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幸 | 日本汉学家古城贞吉的中国之行

古城自幼精通汉学，是日本近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所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被公认为第一部叙述全备的中国文学通史（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而他在上海《时务报》“东文报译”栏目担任译者期间，翻译引进大量日语词汇，其中有不少至今仍为我们熟悉并使用。可以说，他与中国的渊源颇为深厚。此前一年中，笔者因有幸前往斯道文库访学，故能时时翻阅“坦堂文库”中的藏书，并阅读到古城的手稿《沪上销夏录》与诸多亲笔题跋，其中不乏与中国相关者，且很多并未被此前的研究者所提及。这些材料中所记载的，大多是古城阅读中国典籍、行走中国城市、结交中国文人的所见与所感，因略作梳理如下，或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近代中日文人的一些交往与历史。

| 古城贞吉中国之行的次数与时间 |

根据日人所编《古城贞吉先生年谱》记载（见宇野精一主持的座谈会纪要《「先學を語る」古城貞吉先生》附录），古城贞吉曾先后三次前往中国游学。不过根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并结合已有研究来看，此记载可能有一些问题。事实上，古城来华的次数可能多至五次，具体如下：

第一次（1896.7—1898初），以《时务报》日文翻译之身份赴上海，期间曾返回日本。据杜轶文《古城貞吉と中国文学史について》考订，在《中国文学史》甫完稿之际亦即1896年7月初，古城就应汪康年之聘，前往上海担任《时务报》的日文翻译。又据沈国威《关于古城贞吉的<沪上销夏录>》考订，至少在1896年末至1897年1月间，古城曾短暂返回日本，为《时务报》馆购入各种书籍、报纸、杂志，并于1897年2月前后再次回到上海。而其最终离开上海回国，则是在1898年初。此后古城即以邮寄译稿的方式继续担任《时务报》翻译，直至1899年初《时务报》（时已改名为《昌言报》）停刊。

第二次（1899.6—1900.11前），以“日报社”记者身份赴北京。据杜轶文考订，古城大约在1899年5月出发，6月抵达北京；又于次年6月至8月间遭遇所谓“北京笼城”事件。至于古城返回日本的时间，年谱及相关研究者均云在1901年某日，事实上则可能更早一些。“坦堂文库”所藏《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有古城题识，作“明治三十三年（1900）十一月在东京又读，坦公自记”；又《竹叶亭杂记》八卷中也有古城题识，作“辛丑（1901）二月于东京又捡读”。据此可知，古城在1900年11月至1901年2月均在东京，这说明他在11月之前就已经回到了日本。

第三次（1907，短期），地点不详。据年谱。

第四次（1911.8），杭州、苏州、南京一带。关于此次中国之行，似未见其他文献提及，惟于“坦堂文库”诸书题跋中多次涉及，具体内容如下：

《经典释文》三十卷，题识：“辛亥入清将来之一，耕斋点读。”

《草木子》四卷，题识：“辛亥之夏游历杭州，购获此书，即卒读。”又：“辛亥之秋灯下卒读。”

《庸闲斋笔记》十二卷附二卷，题识：“八月念二读，苏州客次（原注：月屋楼上书）。”又：“八月念二读于苏州客次。”又：“八月念三读于苏州客舍。”又：“辛亥八月念三读于南京旅次。”

这里的辛亥，均指1911年。根据诸题跋内容，可知古城曾于是年八月游历江南一带；而结合三城市之地理位置，其游踪次序很可能是自杭州途径苏州前往南京。至于其具体的逗留时间，以及此行目的，则暂未详。

