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者的身影
撰文：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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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历经磨难，却始终不屈不挠，同时磨难也就越发深重。这样的人生是一种不幸，但对有的人来说，这又是一件幸事，假如他同时兼具了优秀作家的两个素质：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世界的真实感受。高尔泰无疑就具备了这两个素质。
《寻找家园》既是一部个人回忆录，同时也是一部文学杰作。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还很少有作品写出那样深重的受难感。当灾难结束后，许多人也曾控诉与反思，但这些都是限于历史决定论的框架。历史是一条线性道路，发生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可以理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充满欢快情绪，接下来的时代是他们的了，曾经饱受迫害的作家、学者此后功成名就，各种非正义的事件再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好心情。这个时候，高尔泰的回忆录面世了，他向人们重提那个年代知识分子遭受的罪孽，还有他们犯下的罪孽。
上世纪八十年代，高尔泰是以美学理论家的形象为大众所知的。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6年，在成都的四川师范学院，那时他从兰州大学调到川师不久，住在校园山坡上的一间旧楼里。他花白头发，蓬乱无章，笑咪咪地咧着嘴，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不时还要夸耀一下自己的力气，亮出鼓鼓的肱二头肌给人看。由于耳朵不好，他常常会偏着头听人讲话，但又像是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显得心不在焉。那天的谈话围绕着某个右派作家复出后的作品，他批评那种劫后忠贞，露出嘲讽的神情。墙上挂着几幅他自己画的风景油画，风格是传统的。高尔泰自小喜欢绘画，亲炙过吕凤子先生。他的一生行迹由美学和绘画组成，当美学每次给他带来厄运时，绘画总是会帮他度过厄运。
厄运始于五十年代，年轻的高尔泰从江苏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甘肃兰州一家中学教书，闲暇之余写了一篇美学论文《论美》。那个年代，所有的理论问题几乎都是讨论精神与物质的关系，尽管生活中的物质是那样贫乏。按照当时的指导思想，美的本质被钦定是一种客观存在，高尔泰却认为美的意义是主体赋予的，没有人的主体性，就没有美。这篇文章在《新建设》上发表后，宗白华、侯敏泽先生纷纷发表批评文章，傅雷、朱光潜先生也都与他通信，批评他的唯心主义观点。在这些著名学者看来，真理已经被证明了，他们现在都在努力跟上时代。在关于美的本质问题上，高尔泰理所当然被划入主观论的代表。
这种非主流的美学理论给他带来灾难，在反右中尽管他一声未吭，仍然被定为极右分子。那一年，他21岁。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才重操旧业，写出大量有影响的美学论文，其中许多内容都是他在敦煌工作时悄悄写下的，在文革中还一度成为新的罪证。这些论文运用八十年代流行的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认为美是人的本质的投影。也就是说，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人在创造美的同时，也在创造自己，所以“美是自由的象征”。基于同样理由，他强调生命力的作用，正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人生的意义，也只能植根于个体。它是被创造的，不是被赋予的。”这种浪漫主义的美学观在八十年代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在历经浩劫之后，他想要阐明，人是目的，不是手段，自由是生命最重要的价值。
今天已没有人再关注美的本体论问题，不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而是说这个问题已经转移。几十年的美学领域不是政治批判，就是翻译西方理论，没有真正的创见，加之随着商业浪潮的兴起，美学热很快开始降温，高尔泰意识到美学已经引不起什么共鸣，就像他在回忆录中所写，九十年代读到讨论美学的文章，他“已无感觉”。他或许不再从浪漫主义来看美的本质了，但他对人道主义的信念却没有变，那是他一直坚持的观点。他仍然相信人的主体性：“人是自我创造的生物，有独立自由的个体精神，才有灵魂和灵魂的呼吸——与他人沟通的需要，然后才有文学。”当许多学者将追逐物欲视作人的异化时，他始终认为丧失自我才是人的异化。
