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让老年人太容易感到孤独
7月17日的每周新书栏目，我们推荐了《孤独传》一书，这本书把人的孤独状态作为观察对象，从它来看社会的变化及其各方面的影响。译林出版社为本刊提供了文字资料，将发布两次书摘，第一次推送是《社交媒体让人更容易孤独了吗？》，本期主要谈为了避免老年孤独现象的出现，我们需要如何理解社会意义上的衰老。文字内容来自《孤独传》第六章《一颗“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反思老年孤独》。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二次使用。为便于阅读，文字有微小改动。标题为编者所拟。
《孤独传》
[英]费伊·邦德·艾伯蒂 著，张畅 译，
译林出版社，2021年5月，68元。
历史上的老龄化
年龄不过是一个数字。一系列的理解和期待却牢牢附着在这个数字上，它们取决于对年龄的个体态度和社会期望。主观年龄的研究通过评估人们认为他们应有的感觉、相貌、行为和想要成为的样子，发现很多人的主观年龄判断与客观数字没有什么关系。年轻人主观上认为自己偏老，而年老的人却报出了更年轻的年龄身份。
主观经验和实际年龄之间存在差距，这与害怕变老等问题有关。对变老和孤独的恐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成见，这种成见是21世纪初孤独引发的道德恐慌的一部分。而这种对年老的不祥预感和老龄人口中的孤独经验一样，都与历史有关。
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不同，历史学在关涉老年人的身体、身份、性和经历方面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记录可循。历史上的老龄化问题也是最近才引起了历史学领域的关注。考虑到对这个问题的普遍忽视，老年人群中孤独的历史记录寥寥可数就不足为奇了。
历史学家帕特·桑恩的《英国历史上的老年问题：过往经验与现实解决》（2000）一书探讨了有关老年的医学和哲学观念的变化。例如，古希腊的作家担心老年问题，并不是因为老年人在情感上的负担或孤立，而是将其视作与身体健康相关的警示故事。他们认为，年轻时照看好自己、缓和过激的情绪尤为重要，可以帮助一个人度过老年和最终的死亡。而这种为老年做准备的意识在后现代、崇尚年轻的西方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后者的文化叙事一贯是：在人力可及的范围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年轻。
然而，将年老视为一件可接受的事物，并且从年轻时便将其融入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或许能让人在孤独降临之前就加以应对，甚至有可能避免孤独的发生。
提早为人变老而准备好活动空间和组织机制，是使养老有所进步的重要方面。（图片来源/人民政协网）
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老年人和年轻人一道生活和工作，并不会因为年老而被污名化，或是由于体弱而受到嫌弃。随着人口数据的搜集，我们有了更多关于19世纪以来老年人及其家人生活习惯的证据。
还有证据表明，具体的照料还受到性别的影响，要么是由社会贫困阶层的老年女性照顾儿童（和今天看不见的工人经济制度一样），要么是由受过教育的女性充当较年长、较富有妇女的陪护。例如，经济学家、作家哈丽雅特·马蒂诺就曾在19世纪30年代被要求到诺里奇陪她的母亲；而作家夏洛特·勃朗特则因曾在19世纪40年代看护她那脾气暴躁、喋喋不休的父亲而怨恨不已。用爱尔兰作家，反对动物实验的倡导者弗朗西斯·鲍尔·科比的话说就是：照顾父母是女儿们需要承担的义务。
变老和依赖性可能造成了“看护”（care）的性别观念，而这一观念至今仍在我们身上留存了下来。但变老作为一种体验本质上并没有什么负面的东西。虽然在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中通常都有一个孤独、“丑陋的老太婆”作为故事的铺垫；在这些传说和故事里，年老的女人可能具有区别于他人的邪恶或不祥的特质。“老太婆”这个词来源于14世纪英国人使用的法语词carogne，其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字面意思是“死去动物的腐肉”（carrion）。
老太婆可能拥有一个村庄所需的“女智者”的知识，例如用草药治病等，但人们对于老太婆的刻板印象却常常是诋毁和憎恨。这种隐喻与西方传统中父权对于年老、无性吸引力却有影响力的独立女性的恐惧有关，同样也关系到历史上对于老年女性的侵害，比如欧洲和北美的女巫审判。
该隐喻也符合一种历史趋势，即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为不景气的社会经济状况承担责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老年男性的身体也会遭到嘲讽，要么是因为他们的肌肉力量下降，默认他们最后会变得女性化、力量衰退，要么是他们丧失了家长式的权力，最终走向疯狂，正如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主题——“贫穷、虚弱、体衰、遭人鄙视的老男人”［《李尔王》］。
如何看待越来越松垮、正在变老的孱弱躯体，显然是西方社会对于老龄化的客观理解的核心。但审美文化对老年人外貌的关注——头发灰白、有了皱纹、胸部下垂、勃起障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成为主流，那时的英国和北美文化更强调看起来年轻这件事。
