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克与美国上世纪高通胀

吉米·卡特总统陷入了困境，他遇到了持续上涨、看似棘手的高通货膨胀。到1979年，政策措施对高通胀似乎已经无能为力了。

物价指数以每年13%的速度增长，部分原因是1979年初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取代了美国支持的国王，石油危机再次爆发（这是十年来第二次）。汽油短缺，人们不得不排起长队，接受限量供应，这些消息成为当时新闻的主要内容。新的预算方案在政治上，甚至在经济上，都没有希望通过。1978年底，为稳定美元而做出的诸多努力，并未产生持久的效果。

说得委婉一些，就是公众越来越不满。总统躲到了戴维营。一个多星期以来，他咨询了顾问、商界巨头、政治家、教师、神职人员、劳工领袖，甚至一些民众的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问美联储的意见。

7月15日，总统下山发表了演讲。我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演讲，他正确地认识到了这个国家动荡不安的情绪——“信心危机”。这篇演讲后来被称为“萎靡演讲”，闻名于世。虽然演讲稿中通篇没有出现这个词，但的确表达了这个意思。

几天后，几位内阁部长辞职，包括财政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威廉·米勒原是德士隆集团董事长，不到两年前接替伯恩斯任美联储主席，深得卡特赏识。他在这个时候成了财政部长。

于是，美联储主席职位出现了空缺。美联储主席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经济政策官员，因此职位空缺对建立信心无益。

#来自白宫的电话

两三天后，威廉·米勒打来电话，问我愿不愿意来华盛顿见总统。

这个电话出乎我的意料，我从未见过总统，我还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上投票反对过米勒。不过，我还是上了去华盛顿的飞机。

今天，当清理旧文件写这本书时，我会发现一些遗忘已久的东西。例如一张用处方笺写成的字迹潦草的便条，上面写着我想向总统提的三点建议：确保美联储的独立性，美联储必须直面通货膨胀，实施更加紧缩的政策。

这些只是简单的要点。我在椭圆形办公室提出了这三点建议，甚至（友好）地指了指坐在附近的米勒，他那时仍然是美联储主席。会议很简短，正如后来被准确描述的那样，总统本人也是这么描述的。

我回到飞机上，打电话给鲍勃·卡维什和拉里·里特——两个我最亲密的朋友，让他们和我一起去新开的意大利餐馆帕尔玛吃饭。我告诉他们：“我刚错过了成为美联储主席的机会。”

芭芭拉对此一点儿也不失望。她的糖尿病和类风湿性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她想留在纽约，离医生、朋友和吉米（当时在纽约大学学习，住在家里）都近一些。

第二天，我接到了总统的电话。当时是早上七点半，我还没起床。我答应了，同意成为美联储主席。之后我想，如果这位早起的佐治亚州花生农知道我还没起床，那他还会不会给我打电话呢？

芭芭拉理解我，她知道这是一个我不能拒绝的工作。她最后的决定很简洁：“你去，我留下来。”我们约好，我周末会回纽约。

1979年，美国虽充满不安情绪，但华盛顿的执政效率比今天要高。在7月25日获得参议院提名不到一周后，我参加了参议院听证会。几天后，会议一致通过我成为主席。8月6日，我宣誓就职。

联邦储备系统有个不正常的现象，主席的年薪只有57 500美元，比我当纽约联储行长时的11万美元低得多。我租了一套离美联储不远的一居室公寓，每月400美元。公寓楼里挤满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我给这间带厨房的宿舍配了家具，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贾尼丝那时在邻近的弗吉尼亚州北部学习医学和护理课程，她每周邀请我吃一顿晚餐，并答应帮我洗衣服。

白宫关于我任命的辩论基本上已经结束，经济学家（他们支持我）与政治家（对任命一位过于独立的美联储主席感到不安）的态度对立。我开始和理事会以及我熟悉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起工作，怀着一种共同的使命感，挽救一个已接近通胀极限的经济体。理事会的新任副主席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投资银行家弗雷德·舒尔茨，他很有政治天赋。我任职几周前他才到任，他是我重要的合作伙伴，对国会议员施加干涉，并承担了一些艰巨的任务。我把杰瑞·科里根从纽约带来做我的幕僚长。

