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芬克尔认为，日常生活是寻常、有序、可描述、可说明，可观察报告的。这一在昆明打工的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空间的日常生活，可以用千篇一律的工作与丰富多彩的休闲娱乐两个方面来总结。
彝族哈尼族农民工群体从工作生活空间相对“有机”的村寨来到城市，工作和生活空间隔离呈现一种相对碎片化状态，且在一种宰制化被规训化的工作空间中，他们觉得工作“无聊”。年轻打工者们以德塞托的“假发”策略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战术”，征用了手机这种具身媒介以暂时逃脱结构性的工作状态。上了年纪又都在昆明服务业场所的打工者则是利用午休时间，在城市的小区、人行道、街边树荫处等，三五成群地唱歌、跳舞、刺绣，开启属于他们的休闲时光。通过交流、表演和狂欢，他们成功地实现了对“碎片空间”的“占领”，并将其转化为“复合空间”，成为他们的交流空间、休闲空间、娱乐空间、才能展示空间和各种行为上演的舞台。“洗碗” 是女性打工者从事最多的“工种”。她们每天的日常，如一位访谈对象所说的：“早上八点多起床，九点钟就出门去餐厅，九点半点名。开始捡菜，打扫卫生，包装一些碗啊，筷子啊之类的，十点左右开始吃早饭，之后就等着营业。中午饭结束后开始洗碗。下午两点左右就休息了，就去和老乡玩了。四点半左右开始上班，点名，然后吃晚饭，吃完差不多五点开始营业。客人边吃（我们）就边洗碗，一直到九十点。有时候老板让厨房煮点米线、面条给我们当宵夜。吃完回去洗洗就睡觉。每天都是这样，上班、吃饭、睡觉，无聊得很。也没有假期，一个月可以休两天，但不能全天休，要半天、半天的休，早上不去了就下午去，下午不去了早上就要去。”
男性打工者从事最多的“工种”，是被他们称为“托运部”的工作。地点主要集中在和村外围数十个规模较小的物流托运点，负责上货和卸货，一般有一个工头领着七八个人为一个组，以装卸一辆车的货算钱，然后由工头分给自己的组员。常文财是其中一个工头，手下有8个人，来自乐乡的布村、龙村。“我们就是靠力气吃饭。前几年年轻身体好，这几年搬搬东西腰杆疼。有时候一天有一车，有时候几天才有一车货。有货的时候搬一天回去倒头就睡着了，啥都不想干了。没货搬的时候就过去找他们玩，在这边也无聊。”
常文财所说的“过去找他们玩”就是到国际贸易会展中心附近和老乡们聚会。他的妻子在附近餐馆“洗碗”。距离和村的某“托运部”约2千米，骑电动摩托不用十分钟就到了。《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农民工民族志研究》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打工者对自己的工作都谈不上满意或喜欢，打工仅仅是谋生的手段，“好玩”是他们选择工作点的重要考量因素。“挖地不爱挖就来这里洗碗，这一片都是老乡，好玩一点，挖田么不好干，钱也没有几个，就在这里干了。”
他们都不太喜欢聊自己的工作，认为“天天一样很无聊，没什么好讲的”。几乎不在朋友圈发穿工作制服，在工作场景或以工作为背景的照片。“无聊”是他们形容工作用得最多的词。彝族哈尼族村寨生活充满矛盾和多样性，但总体较之城市来说是“有机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紧密，生活劳作空间有区隔但相连。他们来到城市，工作和生活空间隔离，“人对事物的体验也完全改变了，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失去了完整性和连续性，原初人类在大地劳作或进行手工制作时所经历的完整过程，被重复和局部的劳作所替代”，呈现一种“碎片（Fragment）”化状态。他们觉得“无聊”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不仅是在昆明打工的这一群体，远在广东化妆品厂流水线上工作的阿芝则更能体会这种“一个生产线上的工人只是一部大机器上的附件，被锁定在一种功能”的更彻底的“碎片”化工作：
“我在惠州的一个化妆品厂做包装工作。就是给擦脸那个瓶子一个个装在纸盒子里，盒子是平的，要打开折好，瓶子装进去又盖好。一天下来要装几千个吧，反正开始的时候手经常都会抽筋，第二天手指都觉得不会动了，要活动半天又才能动。工厂是计件算工资，我手脚快，一个月连上加班费全勤奖什么的有3000多元，最多的一个月有4000元，还不错了。就是上班的时候太无聊了，手不停地做，要戴口罩也不能讲话。还有在这边天气太热了，我们包装车间都没有空调的，灌装车间有空调，老板怕化妆品坏掉嘛，就是把化妆品那膏体装在瓶子里面，他们是用机器操作，所以也不咋个累，工资还比我们高。其实还不是关系，老板是广东的，但是厂长副厂长一个是湖南的，一个是四川的，好车间的都是他们老乡在，连班组长也是他们老乡。”
