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沈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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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双方对胡适的争取

1948—1949年的大变局时，国共两党的高层都为争取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努力过。因为他是平津科技教育乃至整个知识界的领袖人物。关于“胡适弃校南下与平津学人去留”这一重要问题，我在专书《无地自由：胡适传》、《民国大学的文脉》及专题论文《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如何产生的》中都曾利用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录和口述实录，从不同的侧面谈论过，但也留下多处空白。时过境迁，当事人都已经去世。在那极端年代，去者一腔，留者一调，各有不同的说辞，或矛盾冲突，且多政治色彩。作为胡适研究者，我在不同的场合，时常会被问及如果胡适不走，或假设胡适守校不去南京等问题。我往往是一笑了之，不对接这种文学的“戏说”和“演义”，因为历史不可假设，也没有如果。历史研究只能是尽可能地接近、还原真相，尽量客观地给予解释。但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历史事实本身。

本文利用两岸新发掘出的史料，将对此话题进行一次填空式的重新梳理。与原来论著中的史料互见，不一一注释。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四野”雄师乘胜入关，直逼平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的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将北平、天津重重包围。

22日，校长胡适在北大蔡孑民纪念堂主持校务会议。会上经过近两小时的激烈争论，最后做出不迁校的决定。24日，又举行了教授会议，正式通过校务会议不迁校的决议。而不迁校的重要理由是：当前为国共两党的内战，这与1937年日军入侵的外患不同。这个不迁校的“决定”对北京大学来说，意义非凡。

24日，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因货币改革失败，引咎辞职。据陶希圣撰文所忆，此前两天，蒋介石便密派陶希圣北上请胡适出任行政院长。陶希圣离开南京时，蒋介石亲自授意说：“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来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的名单由他开，我不加干涉。”

陶希圣说明来意，胡适便说：“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授的主张，那是万万做不得的！”接着胡适表示：“你看，现在满地书籍，都没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从胡适的言谈，可以明确感受到，他是把自己当成稳定北京大学人心的最重要人物。

当两人谈到投机之时，胡适感慨而幽默地说：“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并告诉陶希圣，“这部宪法，既不是总统制，也不是内阁制。我如果做总统，就提名蒋先生为行政院长，造成一部内阁制宪法”。会谈结果，胡适表示“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不去南京组阁，并向陶希圣声明：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要与蒋先生站在一起。

26日，即陶希圣离开北平几日后胡适向秘书长郑天挺谈及陶来拉他从政之事。两人还在一起讨论若从政当行政院长的人事组阁问题，郑向胡适建议，如果去组阁，“人才内阁是这样的：党人少要，旧阁员少要，不必一定是内行，必须有声望、有识见、有担当”。这个组阁标准，实际上是胡适等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贤人政治，且他和郑讨论的内阁人选，多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据胡适当天日记所示：

行政院副院长  傅斯年

内政  童冠贤  朱骝先  周鲠生

外交  王雪艇

国防  俞大维

财政  K. P. Chen，T. F. Tsiang

教育  杭立武？

交通  石志仁  凌鸿勋

司法  林彬？

社会  

卫生  刘瑞恒

工商  李烛尘

农林  钱天鹤？谢家声

资源  

粮食  杨绰庵。

上述内阁名单，“社会”和“资源”两个部门一时没有合适人选就留下空白，尚有疑问的用“？”标示出。K. P. Chen为陈光甫，T. F. Tsiang为蒋廷黻。其中金融专家陈光甫抗战时随胡适在驻美大使馆工作，胡适对他的评价是：“光甫不是很高的天才，但其人忠厚可爱。”

11月底12月初，国民政府下令北大、清华等高校南迁，指示教育部要乱中求静，并说“遇到万一时，政府为保护民族文化，决心全力设法‘抢救’”。

11月29日，平津战役开始，形势剧变，不容国民党政府迁校。南京方面朱家骅、傅斯年、俞大维、陈雪屏四人则合谋求蒋介石设法救出胡适等北方学界名人，即“抢救平津学人计划”。

特别值得一提的钱天鹤、陈雪屏两位，其后人与我们当下的学界有较大的学术关联。胡适与钱天鹤是留学康奈尔大学农学院的前后届同学，钱天鹤曾任金陵大学农学教授，1949年到台湾后，留在大陆的儿子钱理群为现代文学研究届的著名学人；陈雪屏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出身，胡适的学生，他到台湾后，其女儿陈淑平嫁给了余协中的儿子余英时。潜山余协中为胡适的好友，余家父子为两代燕京大学学子。“石在，火种是不会灭的”。“民族文化”的火种，没有在本土或海外熄灭。余英时、钱理群的言论对当下学界多有影响。