既然文学是人的主体性的表现，在一个蔑视个体的社会，顽强的生命力总是会遭到阻碍并试图冲破阻碍，痛苦的价值因而象征着文学的价值，这是他的回忆录呈现出受难感的主要原因。受难感不是单纯的控诉，在其中必须要能感受到灵魂的呼吸。没有灵魂的堕落和抗争，就只有外在的痛苦，没有受难感。而在高尔泰看来，知识分子背叛良知，放弃自我在数十年间已成为常态，这使得他们的受难具有一种内在因素，因此，当高尔泰写到这个群体时，他心中最重要的问题始终是，什么是知识分子？
仿佛是要印证萨义德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高尔泰天生就是个流亡者。他出生在江苏高淳，抗战时期的家乡逃难，反右时期的夹边沟，文革时期的敦煌，以及改革时期的兰州、北京、成都和南京，数十年间辗转不定。每经历一次厄运，就被迫换一个地方。搬家于他已是寻常之事，他习惯了与时代的冲突，在坚持自己的观点方面，他始终孤傲而固执，当代许多著名学者都与他有过争议，这不能完全归于他无视权威的个性，他从来没有遇到过多元和宽容的时代，这使他的回忆录具有很大的容量，成为时代的一个缩影。当然，这更是他个人的心灵史：在颠沛流离中寻找家园。
尽管童年遭逢乱世，传统的教育却培养了他的人文精神，使他的天性得以自由成长。但童年快乐的回忆很少，参加工作后不久他就成为右派，被发配到甘肃酒泉的夹边沟农场。由于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这个地名已经为世人所知，但此书毕竟是出自采访者，与《寻找家园》出自亲历者不同，用高尔泰的话说，只有亲历者才会体验到“时间的硬度”。大戈壁的风沙很快就让他尝到了苦役的滋味。每天起早摸黑，在荒原上挖排碱沟，这种无效劳动与其说是为了改造自然，不如说是为了惩罚人。最可怕的还是饥饿，这从来都是囚徒生活的一部分，劳改犯们时常偷别人的食物，为争刮饭桶边上的糊糊而打架。一次，高尔泰在荒原上看到远处一棵沙枣树，收工时悄悄跑去摘沙枣，为了赶上走得越来越远的队伍，他差点在茫茫沙漠中迷路。多年后，他充满诗意地写道：“月冷龙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
高尔泰熟悉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熟悉西伯利亚那些流放者的身影，这一文学素养为他提供了观察人性的视野。在反右中，知识分子就在他眼里表现出积极的作恶，曾经友好相处的同事，突然间开始互相揭发，而且大多是无中生有。然后在夹边沟，他目睹一个人身上既可以表现出善良，也可以表现出残忍。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几个普通人，逃亡者李沪生、思想者安兆俊、爱整洁的龙庆忠、军人郭永怀、张元勤，这些人性格各异，但渐渐地，劳役、饥饿和屈辱，使他们对生命失去了奢求，唯一的共同欲望是活下去，后来他们中许多人都在大饥荒年代饿死了。当饥饿蔓延的时候，高尔泰幸运地被调去兰州画画，躲过了一劫。那些裸露在荒原上的森森白骨——其中有许多是他熟悉的人——几十年后成为当地医院的物质标本，也成为他与这个世界的精神联系。
如果没有这个联系，他在后来的岁月也不会显得那样顽固不化。绘画的才能再一次帮助了他，解除劳教后，他被常书鸿先生收留，到敦煌莫高窟研究所工作。夜幕降临时，面对茫茫沙碛和古代壁画，他想到永恒，想到绝对零度的突破。然而，艺术敦煌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桃源。越是高级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人际关系就越紧张，谦和的笑容背后永远掩藏着心机，所有人始终处在一种高度的精神戒备状态中，习惯了公共场合的自我表演。在学英雄的会上，人人都感动得流泪，他只得“尽量低下头去。从手指缝里斜眼窥看别人，发现有好几双晶莹泪眼在闪闪地观察我。连忙把垂得更低，低得都快碰到膝盖了。”到了文革时期，这种斗争的气氛就越发浓烈了，一位工人告诉他，最可怕的是知识分子，都想立功赎罪，告发别人。
描写文革中互相撕斗的回忆录，并非只有高尔泰一人。然而，写出知识分子最不堪的丧失人格尊严的一面，显然是此书的一大特点。这不仅因为他早已成为阶级敌人，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置身事外，冷静地观察，而且更是因为他想要指控人性。那些平日温文尔雅的学者专家，突然间就变成了凶猛的野兽，他们“剧烈地蹦跳叫喊，忽又放声歌唱，忽又涕泗交流，忽又自打耳光，忽又半夜里起来山呼万岁，敲锣打鼓宣传伟大思想。”他毫不容情地指出，在批斗会上，将常书鸿夫妇打得最凶的人，也是他们从前最信任的人。然而，所有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戴罪之身，最后都会遭到整肃。在这个地方，“他人就是地狱”这句存在主义的名言得到了最充分的证实。每一句话，每一个微笑，都要评估它可能产生的后果，提防有人怀疑和告密。于是乎，当大家被关进牛棚时，有的人睡觉假装打鼾，表示自己心里坦然；有的人假装说梦话，在梦里高喊革命口号。他们已经不需要监管人员，他们完全可以做到互相监督，还有比这更美妙的新世界吗？
