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系列 | 中国基本盘②温州，破解产业空心化

活在当下的感觉，好像与看以往任何时期的发展，心态都不一样。在谈城市、谈发展的时候，我们最醉心的就是设施的建设、新区的开辟、产业的兴衰等等这些话题。只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是双循环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当中，能牢牢抓住我们兴趣的。什么是快速发展、直奔全球第一而去的当代中国，不可动摇的“基本盘”？是工业。

《城市中国》历期课题当中，最常被读者求购但可惜早已脱销的一期，就是59期《工厂城到产城融合》。无论发展走到了哪一步，不管居住、文化、景观等等这些元素有多发达、丰富了，产业还是不老的话题。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工业是历史中的一块碑。它的不朽，体现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三位一体，它立在那里，让我们看到现今美好生活的原动力。也让我们能有一枚指针，去思考未来的方向会是什么。未来的社会？未来的社区？未来的城市？未来的更大步子的改革创新？

59期《工厂城到产城融合》（售罄）

本刊出版过的工业相关课题：07期《中国制造》（售罄）、32期《能源战略》、35期《花好四万亿》、53期《克拉玛依》、70期《再造黄金水道》、83期《温州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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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本盘》

何丹、徐鑫 著，

蓝狮子·浙江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63元。

近期，蓝狮子图书出版了关注中国现代工业化历史进程的《中国基本盘》一书。这本书以250页的篇幅，新闻式的手法，剖析数十个城市案例和广受关注的财经关键词，以严谨的思路重述中国工业从无到有、从发展壮大到改革创新的过程。全书分五章，跨越制度变迁、历史演进，呈现锐意进取的个人奋斗、变幻莫测的地理格局。其中，《城市中国》曾刊发的关于上海宝钢的报道，以及对温州模式的回顾与思考，也被纳入了本书中的时空脉络。

经出版方授权，本刊将陆续选摘发布书中的几篇文章，开启“产业系列”，并将在选摘内容陆续发布完毕后，刊发本书作者团队对研究、编写过程的思考，以激发更多关于城市产业话题的讨论。6月7日，我们发布了本系列的第一篇《宝钢，答案与丰碑》。

以下文字来自《中国基本盘》第三章《伟大的改革》05节《温州的奇迹与困境：草根式崛起和产业空心化反思》，由蓝狮子图书提供文字资料并应允选摘，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二次使用。为便于阅读，文字有微小调整。文章部分内容引自《城市中国》83期《温州在哪》中的《反思与超越——“温州模式”价值的再探索》，原文作者为王周杨。

温州的奇迹与困境

草根式崛起和产业空心化反思

温州是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起源地，也是国内民营经济发展最为成熟的城市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温州通过率先推进民营化和市场化改革，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起到了示范作用，并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如第一家个体工商户、第一家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农民城等。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温州的快速崛起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政府领导和专家学者纷纷对温州这种以民营经济为代表、“自下而上”的市场化推动的区域发展模式进行探讨，并将其总结为“温州模式”。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全国各地民营经济开始蓬勃发展。温州原来先发的制度创新优势逐渐弱化，“边缘化”的区位劣势日益凸显，导致区域经济增速不断放缓。

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温州又出现企业外迁、人才外流、劳动力成本上升、创新能力不足、民间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问题，使得温州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不禁让人产生怀疑：温州模式是否已经过时？未来温州模式又将何去何从？

浙南科技城首个公共科创平台——浙南云谷（摄影/杨冰杰+陈翔）

如何超越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的变迁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在制度变迁与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样本意义。回顾温州模式的崛起，其成功的关键主要依赖于三方面因素。

一是根植于地方文化的企业家精神。在永嘉学派“功利主义”的影响下，温州产业区内弥漫着积极进取的创业文化，“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观念深入人心。在市场化改革初期，温州人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与大胆进取的精神，抓住短缺经济时期的“市场空隙”，建立起柔性的、专业化的本地生产网络，同时又有“十万供销大军”在外开拓市场，将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二是基于“三缘”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基于血缘、亲缘、地缘关系建立的信任机制，是温州模式崛起的另一关键因素。本地的生产网络深深地嵌于社会网络之中，企业之间交易通常不需要正式契约，只需要口头协议。发达的民间金融体系也是基于这种信任机制。同时，温州人还将这种社会网络不断复制到世界各地，如北京的浙江村、意大利的普拉托服装产业区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三是政府“无为而治”营造宽松的制度环境。在市场化改革初期，当地政府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默许民营企业的发展，使温州经济迸发出巨大的发展动力。在民营经济起步之后，政府又不为各种争论和非议所惧，积极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使得产业区的集聚经济效应不断增强。正是在这种宽松的制度环境中，温州克服了区位条件上的劣势，温州模式出现了。

随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温州模式也在不断地演化，主要体现在产业组织变革、技术创新升级、空间尺度扩张、政府功能转变等方面。温州模式所面临的困境并不能阻挡本地民营企业的持续成长。当企业的发展受到本地环境的制约时，就会通过空间上的迁移扩张，在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同时也促使温州模式的内涵发生变化。

温州改革开放后经济勃兴的重要背景是山水相依的自然环境（摄影/朱迪）

首先，随着龙头企业的成长，产业区的组织结构开始由中小企业主导的马歇尔式产业区转变为由企业集团主导的轮轴式产业区。例如，乐清的低压电器产业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出现了企业集团化的浪潮，正泰、德力西等大型企业集团成为产业区的领导者，在推动产业区技术创新、组织变革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温州民营企业的成长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路径——从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作坊到90年代初的股份合作企业，再通过兼并重组成为无区域企业集团，进一步成为上市公司和跨国公司。如今这些大企业不再局限于原来的产业区，在大规模地空间扩张之后，成长为多元化的无区域企业集团，而产业区只是作为企业集团发展战略中的一个支点。