12月13日，合众社称：“胡适博士已内定为蒋总统之高等顾问，其职责与罗斯福总统时代之霍浦金相似。”并说蒋介石曾授命胡适组阁，然胡氏谦辞，但他同意来京参与政府，出任总统顾问。也就在这一天，蒋介石派青年部长（原北大训导长）陈雪屏飞抵北平劝胡适南下，并说：“北平的城防一天一天的接近，不如早点离开！”胡适早已因兵临城下而坐卧不安，但此时却强装镇静，并告诉来者：“中共的叛乱和日本的外患不同，外患来时可以撤退，现在是国内的叛乱，怎好丢开北大不管？”陈雪屏第二天飞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胡适不愿南下的事后，蒋又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南去，并于14日再次派专机飞平，强行接人，同时令胡适劝几位名教授一齐南飞。来者告诉胡适说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胡适打电话约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一起南下，被陈拒绝。连他的小儿子胡思杜也坚决要求留在北平，不愿同他一起走。

14日一清早，陈雪屏便从南京打来电话，力劝胡适南行。十点钟胡适到校，又见陈雪屏的电报：“顷经兄又转达，务请师与师母即日登程，万勿迟疑。当有人来洽机，宜充分利用。”于是，胡适才开始约在北平的多位教授。深夜11点多钟，傅作义给胡适打来电话，说总统有电话，要胡适南飞。

据当时在胡适身边工作的邓广铭接受我的采访时回忆，当兵临城下后，传闻很多，有人告诉胡适说：“听说共军围而不打，西山那边的共军广播说，只要你不走，北大不动，共军不会加害于你！”意在劝胡适留下。也有人说胡适门生，清华大学教授吴晗因通共的特殊身份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得胡适暗中保护，先行投奔共产党军队占据的所谓“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吴晗向毛、周谈到北平地下斗争及高校情况时，毛泽东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龚育之在悼念胡绳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几年前，我偶然查到了一篇文献，那是陈毅关于1947年12月中共中央会议毛泽东口头报告的传达记录。记录中说，毛泽东在批评三种过左倾向（侵犯中农、破坏工商业、把党外人士一脚踢开）时说过：‘你到北平，胡适捉不捉？还是不捉。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长。’这个争取胡适的意向，是查有实据的。”吴晗作为胡适执掌中国公学的学生，他的学术生命是胡适给的。当年在中国公学，他和老师沈从文一起追求张兆和，是胡适这特殊的“月老”，将“红绳”偏系沈从文，并督促吴晗专心读书。这次吴晗面临被国民党特务暗算的危机，又是胡适从中解难。1949年以后吴晗政治上得势，反“右”时也曾整人，但没有公开讨伐自己老师胡适。吴晗曾对和自己一起搞民主运动的地下党成员说过：“你们如果工作做好了，还可以把胡适留下的。”这是吴晗的臆想，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共产党是不相容的。这才是关键。曾以史家之心度帝王之腹，写作《朱元璋传》的吴晗，面对胡适，有此臆想，才有后来的自杀谢幕。

而这些传闻到了胡适那里，他却嗤之以鼻说：“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

结果是自认为“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同时也不愿“丢开北大不管”的胡适弃校南下，中共“权威人士”便在随后宣布他为“战犯”。

邓广铭在1945-1948年间，先后为北京大学代校长傅斯年、校长胡适的秘书。在蒋介石1948年12月17日致电傅作义，要求他将平津六十二位学界重要人物分别疏导南移的名单中就有邓广铭。因为写作《胡适传》的缘故，我曾于1986年7月、1992年4月、1992年7月，先后三次采访邓广铭。邓广铭告诉我，1948年12月13日，蒋介石派陈雪屏飞抵北平，劝说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约一批知名校长、学者乘机南下。胡适约陈垣一起走，被陈垣拒绝了。胡适打电话到城外清华园找不到陈寅恪，很着急。这时，邓广铭说自己知道陈寅恪常到城内大嫂家里，主动去帮胡适找人。邓广铭到北京城内陈衡恪遗孀那里找到了陈寅恪，并把他带给胡适。14日晚上，胡适给文学院院长汤用彤、秘书长郑天挺留下便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15日第一架专机从北平接胡适夫妇、陈寅恪夫妇及两女、毛子水、钱思亮等到南京后，16日，傅斯年又致电、致信北京大学的郑天挺，说南京政府继续派飞机接人，要求他帮助动员、组织，并附有“人员名单”。我的学生汤志辉自北京大学综合档案室查得《傅斯年为派飞机接南下人员事给郑天挺之电报（附人员名单）》（BD19481564）。这份“人员名单”有个人走与不走的主观意识体现。电文如下：