在我任职十天后，距上次提升贴现率还不到一个月，理事会又将贴现率提高了0.5个百分点，创下10.5%的新纪录。

按历史标准来看，当时的市场利率已经很高，但通货膨胀率更高，年增长率接近15%，达到美国在和平时期的最高增速。美联储工作人员通过模型和“回归”得出结论，认为很可能出现经济衰退，而且很快就会出现。

9月18日，当我再次要求理事会就提高贴现率进行投票的时候，出现了信任问题，投票结果是4∶3。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连续三次提高贴现率，收效甚微，而且经济衰退的风险迫在眉睫。对我的一些同事来说，这有些严重。

起初我并不担心，可以寄希望于支持我的三位成员——弗雷德·舒尔茨、亨利·沃利希和菲利普·科德威尔——继续对抗通胀，所以，我认为自己占了绝对多数。

但市场上的声音却有所不同，在他们眼里，不一致的投票结果表明，美联储正在失去勇气，继续对抗通胀的决心有所动摇。即使现行利率仍低于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率，我们也不会再提高利率。美元贬值压力加大，黄金价格创下新高。

美联储失去了公信力。我们长期以来小幅调整短期市场利率的模式——无论是改变贴现率还是直接干预政府证券市场——都收效甚微，周期太长，无法影响预期。我们需要新的货币政策的出台。

为了产生更直接的影响，我们可以严格控制商业银行存放在联储的存款准备金的增长，这将有效抑制存款和整体货币供应的增长。简单地说，我们将控制货币的数量（货币供应）而不是货币的价格（利率）。有句广为引用的格言，将通货膨胀形容为“过多货币追逐太少商品”，明确、简洁地道出了通胀产生的原因。

我知道，许多央行行长早在几年前就一直在推行这种货币政策方式，强调对货币供应量的关注。几年前，我曾提出一个问题，即美联储是否应该更加关注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这种方法后来被贴上“实用货币主义”的标签（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倡导的更极端和机械化的货币主义形成对比）。

在通货膨胀面前妥协和退缩多年后，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应该向市场和公众传递令人信服的信息。美元与黄金的固定价格，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固定汇率制度早已消失。人们普遍认为，美元的价值现在取决于美联储控制货币供应和结束通胀进程的能力。

和今天一样，那时我们也无法逃避一个事实，即价格稳定是美联储的最终责任——我认为这应是所有央行的最终责任。

去贝尔格莱德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之前，我委托两名美联储官员——佩德罗·斯滕莱特和斯蒂芬·阿克西尔罗德准备拟定新的措施，他们当时分别负责纽约交易部门的管理和华盛顿地区货币政策的执行。新措施应着重强调抑制货币增长，而不是设定一些被认为合适的利率水平。

我和威廉·米勒以及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查理·舒尔茨一同前往贝尔格莱德。在政府专机上，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的想法。他们也认为我们需要强化对抗通胀的公信力，但建议应谨慎采取完全不同的措施。他们意识到利率可能将急剧上升，担心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应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的要求，我们在汉堡短暂停留。施密特还是财政部长的时候，我就了解他那直率的作风。他总体上对美国表示同情，但他认为美国的政策，包括（不限于）货币政策，总是不一致且低效，因此他已不再抱有幻想。

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近一个小时，说犹豫不决的美国决策者让通货膨胀疯狂发展，损害市场对美元的信心，以及欧洲对维护汇率稳定所做的努力。

我只是静静地坐在那儿。对于我必须采取行动的理由，没有什么有说服力的观点。我邀请德国央行行长奥特马尔·埃明格尔一同飞往贝尔格莱德。他曾陪同施密特，长期以来一直是我的对话者。

