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徐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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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俄国革命胜利后，有了“苏维埃”的国家，但一直要到差不多20年之后，1936年苏联有了“斯大林宪法”，才算有了国家政权承认的“苏维埃人”——一个每个苏联人都能从自己的国家归属所获得的“公民身份”。在这20年间，国家政权给予苏联人的是怎样的身份呢？他们又是如何在国家强制的新身份秩序中努力适应，并为自己打造适合这个新秩序的新“面目”呢？苏联人的“新身份”和“新面目”意识是如何在影响他们的日常行为和心态的呢？这些便是希拉·费兹派屈克（Sheila Fitzpatrick）在《撕掉面具：20世纪俄国的身份和面目》中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她在书的第一章《变成苏维埃》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这是一本关于个人在社会中再造身份的书，这个社会被革命抛入混乱之中。我要探究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如何应对身份（带来的）问题——主要是，他们如何为自己打造新的面目（persona）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新面目又是如何使许多人困惑迷茫、不知所措、无以应对。”费兹派屈克同时还关注新面目的社会后果：“当个人忙于重新设计自我，保全重新设计的自我，并且知道邻居都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便会有哪些社会行为（洗涮自己、自我批评、揭发别人）和哪些心态（猜疑、身份焦虑）”。（4）驱使这种日常行为的是每个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人都必须具备的自我身份意识（阶级成分）和生存状态认识（阶级斗争）。

身份与个人面目的“微观历史”

费兹派屈克所关注是一种微观文化史，与人们所熟悉的“苏联史”有所不同。微观文化史可以说是一种日常生活史（Alltagsgeschichte），因为日常生活史本身就是一种微观历史。德国洪堡大学教授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指出，日常生活历史的“日常生活”本身并不是一个“具有独立结构或某种自足性的（历史或社会）领域”。“日常”（Alltag）“代表的是一个经验性的，植根于生活世界的空间。在这个生活世界里，个人的需要和社会‘常识’必须不断在价值观上形成新的一致认识和秩序。这种价值观是在历史中构建的，也是按照在历史中规定的标准评价的”。 在早期苏联，个人“阶级身份”这种被统治权力区别对待，被社会中他人不同看待，最后自己也以此看待自己的“自我”和“面目”观，是一种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经验和“常识”。它包含的荣辱、尊卑、好坏（红黑）价值观是在历史环境下被规定的，是在苏联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某种“新的一致认识和秩序”。它只适用于当时苏联的政治制度的历史环境，在其他历史时期或其他制度中并不适用。所以，研究苏联人的“阶级身份”形成了一个研究苏联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视角。

希拉·费兹派屈克

卡舒巴还指出，与日常生活历史相联系的是“一种特别从‘文化’来看待历史”的方式，“它关注的是历史中人（主体）的文化实践（cultural praxis），并将文化实践视为复杂的历史现实。这种研究深入到人（主体）塑造生活的可贵能力和在特定生活世界里争取行动的可能性。它也试图说明这种生活世界体系中广大而普遍的象征秩序——人们体验（现实）的方式、行为的原则、意义和价值”。把个人的阶级身份经验和应对生存处境的方式（营造面目、假面扮相、顺从、反叛）当作“复杂的历史现实”的一部分，相比起“广大而普遍的象征秩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你死我活的的斗争，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战胜和消灭资产阶级）来，只能算是“微观”的个人“文化实践”。 但这种着眼于个人的微观文化研究却能让历史学家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去发现像“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宏观历史的概念是怎样通过普通人“作为经验和行为的大众文化”而变成一个“历史现实”的。

费兹派屈克关注的是苏联国家社会里的个人如何体验他的“阶级身份”，这种身份如何影响他在生活中的“面目”，他如何在一个由外力强加的身份秩序中寻找适用、变通的途径。这种个人的日常生活史或微观文化史不是人们一般了解的那种关于苏联国家政权演变和领导人更迭的宏观正史。许多文化研究所关心的身份（identity）都是集体性的，如国民性、男女有别的社会文化、社会弱势群体、第三世界或后殖民身份等等，但费兹派屈克关心的是个人的身份。她认为，“一旦把身份聚焦到个人，身份研究必须包括‘面目’（imposture）便是不言而喻的了。一个伪装面目者（imposer），假冒的是他没有资格拥有的身份。在革命环境中，假冒革命身份的人必须予以揭露，这是非常重要的。”（4）但是，真的或假的面目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分辨的。伪装面目是“犯罪行为”，自我改造是“积极表现”，一个是“坏的”，另一个则是“好的”。但是，又有什么办法来真正区别它们，或者在它们的行为后面有效地察觉不同的真实意图呢？

