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社会边缘群体，行吗？
世界城市、超大城市，都是极其复杂多元的。对每个人来说，走出自己所在的阶层和社群去平等地看待他人，是一切对话的前提。而这并不容易。理性会告诉我们，还是远离那些看上去无法对话的人比较安全、高效，但别人也可能会这么看待你。人们就这样在巨大的城市当中各自行走，轨迹不相交。
但是真正的有流动性的城市不应该是这样的。至少，人们应该了解彼此。
在9月2日的《每周新书》栏目中，我们推荐了美国社会学家素德·文卡特斯的《流动之城：一位社会学家的地下纽约观察记》一书，回顾请点击链接。
本文选自《流动之城》第二章《纽约，纽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应允选摘并提供文字资料。
在这一章中，素德·文卡特斯写到了自己决心研究纽约底层社会的原因和思想变化过程。在他看来，传统的学术理论解决不了社区发展和人自身成长中遇到的问题，真正的“硬核”学术就是得走到他人生活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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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之城：一位社会学家的地下纽约观察记》，[美]素德·文卡特斯 著，李斌 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59元。
素德·文卡特斯教授（Sudhir A. Venkatesh）（图片来源/哥伦比亚大学官网）
到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后的两年时间，我都待在纽约哈林区，大部分时间跟夏恩·克拉克（他的哥哥麦克尔·克拉克是我的老朋友，一个老江湖）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我足够幸运地获得了一份研究补助去研究黑人街区的历史，这不但帮助我理解了这个街区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去建立信任感——这份信任感是我进行一项关于更现代化的市场研究的必要基础，即使有夏恩的支持，这里的人也不会立马同意我去观察他们的犯罪过程。跟社区的“老家伙们”谈社区的历史能够让大家对我放松警惕。而且说实话，这也应该是一个好的芝加哥社会学家应该做的。跟当地社区街坊混得熟络自然是一个好的基础。
跟我的预期一样，不管是沿街兜售的小商贩，还是汽车窃贼，抑或是高利贷从业者，每个人都有一个他们愿意分享的关于过去的故事。随着他们与我相处得越来越融洽，他们开始把我介绍给在街头巷尾忙碌工作的人。
这是需要细火慢炖的工作，但这时间花得却很值。我知道，对于那些找不到工作，或者因为精神上或生理上的原因无法全职工作的哈林区人来说，地下经济仍是维持他们生计的主要来源，这一点与报纸上关于失业的头条新闻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在黑市的收入至少跟那些薪资最低的工作的报酬差不多，如果不是地下经济，那么那些工作更可能是他们现实的选择。
而且他们的收入通过消费在社区内流动，提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但我也看到了他们付出的惨痛代价：时时刻刻生活在对法律的恐惧之中。他们几乎只能使用现金，只有少量存款，没有信用卡。他们因为特别害怕去警察局，所以只能长期生活在街头和家庭暴力之中，更别说能够为未来的就业提供有价值的求职经历了。
但是所有这些人都日复一日地在少数几个固定的街区做生意，就像我在芝加哥观察到的男男女女一样。不管是跟着夏恩在纽约大学周边的街区散步，还是我一个人单独闲逛，我都能够很轻松地分辨出那些从纽约其他区来到哈林区黑市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人，他们购买的可能是盗版光碟、街头工艺品，甚至是汽车维修服务和性服务等。
虽然我没有亲眼见到这些交易，但我知道有不少哈林区居民离开这里，到纽约其他区从事一些地下的交易。有些人会坐巴士到富人家做保姆，就像夏恩的母亲。清洁工和门卫会到中城区的企业办公室做一些临时工作。手工艺者、艺术家和一些街头商贩会在整个城市的人行道上售贩他们的作品。夏恩自己也在纽约所有的（五个）行政区服务于自己的顾客。
我觉得这里让我很有收获，但我又有些不安。我在收集哈林区地下世界的故事，而且我确定我还有更大范围的黑市有待跟踪和观察。我甚至跟我学校的同事说我要去开展一项关于纽约地下黑市的现在和过去的正式研究。但是我又担心这研究太像我在芝加哥所做的研究了，会使我错过哈林区地下市场与更大城市连接的所有途径。我知道我需要一个不同的方法，去做一些真正的创新型研究。