天挺

空运队可即派两架机到平兄前信中所开三批名单作一次走又中航机亦可能到平其他可走者应即准备勿延与剿总联络务即办好送斯年

名单如下：

×不走或已走

？在郊外或未联络成

√必走

傅陈铣电开列名单

一、各院校负责人

√梅校长

√李院长润章  四口，已走两口

√袁校长  八口

√袁馆长同礼

×陈校长援庵  不走

√胡步曾  2-2556家、2-1215

×郑天挺  不走

×郑华炽  不走

？贺麟

？霍秉权  对外无法联络

？褚士荃  在郊外

？沈茀斋  在郊外

×汤锡予  不走

？冯芝生  在郊外

？陈岱孙  在郊外

？叶企荪  在郊外

×饶毓泰  不走

二、

×朱光潜  不走

？雷伯伦  在郊外

？刘崇鋐  在郊外

毛子水

×梅贻宝  已走

？齐思和  在郊外

三、院士

？张景钺  太太在郊外，缓定

？陈通夫  在郊外

？俞大绂  在郊外

李宗恩  5-1519

许宝騄

余季豫  2-3330

四、

×杨今甫  不走

×罗莘田  不走

×赵廉澄  不走

钱思亮

马祖圣  七口

？钱三强  在郊外

×严济慈  在昆明

张政烺  考虑

×沈从文  不走

□祥？

？邵循正  在郊外

朱铣电陈开来名单  重复不列

×周枚荪  不走

×钱端升  不走

俞大缜

陈骥尘

    自持朱电来洽者

√顾毓珍  4-3359

√赵梅伯  艺专5-0408

√徐校长  山西大学

√李高傅  铁道管理

√英千里  2-0932

√张百龄  2-2484 

    自愿南下者

√敦福堂  4-1005 陈宅

√张起钧  五人  2-1887

√陈寿琦  五人  2-1558 赵宅

√姜文锦  艺专  四人  5-2397  姜宅

    徐悲鸿校长亲来嘱为提前

北平

各校认为应加入者

√张颐

温广汉

徐旭生

√杨武之

陈友松  五口

√董守义

√梁实秋太太

邱大年  七口

殷宏章  五口

魏建功  不走

电文中“傅陈铣电”的“傅陈”应是指傅斯年、陈雪屏，“铣电”是民国电报日期代码，指16日这一日发出的电文。“朱铣电陈开来名单”，指示朱家骅16日电报和陈雪屏所开名单。

傅斯年要郑天挺负责动员、联络、组织，蒋介石则直接致电傅作义，是要他提供出城或乘机起飞的方便。

蒋介石又在17日致电傅作义，要求他将六十二位学界重要人物分别疏导南移。据黄克武《蒋介石与贺麟》一文引用台北“国史馆”中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所示：

北平傅总司令宜生兄，口密。（一）在平教育行政负责人为：（梅贻琦）、（李书华）、（袁同礼）、（袁敦礼）、李麟玉、陈垣、（胡先骕）、汤用彤、（冯友兰）、叶企荪、饶毓泰、陈岱孙、（郑天挺）、（贺麟）、郑华炽、沈履、霍秉权、褚士荃、黎锦熙、温广汉、黄金鳌、徐悲鸿。（二）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平者为：（朱光潜）、（毛子水）、（邱椿）、（张颐）、（陈友松）、刘思职、（梅贻宝）、齐思和、雷宗海〔案：应为雷海宗〕、刘崇鋐、戴世光、邵循恪、吴泽霖、赵凤喈、敦福堂、张恒、金澍荣、（英千里）、张汉民、徐侍峰。（三）在平之中央研究院士为：（许宝騄）、张景钺、陈达、戴芳澜、（俞大绂）、李宗恩。（四）学术上有地位，自愿南来者，如（杨振声）、罗常培、钱思亮、马祖圣、赵迺抟、钱三强、严济慈、张政烺、沈从文、邵循正、邓广铭、李辑祥、孙毓棠、蒯淑平。请兄分别疏导，即日南移，如获彼等仝意□□□，可派机或备船接运。其搭机人员并请兄代排订次序电告，尤以有括号者，务须来京，如何？请速电覆中。

