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研究》2023年1期摘要✦对《剑桥中国晚清史》新疆历史书写的检讨祁美琴

“学术评论与新时代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研讨会征稿通知会议简介

作者简介王东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原文载于《清史研究》2022年3期，注释从略。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刑事重案的审理——基于道光朝阿克苏吴廪年案的考察王东平清代天山南路地区是维吾尔族聚居地。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后，在天山南路地区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清朝重视天山南路地区的立法和司法管理，制定和颁行了《回疆则例》等法律规章，形成了一套适用于当地的司法管理制度。在清代天山南路地区立法与司法管理的研究中，存在一些错误的认识。例如，有学者认为清朝对当地的司法活动采取放任的态度，他们过于强调清朝在当地社会沿袭旧制，忽视甚至否认清朝对这一地区的直接和有效的司法管理。事实上，清朝对于天山南路地区的司法管理原则是明确的，即在坚持清朝权威的前提下，有条件地沿用旧制。清朝对危及清朝统治或者破坏封建秩序、伦理等性质严重的刑事案件，规定必须由各城驻扎大臣主持审断，依据《大清律例》量刑；沿袭旧制的情况，主要适用少数民族群体中发生的民事纠纷以及一些社会危害程度相对较轻的普通刑事案件，这些案件可以听由当地社会自行调处。认识上产生误区的原因，有学者主观的因素，也有史料缺乏的客观原因。由于清代史籍中对该地司法机制具体运行情况记述过于笼统，有些内容缺载，制约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由维吾尔社会自行处置的民事纠纷和普通刑事案件查处的情况，学术界不甚明了，即使是由驻扎大臣衙门直接审理的刑事重案，其司法运行中诸多具体问题，学术界的认识也不是十分清晰和深入。史学研究离不开史料，发掘新材料，如档案材料，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录副奏折和朱批奏折中有天山南路各城驻扎大臣衙门主持审理的刑事案件的材料，涉及的案件类型大多数是命案，此外也有强盗、强奸等案件。这些案件属于《回疆则例》中所言“重案”。保存在档案中的案例，为我们呈现了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刑案审理过程中诸多细节，对于我们研究清代该地区司法活动，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道光二十八年（1848）阿克苏发生了一起内地民人吴廪年被杀案。案发地点是阿克苏下属的一个军台，案件涉及内地民人和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案情复杂，审理过程曲折。本文拟从吴廪年案入手，结合其他档案材料及清代官私文献，考察清代天山南路地区命盗等刑事重案审理的情况，探讨清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管理，希望深化清代民族法制史的研究。一清朝统一西域后，对天山南路地区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对归附较早的吐鲁番、哈密，清朝委任其首领为札萨克，管理部众；在塔里木盆地周围各城，清朝设置了“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负责南八城军政事务，又在各城设置办事大臣、领队大臣等，维吾尔社会旧有的伯克制度经过改造得以保留，纳入到清朝在新疆的地方职官体系之中。吴廪年案发生地阿克苏，地处塔里木盆地北沿，属于参赞大臣管辖的区域，清廷在此设置阿克苏办事大臣一员，“专办阿克苏一切事务”。案发时，阿克苏办事大臣是舒兴阿。根据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阿克苏办事大臣舒兴阿的奏报，吴廪年案的报案过程如下：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据印房军台章京汤武泰呈称，据萨依里克军台官弁禀报，据该处开店民人吴康年回称：“小的胞弟吴廪年，于初九日午后出外未回，至初十日早，小的店内佣工回子热依木出店饮马，回来告知，吴廪年在店门前潦坝沿上躺卧身死。小的同吴禄年往看，见吴廪年脖项浮拴自己系腰蓝毛褐带一根，业已身死，理合回明”等情，转禀呈请委验前来。根据档案，该案案发时间是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一日。报案者是在阿克苏所属萨依里克军台开店的内地民人吴康年，报案事由是怀疑其胞弟吴廪年被害身死。报案及受理程序是，吴康年向萨依里克军台报告，军台官弁向办事大臣衙门内印房军台章京汤武泰报告案情，汤武泰则向阿克苏办事大臣舒兴阿禀告。军台是指清朝在蒙古、新疆等地设置的传递军报和官文书的邮递交通机构。萨依里克，亦作“赛阿里克”“萨雅里克”等，是阿克苏所属村庄，“西北距阿克苏城一百十里”。道光元年之前成书的新疆方志中阿克苏所属军台名下无此军台，此军台当为后设。档案中称阿克苏办事大臣衙门中负责军台的官员是“印房军台章京汤武泰”。《回疆通志》所载阿克苏官制中，仅有管理粮饷章京一员，无印房章京。但之后编纂的《新疆识略》中所载阿克苏官制已有变化，称阿克苏章京二员，“印房一员，粮饷钱局一员”。档案所称“印房军台章京”应该是印房章京兼管军台事务。报案人吴康年和死者吴廪年以及档案中提到的吴禄年三人系亲兄弟，他们是在萨依里克军台附近开设店铺的内地民人，档案中明确提到他们的籍贯是甘肃武威县。清朝统一西域后，内地与新疆的联系愈加紧密，天山南路地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吸引大量内地民人前来谋划生计。乾隆二十七年（1762），清帝曾说：“新疆贸易自应流通，但须听商人自便”，内地商民“有愿往者，即给以印照”。嘉庆年间天山南路地区办事大臣的奏折中说，“回疆地方生聚日繁......每城汉回民人暂居、久住者亦复不少，人烟辐辏”。本案发生地阿克苏因为交通位置重要，吸引了大量内地人来此谋生。《回疆通志》称，阿克苏“地居要冲，内地商民及外番人等，鳞集星萃，街市交错，茶房、酒肆、旅店，莫不整齐”。这个案子中，吴康年、吴禄年及死者吴廪年三兄弟由甘肃武威来阿克苏开设旅店，他们的店里雇用了多个当地少数民族雇员，还在萨依里克军台附近拥有地亩，种植苜蓿。林则徐曾于道光二十五年途经萨依里克军台，他在日记中记载，该处“有旅店两所，铺面一家”。吴家旅店可能就是林则徐日记中提到的两家旅店之一。内地民人在天山南路地区谋生计人数众多，因而在日常生活中，内地民人之间，或者内地人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交往密切，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纠纷，甚至发生刑事案件，也属常见。根据档案记载，吴廪年被人发现时，躺卧在潦坝边上，已经死去，脖子上还有蓝毛褐带，很显然是属于非正常死亡，死者家属于是报案。在内地州县，人命案件发生后，民人（苦主或事主）应当呈报官府追究。天山南路地区也遵循这样的制度，像这种非正常死亡报案的材料在档案中常见。有的案件是由死者家属报案，例如本案。也有同乡、邻居，或者事发地伯克报案的情况。例如，道光四年二月，库尔勒汛防把总刘廷耀向喀喇沙尔办事大臣禀报，接到察汉齐庄种地民人高世元、高普青报案，种地民人康登死在房中，头上有伤，这是由乡邻报案。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阿克苏阿拉尔庄七品伯克哈萨木向阿克苏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报称，该庄居住贸易民人校泳青在十八日夜间不知被何人害死，阿奇木伯克再向办事大臣衙门报告。这是由当地伯克报案。不仅死者身份明确的要报案，发现不明身份的尸体，也要报案。