我利用这个机会表示，我正在考虑实施新的措施。正如所料，埃明格尔是支持我的。当时我迫不及待地想回去工作，但我待了挺长的时间。我听了阿瑟·伯恩斯在杰科普森基金会的年度演讲“中央银行的苦恼”。在演讲中，他（恶意地）对中央银行是否还能控制通货膨胀表示怀疑。在基金组织年会正式结束之前，我离开了贝尔格莱德，希望在附近一个空无一人的机场避开关注，但没能如意。

10月4日星期四，我和理事会再次投票。上次反对提高贴现率的“鸽派”也表示支持，他们对市场因投票结果不一致的强烈反应深感震惊。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定于星期六举行。当时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正在华盛顿访问，这大大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特别会议的消息并没有被泄露，而谣言四起，甚至有的说我已经辞职或者死亡了。混乱愈演愈烈。

我曾耐心地仔细阅读过一份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纪要，在多年前确实读过。它忽略了语气上的细微差别。在不知情的读者看来，我似乎不愿意接受，甚至反对直接以货币供应量为政策目标，毫无疑问会对利率产生不利影响的提案。我只是想确保每位委员会成员都知道相关风险和主要行政官员的反对意见，对利率急剧上升可能引起的经济衰退有所认识。卡特总统也意识到了我的担忧，他非常恰当地告诉他们，他不会干涉新任命的主席。

当然，我的目标是达成共识，防止事后猜测和指责。这一点我成功了。那个周六下午晚些时候，媒体一接到通知，马上从家中或教皇的报道活动中被召唤而来。美联储新闻官员乔·科因，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说服他们称教皇肯定会理解的。

我们动用了美联储针对市场的所有“弹药”：将贴现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至12%、要求银行增加存款准备金、呼吁停止向“投机”活动贷款，以及最核心的——不管对利率有什么影响，承诺抑制货币供应量增长。

我们知道市场的快速反应会推高短期利率。如果利率上升超过暂定的“上限”，委员会将再次开会。我们——至少是我——希望长期利率不会上升，这将反映我们成功地降低通货膨胀的市场预期。

但是好运并未降临。长期利率反映了短期利率的上涨。短期利率很快就达到了我们所说的上限。经过一番讨论，我们没有进行干预。之后每次会议上设定的上限被突破时，我们都没有进行干预。三个月期美国国债利率最终超过了17%，商业银行优惠贷款利率最高达到了21.5%，对市场反应最灵敏的抵押贷款利率超过了18%。美国金融史上从未出现过如此高的利率。

更让人吃惊的是：新年到来之前，经济没有衰退。这种怀疑的情绪以及物价持续上涨的势头，在我和几位典型的小企业主以及当时的美国证券交易所总裁阿瑟·莱维特共进午餐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他们耐心地倾听了我精心准备的分析：日子艰难，资金紧缺，但救济正在路上，通货膨胀很快就会消退。一位坐在我右边的商人第一个给出回应：“没关系，主席先生，我刚刚和公司工会开完会，很高兴地答应他们今后三年每年工资增加13%。”

这暗示了他的怀疑。我不止一次地想，他的公司是否还在继续经营。

人们怨声载道。

农民用拖拉机包围了美联储在华盛顿的大楼。被迫停工的住宅建筑工人，在2英寸×4英寸的木板上写上信息给委员会看。（我对其中一条信息很感兴趣，上面写着“降低利率，减少货币供应”。）不出所料，经济学家更是争论不休。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军的货币学派，不仅没有宣称美联储最终采用了一种更加货币主义的做法，反而坚持认为我们采取的措施不正确，而应该采取更容易消除经济增长负面影响的做法。主流经济学家正好相反：质疑我们是否充分考虑到了失业率上升带来的风险。事实上，几个月来失业率并没有上升。

