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的中国——富平安的中国记忆

文汇学人 2020-08-21

写在前面的话

富平安（Anne Swann Goodrich）是我们的母亲。她希望读者能够了解，在美国，有很多人非常敬佩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成就。母亲的整个人生，都在讲述她对中国及其历史和民众的热爱和兴趣。她一直希望能在她的丈夫[中国历史学教授傅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博士]退休后，与他一起回到中国去生活。尽管未能如愿，她还是怀着这样的心意，在1980年代两次回到中国，一次是和丈夫一起，一次是在丈夫故世后，她带着一个大家族回访了中国。她出版的著作，旨在增强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欣赏；她也热切地为所有对中国感兴趣的人们宣讲中国，为学校里的孩子，向教堂里的教友，甚至专门回应前来咨询的记者们和学者们。102岁的时候，她做了最后一次演讲《中国对西方的贡献》。我们希望她的自传的发表，能够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有所助益。

哈伯德·卡林顿·古德里奇（Hubbard C. Goodrich）

和安·古德里奇·琼斯（Anne G. Jones）

2020年5月7日母亲节前夕，时年88岁，于美国缅因州

我一生的中国——富平安的中国记忆

富平安 | 文

李明洁 | 编译

尽管过去一些年也写过一些经历，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我的一生给记录下来。但我还是被鼓励着去回忆一些重大的事件和想法，包括我生命中的那些里程碑。也许是因为我到了107岁的年纪（译者注：此回忆录写于2002年），毕竟经历了毋庸置疑的最有趣的一生。

| 长大成人 |

我的父母我能说些什么呢？我想我的母亲也许是最好的母亲吧。他们都出生在佛罗里达，结婚的时候还很年轻，差不多18岁到22岁吧；所以，我的根是在佛罗里达的。1895年7月4日，我，安·帕金斯·斯旺（Anne Perkins Swann，译者注：这是她婚前的原名，婚后随夫姓，改称Anne Swann Goodrich）出生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Jacksonville）县的费尔南迪纳海滩（Fernandina Beach），就是现在的阿米莉亚（Amelia）岛。父亲是一名药剂师。除了为教堂做点事情外，母亲没有出外工作，这在当时是蛮典型的。

我母亲1907年4月1日，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的罗兰公园（Roland Park）去世。她刚到39岁，而我还不到12岁。我的父亲1910年1月1日在他45岁时去世，我才14岁。我是极为幸运的，伯父和姨妈都很关心我，帮我渡过了这些困境并长大成人。

我母亲去世后，她的姐姐安（译者注：Anne Perkins）把我带到她家，我的名字就是由她而来的，安也是我曾外婆的名字，我一直喜欢我的名字，安，在汉语里是“平安”的意思（译者注：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新近见到的档案显示，她的中文名字叫“富平安”，本文采用她的中文名。之前有根据音译称她作为安·丝婉·富善、安·斯旺·古德里奇，她也常被称为傅路德夫人）。她把我送到位于新泽西州普兰菲尔德（Plainfield）市的哈德里奇（Hartridge）寄宿学校，我就是在那里接受的中学教育。我在那所寄宿学校四年，直到毕业。那所学校太棒了，毕业生都很容易被大学录取。毕业以后，我去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又学习了四年，我的重点专业是美国历史，1917年从瓦萨学院毕业。在瓦萨，我第一次听说了哈里·爱默生·弗斯蒂克（Harry Emerson Fosdick），他在那一地区传教，我读了他的书，他对我的一生影响甚大。

瓦萨之后，我去了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院。开始的时候我修读体育教育，但后来发现不及我对基督教教育的兴趣大。我就综合两者，但都没学进去多少。我从教育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尽管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颁发给我呢！为了学位，我还在联合神学院修读过课程，包括最后几年在联合神学院的夏季课程。

| 到中国去 |

过去很长时间，我都盼望着从事传教工作；而且我很想去中国，到底为了啥我也不知道。我尝试着去印度，还有一些其他地区，那时在美国公理会（American Board of the Congregational Church）的名单里有的，我都写过申请信，但其实，我对那些地方不是那么提得起兴趣。然而公理会并没有录用我，我后来去了圣公会教会（Episcopal Church），事情才有了转机；我本想看看他们会不会要我，后来我倒是成了那里的教友。

我去了圣公会的教会，我们都确认我当时还不是圣公会的教友！我那时候就说圣公会是我的教会就好了，可是我说了“不是”。

公理会对圣公会的态度普遍是迁就的，这是他们现代精神的标志。我后来被公理会差会（Congregational Mission Board）给录用了，原因只有一条，就是弗斯蒂克博士给我写了个条子，说“如果你们能要她，就要了她吧”。

我的家人得知我想去中国做传教士，这对我那有世俗之见的大姨是个打击，她觉得这很危险，而且是对长相和教育的浪费。因为那时我都25岁了，也许大姨对我还能体面地嫁出去都绝望了。不管怎么说，我姨觉得这个想法不好，而且坚决反对，倒是另一位伯母（译者注：Elizabeth Swann）同情我的志向。

