定的支持者，宁可走几十里的山路也要给埃尔多安投票。土耳其西部沿海地区曾是古希腊文明的一部分：不过土耳其选票的差异，跟文化也有很大关系。土耳其西部沿海地区，历史上长期属于希腊—东罗马文明的一部分。早在远古时期，爱琴海的古希腊人就在土耳其西海岸建立了大量城邦，民主制在这里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到了中世纪，土耳其西海岸隶属东罗马帝国，当地居民说的都是希腊语。与之相比，土耳其内陆地区受亚洲文明影响更深，对君主制有高度认同，其中东南区域长期居住着库尔德人，其它居民则受突厥人控制。在古典时期，土耳其是西方文明（希腊）和东方文明（波斯）的分界线。在中世纪，土耳其则是东罗马帝国和塞尔柱王朝的分界线。分裂的种子很早就已经埋下。这也是为什么埃尔多安一直推行对外扩张战略的原因之一，他希望通过以此来转嫁国内矛盾，增强国家凝聚力。可惜这种办法只能缓解一时，不能解决一世。经济上的问题好解决，文化上的问题比较难办。土耳其人口密度图（西海岸和东南地区更高）：因此土耳其可以分为三部分：西海岸地区大部分都是希腊人后代，视自身为西方文明的一份子；西南地区主要是库尔德人，希望能争取自治权；其它区域则是突厥文明的继承者。本轮土耳其大选，本质上是文明的斗争，希腊化地区和库尔德人希望联手推翻突厥文明的统治。这最终会决定土耳其到底是向东还是向西，回归西方化还是继续伊斯兰化。这也是为什么土耳其内陆居民在物价暴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还愿意投票给埃尔多安的原因，他们支持的不是某一政党，而是突厥文明。与其说是选举，不如说是内战。假如反对派获胜，土耳其新政府会从心理上将自己定义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因此也会毫无疑问地倒向西方。虽然土耳其和中俄有大量贸易往来，但一个奉行北约价值观的土耳其能够接受与中俄经济脱钩的代价。反过来，如果正发党获胜，土耳其会从心理上将自己定义为伊斯兰/东方文明的一部分，为了获得身份认同，它愿意与美国为敌，甚至对以色列开战。如果单纯从政治、经济、地缘等角度去研究土耳其大选，会认为反对派上台并不会大幅改变外交政策。但如果从文化角度去研究土耳其大选，会发现一旦反对派上台，土耳其的执政思维会发生颠覆性变化，一个将自己视为西方国家的土耳其，必然不会对中俄太友善。土耳其大选第一轮投票各候选人支持率：在第一轮投票中，埃尔多安获得了49%的支持率，奎里达欧鲁则获得了45%的支持率，由于均没有获得50%的选票，选举进入第二轮。第二轮选举胜负的关键，在于投票率和选票分流情况。在选举中，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投票。在第一轮选举中，有93%的投票率，其中很多都是埃尔多安的铁粉。因此第二轮选举埃尔多安要想确保获胜，需要继续维持超高的投票率才行。对反对派来说，目前的一个竞选策略就是动员更多的支持者去投票，这就需要持续砸钱打广告，并组织水军在舆论上继续抹黑埃尔多安。另一方面，极右翼候选人奥根也获得了5%的选票，在第二轮投票中，奥根不会参选。因此埃尔多安和反对派都会积极争取这5%的选民，谁能分流到更多的选民，谁的胜算就更大。奥根作为极右翼候选人，其政治光谱跟埃尔多安更接近，按理来说他的选民更偏向埃尔多安，可事实并非如此。奥根之所以能获得这么高的支持率，是靠着激进的反移民政策，他主张把叙利亚难民遣返回国。在反对叙利亚难民方面，奎里达欧鲁比埃尔多安更强硬，他声称一旦当选将把叙利亚难民全部送走。因此奥根的支持者可能会有很多转投奎里达欧鲁。不过奎里达欧鲁之所以敢在难民问题上唱反调，那也是作为反对派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叙利亚难民虽然造成诸多治安问题，但也为土耳其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这为缓解通胀做出很大贡献。对于第二轮选举而言，假如投票结果相差不大，土耳其可能会爆发内乱。埃尔多安执掌土耳其二十多年，控制了军队。土耳其政府裙带关系很严重，很多要害部门都是埃尔多安的亲信，他们勾结起来贪污腐败，形成了庞大的利益集团。因此埃尔多安这次选举不仅代表他本人，也代表整个利益集团的意志。一旦败选，他们势必不会善罢甘休，轻则利用议会多数派的地位限制反对派施政，重则动用武力手段推翻选举结果，绕开民意强行组阁。反对派也不是善茬，他们背后有整个西方的支持，美国和德国是其最大金主。土耳其西海岸中产很难忍受埃尔多安一直干下去，假如投票结果相差不大，反对派可能会煽动民众上街游行，搞颜色革命。如果埃尔多安下令武装镇压，反对派可能会给支持者分发武器，届时不排除土耳其爆发街头枪战的风险。因此第二轮大选的投票结果很重要，如果支持率相差较小，那土耳其可能会陷入动荡，因为双方都不太愿意体面认输。对埃尔多安来说，即便他想退也退不了，毕竟后面的利益集团还准备打着他的旗号继续捞钱。而且一旦埃尔多安放弃权力，他可能会被清算，执政二十年来他得罪的人可能会联手把他送进监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住后半生荣华富贵，埃尔多安在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绝不会轻易交权。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土耳其金融市场可能会持续动荡，里拉仍有贬值空间，短期内通胀也不太可能回落。不管埃尔多安能否胜选，长期来看土耳其走向宗教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因为土耳其西海岸大城市的居民，大多过着现代化生活，奉行世俗化政策，生育率较低。土耳其内陆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信奉伊斯兰教，生育率较高。因此从人口结构来看，土耳其支持宗教化的选民会越来越多。延续了几十年的土耳其选举制度，也越来越沦为橡皮民主，出现政治强人是大势所趋。未来土耳其可能一分为三：西部的希腊化地区、中部的突厥文明、东部的库尔德领地：不过对土耳其西海岸的人来说，他们受希腊文化影响很深，很难忍受宗教化政策。如果正发党长期垄断政权，土耳其西海岸宁可独立建国也要获得加入欧盟的机会。土耳其东部地区的库尔德人则一直有独立倾向，只待时机成熟便趁机叛乱。剩下的内陆人大多认为自己是突厥文明继承者，偏向于政教合一的体制。和乌克兰一样，土耳其最大的问题就是处于文明分界线上，突厥化伊斯兰文明、希腊化文明、库尔德人各种宗教、民族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未来来看，这个国家既能在地缘上发挥极大价值，又会成为中东不稳定的源头之一。

从初步的投票结果来看，支持清零的人占45%左右，支持放开的人占55%左右。但考虑到本公众号大部分关注者是年轻人，其中18—35岁的人占55%的比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比不到2%，这一比例远低于中国19%的老龄化率。根据社区调研情况，75%以上的老年人支持清零。因此如果算上老年人的话，现阶段支持清零的人和支持放开的人基本持平。在本轮冬季疫情前，支持清零的人甚至要略多一些。在上海疫情前，估计80%以上的人都支持清零。也就是说，防疫政策的调整，是建立在民意变化之上的。如果站在个人立场上，我肯定是更愿意放开，因为我一个20多岁的人得个新冠也不太会有大问题。但如果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思考，我虽然支持放开，但对冬季放开有一些担忧，相比于夏季，新冠在冬季的传播速度更快，容易因为大量感染而形成医疗挤兑。即便真要在冬季放开，也应该是一种渐进式放开，以压平感染曲线，降低超额死亡人数。有观点认为奥密克戎只是“大号流感”，理由是奥密克戎的致死率和流感差不多，都是0.1%左右，这种观点存在误导性。流感的传播系数R0也就1.5左右，奥密克戎BA.5的R0达到18.6，这种差距是相当惊人的。对一个国家来说，流感再怎么传播，一年最多也就感染总人口的10%，从未听说哪个国家医疗防线被流感病毒击穿的。但奥密克戎BA.5在寒冬的加持下，最快两个月就能感染全国80%的人口，彻底击穿医疗防线。也有观点认为，奥密克戎危害性比新冠原始毒株低，这也不一定。虽然奥密克戎BA.5致死率仅为原始毒株的1/10，但奥密克戎BA.5的R0却是原始毒株的6倍。下降的致死率是乘数，上升的R0却是指数传播模型中的底数。指数传播是什么概念呢？假如Rt（做了防护后的实际传播指数）是5，初始感染人数是3万，每7天扩散一轮。那么一个星期之后，新增感染人数是3万×5=15万；第二个星期的新增感染人数是15万×5=75万；第三个星期的感染人数是75万×5=375万，第四个星期则是1875万，第五个星期则是9375万，对应每日新增1300多万新冠确诊病例。对我国来说，在冬季完全放开的情况下，最快仅需2个月就能让大部分国民都感染一遍新冠。压平感染曲线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医疗挤兑：病毒传播速度快慢，决定了新增确诊峰值，以及医疗挤兑程度。因为一定时间内，社会医疗资源是有限的，一旦重症人数超过医疗收治极限，医疗体系就会崩溃，就会有很多患者因为得不到救治而死亡，而且还会挤占其它病症患者医疗资源。2020年3月欧美就遭遇医疗挤兑，成千上万人因此死去。所以才要压平感染曲线，在时间上让确诊和重症人数分布均衡一些，把感染周期的时间拉长、峰值压低，避免重症人数超出医疗负荷。只要不挤兑，新冠的致死率就能维持在流感水平，全国超额死亡率保持在0.1%左右，这个代价是勉强能接受的。台湾省疫情走势：这里先参考台湾省的案例。