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国海证券研究所宏观团队负责人 樊磊

爆发于武汉的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炎疫情的扩散已经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市场普遍预计2020年一季度中国的GDP增速将显著放缓；而受到需求下降、物流管制和人员交通限制等多方面因素的冲击，一些行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经营受到较大影响，甚至面临在短时间内资金链断裂和倒闭的风险。

社会各界纷纷呼吁要对企业实施救助；各级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救助措施。然而，笔者以为疫情对于众多企业的冲击固然值得同情，但是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干预之时仍然应当尊重包括自然出清在内的市场规律，应当着眼于对于社会稳定、社会公平等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进行补救，而不宜过度替代市场配置资源。当然，疫情冲击之下继续暴露出的不同所有制企业难以公平竞争的痼疾可能也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竞争中性改革需要快马加鞭。

笔者所在的国海证券通过网络发放问卷、向上市公司调研和单独访谈等方式对疫情对中国企业的冲击做了调研，共回收全国有效问卷142份，涵盖农林牧渔、制造业、建筑业与服务业等主要行业，既有大中型企业，也有相当小微企业的样本。

调研显示，疫情对于中国企业的冲击是全面性的。超过8成的企业反映收入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超过75%的企业反映企业的现金流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压力。其中部分行业以及小微企业面对疫情的冲击显得尤其脆弱。少量企业收入在疫情爆发之后下降超过80%。有四成左右的建筑业企业、服务业企业和超过一半的小微企业表示如果疫情没有明显好转的情况持续三个月，公司蒙受的损失可能超过去年全年的净利润。此外，在问及如果疫情难以好转，企业的现金流能够支撑多久时，超过6成小微企业和约一半左右的建筑和服务业企业称难以撑过三个月。

从调研来看，企业家当前都在努力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支出，减少现金流出以求生。短期而言，受到裁员需要补偿员工、担心疫情好转重新招工困难等方面的影响，裁员的规模尚比较有限。但是如果疫情不能好转，样本数据显示一多半中小企业在三个月内就存在裁员的压力。

面临如此严峻的形势，在社会各界的呼吁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也已经拿出了包括暂缓税收和社保缴纳、减免税费、减免房租，提供政策性贷款、乃至财政贴息免息贷款等种种救助措施。然而，笔者以为，单纯以防范企业倒闭为目标的政策救助是危险的，这类政策可能会扭曲资源配置，增加社会不公，还有可能潜在减少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空间。

首先，以帮助企业生存为目的的救助可能会扭曲资源配置。肺炎疫情虽然来势汹汹，但是严格的讲各类自然灾害也是企业经营面临的正常风险之一。面对外部冲击谁能够生存下去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环境中优胜劣汰的正常考验。对于所有面临压力的企业实施统一的救助，看似帮助了企业，但实际上是对那些效率更高、适应能力更强、企业家平时就更有远见做好现金流储备的企业的惩罚，不利于资源配置向优势企业集中，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此外，在救助过程中一些企业为了获得公共资源而进行的其它“公关”活动，还可能造成额外的资源浪费。

其次，针对企业普遍性的救助在社会的公平性方面也可能存在瑕疵。针对企业救助最直接的获益者是企业家群体。笔者个人对疫情中所有遭受损失的企业家都深表同情，但是资源存在约束这一经济学基本前提条件下，企业家作为社会中相对富裕的群体是否应该优先获得救助是事关社会公平重大议题。即使一些企业被迫关闭，企业家的存留财富恐怕也要远远高于中国的大多数人群。在最极端的企业家因企业破产而倾家荡产的情况下，与人力资本更匮乏的贫困、残疾和其它弱势群体相比，企业家的人脉网络、教育背景和工作经验也都处在更优的水平上。就笔者看来，与救助企业相比，偏远地区基础教育设施和人力资源，农村地区基本卫生设施是否更需要财政资源的投入是值得探讨的。

第三，过度的政府救助可能会减少本来可以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面对包括疫情等在内各类风险的冲击，现代的金融体系也已经发展出了对于相关风险实施管理的避险工具——如包括巨灾险在内的自然灾害保险。如果政府承担了过多风险管理的职能，金融体系和实体企业就会缺乏足够的激励去发展和使用更市场化的避险金融工具。