第五次（1929，不满一年），地点不详。据年谱。

以上是根据现有材料可以考得的古城中国之行的次数和时间，如果不计其中短暂归国的次数，则前后共计五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第三次、第五次除了年谱有记载外，暂时并未找到其他相关佐证。事实上，尽管古城在题识中不太习惯标注确切年份，但对地点却时时加以提及。因此，无论是此前在上海、北京的行迹，还是后来在江南的行迹，都在题识中多有体现。从这一点来看，年谱所载之两次中国之行在诸多题识中竟丝毫未见提及，实在是比较奇怪的。考虑到这部年谱的多处记载已被杜轶文、沈国威等人证实有误，因此其中对这两次中国之行的记载，很可能也是有问题的。

| 古城贞吉在上海的社交生活 |

在上述五次中国之行中，逗留时间较长、受到关注较多、活动内容也相对较为明晰的，显然是前两次上海、北京之行。特别是上海之行，因与《时务报》有关，更是备受关注。而记载其上海之行的重要文献，除了《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书店出版社，2016年）中收录的古城致汪康年的16通信函外，还有一部稿本笔记《沪上销夏录》（以下简称《销夏录》）。

（古城贞吉稿本《沪上销夏录》）

关于上述文献的基本情况，沈国威《关于古城贞吉的<沪上销夏录>》等文已作专门介绍，此可不赘。惟笔者在斯道文库时，不仅得以有暇细细把玩《销夏录》，而且还找到不少可与此书互为印证、互为补充的书籍实物、亲笔题识等，或可对古城的沪上生活细节再作一些具体的展开与探讨。

古城《销夏录》作于1897年夏，这已经是其至沪的第二年。沈国威注意到《销夏录》中曾多次提到与人“笔谈如山”，认为古城当时的中文口语并不流利，无法与中国人自如谈话，因此只能采取“笔谈”的交流方式。再加上《销夏录》中透露出来的一些其他信息，沈氏认为古城在上海的生活可能是孤独而又寂寞的。这种情况当然是客观存在的，毕竟孤身一人远居异国他乡，无论如何都会产生诸多漂泊之感。不过在其他一些相关材料中，我们或可看到其上海生活的另一种表现。在“坦堂文库”中有一部《藤阴杂记》，系《时务报》发起者之一吴德潚所赠。此书卷六末有古城识语云：

曾淹留沪上，笔砚涉日，四方通刺者日踵步。吴筱村德潚（按：原文作清，误）为令山阴，赠此书为先容，当时披阅数章，遂不通读也。今兹小住银台，日夕多工夫，展读一过记此。三月初三日坦堂外史。

按《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收吴德潚致汪康年函数十通，其中第五十三通云：“叶荣来，得二月晦日书……容回绍再作详函……古城兄函件均领到，祈代致谢为荷。”此函署款“三月五日”；又第五十五通即所谓“详函”，其中有“藤阴两上本，交棨带上，祈寄古城。古城惠复及食物领到，并代致谢”云云，可知前及《藤阴杂记》正是此时所赠。结合五十三通中“三月五日”之署款，则此事只能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前后。而据吴德潚所云来看，其在送书之前应该还曾与古城通信，恐怕就是所谓“四方通刺者”之一。由此看来，尽管所谓“笔砚涉日”、“日踵步”的说法或不无夸张之处，但古城在沪的交际生活确实颇为繁忙，且这种交际也绝不限于“笔砚”，还有不少实际的应酬。

这一点还可以通过当时另一位日人山本宪的中国游记《燕山楚水纪游》（山本宪关系资料研究会编《変法派の書簡と『燕山楚水紀遊』——「山本憲関係資料」の世界》，汲古书院，2017年）来作为印证。按山本宪游历中国的时间是在1897年9月至12月间，而逗留上海的时间则主要集中在10月下旬以及11月中下旬间。其在游记《燕山楚水纪游》中详细记录了与沪上诸人交往的情况，今将其中与古城相关者钩稽如下（括号内俱为原注）：

10月23日：去访古城子（贞吉）。古城子为《时务报》馆所聘，译本邦新报。

10月30日：晴。辰上牌，舟达沪。晚，古城子邀饮于聚丰园。会者梁子（原注：启超，字卓如，一字任父，新会县人，为《时务报》主笔。将赴长沙中西学堂聘。年未壮，文名甚高）、祝子（秉纲，字心渊，江苏元和人）、戴子（兆悌）、汪子（贻年）、李子（一琴）、汪子（颂谷）也。楼宇壮大，划房九十云。邻房有拇战者，有歌舞者，妓歌清远，与乐器叵辨，不似本邦妓歌，与乐器背驰。亥牌辞归馆。

