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心灵》是一位人类语言学家的随笔文集，作者从独到的视角，用对比方法对美国语言使用情况所做的密切观察和孜孜研究。涉及的话题包括世界主要语言概况、美国的语言使用概括、美国的外语教学、联合国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教学、语言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制约和影响、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作者结识的语言达人、学习外语的有效方法等等。话题紧扣美国当今社会中和语言有关的热门话题，学术问题的探讨与分析大多从真实故事引入。涉及的学科包括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美国研究等，特别适合语言学专业的学生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阅读和参考，也适合有兴趣了解美国语言与文化的一般读者。本书图文并茂，文字流畅，叙述通俗易懂，又具独到的学理，是一部雅俗共赏，极具参考价值的语言文化著作。人类用嘴巴说话还是用心灵说话？——这看上去是个孩子气的问题，但这一问有诗意。用嘴说话是常识，而嘴是被心灵管着的。换句话说：人类怎样思维，是用语言还是用思想思考？西方人跟中国人的思维和认知是不是从根子上就不一样？人类的语言是不是他们世界观的先天结晶？我们的语言会不会背叛自己的意思，而我们常常说的“词”能不能不经意间泄露我们的心声？中国孩子数学好是得中文之便利吗？翻译家到底是不是两种语言间的“叛徒”？——若想了解这些问题的根源，你应该读读人类语言学家何勇先生的《第二心灵》；上面的种种问题你在这本书里你都能找到答案。这是一本解谜之钥。读了它，你能听到一声“芝麻开门”，眼前将呈现出一派清澈的新世界……何勇博士在他的这本语言人类学著作《第二心灵》中站在人类学的高峰上俯瞰语言学，将很多语言学本身的问题深入浅出地提出讨论，以轻松的语言、活泼的笔调，在谈笑风生中给我们提供了语言学知识，解决我们很多不易发见却长期被误导的“常识”问题。——语言是人类文明间交流的工具，当然应该从人类学的高度去比较、分析和阐释。何勇所修的专业是语言人类学，它横跨这两个领域，能让他有机会从这两个学术平台综合思考，高屋建瓴地揭示思维和语言问题的终极奥秘。巧合的是，何勇的人生在中美各居一半，在中国教英文、在美国教中文；这两种可贵的经验让他游走于两种思维和两个世界。俾使他能随心所欲、谈笑风生且寓教于乐地比较汉语和英语的思维特性及异同。本书文笔隽永清通，其哲思深富启发性，读之给人以美不胜收之感。此书应为一般学人、人文科学师生和想睁眼看世界读者的案头必备书；相信读之定会开卷有益的。何勇的博士论文《汉语的话语结构》就是研究汉语的认知系统，它从中国人的思维跟汉语的关系入手进行语言学比较，通过认知和思维的关联来研究中西思维-话语的不同。在本书中他特别以汉语和英语造句、表述和语法结构不同的比较研究开始，讨论了语言导致文化认知和思维的不同。这本著作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后深获好评，成了研究汉语-英语话语结构和比较思维学一部重要参考书。何勇也利用自己的语言人类学知识撰著了《英汉儿童词典》《汉语惯用法词典》《实用英汉词典》《插图中国历史》等在美国出版，同时用英文撰写汉语教科书等在美国出版，成了帮助美国人学汉语的畅销书。正是在这种大量写作和积累的基础上，他撰写了这部语言学的散文随笔集。在这本妙趣横生的著作中，何勇认为，语言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把钥匙，人类学则是认识人类命运的终极出口。人类语言学的最终研究目的不是语言，而是这种语言所处的社会与文化。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语言、传播，语言学就是文化：比如说，现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国际语言”中一半是通过它们母国在过去500年里殖民、侵略或领土扩张才取得今天的地位的。这6门语言是：英语、西班牙语、俄语、葡萄牙语、德语和法语，它们清一色的都是欧洲语言。——其实，研究语言发展的历史不止是语言本身，它是文化史、世界史甚至是殖民史对世界格局的折射。可贵的是，《第二心灵》不讲大道理，而是娓娓而言，用大量的事实和生动的个案来向读者介绍语言对一个人的社会、人生知识和世界观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说，何勇不只是研究语言本身，而且研究语言表述的社会学意义。