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系列 | 中国基本盘①宝钢，答案与丰碑

活在当下的感觉，好像与看以往任何时期的发展，心态都不一样。在谈城市、谈发展的时候，我们最醉心的就是设施的建设、新区的开辟、产业的兴衰等等这些话题。只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双循环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当中，能牢牢抓住我们兴趣的。什么是快速发展、直奔全球第一而去的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基本盘”？是工业。

《城市中国》历期课题当中，最常被读者求购但可惜早已脱销的一期，就是59期《工厂城到产城融合》。无论发展走到了哪一步，不管居住、文化、景观等等这些元素有多发达、丰富了，产业还是不老的话题。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工业是历史中的一块碑。它的不朽，体现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三位一体，它立在那里，让我们看到现今美好生活的原动力。也让我们能有一枚指针，去思考未来的方向会是什么。未来的社会？未来的社区？未来的城市？未来的更大步子的改革创新？

59期《工厂城到产城融合》（售罄）

本刊出版过的工业相关课题：07期《中国制造》（售罄）、32期《能源战略》、35期《花好四万亿》、53期《克拉玛依》、70期《再造黄金水道》、83期《温州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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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本盘》

何丹、徐鑫 著，

蓝狮子·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63元。

近期，蓝狮子图书出版了关注中国现代工业化历史进程的《中国基本盘》一书。这本书以250页的篇幅，新闻式的手法，剖析数十个城市案例和广受关注的财经关键词，以严谨的思路重述中国工业从无到有、从发展壮大到改革创新的过程。全书分五章，跨越制度变迁、历史演进，呈现锐意进取的个人奋斗、变幻莫测的地理格局。其中，《城市中国》曾刊发的关于上海宝钢的报道，以及对温州模式的回顾与思考，也被纳入了本书中的时空脉络。

经出版方授权，本刊将陆续选摘发布书中的几篇文章，开启“产业系列”，并将在选摘内容陆续发布完毕后，刊发本书作者团队对研究、编写过程的思考，以激发更多关于城市产业话题的讨论。以下文字来自《中国基本盘》第二章《计划的胜利》03节《铸钢为城：攀枝花和上海的两种路径》，由蓝狮子图书提供文字资料并应允选摘，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二次使用。

为便于阅读，文字有微小调整。文章部分内容以《城市中国》59期《工厂城到产城融合》中的《筑钢作城》一文为蓝本，本刊编辑袁菁作为特约研究员参与创作。

宝钢样本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化改革的演进

1978年12月23日，宝钢正式动工建设，当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第一天。在中国最大的城市建设钢厂，这与计划经济时代发展内陆腹地的做法大相径庭。新的时代来了，生产力地理分布也迎来了新的周期。

建设宝钢的起因在于中国钢铁工业在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上较世界先进国家有非常大的距离，同时由于产业脱离市场，钢铁生产的品种和质量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高难度、高附加值的产品长期依赖进口。因此，引进先进工业设备，建设一两个世界先进水平的钢铁企业，成了迫在眉睫的要求。

上海没有矿产资源优势。但在近代，上海的钢铁工业曾因市场销量大、交通便捷、资金充裕而得以利用外地运来的煤铁矿有所发展。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这些优势依然存在。它毗邻市场，利用沿海对外往来的便利性，在这里建设一家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钢铁企业，并非不可想象。

长江边的原料码头（摄影/朱骞）

而从上海城市发展史的视角看，建成宝钢则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这座城市对工业的雄心。

自 1958 年起，工业在上海城市规划中的身影愈发显露出来。《上海市1956—1967年近期规划草图》《上海市 1958 年城市建设初步规划总图》《关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初步意见》都逐步提出“近郊工业区”和“远郊卫星城”的概念，每个卫星城以某种专业为主，九大近郊工业区主旨更为明确。如桃浦化工工业区、漕河泾地区精密工业区、长桥建材工业区等，皆意在以市区为主体，形成相对独立又有机联系的群体组合城市。1972年的金山石化总厂、1978年的宝山钢铁总厂也是在这些规划指导下建设起来的。

宝钢和传统钢铁企业有所区别。其中很明确的一点是，不再遵循“企业办社会”的原则，基建投资完毕之后，交由地方管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化央企与区域也曾出现过平衡与博弈的势头。

钢厂基建往事：从农田到厂房

需建钢厂，冶建先行。宝山月浦一带，平畴沃野的地貌即将发生彻底的改变。

宝钢史志办公室主任、《宝钢日报》原记者张文良1985年大学毕业初来宝钢时，住在宝山月浦单身宿舍里，他说：“当时的月浦只是一个农村小镇，老街上还有一些明清建筑。”