革命号召所有的国民以崭新的面貌投入新的生活，那些来不及更换面目的人为了生存只能假装如此。他们虽然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响应革命的号召，但在“革命者”眼里，这是一种犯罪行为的伪装。在如何分辨国民真面貌与假面目的问题上，革命为自己出了一个难题。早期苏联的个人面目是由每个人的“社会-政治身份”来确定的，它的“科学根据”便是“阶级属性”。布尔什维克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夺取政权的，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是那些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们，而“资产阶级”（按1920年代的用法，包括旧制度中的所有上层阶层）则是反对这个政权的。这形成了一种“阶级属性”循环论证：无产阶级支持革命，支持革命的是无产阶级；相反，资产阶级反对革命，反对革命就是资产阶级。（5）从理论上说，无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和无土地的贫苦农民，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是布尔什维克党，一个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先锋队组织。资产阶级包括残留的旧贵族、资本家、城市业主和商人（1921年“新经济政策”时曾一度是合法的）、富农。尽管这些人群事实上既无组织也无领导，但“资产阶级专家”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看作是他们的“象征性领导”。

在整个布尔什维克革命和斯大林时期，苏联人的无-资阶级身份一直在变化，虽然“成分划分”自称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但其实是跟着“政策”走的，始终是专政和暴力统治的工具。在1917年至1920年间，列宁的布尔什维克把镇压内部敌人的革命手段表述为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信念，并变成一种区分国民不同政治忠诚度的制度。布尔什维克建立了“契卡”，它的使命便是镇压任何对新政权的反抗和消灭新政权的敌人。1918年9月5日的“红色恐怖法令”规定建立一些集中营，作为隔离“阶级敌人”（但还不是强制劳动）的地方。

工人和农民拥有“无产阶级”的成分，也是革命的基础，但是，工人和农民同样可以成为“阶级敌人”。当工人和水兵1921年初在彼得堡港的克琅施塔得岛上升起“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旗帜、发起反叛时，他们便成为遭到革命武力粉碎的阶级敌人。少数比较富裕的叫做“Kulaks”（富农）的农民，被定义为“乡村资产阶级”；列宁签署的1918年的一份政府文告宣布对他们发起“无情的战争”。他提出一份反富农法令具体说明，不把余粮卖给国家粮站的粮食所有者将被宣布为“人民之敌”，被没收财产，并将永远驱逐出社会。

无论是以职业、与旧制度的关系，还是政治忠诚或阶级出生来确定一个人的身份，“阶级身份”都不能像肤色、面相、性别那样一眼可见，也不能像一个人的姓氏或地方口音那样来加以辨认。与绝大多数其他可辨认身份不同的是，“阶级身份”是可以隐藏和伪装的身份。

在苏联制度中，一个人要隐瞒自己的政治身份或者改变已有的政治面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因为，每个人的政治身份和面目都是有备在案的，这个案就是“档案”。用档案来严格控制每个人的政治身份，这使得苏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档案国家”。费兹派屈克以她的研究证实，在每个人的档案里，政治身份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简历”（人生记录）。她就此写道：“个人档案包括个人经历的自我叙述和专门设计的个人情况问答，用以弄清一个人的政治和从业历史，以及他阶级立场性质的详情，包括在过去变化的情况。”一个人的档案身份对他的生活处境和前途有着至关紧要的影响。国家政权对国民的就业、住房、升学、提干等等都公开实行阶级歧视的政策，因此，“在个人经历中隐瞒‘坏的’阶级背景，将阶级性模糊不清的部分尽量说得好听，是每个人的利益所在。这种隐瞒和改编……变成了苏维埃公民们的第二天性。”（5）假面社会一旦形成，即使在不需要时刻戴好假面的时候，扮相也仍然是大多数人的一种处于活跃状态的本能。这与俗话说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是一个道理。

生活在苏维埃“合理歧视”的制度下，每个人的生存伪装本都变得特别发达，也特别善于伪装和说谎。这种生存本能是费兹派屈克所说的“苏维埃意识形态”（Soviet ideology）的一部分，“它是由统治权力强行灌输给国民的”，即使这种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力消失之后，它的残余影响还会长期地“挥之不去”。（5）

