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博物馆日 | 博物馆的力量：“认同”建构

2022国际博物馆日海报

2022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的力量”。博物馆具有改变周围世界的能力，促使我们了解过去，回应当下，面对未来，也致力于社会的可持续和创新性发展，并向所有人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这些积极作用最终可凝聚为一个价值目标，即“认同”建构。

早在17世纪末博物馆步入公众生活之前，就已经在定义国族和国族身份方面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在储藏室、画廊等博物馆雏形中，大量具有权力、阶级、宗教和文化象征意义的物品被收藏和展示。到了18世纪后期，公共博物馆的出现被认为是同“民族国家”和“公众”紧密相关的（沙伦·麦克唐纳，1997）。法国大革命使得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的思想取代了贵族政治秩序，积极培育公众的认同意识。1793年，卢浮宫正式向公众开放，私人收藏开始具备公共可及性，博物馆帮助塑造了公众的“道德、心理和行为特征”（贝内特，1995）。“公共博物馆”模式逐渐为欧洲及世界各国所用。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院开放，对于强化民主共和观念，促进民族文化认同、贯彻博物馆公共精神具有标志性意义（郑欣淼，2011）。博物馆的藏品、展览与环境的价值传递旨在为过去建立诺拉所言的“记忆之场”，含括显性的物理空间和隐性的仪式场域，有助于培育政治共同体和文化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此外，在18-19世纪欧洲各国的殖民扩张中，宗主国为引导公众产生一种“广义的帝国愿景”，曾经利用博物馆加强了对“帝国知识体系”的构筑，甚至将其作为征服和控制殖民地的手段之一。不过，博物馆此后也逐渐成为后进国家迈向文化成熟的标志之一，既为文物归还做出贡献，也集中展示了本国和本民族的历史文化。

20世纪中叶，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影响，各国亟待修复国家和民族认同、重构经济文化秩序、反思人类共同命运。因此，纪念类博物馆在全球快速发展，如苏联建立的彼尔丘比斯纪念馆、斯大林格勒战役英雄纪念馆、布列斯特要塞纪念馆等，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为重要的集体记忆激发公民的认同感。同一时期，遵义会议纪念馆、广州起义纪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瑞金革命纪念馆等中国共产党革命纪念馆也相继建成，成为传播革命精神和强化政治认同的重要阵地。

遵义会议纪念馆

古田会议纪念馆

从20世纪后半叶起，博物馆对“认同”的建构作用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和移民数量的增长，原本公共博物馆关注的单一集体和国家身份概念逐渐渗透进新的跨国和流散身份概念。博物馆的传统角色是将过去视为一段线性的、总体化的历史，更多地致力于创造和利用赋予过去连贯性和目的性的官方表达。从而使得英雄式、成就式的进步叙事方法被广泛运用，有效强化了国家民族身份的形成。但自20世纪80年代起，身份政治开始关注多样性和不同文化的杂糅，博物馆展览遂尝试打破“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改变单一主体的叙事向度，探索新的叙事话语体系。如美国亚利桑那历史协会举办的常设展“让我们创造历史”，就将当地居民的观点融入展览内容，并邀请他们参与展览策划和展品选择。此外，公共博物馆保持着较高的公众信任度。科学认识论将博物馆归类为科学范式、经典和教学目标的集合（克莱默，1992）。科学方法推动了现代博物馆发展，为真正了解世界提供了一种独特载体。同时，博物馆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批判性分析，揭示了物件、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说服过程之间关系的结构和程序。这些分析包括对博物馆在定义历史和文化身份等方面权威地位的再审视、对旧有一些僵化的和过于物化的博物馆展陈理念进行批评等。

近年来，社会的转型促使博物馆持续深入地走向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增加了利用博物馆进行普遍性公民教育的必要性，也导致了20世纪已出现的博物馆叙事创新进一步显现在展览及外延活动的策划理念中，必然又延伸出更复杂的博物馆“认同”建构内涵。亨廷顿将身份认同的类型分成了六类——归属性的、文化性的、疆域性、政治性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对应上述类型，博物馆进一步向官方与民间观点结合、历史传统与现实社会互动、全人群与分众化对象化叙事区分、政治规训与休闲社交功能叠加、物理空间与虚拟空间相融等方向转变。一方面，博物馆依然延续、甚至加强了建构明确的国家、民族和地区认同的能力，提供了有力的物化证据和空间体验。新加坡通过国家级博物馆从各个侧面强化了公众对国家和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如新加坡历史博物馆强调新加坡作为独立主权国家的发展脉络；亚洲文明博物馆意在表明，新加坡人有着深厚的民族血统，使新加坡人成为亚洲人的一部分；新加坡艺术博物馆从东盟各国交往的视角出发，阐述了新加坡在东南亚重要的艺术中心作用。“认同”并非是一种与身俱来的情感皈依，而是带有较强的社会建构和社会表达性质的。因此，博物馆的内容呈现不仅是为了追述事实，更是为了传达价值和意义，如钱穆所说，“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同时，博物馆的内容呈现也是基于现实社会情景进行解读的，形成了一种连接历史与当下的“可触可感”的交叉关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的“复兴”主题就是基于国家历史传承书写，以及当代意识筛选、想象和重现共同作用后的最终选择。

另一方面，博物馆对边界模糊的个体社会角色予以更大程度的包容，呈现对话性叙事策略，在不同地域、文化和时代之间创造联系。这种对传统认同内涵的挑战与拓展首先表现在如何在广泛的社会背景下产生对他人经历的同理心。荷兰海牙人类之家以过程戏剧的方式，在博物馆创设的边境管制环境体验中，让观众参与扮演难民角色，与展览中的真实难民对话，以提供“使人们能够想象自己处于一个陌生世界的叙事”。（贝德福德，2001）其次，表现在如何在官方话语中纳入民间和个人叙事。2009年至2011年间，大英博物馆与14个不同的青年组织合作，邀请从未进入该馆的难民、少年犯、流浪者等参加了为期一周的密集体验。每位参与者选择一件展品，与策展人和创意工作者合作，通过戏剧表演、演说等形式，与亲友对话，实现对该物件与自身的关联性解读。此后，这一项目又继续拓展，支持当地社区青年的学习计划和职业抱负。博物馆使具有不同种族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观众都能够参与公共记忆的谈判，为差异性观点提供安全空间。这种空间不仅是物理层面的，也是情感层面的，在审美体验中获得开放性和复调性论述（巴赫金，1981）。再次，表现在如何发挥记忆交流功能，赋予故事超越纯粹私人或单一群体的意义，在更广范围内产生归属感。如以职业角色建构认同，成为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当下，不少博物馆采用的叙事视角。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通过劳务工群体记忆的共享，建立共同的价值观、态度和兴趣感。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英国伦敦犹太人博物馆等也都在叙事主线中凸出了社会发展中不同人群以职业身份所实现的社会融合。

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

伦敦犹太人博物馆

近年来，尤其受新冠疫情影响，网络成为社会交往的重要载体，为认同建构提供了更多元的发生渠道，但也使得其基础、结构和主导因素出现变迁。博物馆利用自媒体、融媒体等平台搭建展览在虚拟空间中的传播圈层，也利用元宇宙、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突破展览时空限制，探索在非传统文化空间中破解认同碎片化困境的路径。未来，博物馆建构认同的关键在于如何组织普遍性和共同性与特殊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双螺旋结构，在空间、时间及实践等维度上创建更具普遍价值和时代意义的认同表征系统和符号话语。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