从阿芝的叙述中，在省外工厂存在族群区隔与地缘关系网络，因为被认定没技术而无法进入工资高且工作环境好的车间，只能在工作环境差无空调的车间，从事简单重复无技术含量的工作。让阿芝高兴的是2015年后整个厂区Wi-Fi覆盖。“上班不许玩手机，我就带着耳机，耳机线从工作服的领口拉出来，穿过口罩，帽子拉低点，稍微再拿头发遮一下，就看不出来了。边包装边听音乐啊，听喜马拉雅上的讲故事。我还可以直接听电视剧，我只要记住他们的声音就可以了。《花千骨》几十集我基本都是上班听完的（笑）。”
阿芝应对“无聊”工作的策略就是上班戴耳机听歌、“听”电视剧。这种日常生活实践的“战术”就是德塞托笔下的典型的“假发”。德塞托认为雇员们借助“假发”这种弱者的艺术，达到成功地将自己置于周围的既定秩序之上，避免被既定机制的权力彻底压制的目的。日常生活并非被自上而下的宰制力挤压得索然无味，而是吸纳规避，充满了生活的诗学；并非革命与推翻，而是狡黠与创新，在给定的舞台空间即席书写与舞蹈。“做保姆比以前在馆子清闲得多。平常她（女雇主）家小娃娃一两点就午睡了，最少睡两三个小时，这段时间我就会没事干，看看电视，玩玩手机这样的。我不会绣花，也不怎么出去和老乡玩。晚上七点左右吃完饭，她会带着娃娃出去玩，八点半九点才回来，我就给他洗个澡。然后我就彻底没什么事情了，在床上玩手机了，和我姑娘儿子视频聊天呀，看电视剧呀。所以每天其实没什么事。”
据访谈统计，除了微信是这一群体智能手机上必备的软件外，用得最多的是优酷视频、QQ音乐、全民K歌。智能手机和这些软件在调节他们生活的同时，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边界。阿祖在的朋友圈发的最多的是在女雇主宝马车上的自拍。可以“自由”玩手机，或许是她满意这个工作的原因之一。但阿祖的雇主黎女士对她最不满意的恰恰是阿祖对手机痴迷。“一天抱着个手机玩微信，看电视剧，经常喊多少声都没反应。天天用手机放那些难听的歌，特别难听，简直是噪音。还有和她娃娃、老公视频，声音多大，烦都烦死了，有时候想帮她手机砸了清静点。”
但由于保姆难找，而阿祖聪明学什么都快，又做得一手好菜，黎女士再不满意也只能忍着。阿芝以上班戴耳机听歌“听”电视剧，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战术”，征用了手机这种具身空间以暂时逃脱结构性的状态与身份，从而将自己“联结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无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世界，都是一条移动超越地方价值与期待的途径，即使这个逃脱只是暂时的”。阿芝的父母及和她父母年纪相仿的老乡，大多在昆明的餐馆、托运部等场所打工。他们利用下午2—4点的午休时间，在城市的“碎片空间”，确切地说是工作地周边的小区、人行道、街边树荫等处，聚在一起三五成群唱歌、跳舞或刺绣，开启属于他们的休闲时光。对他们而言，这些城市人眼中的碎片空间，意义非同一般。身处其中，他们自在、自乐、放松和愉悦。通过常常被市民视而不见的种种不起眼、重复、异样甚或喧哗的活动，他们成功地实现了对“碎片空间”的“占领”，并将其转化为“复合空间”，成为他们的交流空间、休闲空间、娱乐空间、才能展示空间和各种行为上演的舞台。空间是一个被主体性的日常生活实践了的地点，在几何学意义上被规划了的街道被转化为空间。“空间以特有的方式凿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人们可以通过身体在空间展演的姿势，倚仗主体性行为，通过日常生活的叙事，分类系统以及隐喻来赋予这类空间意义……改变空间的安排或建立新的空间来表达他们的生活需求”。彝族哈尼族打工者对昆明城市空间的“占领”和特色鲜明地使用，是探讨日常生活实践和空间意义构建很好的个案。 “乡下移民想到争取城市空间，最有效的武器就是个人实质具体的存在……造就可以轻易变动的空间，也造就了社交的机会。”当个体离开某种情境而进入另一种时，会敏感地依据特定环境来调整自我的外在形式，个体面临多少种不同的互动场景就会有多少种自我呈现，场景的多元可能导致自我的碎片化，裂变为多元的自我，人们巧妙地利用这种多元化创造了独特的自我身份认同，把不同场景的元素融合成一个整体的叙事。对城市人来说，他们是“无形”又“无声”的一个群体。同样，此刻处于小群体中的他们也视周围人于无形，两个群体之间是彼此时空疏离的。在城市这种“碎片空间”的实践，无非想让因城市解体的共同体部分回归，抱团取暖，得到归属一个群体的安全感。本体安全感是所有文化中大部分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本文节选自《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农民工民族志研究》，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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