其次，原来中小企业主导的技术模仿模式逐渐转变为企业集团主导的研发创新模式。20 世纪 80 年代，产业区内的中小企业主要是靠模仿生产一些低技术含量的小商品，而且由于制度不规范，还出现过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然而，随着企业的不断成长与市场竞争愈加激烈，企业集团开始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纷纷设立研发中心，通过与外部的大学、科研机构进行产学研合作，提升技术能力。例如，正泰集团在硅谷、上海等地设立了研发中心来促进技术升级，同时又在杭州设立了新能源事业部，向太阳能领域转型升级。

再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的市场不再限于国内，而是开始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并出现大量的跨国投资。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许多服装企业、制鞋企业开始为国际品牌代工，通过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也有一些企业采取跨国并购的策略，收购国外知名品牌，提升企业的国际影响力。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引领下，更多的温州企业开始走出去。目前，温州已经在外投资设立了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境外经贸合作区、越南龙江工业园、乌兹别克斯坦盛江工业园 3 个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

最后，政府也在变得更加积极“有为”，通过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来促进产业与城市的转型升级。为了弥补城市功能的不足，政府通过优化市域空间结构，强化交通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商业与人才的集聚，提升中心城区的服务功能。在产业空间方面，通过填海围垦、建设产业园区、打造创新平台等举措，不断拓展和优化产业发展空间，加快传统产业升级与高新技术产业培育。同时，还通过打造时尚、健康、旅游等特色小镇，培育文化创意与旅游等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升级与产城融合发展。

新形势下的反思与前行

建设中的杨府山商务中心（摄影/董荻）

温州模式作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在市场化初级阶段创造了温州奇迹。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温州模式的价值。

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创新成为城市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城市之间的竞争更多的是资本、技术与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之间的竞争。因此，未来温州的发展需要超越传统的温州模式，在改革开放的新浪潮中塑造新的竞争优势。

首先，企业家精神要从传统的草根创业精神向熊彼特式的创新精神转变。近年来，由于传统制造业生产成本上升，许多企业开始转向房地产、矿产资源等领域，实体经济出现“空心化”的趋势。特别是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现民间借贷危机、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等现象。在新的发展时期，传统民营企业依靠低成本竞争和“赚快钱”的经营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企业家要打破传统思维方式的路径依赖，更加重视创新的作用，不断加快传统产业升级，并开拓新兴产业领域，塑造企业与产业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其次，社会网络要更加强调本地网络与外部网络之间的互动。基于本地“三缘”关系的社会网络会导致地方制度与文化层面的“僵化”，外部的企业与人才难以融入本地网络，最终产生“锁定”效应。创新需要更加开放的环境与多元化的网络联系，一方面要发挥本地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领导作用，另一方面要增强与外部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之间的联系，构建开放式的创新网络。温州企业之所以在外地呈现出更好的发展趋势，正是因为打破了原来的本地网络“锁定”，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获得成长的机会。

再次，地方政府要更加积极“有为”，并且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知识经济时代，技术、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的集聚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政府营造好的城市环境才能实现。地方政府要扮演好公共产品供给者的角色，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营造更好的宜居环境来吸引高端人才。在制度创新方面，地方政府需要在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方面积极向中央争取新的政策试点来进行地方性的试验，创造出新的地方制度改革优势。同时，也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加大对外资企业的吸引力度，积极吸引在外温州企业回流，并减少市场准入限制与对企业经营的干预，营造良好的创业与创新环境。

海洋经济对温州来说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摄影/朱迪）

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制造业作为大国竞争的基石，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再度凸显出来。过早过分地去工业化甚至被当成负面案例来警示：“一些国家之所以出现收入差距拉大、传统产业衰落、蓝领失业增多等矛盾，正是因为实体经济衰败、产业空心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州提“振兴实体经济”，突然又有了新的时代内涵。

温州市政府也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振兴实体经济为首要任务”，招商引资成了当地的一号工程。为了解决工业用地不足问题，政府开辟海涂围垦，进行低效用地再开发，破解发展空间制约。创新被温州地方政府视为转型发展的首要战略。为抓住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发展机会，增强实体经济的活力，当地大力引进新兴产业。一批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落户温州。目前来看，为解决产业空心化之困，地方政府正在努力塑造新的竞争优势，使温州的竞争力从低成本竞争，向创新与营商环境层面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一步向后工业化时代迈进，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创新、创意人才与城市宜居环境的竞争。在工业化时代，“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地形制约了温州的发展；但是在后工业化时代，知识经济与创意经济将起到主导作用，丰富的山水自然资源与深厚的历史文化会成为重要的战略优势资源。政府应提前进行战略规划与布局，充分挖掘本地的自然与人文资源，营造山水人文交融的城市环境与开放包容的文化环境，吸引创新与创意人才集聚。

温州模式的生命力在于源源不断的民间自发力量所产生的强大创新能力，相信当前温州面临的困境只是暂时的，只要政府与市场能够形成合力，继续发挥企业家精神与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优势，汇聚各路创新与创意人才，在不久的将来，温州模式一定会再创辉煌。

编辑/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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