他精于观察和统计。在书中他谈到“说话”和语言表述的重要性：比如说，对于母语发言者来说，放慢语速特别重要。有人做过调查，一般说母语者平均每分钟可说250个词，而非母语者平均每分钟只能说150个词。让母语者放慢语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需要6-12个月才能养成习惯。所以，我们有时候听外国人说话比本国人说得还清晰。而母语者往往发言太快或喜欢用“大词” 却发言效果不彰，使得语言交流的效果适得其反。何勇指出的另一个例子是，英语是欧盟的官方语言之一。有趣的是，在欧盟会议上，非母语者常跟英语为母语者说：“你能不能像我们一样（正常地）说英文？” 他们之所以理直气壮要求母语者注意自己的语言表述是因为他们阵容庞大，有着17亿伙伴。此外，研究发现，非母语者在英语的语法使用方面也比英语为母语者更胜一筹。因为除非是经过专门的学习和培训，英语为母语者一般解释不清自己语言的语法，遇到语法问题而常常需求教于非母语者。何勇曾翻译过著名的英语语法学者丹麦语言学家奥托·叶斯柏森的《语法哲学》一书并且对英语的文法有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在这方面是有发言权的。语言问题实际上折射出的是社会问题。何勇在书中指出：“我觉得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最大的不同是美国英语更为简洁和更有规律性。美语更加简洁，也许是因为美国人的生活节奏快，语言必须跟上吧。”在这本著作还提供了一些关于语言和社会方面生动的新知识如：很多国内的人来美后的一个感觉是，不少美国人甚至包括学校的老师说的英语不是很标准，原因就是他们并不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如果在国内把英语学好了，你说的英语没准儿比他们还标准呢。
美国中小学只有不到20% 的学生选修外语课。而欧盟国家选修外语课的学生则占学生总数的92%，在欧盟的某些国家甚至高达100%。欧洲大多数国家要求学生在9岁前就要学第一外语，随后学第二外语。美国则对小学生没有要求。美国学校的经费一紧缩，语言类的课程就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
对这些事实，没有第一手资料是无从置喙的。正是常年对语言学的关心和对美国社会国情的关注，才能让何勇对这些素材把握的真切，讨论起来如数家珍。这本书的另一特色是它不止于论述语言，而且讨论了思维学和诗学、美学等宏观和富启发意义的话题。何勇引用了一些文化史上的名人谈语言的金句来验证语言对人类沟通和理解行为的意义，指出了学习外语和用别人的母语以及听得懂的语言交流的重要性。“你若用对方理解的语言与他交谈，可以晓之以理；你若用对方的母语与他交谈，可以动之以情。”
正如歌德所说：“不懂外语的人对自己的东西一无所知。”
同时，何勇也讨论了眼下较为敏感的社会语言学和种族、性别的语言歧视问题。
在美国公众场合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用法语、意大利语、德语、丹麦语这样的欧洲语言交谈，但从未见过他们受到别人的任何指责，这充分表明对西裔和亚裔等少数族裔使用自己语言的责难是种族主义的歧视行为。
如我在前面所说的，美国现有6700万人在家时不说英语。这批人对美国来说其实是很好的语言资源，他们可以满足政府和各行各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为什么要独尊英语，把这么好的语言资源排斥在外呢？
Everyone should do his best. 里的his（他的）不只是指男性，也包括女性。——中文依然；“他们”也包括女性——英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850 年和1867 年在各自的《解释法案》里说形式上为阳性的词也包括女性。美国于1871年通过的《词典法案》里说阳性的词语可以指女性。当时提出来的一个解决办法是在句中加上阴性的物主代词，如 Everyone should do his and her best. 直译起来就是“每个人都要尽他和她最大的力量”。
而到了20 世纪80 年代初进步派干脆另辟蹊径，在句子里删掉阳性物主代词，只用阴性物主代词，如“Everyone should do his and her best. ”干脆删掉了男人。
A: My child won the spelling bee at school. (我的孩子在学校赢得了拼写比赛。)
B: What’s their name? (他/他/非他/非她叫什么名字？) 或：
How old are they? (他/她/非他/非她多大了？)