例如，咸丰十年（1860）正月，乌什的玉孜巴什沙底克在进城路上，路过大河时，看见河中有死尸，于是向阿奇木伯克报告。官府的验尸结果，死者是陕西民人张永基，死因是生前被殴致死，牵扯出一起谋杀命案。《大清律例》规定，“若地界内有死人，里长、地邻不申报官司检验，而辄移他处及埋藏者，杖八十”。从档案材料看，这条法律原则在天山南路地区也一样被遵循，本文所论吴廪年案的量刑中就涉及这个问题。案件发生后的报案和受理，体现出司法管辖的权限划分，在天山南路地区亦然。统一之后的天山南路地区，除了当地少数民族外，还有清朝官吏、驻军以及在当地谋生计的内地民人等，司法管理也因社会群体不同呈现出复杂性。在天山南路地区，刑事案件发生后的报案程序根据当事人的身份分为不同的情况。属境内当地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命案，一般由当事人报告伯克，再由伯克呈报驻扎大臣衙门。例如，嘉庆十六年（1811）库尔勒发生的“胡土鲁克莫特酒醉持刀扎毙伊母案”，当事人向伯克衙门报案，阿奇木伯克阿布都拉再向驻扎大臣衙门报案，将凶犯胡土鲁克莫特并干连证人，差派下属伯克一并押送来城，呈请检验审办。内地民人在天山南路地区涉及案件，不在伯克司法权限之内，《回疆通志》载，“贸易商民命盗词讼各案，交印房会同委员审拟，呈堂办理”。本案中，死者家人、其兄长吴康年向军台官弁报告，军台官弁向办事大臣衙门的印房报告，印房章京再向办事大臣舒兴阿报告。这个情况符合《回疆通志》中的规定。在档案中，案发后当事人向军台官弁报案的案例较多，一方面是由于依托军台谋生计的内地民人较多，另一个原因是管理权限的问题。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合一。在内地，命案查勘检验是州县官员的司法职责之一。因为人命案中死亡原因的判定关乎案件性质的认定，州县官员必须重视。《大清律例》规定，“凡人命呈报到官，该地方印官立即亲往相验”。州县官勘验现场，“止许随带仵作一名、刑书一名、皂隶二名”。仵作是州县差役中的一种，负责检验死伤、刑伤。刑书是州县衙门中的胥吏，刑房胥吏承办人命、盗贼、斗殴、奸情、叛逆等案件。天山南路各城采取的是军府制的管理体系，其机构和人员设置与内地州县不同。从《西域图志》《回疆通志》等文献记载来看，天山南路各城驻扎大臣衙门没有专职检验尸伤的仵作，这一情况也为清代档案所证实。天山南路各城驻扎南路各城驻扎大臣署衙中，负责刑名案件的通常是印房处、粮饷局的官员，命盗案件等情节严重的刑事案件发生后，负责现场勘验的通常是印房处、粮饷局的官员，有时也有回务处的官员。在现场勘验时常见刑仵、营仵、刑书名目，多为衙门吏员兼做，有时是“兵丁有知检验者”，他们是天山南路地区各衙门现场勘验的实际承担者。笔者曾撰文对天山南路地区刑案现场的勘验问题进行探讨，此不赘述。本案中，阿克苏办事大臣衙门接到报案后，“饬委已革部缺笔帖式勒尔精额带同书吏人等，前往相验”。根据勒尔精额的报告，案发地萨依里克军台距阿克苏城一百四十里，他到现场后，命人将死者尸体“移放平明地面，眼同尸亲并军台官兵、伯克、回子，去衣对众，如法相验”。死者吴廪年，时年二十七岁。验尸证明，死者身体多处有伤痕，具体死因判定为，“生前被人用拳垫伤咽喉偏右，致命，伤重身死”，档案中记有详细的验尸报告。从档案中看，当地官衙验尸过程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即“如法相验”。负责检验的书吏在检验尸身时使用的是朝廷颁给的《洗冤录》。本案材料中没有出现《洗冤录》，但是在天山南路地方志和档案材料中有记载。在现场勘验过程中，死者家属以及军台官兵在场。如果案发地点是少数民族村落，也需要维吾尔官员的参与，本案勘验时就有萨依里克庄的伯克在场。伯克参与现场勘验，主要工作是维护现场秩序，需要时也可以及时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天山南路地区命案的现场检验，通常如此办理。主持勘验的官员在验尸结束后，还要对尸亲人等进行讯问，了解案件相关情况。因为吴家的旅店开设在萨依里克庄，周围居民以维吾尔人为主，吴家又雇有当地少数民族伙计，所以萨依里克庄伯克将附近居住者“传集查询”。死者之兄吴康年提出，毛拉鸦和普左手有抓伤，情况可疑。经询问，毛拉鸦和普手腕确有擦破油皮伤痕，本人声称是数日前打柴划破，现已经结痂。书吏等人详细验看后证实，其伤围圆五分许，确实是划伤，并非抓伤。吴康年又提出，毛拉鸦和普及哈底尔、爱底尔等三人所穿靴子与吴廪年死亡地点的脚印相似。因为不能确定案情及凶手，勒尔精额将“所有附近回子及吴康年店内佣工回子热依木、伊敏一并带赴来城，呈请讯办”。清代刑事审判制度中有监禁制度，“对于经传唤或捕获到官府的当事人及证佐人员，官府为了保证能够在将来案件开庭时顺利推进审理程序，必须保证他们能够到庭，为此将他们监禁就是一种常见的选择”。“新捕的嫌疑犯不便即入监狱，干连证佐等不是人犯，也不便入狱”，这些人就被临时关押在班房里，“以应随时听候长官升堂审理”。班房不是正式设置的监禁场所，各地也有不同的名称，但在各地普遍设置。天山南路地区也应是如此处理。档案中有“在押”“看押”等词，说明当事人及证人确被羁押。从下文中由阿奇木伯克报告人证监禁期间出现生病等状况来看，此案的人证——“押解来城之回子”是由阿奇木伯克负责拘禁，当是因为这些人证是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缘故。按照内地体制，命案发生后，州县官应于查勘检验后，将案情向各级上司衙门报告，称作通禀或者通详。从天山南路档案来看，印房等机构查勘现场后则是向驻扎大臣报告。二清代文献中对天山南路塔里木盆地各城刑事重案的审理制度有记载。前引《回疆通志》中说：“贸易商民命盗词讼各案，交印房会同委员审拟，呈堂办理。”根据这一规定，内地商民在天山南路地区发生的命盗各案由驻扎大臣衙门审断。《回疆则例》载：“各城阿奇木伯克等，凡遇枷责轻罪人犯，准其自行办理，仍令禀明驻劄大臣存案备查。如遇有刑讯重案，阿奇木伯克不得滥设夹棍杠子，擅自受理，随时禀明本管大臣，听候委员会同审办。”根据该条例，当地少数民族中发生的刑事重案，阿奇木伯克不能擅自受理，也是由各城驻扎大臣衙门主持审断。本案的审理即是在阿克苏办事大臣主持下进行。因为案情尚不明了，所以办事大臣一面饬令阿奇木伯克郡王爱玛特转饬萨依里克庄伯克严密访拿案犯，一面责令印房章京汤武泰、粮饷章京成庆以及阿奇木伯克郡王爱玛特一起，将押解来城的相关人证“悉心研鞫”。由此亦可知，本案的具体审理者是印房章京、粮饷章京，还有阿奇木伯克参加。前引《回疆则例》条文虽规定阿奇木伯克不能擅自受理刑事重案，但允许其参与，和驻扎大臣衙门官员一起“会同审办”。从司法审判过程中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语言沟通等实际需要来看，伯克以及通事的参加很有必要。本案的审理过程，有拖延，有波折。它可以分为吴廪年被杀案和吴康年“疑凶诬控”案两个部分。（一）吴廪年被杀案先看吴廪年被杀案的审理。在相关人证押往阿克苏城审理的过程中，出现特殊情况，当事人、证佐人员中有人生病，有人即将分娩。前文述及，为保证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和干连证佐等随时被传唤，官府需要将他们监禁，这是一种案件审理前实施的刑事强制措施，此种措施可以保证官府开庭顺利，但却可能伤及平常人的利益，因此清朝立法对监禁行为作出许多规定。轻罪人犯及证人可以保释外，被监禁者也可以获得一定的物质保障待遇，有病可以得到医疗等。天山南路地区司法活动也应该是遵循着这样的规定。先是证人生病需要医治。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七日，据阿奇木伯克报称，吴家佣工伊敏患伤寒病症，办事大臣饬令赶紧医治，痊愈呈报，归案审讯。至四月二十六日，据报伊敏病已痊愈。本案中，伊敏是证人，他在审理过程中生病得到医治。档案中也有疑犯在案件审理中得病医治的材料。例如，同治元年（1862）叶尔羌“回民迈买底敏被索借项杀死民人李魁元案”的审理中，凶犯迈买底敏在审讯过程中患病，官员“呈报医治”，痊愈后才继续进行审理。接着，案件的关键人物——当地妇女白哈提在案件审理期间分娩，需要缓养身体。出现上述情况，案件审理活动只得拖延，直至闰四月下旬，官衙才又提集“应讯人证”，重新审理。随着涉案者招供，案件告破。吴廪年与其兄吴康年、吴禄年来新疆后，在阿克苏的萨依里克庄开店为生。吴廪年性好游荡，与邻近居住的当地妇女白哈提发生奸情。白哈提之前与吴家雇工热依木已有奸情，吴廪年与热依木在白哈提家撞遇，发生过冲突。