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德勒兹而言，语言是一种行动模式，并且正是在实践和权力关系的宽泛领域中，作家既跟随又生产逃逸线。在一种语言中，语言的常量和恒量并非首要的，它们只是权力结构的次生品。

内在的持续变动之线穿过语言的语音、句法和语义要素，这些要素是正确发音、标准句法和引申意义所遵循的规则，它们代表着对变量的限制性和控制性使用。次要作家激活这些持续变动之线，追寻它们的轨迹并激发其进一步的变动。作家的遣词构成了一种符征体制的部分，亦即一种将异质性实体相互关联到行动和运动的复杂模式中的装置布局。

符征体制在陈述的话语集体装置和社会技术机器的非话语装置之间穿针引线，话语装置介入非话语装置之中，词语通过言语行动对物进行非身体的转化。因此，词与物相互盘绕交织，并且二者均是由相互连接但分离的生产进程所塑造而成。

文学作品的功能远大于其意义。自出机杼的文学乃是产生效果的机器。德勒兹敬佩的作家践行着对语言的次要使用，对真实物进行实验，由此既完成了一种权力批判，又打开了一条朝向生命之新可能性的通道。卡夫卡对法的描写直接作用于构成奥匈帝国内部权力关系的诸表征，抽取出未来邪恶力量的矢量，将它们与悖论性的网络相连并将它们分散至不可预见的方向。卡夫卡《审判》的文学机器则作为更大的社会和物质机器的组成部分而发挥作用，这些更大的机器乃是既在小说之内又在小说之外运转的陈述的集体装置和社会技术机器装置。在作品和世界之间不存在明确的区分，也正因此，卡夫卡的语言实验具有直接的政治性和社会性。艺术和生命之间的划分同样有名无实，卡夫卡的日记和书信作为同一部写作机器的部件与短篇故事和小说协同运转。

电影《审判》(1962)

卡夫卡写作机器的结构就像一个地洞，这是由地道和连接异质空间的拓扑学通道组成的一个开放网络，它向四处无限蔓延。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机器总是未完成的。它是一个处在永动中的过程，与其说是一个打好的地洞不如说是一次无休止的掘洞。但是德勒兹认为，文学机器也可以形成一个特定的整体。普鲁斯特的《追忆》就是一部庞大的符征机器，并且它具有某种统一性。尽管其部件由“横贯线”联结在一起，这些横贯线就像卡夫卡地洞中的拓扑学节点和交点一样，将互不通约和互不连通的部分相互连接，并增强而非抑制它们的差异，但它同时还拥有一个附加上去的整体部件，引发某种统一体效果。这个“整体”是一个额外的部分，就像一个种子的晶体，一旦放入亚稳态溶液中，就会引发溶液中的一连串结晶过程。作为附加部分的整体产生了一个“混沌宇宙”，即一次混沌变成宇宙的过程，它源自一种动态的自我分异的差异。

《追忆》的混沌宇宙是符征的混沌宇宙，并且在马塞尔的符征学习生涯中，德勒兹发现了关于诠释和艺术创作之间关系的暗示。符征作为动态的自我分异的差异在某种意义上就像一个受精卵，在发育为完全成形的有机体的过程中分裂出越来越多的细胞。分裂和增殖的过程就是单细胞受精卵最初包含的动态差异的一次展露或阐发，不仅如此，每个发育成熟的有机体的细胞也都裹藏或蕴含着这种差异。在这个意义上，整个有机体都裹藏在它的每个细胞中。因此，每个细胞都是一个符征，亦即一个被裹藏和蕴含的差异，当它被诠释时就会被展露和阐发。但是符征的宇宙没有专门的起始点，任何符征都有可能成为那个有机体由之而生的受精卵。在这个意义上，符征的宇宙就像一个可从诸多视角观看的城市。城市中的每个地点都可能是一个观看全景的制高点。如果把卵子和城市这两个意象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每个制高点都是一个潜在的卵子，它可能在任何时刻自我分异为一个完全成形的有机体城市。