在早期苏维埃话语中，最接近“身份”说法的用词是litso，意思是“脸”。身份的限定词差不多总是“阶级”和“政治”，阶级的和政治的面目是密切联系的，都必须明明白白，叫做vyiavleno，也就是显出它的真颜色来。在很长的时期内，在中国也是一样，一个出身“黑”的人（黑五类、黑七类），他的阶级或政治“颜色”是绝不容含糊的。说到身份就离不开伪装和隐瞒的问题，因为革命使得某些政治身份成为人生的严重残缺，等于在鼓励和助长人们隐瞒这样的残缺。隐瞒的身份是必须“揭露”的。苏联的报纸经常痛斥“两面派”，就像“文革”时的中国报纸总是在宣传要揭穿走资派或剥削阶级的“真面目”一样。

一个出身不好，阶级成分颜色为“黑”的人，在新制度中时时处处以党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是在真心要求“进步”（塑造“新我”）呢，还是在“伪装积极”（犬儒表现）呢？费兹派屈克认为，在这二者之间并无明确的界限区别，“事实上，一种表现可能以‘犬儒’开始，而以‘真诚’告终，也可能是以真诚开始，以犬儒告终”。这两种情况都不罕见，一个人可以久假不归，先是假戏真做，后来人戏不分；也可以先是满腔热情，把角色当作自我，后来发现自己是在按别人的脚本做戏，但既已入戏，便由不得自己，但总算是明白，自己不过是在演戏而已。费兹派屈克认为，有的社会中人比其他社会中人更能自觉自己是在做戏，“革命的俄罗斯（苏联）社会，由于弥漫在社会里的阶级和政治身份的焦虑，以及多种多样的戴面具和揭面具行为，无疑是一个人们知道自己在做戏的社会”。而在这个社会里，“处于边缘的（成分不好）的人们则又更不得不伪装和扮相”，因为“这么做无疑更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有关”。（13）

伪装、扮相、演戏成为苏联的社会文化景观，官方话语和普通民众都在运用这个社会文化景观中各种与“表演”有关的元素。好的坏的都可以是“表演”。例如，1920-1930年代对“人民之敌”的公开审判（Show Trials）被用作“教育”人民的“政治剧场”，也称“舞台和银幕上的苏维埃法庭”。 1932-1933年的大饥荒（官方不承认发生过这次饥荒）则被官方指责为是敌人故意“上演”饥荒闹剧，“导演”农民绝食示威。 一方面要揭露敌人的“表演”，一方面又要用“表演”去打击敌人。这令人想起中国政治生活中频频上演的诉苦会、声讨会、斗争会、检讨会戏码。就连学习、改造、脱胎换骨这样人人必须参加的政治活动，也无不包含着“学习角色”和“好好表现”的意思。政治活动成为一个每个人都必须站在上面表现自己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让别人看到你是怎么一个人要比你真的是怎样的人（真我）来得远为重要。对一个人的处境和前途来说，这种表现更是不可缺少，以致许多人最后索性把“表现”用来完全代替了“真我”，彻底融化到面具人生的假面社会文化中去。

show trial

“档案人”和“假面人”

国家权力建立人们的档案，原来的意图是确定每个人是怎样一个“真实的人”，记录他的“真实面目”。但是，在“阶级斗争”目的驱使下建立的档案却经常成为各种造假、伪证、诬陷、歪曲材料的集萃。人们害怕这样的档案，知道这种档案的可怕，因此会千方百计在可能往自己档案里放材料的人们面前竭力表现和表演，当然，也一定会对他们隐瞒所有可能有害的事情。这种制度中每个人都必须随着政治风向和权势人物的好恶来当好善于自保的变色龙。每个人都必须学会察言辨色、见风使舵、随波逐流，以便胜任表演和扮相之需。他这么做，无非就是为了把自己营造成一个好的“档案人”。

费兹派屈克从英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哈莱（Rom Harré）那里借用了“档案自我”（file-selves）的概念，我们不妨将此称为“档案人”。哈莱所说的“档案自我”指的是以一个人的名字所标记的，由叙述和经历构建，由官僚机构存档的社会个体。“自我”的概念通常是指“那个本质的、真实的人”，也就是剥除了一切外在伪饰和假装的人。苏维埃政权为每个人贴上了一个标志他本质的阶级和政治标签，这就是他的“官定”、“法定”的“正式”身份，他可以用“表现”（如争取进步、要求入团入党、与“坏”家庭划清界线、揭发别人、自我批评）来改善“自我”，但最终不能改变他的正式身份。这就像“文革”期间出身不好的人，再努力争取表现，也仍然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与根正苗红的工农兵或干部子女永远是不同类的。