台湾省在今年4月底放开防疫，但没想到疫情扩散太快，医疗出现挤兑。台湾当局不得不收紧防疫政策，限制堂食等社交活动，直到8月份才重新放松防疫。到今年11月，台湾大部分人口已经感染过新冠，初步实现群体免疫。也就是说，台湾用了七个月的时间实现“共存”，除了5月高峰期外，感染曲线基本被压平，医疗防线并未被击穿。但即便如此，今年台湾预计超额死亡2.2万人，占总人口0.09%左右。由于今年老年人大量死亡，在今年台湾省“九合一”选举中，很多愤怒的中老年人投票支持国民党，民进党遭遇惨败，蔡英文被迫辞去党主席职务。香港疫情走势：相比台湾省，香港放开防疫的代价相当大。今年春节后，香港尝试与病毒“共存”，结果防疫刚一放松，就出现了病毒大爆发。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香港大部分居民都感染了新冠，以至于核酸检测速度跟不上疫情扩散速度，感染曲线未能压平，重症人数峰值远超医疗承受能力，社会医疗防线被彻底击穿，大量老年人因为得不到救治而死亡。对比香港和台湾的情况，香港在2个月的时间内感染了大部分人口，感染高峰期医疗严重挤兑；台湾则用了7个月的时间实现群体免疫，基本压平了感染曲线。最终的结果是：香港总人口740万人，因为疫情超额死亡1.2万人，超额死亡率0.16%；台湾的超额死亡率则是0.09%。未能压平感染曲线的代价，就是多死80%的人。为什么香港未能压平感染曲线呢？这主要是因为香港第一次放开阶段疫情传播速度太快。一方面香港人口密度太高，人口流动太大；另一方面春季气温没有夏季高，病毒传播速度仍处于较快区间。我们知道气温越热、紫外线越强，新冠病毒的活力就越弱。相比10°C的均温，在20°C的均温下，新冠病毒传播速度下降40%左右；当均温上升至30°C的时候，新冠病毒传播速度相比10°C时下降60%左右。香港在春季的时候选择放开，台湾则在夏季的时候选择放开，不同的气温下，新冠传播速度截然不同。2020年春运使疫情从武汉快速扩散至全国：因此最好的放开时间点还是夏季，利用高温的条件来压平感染曲线，避免医疗挤兑。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由于感染基数已经非常高，拖到明年夏季再放开已经不太现实，除非在全国范围内搞大面积封城。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在冬季放开，去面对传播速度翻倍的病毒。更重要的是，明年1月份有春运，春运期间人口流动是正常时期的三倍，而且很容易形成病毒跨区域传播。不同放开模式下新冠死亡病例走势：参考港台的情况，可以分两种场景。假如大陆在12月底完全放开防疫，面对R0高达18.6的奥密克戎BA.5，预计两个月之内大陆将有70%的人感染过新冠病毒，并出现严重医疗挤兑，死亡人数高峰期将出现在春节前后，每天新增的死亡病例可能高达5万例左右。预计最终因新冠而致死的人数将超过150万，考虑到医疗挤兑后的超额死亡人数将突破200万。假如大陆在春节后逐步放松防疫，对新增阳性病例进行严格社交管控，并在疫情快速扩散阶段适当采取封控措施，最终实现“渐进式”放开。在这种情况下，预计大陆将用半年多的时间实现群体免疫，每日新增的死亡病例不超过1万人。最终因新冠而致死的人数在80万以上，超额死亡上百万人。各经济体ICU资源对比：所以放开的关键还是“压平感染曲线”，相比台湾省，大陆的人均医疗资源不算丰富。台湾每十万人拥有的ICU床位是28.5张，大陆则是5.3张。另一个问题在于，大陆“分级诊疗”不够完善。这意味着在同样的感染曲线下，大陆更容易出现医疗挤兑的问题。奥密克戎BA.5各症状占比：占比%特征无症状51.3无相关临床症状轻症40.5发热等症状，但无肺炎普通症7.9肺炎表现，需住院治疗重症0.3需接受ICU治疗从症状来看，奥密克戎有90%以上的感染者是无症状或轻症，这些可以居家自愈。但有8%左右的普通症具有肺炎表现，需要住院治疗，否则容易拖成重症。有0.3%的重症患者面临呼吸衰竭的困难，需要接受ICU治疗，否则有死亡风险。在冬季放开的情况下，如果未能压平感染曲线，感染高峰期每日新增确诊人数可达到1000多万人，在这种情况下，每日新增重症人数或超过3万人。按照每个重症患者平均入住ICU病房6天来算，高峰阶段需要6×3=18万间ICU病房。这是需求端。从供给端来看，中国总共有7万间ICU病房，正常情况下大约75%的占用率，也就是大部分要用于治疗其它病症患者。防疫放开后再怎么腾挪，最多也只能挤出一半的ICU病房用于治疗新冠重症患者。意味着同一时间内全国只能提供7×50%=3.5万间ICU病房用于应付新冠。需求端是18万，供给端是3.5万，这意味着在感染高峰期，可能只有20%的新冠重症病人能得到有效救治，届时致死率会明显超过0.1%的标准值，最糟糕的情况下，致死率甚至会达到0.2%。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不多建ICU病房呢？答案很简单，缺人！一间ICU病房需要上百万元的投资：ICU被称为“重症加强护理病房”，需要配备监护仪、呼吸机、麻醉机、心电图机、除颤仪、起搏器、输液泵等设备，单间建设成本100万元左右。不仅如此，ICU的维护费用相当惊人，考虑人工、设备维护、药品费用后，一年大概需要400万元才能维持运转。假如我国想建10万间ICU病房，初始投资大约要10万×100万=1000亿元，每年维护费用大约4000亿元。初始投资还好，主要是维护费用太高，很难收回成本，毕竟疫情过后对ICU的需求量肯定会降下来。当然勒紧裤腰带来建ICU，倒也不是不行。但更大的约束是专业医护人员。二战后期，日本之所以在海战和空战方面被美国压制，不是因为缺战斗机，而是因为缺飞行员。一架战斗机最快3个月就能生产出来，但培训一个精英飞行员至少需要3年。日本一年可以生产上万架战机，却无法培养那么多精英飞行员。日美最大的差距不是飞机数量的差距，而是飞行员数量的差距。ICU也是如此，以中国的生产能力，只要开动马力，半年的时间就能建设10万间ICU病房。但同样的时间内，无论如何也拼凑不出几十万对口医护人员的。ICU医护人员需要随时判断抢救时机，专业壁垒很高：通常来说，一间ICU病房需要配备一个医生和三个护士。不仅如此，ICU的医生需要3年的培养时间，ICU的护士也需要极高的专业能力。这跟建核酸点截然不同，核酸检测并不是什么技术活，捅个喉咙的事，小学生都能干。ICU医护面对的是重症患者，需要随时判断抢救时机，稍有差池就会耽误生命。在短时间之内，这种专业能力不是靠钱就能砸出来的。在三四线城市和一些县区，由于待遇偏低，很多医疗人才纷纷流失到大城市，因此当地很多医院，空有ICU病房，却没有对应医护，床位白白空置。一旦出现医疗挤兑，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医疗体系来说，人才比设备更关键。2020年武汉疫情和2022年上海疫情，之所以能把致死率压低，是因为当时抽调了全国医护去当地救治。假如明年全国出现大范围感染，医护人员必然短缺。在感染高峰期，医护人员不可能无限制加班，体力很难跟上，这种情况下铺设再多的设备也没用。ICU治疗过程往往伴随剧烈疼痛：另一方面，入住ICU病房一天可能需要花费5000元以上，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很难承担这么高的费用，除非国家给予报销。不仅如此，在ICU病房接受治疗可能要做气管插管，浑身会被插满管子，将产生剧烈疼痛。即便能治愈出院，身体素质也会大大下降。所以对新冠还是不能大意，虽然致死率降低了，但如果是重症也挺麻烦的。香港和台湾GDP增速走势对比：从经济来看，采取“渐进式放开”的台湾省，今年经济表现明显好于出现严重依赖挤兑的香港。虽然放开初期台湾居民因为害怕染疫减少消费，但台湾供应链端受冲击较小，即便防控政策一度收紧，预计全年台湾省出口能维持正增长。相比之下，香港今年经济表现非常糟糕，作为消费主导型经济体，由于今年上半年出现大量超额死亡，很多香港市民一度不敢外出消费。再加上大陆赴港游客大幅减少，今年香港经济很低迷，GDP负增长。所以放开初期如果出现大量感染和医疗挤兑的话，经济可能会面临阵痛。很多中高收入群体因为害怕染病而减少外出消费，一些制造业工人确诊阳性后就得隔离，也会耽误生产。经济增速可能会到明年二季度才会触底反弹。综合来看，这里建议防疫不急转弯。放开初期的感染爬升阶段犹如开车下坡，应适度踩刹车，渐进式调整防控措施，压平感染曲线，降低医疗挤兑程度。应高度重视春运期间人口大规模流动可能带来的感染扩散问题，避免像香港那样在两个月内就感染大部分人口，将感染周期拉长到半年以上。由于打完疫苗6-9个月后中和抗体水平会大幅下降，应考虑放开第四针接种。总之，最终的目的是尽可能降低超额死亡人数，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欧盟应该是世界上福利最好的经济体之一，根据OECD（经合组织）的统计，欧盟大部分成员国日均工作时长不超过6小时，其中德国日均工作时长仅为5.2小时，法国则为5.8小时。相比之下，东亚国家加班文化盛行，韩国日均工作时长为7.8小时，中国则为9.2小时。去欧盟旅游可以发现，很多员工在下午4点以后就早早下班，有些甚至开始享受一周四天的工作制。而且欧盟法律还规定各成员国必须授予员工至少4周的带薪休假，因此每到夏季和冬季欧洲都有大批游客去世界各地度长假。但奇怪的是，虽然欧盟工作时间很短，假期又很长，但欧盟的人均收入及福利水平却明显高于勤劳的东亚人，欧盟人均GDP将近4万美元，西欧地区则超过5万美元，生活水准高于东亚的日韩地区，也高于我国沿海地区。为什么不爱加班的欧盟人均收入会高于热衷加班的东亚呢？一部分原因在于欧盟有老本可以吃，作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诞生地，欧盟在众多高科技领域依然保持优势地位，可以靠技术附加值从世界各地赚取利润。