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辉 | 近人所涉伯希和资料片断 | 自由微信

胡文辉 | 近人所涉伯希和资料片断

文汇学人 2020-08-21

藏经洞中

在近代西洋汉学史上，伯希和自是第一流人物，与中国学界交往亦多，加之其敦煌“盗宝”经历，在中国更是流芳遗臭，声名远扬——我才发现，本土有家公司干脆将他的名字做成了户外服装品牌（PELLIOT）。不过，虽则关注者众，但对其中文史料的挖掘仍未充分。近年中译的《伯希和传》（弗朗德兰著，一梧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本非学术性的传记，其于中国方面的文献更几无所及。历年浏览近世文献，于其资料偶有小获，姑辑录于此，附以简单评述，仅供学界参考。

汪荣宝日记1909年10月5日（旧历八月廿二日）：

早起。闻法国人伯希者在敦煌石室中获得古书数十种，大半寄回本国。今其人在京，尚携秘笈十余种，都中士大夫嗜古者争往求观。昨金巩伯电约，今日午前八时至十二时均可往观。十时顷诣八宝胡同访之，得见唐写本《书·顾命》一页（内异文甚多，“率循大卞”作“师循大法”）、唐绣《佛说斋法清净经》一卷、唐写《老子化胡经》；又唐拓太宗《温泉铭》、柳公权书《金刚经》、《化度寺碑》残本，均精妙无伦；又宋刻（太平兴国五年）《大随求陀罗尼经》数种。罗叔蕴参事为作书目，中有数种已付照印云。（《汪荣宝日记》，《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本丛书》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韩策、崔学森整理《汪荣宝日记》，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64－65页；赵阳阳、马梅玉整理《汪荣宝日记》，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

按：伯希和是在携宝消息为中国人知闻之后，才在北京的不同场合披露了部分敦煌遗物（参孟宪实《伯希和、罗振玉与敦煌学之初始》，《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七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此可谓敦煌学史上的大事件。作为现场亲见亲闻的记录，罗振玉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最为世人熟知。此外，恽毓鼎、缪荃孙日记各有详略不同的记载（参孔祥吉《敦煌莫高窟与法人伯希和》，《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版；荣新江《北京大学与敦煌学》，《敦煌学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而汪荣宝这段日记，似为论者未及。

汪康年晚年札记有云：

法人伯希和得甘肃敦煌石室之古物至京，京朝士大夫多与游，伯语及石室中剩物尚多。或曰：“当电托彼中官场致之。”伯晒曰：“吾辈万里辛勤，侥幸乃得此，君辈乃欲一电致之乎？”（《汪穰卿笔记》卷三，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77－78页）

按：汪康年所言近于野史，未必可信，倒是可见他对中土学者的官僚本位与书斋本位抱有反省之意。除了伯希和之外，汪康年笔记尚有斯丹（即斯坦因）、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的身影（皆见卷八），也值得留意。

严修1913年陪同袁世凯三子克权、克桓、克齐游欧，在巴黎时日记有云：

……饭后又到摅华博物馆，此为第五次矣。始得见中国磁器，多精制，远胜在他国所见。赊华所陈，尤不足道矣。即通运公司自运本国之名磁，较此亦觉弗逮。其中以浑同一色者为佳，画花卉者次之，画鸟兽者又次之，画人形者最下，去西洋之画，程度太相悬矣。……守者曰：此馆于一千九百零九年，有法人自中国西部获来古器古经甚多。余观馆中列古经，右题大晋某年者，而字似木刻印成，岂五代石晋欤？又以年代考之，此人似即由敦煌获古物之白西河君也。而罗叔韫、王捍郑所观付石印者、所借观付石印者，俱不在内。岂白君留其精者以自娱，而以其余捐诸此馆欤？（《严修日记·欧游日记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册第1847－1848页；参严仁曾编《严修先生自订年谱辑注》，《严修先生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301－302页）