这样的说话是社会-政治被带入语言学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例子之一。在眼下，如果你不懂现在的政治，你可能仍然会说话，但可难保你不犯“政治”错误。除了性别，何勇此书还提到了民族语言认知问题（ethno-linguistics）。如在语言对认知的影响及在某些特别领域的“优势” 问题：……佘棱巴格（Sue Shellenbarger）把美国儿童在基本数学技能方面落后于中国、日本、韩国和土耳其儿童的原因归咎于英语。
……厄淩·博教授说，我们甚至可以在不问一个数学问题的情况下精确地预测每个国家在奥数竞赛中的名次。所要做的只是给学生一些任务，看他们的用功和努力的程度。
……比起说英文的孩子，说中文的孩子能记住更多的数字。研究显示４岁的中国儿童平均可以数到40，而同龄的美国儿童只能数到15。多数儿童要到4岁才能数到40，他们掌握的算术基本运算要落后中国和亚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同龄儿童一年的时间。
……对于说不同语言的人来说，世界是不同的。
……说双语或多种语言的人在变换语言时经常被发现在性格、态度、思维，甚至道德标准上都会有变化。
语言本身和认知之间有着一些神秘的连接。中国人为什么数学好，这个话题很多中外人士都在研究，但从人类语言学角度破译认知的奥秘也许不无启发——家常的道理中往往蕴含了文化和认知的解谜之钥。何勇的研究认为，德语、西班牙语、法语的名词都有性之分别。有趣的是无生命的物体也被赋予语法的阳性或阴性，但相同的事物在这些语言里却不尽相同。如“桥、钟、公寓、叉子、报纸、肩膀、邮票、小提琴、太阳、世界、爱”在德语里是阴性，在西班牙语里则是阳性。相反“苹果、椅子、扫帚、蝴蝶、钥匙、山、星星、桌子、战争、雨”在德语里是阳性，在西班牙里则是阴性。语法中的阴阳性对人们的认知有一定的影响。有人做过一个调查，让说德语的人和说西班牙语的人列出这些物品的特征。说西班牙语者会觉得“桥、钟、小提琴”这类物品更具备“男性”特征，他们想到的是“力量”和“结构”，而说德语者想到的特征却是“苗条”或“典雅”。在另一项研究中，说法语者和说西班牙语者被要求看一幅卡通画，画上有若干物体。研究人员要他们用男声或女声给这些物体配音。当说法语者看到画中的一把叉子（la fourchette ） 时，大多数给它配的是女声，但叉子在西班牙语里是阳性（el tenedor），所以说西班牙语者大多数给它配的是男声。而世界气象组织开始用英文的男性名字和女性名字交替给飓风命名，这里面也是有意义的。还有研究者发现人们在说不同语言时道德标准也不尽相同。我们现在可以确定语言的确对思维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否与普遍的社会行为有关联还有待大量的研究和取证。同时，语言的采用有时候也和一个人扮演的社会角色有关。比如说，一位西方语言学家说：“我在说三种语言时感觉自己的性格不尽相同。我觉得自己在说英语的时候更强势，说法语时更轻松，说捷克语的时候会更动情。”——在这种意义上，会说多种语言者在发言和公共场合使用语言的选择跟他/她设定的社会角色扮演就有了内在的关系。这些，恰如我们参加不同的社会活动时选择穿著不同的行头、选择不同的服装打扮可以表达出来的不同态度有关。一般的读者也许没有某些欧洲会说多种语言者随着身份扮演的社会角色而选用不同外语的奢侈。但是想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也有语言使用方面不同选择的必要。——如：是说家乡方言还是普通话？是用比较亲切的闲谈风格还是选用比较正规的官场表述？是用比较通俗的口语闲聊还是使用比较庄雅的对话体例？等等等等。这一切，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不断上演，而且几乎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之无需深思就能驾轻就熟地进入角色——盖因为我们对这些情节和文化上下文（cultural contextual discourse）已经潜意识地融入了认知、教养和练达人情的成长经验里啦。如果细究起来，这些都是应用人类学的好课题。《第二心灵》是一本知识性的书，也是一本富有实践意义的书。如果可能，我真想建议中国对外交人员、对外企业机关人士、出国商务、去海外留学和旅游人士每人发一本。这样，通过几小时的阅读，去了解别人、知己知彼，有利于自身知识的充实和文化自信。这对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语言交流非常重要，也是一种最经济的知识充电方式。不多说。这本书里如上面的例子比比皆是、让人感到美不胜收。希望读者自己认真读一下它，相信读毕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