吴廪年自恃是雇主，辱骂过热依木，热依木因而怀恨在心，曾向白哈提言及，再若撞遇辱骂，不定谁死。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初九日后晌，吴廪年、热依木又在白哈提家相遇。日落时，因吴康年家店内来了住客，雇工伊敏叫回热依木铡草喂马、做饭，事后各自歇息。热依木心情愤懑，见吴廪年尚未回店，知其定在白哈提家中留宿，心生仇恨。他想起白哈提的弟弟托古达什因欠吴廪年钱，被其索要，心生怨恨，便趁伊敏熟睡外出，找到托古达什，两人在白哈提家合力将吴廪年杀死。行凶之事被白哈提及其母胡玛尔发现，但“胡玛尔舐犊情殷，白哈提虑恐连累”，遂令热依木、托古达什离开。热依木等走后，胡玛尔、白哈提要挟邻居卡噶斯帮忙，将吴廪年尸体抬至潦坝，白哈提将吴廪年腰带解下浮拴脖项，意在灭迹。次日晨，热依木被雇主吴康年派去饮马，在潦坝沿发现被白哈提等抛弃的吴廪年尸体，见掩盖不住，“假作慌张告知吴康年，说吴廪年死在潦坝沿上”。吴康年因为热依木是自己的雇工，对他未加怀疑，还曾令其看护吴廪年尸身。地方官员审问白哈提时，白哈提交代了热依木等杀死吴廪年的实情，又审问“帮同移尸之回妇胡玛尔、卡噶斯，均各供认不讳”。热依木最后也招供杀人，他的口供与同谋加功的托古达什的口供相吻合。（二）吴康年“疑凶诬控”案本案审理中的另一案是死者之兄吴康年“疑凶诬控”案。此案审理因故拖延数月未有进展，死者家属急躁不安。死者之兄吴康年认为邻居毛拉鸦和普等人有重大嫌疑，而衙门拘押热依木等人，则是抓错了人。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吴康年赴办事大臣衙门呈递控告书，称“胞弟被人谋害，凶手真伪未分，反害无辜良回酷刑顶案定罪”等等。从本案后文对吴康年定罪量刑时称“越诉各轻罪不议”来看，吴康年到办事大臣衙门控告，属于“越诉”。根据清律的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若越本管官司，辄赴上司称诉者，（即实亦）笞五十。（须本管官司不受理，或受理而亏枉者，方赴上司陈告。）”在天山南路地区司法审判活动中，也遵循着禁止越诉的规定。对于吴康年的呈控，办事大臣指令“原审委员等悉心研究”。承审官员审讯了被死者家属怀疑的邻居毛拉鸦和普、哈底尔、爱底尔，还令该庄伯克将附近居住的托乎达米杂尔、阿哈素皮押来官衙审讯。审讯中出现新的情况：邻居托乎达米杂尔声称，毛拉鸦和普在阿哈素皮家中遇见吴廪年，因被其索欠，发生口角打架，将吴廪年打死，还和托古达什、哈底尔三人商量转移尸体。负责审讯的官员讯问托古达什，托古达什供称，曾帮同拉驴驮尸。地方官员又将毛拉鸦和普、哈底尔、阿哈素皮连日熬审，但是毛拉鸦和普坚称自己与吴廪年素识无仇，平常并无来往，也不欠吴廪年钱文。吴廪年被害之日，因居住尚远，与他并未见面，否认因索欠打架将吴廪年打死，以及商同哈底尔、托古达什转移尸体之事。在此后的审讯中，托乎达米杂尔翻供。他说吴康年向自己说起，怀疑凶手是毛拉鸦和普，理由是靴底痕迹与现场痕迹相同。托乎达米杂尔因为穷苦，恐怕连累，审讯时即照吴康年所说指认。在看押期间，托乎达米杂尔见到吴康年，吴又对他说：“供出毛拉鸦和普很好，你总有好处”。当毛拉鸦和普、哈底尔、阿哈素皮都否认有杀人、抬运尸体之事时，托乎达米杂尔只得承认自己作了伪证。再审问托古达什，托古达什承认，确实是自己与热依木杀死了吴廪年，因担心败露，听托乎达米杂尔指控毛拉鸦和普是凶手后，于是避重就轻，谎称自己帮同转移尸体。主审官员再与吴康年对质，吴康年承认，自己确实曾对托乎达米杂尔两次嘱咐，要其指认毛拉鸦和普。至于认定毛拉鸦和普是杀人凶手的理由，吴康年承认，一是因为他认为热依木是自己的雇工，不会谋害主家，二是因为毛拉鸦和普手上的抓伤和靴底踪迹，牵连上哈底尔、爱底尔二人，也是因为靴底踪迹相似，此外再无证据。这样，吴康年“疑凶诬控”的事实清楚了。吴康年“疑凶诬控”案还牵连出唆讼和讼师的问题。阿克苏官员对于吴康年控告书中的用语，如“害无辜良回”“顶案定罪”等极为不满，因为当吴康年呈递控告书时，“此案甫经提集研讯，均无确凿供词，尚未供录呈堂，何以遽称顶案定罪?”而且，控告书“语句刁健”，判断吴康年背后肯定有唆讼之人。吴康年起初否认，声称控告书是自己写作，并无讼师。“迨经熬审再三，始据供出，央请素识之印房贴写兵丁杨来奉代作。”吴康年称自己只说过不怀疑自家的雇工，但总怀疑有抓伤、靴底有踪迹的回子毛拉鸦和普等人，控告书中“顶案定罪”“未离左右”等词，均系杨来奉代作。官衙“将杨来奉拘拿到案，亦难抵赖，即供认不讳”。至此，整个案情完全明了。地方官员又对涉案者，如首犯热依木，从犯托古达什，参与移尸的胡玛尔、白哈提、卡噶斯，妄供指凶的托乎达米杂尔，被牵连的毛拉鸦和普、哈底尔、爱底尔、阿哈素皮，诬控民人吴康年，唆讼兵丁杨来奉，还有同庄人胡达胡里、玉素云、库鲁板，尸亲吴禄年等，逐一再审。根据档案记载，负责审讯的章京等，因“初审犯供游移，藉词闪烁，恐有不实不尽，复逐层虚衷研鞫，究诘再三”，结果“众供如一”，“热依木商同托古达什谋害吴廪年，毫无疑义”。章京将审理材料呈报办事大臣，办事大臣“复亲提犯证逐加严审，均与原供无异，坚执前供，案无遁饰”，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按律问拟”。三在天山南路地区，驻扎大臣审理刑事重案，量刑的依据是清朝颁行的《大清律例》。清朝统一西域后，将《大清律例》颁行到新疆各衙门。《回疆通志》详细记载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衙门“存房书册”，其中“存贮汉印房”的就有“《大清律》十九本、《新纂大清律》二本、《三流道里表》八本、《大清律纂修条例》二十四本”等。另外，我们也可以从清代档案中看到天山南路地区各城官衙保存和使用《大清律例》的多个材料。本案包括了热依木商同托古达什谋害吴廪年及吴康年“疑凶诬控”两部分，官衙定罪量刑时涉及《大清律例》中多项法律条款。在阿克苏办事大臣在对涉案者分别依律量刑前，这些法律条款被逐一开列出来：查律载，谋杀人造意者，斩监候，从而加功者，绞监候；又律载，诬告人死罪未决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律载，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至死者，减一等；又律载，词内干证，令与两造同具甘结，审系虚诬，将不言实情之证佐按律治罪，若非实系证佐之人挺身硬证者，与诬告人一体治罪；又律载，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司而辄移藏，律杖八十；又律载，纵容妻妾与人通奸，本夫、奸夫、奸妇各杖九十。各等语。这里涉及谋杀、诬告、唆讼等多项罪名及法律条文。一是谋杀。办事大臣奏报中所引律文见《大清律例》卷二十六《刑律·人命》之“谋杀人”条。二是诬告。办事大臣引用了诬告律文及例文，其中“诬告人死罪未决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见《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诉讼》之“诬告”条律文。办事大臣称：“律载，词内干证，令与两造同具甘结，审系虚诬，将不言实情之证佐按律治罪。若非实系证佐之人挺身硬证者，与诬告人一体治罪”。这里的“律”为“例”之误，该条例见《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诉讼》。三是“教唆词讼”。办事大臣所引律文见《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诉讼》之“教唆词讼”条。四是“地界有死尸不报”。奏报中称：“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司而辄移藏，律杖八十”。此律文见《大清律例》卷二十五《刑律·贼盗下》“发冢”条，原律文载：“若地界有死人，里长、地邻不申报官司检验，而辄移他处及埋藏者，杖八十。”五是“纵奸”，办事大臣所引律文见《大清律例》卷三十三《刑律·犯奸》“纵容妻妾犯奸”条。天山南路地区驻扎大臣衙门官员正是依据《大清律例》中的上述规定，对涉案各犯进行处置。首先看吴廪年被杀案中涉案者的处置。此案正凶热依木“除犯奸轻罪不议外，合依谋杀人造意者斩监候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从犯托古达什，“合依谋杀人从而加功者，绞监候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托古达什减轻处罚的原因是，“虽系前经商谋，并非该犯起意”。