按：严修所记的“摅华博物馆”，由日记上下文观之，应指卢浮宫（Louvre），“赊华”则是当地瓷器生产地（Sèvres）——两名皆有“华”字，当是有意为之，以暗示与中国有关涉。“白西河”即伯希和，他怀疑伯希和“留其精者以自娱，而以其余捐诸此馆”，自是不明伯氏搜集文物的官方背景而想当然。伯氏所得敦煌遗物，图书部分归法国国家图书馆，物品部分归卢浮宫，故严修在卢浮宫见不到最精彩的写本。此外，在严氏之前，张元济也曾至巴黎参观国家图书馆，且与伯希和会面（见《环球归来一夕谈》；此据余欣《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1－42页）。此与严氏日记系同一时期的文献，可对照。

陈垣1917年有题跋：

右唐人手写《大秦景教赞》一卷，又《尊经》及《法王名号》、《诸经目录》并《案语》共一卷，出甘肃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之鸣沙山石室中，为前清两江总督端方氏所得，上海存古学会用珂罗板印于《石室秘宝》乙集者。……闻此种写经系西夏兵革时所藏，千百年来莫有知者，光绪庚子壁破书见，始流播人间。丁未冬，法人伯希和游安西，得一帙，审知为唐写本，先后购去约全藏三分之一，移庋巴黎图书馆。余则由甘肃大吏赍送京师，即今京师图书馆所藏之八千卷是也。未识巴黎所藏其中有景教经否？据今京师所藏之八千卷中则绝无一景教经，仅有摩尼教一卷，首尾亦不完具，余悉佛经而已。然则此二卷殆希世之品，可与景教碑同其宝贵者矣。（《景教三威蒙度赞跋》，《陈垣先生遗墨》，岭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7页；释文收入《陈垣全集》第七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75-876页）

按：友人王丁已拈出此跋语并有深入讨论（《陈垣先生〈景教三威蒙度赞跋〉书》，《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1年09月18日），今仍录于此，是有一学术之外的问题尚值得申说。众所周知，陈垣三十年代编纂《敦煌劫余录》，以一“劫”字来概括斯坦因、伯希和之猎宝行径，甚至有“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的话（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此据桑兵《陈垣与国际汉学界——以与伯希和的交往为中心》，《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今观此早年题跋，则不过谓之“购去”、“移庋”，未见流露出任何民族主义情绪。事实上不止陈氏如是，当日在北京亲睹伯希和所获遗物的诸多大人先生，亦未质疑伯希和占有文物的“合法性”，足见国人于文物归属权的认识有一变迁过程。需要强调的是，中国人绝非古来没有法律与权利观念，只是对地下遗物的归属抱有异于今日的观念。可以说，国人所持的是一种“发现者得”（谁发现谁拥有）的意识，要等到西式的国家观和法律观引入之后，我们才形成了“所在国得”（在哪里发现归哪里）的意识——文物既不能归外国所有，也不能归私人所有。

叶昌炽1917年有序文云：

比客冬游海上，从张君鞠生得交于法人伯希和，君出示敦煌石室所得《释文》（按：《经典释文》）写本《虞书》残字，仅十一叶，云尚是初唐写本。以校通志、抱经两刻，增字不啻倍蓰。……（《愙斋集古录序》，《奇觚庼文集》卷上；收入王立民、徐宏丽整理《叶昌炽集》，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97页）

按：叶氏会见伯希和的直接记录见于其《缘督庐日记》丙辰（1916）六月二十二日，世已熟知。当时称之为“法国友人毕利和”，并谓：“毕君携照片九纸，云是《经典释文》《尧典》、《舜典》两篇残帙，唐时写本，未经宋人窜改，可以发梅赜、卫包之伏而得其所从来。”（参金振华《叶昌炽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189页）可与此处相参证。《虞书》即虞舜之书，传统将《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归于《虞书》部分。