这份抢救学人的名单是有标准的，即（一）在平教育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平者；（三）在平之中央研究院士；（四）学术上有地位，自愿南来者。

这个名单是傅斯年、朱家骅、杭立武、陈雪屏一起划定的。只有少数已经在15日随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到了南京。21日，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又带领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等24位教授作为第二批乘专机到达南京。

胡适飞南京之后，北京大学教授自发成立了新的校务委员会，汤用彤被推选为校委会主席。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5月，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正式任命汤用彤为北京大学校委会主席。梅贻琦飞南京之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被推举为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临时主席。1949年1月31日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份参与接管清华大学，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两份大致相同的名单，都是把“院士”单列一项，作为飞机接人南下的目标。

两份名单中有名、字不同，或称头衔的，如李院长润章（书华）、陈校长援庵（垣）、胡步曾（先骕）、沈茀斋（履）、汤锡予（用彤）、冯芝生（友兰）、雷伯伦（海宗）、陈通夫（达）、杨今甫（振声）、罗莘田（常培）、赵廉澄（迺抟）、邱大年（椿）。

所谓“战犯”问题

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以陕北权威人士的名义通过新华社发布了一份战犯名单。这个“权威人士”即毛泽东。这四十三人的名单只是国民党政府的部分党政要人：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季陶、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等。

中研院院士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三人在这第一批战犯名单中。翁文灏留学比利时，回国后为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现代地质学、地矿学的奠基人，学者从政，官至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政府秘书长等要职。留学英法的法学家王世杰先后出任过武汉大学校长、教育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等要职，其专业所长为“比较宪法”。留学德国的地质学家朱家骅，曾任北京大学德文教授，先后出任中山大学校长、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兼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三位都是从北京大学走出的学者，教育家。当他们与政党政治的战车捆绑在一起时，就由不得自己了。

1949年1月20日，要改天换地的毛泽东发出《热烈祝贺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电文。电文说:“在这里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不论和战，战争罪犯是必须拘捕的。我们的八个和平条件的第一个，就是惩办战争罪犯。现在南京城内尚有头等战争罪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何应钦、吴铁城、王世杰、戴传贤、张群、陈果夫、陈立夫、翁文灏、王云五、张厉生、朱家骅、顾祝同、刘峙、余汉谋、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汤恩伯、陶希圣及其他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例如胡适、郑介民、叶秀峰等人，企图继续作恶。你们现在就应侦察他们的动向，以便你们在不论是和平开进或者战斗解决时，能够不失时机，一律拘捕，交给人民法庭判罪。一切在逃之战争罪犯，即使逃到天涯地角，亦须穷追务获，归案法办，决不宽恕。”这是将胡适视为“战犯”最官方的原始文字依据。

1949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的新闻稿《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进一步强调说：“关于战争罪犯名单问题，中共发言人称，我们尚未发表全部战争罪犯名单，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新华社发表的仅仅是第一批名单，发动内战残杀人民的国民党反动派中的主要负责人员决不止四十三个。”

胡适作为“战犯”之说的另一公开的文字依据是《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中粘贴的剪报。他在1949年1月26至27日的日记之间粘贴有不全的剪报，但未标明何报，其中据剪报所示：〔本报收音〕陕北二十六日广播：“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有人感觉名单遗漏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沈按：以下断残）。

《胡适全集》出版社时，日记卷整理者曹伯言根据1949年1月28日《东北日报》将胡适不全的剪报补全。马克锋查证，认为胡适粘贴的应是1月27日上海《新闻报》上的《中共又发表一批“战犯”》一文。两份核对后可验证其内容为:“本报收音，陕北二十六日广播: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有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例如军事方面的朱绍良、郭忏、李品仙、董钊、陈继承、张镇，政治方面的谷正纲、徐堪、俞大维、洪兰友、董显光、刘健群，党特（务）方面的邓文仪、黄少谷、陈雪屏、贺衷寒、张道藩、蒋经国、郑彦棻、郑介民、叶秀峰，反动小党派方面的左舜生、陈启天、蒋匀田，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必须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动者胡适、于斌和叶青。北平人认为许惠东、吴铸人应列为战犯，上海人认为潘公展、宣铁吾应列为战犯，广东人认为张发奎、罗卓英应列为战犯，四川人认为王陵基、王缵绪、杨森、潘文华应列为战犯。”