档案的目的是确定每个人真正的“本质”，为政府提供关于这个人的“真实”情况（信息）。从一开始，这就是一个自悖的、无法达到的目的。因为“档案人”是由文字叙述出来的，顾名思义，是由某个叙述者根据有限的局部信息来描绘的“画像”。而且，在形成“档案人”的不同的阶段里，前前后后会有多个不同的叙述者在描述他。他们各说各的，使档案人不能不是一个支离破碎、无法一致，甚至充满矛盾的“拼合”。对此，哈莱写道：“虽然一个人只有一个真实的自我，但在他的一生中却会陪伴着一群陌生程度不等的档案自我，每个档案自我都是由某个建档者为他描述的一个方面。” 罗马尼亚前政治犯兹尔柏（Herbert Zilber）说，“社会主义的第一事业就是建立档案。……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人和事只存在于他们的档案里。我们的存在掌控在掌握档案者手里，也是由那些设立档案者们所编造的，一个真人不过是他档案的镜影罢了。” 档案自称是“客观”的，但是，作为官僚统治的工具，档案记录一个人的“真实的自我”，从一开始便是出于统治者主观私利的需要，因此不能不依靠某些人戴着有色眼镜来操作和完成。

苏维埃国家从一建立开始，设立档案的工程便随之启动。1920年代，苏联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统计，参加这项工程的许多人员并非布尔什维克或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以为自己从事的是一项“科学工作”。1930年代社会统计工作基本上停止，而以“监督个人和保障国内安全为目的”的档案工程则继续进行。在苏联。有“个人档案”的人包括所有的工资收入者、工会会员、党团员。每个人的档案内容包括个人情况问答（情况表格）、社会立场、个人经历、个人问题材料（他人揭发和秘密警察提供的材料）。费兹派屈克写道：“在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个人档案中的‘污点’或‘疑点’材料可能许多年都没人去注意或者永远没人去注意，但是总有可能被发现，并被用作对付他的致命武器。”（15）

每个人都知道，“上头”掌握着他的档案，但却不知道档案里究竟被塞进了什么。他不可能去修改自己的档案，所以不断被恐惧心理驱使着“争取表现”，期待有人会因此在自己的档案里添上几句好话。“被记入档案”的焦虑时时提醒每个人要以正确的面目出现在别人面前，因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落下把柄，被揭发的材料就会放进档案，在那里落地生根。如果幸运，随着政策的改变，一个人档案中有些内容也是有可能改变的，例如，先前被国家所定的某个罪名因为某种缘故被“平反”了，但是，这总是发生在当事人已经因为档案而吃足了苦头之后。

档案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有严重影响，这驱使一些人想尽办法让自己的档案里能有一个“好”的档案人。他们不见得能在档案材料上打主意，所以只有在自己身上动手脚，那就是，在自己进入档案之前就先把自己打造成合乎“政治标准”的档案人。费兹派屈克对此写道：“因此，建立档案不光是国家的事，而且也是个人的事。为营造档案人而‘塑造自我’便成为每个人营造苏维埃身份的一件要事。”（16）

营造档案人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种为生存而欺骗的能力训练，适者生存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这种欺骗能力的自然选择。费兹派屈克写道：“苏维埃公民是如何营造他们的档案人的呢？最粗糙的办法便是编造材料和使用假文件。”她在研究中发现，1930年代这种造假甚至是相当普遍的，人们可以在黑市市场上买到各种假证件和证明，也可以贿赂地方官员出具假证明。这么做的人都是自知有“历史问题”或“身份问题”的人，一旦被揭发，便是罪上加罪。所以，这种欺骗往往是铤而走险的无奈之举。

更为巧妙和保险的办法是“争表现”。例如，出身不好的女子可以嫁给工人或革命军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的“这种‘下嫁’相当于一般社会里的‘上嫁’”（出生贫穷的嫁进富裕家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可以在中学毕业后到工厂当几年工人，然后以工人（无产阶级）的身份申请上大学；富农的孩子如果想上大学，则可以先争取进入工人大学预备班改善身份；乡下牧师则把子女送给成分较好的亲戚领养，以改善他们的身份。类似的情况在阶级斗争为纲时的中国也相当普遍：家庭出身不好的委屈自己找一个“大老粗”出身的当配偶；巴结成分好的同学或同事，争取入团入党；与家庭或父母一刀两断、划清界线、老死不相往来。凡此种种，可以说是在表现阶级和政治觉悟，也可以说是在想方设法改变自己原来的身份和面目。人们不得不戴上面具生活，以各种奇妙的方式装扮和编造自己，共同造就了一个谎言文化特别精致和发达的假面社会。（16）