柴小梵笔记有云：

……清光绪庚子，有道士扫除积沙，于复壁破处见一室，内藏书物。发之，皆唐及五代人所手写，并有雕本，佛经尤多。该道士不学无识，亦藐置之，继思恃此敛钱，谓古经卷能祛病降魔，胜益无比。该处土人相率持钱至石室向道士请经，持归供诸几上。比户如此，如内地居民之视龙虎山正一真人符箓。丁未冬，英人史泰恩（按：斯坦因）、法人伯希和先后至其地，得睹是项书经，亟即购求，得其强半，皆完好无损者。分置十巨麓，捆载寄归其国，陈于伦敦及巴黎图书馆中。至我国政府更往搜求，精好者已不可得，取数巨束，藏于京师之存古学会。（《梵天庐丛录》卷一八“鸣沙石室秘笈”条，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按：此处述伯希和事甚平常，惟述遗书在当地初散出时的情状却有意思，似为论者未及。

吴宓日记1931年2月24日：

谒伯希和教授Professor Paul Pellior。彼乃一考据家，又颇有美国人气习。迨宓述王国维先生及陈寅恪君之名，又自陈为《学衡》及《大公报·文学副刊》编辑，对宓始改容为礼。然谓李济、顾颉刚等皆中国第一流学者，则殊无辨择之能力矣。宓晤汉学家（西人）既有数人，虽佩其记诵考据之精博，心殊失望也。（《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五册第196页。按：吴学昭据日记述此事：“父亲在巴黎见到了法国著名考据学者伯希和。他们谈到《学衡》杂志，‘彼疑《学衡》已停，宓告以未’。‘又言及静安先生及陈寅恪兄，彼对宓乃敬礼有加。然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以言精神文艺’；‘末后，彼询寅恪兄住址，宓具以告’。”[《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内容与《吴宓日记》接近，而文字全异。）

今人似唯艳称伯希和对陈垣的推崇，但由吴宓的记录可知，他对新派（胡适派）的顾颉刚也同样赞赏。至于吴宓对考据派甚不满，胡适派尤然，宜乎其不以伯希和为然。

黄侃日记1932年12月21日（壬申十一月廿四日丙辰）：

午赴罗志希之招，与法人伯希和同食，座有蔡孑民。与伯君谈甚畅，其人能华语，敦煌壁中书即彼与英人斯坦因共辇取以去者。（《寄勤闲室日记》，《黄侃文存·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38页）

按：伯希和与中国学界主流人物的交往，如陈垣、胡适、傅斯年等人，向来深受关注（参桑兵《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陈垣与国际汉学界——以与伯希和的交往为中心》，《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按：据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版《胡适日记》索引，有关伯希和的记录亦有多处）；而黄侃属于当日学界的“反对派”，其记录似甚难得。

朱自清日记1933年2月10日：

下午往燕京听伯希和讲演，讲题为《在华西方画家》（Western Painters in China），大旨如次：

一、利玛窦来中土，欲说动上流社会人，故绍介西画于中国。姜绍书（按：疑即《无声诗史》）书中曾述及利玛窦所携来之画，甚加称美，其画殆圣母也。姜谓其画工细过中国。

二、程大钧〈约〉《墨苑》（按：即《程氏墨苑》）中载刻西画之墨，中有圣母像等，大概自日本传来，有尼古拉者在日本倡刻铜术，传于年后，某，母日人，父中国人，《墨苑》所载，殆出此人之手。

三、康熙时，马国贤进刻铜术。圣祖真心悦西方科学与绘事，时令马刻地图，然马术实不精也。

四、郎世宁之画，最为煊赫，然至雍乾时即不如早年，高宗往往令郎徇其意作画，西方画风几尽。

五、王致诚、艾某等亦为稍后之画家

六、乾隆时曾在法国由库穰（Cousin）之徒刻绘《平定回疆图》于十六铜版上，嗣后又在中国刻《圆明园景》十六版。

乾隆后耶稣教会教士不得势，此种影响遂衰。（《朱自清命令》，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九卷第195页）