从夹边沟活过来的人都曾有过生存的极限体验，由于高尔泰早已坠入底层，成了每次挨斗的靶子，唯一的护卫武器就是以眼还眼，对那些伤害他的人施以同样的报复，这是一个囚徒的本能反应。只要发现有人整他，他就会故意揭发其在私下里说的另一套话，事后他虽然会有复仇的快感，但仍然为自己和别人感到悲哀。然而，这还不是最深的悲哀，最深的悲哀是人们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时代而顾盼自怜。八十年代初，高尔泰从酒泉调到兰州大学，后又调到中国社科院，他在回忆录中用一段话概括出当时北京的气氛：“满城都是受害人。回城的知青从广阔天地带来各种荒谬体验，忙着谋生。上访者鸣冤叫屈，大都有一部血泪史。失宠的幕僚，站错队的干部，整人起家而仕途坎坷者，歌功颂德而未获宠幸的文人”。
灾难过后，所有人都在控诉，所有人都是被迫害者。
想到高尔泰曾是一个著名的理论家，他的回忆录不禁让人感到惊讶。理性和情感兼备的作家不多，高尔泰大概就算得上是一个。他对人的感觉不亚于他对理论的感觉，如果他的理论文章更多是出于对知识的消化和哲学的逻辑思维，他的叙事散文则体现出细致的观察力和文学的形象思维。不待说，后者更加需要依靠语言的魅力，而他却能自如地运用两种语言系统，正如他自己所说，文学的要素除了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就是语言和体裁的独创性了。看得出来，他在叙事语言上下了一番功夫，不再采用欧式的长句子，而是从中国传统语言中吸取营养，由繁复的文字转为简洁的文字。书中生动形象的刻画俯拾皆是，如描写去山里开荒时打黄羊的一章：
我们到门外观望，什么也看不见。落日苍茫，云山万重，天地间一派金红。无数雪山的峰顶，像一连串镶嵌在天空的宝石，璀璨辉煌。从乌黑浑浊的小屋里出来，突然面对这份庄严肃穆雄浑莽苍，我们都愕然悚然，一时没了言语。
铃声越来越清晰，随之暝色里影子似的出现了七只骆驼，在岩石下池边跪在一纵列。有两个人从驼背上下来，把一件一件很大的东西从驼背上卸下。然后一个人吆喝着骆驼起来饮水，一个人抱着皮大衣朝山上走来。
他的文字刻画的雅致和省净，甚至具有一种声律感，反映了他在文学方面的某种追求。这是一个诗人眼里看到的戈壁滩，在他笔下，描绘出一种中国式的意境，这个意境产生于江南山水，产生于夹边沟和敦煌。对诗人来说，文学的基本性质是诗性，它通过语言塑造现实。因此，即使是毫无诗意的社会环境，他也要写出偶尔闪现的美，这使得他那充满磨难的叙事有一种张力。他在回忆中没有用美来逃避生活，而是用美来抵抗时代的暴虐，抵抗虚假的当代文学。换言之，他再一次用文字挑战了这个时代。
过去了的整整一个世纪，就是一个道德上野蛮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最大特色是，粗鄙取代高雅，成为知识分子的价值标准，也成为文学的价值标准，正是这个世纪与文学的粗鄙完全抛弃了基本的道德善，将人性践踏在地。毫无疑问，当代这一价值标准的代表艺术家是莫言和张艺谋，他们的作品已经取得世界级的成功，这些作品模仿西方现代艺术，显示对恶的崇奉，夸耀一种想象中鄙俗、暴虐和变态的民间社会。但正因为是模仿，往往显得过于用力。在那些虚构的故事与粗鄙的语言中，透露出某种奴隶般的沾沾自喜，而那种被赞赏的带有粗豪匪气的形象，则可以追溯到更早年代形成的暴力价值观。
说到底，他们的价值世界里缺乏真正的同情，或者说没有真正的爱与恨，因此，如果说他们也有某种价值观，那就是道德虚无主义，他们最终表现出对权力的崇拜，实际上是非常自然的事。套用布罗茨基的一句话，当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时，这是洞穴里的人在描绘洞穴。读者最终会明白，他们的巨大名声不过显示出这个时代的文学名誉是如何产生的。
相形之下，高尔泰的写作恢复了文学的真诚。他的一生跌荡起伏，充满传奇色彩，而他却没有将它写成传奇。他在回忆中寻找家园，抗议他所目睹和经历的文明的毁坏。写出这一切痛苦的真相，正是文学的本份。他在艺术与现实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在文学属于个人创作的意义上，他的回忆录已经不仅是时代的证言，而且是通过诗与散文的结合表达个人的心声，将民族半个世纪的受难上升到审美的高度。他始终是加缪所说的一个“自由射手”，从来就不合群，也从来没有将家国情怀变成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当他不再谈论美学时，反而最充分地揭示出美是自由的象征。
这部回忆录赢得了许多年轻人的喜欢，同时也招致各种异议。那些反对的声音都是来自他的同时代人，尤其是以前的同事。许多作家的作品与实生活实际上都有差距，他们的回忆录都会遭到当事人的驳斥。有人宣称：“在他的灵魂深处，其实隐伏着一些阴暗的东西。”他总是把周围的人看作敌人，对别人和自己都充满恶意，回忆录中的自述，如鼓励同事去追求必然失败的婚姻，声称一个人应当“体验”一切，也成了他有受虐心理的例证。此外，还有一些回忆录没写到的事，如他私下谈到夹边沟的犯人时，冷酷地说，知识分子最后都成了野兽，为抢夺一块饼干，在饿死者面前打得头破血流。
然而，这样的“揭发”即使不是抬高了他，也使他这个人变得更加立体。给我们的印象是，他的确像一头荒野中离群的狼，孤独、敏感，对周围充满戒备，“时刻提防被袭击，并在感觉到危机时先发制人”。用现代文学的标准看，把人性看得太阴暗，这似乎正是一个现代作家的心灵特征。关键在于，一个作家写了什么，为人生赋予了什么。高尔泰的回忆录如果不是写出了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至少也是提供了一部人类行为学的材料。就此而言，这部回忆录注定会成为传世之作。