因此，笔者并不赞同针对企业实施大范围的、无条件、全面性的政府救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应该对疫情对企业的冲击做出反应。考虑到疫情冲击较大，如果出现大面积企业裁员可能会冲击社会稳定、一些弱势的中小微企业的倒闭可能进一步扩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在这些存在市场失灵的领域，适当的政府救助可能仍有必要和合理的方面，但是政策的设计需要更加精细。

笔者以为政策救助的底线应该是为失业人员及家庭的基本生活兜底，政府要有接受一定程度的市场出清的准备。建议加大失业保险救济相关的宣传力度，确保社保体系及时足额发放失业津贴，确保失业问题不会冲击社会稳定大局。疫情逐步得到控制之后，如果失业压力较大，政府还可以更长时间维持偏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为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源的投入提供补贴，以市场力量推动经济复苏和就业自然恢复。针对个人的救助政策不仅仅是对市场失灵的纠正，其救助成本、道德风险、和落地的难度也都远远小于救助企业的政策。

在这个基础之上，可以以“保就业”为目标对于受冲击大、牵涉就业广的企业——特别是餐饮、旅游、交通、建筑等行业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微企业——实施适度和优先的救助。减税等救助措施肯定有助于提振企业家信心，会让企业家有更强的意愿分担稳定就业的成本——当然，在疫情结束之际相关企业也会因为人员相对齐备处在市场竞争有利的位置上。此外，对于中小微企业的救助还有可能纠正另外的一个潜在的市场失灵——贫富分化的扩大。相对而言，在这类企业就业的员工通常处于社会收入偏低的阶层，让他们能够保有现有工资而不是接受更低的失业津贴在社会公平方面也有一定可取之处。

这也意味着对于企业的救助需要更精细的设计。例如，可能需要将救助的获得与企业不裁员或少裁员挂钩；此外，对于受援企业所在的行业、企业的规模、员工的工资水平等可能也需要进行一些限制，才能更好地保障社会的弱势群体获得公共资源。

从一些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灾后重建的经验来看，对于企业的救助也都遵循着规模有限、针对弱势群体和尊重市场规律的基本原则。例如，2005 年横扫美国南部的“卡特丽娜”飓风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但是美国政府对于企业部门的救助主要是向受灾的六万多居民和企业主提供约21亿美元的灾难贷款，贷款的期限和利率有一些优惠；整体而言补贴的规模非常有限，也主要针对的是中小企业。实际上，美国的巨灾保险计划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赔付高达400亿到600亿美元，商业化的保险既分担了政府救济的压力，也显著增强了民众自救的意识和能力。2011年日本大地震后中小企业的经营也受到较大冲击，日本政府最主要的救助措施是为中小企业提供一定信用担保，为日本人提供职业培训和与中小企业对接的机会，帮助他们更好地满足中小企业的需求。救助的规模也比较有限，同时也比较重视针对个人的救助。在“非典时期”的新加坡，为了避免统一救助带来的“大锅饭”效应，政府按照中小企业过去3-5年的缴税情况，分不同行业，制定相应的比例，对企业进行税收返还。

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相比，笔者以为让中国遵循中性的政策并允许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的一个核心障碍在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市场中一直无法公平的进行竞争——国有企业享有从政府隐性担保到稀缺资源优先获取等多方面的优势——这也是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争议之一。在疫情冲击之下，中性的政策有可能导致国进民退。近期中国社科院、浙江大学等机构联合调研的结果也显示民营、个体企业面对疫情的压力是最大的，对经济的信心是最弱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常常必须对于民营企业给与一些特殊的照顾政策，而这又有可能带来新的资源配置的扭曲。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从中国自身完善市场经济机制、提升公共政策执行效率的角度，还是从中美贸易谈判的外部视角而言，中国国有企业竞争中性改革的滞后都已经是束缚中国经济前景的重大桎梏，相关的改革需要快马加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