托古达什之母胡玛尔、邻居卡噶斯见死不报，商同移尸灭迹，但审明无在场助势重情，“合依地界内有死人不报官司，而辄移藏律杖八十例，拟杖八十”。因二人“系属妇女，照例收赎”。白哈提，“除移尸轻罪不议外，应与本夫库鲁板，均合依纵容妻妾与人通奸，本夫、奸夫、奸妇各杖九十律，各拟杖九十。犯奸之妇杖罪的决，所得卖奸钱文，讯无确数，免其著追。”讯不知情的毛拉鸦和普、哈底尔、爱底尔、阿哈素皮等人，均免置议。其次是尸亲吴康年诬告案的处置。吴康年和托乎达米杂尔犯诬告罪，依据《大清律例》的规定，“诬告反坐”。吴康年被指无确实见闻，以踏看脚踪为凭，任意指凶，“除不能禁约其子弟为非及越诉各轻罪不议外，合依诬告人死罪未决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吴康年减轻处罚的原因，是“正犯热依木供吐实情，诘以指凶何据，即俯首无词，与坚不吐实、始终诬执者，似觉有间”。托乎达米杂尔因家中贫苦，恐受连累，于是受吴康年诱导，进行诬告，即法律术语所言“挺身硬证”，后来见证据确凿，只得交代，虽然没有接受贿赂进行诬告的情节，但是也被认为是“刁诈异常”。托乎达米杂尔“合依非实系证佐之人，挺身硬证者，与诬告人一体治罪。应照诬告人死罪未决者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吴康年与托乎达米杂尔，均按诬告定罪，处罚一致。兵丁杨来奉的案情涉及讼师和“唆讼”。所谓“唆讼”系指教唆诉讼，民人不愿诉讼，而讼师拨弄是非，教唆使其诉讼，进而指讼师或讼棍捏造事实，无中生有，无事生非。根据吴康年的供词，他只是怀疑毛拉鸦和普，而“顶案定罪、未离左右等词，均系杨来奉代作”，即符合“增减情罪诬告人”的律文。判词说：杨来奉身充印房贴写，胆敢与人代写呈词，增减唆讼，实属藐法，虽然没有串通公事，藉势招摇重情，到案时也没有狡辩抵赖，所得吴康年酬谢钱五百文追获给领，但他仍应受到惩处，“合依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徒三年”。在官府看来，讼师破坏社会秩序，变乱案情，教唆诉讼，并使人倾家荡产，自宋朝以来直至明清，国家法律乃至整个官方意识形态对讼师一贯采取压制态势。《大清律例》卷三十《刑律·诉讼》有制裁“教唆词讼”之罪的律文及条例若干。对杨来奉的惩治，即是基于对讼师“唆讼”的禁止。但是社会上普遍的情况是，民人遇事，往往会寻找讼师出谋划策。在内地，命盗案件的审理依循一套完整的程序。“一般发生在地方的命盗案件，由州县开始初审，勘验尸伤现场，而后按管辖级别，逐级审转复核，经州县、府、按察司，直到督抚。地方审理死刑案件，重要的是‘拟律’，即提出定罪量刑的意见，而后由督抚向皇帝具题。”关于督抚的具题，郑秦特别指出，它“是向皇帝直接报告而不是向刑部，如果把刑部当做各省的‘上一审级’是一种误解，题本结束语都是这样的：‘臣谨具题，伏乞皇上睿鉴，饬下法司核拟施行，谨题请旨。’督抚向皇帝报告该案，请皇帝发下刑部三法司核拟办理，同时督抚另外将题本的副本‘揭帖’咨送刑部”，这种程序“反映了清代重要的政治法律制度：只有皇帝才有权力决定死刑和其他重大政务，三法司六部等不过是皇帝的办事机构。”地方的死刑案件经督抚具题后，如不被驳回重审，地方上的审理程序即告终结。天山南路地区命盗等刑事重案的审结情况特别。乾隆三十年，清帝通谕各回城驻扎大臣：“嗣后遇有调兵等项大事，一面具奏，一面会商伊犁将军。其回城要事，移文乌什驻扎大臣商酌；寻常事件，各自办理具奏”。咸丰年间的一份奏折中说：“新疆各城遇有一切命案，均由各该处委员验明审实，径行奏结”。因此，内地由督抚审理命盗案件的工作在天山南路地区实际是由各城驻扎大臣独立完成的，无须再报告参赞大臣及伊犁将军。本案中，阿克苏办事大臣审理案件，依律定拟后，“所有全案供招，除咨送刑部、理藩院备核外，谨将审明定拟缘由理合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敕部核议遵行，谨奏”。与内地不同的是，天山南路官衙“咨送”案卷的部门除刑部外，还有理藩院。刑部是清朝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刑名总汇”，负责复核各省徒罪以上案件，无关人命的徒罪案件，督抚批结后按季汇咨刑部查核；有关人命的，则需要专案咨部复核。“刑部奉旨核拟案件，就是核拟督抚具题中拟律是否准确，提出立决或监候的明确意见。核拟后，由刑部领衔，都察院、大理寺会签，以三法司名义向皇帝具题。”天山南路地区的死刑案件亦由刑部奉旨审核。档案中有刑部对天山南路官衙案件审理复核后提出质疑的材料。例如，道光四年阿克苏办事大臣英桂所奏“回子迈买提故杀回妇胡玛尔爱连身死案”。办事大臣将迈买提依故杀律拟斩监候，但是刑部审核后提出疑问，“细核该犯供词，并无临时必欲致死之语，兹取斗杀之供，定以故杀之罪，供勘既不相符，罪名斩绞互异，臣部碍难率覆，应驳令该办事大臣另行妥审，是斗是故，妥叙供勘，定拟具奏，到日再行核议”。办事大臣重审后，接受了刑部的意见，“应遵驳改拟斗杀，以昭平允。迈买提一犯，请照斗杀者绞监候律，拟绞监候，相应请旨敕部核□”。再如咸丰八年（1858）喀什噶尔发生的“回子爱散垫伤刘生苍内损身死案”。叶尔羌参赞大臣庆英审理后将爱散依斗杀律拟绞监候，刑部奉旨审核后认为案件审理不严谨，“犯供即未详明，伤单复多漏叙，臣部未便率覆，应令该大臣提犯研讯确供，详叙伤单，定拟具奏，到日再议。”喀什噶尔方面接到刑部的意见后，责令原审官员，“复提该犯，照依部驳情节，详加研讯。”但是，复审的结果仍然坚持了本地原审的意见。按照规定，天山南路地区死刑案件的审理材料还要咨送理藩院。《大清会典》中记载理藩院职掌：“掌外藩之政令，制其爵禄，定其朝会，正其刑罚。”《理藩院则例》中亦称：“臣院总理内外蒙古、回部事务，凡蒙古、回部升降、袭替、户婚、田土、年班、朝觐、仓粮、军政，以及议处、议叙并命盗案件，均关紧要。”理藩院有司法权限，凡是蒙古、回部的死刑案件必须报理藩院，由理藩院会同三法司复核案件。清代天山南路地区死刑案件的奏报中，最后都要写道，案件材料咨送理藩院，当是依循规定行事，笔者在档案中没有看到理藩院就天山南路地区死刑案件最后审核环节提出异议的材料。结语司法管理是边疆治理的重要内容。清朝统一西域后，对于天山南路地区进行了切实有效的管理，体现在司法方面，也是如此。清朝鉴于当地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和实施了灵活的统治政策，在因俗而治的同时，坚持中央政府的权威，将《大清律例》等法律规章推行到这里，将其作为巩固统治和进行司法管理的重要工具。在司法活动中规定，刑事重案须由驻扎大臣衙门审理，死刑案件上报中央，其决定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从本文引述的档案材料和案例来看，刑事重案从侦办到审理诸环节，都在办事大臣衙门的主持下进行。案件审清后，亦由办事大臣负责定案拟律，奏报清帝，再由清帝饬令刑部和理藩院进行复核。天山南路地区刑事重案的司法审判有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和规程。清朝统一天山南路地区以后，《大清律例》等清朝颁行的法律法规已成为各衙门的统治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运用。本文讨论的吴廪年案为刑事重案，根据规定，由办事大臣审理，适用《大清律例》。吴廪年案中涉案者既有内地民人，也有当地的维吾尔人，因为量刑依据都是《大清律例》，同罪同罚，量刑拟律的结果表明，不同族群间未见不同。从非正常死亡案件的报案、现场勘验、犯证监禁时得病医治，以及诬告反坐、越诉等方面来看，刑事重案的审理过程，也受到《大清律例》的制约。欢迎订阅《清史研究》杂志微信公众号