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30年里，欧盟享受了太多外交红利。在中美俄之间骑墙，使欧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991年苏联解体后，欧共体失去了一个可怕的敌人，苏联的继承人俄罗斯奄奄一息，完全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战争。中国则加速改革开放，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此时的美国，正处于国力巅峰期，但由于意识形态和历史原因，美国仍将战略矛头对准中俄。欧洲人突然发现，他们获得了一个在美国和中俄之间骑墙的机会，利用美国和中俄的矛盾，来捞取经济利益。俄罗斯有着丰富的能源，因此从90年代开始，西欧特别是德国开始大力推进欧俄能源合作。1998年德国总理施罗德上任后，针对德国本土油气资源匮乏的特点，施罗德将俄罗斯视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为此他不惜冒着得罪英美的风险多次访问俄罗斯，奠定了德俄能源合作的基石。大名鼎鼎的“北溪1号”就是在施罗德的主导下修建的，该管道年输气量高达550亿立方米，足以满足德国一半的用气需求。为了保证项目进度，施罗德在卸任总理后还担任俄罗斯能源企业高管，维护着德国的能源生命线。欧盟天然气管道分布图：凭借俄罗斯的能源管道，欧盟获得了极低的能源价格，在考虑海运费的情况下，欧盟的能源成本仅为东亚的1/2，这是为什么欧盟可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情况下维持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欧俄能源合作，既让俄罗斯赚取了丰厚的油气收入，也让欧盟大幅压低了工业品生产成本。东欧地区无险可守，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对欧盟始终是个威胁：俗话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对欧盟来说，俄罗斯虽然可以为其提供廉价的能源，但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也会对欧盟造成地缘威胁。东欧地区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历史上欧洲经常遭到来自东面敌人的威胁（包括匈奴人、蒙古人、苏俄人等）。因此无论俄罗斯多么想融入西方，都会被拒之门外，因为西欧人知道，凭借地缘压制，一旦俄罗斯成功崛起，整个西欧加起来都不是对手，跟俄国人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如果是在古代，欧洲人可能会尝试修建长城或者依靠河流（主要是多瑙河）来抵御东边的威胁。但在现代，欧洲人找到了新的办法，那就是投靠美国，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来抵御俄罗斯的威胁。北约的存在，使欧盟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欧洲各国军费开支占GDP比重：凭借北约这一机制，美国不仅为欧盟提供了核保护伞，还在欧盟部署了大量军队，依靠集体防卫原则威慑俄罗斯。在这种背景下，冷战后欧盟各国大幅削减了军费开支，大部分国家军费占GDP比重不到2%，远低于美俄。欧盟财政省下了一大笔钱用于给居民增加福利。不仅如此，开支巨大的驻欧美军每年还能拉动周边就业，可谓一举两得。中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90年代以来，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给欧盟带来巨大好处。由于中欧之间没有地缘和历史矛盾，双边经贸往来飞速发展。2020年以来，中国持续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大幅压低了欧洲人的生活成本，使其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低通胀时代。同样一件衣服，欧盟的人工生产成本可能是中国的4-6倍，中国制造，大大抬升了欧洲人的生活品质。当然了，作为中国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欧盟的进口需求也为中国创造了上千万个就业岗位。中欧双方可谓是互利共赢，算得上天然的合作伙伴。因此过去三十年里，凭借俄罗斯提供的廉价能源、美国提供的廉价国防、中国提供的廉价商品，欧盟不仅维持了经济繁荣，也基本满足了国防安全需求。欧盟的外交政策也一直尝试在中美俄之间保持微妙平衡，反战主义和普世价值在欧盟内部很有市场，因为世界越和平，道德制高点的作用越大，欧盟就越能享受到这种巨大的经济好处。用廉价能源对冲福利社会下的高昂人力成本、用美国的军事保护对冲俄罗斯的安全威胁、用廉价商品对冲宽松经济政策带来的通胀压力，依靠这种层层相扣的巧妙地设计，欧盟得以在经济和外交上实现了多重平衡，使其成为世界上生活质量最高的地区。工作强度远低于东亚，人均收入却不逊色于美国，成为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最吸引移民的地区。欧元汇率表面上取决于欧美货币政策，实质上取决于国际形势：但欧盟的这套经济模式却严重依赖外交环境，中美俄关系太差或者太好都会导致这套模式的瓦解。在2018年以前，美国和中俄维持斗而不破的格局，欧盟尚可在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2018年之后，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走向全面对立，欧盟这套左右逢源的经济模式就越来越难以为继了。2022年俄乌战争，正式宣告欧盟骑墙政策破产，它将被迫在经济利益和安全需求中做出选择。长期来看，欧盟经济将无可奈何地陷入衰退之中，过去那种呼吁全球化、环保、平等的左翼主张很难再带来好处，整个社会右转成为必然。事实上欧盟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一个内部有残缺的政治实体，欧盟天生就存在两大问题。一个是财政和货币不统一的问题，带来了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的矛盾；另一个是能源利益和国防需求不统一的问题，带来了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的矛盾。南欧国家债务率（总债务占GDP比重）普遍偏高：作为一个联盟组织，欧盟虽然有统一的央行和统一的货币，但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欧元成立以来，德国等北欧国家凭借强大的制造业竞争力，把南欧（特别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国家的工业全部挤垮。由于采用统一货币，希腊等国无法依靠汇率贬值等手段维持产业竞争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本国产业被悉数摧毁。不仅丧失了大量就业岗位，也失去了重要的税收来源，不得不走上了举债维生的道路。这也是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如果是在中国，凭借统一的财政制度，在对外开放中受益颇丰的沿海地区每年必须向中央缴纳大量税收，中央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扶持中西部地区，以维持区域平衡。如此一来，中西部地区虽然面临人才和产业流失的问题，但也能通过财政获得一定补偿，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局面。但欧盟的问题在于，最大的受益者——德国、荷兰等制造业强国，拒绝对南欧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德国人将欧元诞生后的经济奇迹视为自己的功劳，并将区域分化的原因归结于南欧人的懒惰，尽管德国人的工作时长比南欧人更短。这引起了2010年欧盟内部的第一次分裂，希腊、意大利等国差点退出欧元区。直到最后德国才勉为其难牵头推动高达数千亿欧元的财政救济，但条件是希腊人必须实施财政紧缩方案。欧债危机算是得到初步解决。“北溪”管道意味着德国在不用承担军事义务的同时还可以享受来自俄罗斯的经济好处：财政和货币不统一的矛盾或许好解决，但能源利益和国防需求的矛盾却很难解决。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身处对抗俄罗斯的第一线，他们与俄罗斯有深刻的历史仇恨，也随时担忧被俄罗斯吞并，所以从现实利益角度它们必然是反俄的。不仅主张对俄强硬，也希望德法等核心国家能对其提供一定的军事支持。特别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后，面对俄罗斯的扩张势头，东欧国家普遍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乌克兰，因此希望德法能出面，带领欧盟遏制俄罗斯的武力扩张。但这种希望最终却落空了，在廉价能源的诱惑下，德法选择了绥靖政策。