 “假面目”被揭露的人们，他们的命运是很可怕的。根据情节的严重程度，可以受到不同的惩罚，“失去工作、开除学籍、开除党籍团籍等等，而在政治形势严峻时，后果还更加严重”。一些并非存心隐瞒的小过错也有可能被夸大为敌对的阴谋。有一位名叫拉太恰克（Stanislav Rataichak）的化学工业干部，仅仅因为在“简历”中是德裔还是波兰裔含糊不清，1937年在莫斯科被判处死刑，判决书这样写道：拉太恰克是“德裔或波兰裔特务，身份不明，但其特务身份确实。因为他是特务，所以他是一个说谎者、骗子和恶棍。他承认有一份旧履历，还有一份新履历，根据形势的需要，伪造和篡改这些履历”。（19）拉太恰克的审判是“莫斯科审判秀”（1936-1938）中的一桩，这些都是司法机关早已确定被告人有罪的公开审判，审判的目的是将指控和裁决作为杀鸡儆猴的警告传递给公众。拉太恰克审判要传递的警告便是，不得伪装，但这个警告的恐惧效应却迫使每个伪装的人都不得不更处心积虑、巧妙周全地伪装自己。

任何社会中的人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营造自己在公共生活和社会秩序中能被他人接受的某种面目。但是，政府权力用建立档案的方式来规定社会中每个人的面目，这需要依靠极权统治的制度力量。费兹派屈克指出，当每个人的“面目”是好是坏皆由国家权力在“阶级对立”和“阶级等级”中完成时，人们的面目“也就总是会在装假的边缘徘徊”，“如果一个社会里许多人都积极地营造自己的面目，那么社会里就可能扩散着大面积的假装和对假装的疑惧。就苏维埃社会而言，个人的身份是摆脱不了假装的”。（19）

“阶级斗争”的压迫和歧视

苏联政权给每个人划定一个成分，虽然是以“社会统计”为“科学依据”，但却主要是用阶级的话语“规定”下来的一种“话语建构”。一个人有几头奶牛或多少耕地就算是“富农”，说他“富”，根据的是政策的条文，而不是任何“科学”意义上的“富”或“不富”标准。出生在“富农”家的孩子，一天也没有沾过“富”的光，却不得不背上“富农子女”的身份；而养尊处优的“干部子弟”却被称作“无产阶级”。中国的阶级划分也是同样性质的话语建构，它的“话语规定”与现实的生活水准存在许多矛盾。“文革”时，我亲眼目睹我家不远处一家公共浴室在街上开斗争会，被斗的人当中有一位年长的搓背工，他脖子上挂着一块“打倒资本家XXX”的牌子。他解放前就在这家浴室学徒，打杂，给浴客搓背，也在浴室入了股，因此解放后他每月有几毛钱的“定息”。他干的还是替浴客搓背的辛苦活，但却有了“资本家”的成分。

在定阶级成分的国家里，人们总是把国家权力加于他们的阶级身份当“事实”来接受，很少有质疑阶级成分话语武断和荒唐的。人们把革命的阶级话语内化为看待自己的唯一方式，他们不能想象，不用这个方式还能用什么别的方式来看待自己。阶级话语也形成了人们彼此看待的心态和目光，以及相互对待的方式。阶级成分决定了人们的自尊和自卑，影响着他们彼此间的羡慕、攀比、歧视、仇恨、猜疑、害怕、出卖、揭发、监视。费兹派屈克对此写道：“布尔什维克是苏联阶级话语的唯一创造者。……但是，在革命之后，阶级的想象却也让社会和个人为之着迷。可以说，布尔什维克发明阶级，给苏联社会的所有阶层都带来很强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因此真的成了一个关注点和问题——这是其他社会无法相比的。”（34）阶级分析成为时兴的话语，“普通人——更不要说知识分子——迷上了这种‘苏维埃语’”，他们对此运用自如，“就像黑帮社会的切口暗语”一般。（35）

1920年代末，苏共号召加强阶级斗争，称其为“阶级战争”（class war），部分原因是因为感觉到来自外部（资产阶级国家列强）的颠覆危机，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国内的集体化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遭到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党认为到了“无产阶级与一切阶级敌人算总账的时候。无产阶级当然就是国家政权和共产党”。以“战争”来想象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国家政权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侵犯社会的一部分人”，对他们实现暴力压迫。1920年代末苏联的“文化革命”就是在这种敌情观念的支配下发生的。（35）这与中国“文革”紧接着大讲“阶级斗争”之后发生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转变背后的统治逻辑是一样的。