符征的诠释始于一次动荡的失衡，始于由符征的秘符产生的一次颤抖，这个符征裹藏着一个隐匿的差异并暗示着一个超越自身的世界。马塞尔的玛德莱娜糕点侵扰了他，并迫使他去打开那裹藏在糕点味道和气味中的贡布雷的世界。但是贡布雷的本质既非玛德莱娜糕点自身，亦非真实的贡布雷的过去时刻。这个本质乃是一种将自身裹藏在玛德莱娜糕点的符征和真实的贡布雷的符征中的自我分异的差异。当马塞尔把握这一本质时，他仿佛跳出自己的房间，登上了一个瞭望塔，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宇宙城市。那个宇宙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被创造，而马塞尔只是重构了裹藏在玛德莱娜糕点中的过去的世界，但是在另一个意义上，向瞭望塔的跳跃开启了一次创造的过程，仿佛他由以观看城市的制高点自身生产出这个城市，仿佛瞭望塔在此刻是自我发育为一个有机体城市的卵子。从这个方面来看，符征的诠释即是符征的生产。去阐发或展露隐匿在符征中的差异就是去占据制高点，从这个制高点中，一个宇宙永远处于开始展露的进程中。马塞尔认识到，符征的本质在艺术中，但是把握本质的唯一真正手段在于将它们生产出来，即创造艺术作品。

《追忆似水年华》（1999）

马塞尔的符征学习生涯同时就是《追忆》的写作过程。但是，符征的诠释或生产绝不是某种单纯的对自我的主观表达，也不是某种简单的对现实的客观记录。向瞭望塔的跳跃展露出一座宇宙城市的非个人的视点，可以说，在这个视点中，观看者是城市中的可见对象之一。尽管宇宙城市作为一个真实的、被建构的实体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生产出符征，从而引发向瞭望塔的跳跃，但在另一个意义上，正是这一跳跃本身产生出宇宙城市。

对于德勒兹而言，作家总是在处理生成中的现实世界，但他们同时也在世界之内创造一个世界，或者毋宁说他们与世界共同创造。诠释并不是指对符征的接受，归根结底，它意味着符征的生产。尼采所说的对文化符征的诠释和评价乃是一种对文明的疾病和健康症状的诊断性读解，但这诊断本身是一种介入。诠释就是征用和塑造力，而评价就是生产价值。唯有在对力进行创造性征用并馈赠价值时，才能产生真正的诠释和评价。作家对真实物进行实验，他们对世界的诠释和评价同时也引发了世界的一次转变。《追忆》中普鲁斯特对符征学习生涯的描述正如卡夫卡的《审判》或贝内的《理查三世》一样，既是对这个世界进行批判性读解，又是创造性地开启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是一个混沌宇宙，它诞生自一种包含生长力的差异。

然而，作家对世界的介入与其对语言的介入密不可分。按照普鲁斯特的说法，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以某种外语写成的，在德勒兹看来，这里的外语指的是语言中的结巴，亦即对语言变量的某种次要使用，这种运用将变量置于持续变动之中，从而使语言自身停顿或结巴。这种语言的次要使用需要以语言的声音、句法、语义进行一种形式上的实验，但它的对象还扩展至一般被视为语言之外的要素。作为一种行动方式，语言与其施为语境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每个语义单元都是潜在的言语行为连续体的一次现实化，这种现实化对身体实施了非身体的转变，并且，语言的每种运用都发生在更大的行动和力的结构中。正因此，戏剧可被视为文学创作的典范形式，而贝内对台词、声音、姿势、服饰、道具、布景和灯光的次要使用则顺理成章地堪称次要写作的巅峰，他的戏剧进一步将次要写作的语言学实验领域拓展至一般被认为属于语言之外的演出场景上。

德勒兹敬佩的作家试图促使语言超越自身，在语言中引发一次变化，将语言推向其边界，卡罗尔通过非身体事件的悖论探索了词与物之间的表面，而阿尔托将这一表面溶解，由此，词语碎片渗入身体并撕裂肉身，声音簇团与无器官之身体迷醉地融为一体。阿尔托创造了呼喊呼吸，使词语变异为身体的尖啸和动物的嚎叫，塞利纳、康明斯、卢卡和贝克特也以类似方式将语言推向无法言说的界限，塞利纳凭借的是遍布文中的感叹词，康明斯的对策是将无法兼容的句法结构进行合并，卢卡依靠的是诸多碎片句子的结巴重复，贝克特的方法则是对词语进行频繁地重复、堆积、删除、排列。甚至像诸如梅尔维尔和卡夫卡这样的作家，即使他们的文章并未触动任何标准使用的形式，但穿过或越过词语的回响、鸣响和呢喃使得风格呈现出某种气氛的陌异性。

