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运之城新加坡①海运巨变
新加坡是一个特殊的国家，它不仅在世界经济、物流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也是独特的文化交融象征。新加坡与中国的联系千丝万缕，在绵密的历史信息之上，还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不断向新加坡学习各种管理经验、引进新加坡投资等重要的交往活动。海洋与外交史领域的英国专家约翰·佩里在这本新加坡国家史传中，全方位地回顾了“这个非凡的港口城市”逐步成为“商业、服务与知识的区域中心”的历程，作者还从政治与经济的历史研究中提出，“新加坡证明城市可能是人类的救星”。作者指出，新加坡也曾走过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才为自身的生存建立了独特的模式，是发挥自身优势在国际社会谋求影响力的典范，也是全球化时代产业、城市发展、文教等方面探索的领军者。读一读新加坡的崛起史，一定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城市有所帮助。
《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
[美]约翰•佩里 著，
[新加坡]黄丽玲、吕家铭 译，
后浪•九州出版社，2021年11月，80元。
本文选自《新加坡：不可思议的崛起》第七章《“被赶出来”》第五节《拥抱海洋革命》，由后浪图书应允选摘并提供文字资料。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二次使用。为便于阅读，文字有微小调整。
海运巨变
新加坡作为主权海洋城邦的新生活，恰逢海运业的巨变。
在20世纪前几十年，海洋世界迅速将燃料从煤转换为石油，其速度远远超过之前从风帆向蒸汽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石油贸易的全球生产中心开始从加勒比海转移到波斯湾。美国从石油出口国变成了石油进口国。由于其战略位置，以及高瞻远瞩且充满活力的创业精神，新加坡成了主要的炼油地。
新加坡既从事石油交易，也经营炼油业。石油成为新加坡处理的最重要商品，甚至取代了锡和橡胶。炼油业始自1960年，而新加坡港成为世界主要的原油混炼中心、加油中心，以及石油分配中心之一。
壳牌（Shell）、埃索（Esso）和英国石油（BP）均认为新加坡港的优越位置有利于储存及销售石油及其产品。炼油业自然就与贸易相辅相成。新加坡的石油业因此大幅增长，这得益于全球的石油需求增加、新加坡港恰好处在西南亚主要油藏之间的优越位置，以及蓬勃的东亚市场的石油需求不断增长。
新加坡独立后便失去了马来西亚的市场。为了维持经济，新加坡对外转向世界海洋。新加坡认识到国内有限的消费者无法使进口替代政策取得成功，于是开始积极吸引外来投资者，开拓海外市场。众所周知，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利用新加坡的海洋前沿地，伸向世界先进国家的偏远新腹地，并向庞大消费者群体提供物美价廉的新加坡商品。
作为一个新独立国和制造商，新加坡采取了这一系列初始措施。与此同时，海事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战争后的前20年标志着我们所谓的“传统船运”时代的结束，即20世纪初期由风帆转换为蒸汽的机械船运。在西方世界的积极推动下，加之亚洲国家的适应配合，让这一伟大的新转变得以实现。
在过去50多年，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世界主要经济活动均是利用散货船和标准集装箱。这给海上航道带来巨大的改变。船舶越来越特制化。资本密集的货物装卸取代了劳动密集的形式，而电脑成为控制整个企业的大脑。
新加坡人尤其善于把握这些现象的本质并加以利用，因此取得了今天的成功。他们至今仍旧保有这一优势。
资本密集的货物装卸取代了劳动密集的形式，是新加坡航运中心建立的产业升级背景。（图片来源/搜狐网）
到了20世纪，英国皇家海军不再统治世界海洋。英国商船队在全球总量的比例开始急剧下降。在新加坡港能见到的插着英国国旗的船只越来越少。部分商业活动的衰落的确超出英国的控制范围。然而，英国造船厂自身不积极创新，资金投入不足，也不努力提高工人及管理人员的技能和效率。恶劣的劳资关系与阶级偏见，让它们的处境更加不利。
当李光耀参观英国造船厂，并与他在日本看到的造船厂比较时，便评论道，日本的管理人员对工厂运作有第一手了解，而英国的管理人员则似乎只待在他们舒适的办公室里。
相比之下，日本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穿着相同的安全帽和橡胶靴，习惯在相同的食堂里吃着同样的普通食物。用李光耀的话，他们都是“灰领工人”。
然而，阶级界线在英国非常分明。李光耀的英国接待人，身着高级定制西服，一到了中午便会坐上一辆闪闪发光的劳斯莱斯，到一家酒店吃午饭，与厂房彻底脱节。
英国的造船厂以拖延交货时间而闻名，管理层对市场的关注度不足。他们的态度确实告诉了我们一些道理。约翰•马拉巴爵士（Sir John Mallabar）是哈兰德和沃尔夫（Harland & Wolff）的主席，这是贝尔法斯特的一家伟大的造船厂。他曾说过自己不需要做任何市场调查。“如果人口暴增，全球贸易量也暴增。我需要知道的只是这些。”
昔日的成就培养出一种优越感，导致英国的海事利益在新局势中严重受损。正如一名观察者所言：“自满是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一种普遍风气，影响到那个时代许多实力雄厚的企业。”