2015年初，德国和法国以用气需求得不到满足为理由，强迫乌克兰与俄罗斯和谈，签署了《明斯克协议》，该协议不仅要求乌克兰默认克里米亚被割让，还要求乌克兰承认顿巴斯地区的自治权利。这份协议被乌克兰人视为丧权辱国，也让东欧各国对德法的安全承诺失去了信心。他们普遍认为，一旦有一天本国遭到俄罗斯入侵，德法依旧会为了俄罗斯的能源出卖东欧的利益。也就是2015年开始，东欧各国加快了倒向美国的过程，特别是在拜登上任之后，东欧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几乎是跟随英美而不是德法，这成为欧俄和谈的重大阻碍。开战前德国仅愿向乌克兰提供5000顶头盔，成为援助最少的西方大国：这次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成为援助乌克兰里面最消极的欧洲国家。开战之前德国仅承诺向乌克兰提供5000顶头盔，尽管如此，最后这5000顶头盔并没有交付给乌军，沦为口头支票。3月之后，尽管西方各国都加大了对乌援助，但德国更多口惠而实不至，武器交付可谓能拖就拖。德国的态度不仅让乌克兰大为嫌弃，也让东欧国家强烈不满，因为这些国家历史上都充当过绥靖政策的牺牲品。作为对比，英美对乌克兰的援助倒是不遗余力（尽管英美更多是为了拱火）。东欧国家选择用脚投票，它们不仅在外交上进一步与英美绑定，也在武器订单上更加偏向英美，因为它们担心有一天与俄罗斯开战后德法会限制弹药出口，这样即便有再多的德制/法制武器也只能成为摆设。欧盟内部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继南欧与北欧的财政矛盾后，东欧与西欧之间的安全矛盾也被摆上台面。俄乌战争后德国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作为欧盟最发达的国家，德国享受到了最多好处，却未能履行对应的义务。德国是冷战后国际秩序最大受益者之一：冷战后，德国与日本的发展呈现截然不同的走势。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低增长、低利率、高债务成为日本经济标签，整个社会似乎失去了活力，创业文化被压制，大量年轻人躺平。作为对比，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德国经济却蒸蒸日上，GDP总量也有赶超日本的势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德国拥有欧盟提供的外交和经济红利。冷战时期，德国身处对抗苏联的第一线：冷战时期，德国的地缘环境比日本恶劣得多，德国身处对抗苏联的第一线，一旦北约和华约爆发战争，德国首当其冲，为此联邦德国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由于此时中国尚未崛起，日本可以充当亚洲老大，在东亚产业分工里占尽好处。冷战后，德日的地缘环境完全逆转过来。东欧国家从苏联阵营转向西方阵营，俄德之间出现大量缓冲国（包括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等），德国不用再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日本的地缘压力则越来越大，因为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无论经济实力还是人口规模都远超曾经的苏联。由于有缓冲国的存在，德俄可以放开手合作。与之相反，中日关系则时不时会受到台湾和钓鱼岛问题的冲击。中日油气管道之争：凭借缓冲国的存在，德国可以放心大胆与俄罗斯搞能源合作，享用廉价的俄国油气。日本也想从俄罗斯进口油气，但一方面是因为日俄存在领土争端，两国经贸合作受限；另一方面日本在远东油气管道上必须与中国竞争（比如“安大线”与“安纳线”的分歧），俄罗斯的远东油气管道，日本与中国最终各分到运输量的一半。由于能源价格高于德国，日本人必须大量加班才能维持与德国人相同的竞争力。不仅如此，由于中日矛盾的存在，中日关系远不如中德关系密切。尽管日本离中国更近，船运费更低，但日系车在中国卖得就是不如德系车好。中国也一跃成为德国最大市场，每年德国都要向中国大量出口机械设备、汽车、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产品。另一方面，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为德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德国位于欧洲中部，相当于欧洲的十字路口，东欧的年轻人外出打工通常会把德国作为首选。不仅是因为德国经济实力雄厚，也是因为德国是发达国家里面离东欧最近的，去德国打工远比去英国、法国打工更方便。因此德国也成为欧盟东扩最大赢家，8000多万德国人里面有四分之一有移民背景，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移民国家。德国的移民里面很多又是东欧移民，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这些移民不仅相对年轻，学历还普遍较高，文化也与德国接近，这就极大缓解了德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来自西欧的人口虹吸，使东欧成为世界上人口下降最快的地区：东欧劳动力涌入虽然使德国经济保持兴盛，但却加重了东欧各国人口流失的问题。90年代以来，东欧各国人口普遍下降，保加利亚、立陶宛等国人口下降了20%，罗马尼亚下降了15%，波兰和匈牙利则下降了12%，而且流失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东欧的人口结构急速恶化，这也是东欧国家对德法不满的原因之一。相比之下，日本很难像德国那样从东亚源源不断抽取劳动力，尽管有几十万中国人和韩国人去日本打工，但对缓解日本劳动力萎缩杯水车薪，日本也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不仅如此，德国相比日本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低估的汇率。在欧元诞生之前，作为贸易顺差方，德国马克和日元经常被要求升值，这就大大削弱了日德制造业竞争力。特别是广场协议之后，由于汇率升值，日德经济双双衰退，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的同时，德国也成为“欧洲经济病夫”，经济增速长期低于欧盟平均水平。但欧元诞生后，德国经济重新焕发了第二春。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很弱，每年都要产生大量贸易逆差，这在欧盟内部抵消了德国庞大的贸易顺差，最终拉低了欧元汇率。凭借弱势欧元这一汇率武器，过去二十年德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头衔，也成为全球化最大赢家。南欧国家则叫苦不迭，同样的欧元汇率，对德国来说可能是低估，对意大利可能就是高估，南欧国家陷入去工业化的困境。相比之下，日元汇率则被美国盯得死死的，在90年代和00年代，美国不允许日元随意贬值，以削弱日本制造业竞争力。直到2011年美国决定重返亚太后，出于联日反中的战略需求，美国政府才允许日元贬值，随即日本政府才敢推出“安倍经济学”，用货币宽松预期引导本国汇率贬值。但与德国相比，90年代以来日本外贸很不景气，外需占GDP比重仅30%左右，远低于德国的70%。不仅如此，日本还出现了贸易逆差，出口从经济的拉动项变为拖累项。德国成为欧盟这套机制的最大受益者，它不仅可以享受来自东欧的廉价劳动力、来自南欧的廉价汇率，还能依靠欧盟弥补自身政治地位的不足，一举摆脱了战败国地位。何曾几时，德国人发动一战二战，只为了获得欧洲共同市场；如今，德国依靠欧盟这个组织，以兵不血刃地方式实现了曾经的目的。如果说美国从全世界吸血，那德国就是从全欧洲吸血，二者都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德国在享受好处的同时，却没有承担对应的义务，这是其遭到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嫌弃的原因。中国富裕的广东和江浙，每年都要向中央上缴大量财税以扶持中西部地区；德国在占尽欧盟好处的同时，却不愿意掏钱接济欧盟的落后国家。最多只愿意借贷，而且必须附加很多政治条件，以图控制它国财政。这让很多债台高筑的南欧国家不爽，因为它们必须为德国的贸易顺差买单。更重要的是，冷战后东欧成为欧盟对抗俄罗斯的第一线，波兰、立陶宛、罗马尼亚等国随时担忧遭到俄罗斯入侵，为此不得不大力增加在军事上的投入。过去欧俄的能源管道专门途经东欧，让沿线国家可以征收一定的“过境费”，作为其充当德俄缓冲国的补偿。但德国后来却修建了“北溪”管道，试图绕开东欧单独跟俄罗斯合作，以节省这笔“过境费”。这让东欧国家强烈不满，自己冲在前面为德国挡刀子，德国却躲在后面跟俄罗斯谈笑风生，这也是为什么东欧国家视“北溪”管道为眼中钉的原因。德国就跟明朝末年的江南士绅一样，在享受权益的同时拒绝履行义务。明末的江南一方面向北方各省倾销茶叶、丝绸、瓷器等高附加值商品，以致于大量白银从北方流入江南，造成中国北方严重的通缩问题，最后老百姓因为交不出税而造反。另一方面江南士绅带头抵制向中央缴纳工商税，尽管此时女真人已经成为明朝最大威胁，但江南士绅认为女真与江南隔着华北，战火落不到他们头上。这些人对华北同胞的战争苦难无法感同身受，反而是将自己的利益凌驾于整个国家之上。最终，江南士绅为自己的狭隘付出代价，等待他们的将是农民军的仇恨和女真人的屠刀。