因为我的家人反对我去中国，我就去找了我上过的中学的校长。她的建议是叫我等到25岁，那样我就能明确地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了。我就一直在曼哈顿的第一长老会教堂（First Presbyterian Church）做事，直到25岁我去了中国。我在教堂的主要工作是组建一支女子篮球队。哦不，我从未成为过篮球队的核心人物，我最高也就长到过五英尺四（译者注：约1.63米）。另外，我当然也教主日学，我把它发展了起来，而且越办越大。

当我被美国公理会海外传道部[American Board for Congregational Foreign Missions，译者注：后来叫做联合差会（United Board）]派往中国时，我满脑子兴奋，想象着北京一定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城市。

在开始讲述我的传教士生涯之前，我必须承认我觉得我是个很糟糕的传教士。我原本是要在女子高中教英文的，而且我也努力过了，但我觉得我做得并不好。

但是他们给了我另外一份工作。尽管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译者注：美国社会学家，1917年至1919年首次到北京调研，1921年出版《北京的社会调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这个名字有些人都没有听说过，但他在中国的城市中率先对北京进行了社会调查。

一个工作坊建起来了，赤贫家庭里的妇女都过来做刺绣活儿。我被分到的第一份工作是进去带她们做操，因为她们整天都弓着身子在那儿做针线活儿，需要站起来伸伸胳膊。然而，她们主要的活动却是放声大笑！首先，她们觉得这样的运动太可笑了，其次，她们笑我的汉语说得笨嘴拙舌，我在语言学校只学了一个月的中文。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哈哈大笑半个小时。

我没有被要求去传福音，这不是派我来的公理会的工作重头。我只是在北京的国立中文大学（National Chinese University）教过一节《圣经》课，我知道那些男生是为了学英文来的。那节课是讲阿摩司书（book of Amos），选这个主题是想告诉他们，一座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

| 在中国成家 |

我第一次去中国在那儿呆了五年，后来我再次去又多呆了两年。

我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是单身，但到了北京三年以后就结婚了，就是在那里我遇见了我的丈夫，在中华医学基金会（Medical Board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工作的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译者注：1894—1986，中文名也作傅路德、富路特）。“L”是指“路德（Luther）”，尽管这个全称几乎没用过。

他从事的工作带有“传教”性质，这仅限于说他要代表教会医院去向洛克菲勒做汇报，看它们是否应该得到经费，不论开办这些医院的目的是为了医疗还是为了传福音。洛克菲勒基金会对投资医药业和改进农村的大众卫生状况，都是很感兴趣的。

我是1923年2月2日在中国北京结的婚，那一年我28岁，和我的丈夫同年。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哦，他的父母是传教士，就住在我居住的学校对街的院落里，很难“不”遇到他。而且，我必须说，他很有女人缘！

在北京我遇到了我未来的婆婆撒拉·伯德曼·古德里奇（Sarah Boardman Goodrich），她也是传教士，而且是在中国行动着的力量。她是一位“妇女解放者”，在人们还不明白这个词的意义之前她就是了。有一次，为了筹钱建黄包车夫的一个庇护所，她督请当地的负责人和她一起在那里过夜，想让他看看那个地方有多冷有多破。负责人不肯去，但拨给了她筹建庇护所的款项。我一直是在干实事儿的女性身边长大的，有学习的好榜样。就像哈里·爱默生·弗斯蒂克启蒙了我的思想一样，我的婆婆由里到外的做派也影响了我，我的女儿安（Anne）就是这么说的。

我结婚的时候，原本准备在北京能找到啥就穿啥；但我的大姨没有听见我的想法，她给我寄来了华丽的婚纱和面纱，是纽约最时髦的款式。我的姨妈想要我在那一天美美的！她还给我寄来了一顶用羽毛装饰的帽子，在结婚旅行时可以戴着拍照相用的；但我当时却是穿着工装裤，因为我们到一个陵园里去野营去了。这听起来很吓人，但是中国的陵园是不一样的，那里还有小屋子可以租住。人们听说我们去了，小孩子们都跑出来欢迎我们。太棒了！

在和卡林顿约会以前，我从未骑过马。他常带我出去骑马，体验体验。我们去到北京的城墙外，骑马穿过开阔的原野。有一次，我跟着他疾驰；当他和他的马跃过一段土沟时，我完全没有选择只能是跟过去。他回头看见我离开马背悬在空中，事后他惊呼，看到我正正好好地落回去，他是多么惊讶。我们每天都在马背上，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在传教工作中，生发出了对中国人民的热爱以及对他们的信仰的痴迷，那些神都是某段时间里曾经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真人。食物太棒了，没有比中餐更好吃的了；而且中国人是那么可爱又善良。除了可怕的卫生状况，我几乎爱上了北京的一切。当我回顾我做过的各种事情时，我的女儿安提醒说我还曾得过“华北潜水冠军”呢。我丈夫那时在上海，他是从报纸上得知我获奖的消息的。

