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让人更容易孤独了吗？
7月17日的每周新书栏目，我们推荐了《孤独传》一书，这本书把人的孤独状态作为观察对象，从它来看社会的变化及其各方面的影响。译林出版社为本刊提供了文字资料，将发布两次书摘，本期主要谈社交媒体、社群，来自《孤独传》第五章《晒图焦虑症》。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二次使用。为便于阅读，文字有微小改动。标题为编者所拟。
《孤独传》
[英]费伊·邦德·艾伯蒂 著，张畅 译，
译林出版社，2021年5月，68元。
社交媒体与社群的意涵
“线上社区”一词随处可见，好像已经成了一个言而必谈的常识，关键是人们似乎认为它和线下社群就是一回事。但事实并非如此。虚拟社区是将个体纳入观念、信念或兴趣共同体的社交网络，大多数情况下无关乎使用者的地理或政治分界。
诸如此类的定义让我们回想起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1983年分析现代民族主义时提到的“想象的共同体”——通过情感和创造性的过程，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跨越广泛的地理区隔和社会差异被创造出来。
在安德森看来，民族是被建构的共同体，能够激发人们的情感，让他们有足够的归属感，使得他们肯为追求一个共同目标而战死沙场，或是在世界范围内共同为一支足球队摇旗呐喊。
通过宣扬共同的价值观或信念，或是通过言说一种有关意象、修辞、信念的通用语言，言说特定人群对网络世界可能拥有的归属感，社交媒体同样创造了想象的共同体。线上社区很少会让人产生安德森界定的那种强烈情感，那种一个人为了一项事业甘愿放弃自己生命的情感，就像现代民族主义一样（虽然极端主义群体也会利用社交媒体达到同样的目的）。但不管怎样，正是认同感和共同意义对外确定了共有的利益和目标。
1993年，美国批评家霍华德·莱茵戈德对虚拟社区做出了如下定义：“足够多的人怀着充沛的人类情感，充分推进公共讨论，在网络空间形成个人关系网，并由此产生的社会集合体。”传统意义上的社群是有边界的（通常以地理或家庭为界），而虚拟社区则存在于网络空间之中。虚拟社区具有排他性，通常用自己“不是什么”来定义自己。
例如“Reddit”网的子版块“唐纳德小组”自称是“永远效忠于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唐纳德• J.特朗普的团体”。这个三十八万人的庞大群体将唐纳德·特朗普视作“爹”“神皇”，通过反对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智识主义等多种立场获得自身的身份认同。加入“唐纳德小组”就意味着被一系列符号反复熏染，从印有“让美国再次强大”的红色棒球帽，到反复出现的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墙的话题，还有一个发型独特、发了福的白人男性的卡通形象，不受任何智力或细节约束。
这类虚拟社区与现实生活中的社区相似，因为它们提供了共同的世界观，也为个人提供了身处其中的位置；两者都反映并回应了一个人可能对世界怀有的感受和观点，并且往往制造了让一个人自以为正确的宽慰感。
社交媒体使人们更多地“想象”与他人缔结共同体（图片来自网络）
虚拟社区可以通过“让美国再次强大”“建起边境墙”这类有象征和口号的抱团及公众集会等方式，渗透到线下的世界，创造一种情感上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至少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的确如此。但对于数百万的女性、黑人、移民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他们因特朗普的政策，因作为他支持基础的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厌女者在文化上激起的仇恨和暴力而身处险境。
正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印刷媒体和全国性报纸一样，社交媒体网站同样可以创造共同的价值感、伦理准则和支持。不同的是，社交媒体的信息更为泛滥，并且支持多种相互竞争的利益方。虚拟社区无须由地理、性别、种族或经济地位等惯例来界定，尽管不同使用者在负担能力、访问互联网的路径、语言技巧方面仍然存在着壁垒。
虚拟社区建立在一群人的传统观念之上，这些人通过一个共同的目标被定义，并通过共享这个目标来定义其他人。虚拟社区和现实生活中的社区一样，提供支持、信息与认可，并在一群不会见面的人中间创造友谊（反过来也对他们认为不符合社区核心价值的观点表示鄙视和谴责）。正如作家、记者乔恩·朗森所表达的那样，虚拟世界的社交排斥或是线上“羞辱”，同样会导致人的孤独和孤立。
亲密关系的迷思
线上社区由通常不曾谋面的人参与，大家只在线上分享各自拣选的生活片段，它借用真实生活中成功亲密关系的沟通准则，推断哪些人要被纳入其中。线上社区以公开和透明为优先原则，鼓励情感反馈（尽管反馈的方式相当受限，例如脸书就是通过强大的“喜欢”按键），宣称要促进共识。
公开和共享——假设人人平等、信息透明，这种修辞内化于各大互联网公司的信条中，比如谷歌（“不作恶”）、脸书（“让互联网更社交”）、雅虎旗下的图片分享网站Flickr（“分享你的图片，关注这个世界”）。但就像内城的窗户一样，虽然映射出的是团结的幻景，但实际上彼此孤立才是常态。
虚拟社区的开放性掩盖了这样的事实：社交媒体的包容性可能是反复无常的，且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数字公民的身份隐藏了多方权力的角力和关联，而这些并不都会被公开表达出来。虽然已经有一些关于数字公民身份含义的讨论（指适当、负责任地使用技术的公认规范），但人们在提及线上“社区”时，还是将它视为一个具有确凿含义的整体。