乌克兰危机以来，德国也成为世界上唯二的陷入外交被动的国家。在俄乌战争前，由于国防依赖美国，又舍不得放弃俄国的廉价能源，德国既没办法在外交上阻止拜登拱火乌克兰局势，又没办法在军事上阻止普京的战争决心，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俄乌打起来。在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既不愿意彻底得罪俄罗斯，又必须做个样子给东欧看，因此只能扭扭捏捏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正因如此，德国在被俄罗斯威胁的同时还得忍受乌克兰人的辱骂。中间路线用得好的时候就是两头讨好，用不好的时候就是两头挨骂，德国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时至今日，它既享用不到俄罗斯的廉价天然气，又因为得罪东欧而失去对欧盟的领导权。如果俄乌局势进一步升级，德国的外交环境只会更糟糕，未来几年经济衰退已成定局。21世纪以来，德国看似光鲜亮丽的经济，实质是建立在对欧盟的吸血之上。东欧的年轻移民+俄国的低价能源+南欧的贸易逆差支撑了德国的经济繁荣，一旦这些失去以后，德国经济会被逐渐打回原型。事实上这20年来，德国在互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车等新兴领域并没取得太大成就，互联网革命的盛宴基本被中美平分，德国本土并没有诞生多少IT巨头。汽车一度是德国支柱产业，汽车工业占德国GDP10%左右，但目前新能源车革命如火如荼，德国引以为豪的燃油车可能会被逐步淘汰，新能源车领域则是中美的天下。不仅是德国，法国也因为俄乌战争声名扫地。马克龙和朔尔茨，这两个90年代后才崛起的政客，长期生长于全球化的温室之中，对国际关系的残忍和尔虞我诈缺乏深刻认知。相比之下，作为完整经历过冷战、拥有50年外交经历的拜登，无论老辣程度、狠心程度都远在大多数政客之上。他最擅长的事就是通过不断示弱来麻痹对手，引诱对手犯错。靠着这招，2020年拜登扳倒了特朗普，2022年又迷惑了普京，使普京误认为其软弱可欺。90年代以来，中俄和德法不断走近，一个反美阵线逐渐形成。俄乌战争前中俄的能源贸易甚至打算用欧元来结算，如果能够成功实施，无异于迈出了去美元化的重要一步，眼看横跨亚欧大陆的“中俄德法四国机制”正逐渐成型。但俄乌战争的爆发，以及俄军兵败基辅，使欧亚合作机制化为泡影，德国和法国沦为美国的提线木偶。另一方面，拜登只用了一年，就毁掉了德国整合欧洲的梦想，让德俄被迫反目成仇，使德国三代人（科尔、施罗德、默克尔）的努力付诸东流。下一步，拜登还会将触手伸向东亚，在台湾复制乌克兰模式，继挑唆德俄矛盾之后挑唆中日和中韩矛盾，未来东亚局势亦不容乐观。欧盟是悲剧的，但欧盟的悲剧大部分都是自己造成的。作为世界前三的经济体，欧盟幻想可以依靠美国提供军事保护，为此不惜让渡外交主导权，最终却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相比之下，印度虽然经济实力远不如欧盟，但印度至少愿意砸钱搞国防，以此来维护外交独立性。这也是为什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印度可以在美俄之间两头讨好，欧盟只能被迫在美俄之间选边站的重要原因。对一个大型经济体而言，独立的外交和国防是再多钱也无法衡量的，大多数时候看似无用，但关键时刻却能避免受制于人。这对我国也是一种警醒，所谓的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国防安全、科技安全、经贸安全并不是一句空话，如果平时不大力维护，等到战时再想补救就来不及了。未来几年，欧洲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核战争的阴云密布在这片古老的大陆，猜忌和恐惧会让欧盟各国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从左翼转向右翼或许只是时间问题。曾经引领人类历史走向的欧洲文明，或许只能在过去的事迹中寻找荣光了。

纵观近代西欧的历史，可以说是英国与法国较量历史。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法国一直是欧洲霸主，国力碾压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原因主要有两点：1、法国拥有欧洲最好的地理禀赋，广袤且丰饶的平原可以养活大量人口，因此在土豆普及前法国一直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2、法国较早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政府能够调动更多的资源用于对外战争，特别是拿破仑时期，把总体战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不同时期欧洲各国人口对比：相比之下，近代英国的人口不到法国的四分之一，由于人力资源匮乏，英国无法维持庞大的陆军，在陆地一对一的情况下英军根本不是法军对手，英法作战时，英国经常会面临人手不足的问题。可以说，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国力明显不如法国，当时欧洲形成了二超多强的国际体系，即：英法第一档次，但法国实力占优；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荷兰、西班牙为第二档次。可在近代史上，英国却能在人口资源明显占下风的情况下，屡屡击败法国，成为欧洲的实际支配者。为什么会这样呢？根本原因在于英国的外交政策比法国更出色，通过“以夷制夷、借力打力”的外交手段，英国成功联合其欧洲其他国家，共同对法国进行打压。18世纪初，英国通过西班牙战争削弱了法国：18世纪初，当时的法国国王是著名的路易十四，国力达到极盛期。英国巧妙地借助荷兰、奥地利等国与法国的矛盾，组织起一个反法联盟，成功挑起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西欧被打成一片废墟，英国则趁机拓展其海外殖民地。战争的结果是法国被大大削弱，不仅丧失了吞并西班牙的机会，还被迫向英国割让部分北美殖民地。18世纪中叶，英国借普鲁士之手削弱法国和奥地利：时间来到18世纪中叶，法国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再度强大起来，此时奥地利国力也有所增长，日益成为英国威胁。于是英国选择扶持相对弱小的普鲁士，发动七年战争。在七年战争中，英国出钱，普鲁士出军队，与法国和奥地利打得头破血流。英国也利用法国军队被牵制在欧洲战场的机会，大肆侵吞法国的海外殖民地，包括北美、非洲、印度的大片领土。不仅如此，为了筹措军费，法国王室债台高筑，这为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埋下伏笔。19世纪初期，英国多次组建反法联盟，成功击败了拿破仑领导的法国：英法斗争的高峰莫过于拿破仑时期，尽管拿破仑时期的法国称霸四方，甚至一度准备统一欧洲大陆。但英国还是利用欧洲其他列强对法国的敌意，成功组织起了七次反法同盟，借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荷兰、西班牙等国之手，将拿破仑统一欧洲的雄心扼杀。最终法国被彻底削弱，再也不具备与英国争雄的能力。英国则凭借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力量，开启了“日不落帝国”的时代。可以说在近代，尽管法国拥有四倍于英国的人口体量，但在各种外交与军事斗争中，法国都输给了英国。英国“离岸平衡”的外交政策大获成功，把法国限制得死死的，空有庞大的国力却没办法完全施展开来。当然我们也知道20世纪英国最终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滑落下来，沦为二流国家。这因为二十世纪上半叶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德国、美国、苏俄同时崛起，同时对英国构成挑战。如果只是德国一家崛起的话，英国尚有能力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就联合法国和俄国成功击败了德国。但如果是同时面对德、美、苏三国的崛起，英国就力不从心了。更关键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丘吉尔并没有理解张伯伦绥靖政策的精髓——先把美苏拖入战争泥潭，英国再去坐收渔翁之利，以时间换空间，曲线救国。由于丘吉尔对德强硬政策，英国先于美苏下场与德国开战，最终为美苏做嫁衣。二战表面上看是英美苏联合击败了德国，实质上是美国和苏联借德国之手搞垮了英国，战后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瓦解，正是美国和苏联的杰作。如今的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完全继承了大英帝国的精髓，即离岸平衡，以夷制夷。纵观过去500年，英国的外交政策永远只有一个——搅乱欧洲大陆，使之不得统一。这也是为什么当法国、俄国、德国崛起的时候，英国会毫不留情对其打压的原因。过去100年，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永远只有一个——搅乱亚欧大陆，使之无法整合。这也是为什么当苏联、日本、欧盟、中国崛起的时候，美国会举全国之力与其对抗的原因。