当我们还在中国时，我和我丈夫成了家，最后养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最小的孩子是双胞胎安（Anne）和哈伯德（Hubbard），1932年出生在中国，哈伯德比他妹妹早七分钟出世。结婚以后，我就不大做传教士的工作了，除了还去那个小作坊，帮那些女人在做针线活儿的间歇时间里，做些伸展运动。那时起，我的工作更多是自愿性质，教会不再付报酬了。

后来，我们又回到中国住了两年，那次我们回去，是因为我丈夫要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他也在语言学校教课，那时候变成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一部分。他拿着奖学金，不再受雇于洛克菲勒基金会了。

| 中国在我们的美国生活里 |

我丈夫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检查基金会在北京设立的医院的卫生情况，也被分配做些其他的工作。基金会结束了他在中国的工作后，付了他一年的薪水；然后我们就回到纽约落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我丈夫学习中国历史，同时也教汉语，因为他说汉语。随后，他在哥大获得了博士学位，也开始改进东方历史的课程，并在那里到达成功的巅峰，成为“丁良讲席教授”（译者注：丁良，Dean Lung，也作丁龙，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即后来的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创建时的最初捐款人，后用之冠名讲座教授职衔）。他做了37年的系主任，直到退休。很偶然，我丈夫早年的一些学生还和我保持着联系，这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我的女儿安记得她的父母都是社会活动家。当日本拔出刺刀时，我在美国印刷传单，呼吁民众不要把金属废料卖给日本以制造战争武器，也不要买他们的丝袜，因为这些钱会被日本用于战争。

我在中国的时候开始对中国人的信仰感兴趣，这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关于中国人的信仰，我写了四本书（译者注：除了一本没有出版外，其他三本均由“华裔学志”出版，分别是1964年的《东岳庙》、1981年的《中国地狱：北京十八地狱庙与中国人的地狱观念》和1991年的《北京纸神：家庭祭拜一瞥》），包括一本关于北京东岳庙的，那是一座综合庙宇，被毁掉了，后来改建成一座博物馆（译者注：东岳庙，现在是北京民俗博物馆的所在地），用了我的书做修复的参考。现代化的西式建筑毁坏了北京的特色。没有了中国艺术和建筑元素的北京，我认为是令人伤感的。故宫还在，现在是个博物馆了。我最近的一本书《北京纸神》，是关于灶神和其他家庭祭祀的神祇的，是在我95岁的时候出版的。103岁我写了我最新的文章（译者注：《妙峰山》，发表于1998年第1期的《亚洲民俗研究》学刊）。

我得到并保存了很多年的特殊物品中，也许首要的，是我的婚纱，现在还在。结婚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还穿过它。很多东西我都保存至今，因为它们对我有意义。其中有一块中国长城的砖，是我的公公（译者注：Rev. Chauncey Goodrich，中文名为富善神父，汉语和合本《圣经》翻译工作的主持者之一）从一大块墙体上切割下来的一小块。几年前在佛罗里达州的安娜·玛丽亚小学演讲，我把它和其他东西一起带了过去，就这块砖，激起了孩子们最大的兴趣。虽然我听说长城是能从太空上唯一能看到的地球上的物件，但我觉得其实很难，因为很多城墙都在树丛里面了。

曾有人问我一生中是否有什么事情是我想做而没有机会做的，我不得不说，所有我想做的，我都做过了。我不介意重过一遍我大部分的生活，比如从我去中国，认识我丈夫，到他去世的1986年。我生活的大部分快乐源于他，他甚至在我的书籍的出版中也尽了力。我知道生活在改变，而且你除了随机应变并无他法。我喜欢我见到的很多变化，我也觉得世界正在变得更美好。

译者注：富平安女士（1895—2005）的自传写作于2002年，至今尚未公开发表。2020年5月，经富平安的儿子哈伯德·卡林顿·古德里奇先生和女儿安·古德里奇·琼斯女士书面授权翻译许可，并允许编辑出版。原文较长，这里仅节录与中国相关的生活经历，并经译者整理编写。原题为《富平安自传》，现标题（含小标题）和图片说明为译者所拟。

图1: 约1931年，富平安在北京参观寺庙。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西德尼·甘博照片专藏慨允使用

图2：1987年富平安带领家族11人回访中国，参观由她婆婆撒拉于1904年创立的“安士学道院”，1926年更名为“富育女学校”，即今天的北京市通州区第二中学前身。哈伯德·卡林顿·古德里奇慨允使用

图3: 1923年富平安与富路德在北京举行婚礼。安·古德里奇·琼斯慨允使用

图4: 2020年2月29日，安和哈伯德兄妹俩在美国缅因州。他们手里拿着的分别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与中华书局2018年合作出版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史带东亚图书馆藏门神纸马图录》，富路德著、吴原元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中华民族简史》和安·丝婉·富善著、李锦萍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东岳庙》。摄影：李明洁

（本文图片经授权使用，请勿转载）

陈毓贤 | 美国早年汉学家富路德的家世

《文汇报·文汇学人》富平安 | 我一生中的中国编译 | 李明洁译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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