作者简介黄凯凯，南昌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讲师。原文载于《清史研究》2022年2期，注释从略。清代两淮盐商捐输新探黄凯凯清代“原额主义”的财政结构下，绅商士民的捐输作为原额之外的非正式经费，是朝廷应付不时之需和地方发展公共事业的重要财源。就捐输的频次和金额而言，尤以各地盐商的巨额捐输最为引人注目。清代盐商享有专卖特权，“夙号殷富”，除缴纳额定的盐课“正供”外频有捐输之举，或为军需、灾济、河工、备公等事报效皇帝和朝廷，或捐助财物以襄地方“善举”。两淮盐商麇集扬州，富甲天下，其捐输频次之繁、数额之大，“尤为天下甲，当乾嘉盛时，凡有大工大役，靡不输将巨款，以得邀赏收为荣”。目前，学界主要是从国家财政的角度分析清代盐商捐输的效用。陈锋认为，虽然盐商捐输存在诸多弊病，但其对国家财政的重要补苴意义不能低估。既有关于乾嘉时期两淮、两广、山东、长芦等地盐商捐输的专题研究，大都延续这一观点。而盐商捐输的主要收益被认为是获得议叙职衔、增广学额等政治回报以及享受盐斤加价、加耗等经济优惠政策。亦有学者从盐商经营的角度讨论捐输之利弊，何炳棣等认为两淮盐商频繁捐输占搁营运资本，是其走向衰弱的主要原因；徐泓则认为，盐商利用捐输构建良好的政商关系，与其“视为盐商消乏原因，倒不如视之为致使其兴盛之有利操作”。本文认为，研究清代盐商捐输不能忽视盐运司库账目的管理。雅各布·索尔（Jacob

作者简介赵毅，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讲师。原文载于《清史研究》2022年2期，注释从略。清朝对土尔扈特等部东归消息的获得与应对赵毅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是18世纪亚欧大陆一次部落大迁徙事件，对清朝来说是最后一个蒙古部落的归顺，“自斯凡属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对俄罗斯而言则是失去了为其对外征战的重要臂膀。然而清朝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获得东归消息，俄罗斯方面声称脱逃者为清朝平定准噶尔时投归俄方之人。清朝陆续获得的各种消息中亦曾透露他们前来目的不纯，由此不免对其东归的目的产生猜疑。如何理性地分辨各种信息，做出合理的应对策略，不仅考验着统治者的智慧和勇气，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清朝接纳与安置政策的制定。现今的相关研究中皆曾提到清朝在获得消息后的应对事宜，特别是郭文忠讨论了哈萨克阿布赉的“密报”如何影响了清朝的接纳安置方案，但是还缺乏专门对清朝获得东归消息的途径及应对策略的整体阐释。而从清朝接到东归消息到土尔扈特等部头批部众抵达察林河畔，其间不过两月有余，在哈萨克探听消息纳旺等人的奏报到达清廷时，土尔扈特等部已经归来，所以弄清在此之前清廷如何对各种消息进行辨别而合理地给出决策尤为重要。本文依托满文档案，围绕这个议题来展开讨论，以期有助于清代边疆民族史的研究。一、初得东归消息的应急策略清朝最初得知土尔扈特等部东归的消息来源于俄罗斯官方。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科布多参赞大臣书景阿接到昌吉斯台卡伦护送前来的俄罗斯使臣，经询得知他们为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女皇递送文书之人，而所携文书大意为：“先前准噶尔之杜尔伯特、卫拉特游牧动乱时，厄鲁特等陆续归附我俄罗斯，皆曾安置于我属游牧地方。去年十二月，此等厄鲁特由我处叛逃。将此情呈文知照天朝皇帝之卡伦诺彦等，请晓谕各该所辖卡伦人员留意，希双方皆仰赖皇帝洪福永久平安度日。”此处“去年十二月”，应经参赞大臣书景阿转换过的清朝历法，当为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而渥巴锡东归后报告起程的具体时间为“十二月初二日”，即公历1771年1月17日。此文书意在表明，清朝平定准噶尔时归附俄罗斯的厄鲁特人逃走，提醒清朝加以防范，特别强调这批人为俄罗斯属众，为两国友好相处考虑，倘若清朝加以接收，亦当归还。关于这批出逃人众的情形，据俄罗斯使臣告称：“我俄罗斯有人虽称有四万人，然不知其实数。其首领之名，亦不知晓。其中有鄂木布、果勒昭海属下人及旧土尔扈特一族人众。伊等背叛我等，抢掠我鄂罗木布尔塔齐、俄罗斯之间所设六七人驻守之两处驿站后叛逃，视其情形，或许前去寻找其旧杜尔伯特卫拉特游牧。”据此可知，这批人大约有四万人，主要为鄂木布、果勒昭海属众，以及旧土尔扈特部人，抢劫俄罗斯两处驿站而逃，可能前往杜尔伯特游牧处。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认为其中有曾经叛逃清朝的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且人数众多、目的不明，不得不加以防范，因此在奏报的同时先行部署了各种应对措施。其一，因为边卡侍卫在辉迈拉虎卡伦地方遇见俄使，此地靠近塔尔巴哈台，故行文该处参赞大臣知悉，并拓展卡伦加强巡逻，探听具体消息；其二，考虑到鄂木布、果勒昭海等旧为乌梁海人，推测他们可能会返回原处，故派人前往宰桑扎尔纳克、巴桑等处探听，倘若该处宰桑不知情形，则利用每年与俄罗斯所属乌梁海往来之便派人前往打探；其三，由于哈萨克投出之厄鲁特皆在伊犁地方安置，故该等人极有可能投回伊犁地方，因而咨文伊犁将军伊勒图加以防范。由上可知，土尔扈特等部可能东返的消息，仅是俄罗斯使臣的口头之言，俄罗斯方面还特意强调这些人为清朝平定准噶尔时归附俄罗斯的厄鲁特，主要头目有鄂木布、果勒昭海等。据后来查证可知此二人属众甚少，可以说这是俄罗斯故意提及曾背叛清朝之人，有意隐瞒土尔扈特部渥巴锡等人的情况，企图诱导清朝派兵堵截东归部众。对此，乾隆帝接到车布登札布的奏报后认为，这些人因在俄罗斯不能安居而逃，特下谕给西北边界各处将军大臣等：“今观伊等窜回，乃是此辈在彼未得安居，故又掠其台站而返回。伊等若靠近边界，允许入界，并抚慰安置之。倘未至我边界，而中途被俄罗斯追逐冲突，则可不睬。若伊等诚心请求归顺，而俄罗斯又请求索取，则我以理抗议俄罗斯。”此为乾隆帝在并未获知这批人众具体情况下，针对三种不同情形而给出的应对之策，透露出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清朝的基本态度为：归顺则纳之，否则无须理会。实际上，清朝需要考虑的是第三种情况，即诚心归顺则如何接纳的问题。俄罗斯强调出逃之人是其属民，必然会涉及归属交涉之事，念及此，军机大臣寄谕边臣应对俄罗斯索取之旨：厄鲁特、乌梁海，原系准噶尔属众，我大兵平定准部时，伊等背叛出逃，彼时俄罗斯则不该收纳。今伊犁等处业已平定，其地仍归我之版图，此厄鲁特、乌梁海等，亦为我之臣仆。前次伊等脱出，俄罗斯理应遣还，而反接纳安置，实属不近情理。如若伊等已被妥善安置，伊等何理反汝耶？现伊等已向我圣主乞恩归顺，再无送还之理。先曾再三咨文索取我逃犯舍楞、劳章札布等，然俄罗斯并未按原定之条约，将其遣送我大国。今反向我讨人，即使一、二名兵丁，亦不送还。此情此理，我圣主已再三降谕边臣，边臣既已接纳，断无送还之理。该谕旨的核心意思是，俄罗斯曾收留叛逃清朝之准噶尔人，清朝虽多次索取逃犯舍楞、劳章札布等人，而俄罗斯并未按两国“不能收留逃人之约”送还，故这批出逃之人若归附清朝，予以收留亦合情合理，即指出是俄罗斯违约在前，不是清朝不遵守约定。此反驳之文是乾隆帝深思熟虑而定，据后来清朝与俄罗斯就东归之人归属交涉情形可知，其成为反驳俄罗斯的核心内容。同时，乾隆帝又指出若舍楞、劳章札布、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一同归来，则派大臣率领前往热河觐见，其部众属下招抚安置。在随后谕旨中曾载：“前朕曾降旨：若舍楞、劳章札布等前来，则酌情安置伊等属众，将伊等招抚诱来。”要言之，清朝此时对这些人前来的动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因而拟定对这些人实施招诱之策。清朝内部对于是否收纳前来之人处在争论之中，特别是伊犁参赞大臣巴图济尔噶勒奏报脱出之人中可能有舍楞之后，这种争议更加强烈。“议者或以舍楞前此负罪逃去，不宜与众同受其降。”但乾隆帝却认为：“彼既弃俄罗斯而来，若拒而弗纳，彼退无所归，必为盗抄掠，非所以宁我边圉，且恐舍楞不来，同行之众或疑畏不敢前，殊非善全之计。若俟其既至，执之罪之，尤非所以昭威信示怀柔也。彼既悔罪输忱，则宥其已往，益足彰我宽仁，而卫拉全部莫非王臣，亦从来未有之事，又何必过为顾虑哉。”乾隆帝力排众议，提出归顺则予以收纳。此在给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谕旨内曾载：“从前尔等逃奔俄罗斯之故，尚欲索取治罪，今因尔等不得安居于俄罗斯，既然亲自乞归，故概不究前逃之罪，不但不治罪，尚且施恩，将尔等同杜尔伯特一样，指给良牧，尔之人群由尔管辖、安居。”