其2007年在宝钢历史陈列馆任职，对宝钢 30 年间的历史做了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梳理：20世纪70年代末，宝钢工程快速征地，四大冶建单位空降而至——四川的“五冶”、山西“十三冶”、河北的“二十冶”，还有建设攀钢的“十九冶”。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第二、第三支队来此建设宝钢，高潮期近六七万人。当时的月浦几乎听不到乡俚村语，人人操着普通话，自给自足地形成一个小社会。

有意思的是，随着这批人的前来，山西的威风锣鼓、四川的闹年锣鼓等鼓种也进入当地，并形成“月浦锣鼓”。此后随着宝钢二、三期建设的展开，四大冶建单位均落户上海。第一、第二期建设中，也出现了早年的“农民上楼”。从1978年开始到1987年年底，宝钢近10年间征地32676亩，其中一期工程征地29016亩，二期工程征地3660亩。征地后大量农民住进月浦的盛桥、马泾桥等地的农民新村。

当时任职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档案科科长的娄承浩副研究馆员，认为这些新村较当年上海市的统建工房标准更低。宝钢史志办原主任徐宪民则提到这些新村空间上的特殊之处：“第一批农民新村的房子跟职工房的房型不太一样。农民习惯睡大床，房间设计就要适应农民的居住习惯，当时甚至盛桥某些新村的厕所，还是蹲坑。”

此外，符合一定年龄和文化水平条件的农民，还可以进入宝山钢铁总厂的后勤体系；不符合条件的，则由宝钢提供一定的补贴，让农民进入本地劳务公司解决就业。

但随着二、三期的建设推进，宝钢厂区西北角、西南角预留的规划用地与月浦生活区日益临近，最终毗连。如今，月浦德都路较为热闹的商业街离宝钢厂区仅咫尺之遥。几乎与此同步，宝山县老城厢镇即今日宝山城区，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友谊路与牡丹江路口的宝钢商场（图片来源/宝钢集团）

《宝山县志》卷十二《城乡建设志》中提到：“1978年宝钢在西部建设生活区，镇面积从原0.44平方公里扩大到1.68平方公里，改建拓宽了友谊路，新建团结、牡丹江、密山、盘古、漠河、樟岭、富锦等路，沿市河修筑驳岸，兴建大批居民住宅和配套设施，建设了以牡丹江路为中心的商业街。”

“由于有金山石化总厂的建设先例，宝钢的设计标准比石化厂高。这两个大型工业厂区，建设时间相隔6年，石化厂区与生活区当年靠近海边，仅有绿化隔离带作为分界，但宝钢的厂区和生活区路程较远，干扰和污染相对较小。”娄承浩说。但宝钢和传统钢铁企业之不同在于，不再遵循“企业办社会”的原则，基建投资完毕之后，交由地方管理。

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化央企与地方政府出现了平衡和博弈的势头：最初宝钢建设职工配套住房时，宝钢新村中近1/3的住房要交给地方，其间出现过某村通不了水、电的情况，原因就是住房没有兑现。在宝钢一、二期300亿元投资建设费用中，配套项目费用占20亿元。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宝山城区的道路、商业、居住奠定下未来的格局和走向，城市的肉身开始立体起来。

变化：转轨期的企业和人

宝钢能源介质部的刘必银1983年来到宝钢。他是上海城里人，在家中排行老幺，初来时爸妈打诨他：“你去宝山‘插队落户’。”

“但宝钢也有优势，这里开了当时上海专车接送职工上下班的先例。它在闸北、虹口、普陀、人民广场都有接驳点。金山石化总厂那时候，职工还只能乘火车去。”晃晃悠悠的小刘们搭着巨龙车，瞄一眼车厢，也没个姑娘的影子。“上班路上有人看书、打瞌睡，下班路上把靠背拆下来，下象棋、打牌，真热闹。”

1991年，刘必银不再早出晚归，他安家了。冬日晚上6点刚过，热闹的友谊路已经行人寥寥，两口子窝在家里，就看宝钢电视台放映的外国警匪片，他说：“当时这种片子还很新鲜咧，蛮有味道的。”

1993年，甘菲芳来到宝钢。当时她很奇怪，为什么宝钢是这样的。蕰藻浜横流过境，将宝山分成南北两部。1992年，横跨蕴藻浜、黄浦江交汇口处的吴淞大桥正经历第五次改扩建，它也是宝钢通往市区的咽喉要道。但初来者甘菲芳看到的却是无法连缀成片的各个区块，不间断的农田景观与河道边的蓼花，不禁产生了荒凉的印象。