社区团体不止一次地在我们的总部抗议。1980年4月，全国人民行动小组的盖尔·钦科塔带领约500人在我们的大楼外游行，并要求与我会面。

常规理事会会议结束后，我让乔·科因邀请几位游行带头人到我的办公室会面。那是个炎热多雨的日子，我到我们的大楼外时，发现他们十几个人在露营，衣着随意。之后半小时，我们交换了意见。我谈到了遏制通胀的必要性，他们要求为社区住房项目提供利率优惠。我同意让美联储工作人员参加他们的区域会议来解释我们的政策。在此基础上，我们一同走出美联储大门，盖尔称赞我们愿意会晤的积极态度，并同意保持联系。掌声响起，这种祥和的景象被记录下来并在晚上的电视节目播出。有时你会很走运。（参加此后社区会议的工作人员却受到了激烈的诘问。）

但并非所有的分歧都能如此和谐地得到解决。1980年12月，美联储坚持要我同意接受“个人安全护送”。一年后，有一次一名武装分子不知怎么就进入了美联储，威胁要挟持理事会成员。我的演讲偶尔会被尖叫的抗议者打断，有一次听众席中还被放入了老鼠。这些一般都是由极右翼激进分子林登·拉鲁什及其支持者组织的。

#信贷管制

1980年初，美联储——更重要的是卡特总统——的计划并未取得很大进展，通胀和利率继续保持在高位。经济衰退倒是没有出现，已经高企的失业率也几乎没再增加，但这只能让人稍稍宽心而已。

总统最初的预算约为160亿美元赤字，没有大幅削减公共项目，由于利率飙升，他的政党的一些成员都觉得不能接受。他决定重做一遍，问我是否愿意与他的幕僚一起与国会协商。作为美联储主席，这其实与我无关，但我最终还是作为观察员出席了白宫内部会议，会上他同意削减开支。一个接一个，试探性的削减呈现在他面前。他一次又一次地同意他们的要求，结果却遭到一名工作人员的反对，他告诉总统，有的压力集团会反对。最终，预算收紧的信息被淡化了。在我看来，卡特总统的天性比他的幕僚和民主党更为保守。

总统又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可以“触发”信贷管控，这是几年前国会为了向尼克松总统施压而通过的。自此之后，美联储开始有权实施这些管控了。

这是一个透明的政治策略。我们并不想这么做。过度的信贷并不是问题所在。总统清楚地知道，他可以在政治和道义上支持限制性很强的货币政策，帮我们一把。在一揽子预算和货币限制措施中增加信贷管控，将会打消对我们抗击通胀和加速利率下降的共同目标的疑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反对。我们很快设计了不动真格的“管控”方案。停止汽车和家庭购物贷款。信用卡贷款量在达到之前的峰值后才会受到限制，这到圣诞节前都不大可能，还有九到十个月的时间。其他的消费信贷形式并不多。

3月14日下午，卡特总统在东厅举行的一个大型仪式上宣布了预算削减和信贷管控的反通胀计划，旨在支持美联储政策。

几周内，我们开始收到意想不到的报告。货币供应量急剧下降。零星证据表明，制成品订单正在下降。很早之前所预测的衰退似乎开始了。

当我们得知，白宫正被总统的支持者寄来的被剪断的信用卡淹没时，情况变得更加清晰。“总统先生，我们和你在一起”成了人们常说的话。众多美国民众还清信用卡，直接导致银行存款和货币供应量急剧下降。

我们的政策目标就是货币供应量，所以只得迅速改变立场。利率暴跌。我们在6月放松了信贷管制，并在7月和8月全面解除了管制，经济和货币供应开始强劲复苏。到9月下旬，我们感到别无选择，只能收紧政策，将贴现率从10%提高到11%，以此发出政策紧缩信号。这时已经临近总统大选。卡特总统不得不在费城花园聚会上发表温和的批评意见，称美联储关注货币供应量的决定“不明智”。

国家经济局随后将这段短暂的经济低迷列入了它备受推崇的经济衰退名单。对我来说，它应该被标记上星号，备注“人为造成”。毫无疑问，这是另一个教训，一个严肃的教训——监管“控制”，即使是微弱的管控，也可能对经济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回过头来看，这个错误花了我们6个月的时间。抗击通胀的延误，自然无法帮助卡特总统在竞选中连任。值得称道的是，他只有一次表示过对紧缩政策的担忧。