苏联的“文化革命”是要把文化权从资产阶级那里夺过来，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在公开审判秀中，有对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叛国和破坏案件的公审，特别强调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苏联文化革命的目标是实现让无产阶级和党员干部知识分子（“新鲜血液”）取代旧知识分子。由此可见，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级并不在“消灭”之列。相比之下，“富农”和“耐普曼”（Nepmen，列宁新经济政策时允许存在的城市工商业主）阶级的下场就要悲惨得多。斯大林阶级战争最酷烈的一幕就是“消灭富农阶级”，不只是剥夺他们的财产，而且还把他们中的许多人发配到极边远的地区。神职人员也在“消灭富农”的范围内，教堂被关闭，神父被逮捕法办。城市里那些在新经济时期合法经营的工商业主也被勒令关掉铺子，有的遭到逮捕。苏联城市的整个经济全部“国有化”了。

随着苏联文化革命阶级战争的弦越绷越紧，“阶级敌人”（lishenets，被剥夺投票权的苏联人）的处境越发艰难。属于“阶级敌人”的人群不断增加（这就像中国“文革”期间，“四类分子”增加到“黑七类”、“黑九类”一样）。对“阶级敌人”的专政不仅是剥夺他们所有的政治权利，而是还可以对他们实行各种歧视和打击。费兹派屈克写道，他们可以被“开除工作、赶出住房、不供给粮食定量，他们的子女不得上大学，不得入团，甚至不得加入少先队（年龄从10至14岁）。1929-1930年政府机关、学校、大学、党团组织刮起了清除的风暴。在农村，有的教师因为出身神职人员家庭而失去了工作。逃离农村到工厂打工的富农被揭发出来。沙皇时代旧军人们已经年老的寡妇被‘剥去画皮’，公开当众羞辱。邻居和同事们相互检举揭发隐瞒的阶级污点。出身不好的人们有的公开谴责父母，以求稍稍擦去自己身上的污迹。”（38）这些都是中国“文革”时也司空见惯的歧视和迫害现象。

按照官方的说法，1920年代末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进行“殊死决战”，结果是无产阶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得到了牢固的确立，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了。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看，由于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的彻底改变，资产阶级复辟再也没有可能。……无产阶级国家空前巩固，工业化使得无产阶级的队伍壮大了。工人阶级再也不用害怕被囤积居奇的富农和商人要挟了”。（39）

1930年代中期，党的“阶级战争”政策一下子发生了改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打击富农和实现集体化的目的已经达到、苏联社会因阶级斗争而人心惶惶和分崩离析、监狱里人满为患、经济代价过于高昂等等。阶级斗争政策改变让整个苏联社会有机会喘了一口气，“成分不好”人群的生存处境也因此有所改善。学校入学开始逐渐平等地对待出身不同的学生。1935年底有了新规定，大学和中等技术学校“招收通过考试的所有男女公民”。（就像1977年中国开始不讲成分，以考试分数来招收大学生。）富农的子女（不包括富农本人）也恢复了包括投票权在内的一些公民权利。

阶级成分在列宁和斯大林时期一直是既模糊又灵活地被运用着的，阶级政策完全是为巩固统治权力的需要和目的服务。1935年苏联阶级政策发生变化，为之一锤定音的是斯大林本人。1935年12月，斯大林说，“儿子不能为父亲负责”。这成为对苏联阶级成分和阶级斗争政策转调的“最高指示”。共青团和共产党吸纳新团员和党员的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1936年4月21日的《真理报》宣布，新政策将于1937年执行，共青团、共产党组织将吸纳苏联社会的“最优秀人才”，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吸纳无产阶级。1937年苏联颁布了“斯大林宪法”，承认所有苏联人，包括以前被划入“阶级异己”类属的人们，都有选举苏维埃代表的公民权利。斯大林宣布，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苏联只存在“两个半部分：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阶层”，其中，知识分子只是“阶层”，因此只能算是“半个”。

苏联阶级政策的改变是出于斯大林在一国中先建成社会主义的需要：要在最大程度上动员苏联的人力资源，而不是让它无止境地在内斗中消耗掉。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转变，并不是因为这个政权对人的自由、平等、尊严有了根本性的新认识，也不是因为国家制度的性质有了转变。在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里，国家内部没有敌人，只有违法犯罪者。因此，国家才不会用敌我思维和斗争哲学来对待自己的国民，而是基于法治的程序正义来调处公民共同体与违法犯罪者之间的关系。苏联阶级政策的改变并不是为了实现这样的制度转变，而是为了继续巩固一党统治的国家政权。既然如此，政权就还是会需要用敌人的存在来证明专制的合理和正当。社会中总会有些个人和群体被政权当作它的敌人或潜在敌人。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对立斗争哲学中，确定敌人不可能彻底摆脱阶级的想象。阶级斗争的需要既然存在，暂时不提只不过是出于统治权术的需要，阶级斗争只是由大张旗鼓转变为明松暗紧而已。

