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奕飞 | 阿玛蒂亚·森的“四海为家”

青年时代的阿玛蒂亚·森

刚听说阿玛蒂亚·森教授的回忆录即将出版时，Home in the World这个英文书名便在我脑海中自动化作了“四海为家”这几个字。无论作为书名翻译是否准确，在通读全书的过程中确实能强烈地感受到，用这个词来概括森的人生旅程简直太过贴切：出生后不久即随父母旅居缅甸、求学之路从孟加拉湾绕过印度洋延伸至英伦，日后的教学研究更是以德里、加尔各答、伦敦、牛津和两个剑桥为大本营而辐射向五湖四海……

这本回忆录聚焦的是这段遍及全球的旅程的前三十年。这意味着书中少了许多对这位著名经济学家学术思想的系统性介绍，却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领略森恰同学少年的风华正茂鲜活地跃然纸上。

在书最开始的致谢部分，森担心沉溺于自身回忆，会让他人完全提不起兴趣。他说自己花了一番努力才保证了叙述的清晰和连贯性。现在看来，这份努力无疑是成功的，甚至会让人在阅读过程中连连感叹，这完全是多虑了。

 森1933年出生于印度，198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森在书中大致依年代回顾了自己的童年与少年、在此期间的家国动荡、加尔各答与剑桥两地的求学时光，并用在德里经济学院的执教经历及思考为全书画上句号。如果说这番整齐的谋篇布局增加了阅读的流畅感，那么受益于森在主攻领域经济学与哲学之外的广泛涉猎，阅读过程中亦会伴随一种不断被随机掉落的“知识福袋”砸中的惊喜感。“福袋”的大小和内容自然因人而异，我的那份即包括但不限于：义净与法显西游取经的具体路线和收获、糅合了印度教与伊斯兰教智慧的独特的“孟加拉历”San、达卡和勒克瑙这历史上的两大穆斯林重镇间的差异、以及身为舞剧作家和导演的泰戈尔不输其文学造诣的编舞才能。

其次，在内容方面，读者也很难不对森的传奇经历叹为观止。这种传奇不仅包括他那书香四溢的家世、由泰戈尔所起的不走寻常路的名字（本书书名的灵感亦是来自泰戈尔的著作《家园与世界》[The Home and The World]），或是他的哪位剑桥同学或前后辈日后成了哪国的总理或部长——即便跳出这些由人际关系而界定出的身份，阿玛蒂亚·森这位人物本身也远比世人所熟知的“诺奖得主”的标签更为生动和丰富。

森很早就展现了跨越时空的庞大而旺盛的求知欲；在入读管区学院（Presidency College，成立于1817年，为印度历史最悠久的学院，2010年改制为大学）的第一年即被诊断出患有二级口腔鳞状细胞癌，他更是凭着非凡的沉着冷静及时诊断，勇敢挺过了放射治疗；此后在申请负笈英伦的过程中，早早被剑桥大学发出拒信的他竟能在几个月后因他人退出而意外获得录取；因与一辆自行车相伴长达半个世纪而被诺贝尔博物馆要求将之收作藏品的获奖者，放眼全球大概也只此一位……

如果说这些惊人事例反映的是森异于常人的一面，那么趁着暑假靠搭车、买学生车票、住青旅而“把欧洲塞进背包”，在此过程中一次次地感受陌生人的善意，甚至还萌生过万一学无所成就去开旅游公司的念头，大概会让无数有过类似经历的留学生们会心一笑。而其就读的达卡圣格列高里小学的时任校长在获悉他得了诺奖后不久，本着激励在校学生的美好愿望翻出了森当年的试卷，却对他在全班37名同学中排名倒数第五而大跌眼镜，可能也会是广大“虎爸虎妈”们的同款反应了。

尽管系统阐述森的学术成就并非本书重点，但这些早年经历仍不失为更深入理解其学术追求的宝贵窗口。比如，正是亲历了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才会促使他在日后展开了相关的发展经济学研究，以期阻止类似灾难再次重演。而他在和平乡（Santiniketan，位于加尔各答北郊，泰戈尔1901年在此创建印度国际大学）的求学经历，以及在此期间跟随身为知名梵语学者的外祖父而管窥到的次大陆历史上的宗教宽容，也可看作是他日后渊博学识与深邃思考得以结出硕果的最原初的沃土。

和平乡，泰戈尔1901年在此创建印度国际大学

也正因此，四海为家不仅可以理解成地理意义上的，更是精神层面上的。森虽未在书中引用《论语》中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但他在序言中所提出的“包容性”（inclusiveness）这个词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对于这精神上的“四海为家”，他也早已是耳闻目染、身体力行：得益于泰戈尔的远见卓识及其召集至和平乡的“多国部队”（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并对印度的中国研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谭云山教授），森在和平乡的课堂讨论可以从传统印度文学过渡到传统及当代西方思潮，尔后再前去探索中国、日本、非洲或拉美；从和平乡走出的毕业生所掌握的“十八般武艺”跨度之广，也时常令人啧啧称奇，不知可否看作“孟加拉文艺复兴”的延续与缩影。他的同学里有既是优秀工程师又是出色歌手的；比他早一年入学的萨特亚吉特·雷在无比耀眼的电影导演生涯之外，亦是一名驾驭了多种文学体裁的作家，甚至还设计过不少英文和孟加拉文字体。雷在日后的回忆文章中也提到，“是和平乡把我变成了东西合璧的产物”。

然而，正如《论语》中的另一句“学而不思则罔”所揭示的，如果说最大限度的求知自由凸显的是“四海为家”的浪漫气质，要从中获得知识和思想财富，则离不开理性思考的自觉。这意味着从嘈杂或空白中厘清真相，并运用不同视角去全面探析背后的“为什么”或“怎么样”。森在书中坦言，“自由”与“理性”的结合统一，或者说从多元化的汪洋中经由思辨而提炼出真知的能力，是和平乡的求学岁月带给他的相伴一生的精神资源。他对这两相结合的重要性的更一般化的阐述，早先已见诸其学术专著《以自由看待发展》；由此番回忆而引申出的对近期缅甸、印度乃至全球趋势的批判和反思，亦因这两个独到的落脚点而为本书平添了更多的现实意义。但出于研究社会与教育政策的敏感，书中最令我感动的故事是和平乡在体罚学生仍大行其道的年代里早早禁止了这种做法。外祖父在向他揭示禁止背后的深意时说道，这不仅仅是因为动作本身的野蛮，更是希望让学生了解到，做出正确举动必须建立在对何以为正确有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而非仅仅为了躲避疼痛或屈辱感。这本身也是在运用并享受理性思考的自由。

这本回忆录的写作历经近十载。差不多也是在十多年前，一名彼时刚结束首次印度之行的本科生在复旦文图的书架上邂逅了森和他的学生让·德雷兹合著的《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受书中第四章《印度与中国》的启蒙而开启了一段延续至今的比较研究当代中国与印度公共政策的学术生涯。同样四海为家了十多年后读到此书，也实为疫情期间莫大的安慰、指引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