随着航线的合并以及旧式家族企业的消失，整个船运业变得难以捉摸。船主把目光从船舶转移到办公室，从甲板转向账簿。 随着英国海事业的衰落，其领头人不但没有寻求改进的方法，甚至还把问题归咎于他人。
远洋船只的变化影响了新加坡的航运产业走势（图片来源/海洋之星）
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航运技术的最大变化便是由蒸汽动力转为柴油动力。尽管柴油发动机比蒸汽发动机的制造成本来得高，但柴油发动机的耗燃量更低，因而由柴油驱动的船只可以在不加燃料的情况下，比蒸汽船行驶得更远。此外，柴油船的轮机舱所需的人手不到蒸汽船的一半。由于发动机较小，同样大小的柴油船可以比蒸汽船装载更多的货物。
然而，英国的海事业却没有意识到采用新技术的必要性。他们未能像德国人和北欧人那样抢得先机，善用柴油动力的优势。英国造船厂甚至避免使用焊接法造船，因为这种新造船法对它们太陌生。
随着油轮的重要性提升，英国造船厂比竞争对手更慢地意识到石油将成为一种主要商品。既然输油管无法横跨海洋，石油便成了战后使用船运的主要商品。英国不是第一个建立油轮船队的国家。
与英国不同的是，新加坡早已做好准备，适应改变。
新加坡在20世纪初期已是海事业的主要国家。独立后，新加坡继续大力投资其港口的基础设施，确立它作为全球最高效港口的声誉。港口在市区边缘的五处地点，不只容量增加，码头也随之变大、变多。新加坡除了是区域终点站和再分配中心，更是通往遥远目的地的转运中心。港口让新加坡晋升第一世界国家之列，成为经济发展的典范。
港口以其先进的物流技术刺激了对船厂服务的需求，也带动了海事附属行业，譬如保险业、法律仲裁、市场研究与风险分析。它的船舶登记中心本身也成为吸引其他海事企业的方式。体积较大的船只停港次数较少，这就鼓励船只在新加坡添加燃料。这个国家成为世界海事业的领先者，一个“亚洲的休斯敦”。
与休斯敦不同的是，新加坡位处海上，经营炼油业，并为船舶供应所需的低等级燃料。运费的降低对各个国家的贸易模式以及全球的贸易总量均有影响，尤其是对新加坡。更低的成本能提高贸易量，而更高的贸易量能为全球创造更多财富。在战后初期，世界贸易和世界财富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新加坡独立后至今，世界海运贸易增加了超过六倍！
虽然配额和关税等壁垒的下降助推了这一增长，但运输成本下降是另一主要因素。成本下降是由于海事业内所发生的逐步变化，以及一些充满想象力的人所推出的创新变革。超大型的散货船便是其中之一。
这些战后初年的倡议大多来自于美国人的灵感，而非欧洲人或亚洲人。丹尼尔• K. 路德维希（Daniel K. Ludwig）据说曾一度是世界首富，在海事圈被称为“金融人”，而不是真正以海为生的人。他之后进入航运业和造船业。路德维希一向雷厉风行，脾气暴戾，是一个极不容易相处的人。认识他的人都不愿意评价他，但大家都一致肯定他在船运业的成就。
此人的热情在于赚钱，不是花钱，而他的一毛不拔是远近闻名的。他曾经训斥过一个雇员在信封里附上一个纸夹。他怒吼道：“我们不会花钱用航空邮寄五金的！”他憎恶任何宣传，拒绝接受采访。曾经有一名记者试图在纽约的人行道上拍他的照片，结果他把该记者的照相机砸碎，从此臭名昭著。
美国船业大亨路德维希（图片来源/哈佛杂志）
路德维希在建造所谓超级油轮和散货船方面是开创者。在20世纪50年代初，油轮的排水量约10万吨，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常用的标准大载重量货船自由轮没大多少。路德维希认为更大的船身将能运输更多货物，所需的额外成本也相对较少。增大船身将增加其载货量，驱动船身所需的额外动力也相对较少。更大的船舶的每吨造价会更低，每吨所需的人力也更少。
路德维希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Norfolk）的造船厂太小，容不下他想要建造的船舶。于是，他在1950年开始寻找其他合适的地点。他的员工在日本距离广岛不远的吴市，找到一个前日本帝国海军的大型造船厂。
这个造船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秘密建造了世界最大的战舰“大和”号。1950年，这个无人使用的巨大空间以低价售出。路德维希以极其有利的条件，为他的全国散货船公司（National Bulk Carriers）签下了十年的租约，并与驻东京的美国当局建立密切的关系。
这为他进口美国钢铁打开了方便之门，而美国钢铁要比当地可得的材料更便宜、更适用于焊接。日本政府也允许他在缴纳关税的情况下进口其他造船材料。
美军的轰炸将吴市的造船厂炸成一片断壁颓垣，但是战前战后在那里工作的有才能的设计师、工程师，以及技术精湛的工匠，都非常乐意再次受聘，也不太可能会为了提高工资而罢工。路德维希在那里运用了亨利• J. 凯泽（Henry J. Kaiser）在战时的美国造船厂成功研发的造船技术：焊接、预制、在装配线上快速生产简单且庞大的船舶。路德维希准确地预见市场需要更大的船舶。
路德维希的经商宏愿远远超出了海事业。他不只要生产船舶，也想要从事散装货物运输，包括盐、铁矿石、煤和石油。为了装满他的货船，他采取多样化的投资策略，大量地投资采矿业、畜牧业和木材业。但真正为他赚钱的是船舶，而非这些投资。他被人纪念的是他的船舶，而非资源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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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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