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城市研究代表作
正如在学术界所发生的，城市社会学最近的狂热就包含了一种关于当今城市思考的新路径。像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这样的城市学者，写过很多关于纽约作为国际大都市重生的深刻研究文章。他们认为，纽约与纽瓦克或者费城的连接远没有它与东京和伦敦的连接那么紧密。
不同于布法罗（Buffalo）或者克利夫兰（Cleveland）等老派的“20世纪”城市——它们的兴盛和衰败与其周遭资源息息相关——东京、伦敦这些服务性经济中心城市已经超越了地区经济。全球性的城市因金融、房地产、娱乐业和传媒业的发展而繁荣，而那些老去的城市却不得不依赖制造业和重工业维持生存。所以当纽约和伦敦中到处都是时髦富豪的时候，大部分的克利夫兰和布法罗的居民正在那些老旧的街坊里勉强谋生。
这种新观点在学术圈内外都获得了较大反响。从圣保罗到墨西哥城再到曼谷，这些城市的市长和商业领袖都在渴望用更光鲜亮丽的现代科技公司来淘汰那些浓烟滚滚的重工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这些城市在新兴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这些城市如何能像英国的城市那样吸引大的跨国公司把总部迁移过来？或者它们如何能像西班牙的城市那样通过自己的艺术和建筑成就去吸引全球投资？纽约在金融领域的统治地位会被挑战吗？
我个人的学术重心偏向于对全球流动及其力量的关注。在20世纪初诞生的传统社会学，把城市看成一座座相互交织连接的花园。在这个所谓的“生态视角”里，你所在的社区决定了你未来的工作、你的教育轨迹、你和谁结婚，甚至你是否会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种族隔离的情况也不一定有现在这么严重，因为城市经济会把人们整合在一起，而一个温和的、家长式的政府能够把资源均匀地分配到每座“花园”。这也是一种可以对充满着移民群体、获释的奴隶、本地居民和各种匆匆过客的混乱喧嚣的城市进行有效管理的干净利落的方法。
但新一代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家认为，遥远的城市即使在地理上相距甚远，也会紧密相连，这对传统的生态学理论，甚至是新生态学理论都造成了一定困扰。我在来纽约几个月后，就已经直觉意识到这个观点了。
黑人社区正在被白人占领，绿点区（Greenpoint）的居民从波兰裔变成了拉丁裔，墨西哥裔散工与年轻的白人艺术家比邻而居，郊外的白人群体正大批地往市中心迁移。在20世纪70年代，曼哈顿（Manhattan）的白人还只占少数，但是现在，77%的曼哈顿房产被白人买走了，他们所购买的房子大多数是翻新的出租房，而这些出租房以前的租客多是少数族裔和贫困的工薪阶级。
城市正在以几十年来未曾见过的速度快速更新和分化，劳工阶级已经被赶到城市的边缘街区了。
伴随着城市阶层分化，纽约已经变成一座拥有强烈对比的城市。正如萨森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在新的纽约城市里享受最高薪的专业人士中，90%是白人，他们的挥霍消费和服务需求强烈地刺激着各个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的从业者大部分是来自偏远郊区的少数族裔。全球化城市同时也是分裂的城市，它们在各种形态上的支离破碎也越来越明显了。
对于我来说，挑战在于如何把这种抽象的理论与我的民族志相结合。这些零碎形态如何能够被我这个习惯于搭个帐篷就观察别人行为的雄心勃勃的社会学家抓住？受访对象是另一个问题。
复杂的城市空间，为地下经济从业者提供了环境。（图片来源/pixelstalk.net）
关于地下经济的陈述主要基于猜测，并没有确切的信息。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媒体领域，所有关于“全球化城市”的论述都倾向于集中在那些游走在摩天大楼里的精英阶层的华丽生活。我在文艺学院的同事们几乎都很崇拜那些能通晓数国语言的新型国际艺术家，能跟布朗克斯DJ（BronxDJ）合作混音的英国饶舌歌手，与西方演员合作的中国香港电影制片人，甚至是能把传统的法式烹饪风格与中国风味相结合的融合菜厨师。
似乎就是这些人定义了何为现代生活。而且连经济学家也开始跟我们说，城市既可以聚集大量的财富，也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个在汉堡的房地产投资集团只需要通过巧妙的债务工具就可以打乱丹佛的土地使用计划。这说明全球精英阶层可以跟任何想影响政策的人产生关联。