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

1936年，唯阶级成分论和阶级斗争为纲的调子在苏联已经降了下来，但是，阶级敌情的观念依然存在。这可以从苏联国家检察官克里兰珂（Nikolai Krylenko）1936年对司法干部们的讲话中清楚地看出来。他说：“现在（阶级敌人）的情况如何呢？地主阶级是否还存在呢？是的，它被清除和消灭了。资产阶级呢？看上去不存在了！错！错错错！这些人还在……我们并没有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他们还在，他们的阶级爱和恨、传统、习惯、主张、世界观等等还在。……尽管地主阶级清除了，但代表这个阶级的活人还在。”费兹派屈克称此为根深蒂固的“共产思维”（Communist mentality），尽管官方文件对阶级有了新说法，但这种顽固的习惯性思维在继续影响和左右干部们看问题的方法。而且，阶级斗争早已形成了一种宁左勿右的思维惰性，不只是干部，连一般民众也是如此，因为他们觉得这样更安全，对自己也更有好处。（47）在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虽然“四类分子”或“黑七类”的出身歧视看上去消失了，但某些家庭出身仍然是最优越的身份，在政治上最可靠，对现政权最有感情，利益最一致，因此成为事实上的“特殊阶层”。一般民众似乎也都同意这样的看法，也觉得有特殊家庭出身的人就是应该高自己一等。

阶级的想象一旦变为某些人的思维习惯和观念现实，便在他们头脑里根深蒂固地留存下来。即使官方的政策已经转向，仍然会继续支配他们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方式。一般的官员，乃至普通民众下意识地在阶级问题上因循守旧，死死抱住他们以前被灌输的那一套，不敢松手。费兹派屈克在研究中发现，1930年代苏联阶级政策发生了变化后，“不只是在党内，党外的各社会阶层”人士也仍然以警惕阶级敌人的眼光注视着他们周围的人，“斯摩棱斯克市档案中有大量党的调查材料，都是关于有人被揭发‘与阶级敌人有联系’的，这类揭发从四面八方涌来——农村、城市、非党员公民和党员积极分子都有。令人吃惊的是，不仅普通人告发他们中间暗藏的‘阶级敌人’，共产党官员也鼓励他们这么做，非常严肃认真地调查这些检举揭发”，而调查的“无非就是某集体农庄（Kolkhoz）干部娶了前牧师的女儿，或某共青团员企图隐瞒他叔父的富农身份”。（48）在他们眼里，即使不再讲阶级成分，也还是继续存在阶级斗争。

这样的社会人际关系里充满了势利、妒嫉、怀疑和不信任，成为人们的阴暗心理和鬼祟行为的滋生地。成分好的瞧不起成分差的，成分差的既羡慕成分好的，又对他们怀有本能的妒嫉和怨恨，看到成分好的在政治上倒了霉，便幸灾乐祸，暗暗高兴。成分好的人就算实际上身处社会底层，也会在成分差的人面前表现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他们就怕一旦“去成分”，成分差的人能与他们平起平坐。他们害怕失去自己好成分的优越感，所以碰到机会，就会检举揭发。这么做即使是对自己没有直接好处，至少在心理上也能觉得稍微平衡一些。

处境好的被人妒嫉，处境差的被人欺侮，人们互相看笑话，没有同情心，这些成为阶级斗争社会留下的人际文化遗产，长久地影响着人们待人处事的心态和行为方式。为什么历史学家们应该好好回顾1920-1930年代苏联的阶级身份和阶级战争呢？对此费兹派屈克的回答是，这是一段有“代价”的历史，“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代‘发明阶级’，也许至少是起到了（对国家）有用的组织和重构作用，但是也有必须付出的代价”。（49）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发明阶级”的负面代价。

首先，被发明的阶级身份“可能会有某些欺骗的因素”，阶级成分制度下的人民远比在别的制度中更遭受怀疑和不信任之害——“政权不信任其公民，公民之间也互不信任”。不仅如此，人们还可以利用政权对公民的不信任，为了一己的目的，以冠冕堂皇的公共理由，相互检举揭发，相互出卖和背叛，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功利、阴险、自私、虚伪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文化。这样的人际群体必然是散沙型的，人人只为自己打算，防备别人，妒嫉和算计别人。他们各人自扫门前雪，不顾他人瓦上霜，在自己遭难时孤立无援，在别人受难时落井下石。阶级斗争在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中大剂量地注入伪装、欺骗、猜疑、不信任、检举揭发等不良因素，使这个社会难以摆脱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的困扰。（49-50）