#罗纳德·里根：新一任总统

1981年初，随着新任共和党总统上任，我们又回到“战壕”，努力控制货币增长。预计的经济衰退全面来临。抗击通胀的进展缓慢。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虽然增速放缓，但仍然居高不下。联邦储备理事会决定继续坚持下去。

当然，人们对前好莱坞演员、加州州长罗纳德·里根，以及新政府对经济政策的态度，抱有诸多猜测。阿瑟·伯恩斯几乎气疯了，他急忙赶回华盛顿，提醒我他参加了一个会议，在米尔顿·弗里德曼、沃尔特·里斯顿和比尔·西蒙等人的支持下，会议正着手在货币政策和组织机构方面控制美联储。还有一小撮人公然要求以某种方式回归金本位制度。

在这种背景下，当我得知里根总统在就职几天后就要来美联储与我会面时，我有点儿担心。

据我所知，除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新大楼落成典礼上到访外，还没有总统来过美联储。鉴于他的几位顾问对美联储的态度，他肯定会提出问题。我建议应按照惯例由我去白宫拜访，这样更合适。但不知怎的，最后竟达成了奇怪的妥协方案。我们将在财政部，与新任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和几位顾问会面。

会上我就坐在新总统旁边，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

“好消息是金价已经下跌。我们可能会控制住通货膨胀。”他说。我从不吻男人，但此时有这个冲动。

总统确实就美联储的作用提出了一两个问题，之后谈话转到了我关心的话题：控制赤字的重要性。

毫无疑问，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总统在准备记者招待会或其他事情时，他的幕僚曾多次敦促他接管美联储，但他从来没有公开这样做过。他曾向我解释说，当他在伊利诺伊州上大学时，一位教授关于通胀危险的课程让他印象深刻。他明白我们任务的重要性。

里根总统在这场抗击通胀的战斗中做出了重要但鲜为人知的贡献。1981年8月，他解雇了数千名罢工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虽然罢工的目标不仅是工资，还有工作环境，但工会的失败向人们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心理信号——对工资的要求不会被无限制满足。

不过，我们与财政部的关系差强人意。里甘部长曾任美林公司首席执行官，政治经验不足。他总是被顽固的货币学派和供应学派纠缠着，两个学派站在各自的立场，都对美联储提出强烈批评。对我来说，“幸运”的是，他们对彼此的批判更厉害，这导致他们之间缺乏信任。我不想讨论具体的短期政策行动，而唐纳德·里甘不喜欢我在预算或其他财政政策方面的“智慧”。在金融监管问题上，我们立场相同，但意见并非总是完全一致。

包括里甘部长在内的财政部官员，对于美联储周复一周却无法确保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而吹毛求疵。我们知道从技术上来讲，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有一次，我给酷爱打高尔夫球的唐纳德·里甘发送了一幅精心制作的全景图，内容是一位高尔夫球手将球打进右边或左边的长草区，有时打进沙坑，但最终以标准杆击球入洞——但他并不欣赏其中的幽默。

几乎从一开始，媒体就报道了白宫工作人员对美联储的不满。但我与总统的几次会面仍然亲切友好。里根的预算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是个直率的人，他也支持抗击通胀，并经常催促我坚持下去。我的前财政部同事穆拉伊·韦登鲍姆，担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对我们表示充分理解，他的继任者马丁·费尔德斯坦也一样。

在国会听证会上，我时常要面对充满怀疑甚至敌意的提问，但我并未把要弹劾我的恐吓放在心上。我知道，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威廉·普罗克斯迈尔和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会为我辩护的。我感到美联储得到了公众私下的甚至公开的支持，人们愿意忍受一些短期痛苦来战胜通货膨胀。即便是那些处在存亡关头的团体——农场团体、社区活动家和住宅建筑商——也理解我们。

一件相当有戏剧性的事让我放下心来。1982年1月，我应邀在拉斯维加斯举办的全国住宅建筑商协会年会上发表讲话。在去开会的路上，我碰巧遇到了一位脾气很坏、不太友好的参议员，他说：“你在这儿干什么？住宅建筑商会杀了你。”