如果能够理解英美历史上的外交策略，就能对当今美国对华政策有更深入的了解。如今国内舆论对佩洛西窜访台湾可能存在一个误判，即认为佩洛西窜访台湾，主要是为了帮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争取更多席位。这种误判同样存在于2018年初，当时特朗普扬言要对华加征关税，国内舆论也普遍认为特朗普这么做只是为了选票，雷声大雨点小。事实上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打压中国，这个是美国的长期目标。佩洛西窜访台湾也是一样，中期选举可能只是明线，暗线的话，则跟拜登的全球战略有关。如今的天下大势，更类似18世纪的欧洲，即二超多强。中国和美国是唯二的超级大国，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则是较强的经济体。因此如今美国对华围堵战略，会充分参考当初大英帝国对法国的做法，利用中国和其他强国的矛盾，分化离间，以夷制夷。但与18世纪的欧洲不同，美国在中国周边，找不到足够体量的制衡者。与中国有矛盾的邻国，主要是日本和印度，但二者相对中国来说体量偏小，更没有意愿充当中美对抗的炮灰。日印都想在中美之间隔岸观火，坐收渔翁之利。日本想趁中美冲突的机会实现国家正常化，印度想趁中美冲突的机会实现工业化。因此在亚太地区，美国必须亲自下场才能对抗中国，无法单靠印日去打代理人战争，过去英美屡试不爽的“离岸平衡”战略在中国身上没那么容易奏效。这是美国绝对不愿意的，纵观近现代史，英美很少单独向其他列强开战。比如英国在对抗法国的时候喜欢拉上普鲁士和奥地利、亦或是借助法国和日本的力量去压制俄国、再或者与法国和俄国结盟共同对抗德国。美国也是如此，冷战期间其充分利用亚欧大陆各国对苏联的恐惧，驱使西欧和日本共同对抗苏联。为什么会这样呢？并不是英美没有单独与其他列强作战的能力，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国力如日中天，实力远超其他对手。英美之所以不愿意单独向其它列强开战，一个原因是想借力打力，降低自身消耗；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怕便宜了第三国，因为一旦自己和对手两败俱伤，没有卷入战火的中立国就能坐收渔翁之利。二战中美国就是凭此取代了英国的霸主地位，它岂会让其它强国有效仿自己上位的机会。因此历史上，英美一旦想对敌国开战，都会想方设法把大多数列强都拖下水，让这场战争成为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战争。这样不仅是为了以夷制夷，也能防止其它强国坐山观虎斗。如果美国在亚太地区与中国开战，那谁有可能隔岸观火呢？理论上是俄罗斯、欧盟、印度。可以设想在正常时期，一旦中美在亚太地区爆发军事冲突，那俄罗斯可以高价向交战双方出售石油、欧盟可以侵占中美制造业的市场份额、印度可以承接从中国转移出来的中低端产业，三者都能获得巨大好处。美国不会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此它绝无可能在亚欧大陆风平浪静的时候单独跟中国开战。如果美国决心以武力手段压制中国崛起，一定会想办法把欧盟卷进来，帮美国分摊伤害，同时防止欧盟借此机会坐大。对美国来说，印度和日本体量太小，只有欧盟拥有能制衡中国的体量。当前俄乌陷入持久战，欧盟与俄罗斯均卷入其中，这就给美国带来了策反中欧关系的绝佳机会。拜登政府很可能会在台海复制乌克兰模式，即用切香肠战术，反复试探中国底线，把你所有退路都封死，逼你打第一枪，之后给中国扣上一个发动战争的罪名，使中国被动和俄罗斯捆绑，让台海战争和俄乌战争联动起来，演化为世界大战。当前的国际形势与2016年南海对峙时期截然不同，2016年德国总理是默克尔、日本首相是安倍，这两个人的特点就是喜欢骑墙，不愿让欧盟/日本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那个时候中印之间也并未撕破脸，莫迪一度想在中美俄之间保持平衡。因此2016年美国不敢单独与中国开战，一旦它这样做，欧盟、俄罗斯、印度会坐山观虎斗，日本会出工不出力，那大部分战争成本都会由美国承担。无论战争结果如何，战后美国大概率会衰落，将霸主地位让渡给欧俄印，正如二战后的英国一样。2022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默克尔已经下台，新继任的德国总理朔尔茨缺乏威望，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试图在中美之间骑墙的安倍被刺杀，当前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是亲美派，主张对华强硬。中印之间在经历了17年洞朗对峙和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后，两国关系降到冰点，短期内很难建立政治互信。俄罗斯和欧盟已经率先一步被卷入战争，而且现在来看俄乌战争节奏已经被英美掌控，欧盟完全沦为提线木偶。因此当前的外交环境实则对美国有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决定引爆台海局势，是有可能把局部战争发展为世界大战，并把欧日印都驱赶到反华前线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俄乌战争刚爆发的时候，以及俄乌战争陷入持久化之后拜登对台海形势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俄乌战争刚开始时，英美判断乌克兰可能会迅速沦陷，那个时候欧盟对俄采取绥靖政策，因此拜登担忧的是中国大陆会不会利用这个窗口期收复台湾，如果这样做，两线作战的美国将陷入困局，欧盟则可能会持中立态度。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经常派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我国主动出击。但由于俄军作战表现远不及预期，俄乌战争陷入持久化，欧盟也从绥靖转为反俄，源源不断的武器和资金被运入乌克兰。因此拜登的思路发生重大转变，即想引爆台海局势，把中国和俄罗斯捆绑起来，将中美斗争转化为中俄和整个西方之间的斗争，让政冷经热的中欧转向敌对，使亚欧大陆陷入内斗之中。事实上，美国的对手不仅是中国和俄罗斯，也包括亚欧大陆所有有能力威胁其霸权地位的国家，比如德国、法国、日本、印度等美国所谓的“盟友”。对美国来说，全球是一盘棋，东亚只是棋局的一部分，它考虑的是全球联动，要在遏制对手的同时还能打压潜在竞争者。假如中美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那战火可能不仅局限于台海，各个有野心的大国可能都会利用世界形势巨变的窗口期扩张势力范围。届时，朝鲜半岛可能会出现新一轮冲突，拥有核弹的朝鲜和拥有美式装备的韩国鹿死谁手不好说。俄乌战争规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一旦美军被牵制在东亚，俄罗斯不会再忌惮军力弱小的波罗的海三国。喜欢左右逢源的印度大概率不会充当中美斗争的炮灰，但它会利用这种宝贵窗口期解决巴基斯坦这个长期隐患，这对我国未必是好事。中东很有可能会陷入战乱。保守估计，伊朗会加速核武器开发速度；大胆估计，伊朗和叙利亚联军可能会利用美国分身乏术的时机对以色列宣战，铲除美国埋在中东的这颗钉子。土耳其可能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打击库尔德人，扩张在西亚的版图。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可能会对亚美尼亚发起新一轮攻击。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如果对历史足够了解，可以发现无论是三十年战争、七年战争、一战、二战，都是由局部战争，进而引爆成世界大战的。国际形势往往就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两个头号强国打起来的时候，国际形势会出现真空区，其它强国很可能会利用头号强国无力对外干涉的窗口期采取扩张战略。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今年4月以来美国一直在台湾问题上拱火的原因，其套路和去年美国在乌克兰干的一模一样。2021年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给美国画了很多红线，声明如果美国和乌克兰触犯红线，俄罗斯一定会反制，以图让美国收手。但美国不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故意去踩俄罗斯的红线，其目的就是为了逼迫俄罗斯开战，让俄军打第一枪，好把战争责任推到俄罗斯头上。如今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和去年在乌克兰的做法如出一辙，就是故意踩你红线，逼你开第一枪，好把战争责任推到你头上，并把欧洲和东亚同时卷进来。假如这次台海出现军事冲突，美国可能不会大张旗鼓地与中国正面决战，因为美军远道而来，补给困难，与中国正面决战它占下风。它会先把台湾省推到前线，充当炮灰。之后，美国的策略可能会分“三步走”：1、在台湾省设置所谓的“禁飞区”，借助日本基地对台当局提供空天军支援。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如果想予以反击的话，可能会出现炮弹落入日本境内的事情。