这是针对舍楞来归而给出的应对之策，因其自愿归顺而赦免之前的罪责，清朝将这种归顺行动作为“天朝大国”对外藩吸引力的一种展现，此情自然是清朝皇帝所乐见的。不再追究舍楞杀害清朝大臣的叛逃之罪，反而施恩依照安置科布多杜尔伯特之例办理，令他们自行管辖所属人众，以此来消除他们的疑惧之心。但这种恩遇的前提是诚心归顺，若是有可疑之处，则立即剿捕。伊犁将军伊勒图对收纳之事亦持不支持态度，认为这些人行走数月仍没有消息，若是投向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处，约需三个月路程，而俄罗斯使臣相告皆为口头之言，并未见到文书原文，故怀疑此事是否为真。此时还未接到乾隆帝的指示，请旨询问是否接纳，认为清朝与俄罗斯已经订立友好条约，不便收纳脱逃之人，但是现已逃出，为了防止在哈萨克地方滋事不得不接纳。同时提出了安置之策：其一，若是人数过多则不能与伊犁厄鲁特合并安置，伊犁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且伊犁靠近边界不便安置，若是人数过少则可以安置伊犁；其二，可以在遣送头目朝觐时，将他们留京安置，部众安置于察哈尔或内扎萨克等地。可见伊勒图的方案，实则避开伊犁安置，以减少麻烦，并声称在未接到圣旨之前，若他们前来归顺，则令该等留居卡伦之外，俄罗斯若前来索要，则不可安置，亦不加干预，实际上表达不可接纳的态度。当然，其出发点更多是为伊犁边境安全考量。而乾隆帝接到此奏后，认为伊勒图不能办成此事，下旨将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授为钦差大臣前去替换办事，并下谕予以驳斥，重申之前所降谕旨，又重新指示安置方案：东归人众可以归并到伊犁厄鲁特等处，若系乌梁海人则送回原处安置，舍楞、劳章札布、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安置于额尔齐斯等处，罗布桑希努之子则仿照科布多杜尔伯特之例暂行安置。可见此方案与将军伊勒图所奏方案几乎相反，这也成为后面安置东归部众的指导方案。不难看出，此为伊勒图未能揣摩明白圣意所致，乾隆帝曾称此事“不仅关乎我大国之声誉，外藩人等闻之，亦加鄙视也”。“今土尔扈特部众弃牧携眷，远涉前来者，特为承蒙大皇帝恩泽之意。”清朝对诚心归顺之外藩加以接纳，这是“天朝大国”的责任，亦是国力强盛的一种体现。由上可知，清朝从俄罗斯官方得知清朝平定准噶尔时归附俄方的厄鲁特人脱逃之事，俄方特别强调头目为曾叛逃清朝的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可能前往旧卫拉特杜尔伯特处。此举无疑是意指这些人不可深信，加深清朝的猜忌，而使清朝不会接纳他们，甚至诱导对他们进行截堵。此时，清朝自俄罗斯方面获知东归的消息，所以对于东归部众的具体情形不明，导致内部对于是否接纳之事争论不休，特别是得知其中有曾经杀害清朝大臣而叛逃的舍楞后，部分大臣直接表明反对接纳，最终乾隆帝力排众议，从大国角度考虑，对于归顺之人皆应予以接纳，并针对不同情况给出了应对之策，其成为西北边吏处理此突发事件的指导方针。二、东归消息的核实与应对清朝从俄罗斯方面得知东归人众的消息，对于他们是否东来还处于猜测阶段，而他们前来的动机更是清朝所关心的，此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各种消息来判断，以便适时地做出应对策略。随后，据派往俄罗斯所属乌梁海贸易之人返回报告，该处宰桑纳木齐告称，罗布桑希努（即罗布藏舒努）之子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随同俄罗斯出征孔喀尔获胜，在俄罗斯赏赐时提出“与其赏赐我等，不如抚爱我等，允准返回我等旧游牧”，此请求得到俄罗斯女皇的批准。可见清朝派人所探听的消息与之前俄罗斯使者所告是相悖的，实则是一种误导信息。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分析称：“此等言语，乃俄罗斯散布之谎言，恐呼图克纳木齐等投奔俄罗斯人听闻彼等遁逃亦皆逃逸。......彼等或被敌人孔喀尔所败而溃奔，因畏惧俄罗斯，行经其游牧携带妻孥，来觅准噶尔旧游牧，欲归附圣主以期安逸，未可逆料。”即认为这是俄罗斯方面散布的谎言，以此来防止更多属众乘机脱逃，推测他们因畏惧俄罗斯惩罚而来归，这种判断亦得到乾隆帝的肯定。虽然没有探听到有效的消息，但是为了防止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返回旧有游牧处而隐居僻处，专门委员抽调兵丁在境内汗、哈屯等处搜寻打探。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将军伊勒图奏称：“自哈萨克商贾处得悉，土尔扈特厄鲁特，因畏惧随从俄罗斯征讨控噶尔（孔喀尔），故此逃出。恰遇哈尔浑鄂托克之地哈萨克，便沿额尔齐斯河上游，前往伊辛之克孜尔、雅尔地方奔去。”从哈萨克商人传递的消息表明，这批人众脱出俄罗斯是实，且向他们西迁之前的旧有游牧处行进。为此，乾隆帝专门指示：“伊等既然如此乞来，办理此事，并非有难，尚不需怀疑伊等矣。只从内部小心提防办理。倘若泄露防备伊等之意，则使伊等更加疑惧，于事不利也。”并给钦差大臣舒赫德下谕，若该众来归则予以安抚。此时，清朝对东归之人的具体情况还并不清楚，皆为间接打探到的消息，所以这种无须怀疑也是有前提的，即诸台吉头目亲自前往朝觐，将是否敢于朝觐作为他们是否真心归诚的试金石。不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安泰接到来自哈萨克使者的递文，据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报：阿布赉、阿布勒必（比）斯等派遣哈萨克肯泽哈喇、布鲁特等来告称，土尔扈特部众自俄罗斯脱逃，杀死我部众，抢掠马二三千匹、羊数万只，阿布赉与土尔扈特交战，歼擒四百余人。询据告得，其为首者，有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索诺、舍楞三位头人，男女共八九万户。等语。先曾往此而来，后又返回沿巴尔喀什湖西北行进，往沙尔伯勒而去。哈萨克使者传递相对确切的消息，使清朝进一步确认东归属实，为首者有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索诺（疑为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人，属众八九万户，哈萨克阿布赉曾与之交战，因受到哈萨克的阻截，而转向沙尔伯勒方向前去，可能前往伊犁地方。哈萨克使者除了传递消息外，亦表达了阿布赉请求清朝出兵攻打的建议，且称“土尔扈特大众无数，此来未知意欲何为，如用哈萨克帮兵劫掠，情愿效力”。对此，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认为东归之人与清朝并无矛盾，且雍正年间曾派遣使节前来，今因不堪忍受俄罗斯而来，不应攻打他们。不过，哈萨克阿布赉、阿布勒比斯等领兵堵截的行为却得到清朝的赞许，称此举与清朝派纳旺等人前去哈萨克的目的不谋而合。伊勒图等又称：“兹据尔等告称，厄鲁特绕巴尔喀什湖往沙尔伯勒方向而来。由此观之，又有可能途经尔等游牧。厄鲁特业已骚扰尔等游牧矣，尔等岂能坐观其他游牧再遭迫害乎。卓尔齐既已备兵，相应尔等仍速返回，卓尔齐立即率兵，或前去堵截，或尾随追逐，则有利于尔等游牧哈萨克。”即准许哈萨克等对他们的大肆抢掠。伊勒图曾解释如此处理的缘由：“今土尔扈特来自异域，素知伊犁多兵戍守，断不敢稍萌异志，况其内或有从前惧罪逃往之徒，心存疑二，故使哈萨克前来探听消息，亦未可知，若从所请，姑备以兵，土尔扈特闻知，徒生疑惧，或致酿成大事，所关非细，无论虚实，应先示之诚信，以昭怀徕，如此则土尔扈特虽有异志，亦可化现天良，保无意外之虞。”这实则表达了伊勒图怀疑东来之人的目的，从而采取保守策略，由此保证进退皆可。哈萨克多罗特拜之子玛尔罕亦前来报称：“从俄罗斯逃出之厄鲁特舍楞，留其户口，率兵万人，向沙尔乌苏、阿克雅尔地方前来之时，掠夺哈萨克羊只二千。据说，阿睦尔撒纳与舍楞同在一处，阿布赉已领兵二万，前往迎战。”此报指出为首者是舍楞等人，伊勒图认为舍楞前因杀害唐喀禄而逃，表明并非真心归诚，奏请对其加以防范。对于所提及的阿睦尔撒纳，其人早已去世，清朝曾派人验看尸体，认为此系哈萨克假借其名来恫吓众人。