11月15日：下午访那部子，又访古城子。

11月18日：夜，汪、罗二子招饮泥城桥，会者王子（惕斋）、孙子（淦，字实甫，现在大阪）、嵇子（侃，字慕陶）、古城子、藤田子及予也。

11月20日：上午抵《时务报》馆，与汪子（颂德）、古城子相见。”

11月24日：至《时务报》馆，与汪子（名大钧，字仲虞，浙江钱塘人，美国驻留钦差参赞，穰卿之弟）、曾子（名广钧，字重伯，湖南湘乡人，文正公之孙，在翰林）、田子（名其田，字自芸，新拔贡生）、古城子相见。”

11月25日：古城子来……此夜叶子招饮于东棋盘街新泰和酒馆，会者汪子（穰卿）、曾子（重伯）、汪子（仲虞）、汪子（钟林，字甘卿，苏州吴县人。举人，现为蒙学会总理）、古城子及予也。

11月26日：晴，风，比前日稍暖。予将以明日发沪归阪……访小田切领事、汪、罗、古城、河本、那部诸子告别。

11月27日：午天抵码头，乘萨摩丸。小田切领事、山本技师、河本、那部、古城、山本、荒井、新井胜弘、宫阪、甲斐诸子及庄二送至船。

尽管上述记载都是从山本宪的角度着眼，但也不难看出古城在沪所参与的社交活动并不少，且主要都与《时务报》有关，如汪康年、梁启超、祝秉纲、汪贻年等人，包括此前的吴德潚也是一样。值得一提的是，山本宪抵沪后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宴会（即10月30日），还是由古城做东邀请的。而此次会面，竟成为梁启超与山本宪后来交往的一个重要开端（可参见吕顺长《日本新进发现梁启超书札考注》），从而在中日文人交流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 《沪上销夏录》中所记载的两位中国文人 |

尽管古城贞吉在沪期间交往较多的都是《时务报》相关之人，但令人奇怪的是，在《销夏录》中，古城对《时务报》诸人却几无着墨。沈国威因书中记载日本公使矢野龙溪遣人送报酬与古城一事，猜测这可能与古城“负有某种使命”有关。但除非此项使命与《时务报》密切相关，否则似乎也很难解释为何单单对报社诸人闭口不谈。且《销夏录》中既然连派送报酬这样的隐秘之事也作了记载，那么任职于《时务报》这样人尽皆知的事情似乎就更没有必要刻意隐瞒了。所以窃以为，古城《销夏录》不详载《时务报》诸同仁，除了此书性质本就偏重于记录个人感受外，很可能也是因为古城生性谨慎，因此不愿随意谈论当时共事之人，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不过，对于一些与《时务报》关系不大而又相交甚欢的中国文人，古城还是花费笔墨作了一番描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应该就是文廷式与吴樵二人。

古城贞吉与文廷式只有一面之交，时在1896年6、7月间，当时古城刚刚来到上海。关于古城与文廷式的结交时间与经过，杜轶文、沈国威等人的研究已有所涉及，但侧重点多不在二人之交往上，故这里可以再作一些补充。对于此事，《销夏录》曾记载云：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归故山，途出沪上，余相见于酒间，笔谈如山。赠以所撰《文学史》，廷式有诗云：“沧海横流剩此身，头衔私喜署天民。岂知零落栖迟地，忽遇嵚崎磊砢人。定论文章千古在，放怀世界一花新。停云自此长相忆，何处桃源欲问秦。”其人磊砢不与时合，颇有不可一世之气，故姑及此。