德勒兹在讲座

梅尔维尔和卡夫卡创造了“听觉”，亦即位于语言边缘的致幻的声音要素，正如劳伦斯在可见物和可说物的边缘创造了“视觉”。视觉和听觉构成了语言的外部，它是画面、声音和言说之间的薄膜，并且，通过在语言中生产视觉和听觉，作家便创作出语言独有的绘画和音乐。贝克特尝试在语言中打洞，抹除词语并揭示出词语底下的“虚无或某物”，德勒兹认为词语底下的必定是“某物”——视觉之物或听觉之物，亦即萦绕和寓居在语言中的纯粹视觉和声音图像。贝克特在其电视剧中穷竭了语言和声音，以便创造出纯粹的图像，这些创造在有时候发生在语言的界限上（《……可那些云……》），另一些时候则发生在完全超越词语的地点（《方庭》）。正如贝内的戏剧一样，贝克特的电视剧最终完全进入语言的外部区域，但是，这些剧作上演的乃是语言超越自身的过程，此过程是语言的生成他者，这是所有次要写作的特征：无论是卡罗尔笔下的无意义话语，阿尔托的呼喊呼吸，塞利纳、康明斯、卢卡和贝克特的语言变异，还是梅尔维尔、卡夫卡和劳伦斯的视觉和听觉。

对德勒兹而言，文学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关乎健康的问题。作家是尼采式文明的医生，他们的批判既摧毁又创造。萨德和马索克以及卡罗尔和阿尔托都是伟大的符征与症状的诊断医生，但他们还表达了生命的新可能性，这种新的生命超越了某种特定的性倒错、神经症、精神病的界限。普鲁斯特是一位深刻的符征诠释者，但他同时也生产了《追忆》的符征，这是一部伟大的时间机器，它横穿一个开放的整体，将重生的使命恢复到时间之中。同样，卡夫卡也建造了一部精密的写作机器，机器部件包括日记、书信、短篇故事和小说，并且，机器的关联部分横穿个人、家庭、社会和政治领域。

他详细描述了藏匿在奥匈帝国内部的未来邪恶力量的病理学，以及法西斯和资本主义官僚体制的权力关系，但是，他还创造了逃逸线，亦即使其齿轮滑脱的法的反常运用。他发展了一种主要语言的次要使用，由此吸引了一种解域化的集体陈述，这种陈述为将要来临的人民铺平道路。贝内在其次要戏剧中同样对权力进行批判，虽然褫夺了莎士比亚的国家及其官方历史的配备，但在理查生成女人的过程中，他将乌托邦——即一座变形岛屿的“不可能的”可能性——搬上舞台，理查/卡利班和珍妮女士/米兰达在这座岛屿上可以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劳伦斯诊断出英国人背叛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背叛英国人，以及他同时背叛英国人和阿拉伯人的多重方式，但在其视觉中，他展露了空间的敞开、力的运动及虚构的未来人民的形象，这个形象就像其所居住的风景那般广袤无垠。贝克特则以删减实施批判，剔除叙事、习规、意指，但这必须是为了使纯粹图像在短暂的瞬间可以爆炸和消散成一个无限定的空间。

“文学是一种健康状态。”当它堕入临床状态时，“词语不再产生任何东西，我们既听不到也看不到任何穿过它们的东西，只剩一个失去其故事、色彩和音乐的黑夜”。当它健康时，词语被携带着“从宇宙的一端抵达另一端”。诸道路被开启，一个无器官生命的曲折之线被创造。“每部作品都是一次航行、一段旅程，但它唯有借助内心的道路和轨迹才能穿过或此或彼的外部道路，这些内心的道路和轨迹组成了作品，构成了作品的风景或音乐。”

写作是生成他者，是语言向内部变动力和外部逃逸线的敞开。无器官生命的轨迹是居间——在词语之间，在状态之间，在事物之间，以及在词语、状态和事物之间——的通道。写作是逃离、制造逃离、谵妄、离开径迹、背叛、生成、汇合诸流、组构装置、解域化。但最为重要的是，写作即标画逃逸线，由此抵达无器官生命的线，而这是一条走向健康和生活新可能性的居间线。

本文节选自《德勒兹论文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