乌特勒支大学传媒研究系教授何塞·范迪克在讨论社交媒体的历史时提到了“社区功能”和“社区个性”、“社区集体主义”和“社区利用率”，以及“社区”自身的创新能力、组织力、自我选择性和开放性等特点。然而，社区和公民身份一样，都承担了巨大的功能性、符号化和实践性的重任。
社区团购在居家隔离期间进一步快速发展，这种消费方式是高度基于网络和社区的。（图片来源/网易）
网络上会塑造出什么样的社区？这些社区又如何影响了成员的自尊、归属感和自我认同呢？线上社区和线下社区有着怎样的不同？最终又为何以及如何让人产生孤独感呢？在“唐纳德小组”这个案例中，人与人的联系是通过一种目的感或共同特性而形成的，这与社会学上对群体认同的描述是一致的。这类群体通常不会将群体目的之外的人际关系囊括在内。
社学会上对网络社区中依恋的讨论，将“身份纽带”（比如对特朗普或星巴克的认同）和“基于纽带的依恋”（比如网友会或互助组的成员虽然通过脸书互相联络，但根本上还是基于对其成员个人生活的关切才建立的）区分开来。
线上和线下社区的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责任。从历史上看，社区的一个决定性特点不仅仅是共享，共享只是一种现代提法，还是一种对于他人的责任感。《牛津英语词典》给“社区”一词下了一系列定义，包括“居住在同一地点的一群人”、“由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国家或政体”以及“某地的特定区域及其居民”，诸如乡村社区或当地社区。
然而，社区还有一种更细微的用法，是从“利益共同体”的历史含义衍生而来的，即人与地点、观念、责任的联结感。“社区”（community）一词源自晚期中古英语，始于古法语comunete一词，并由其拉丁语词源communitas和cummunis强化而成，这两个拉丁语词源暗含的意思是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会共同行动。在这层意义上，它似乎更符合诸如“联合体”（commonwealth，古语为“commonweal”）这样的词，其基本理念就是普遍福祉。
社交媒体通常不遵循利益共同体的传统观念，尤其是社交媒体本身基于身份认同，而非纽带。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过去的“社区”完全是依凭全体成员的同理心形成的，或是线上社区和线下社区之间存在着人为的严格边界；而是说，从属于线上社区的前提条件，就是普遍淡化每个人实质的责任。但在一些重要的例子中，情况并非如此，比如慈善事业的资源共享，个人在认同这个事业的同时，也会关注到某个知名的个人或国家。
此外，对于线上社区的情感投入会影响线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其中一个例子就是社交媒体，尤其是脸书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数字公民身份与其他形式的公民身份并行，其影响并不只是消极被动的，在政治上也可能是积极的，甚至可能会在现实世界中引发变革。
举例来说，社交媒体能激励用户，让他们参与到政治行动中去。这对21世纪社区的塑造产生了什么影响？社交媒体能否被用来支持和塑造身份的形成，补充和发展人们对于孤独的反应呢？
没有网红打卡机制，就没有网红地标，而这高度依赖社交媒体的存在。（图片来源/网易）
数字革命也在改变我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人们在情感上相互关联的方式；最极端的情况是，我们发明了能代替肢体接触的电子产品，比如仿生机器狗、性爱机器人。但如果相应的线下接触不能同步发生，线上的联系似乎反而会加深孤独，而不是消除孤独。换句话说，当社交媒体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唯一的沟通方式，孤独的现象就会更常见。
本书提出的最重要的主张之一就是，个体以社交为代价的商业化过程，从18世纪末起就在英国占据了主导，也因而导致了孤独的产生与发展。21世纪早期的一些社交媒体可以被看作现代孤立的个人主义的佐证：自我表达与消费，多重身份的产生，关注个人财富、视其为人际关系成功的证明。我主张将孤独和社交媒体关联在一起，并不是说社交媒体本身是负面的。相反，我认为数字世界有着使个人及社会生活变好的潜质。那么，在干预孤独的过程中，一个亟需我们考虑的问题就转变为：如何以协作的方式成功地利用社交媒体？
对于现实中因体弱多病和他人隔绝的人们来说，基于纽带而非基于认同的线上社区可能更有用。我所说的“基于纽带”的社区，是指对群组成员个人的幸福有共同兴趣的社区，而不仅仅是共享规范、目标、活动和信仰。对无法获取有关健康、福利等关键信息的农村居民来说，基于纽带的社区群组或许还能为他们提供救命的稻草。
因此，我们需要结合现有的和正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以及通过在线主流所预设和传达的各种情感体验，来综合考察社交媒体的价值。然而，远距离的亲密关系所欠缺的，恰恰是对孤独的身体体验、生活经验，以及人际接触等重要性的考量。通过网络电话看着心爱的孙子，与将那个孩子抱在怀里、嗅闻他的额头、感觉他蜷缩着的小小身体紧贴着自己的身体，是不一样的。虚拟现实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帮助老年人获取健康资讯和支持，未来也许会为全面触觉体验的数字化参与提供灵感。
与其担心社交媒体对年轻人是好还是坏，不如更具建设性地考虑：社交媒体如何在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如何培育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如何打造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连的、具有全新意义的社区。这不仅对千禧一代，对全社会，包括最年迈的老年群体，也是大有裨益的。
编辑/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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