这里提到的《文学史》，正是古城在到访中国之前刚刚完稿的《中国文学史》。惟此书当时尚未正式出版，因此所赠可能是誊抄或者复制之本。尽管文中最后一句“姑及此”显得有些轻描淡写，但事实上这是古城在中国期间唯一提到过的一次赠书之举。显然，初抵上海的古城贞吉与文廷式一见如故，所谓“笔谈如山”，想必是交流了不少对中国文学的看法，故最终慨然以《中国文学史》相赠。而从文廷式的角度看，其在事后作诗回赠，诗中亦颇有惺惺相惜之意，也足见其对古城的推重。不过文氏将此诗收入别集中时，题作《日本古城贞吉字坦堂，相遇沪上，赠余以所撰<中国文学史>，索诗，别后却寄》（见陆有富点校《文廷式诗词集·知过轩诗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无论是“赠”还是“索”，似乎都表明古城在此番交流中显得较为主动。此外，从诗作内容看，文氏似更偏重于叙写结交之事、遭际之情，对此书则只是一笔带过，且所谓“千古在”、“一花新”云云，看似评价很高，却并无实质内容。考虑到古城《中国文学史》一书系以日语写就，而文廷式显然无法阅读此书，故只能笼统赞誉之。不过古城却并不这样认为，他不仅郑重其事地将文氏之诗收录在《中国文学史》修订本卷首，同时还在“再版例言”中云：“溢美之词实不敢当，而深情厚谊无以永记，故录之。”（按原文为日语，此系笔者翻译）足见对文氏之诗的重视态度。惟此书再版后不久，文廷式即于1904年去世，二人之情谊也无法再作延续。

（古城贞吉《中国文学史》王璨译本）

至于吴樵，则是此前所及吴德潚之子。吴德潚以赠书的方式与古城结交，且所赠为备记人文掌故的笔记《藤阴杂记》，也算得宜。古城对此当颇有好感，故特意在书中作长跋记之。而后结识吴樵，可能也与其父有关。关于古城与吴樵之间的往来，《销夏录》中曾作记载云：

吴铁樵，四川人，钱塘县知吴德潚（按：原文作“潇”，误）之子也。相见沪上，欢然如旧知，笔谈至夜分而犹未厌。既分手之后数旬，书至，有“临岐执手，至今黯然”之句。又数旬矣，铁樵讣音至。噫吁！人生无常，临岐执手，于今益黯然。铁樵邃于算学，人品醇正，洵可惜哉。

文中称“笔谈至夜分而犹未厌”，则相比文廷式似有过之而无不及。按关于这位吴樵，谭嗣同曾作《吴铁樵传》概述其生平性情云：

铁樵名樵，铁樵其字，四川达县人。父德潚，为世大儒，今知县浙江之山阴。铁樵死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年三十二。嗣同初不识铁樵，亦于京师偶遇之。片言即合，有若夙契……铁樵于学无所不窥，古今之变，中外之故，天人之际，性道之原，靡不贯穴奥赜，而达之亹亹……然铁樵不惟学而已，又多智略。体貌甚伟，有仪可象，骨开张而气沉肃，目精炯炯然，遇疑难数语而决。处事闲暇，初若无所为，而智烛几先，罔难罔巨，虽极之至纤至悉，无不秩秩就理。日啬其休养，而忘其身以救人。（见《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

根据传记可知，吴樵去世的时间是在农历光绪二十三年（1897）四月二十一日，公历当为5月22日，逆推“数旬”，则其与古城“相见沪上”的时间应该是在1897年的4月中下旬。从传记内容看，吴樵生前不仅知识渊博，行事果断，而且重情重义，确实是一位值得交往的“人品醇正”之士。且与之初交时，谭嗣同称“片言即合，有若夙契”，古城先生则云“欢然如旧知”，这恐怕并不单纯是因为人品，而更多来自于思想观念上的契合。事实上，吴德潚、吴樵父子曾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一起，共同参与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先驱。古城与之相契，亦足见其对当时维新变法运动的支持态度。

吴樵去世的时候，年仅三十二岁，古城与其恰好同岁，这恐怕也是古城为之扼腕痛惜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数年之后的1900年夏，亦即古城在北京遭遇“笼城”事件的几乎同时，吴德潚及全家四十余口人在衢州西安知县任上，被作乱拳民悉数戕害（参见林纾《纪西安县知县吴公德潚全家被难事》）。古城在多年后题跋《藤阴杂记》时，并没有提及此事，因此我们也无法确定他是否曾经获知此消息。如果当时知道，即便没有留下文字，想必也会非常感慨吧。（本文所用书影承蒙斯道文库批准使用，特此致谢）

（作者为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