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希腊悲剧至现代哲学，建立并发展起来的是一整套有关审判的教义。比起行动来，审判更具悲剧性，而希腊悲剧首先创建了一个法庭。

康德并没有发明一种真正的判断力批判，是斯宾诺莎在与犹太基督教传统决裂的同时带来了一种批判。这一批判得到了他的四大门徒——尼采、劳伦斯、卡夫卡、阿尔托——的继承和发扬。

这四位曾被迫亲身经受奇特的审判的折磨。他们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其间指控、决议、宣判无休止地纠缠在一起。

受指控的尼采奔走于一个个寄居地，并向其发出雄心勃勃的挑战，劳伦斯生活在不道德和色情狂的指控之中，即便在他最普通的风景画中也能看到指控的影响，卡夫卡表现得像个“无辜的魔鬼”，以便逃脱“客栈法庭”，而人们在这法庭中审判着他无尽的订婚仪式。而阿尔托凡·高，有谁像他那样承受了审判最严酷的形式，即可怕的精神病鉴定呢？

尼采最终总结出来的，是审判的条件：“对神性负有债务的意识”，这一债务历险自身变得无休无止，因而无法得到最终的清偿。人类只有在其生存状况背负上某种无限的债务时，才会呼唤审判，才变得可受审判，才会去审判别人：债务的无限和生存的不息互相参照，构成了“审判教义”。如果债务是无限的，那么负债人就必须一直存活下去。

《审判》  (1962)

或者，如劳伦斯所说的那样，基督教并没有放弃权力，它更多的是创造了一种权力的新形式，即审判的权力：正是与此同时，人类的命运被“延迟”，而审判成为最后的判决。审判教义既出现在《启示录》或“最后的审判”中，也出现在戏剧《美国》（Amérique）中。就卡夫卡而言，他在“表面的清偿行为”中看到了无尽的债务，在“无限的延期偿还”中看到了被延迟的命运，这些都将法官阻挡在我们的经验和观念之外。

阿尔托一直在不停地用与上帝审判相决裂的行动来对抗无限。对这四个人来说，审判的逻辑已与神父心理学混为一谈，而神父是最黑暗的机构的创造者：我要审判，我必须审判……不是审判本身被延迟，被安排在明天，被推迟至无限。恰恰相反，正是“延期”、推至无限的行动令审判成为可能：后者得以实现的条件全仰仗存在和无限在时间顺序中的一种假设关系。如果能在这一关系中站稳脚跟，那么便能获得审判和被审判的权力。即使是对知识的批判也包含某种空间、时间和经验的无限，后者决定了现象在空间和时间中的存在（“每次在……”）。然而，对知识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暗示了某种原始的道德和神学形式，根据这种形式，存在按照一种时间顺序同无限确立了关系：存在者始终对上帝负有债务。

然而如果是这样，那么究竟是什么有别于审判呢？谈论一种既是地基又是地平线的“预审判”足够了吗？这同被理解为反基督的反审判是一回事吗？与其说是土地，不如说是一种塌陷、滑坡和地平线的消失？存在者互相对峙，并依照一些有限的关系来互相修补。这些关系只是构成了时间的进程。尼采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毫不犹豫地指出了一个事实：同一切交流关系相比，债权人债务人关系都是首要的关系。人们开始承诺，此时的债务不是对神的债务，而是根据力量关系对某个伙伴的债务。力量分布于各方之间，引起了某种状态改变，并在各方身上创造出某种东西：情感。一切都在各方之间产生，神意裁判根本不是神的审判，因为既不存在神也不存在审判。

《安托南·阿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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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莫斯及其后的列维斯特劳斯犹豫不决的地方，尼采没有犹豫；存在一种同一切审判相对的正义，根据这种正义，身体互相给对方打上印记，债务被直接书写在身体上，就像某块地域中流通的有限岩块一样。权利不具备永恒事物的静止状态，它无休止地流动在各个不得不继承或断绝血脉的家族之间。这些记号很可怕，它们在身体上划出道道痕迹，给它涂上颜色——线条和颜料，活生生地在肉体上揭示出每个人应清偿和应得到的：整整一套残酷体系，我们能在阿那克西曼德的哲学和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听到它的回音。在审判教义中则恰恰相反，债务被书写于一本独立的书中，人们甚至察觉不到这一事实，以致我们永远也无法清偿一个无限的数目。只要这本书已将某一号称不朽的财产的死亡符号收编在册，我们就会被剥夺财产，被驱逐出我们的土地。审判的书本教义的温和只是表面上的，因为它判处我们承受无尽的奴役，并取消了一切获得解放的程序。

阿尔托对残酷体系做出了卓越的发展，血与生命的写作向书的写作提出了抗议——正如正义同审判的对立，并引发了一股真正的符号的逆流。卡夫卡的例子说明的不也是这一点吗？面对《审判》中的伟大之书，他提出了《在流放地》中的杀人机器，这是一本写在身体上的书，它见证了一种旧秩序，也见证了一种融契约、指控、辩护和判决于一体的法律体系。残酷体系陈述的是存在的身体与影响它的权力之间的有限关系，而无限债务的教义则确立了不朽的灵魂与审判之间的关系。到处都是同审判教义形成对立的残酷体系。