所记全是伯希和的演讲内容，兹不细论。唯第二条“传于年后，某”殆不成语，疑是“丁云鹏”之讹——丁氏系明末人物画的名匠，《程氏墨苑》所载的圣母像即出其手。

“平市某大学教授”1934年有戏挽刘复（半农）联，附言云：

据传刘昔在法国考博士，当时主试者为法人伯希和，询刘对于中国文字之见解。刘答曰：中国文字是死文字。伯诧曰：无人用的文字才称死文字，中国四万万人，皆用汉文，何以谓之死文字？（罗楚贤《挽刘复之幽默联》，原载《北洋画报》民国23年7月21日第1117期；此据孙爱霞《北洋画报诗词辑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下册第806页。按：此联当系邓之诚撰，见“邓之诚学术研究会”公号2017年5月4日《五四随笔》）

此亦可见伯希和对汉语言文问题的看法之一斑。

吴湖帆日记1935年4月6日：

与叶遐庵合请伯希和等四英、德委员，假张葱玉住宅。狄平子携带山樵《青卞图》、唐贤首国师墨迹卷二种；叶遐庵带马远《踏歌图》；蒋谷孙带元楼璹《耕织图》二大卷（乾隆题字有数十则，元仇远等题字，项子京旧物也）及王烟客大山水册；张葱玉处获见张彦辅《竹石》孤本、顾定之《墨竹》轴。余自携梁楷《睡猿图》与《化度寺碑》，碑后伯希和题法文跋，陆云伯为余译之。（《丑簃日记》，梁颖编校《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又稍后有跋语云：

《化度寺》第一行起至第八行“穷理尽”止，乙亥四月二日在上海据伯希和云藏巴黎图书馆，以下俱为斯坦因携至伦敦博物院云。……今春，我国应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之约，将故宫所藏古物之一部出国参加。英国聘法儒伯希和氏来华检阅，余得晤及。以此碑唐本在敦煌发见者即伯氏，乃于四月三日舆叶遐庵丈假张君葱玉处宴之。陆云伯兄精法文，约陪伯氏者也。余携此碑示之，伯氏以为与唐本无二，遂乞题如右，即乞云伯译之，以证石墨奇缘云。二十四年乙亥五月九日吴湖帆记。（《〈唐化度寺塔铭〉跋》，《梅景书屋书跋》，《吴湖帆文稿》，第293－295页）

按：此可见伯希和与中国艺林人物的交往。不过伯氏此行因伦敦国际艺术展览会事务而来，属于“公务”性质，与其本人的学问关系不大。

叶恭绰1945年有诗：

十月晦，闻法国伯希和逝世。忆自清末与之在北京相识，民国九年继会于巴黎，民国廿五年又会于上海。今此敦煌专家遂永离人世，悼以二绝

惊心文物出遐荒，访逸相从过曲坊。联袂四人今剩我，隔邻闻笛更凄凉。（伯希和至北京，余与罗叔蕴、王扦郑、蒋伯斧访之八宝胡同，四人惟余未有撰述，今三人皆逝矣。）

阐发幽潜会有时，不须苦恨壑舟移。辑存总目编犹待，更向何人借一鸱。（余拟编《敦煌经典辑存总目》，将世界所有敦煌文物汇编一目，君极赞成其议，因时局多故，终未有成，今余处尚存各草目不少。）

（原载《遐庵汇稿》第二辑，第186页；收入王卫星整理《叶恭绰全集·诗汇编》，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下册第1323页）

按：诗题所言“民国廿五年又会于上海”，应与吴湖帆所记“与叶遐庵合请伯希和等四英、德委员”为同一事，叶恭绰误系于次年。据第一首诗所述，可知中国学者初识敦煌遗物，叶氏亦逢其会，可补罗振玉的记录。据第二首诗所述，叶氏曾有编纂《敦煌经典辑存总目》的计划，宋希於指出此即叶氏二十年代发起“敦煌经籍辑存会”的目标，叶氏有《敦煌经籍辑存会缘起》一文述其事（《叶恭绰全集·遐庵汇稿》，上册第425－426页。参孙玉蓉《关于“敦煌经籍辑存会”的两则日记》，《文献》2010年第1期）；《缘起》文内有“先征海内家藏，进求欧西秘帙……更取法僧祐，撰原始之缘记；将宗本刘向，作纲要之诠录”等语，正契合于《敦煌经典辑存总目》的性质。