对青春的尊崇、靠年轻获利、塑造“青少年”的概念，无疑都与战后时期有关。外科技术与利用意识形态塑造自我完善观念的广告业相结合，促成了追求有吸引力的完美身材标准的文化转向。
在将青春看得比经验更重要的文化中，外貌的衰老必定会或多或少导致情感上的疏离。更糟糕的是，即便一个人并不会重返年轻，可还是得努力“融入”这种青年文化。然而，用“装嫩”这种说法抨击穿着比实际年龄年轻的女性并非是一种新的现象，而是在18世纪的文化中就流行过。
在19世纪以前，所有表露出的对衰老身体的嘲讽和蔑视，都没有像21世纪这样为政府带去如此强烈的经济冲击。我们再来明确一点：只有那些没有实现经济独立的老年人才是政府的忧患；如果一个人拥有一定财富，那么他变老过程中的实际体验就会大不相同，比如说，他可以增加家政服务或者私人的医疗保健。
而对于工人阶层来说，只要他们个人的身体在全球范围内、在比较和竞争的意义上还有能力产出效率，那么他们的变老就不是负担。有关英国国内经济转变的记录不计其数：以前，家庭成员众多、无论老少都能为提高家庭收入团结一致，穷人的生计更为灵活；后转变为工业化生产，传统工作方式逐渐解体；如今则变为主流是男性以工资养家糊口。历史学家帕梅拉·夏普已经阐明，在这种新经济下，女性是如何被边缘化，又是如何努力适应的；而这对老年人整体上的经济参与亦有影响。
因此，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将现代意义上的变老视作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关的人生阶段：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作模式从可以灵活就业的个人家庭，转移到了雇佣关系稳定的工厂。我并不是在吹捧前工业化时代多么祥和美好，那个时期的国内经济和工业化时期一样，都存在着贫穷和社会不平等。并且17世纪大部分职业生涯的证据都表明，没有生产能力的老年人要么被看成“弱者”（《济贫法》中就是这样写的），要么遭到忽视，甚至是在家庭中受人厌恶。
有能力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受到更多的社会尊重，也在创造更多的价值。（图片来源/fthmb.tqn.com）
在现代早期，照料老人和“值得救助的”穷人的工作由地方一级的教会执事、穷人的监管者、家庭和老人自己来负责。1834年，新颁布的《济贫法》针对依赖他人的人群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措施，重新界定了符合救济条件的对象，将教区居民并入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管理的工会，修建济贫院，禁止为体格健全的穷人提供“院外救济”。
通过这一系列的机制，基于自然权利的传统基督教慈善和救济理念，转变成了以自救、经济个人主义和 （对大规模工业化发展至关重要的）“自由劳动市场”为基础的福利制度。
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老年人的社会和经济作用发生了转变。曾经在家庭手工业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老年人，或许仍然可以为那些尚未被工厂雇用的孩童提供帮助，然而，一旦孩子们进入工厂系统，老人的经济作用就不再重要，他们就会被视为一种负担。
另一方面，较富有的人可以投资现代的“退休”计划，其基础是从人生中有生产力的阶段向另一个生产力较低的阶段转变。通过跟进经济个人主义的兴起和影响，及其对于社会和情感体验的相应影响，我们可以将老年人被分类乃至被病理化的源头，追溯至他们在经济上无法独立生存的时候；那些动作迟缓或体弱多病的老人在现代工业化产业中是无法立足的。随后出现的对老年人的客观的年龄界定（根据国家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可能就与这种就业的市场化有关。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思想观念将老年划定为一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社会理应要去照顾那些处在这个时期、行为能力较差的人，而这反过来又让老年人陷入了“在经济上无法独立生存”的界定。因此，老年作为一个明确阶段的出现，被义务、经济责任和照料的职责等思想观念问题层层包裹了起来。
在现实中，人们将老年人认定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忽视他们的个体差异，这一点同样体现于建筑的设计和施工之中。毫不夸张地说，对于老年人的文化态度已融入了我们的环境。地理学家格伦达·劳斯发现，将老人划分进专门建造的街区，以年龄划定的住宅区、疗养院、老年医护病房，这种将老年人与社会其他人群区隔开的方式，虽然在经济上可行，但在情感上未必能起到正面作用。
国家政策有意或是合谋创建了法律上所谓的“老龄歧视”的建筑环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将老年人集中到一起（可能不像在自己家里那么孤立，却不一定会减轻孤独）既将处在老年的状态归入病态，又以年龄为基础预设了这群人之间的同质性。
如果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又与他们的家人、社交网络隔绝，那么社区护理就不是一个可选的选项。然而，必定存在一种折中的方案，其中，那些经历各异、或许孤独或许不孤独的老年人被视作社会构成中正当合理、至关重要的一分子。
老年孤独的复杂之处