大学刚毕业的她对鞍钢的情况也很熟悉：当时的鞍钢像香饽饽一般，人们希望进鞍钢而不愿去鞍山的市政单位。钢城里有农场、矿山、医院……

宝钢二炼钢厂区的两位工人周师傅、蔡师傅（摄影/朱骞）

“你要不问，我差不多已经把（宝钢）当初的样子全忘了，变化太大。”此后几年，甘菲芳的生正逢时之感与日俱增：1991年宝钢一、二期建成，隔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1993年原“结构工资制”调整为“岗效薪级工资制”，基数全厂统一，系数由工龄、岗位决定。

作为硕士毕业生，甘菲芳刚来时工资450元，之后甜头不断，她说：“随着三期建设开始，那几年基数每年都会往上涨，全厂开职代会时总是讨论基数上涨的问题，人人充满了干劲，但后来就停了。”

1998年，宝钢与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上海梅山（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重组。这一年甘姑娘周末想进城逛南京路，发现没3个小时到不了。

“要么就是宝月线过吴淞，换101、106路倒腾好几趟车到人民广场，要么就是走彭浦那条线。”回来时，她还得继续拼命挤公交。尽管现在轨道交通3号线铁力路站出口就是宝钢，但身为宝钢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她已经有了自己的车：“当时还有传说要让‘宝钢人均1万美元，每家有一套房，一辆轿车’，我们简直想都不敢想。”

“宝龄”在25年以上的职工，大都搬过三次家。在一期工程配套房的“宝钢某村”时，他们大多刚结婚，房子的居住面积多为20～40平方米，以一室户、两室户为主，没有厅，甚至没有独立厨卫。几年后有了子女，他们又搬到了“宝林某村”。这里的房型更多元化，以两室一厅居多，居住面积从60～90平方米不等。

等到1998年，较全国住房商品化改革稍早，宝钢的分配住房制度逐渐告一段落，并进行了最后一次职工住房调整，“分配房”变为“福利房”，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即“货币分房”。职工购房后，宝钢提供一定数额的住房津贴，职工仅需少量贷款，即可“一手交钱，一手交房”。

改革先锋，给“现代化”祛魅

2013年5月，上海第十七届国际冶金工业展览会暨第五届宝钢学术年会上，徐匡迪院士发表了有关钢铁产业与宏观经济的数据分析，而新日铁住金株式会社顾问黑木启介探讨了新日铁八幡制铁所利用闲置土地并进行社区共建的话题。

国内外大量技术研发人员围绕着材料、冶炼方式、还原技术等，展开细致的分论坛讨论——钢铁不是“傻大黑粗”，而是先锋的、敏锐的。即便隔行如隔山，我们仍然能感到钢铁工业的延展性及关联度远超一般想象，广泛又复杂。

而宝钢的建设决议同样占据时代先机，甚至早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此后，宝钢也曾经历误解和挫折：1980年，高达128亿元的宝钢一期建设费用及外界的议论，令全国人大代表对冶金工业部提出质询，引出一场宝钢“停缓建”的风波。但100亿元已经投下，建设如何下得了马？1981年，国务院领导亲自来宝钢视察之后，在一份关于宝钢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宝钢一期作为续建项目，不要再犹豫了，请计委早日定下来。”

于是，宝钢由“停缓建”改为“续建”项目。30多年间，它经历了1985年投产，1992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钢铁主业与非钢辅业“主辅分离”的改制转型，以及1998年的“上海地区钢铁企业大联合”。

宝钢2050热轧厂里燠热非常，但气魄惊人（摄影/朱骞）

徐宪民提起了这样一件小事。1986年12月，他负责接待并参加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宝钢现代文明进程考察”课题组，“他们前来专题研究宝钢是如何走出这条现代化道路的。当年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感觉是很神秘、遥远、高不可攀的。宝钢在搞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又是中国四化建设的第一‘化’，如果宝钢碰到各种问题能够解决，现代化探索能够成功，那么就等于别的企业也能搞现代化”。

市委政策研究室试图通过研究宝钢，给“现代化”这个词祛魅。

徐宪民还提到：“此外，宝钢还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行不行，尤其是国有企业搞市场经济行不行？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作为国有企业的宝钢是否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从今天的现实来看，宝钢给出了答案。

编辑/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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