胡适在1947年发表《自由主义》，提出民主、自由、和平渐进的改革、容忍反对党，试图以此理念来遏制战争，反对内战。他甚至四处演讲，极力推行自己的这一自由主义主张。结果发动人民战争的革命领袖宣布他为“罪大恶极的帮凶”，和“战犯”等同。

去与留

1948年12月16日，即胡适飞到南京的第二天，蒋介石便邀请胡适与夫人江冬秀到总统官邸晚餐，为胡适祝寿。同时要胡适赴美，如抗日初期，做非正式外交使节，游说华盛顿，争取援助。这也是蒋介石为何派专机接胡适南来的另一意图。

17日，为北京大学校庆日，也是胡适的生日。纪念大会设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内，朱家骅、蒋梦麟、陈雪屏、傅斯年等出席。胡适主持大会讲话时，竟泣不成声地说：“我是一个不名誉之弃职逃兵，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

1949年1月21日，胡适将夫人江冬秀送上去台湾的轮船（与傅斯年夫人俞大綵同行），1月31日取得赴美的护照签证。4月6日，胡适从上海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赴美国求援，21日船抵旧金山。27日在纽约住定后，胡适对记者表态说：“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

表示“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要与蒋先生站在一起”和“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地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的胡适，被共产党“权威人士”毛泽东宣布为“战犯”，以及随之而来大批判是必然的。

作为非正式外交使节，胡适夫妇在美国九年的生活费来源，一部分来自蒋介石特支的“宣传活动费”（据近年披露的蒋介石档案、日记可知，1951至1955年间，蒋介石通过在美国的国际货币基金会副执行董事俞国华，共给胡适9次，每次5000美元，合计45000美元生活费。学者陈红民、张鹤慈均有专谈此事的文章）。

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倚重文、史、哲的三位教授是杨振声、郑天挺、汤用彤。他们三人，在傅斯年给郑天挺的那份名单中，都有被做了表示“不走”的标示。汤用彤进北京大学是张歆海向胡适推荐的，他的立身之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也是胡适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汤用彤1954年脑溢血是在被迫批判胡适的高压下发生的（11月13日下午参加完《人民日报》社召开的批判胡适思想座谈会后，晚上即突发中风。汤用彤的儿媳乐黛云曾在2003年9月18日北京大学举办的“《胡适全集》出版暨胡适学术思想研讨会”上专门讲及此事，我现场参会）。汤用彤“护校”有功，在共产党正式全面接管北京大学后，由“校委会的主席”转任副校长。杨振声、郑天挺两人是胡适的学生，1952年教育部进行院系调整时，清算胡适在北大的势力，他俩被“调整”出北京大学（是必须离开的，没有个人意愿），分别去了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南开大学。特别是杨振声，他抗战时，是代表北京大学在西南联大参与校方行政的干将，而蒋梦麟却长期在重庆参政。杨振声去东北人民大学时，还必须从北大带走胡适的另一学生废名，因为他是周作人向胡适极力推荐，才得以回北大教书的。

胡适出走，自然影响到许多人，且不仅仅限于平津地区的学人。

拒绝南下的院士陈垣，在共产党占领北平后，率先写公开信，劝在美国的胡适“归来”。他在194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劝胡适正视现实，幡然觉悟，批判过去的旧学问，回到新青年之中，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胡适在1950年2月1日《自由中国》第2卷第3期发表了《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有“考据癖”的胡适，从语法、文体及时间上寻找证据，认为这封信不是出自陈垣之手，是别人冒陈垣之名写成的。或者是陈垣有此类信，但经过共产党官方加工过的，因为陈垣从不写白话文，并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进而批评共cd统治下的大陆“决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没有言论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胡适留在北平的小儿子思杜1950年公开发表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表示背叛自己的父亲。思杜文章由9月22日在香港《大公报》登出之后，美国英文报纸24日就有了报道。第二天（25日），1920年代曾任驻苏大使馆代办，如今也流亡美国的朋友吴南如因怕胡适不能承受思杜之事的打击，致信胡适，把思杜和蒋经国视为一类人，意指他俩的行为都是身不由己，迫不得已之事。胡适将吴的来信摘录在日记上，并说：“吴南如来信，说：蒋经国在苏俄时，介石先生曾令大使馆转交一函，要他早早回国。经国在纸上写了几句话回答，略说‘蒋介石是人民的敌人，故也是我的敌人。不愿再见他，除非在战场上！’”

26日，胡适看到纽约《华侨日报》上登出《胡适被自己儿子声讨为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的报道，并剪贴在日记上。当记者追问他的感受和看法时，他对记者说：“当然，大家都很清楚，在共产主义国家里是没有言论自由的……但很少有人认识到，那里也没有沉默的自由。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必须对信仰和效忠做出积极的声明。”