但在所有的这些描述中还是缺少了一些东西。纽约和伦敦各自拥有800万人口，东京拥有1300万人口，但这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是在金融、房地产、艺术以及其他主要产业中工作的。如果像纽约这样的城市在全球社会经济系统中占据了重要席位，那么那些生活在摩天大楼之外的群体也同样应该被考虑。
传统的观点认为，纽约这座缤纷大杂烩是由城市的主流经济体系创造的，这就排斥掉了我曾在哈林区所亲见的地下经济的支持力。如果我的研究聚焦于人们谋生的隐秘方法呢？这样做会不会引起独特的共鸣？毕竟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地下经济的时候，是纯粹研究越轨行为的。
在芝加哥，我曾经见过毒贩帮派与当地居民通力合作，用一条隐秘的线把社区连接起来。而且我知道地下力量有潜力去揭露在政治家的演讲和金融界自我服务的陈述之外的关于社会如何运作的不容置疑的事实。
如果外来移民私下在那些能够买下高价公寓的雅痞士家庭做保姆，如果低收入的黑人贩毒者甘愿为那些白人对冲基金交易员服务，那么有没有可能纽约这个巨大的全球化城市从整体上是依靠地下经济那条隐形的线整合起来的呢？有没有可能摩天大楼的绚丽光彩使我们看不见真实世界呢？
既然我是一个研究阶层关系的社会学家，我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寻找并描绘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关联。但是在纽约，我却有一个很明显的劣势。我既没有对成千上万的纽约居民进行过调查，也没有对多个城市的统计数据进行过分析。我最近的一本书通过对一个黑帮和一个社区的剖析讲述了芝加哥贫民窟的故事。而这会带来一个很现实的批评：只以我所观察到的200名低收入的黑帮分子是很难代表芝加哥大街上的25000名黑帮分子的，更何况这里面有的不是黑人，有的收入也不低。
我系里的同事们是最早让我意识到对科学精确性的需求的，他们温和但态度坚决地让我去研究社会科学家所谓的“概化问题”（generalizability problem）。在过去几十年里，在这门学科的定量学派的压力下，研究大量个体的学者非常乐于贬低小样本调查，因为小样本调查是无法让研究与更大范围的人口产生关联的。尤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数量多才是有价值的。
各种各样的小店铺、小人物，构成了宏大城市的历史。（图片来源/flashback.com）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自信地认为我的研究可以跟更广大的世界产生关联呢？
记者派的幽灵再一次作怪。如果我只是用充满野心的哈林区的沿街商贩和毒贩的故事来描述新的纽约城，那么大部分社会学家会嘲笑我。这些社会学家经常会提出异议，认为对小群体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这样我就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我放弃对大图景的观照，并且聚焦在独特故事上，这些故事并不需要用到科学家惯常采用的“大数据”的方式来挖掘。这可能意味着我会挖掘出一些奇怪的生活方式和难以接近的群体，它们有可能代表着正在消失的文化或者其他一些亟待解谜的特殊事件。
另一个选择就是，我可以尝试拓展我的研究对象范围，使其不仅包括低收入的黑人群体，而且包括更大范围的不同阶层、不同种族和不同背景的纽约人。
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对贫民窟、贩毒黑帮以及边缘群体做了研究。现在，我想找到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型的纽约人参与到我对地下经济的研究中，我希望他们能填满我不同的“盒子”：穷人、富人、中产阶级、男性、女性、拉丁裔……
但是这个方法也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首先，我的专业是聚焦在那些为社会所边缘化的群体——被阶级化的、无家可归的、找不到工作的群体身上的。这些边缘群体通常是社会大变革的受害者。或者更糟糕的，他们是罪犯——性交易的掮客以及被视为加害者的走私者。
既然我要把更多类型和不同属性的对象纳入研究范围，那么传统智慧就还有可能是正确的。这里存在一种把人际网络的影响力过度强调或者浪漫化的风险。当然，在这个研究领域也没有前车可鉴。没有人知道谁在非法地赚钱，毕竟根据定义，地下经济本来就是在公众视线之外的。并且即使我的研究包含了100种不同的角色或类型，批评者依然会抱怨还有另外100种角色或类型没有在我的研究中出现。我真的可以说我的研究样本能够真实地代表纽约非法经济的多元化形式吗？
编辑/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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