也许是因为我对他的话有点儿担心，所以在年会上讲话时，我表现得比平常更为雄辩。我告诉住宅建筑商，我知道他们的日子不好过，但如果我们在抗击通货膨胀时有所放松，那么所有的痛苦就都白受了。我演讲的结束语是，“和我们一起坚持下去。通货膨胀和利率将会下降。我们还有很多房子要建”。

全体起立鼓掌！

1982年5月，我收到了一封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信。这封只有一页的打印信件，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寄给我的。他正在一家小型国际银行参加管理培训，他说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我的事业，看过最近关于我的杂志封面故事（这些故事讲述了我和我的家人做出的牺牲），他想在这个艰难时刻给予我支持和赞扬，因为他觉得对我有种“奇怪的强烈认同感”——这封信是我儿子吉米写给我的。我用同样的语气回复了他，感谢他给我订阅了填字游戏，并向他保证，我知道他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的母亲。

1982年春天，我也充满了焦躁的情绪。失业率达到了战后最高点。虽然通胀率下降了，但货币供应量仍远远高于预期目标。我开始想：“利率都到15%了，货币供应量为何还这么高？”但我知道我们不能公开松动政策，我们仍应坚持原计划。

终于，1982年夏天，通货膨胀率大幅下降到一位数。先行指标似乎正在好转，货币供应量也有增长放缓的迹象，但由于技术原因，仍然不便公开解释。向拉丁美洲国家，尤其是向墨西哥提供的过量银行贷款，给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风险，亟待关注。

7月，我们开始放松政策，四周内连续三次降低贴现率。8月中旬，我的老朋友，人称华尔街“末日博士”的亨利·考夫曼通报了这一转变，预示着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市场一飞冲天。

到年底，通货膨胀率一路降到4%。短期利率降到了峰值时的一半。尽管失业率仍接近10%，但复苏进程已经明显开始。

我在美联储的司机佩尼亚先生提供了战胜通胀的确凿证据。在去华盛顿一次盛大晚宴发言的路上，我在佩尼亚先生旁边的座位上看到一本书，书名是《如何应对通货膨胀》。

令人震惊的是，我的司机居然对我没信心！但是，佩尼亚先生解释说，他之所以买这本书，是因为这本书的价格从10.95美元降到了1.98美元。随后的晚宴上，人们都很喜欢听这个故事。

在与联邦储备理事会进行了繁复的讨论之后，由于担心失去来之不易的公信力，我们很不情愿地决定改变政策重心，不再紧盯货币供应量。事实上，制度的改变，主要是放开银行存款利率管制，引发了对狭义货币供应量统计和定义的修订。因为银行可以自行决定存款利率，所谓的M1a、M1b、M2和M3常常出现分歧。

在10月9日的商业委员会年会上，我对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表示满意。我发现货币供应量指标不稳定且不可靠，同时，我强调我们的基本反通货膨胀政策没有改变，这只是战术问题。通货膨胀率的大幅下降使我们既能维持原有政策，又能切实可行地改变策略，支持经济复苏。

到1983年中期，大多数指标向好，但我有个私人问题仍未解决。我会连任主席吗？有一个人强烈反对：芭芭拉·巴恩森·沃尔克。

她的类风湿关节炎越来越严重。家里经济状况不佳，她开始兼职做会计工作，有一段时间，她把我们宅院后部的房子都租出去了。我们达成了家庭协议，如果总统选择让我连任，则我只能干满四年任期的一半。

我要求拜会总统。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我在白宫的走廊里等待里根总统，那里离家庭区很远，可以俯瞰后草坪，当时花园里正在举行聚会。出乎意料的是，南希·里根穿着华丽的红裙子出现了。我们从未见过面。我生性不会赞美别人，但不知何故，这句话却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里根夫人，您看起来很漂亮！”

之后，我与微笑着的总统进行了简短而亲切的会面。我唯一的请求是请他尽快做出决定，平息我可能连任的猜测对我们都有好处。我的家庭协议是，无论如何，我不会干满一个完整的任期，也许只能干几年。总统在日记中记录说，他理解这一点。