1957年9月反“右”高潮时，胡思杜在唐山铁道学院被逼自杀。胡思杜最后的遗物，经过60年辗转，现在所剩的几本外文书到我手中，与其父亲胡适的全集一起，放置在我的书房。

胡适的走，自然带动了许多人。就1948年当选的八十一位院士而言，去台湾的有李济、董作宾、袁贻瑾、王世杰、傅斯年、朱家骅、李先闻、王宠惠、凌鸿勋、吴敬恒。

去美国的有胡适、陈省身、李书华、吴宪、林可胜、汪敬熙、陈克恢、李方桂、赵元任、吴大猷、萧公权。

林可胜是新加坡著名教育家林文庆的儿子，父子同是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毕业生。林文庆曾是继邓萃英之后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

胡适、吴大猷都是先去美国，后去台湾。王宠惠1949年去香港，后去台湾。李济1948年去台湾，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董作宾1948年去台湾，1955年后曾在香港任教。王世杰赴台后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中研院院长等。

萨本栋院士死于1949年1月31日（胡适2月27日在上海参加了追悼会）。去台湾的傅斯年1950年12月20日即去世。吴稚晖1953年去世。

留下来的是多数。留在大陆的梁思永1954年去世，随后是1955年余嘉锡去世，1956年柳诒徵、杨树达去世。

八十一位中研院院士中，留在大陆及随后从海外回来的（翁文灏）共59人。

以“战犯”之身到法国短暂生活后回到香港的翁文灏，1951年被大陆新政权动员回归北京，余生20年靠写作古体诗词打发时光，留下近3000首诗。

当时在平津的这六十二位重要人物，1948—1949年的大变局中，明确表示不走的沈从文是第一个自杀者——两个月后即选择自杀（两次均未遂），同时被北京大学清除。

留学英国的“热带病理学”专家李宗恩，曾任北京协和医学院院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2年3月死于昆明医学院，免受“文革”之辱。

其中“文革”难忍受迫害，被迫自杀的有：

谢家荣，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6年8月13日自杀。其妻子吴镜侬在其自杀一月后也自杀。

曾昭抡1967年12月8日自杀（他妻子，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俞大絪先于1966年8月25日被“红卫兵”毒打后自杀），这是他在妹妹曾昭燏1964年12月自杀后，又一曾家后人走向绝路。

饶毓泰1968年10月16日在北京大学燕南园41号上吊自杀。

吴定良1969年3月24日自杀。

多数人还是选择唾面自拭，忍辱负重，苟且偷生。

“文革”前后相继被迫害折磨致死的有：

胡先骕，1968年7月16日。

陈寅恪，1969年10月7日。

邓叔群，1970年5月1日。

许宝騄，1970年12月18日。

翁文灏，1971年1月27日。

周鲠生，1971年4月20日。

梁思成，1972年1月9日。

周  仁，1973年12月3日。

张景钺，1975年4月24日。

王家楫，1976年12月19日。

叶企孙，1977年1月13日。

“没有公开讨伐自己老师胡适”的吴晗，最终在1969年10月17日狱中自杀。

在两份“抢救”名单中都被列入的冯友兰、朱光潜、贺麟，1949年以后，为了自保，成了吴宓最怕的“职业改造家”。1962年，吴宓在给李赋宁的信中列举了不愿到北京工作的六个理由，其中之一是不愿接受思想改造：“宓最怕被命追随冯、朱、贺三公，成为‘职业改造家’，须不断地发表文章，批判自己之过去，斥骂我平生最敬爱之师友。宁投嘉陵江而死，不愿……”相对于那些不幸的自杀者，或被折磨至死者，“职业改造家”冯友兰、朱光潜、贺麟都求得个高寿，见证了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洪子诚依据作协档案写就的《材料与注释：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一文所示，1957年2月16日上午11时至下午3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相关人士谈话，其中涉及胡适的话是：

过去批评胡适，取得很大的成功。开头我们说，不能全抹杀胡适，他对中国的启蒙运动起了作用。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杀。

胡适说，我是他的学生。他当教授，我是小职员，工资不一样，但我不是他的学生。

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21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过去因为是斗争，所以讲缺点，今天也不必平反。今天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到了21世纪，历史上还是要讲清楚。

[作者授权刊发，注释略去，原题《重识胡适弃校南下与平津学人去留》，刊于《新文学史料》（季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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