但玛尔罕所递消息可与肯泽哈喇、布鲁特所告相互印证，更加确信东归属实。乾隆帝虽然称：“若舍楞向我等恳请归顺者属实，伊即便掠夺哈萨克，我等只当不知，我暗中防范，尚不需派兵援助哈萨克。”但却给纳旺、绰尔本等递信，令他们告知哈萨克：“今舍楞已夺尔等之羊，尔等亦理当报复，尽量掠夺舍楞，尔等掠夺舍楞后，一切俘获，我大国将军、大臣等，一点不取，俱赏尔等。”质言之，清朝默许哈萨克等攻掠舍楞，企图利用哈萨克来削弱舍楞的力量。可见哈萨克使者传递的消息极大影响了清朝的决策，给出了准许他抢掠东归人众的对策，此举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判断。其一，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方面的消息，皆强调其中有曾背叛清朝之人，从而误导了清朝的判断。哈萨克使者布鲁特曾密告：“近日阿布赉所告之言，均系激怒将军大臣者也”。渥巴锡等人东归后，钦差大臣舒赫德亦奏：“观察阿布赉，人奸狡猾，伊担忧此厄鲁特前来，我将其收容后，对伊无益，即肆意造谣。并遣卜鲁特、肯泽哈拉等，声言求我遣兵，专系激我之意，此断不可相信。”由此可知，哈萨克等传递的消息中隐瞒实情较多，且更多地提及与东归部众的交战情况。其二，东归部众事先并未向清朝通信，且有抢劫俄罗斯、哈萨克等情，人众多达八九万户，而此时清朝在伊犁的驻防官兵不过万余人，倘若出现特殊情况，伊犁驻军力有不逮。对此，舒赫德曾奏：“现倘若此等厄鲁特诚心前来归顺大皇帝，则彼等务必事先差人。若不派人进入我地界肆意骚扰，则我等必调大军剿灭，断不轻易饶恕。”这表达了清朝对前来之人动机的不确定性。基于以上情由，清朝才默许哈萨克等的劫掠行为，客观上导致了东归部众的重大损失。乾隆帝虽然对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的奏报给予肯定，但同时从大国君主的角度给出指导方针，在军机处寄给参赞大臣安泰令其晓谕哈萨克的谕旨中曾载：我大圣皇帝，凡天下外藩之众，倘若诚心投降，皆同样施恩抚爱。譬如，尔等哈萨克，因恭顺归附之故，数年屡施重恩。今土尔扈特部众弃牧携眷，远涉前来者，特为承蒙大皇帝恩泽之意。尔等截击伊等者，则乃为非也。今若此等厄鲁特归顺我朝后，将尔等这般行为，尚且理当治罪于尔。现在此等厄鲁特，尚未抵达我界，且伊等又劫掠尔等畜群羊只，我等不究则已，岂有反遣兵丁征伐伊等之理乎?尔等阿布赉所求告之言，专为我大国派兵征讨土尔扈特后，尔等想从中渔利，此乃断然不可。上述谕旨反映了乾隆帝在确认东归属实的情况下，重新给出应对之策，转为谴责哈萨克的截击行为，并指出倘若这些人归顺清朝，那哈萨克的行为应当治罪。为了防止哈萨克用言语欺哄在纳旺等人答应发兵截击的请求，专门给舒赫德以应对之策，重申赦免舍楞之罪，以此来招诱他们前来归顺。乾隆帝如此决策与重新评估当时的形势有关，“土尔扈特之众，恳请来降者，尚且属实。何以言之，伊犁这一边陲之地，若为荒地，则土尔扈特之人，怀有占其旧牧场之念，难以预料，然今伊犁之地，已驻重兵，修筑城池，伊等明知有将军大臣驻守，岂有弃牧携眷前来者，此尚无甚可疑之处”。这是对之前伊勒图、舒赫德等人顾虑的回应，肯定这批人众东归属实。并判断：“朕意，伊等来投为九分，怀疑为一分耶。”此举与之前默认哈萨克的截击行为实则并不冲突。在伊犁等处驻防有限条件下，面对如此大批人众前来，哈萨克的劫掠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反而有利于清朝对他们的接纳安置。此时哈萨克阿布赉已经臣服清朝，虽然抢掠东归人众，但又不得不揣测清朝的态度，在未得到清朝的态度之前，还不能随意下决定，特别是其与渥巴锡等人会面后，其态度随着发生转变。此在钦差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奏报询问渥巴锡来归情形之折中有所反映：阿布赉等意欲行抢，渥巴锡、舍楞率数人亲自去见阿布赉等告称，我等均系往投大圣皇帝之人，尔等亦已为大圣皇帝属众，将尔等皆封为汗、王、公、大员，我等均系大圣皇帝属众，尔等意欲如何，现即将我等缚往，我等在尔等游牧界内哉，去往何处耶。不然，准我等通过。言毕，阿布赉等虽（当作隨——引者注）即率兵返回。此前哈萨克阿布赉抢掠土尔扈特等部，除了自身贪得利益外，还一定程度上履行俄罗斯令其截击的藩属义务，得知渥巴锡等是归顺清朝前来，害怕受到清朝的责难而不再攻掠，实际上是奉行平衡术的体现。而他部之哈萨克并非如此，仍继续攻击该部。不过，哈萨克阿布赉的撤兵，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东归部众的损失和前进的阻力。伊犁参赞大臣巴图济尔噶勒认为这些投诚之人不可深信，奏请由喀尔喀等处选派二万兵备用，但乾隆帝却认为：渥巴锡并未犯罪，舍楞前虽获罪，迹似可疑，但其属下能有几人？渥巴锡既已投诚，舍楞势孤同来，亦应有之事。若谓俄罗斯明知伊等投诚，佯为不知，或同商伪顺，断无是事，朕谓其投诚十分之九。......倘舍楞稍存异心，尔等乘机投间，令伊等离异。舍楞属人无多，尔等会同渥巴锡合兵办理，亦不费力。若渥巴锡、舍楞均无投诚之意，即须酌量整兵重惩。此表明乾隆帝认为这些人归顺是实，但亦给出了应对突变之策，选取官兵一万名作为防备。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策伯克多尔济率第一批人众到达察林河畔，声称是为归顺清朝而来，至此清朝最终证实了东归部落的动机，从而开始筹办接纳与安置事宜。并派人前往哈萨克传谕，令其停止攻掠，放行后续东归之人。与此同时，先发制人与俄罗斯交涉东归人众的归属问题。可见，在接到俄罗斯使臣的报信后，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曾派人前往俄罗斯所属乌梁海处探听消息，但最终所获消息价值不大。陆续从哈萨克脱回的厄鲁特人，以及哈萨克商贾等，给清朝传递消息表明这些人确实东来。特别是哈萨克阿布赉、阿布勒比斯、多罗特拜等人的报信，使清朝得到了相对准确的消息，对后面接纳和安置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核实东归之事，清朝曾派纳旺、绰尔本等前去哈萨克阿布赉处探听消息，但在纳旺等抵达哈萨克之时，土尔扈特部首批人众已抵达察林河畔，所以最终探得的消息滞后且有误。这说明清朝对于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事先未能知悉，再加上清朝获得的消息十分有限以及俄罗斯、哈萨克的有意误导，其间对于东归部众前来的目的有所猜忌，但是乾隆帝最终展示了其高瞻远瞩、大国胸襟，做出了比较正确的决策，可以说在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应对与接纳安置上，乾隆帝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三、留居额济勒部众东来之传言土尔扈特等部自额济勒起程东归时，对岸万余户人因河水没有结冰而未能渡河。不过，在清朝安置东归人众之时，却从哈萨克使者的口中传出了这批留居之人欲归顺清朝之事。随后，清朝陆续获得的各类消息中亦有此说，为此，清朝一边派遣纳旺等人前往哈萨克打探消息，一边筹划这批人众的安置事宜。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据前往哈萨克越冬地方征收赋税之侍卫岱林报告，返回途中遇见哈萨克使者布鲁特对其言称：“土尔扈特一支万余户又迁徙前来，现前至乌里噶克查木都地方，差派使者向阿布赉呈献一妻子、一马匹作为礼物。使者言称，之前我们土尔扈特渥巴锡、舍楞等征讨你们而出，并非确实征战你们，请在你们哈萨拉克巴彦额拉处越冬。”哈萨克使者布鲁特抵达塔尔巴哈台后又告称：“土尔扈特差派使者告称，我们兄长之子渥巴锡已经归附大主，我们也寻来归附。”后经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询问得知，布鲁特系哈萨克阿布勒比斯派来请安之人，此消息是从哈萨克阿布勒比斯所属哈萨克图伦都处听说，而哈萨克图伦都则得自于哈萨克阿布赉所差之人。可见其间此消息经过多次转述，其真实性已经值得怀疑，但似乎因为是阿布勒比斯遣派的使者所报，且转述得有模有样，所以参赞大臣伊勒图与将军舒赫德皆判断这些人来归的可能性较大。为了获得进一步消息，特令哈萨克使者布鲁特返回核实后再行呈报，同时筹划派人前往哈萨克打探具体消息。