审判并不扎根于某块土壤，因为土壤即使差别很大，也仍然是有利于发展的，但审判需要断裂和分岔。债务必须是面向神的债务。债务不应当与由我们托管的权力产生关系，而应当与那些公认赐予我们权力的神产生关系。需要绕无数条弯路，因为神首先是被动的证人或哀怨的诉讼人，他们无法审判［正如埃斯库罗斯的《复仇女神》］。神与人是渐渐共同上升到审判行动的，这是最理想的状况，或者最糟糕的状况，正如我们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中所看到的那样。某种审判教义的原理假设神赋予了人类种种命运，而人根据他们的命运适合这种或那种形式，或者这种或那种有机结果。我的命运注定我具有哪种形式？以及，我是否符合我所追求的形式？这就是审判的精髓：存在被切割成种种命运，以命运形式分发的情感同高级形式建立了联系（尼采或劳伦斯著作中的常见主题即揭露这种以高级价值的名义“审判”生活的自负）。

复仇女神厄里倪厄斯

只要人还是尊重他们自己的命运的，那么他们就在审判；只要某种形式肯定或撤销人的企图，那么他们就受到审判。他们审判别人的同时也受到审判，审判和受审是同一种乐事。判决突然闯入这个世界，当人类弄错自己的命运时，它就会以一种虚假审判的形式出现，直至成为谵妄、疯狂；而当形式将另一种命运强加于人时，它就会以上帝审判的形式出现。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大埃阿斯》。最初，审判教义需要人类的虚假判决，正如它需要上帝的正式判决一样。最后一个分岔同基督教一起产生：再没有命运，因为我们自己的判决是我们唯一的命运；而且再没有形式，因为上帝的判决构成了无限的形式。在尽头，自我切割成种种命运，和自我惩罚一起成为新审判或现代悲剧的特征。再没有任何审判，然而一切审判都是关于某个审判的。

可能《俄狄浦斯王》已经预示了希腊世界中的这一新状况。而某个类似《唐璜》的主题的现代之处，仍然是新形式下的审判，而非滑稽的行动。概括地说，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审判教义的第二种行动：我们不再通过形式或目的成为众神的债务人，而是以我们自身的存在成为某个唯一的神的无限期债务人。审判教义颠覆并取代了情感体系，而且直至对知识或者经验的审判中都能看到这些特征。

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

审判世界仿佛建立在梦境中。是梦令命运——以西结之轮——旋转，令形式流动起来。在梦境中，审判长驱直入，仿佛置身于虚空中，而不会遭遇某个场所的抵抗，迫使其屈服于知识和经验的要求；因此审判的问题首先是要弄清楚人们是否在做梦。因此，阿波罗既是审判之神也是梦之神：是阿波罗在审判，他确立界限，将我们封闭在有机形体中；是梦境将生命封闭在这些形式中，而我们以后者的名义进行审判。梦境加高了围墙，以死亡为食，制造阴影，一切事物的阴影，世界的阴影，我们自身的阴影。

然而，一旦我们离开审判的河岸，我们便弃绝了梦境，转而寻求一种“醉意”，仿佛它是某种更高的浪潮。人们在醉态中——饮料、毒品、迷醉——寻找对梦境和审判的解药。每次我们向审判背过身而转向正义时，我们就进入了一种无梦的睡眠之中。这四位作者揭露了梦境中某种过于静止、过于受引导、过于受管束的状态。那些对梦境有着非凡兴趣的团体——精神分析学或超现实主义——在现实中同样急于组成审讯和惩罚的法庭：做梦者身上常见的令人厌恶的怪癖。

对超现实主义持保留意见的阿尔托指出，不是思想碰撞到梦境的核心，更多的是梦境纵身扑向某个逃离它们的思想的核心。阿尔托眼中的仙人球仪式，劳伦斯眼中的墨西哥丛林之歌并不是梦境，而是一些迷醉或困倦的状态。这一无梦的睡眠不是我们睡着时的那种睡眠，它在夜间穿梭，将夜笼罩上一种可怕的光亮，后者不是白日，而是闪电：“在夜晚的梦中，我看见灰色的狗，它们匍匐前进要来吞噬梦境。”这一无梦的睡眠，我们并未安睡其中的睡眠，它是失眠，因为唯有失眠适合于夜晚，能够填充夜晚，进驻夜晚。因此我们重新认识了梦境，它不再是某个类似睡着时的梦境，或醒时的梦境，而是一个失眠时的梦境。新的梦已变成失眠的守护者。

正如卡夫卡的作品所表现的那样，这不再是产生自睡眠的梦境，而是产生自失眠边缘的梦境：“我（向乡村）寄去了我衣衫完整的身体……与此同时，我睡在我的床上，身上盖着一床棕色的被子……”失眠者可以静止不动，因为梦境已自动获取了真正的行动。这是无梦的睡眠，我们却并未安睡其中，这是失眠状态，它却将梦境带到了它所能延及的任何地方：这就是狄俄尼索斯式的沉醉状态，他摆脱审判的方式。

本文节选自《批评与临床》

《批评与临床》

（法）吉尔·德勒兹 著 

法国著名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唯一一部主要论及文学的作品。书中收录了德勒兹当时已发表或未面世的文章，总计十七篇。这些文章围绕着“写作”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以刘易斯·卡罗尔、贝克特、梅尔维尔、劳伦斯、斯宾诺莎等多位作家与哲学家作品为例，论述了通过写作：

——语言中是如何创生另一种新的语言，致使整个言语活动向其极限或自身的外在倾斜；

——精神病的可能性和谵妄的现实是如何介入这一过程的。

——言语活动的外在是如何由非语言的视觉和听觉构成，而只有言语活动本身才能令这些视觉或听觉成为可能。

——为什么通过词语，作家从写作这一刻起都成为一位着色专家、一位音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