几天后，当周末我正要离开纽约的公寓去垂钓时，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总统说，他将在几分钟后的每周电台广播中，宣布我连任。芭芭拉哭了。

这次参议院的确认投票并不一致。反对票刚好对称：右翼共和党和左翼民主党各有8人反对；84位参议员赞同。

#被绑上桅杆

曾经有人问我，1979年10月星期六晚上的政策，是否故意造成经济衰退？

故意造成的？不。

是否在制定政策时就清楚地认识到，加速的通货膨胀进程迟早会以经济衰退告终？

当然，我也确信，通胀过程持续的时间越长，经济深度衰退的风险就越大。

有趣的是，美联储工作人员甚至在星期六一揽子政策公布之前，就已经得出经济处于衰退边缘的结论。在当年余下的每个月，员工普遍认为，尽管利率已经上升到两位数的高位，预期的衰退也已经开始。

我想，如果某个德尔菲神谕祭司在我耳边悄悄地说，我们的政策会导致利率攀升，会达到20%或更高，那么我可能早就收拾行李回家了。

但这种选择不为公众所知。我们要传递一个信息，一个传递给公众和我们自己的信息。

货币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命题之一。早在18世纪50年代，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就提过。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成功地向公众普及了这个（过分）简单的命题：“所有的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

这虽然简单了些，但也为我们向美国公众介绍新政策措施打下了基础。

同时，这种政策措施也加强了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一直缺乏的内部纪律：我们不能放弃以抑制货币供应量增长为目标的政策措施，否则就有可能丧失信誉。而信誉一旦丧失，就很难恢复。夸张一点说，我们注定要坚持到底。为了追求价格稳定，我们被“绑在桅杆上”。

我当时是否意识到，在我们宣称成功之前，利率可能会上升到多高的水平？

不知道。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有没有更好的路径？

据我所知，没有——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

#令人尴尬的会谈

正如这本书说的那样，美联储必须始终与执政政府保持联系。鉴于双方在汇率和监管方面的职责交叉，两者在国际事务中必须进行协调。如果只是为了提升行动的效率，全面使用“紧急”和“隐含”权力时，这就需要协商了。但前提是，保证美联储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职业生涯中，我只遇到过一次这样的挑战。1984年夏天，我被召集到白宫面见里根总统。奇怪的是，这次会面地点不在椭圆形办公室，而是在图书馆。当我到达时，总统与办公厅主任詹姆斯·贝克坐在一起。他似乎有点儿不舒服，一句话也没说。贝克告诉我：“总统命令你在选举前不要提高利率。”

我瞬间惊呆了——不仅仅是因为总统超越了他的权限，明确地向美联储下达命令，而且让我想不通的是，我当时并没有计划收紧货币政策。在伊利诺伊大陆银行倒闭之后，市场利率已经上升，我认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可能需要稍稍放松政策来安抚市场。

怎么说？怎么办？

我一句话也没说，走了出去。

我后来猜测，之所以选择图书馆，可能是因为那里没有录音系统，不像椭圆形办公室，会谈不会被记录下来。如果我把这件事重复给联邦储备理事会其他成员、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或参议员普罗克斯迈尔，就像我曾经承诺的那样，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这件事肯定会被泄露，这对谁都没有好处。那我该怎么解释我被下令不要做当时我其实并不情愿做的事呢？

当后来考虑这件事时，我认为，那时并不适合发表关于国会拥有宪法赋予的权利来监督美联储，以及行政部门有意孤立美联储的简短演讲。

总统的沉默、明显的不安，以及选择的会谈地点，使我确信，白宫会保持沉默。只有我和凯瑟琳·马拉尔迪知道这件事，她一直是美联储主席的忠实助手。

但是这件事也提醒人们，在选举即将到来之际，政治因素可能会对美联储施加压力。这也不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詹姆斯·贝克。

选自沃尔克《坚定不移》，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