随后舒赫德从哈萨克卖出之厄鲁特都布珠尔处得知，俄罗斯曾向哈萨克阿布赉差派使者，令其拦截从额济勒脱逃之二万余户土尔扈特人，这使清朝进一步确定了这批人众东来的真实性。考虑到他们滞留在哈萨克地方，虽然阿布赉、阿布勒比斯因他们归顺清朝而来并未大肆抢掠，但难保不会发生互相抢掠之事，故奏派领队大臣纳旺等人前往该处嘉奖传谕：“尔等兄弟闻得土尔扈特等人归附大主，并未用兵，指地越冬，甚好，此方感激朕恩，久蒙恩泽之道。彼处我等大臣等奏报后，朕甚嘉奖尔等，现遣人赏赐尔等绸缎，尔等应好生照看，早日遣往伊犁地方。”可见名为嘉奖，实为打探消息。乾隆帝特意吩咐纳旺等人，若获得确实消息则即刻前往迎接，晓示大主之恩，令他们早日东返。新疆边吏等皆判断留居额济勒之人来归的可能性较大，这导致乾隆帝未曾怀疑消息的真实性，反而指示舒赫德筹划即将来归之人的接纳安置事宜。为了制定合理安置方案，分别令舒赫德向渥巴锡询问、福隆安向喇嘛雅兰丕勒询问这批人众情形。据雅兰丕勒告称，留居之人有一万三四千户，其中有渥巴锡亲叔彦德克，策伯克多尔济之叔阿萨尔虎，及其弟玛锡，杜尔伯特台吉特恩德克乌巴什、秦德恩，恭格之亲叔特克，和硕特台吉札木章等重要头目。乾隆帝据此认为彦德克为大台吉应封郡王或贝勒，其他人则按属众多寡酌定品级，并指示按照渥巴锡之例，对彦德克、阿萨尔虎、玛锡等人进行间隔安置。不过，雅兰丕勒所报多有谬误，随后舒赫德从渥巴锡处得到了较为详细的情形，其中有土尔扈特渥巴锡之叔彦德克，彦德克子阿萨尔虎，渥巴锡侄子玛锡；和硕特恭格远亲札木章，班济瑚之叔特克；杜尔伯特特恩德克乌巴什、秦德恩，共有大台吉七人，属众一万八千余户。乾隆三十七年二月，舒赫德从哈萨克卖出的二名渥巴锡之人口中得知，自额济勒脱出二三万户土尔扈特前至哈萨克哈喇库勒地方，因被哈萨克大肆抢掠，故派使者向阿布赉呈献礼物以求通过。继而，又从哈萨克卖出渥巴锡之人处询知，他们曾在哈萨克听说去年额济勒土尔扈特全部寻来，前至哈喇库勒地方越冬。这些人被哈萨克头目抢掠留作仆人使用，对该处情形较为了解，从而使清朝更加确定留居之人寻来是实。舒赫德把此消息告知渥巴锡等人，他们纷纷表示欢悦，为此乾隆帝称：“渥巴锡此异常欢喜者，特为其骨肉能团聚一处，又重获其村俗（属众）也，今如全不得相居一处，而远隔之，则使其满怀热望，突泼冷水，必然致使肆意生疑，反而于事无益，故仍迎合伊之欢乐之心办理为是。”并指示：“若系渥巴锡正式世仆村俗（属众），则无它言，理应拨归与伊，若于台吉之中，实有其亲叔或近亲，也无不可同居一起，如果一般远族，非亲骨肉，则又不须固执聚居一处，另外居住均可。策伯克多尔济之村俗（属众），和硕特之台吉等，亦均应如此料理。”改变了之前分隔安置的方案，欲将他们归并到原来的部落或亲属之中去。领队大臣纳旺等人抵达哈萨克询问阿布勒比斯此事，阿布勒比斯言称：“闻得去年额济勒存留土尔扈特脱出，于哈喇淖尔地方越冬，迄今再无消息前来。”因此纳旺等人并未得到进一步消息，故又前往哈萨克阿布赉处打探。而在哈萨克使者布鲁特返回后，向阿布勒比斯提及留居之人脱出之事，阿布勒比斯称：“去年八、九月间，系往来哈萨克如此任意胡说，迄今并未闻得确实消息，我想此系谣言。假若确实，俄罗斯察罕汗必定会致书于我，之前脱出土尔扈特一事，俄罗斯察罕汗曾致书于我，令我截击土尔扈特等，并将擒获之大头人解送与他。现若此事确实，亦必定会致书于我。”可见阿布勒比斯对这批人东归之事并不知晓，认为这是哈萨克的谣言，此种回复实际上是对之前留居额济勒土尔扈特前至阿布勒比斯地方的种种传言加以否定。同年八月，舒赫德奏报并未获得额济勒土尔扈特东来的消息，至此清朝确定此消息为假，可能是哈萨克等人的谣言。而俄罗斯方面亦收到此类传言，据俄人帕里莫夫曾称，维杰列夫向别克托夫报告杜尔伯特乌芦斯打算脱出，而且吉尔吉斯人的消息中亦称额济勒留居之人打算逃走，后自哈萨克返回俄罗斯的卡赞巴也夫报告，清朝派五十人组成的使团到阿布赉那里，希望准许留居俄国的土尔扈特人通过，俄罗斯为此将彦德克、阿萨尔虎、策伯乌巴锡等分别囚禁起来，杜绝此类事件发生。乾隆四十年，从俄罗斯来投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克车凌曾报告：“汗渥巴锡等寻往内附大主后，俄罗斯察罕汗差人于额济勒河边建立防护卡伦，余下土尔扈特等在额济勒河这边并无游牧地，全在额济勒河那边游牧。......俄罗斯又差人于我等伊斯塔尔皮里等处驻扎，监视土尔扈特等，看管驻扎月余，因未有行动迹象，方才返回。”可见渥巴锡等东归后，俄罗斯已经加强防范，故也不可能再出现大规模脱出之人，因而留居额济勒部众东来的消息应为谣言无疑。四、结语自清朝获得俄罗斯报信厄鲁特人脱逃，直至土尔扈特等部抵达察林河畔，其间不过两月有余，加上中间传递消息所费时间，留给清朝统治者思考的时间很有限。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清朝内部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尤其是得知其中有叛逃清朝的舍楞等人，关于是否接纳东归之人的争论纷起。一部分大臣以这些人中有曾背叛清朝之人，而且前来目的不明，清朝与俄罗斯有不收纳逃人之约，因而反对接纳东归之人，但是乾隆帝力排众议，主张归顺则予以收纳，并针对大臣所虑给出解释和对策，这为接纳土尔扈特等部定下了基调。在哈萨克等方面报信中表达了这些人前来图谋不轨之意时，乾隆帝却给出了“投为九分，怀疑一分”的论断，因而乾隆帝在处理东归问题上尽显出统治者的智慧。何秋涛曾高度评价道：“高宗之处土尔扈特也，可谓仁如天智如神矣，始闻归顺之信，方嘉其携孥远来之意甚诚，即察其阽危求息之情甚惫，盖各大臣遵旨设汛侦探，于俄罗斯之兵追，哈萨克、布鲁特之劫掠，皆已洞悉其情状。”从处理土尔扈特等部东归消息可知，清朝事先对他们的东归并不知晓，从而不得不怀疑他们前来的目的。而俄罗斯的文书、哈萨克传递的消息中皆强调为首的是曾经叛逃清朝之人，意指他们前来的目的不纯，进一步误导了清朝的判断。这种怀疑贯穿了清朝对东归应对策略的始终，影响了东归之后安置和管理政策的实施。正是如此，使得这个话题被国内外史学研究者所聚焦，因立场不同而产生了各种认识。无论到底东归目的为何，但是他们抵达伊犁后诚心归顺清朝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最终他们用实际行动验证了乾隆帝所说的“终焉怀故土，遂尔弃殊伦”的论调，他们这种对祖邦故土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保证了在他们东归后的百余年内的安定与和平，即使在清末新疆动乱期间，其对清朝国家的认可和向心力仍不曾减少，积极参与清朝对新疆的收复与治理。可以说，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极大巩固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欢迎订阅《清史研究》杂志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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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桑兵，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历史学院）。原文载于《清史研究》2022年1期，注释从略。

现象作一考察，具体包括配婚汉女的来源、配婚对象的身份、配婚制与满洲领主制的关系、配婚制的终结。以此为切入点，说明康乾时期满洲领主制逐步衰落大背景下，满洲皇室奴仆（包衣）的身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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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华民国民法》颁布才宣告终止。清代民法具有以下特点：民事法律渊源的多元化；以儒家礼法文化作为民事法律的指导思想；重视宗法族权，以家法族规补充国法；因案生例，循变立法。

康有为弟子在湖南时务学堂传播康的思想，继续讲授“洪水说”，强调了夏禹，强调了洪水之后方有人类。而与地层加厚、水气互换相类似的说法，康在万木草堂亦有讲授。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戴修礼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