届时美国就可以以此为由将日本裹挟进战争之中。2、利用美国海军远洋战斗能力较强的优势，对中国发动所谓的能源和粮食禁运，迫使中国在经贸上与俄罗斯进一步捆绑，甚至放松对俄武器出口。3、利用欧俄矛盾和中日印矛盾，以中俄为靶子，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构建G7+印度、澳大利亚、韩国的民主十国，在亚欧大陆两翼围堵中俄，把区域性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如果这种策略能够得逞，亚欧大陆会陷入战火，美国将自动达成其核心外交目的——制造亚欧大陆的分裂。鉴于中俄都有核武器，这种斗争也未必都是军事上的，如果美国能成功策动欧盟、日韩与中俄经济脱钩，它也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事实上欧俄在经济上的斗争，造成的损失已经超过了战争带来的直接损失。如果中欧、中日也实现经济脱钩的话，那其后果可能会远超战争引起的军费开支。总之，无论是冷战还是热战，只要亚欧大陆乱起来，那么远在天边的美国就是最大赢家。正所谓高手过招，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中美之间的博弈，实际上比的是谁犯错误更少。既然我们知道美国的目的是把亚欧大陆搞乱，以实现离岸制衡，那就应该反其道行之，在世界局势稳定之前尽量不开第一枪，不给美国升级局势的可能性。无论这次佩洛西窜访结果如何，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美国都有可能利用国际形势较为混乱的时机对中国反复试探，这本质上是一种压迫进攻型的外交策略。通过封死你退路，诱使你出手，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美国只是为了选票的话，那只是一个短期事件，影响有限；如果本次中美冲突只是类似古巴导弹危机那种“勇敢者博弈”的话，那也只是面子换里子的问题。但我担心的是，我们会不会低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如果美国采用的是类似40年初对日本、80年代末对苏联、2021年对俄罗斯那样的地缘绞杀的话，那就得当心了，因为它可能会逐步勒紧你脖子上的绳索，逼你犯错。这种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保持战略定力，不被对方牵着走，毕竟时间是站在中国这边的。如何在不激化局势的情况下化解外交困局，考验耐心和智慧。

2006年，安倍晋三接替小泉纯一郎，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小泉纯一郎虽然依靠改革的口号在日本有很高支持率，但却给后任首相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在经济上，小泉奉行自由主义，大力推行私有化政策，把很多需要大量承担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转变为民企，而且大量削减劳工福利，使日本贫富差距明显增加。另一方面，小泉在任时期通过政府大量举债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导致日本财政负担很重，每年光利息支出就是天文数字。2004年，中日在东海“春晓”油田对峙，中日之争开始：在外交上，小泉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对华政策也越来越强硬。2004年，中日爆发“春晓油田”事件，两国关系进入快速下跌通道。由于在慰安妇问题上拒绝道歉，日韩关系也明显降温，韩国民众多次到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抗议活动。2006年，安倍将中国选为就任首相后第一个访问的国家：安倍上台后，试图修复小泉纯一郎给日本制造的外交困局，他仅组阁两周就对中国进行访问，中国成为安倍首次访问的国家，安倍也成为5年来首次访华的日本首相，开启中日关系“破冰之旅”。在访华过程中，安倍表示愿意正视历史问题，推动中日关系和谐稳定发展。安倍的访华的新闻在日本国内炸了锅，无论是美国还是日本右翼，均不允许亲华派首相的存在。那个时期的日本，GDP仍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总是持有高人一等的姿态。按照日本右翼的想法，日本是西方国家，作为日本首相，怎么能将中国选定为首次访问的国家。美国也很不高兴，以往大多数日本首相均把美国选为首次访问对象，安倍这么一搞，让美国的面子往哪搁啊！无论是日本右翼，还是美国，对日本政坛都有很大影响力，采取亲华立场的安倍很快就发现自己在政界越来越被孤立，他的政策根本推不动，仅不到一年，安倍就黯然下台。安倍下台后，日本赶上08年全球金融危机，出口暴跌，社会失业率大幅上升，政局动荡，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整个社会非常丧。2007年—2011年，日本共换了5任首相，但每一任首相均没有能力稳定日本经济，干不到一年就得下台。在金融危机期间，美国试图通过收割日本来弥补损失，日元汇率被迫大幅升值，日本丰田车被美方调查，美国对此开出了16亿美元的罚单，日本也只能乖乖认罚。2008年至2011年期间，中日钓鱼岛问题持续发酵：在此期间日本外交政策也越来越被动，亲华的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因为普天间基地问题，被美国赶下台。试图打造中日韩自贸区的日本金融大臣松下忠洋，在家中“被自杀”。2008年至2011年，中日关系大幅恶化，2010年9月，日本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非法扣留我国渔民，两国关系跌入冰点。2012年9月，安倍晋三第二次就任日本首相，这一次，安倍面临更严重的烂摊子。在经济上，日本制造业持续衰退，从贸易顺差国转为贸易逆差国。政府债台高筑，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接近200%。在外交上，中日关系跌入冰点，为了给安倍挖坑，美国在安倍就任前（2012年8月）成功挑起中日摩擦，香港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钓鱼岛问题成为中日舆论焦点。安倍第二次上台后，充分吸取了前一次的教训。面对来势汹涌的日本右翼，以及美国政府施压，安倍果断选择了反华路线，完全倒向美国。他先是参拜靖国神社，然后再拿钓鱼岛问题大做文章。上任三个月就和美国达成一致，将钓鱼岛纳入《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对象，让美国获得了公开介入钓鱼岛争端的借口。也就是那一时期，成为中日自1972年建交以来最接近战争的时刻，两国军舰在东海爆发激烈对峙，两国军机多次互相锁定。靠着强硬的反华立场，安倍在日本民间获得了较高的支持率，同时也得到美国青睐，奥巴马多次夸奖安倍是“忠诚的伙伴”、“可靠的朋友”。就这样，安倍算是暂时坐稳了日本首相的位置。2013年，安倍开始推行“安倍经济学”，主要政策有“三支箭”：1、大胆的货币宽松政策；2、灵活的财政政策；3、经济结构改革。为了保障政策实施，安倍将央行行长替换为自己的心腹黑田东彦，黑田东彦一上台就宣布每月增加购入资产7万亿日元，并以每年60万－70万亿日元的速度增加基础货币，直至实现2%的通胀目标，日本印钞机大量开动，印钞速度创历史之最。从本质上来说，安倍经济学最本质的两条，应该是日元贬值和QQE（质化量化宽松）。凭借史诗级的货币放水，日元兑美元汇率从2012年的75:1大幅贬值到2015年的125:1，货币贬值有效提振日本出口，日本外贸企业盈利大幅改善。但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却给中国、韩国等带来困扰，相当于牺牲中韩的出口来换取日本出口增长。为什么安倍能够让日元贬值呢？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默许，我们知道在安倍之前，美国一直希望日元升值，以减少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但随着中国实力增长，美国对中国的担忧越来越深。2011年，奥巴马高调宣布“重返亚太”战略，将日本视为对抗中国的桥头堡。安倍也见风使舵，通过对华强硬政策成功获取美国信赖，并利用中美矛盾使美国默许日元贬值。安倍经济学的另一大武器是QQE，所谓QQE，就是通过央行对不同期限的债券购买，打造央行想要的利率曲线结构。不仅如此，日本还开创了央行购买股票ETF的先河，日经指数暴涨，从2012年的8000多点飙升至2015年的20000多点。日本上市公司被注入大量资金，社会投资明显增加，日本CPI也一度突破了2%的政府目标，日本经济维持了长达74个月的经济扩张周期，创近几十年来之最。至于结构性改革，安倍执政期间进展缓慢，作为一个深度老龄化国家，日本社会暮气沉沉，劳动力市场一直在萎缩。不过安倍执政期间日本女性就业参与率大幅提升，从2012年的62%飙升至2019年的73%，男女不平等问题有所改善。总的来说，安倍经济学属于一种以邻为壑的政策，通过货币宽松、汇率贬值的方式来促进出口，改善就业；并通过央行购买股票，来增加上市公司现金流，引导企业投资。这种经济政策虽然有助于日本经济增长，但却是以损害其他国家利益为代价的。