平心而论，他并没有回避自己性格的偏激，如他对常书鸿先生的不满和责怪，就表现出自己过于敏感的一面。他一生遭遇许多次波折，其实都与他的性格有关。他有过许多飞黄腾达的机会，但都因为“不识抬举”而错过了。他写了一些有学问但无人格的学者，也写了一些既有学问又有人格的学者，这些人具有正直感和同情心，屡遭磨难却又逆来顺受，这使他颇不以为然。他太固执己见，只看到他们被扭曲的人格，看不到他们一生谨小慎微背后的悲情，因而失去了许多珍贵友谊。
如果不是出于反思和歉疚，他本可以不写出这些情节的。他的不宽容让许多人难以接受和失望，但对他来说，写出这些往事是他个人心灵的需要，他的心灵是由那个时代塑造的，也只有从那个时代中得到解脱。考虑到他一生饱受打击，颠沛流离，他的孤愤甚至不宽容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更重要的是，他很清楚，人性的丑陋也包括自己，正如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文章中所说，自己是“用泥污的肢体，带着创伤的灵魂，爬出那黑暗的隧道，我早就不像人样。”炼狱的经历使他一辈子很难信任他人，也很难与他人深交，这也是他无法与时代达成和解的原因。
我想他与批评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原谅了时代，而他却没有原谅。尽管高尔泰从来没有站在一种阶级的立场看问题，但他与他们毕竟是同龄人，换言之，他们都是经过了价值重估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接受的是现代的特殊道德，而不是传统的普遍道德，亦即善与恶有着基本的内涵，二者的界限是不能混淆的。这是现代人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几代人其实是处在同一个价值时代，我们对世界、人性和美的观照已经跳不出适者生存的框架，尽管高尔泰在回忆录中透露出对传统文化的真切感情，但他却揭示出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我们——包括他自己——已经没有多少关系。更深刻地说，当人们疯狂地陷入互相揭发和自我表演的污坑时，这并不是迫害者与受害者的问题，而是所有人的问题。
极权不是一个简单的恶的故事，它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现代的观念体系是由知识分子建立起来的，当知识分子信奉历史决定论，将诸如“良心”、“尊严”等基本准则视作应当被抛弃的旧价值时，其命运就已经注定。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她的回忆录中描述过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我毁灭，认为一旦思想自由、良心、人道主义这些特征消失后，知识分子阶层也就不复存在了。正因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一无所有，他们害怕孤独，害怕被排斥在一致性的社会之外。许多人为虎作伥，落井下石，就是为了留在一个群体的家园里。他们达到了目的，却耗费了一生。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幸运的是，高尔泰始终保持了个体的独立，这一点他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有着相似的固执性格，尽管这让他付出了一生都在颠沛流离的代价。然而，他并没有后悔，他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家园在自己心中，在文字记录下的历史中。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1990年底，那时他已经打算再回四川，来南京办手续。有一天，他突然来我家闲坐，照例是表演了一番亮肌肉，笑咪咪地说话，然后随便地吃了一碗家人下的阳春面。
他谈了自己的一些近况，接着我们又谈论起文学，我提到前苏联作家阿马利里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因为帮助一些画家将作品偷送到国外，阿马利里克在1965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书中用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了那段艰苦的流放经历。高尔泰听了后很感兴趣，走时就把这本书借去了。如今读他的回忆录，不禁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突然发现他的目光其实是很锐利的，好象时刻在侦伺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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