中国人之外，还有日本田中庆太郎的记录：

听闻法兰西东方考古学院教授伯希和氏，得到甘肃省敦煌县石室中所藏经卷古文书，在回国途中滞留北京，就立刻赶到八宝胡同他下榻的寓所拜访，送上名片，通报姓名，因并不相识，正犹豫不知是否能被接应相见，门户一声“请！”就带我到了客厅。伯希和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绅士，有学者气象，由于我不能西洋语，他就用流畅的北京话与我对谈，谈话中知道，他已经通过他的朋友沙畹、曼妥儿（按：马伯乐？）等人知道我的名字和职业，借此机会，我也就无需虚套地与他进行交谈。……

伯希和说，所得东西大部分已经运回法国，他向我展示了随身行李中的几十件，都是惊心骇目的贵重品：尽是些唐写本、唐写经、唐刻及五代刻经文、唐拓本等，纸质不出黄麻、白麻、楮纸三种。《老子化胡经》等比“天平经”中最上等的不差，《尚书·顾命》残页文字雄劲，确为唐人所书。这些宝物都是在西夏兵戎之际，被封于石室，直到近年才被发现的。在石室中的东西，都是五代以上的，宋以下的一个也没有，特别是西夏文字的半页也没有，就是证据。这真是学术上的大发现，我没有足够的知识来解读内容，仅从兴趣的眼光看，都是不世出的珍品。知道伯希和携有珍品，北京士大夫中学者以及对古籍版本有兴趣的人们，纷纷访问伯希和寓所，见到那些珍品，无不吃惊。……

对于专家罗振玉的记录，我并无异言。关于罗所说的画范，与说法一样的用途当然有，我还怀疑用于雕刻石像时，将纸覆于石上，用锥子类的工具，透过针刺的孔眼击凿石上，进行石材的雕刻。画板带有手柄，是大型的印章，见于此，大致可以推想我国百万塔中的陀罗尼经，就是用这样较大的铸物印章印刷的。在罗氏记录以外，我还看到记在蜡纸上的印度文字的经文，西汉金山国皇帝敕文书片段等，还有一样石室中的东西——一支笔，毛看似比较硬，笔头比较短，先声杆也比现代的笔短，很像我国叫做“天下笔”的那种样子。

北京读书人九月四日在六国饭店举行伯希和欢迎会，当日出席者有宝（熙）侍郎、刘（廷琛）少卿、徐（枋）祭酒、柯（劭忞）经科监督、恽（毓鼎）博士、江（瀚）参事、吴寅臣、蒋（黼）伯斧、董（康）比部等十数人，可谓尽揽一时名流。罗振玉因微恙缺席，遗憾。恽学士领头为伯希和举杯，羡奖其热心斯学，获天之嘉惠甚厚。伯氏谦逊答谢曰，本为受国家派遣，为研究而来，偶尔获得如此宝物，现在珍品虽归法国政府所有，然学问应是世界共有之物，对于诸君摄影、誊写之希望，定当尽力促成。……

（《敦煌石室中的典籍》，《羽陵余蟫》，见高田时雄、刘玉才整理《海外中华古籍书志书目丛刊·文求堂书目》，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按：此文中间部分系照录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

按：田中庆太郎是著名的文求堂书店主人，精通古籍版本，他的记录较为细致，列举人物尤详，对于了解敦煌学史及伯希和皆有价值。

需要说明，以上所摘录的仅限于近世诗文笔记类文献，民国时报刊有关伯希和的新闻杂记尚多。如桑兵先生已有初步引用（《伯希和与中国学术界》、《陈垣与国际汉学界》）；我的朋友周运通过缩微照片搜集不少（如伯希和逝世后即有景明《悼伯希和先生》、李思纯《法兰西学术界之中国学——为伯希和教授逝世纪念作》、王静如《伯希和教授略传》诸文）；另一位朋友宋希於曾据数据库检索，发现数量相当庞大。此事非我可及，尚待能者为之。

更多相关文章：

戴建国 |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瑞熙先生对宋史研究的贡献

投稿邮箱

wenhuixueren@139.com转载本公号文章请注明出处

wenhui_x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