其次，“与阶级观念密不可分的便是‘敌情’观念。这在苏维埃社会粘合剂中掺入了瓦解的因素，它的致命毒素在大清洗（Great Purges，又称“肃反”）中爆发出来了”。（50）大清洗的顶峰虽然是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但大规模的残暴迫害却早就开始了，1930年政治保卫局逮捕了2.08万人，创下了新的“纪录”。这与刚刚开始的农业集体化有直接关系，许多农民因为反抗强制集体化，被当局迁往人烟 稀少的地区，开荒或是建设新城市。同时，苏共党内的反对派几乎全部被捕，1931、1932、1933年的相应数字是180700人、141900人 和239700人。费兹派屈克写道，大清洗是制度和法律的产物，“可以视为一种布尔什维克发明。说到底，布尔什维克是新苏联国家的统治者，也是阶级歧视立法的制定者，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他们自称的意识形态”。（85）

划分阶级不只是区分各阶级之间的不同差别和相互关系，而且更是设想哪些阶级在政治上可信任，更可靠，而另外一些阶级则相反。这种“阶级区分”是排斥性的，对立性的，助长的是“敌对意识”。不仅如此，这样营造的敌对意识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加强一种被称为“专政”的专制统治。实行专政的并不是被称为“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而是永远代表他们的某个“先进政党”。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便名正言顺地成为一党专政。只要这个党还在执政，无论它犯下过什么错误，哪怕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它也永远是先进的，只有它才能有效地领导人民对付敌人。苏联共产党的一dang zhuan制合法性和正当性来自“代表”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至少从理论上说，1930年代中期苏联去阶级成分和阶级斗争以后，苏联共产党所实行的专政，代表的已经不再是无产阶级，而是全体苏联人。“苏联公民”也就成为无产阶级和前资产阶级共同拥有的个人身份，共产主义这个“无产阶级梦”也就成为“苏联梦”。但是，这并不能改变苏联制度永远会对某些“苏联人”保持的敌情观念。开始于1934年“基洛夫事件”的“肃反”便是在这种敌情观念作用下发生的大规模迫害、监禁和残杀。从理论上说，即使是那些被迫害、监禁和残杀的苏联人，也是由苏联共产党所代表的，以致有这样一则苏联政治笑话：问：“全体苏联人都发达的第六感觉是什么？”答：“对党的深切感激。” 

“敌情观念”支配下想象出来的“敌人”在苏联的后阶级斗争时代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敌人，而变成“人民的敌人”、“民族的敌人”、“国家的敌人”、“代表外国势力或西方价值和民主渗透阴谋的‘第五纵队’”。发现和揭穿这些敌人与消灭阶级敌人是一脉相承的。正如费兹派屈克指出的，“不管他有无特别行动或个人动机，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会对社会有害，而且总是戴着面具，隐藏着自己的真面目。不管他自己知不知道，他都是某个被想象群体的一员，这个群体的利益就是反对苏维埃权力。从被想象的阶级的一员到被想象的阴谋的一员，这种观念跨越，一小步便能完成”。（50）

如果一个社会中许多人都以这样的观念来看待与自己不同的人群，并以排斥异己的方式来敌视他们，那么，这个社会便会陷入无休止的“揭发阴谋”和无止境的偏执、多疑、妄想和仇恨之中。大多数人在对重大问题有所反应和作出判断时，会部分诉诸想象，部分诉诸恐惧。他们会相互怀疑和猜测意图，因而无法理性思考问题本身。如果把不同意见的真实想法视为“阴谋”，必然导致对批评者意图、身份的怀疑或臆测，极易导致人人钳口避祸、沉默不语，从而事实上被剥夺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在这样的环境中，必然不可能有自由、真实的言论或意见表达。为了保全自己，不被怀疑成或当作“敌人”，为了不让自己成为阴谋论的牺牲品，每个人都必须随时小心谨慎，对自己的言行自觉地自我审查，把“错误”的真实想法隐藏起来，一刻也不松懈地戴好“正确”的虚假面具。阶级斗争的年代虽然过去了，但人们仍然生活在假面的时代，仍然在延续假面时代的犬儒文化和人生哲学，这正是阶级斗争时代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最大的祸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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