新冠疫情期间美国也想学习“安倍经济学”，搞了所谓的“财政赤字货币化”，但美国显然没有意识到“安倍经济学”真正的精髓不是货币宽松，而是汇率贬值，赚外国人的钱，这样才不会带来高通胀的问题。结果就是如今美国物价节节走高，居民叫苦不迭。凭借着执政期间的经济成绩，安倍不仅坐稳了首相位置，还趁机将消费税从5%上调至10%，干了前几任首相想干而不敢干的事，适度缓解了日本政府债务压力。安倍对美俄都很“谦卑”：安倍对美国和俄罗斯异常谦卑。为了讨好美国人，安倍经常弯腰甚至鞠躬。有一次安倍在与俄罗斯讨论北方四岛的会议上，竟一路小跑去跟普京握手，被日媒批评为“毫无尊严”、“毫无节操”。当然安倍这种谦卑也不是毫无效果，其就任期间日美、日俄关系都还算不错。奥巴马执政后期，为了维持日美友谊，安倍不顾国内农民反对，毅然决定加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按照安倍的盘算，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跟着美国混，自然有肉吃。但有两件事改变了安倍对美国的看法。第一件事是2016年中美南海对峙，尽管当时美国派了三支航母特混队到西太平洋地区，但中国依然按原计划在南海进行备战活动，毫不畏惧美军开战威胁，最终美国海军灰溜溜地逃走。这使安倍大为震惊，那个过去积贫积弱的中国似乎已经崛起成跟美国平起平坐的对手。第二件事是特朗普上台，民粹主义的特朗普一上台就推行逆全球化，废除了TPP，并对欧盟和日本进行敲打，威胁要对其征收保护费。这意味着安倍苦心经营多年的日美关系严重倒退，安倍开始反思是否仍要在安全方面继续依赖美国。2018年，安倍自第二任首相就任以来首次访华，也是时隔7年来日本首相访华。中日关系再次破冰，双方在经贸、外交、政治、历史问题上进行了坦诚而深入的交流，钓鱼岛问题不再发酵。2019年春节期间，安倍对中国网民发表祝贺：2019年，安倍在媒体上多次称赞中国，此时的安倍，已然从反华派重新转变成亲华派，中日关系大大好转。事实上从2016年开始，安倍的经济和外交政策就有了很大调整。他开始奉行“旅游兴国”战略，凭借日元贬值的优势，加大吸引中国游客，并向中国大量出口电饭煲、马桶盖等商品。日本还跟欧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共同反对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政策。RCEP间接促使中日自贸区的成立：安倍最值得称道的，是其顶着美国和日本右翼的压力，与中国共同推动签署RCEP，这个堪称其任内最大外交成就。要知道美国最反对的就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安倍之前的日本政客，凡是试图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不是被赶下台就是被暗杀。但安倍巧妙利用特朗普执政后期美国陷入政治内斗、无暇外顾的窗口期，与中国一起构建了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的自贸区。RCEP使中日自由贸易成为可能，也为未来亚元的诞生奠定基础，其战略意义堪比一带一路。按照安倍的规划，2020年应该是日本经济再次走向振兴的标志。因为2020年日本要举办东京奥运会，安倍想借此机会促进旅游业发展，增加社会活力。但这种想法却因为新冠疫情而化为泡影，2020年日本经济受疫情打击非常大，出口断崖式暴跌，失去中国游客后日本旅游业进入瘫痪状态，电饭煲和马桶盖滞销。2020年8月，为了避免被民意反噬，安倍选择以退为进，以身体不适为由主动辞职。这样就可以将经济下滑的锅甩给下一任首相，也就是菅义伟。按照安倍的盘算，他可以等日本度过新冠疫情后重新出山，再次参选日本首相。安倍被刺杀：但今天的枪声粉碎了安倍东山再起的计划，先不考虑安倍被何人刺杀，为何被刺杀。仅考虑一个问题，安倍如果死了，对谁最有利？答案是美国，安倍遇刺，将导致中日关系在短期内很难有改善空间，也使美国能畅通无阻地推行“印太战略”。我们知道日本的首相里面，既有亲美派，也有亲华派。亲美派以小泉纯一郎为代表，亲华派以鸠山由纪夫为代表。日本有些政客很有远见，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只有在经济上主动融入中国，构建东亚产业链体系，才能赢得未来。如果一味反华，充当美国马前卒，将来只会落得炮灰的下场。但奈何日本右翼和美国对日本政坛有着很大影响力，任何一个首相，如果刚上台之初就推行亲华政策，往往干不了多久就会被赶下去。2007年的安倍晋三和2010年的鸠山由纪夫就是如此。因此一个日本首相，如果想真的能够长久地与中国搞好关系，刚上台之初就必须持反华立场，这样才能赢得右翼和美国青睐，才能暂时坐稳位置。2012年安倍晋三就是靠着不惜对华一战的态度，成功骗取了美国的信赖。光有美国支持还不行，这个首相要想长期执政，就必须在经济上取得成就，要让大多数国民都感觉生活在变好。2013年安倍推行“安倍经济学”，成功提振日本经济，使民众对其支持率大大提升，也让其成为执政最长的首相之一。等位置完全稳固之后，这个首相才能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亲华政策，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安倍执政的最后四年里，中日关系取得长足进步，日本顶着美国压力与中国签署RCEP协议，迈出了东亚经济共同体的重要一步。安倍晋三上台之初，中日关系处于建交以来最差水平，双方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均处于敌对状态，几乎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到安倍卸任的时候，中日关系已经极大改善，疫情期间两国一度互帮互助，钓鱼岛问题不再发酵，美国和印度取代日本成为中国舆论最反感的国家。如果安倍能够长期执政，中日关系是有望保持稳定的。安倍下台后，日本首相又陷入了“亲华必然下台、反华才能延续”的怪圈。2021年，执政根基较浅、缺乏民众支持的日本首相菅义伟与拜登搞了个《美日联合声明》，该声明自50多年来首次提及台湾问题，相当于日本公开站队美国，安倍执政后期苦心经营的中日关系大大倒退。不难理解日本政府的抉择，无论是日本还是德国，其舆论都被美国牢牢控制。任何一个日德的政客，刚上台之初由于缺乏威望，在外交政策上不得不任由美国摆布，否则就会被反对党赶下台。在2021年之前，日本的首相是安倍晋三，德国的总理是默克尔，这两位都有一定的政绩，民间支持率很高，所以才能顶住美国压力，推行符合本国利益的政策。比如安倍晋三顶着美国压力加入RCEP，默克尔顶着美国压力搞“北溪二号”。这些政策短期内并不能讨好民众，容易遭到舆论批评，但长远来看却能给国家带来巨大好处。但随着安倍晋三和默克尔下台，日本和德国新领导人都缺乏威望，不可能像前任那样顶着国内外压力去推行一些具有长远利益的政策。屁股坐不稳的菅义伟搞了《美日联合声明》，导致中日关系严重倒退；朔尔茨则中断了北溪二号，后者间接引发了俄乌战争。所以安倍被刺杀，会在未来一段时间给中日关系带来考验。无论未来日本首相是谁，在头几年均只能采取反华政策，否则就会被赶下台。即便从长期来看与中国合作更符合日本利益，但在当今的日本，只有民间支持率较高的安倍晋三才能推行亲华政策，继续去搞东亚经济共同体，其余人均不具备这个威望。可以预计的是，未来几年日本政局可能持续动荡，中日关系难有改善空间。评价一个政客，与其看他说了什么，不如看他做了什么；不能只看他做了什么，更要看他能做什么。安倍晋三这个人很难评价，但他往好了说是务实，往坏了说是圆滑，这个人总体来说还是以日本利益为重，但受制于日本的政治和外交环境，他的政策只能变来变去。最早当首相的时候选择亲华立场，很快被赶下台，第二次当首相的时候为了迎合美国又选择反华立场。但当他坐稳位置后，他还是能够考虑日本长远利益考虑，重新选择与中国合作。相比于真正反华的小泉纯一郎，安倍对华政策要友好得多；相比于真正亲华的鸠山由纪夫，安倍又更具有实干能力，将中日关系拉回正常轨道。他更像一个面壁者，通过隐瞒自己真实的想法，成功骗过了大部分人，最终实现了与中国交好的目的。地球的另一边，如果默克尔完全退出政坛，放弃亲俄立场，那她尚能安享晚年；否则的话，不排除默克尔遭到清算的可能。

拜登刚上任的第一个月，美国就向乌克兰大量提供致命性武器，拜登也拍着胸脯向泽连斯基保证：“只要乌克兰对俄强硬，美国就考虑将其纳入北约；如果乌克兰遭到俄罗斯侵略，美国一定不会坐视不管。”

俄乌战争打到今天，已经越来越呈现出持久战的趋势，无论战争结果如何，在政治方面俄乌都是输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大部分成本都将由欧盟特别是德国承担。这场战争后，德俄之间的合作会产生很深的裂痕，英美则会成为这场战争最大赢家，亚欧大陆一体化进程被大大推延甚至中止。

另外从图中也可以明显看出，丰县的少数民族里面，男女比例明显失衡，大部分都是女性。要知道丰县经济并不发达，在江苏排名倒数，这些少数民族女性是自愿去的丰县？还是被拐卖去的丰县，值得人怀疑。

但2022年本土疫情对消费的冲击可能会边际上升，如果之后无症状/轻症患者比例越来越高，可能会有很多城市被迫采取封城手段来防疫，那消费肯定会受到较大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消费板块景气度能否回升存在问号。

1、从东部发动攻击，与乌克兰军队硬碰硬，大约需要花费1-2周的时间才能彻底击败乌克兰，占领基辅。这样的问题是俄军必须打一场硬仗，可能要消耗大量军力才能击溃乌克兰守军，而且时间一长北约也可能会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