老年时期的孤独经验并非普遍存在，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取决于老龄化和社会关怀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个体、家庭和社会的经验的质量。老年人和孤独者不是同质的群体，因此，并没有标准化的解决方法，尽管两者可能都具有所谓“沉默的一代”（出生于1925—1945年之间，努力工作、保持沉默的一代）的社会心理特质。
老年人和其他代际群体的复杂程度毫无二致，他们对于孤独的体验都会因财富、心理经验、健康、性别、种族、流动性、家人与朋友网络及其他诸多因素而异。有些老年人是互联网专家；有些则因体弱多病、经济条件差、社会资本不足或不了解怎样参与线上社区等因素，使用数字化产品的能力有限。如果我们仅仅通过经济的视角关注老年人，或是将老年人看作健康及社会保障危机的一部分，那么上述这些差异就会被无视。
与任何生命转折点的孤独一样，老年的孤独也和许多其他变量有关，并且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和老年阶段都会发生改变。在强烈而骇人的孤独转瞬即逝的时刻，我的外婆罗斯意识到了她和其他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种孤独与身有残疾、心智健全、独居在农场、害怕闯入者的人所经历的长期孤独又不一样。
老年人的孤独和年轻群体的孤独一样，取决于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也取决于他们的生活质量和适应能力。要将孤独理解为一个生命阶段，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果像一些研究表明的那样，青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孤独可能预示着老年的孤独，那么干预介入的时间就需要提前。
城市公共图书馆是非常重要的老年活动空间，也是为老年居民创造归属感的所在。（图片来源/南通市通州区图书馆）
至于孤独对个体的老年人意味着什么，目前并没有多少系统性的、有依据的研究发现。研究者们始终假设，工业化社会中的老年人健康状况都极其恶劣，身体上与人隔绝，无法工作，生活贫困。许多人确实需要援助，更何况老年是孤立感和孤独感尤其强烈的一个阶段。然而，正如古希腊人提议的那样，我们如果要替老年阶段做准备，就需要去考察哪些人不孤独，而非哪些人孤独。
关注不孤独的老年人能够帮助我们建立适当的健康与社会保障干预，同时兼顾个体的差异。全球范围内的比照表明，正是在老龄化发生的大背景下，个人没有选择的余地，才导致了孤独，甚至对于年老体弱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可以成为反思和成长机遇的，并不是变老这件事本身。
显然，社会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健康幸福的基础要素必然包括对日常活动的支持和安全舒适的家庭。然而，如果向外延展，幸福的一个决定性原则就是：一个社会是融合的还是隔离的；这个社会是否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人提供支持，提供与社会其他人群一起融入社会的机会。
把老年人集中在疗养院或者下午茶舞会上，也许有其经济上的意义，却未必能缓解他们的孤独感；人与人之间共同的经历、有意义的联结也不完全建立在年龄之上。要针对老年孤独建立个性化的方案，最重要的一步必定是更好地了解老年孤独的多变性。
例如，性别仍然是识别孤独的一个重要变量，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如此。传统上，在老一辈人看来，男性是工人阶层的家庭中唯一的供养者，他们的同性社交或是同性别的关系网络是以工作为中心的。工作为他们带去了友谊、地位和收入；当然，大规模工业化备受指责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制造了一种按件计酬的心态，降低了个人在任务完成时对“最终产品”感到自豪的能力。退休又撤走了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和个人强化性别认同的方式，这是不是同样会引发失落感和孤独感呢？
失业和退休对老年女性来说同样困难。对于一些已婚女性来说，性别认同主要是通过家庭和社交网络聚集起来的，而不仅仅是一份带薪工作。而丧偶或独身的老年女性则是社会成员中最为弱势的群体，她们不太可能成为大家庭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同时更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离群索居。
地理因素和空间感也很重要。在贫困的内城和偏远的乡村，孤独的比例更高，虽然这些环境与年龄、性别和种族的交集更值得人们关注。种族差异可以跨越空间和地点，对制造缺失感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针对使用操场和社区空间的社会学研究表明，一些族群比其他族群更容易去利用和发掘共享的社会空间。
针对老年人的一个主要调查地点就是公共图书馆。尽管在21世纪的头十年，地方政府为了削减社会开支关停了越来越多的图书馆，但图书馆一直以来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公共作用：将社会各阶层的人口聚集在一起，并且提供了让社区得以运转的公共社会空间。
在21世纪，想要不花钱就享用的物理空间寥寥无几。换句话说，图书馆提供的不只是书籍，无论这些书对社会结构多么具有批判性，无论个体能否通过阅读找到各自的陪伴。因此，保护图书馆不仅有道德和教育方面的原因，也有医学和健康方面的理由。
编辑/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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