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的伦理选择与中国之道

电影《时时刻刻》剧照

20世纪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构思小说《达洛维夫人》时曾这样阐明其创作意图：“我要描写生命和死亡，健全和疯狂；我要批判社会体制，以最强烈的形态揭露它的运行。”她在创作意图中所表明的“双重性”和她在小说中将主要和次要人物的处世之道和生死之道并置的“双重性”，表明她的作品隐含着伦理选择。

近年来，中西学者已开始关注伍尔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帕特丽莎·劳伦斯在《伍尔夫与东方》和《丽莉·布里斯科的中国眼睛》中论述了以伍尔夫为核心成员的英国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与中国“新月派”诗社的文化交往关系。高奋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中国眼睛”》中考证了伍尔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指出伍尔夫作品中的三双“中国眼睛”分别体现了她对“中国式创作心境、人物性格和审美视野的感悟”。若能进一步深入探讨中国之“道”在伍尔夫作品中的深层意蕴，就会更有益于更深层次地阐明中西思想的交融。

伍尔夫小说中对中国的描写体现了由表及里的过程。在小说《远航》（1915）中，中国作为一个远东国家被提到；在《夜与日》（1919）和《雅各的房间》（1922）中，出现有关中国瓷器、饰物的描写；在《达洛维夫人》（1925）和《到灯塔去》（1927）中，两位重要人物伊丽莎白·达洛维和莉莉·布利斯科都长着一双“中国眼睛”。从笼统的地理概念到具体的文化物品，再到传达情感和思想的眼睛，伍尔夫对中国的领悟逐渐进入灵魂层面。《达洛维夫人》是她以中国之“道”为镜，反观西方文化，表现其伦理取舍的典型作品。

《达洛维夫人》的显性和隐性结构均体现“道”（way）的喻义。小说的显性结构包含两条平行发展的“伦敦街道行走”的主线：一条表现克拉丽莎·达洛维与亲朋好友，从一早上街买花到盛大晚宴结束的一天活动；另一条表现赛普蒂莫斯·沃伦·史密斯与妻子行走在伦敦街道，找医生看病，直至赛普蒂莫斯傍晚跳楼自杀的一天活动。两群人互不相识，但他们同一时间在相近的伦敦街道行走，几次擦肩而过。他们在街道、人群、车辆、钟声、天空、阳光所构建的声光色中触景生情，脑海中流转着恋爱、家庭、社交、处世、疾病、困惑等五味杂陈的意识流，突显他们不同的处世之道和喜怒哀乐。

小说的隐性结构是由“道”（way）这一关键词所编织的网状结构构成的。小说中“way”这一单词共出现73次，比较匀称地用于主、次要人物的性格和言行描写，也用于描写社会和大自然的运行之道。这73个“way”就像漂在水面上的浮标，标示出人物的处世方式和生命态度，浮标的下面连接着人物的意识流大网。这是伍尔夫最欣赏的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描写模式，她曾这样概括陀氏作品的隐性结构：它用“海面上的一圈浮标”联结着“拖在海底的一张大网”，大网中包含着深不可测的灵魂这一巨大的“海怪”。不过《达洛维夫人》中的“way”浮标，所连接的是多人物的意识并置，与陀氏的深度灵魂探测略有不同。

小说的基点是主人公彼得的梦中感悟，他在梦境中将生命视为一种超然物外的心境：“在我们自身以外不存在其他东西，只存在一种心境（a state of mind）……那是一种愿望，寻求慰藉，寻求解脱，寻求在可怜的芸芸众生之外，在脆弱、丑陋、懦弱的男人和女人之外的某种东西。”整部小说就是由多个人物的心境纵横交叉所构成的巨网，充分展现“生命和死亡，健全和疯狂”的对抗与连接，但人物的心境各不相同：“人人都有自己的处世方式。”（Every man has his ways.）伍尔夫像罗素、韦利、毛姆等学者作家一样，“把目光转向东方，希望在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哲学文化中找寻拯救欧洲文化危机的出路”，伊丽莎白的“中国眼睛”就是显著的标志。

伍尔夫将人物的伦理道德融入他们的处世方式之中，用并置方式展现，然后从克拉丽莎的视角做出伦理批判。小说无章节，大致可分成12个部分，每个部分聚焦某特定人物的意识流，大体呈现“克拉丽莎·达洛维—赛普蒂莫斯—克拉丽莎—彼得（克拉丽莎的前男友）—彼得—赛普蒂莫斯—赛普蒂莫斯—理查德·达洛维（丈夫）—伊丽莎白·达洛维（女儿）、基尔曼（家庭教师）—彼得—彼得—晚会”这样的人物交叉并置形态。

以“无为之道”反观“独断之道”

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之道”，既是社会治理之道，也是个人处世之道，其主要内涵有二：一是顺其自然。老子认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

也就是说，有道之人以“无为”的态度来处理世事，让万物兴起而不加倡导；生养万物而不据为己有，作育万物而不自恃己能，功业成就而不自我夸耀。无为，就是让万物自由生长而不加干涉，一切随顺。二是无欲无争。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也就是说，“道”永远是顺其自然的，然而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它所作为的……不起贪欲而归于安静，天下自然走上正常的轨道。无为，就是无欲。

伊丽莎白·达洛维、理查德·达洛维和萨利·西顿三个人物均表现出顺应天性、无争无欲的处世之道，体现“无为”之道的特性。

伊丽莎白，克拉丽莎和理查德的女儿，她的处世方式是“趋向消极”（inclined to be passive）。她不像达洛维家族其他成员一样金发碧眼，而是一位“黑头发，白净的脸上长着一双中国眼睛，带着东方人的神秘色彩，个性温和、宁静、体贴”的女孩。她的眼睛“淡然而明亮，带着雕像般凝神注目和不可思议的天真”；她喜欢“自由自在”；喜欢“住在乡村，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不喜欢伦敦的各类社交活动；她想从事“某种职业”，成为医生或农场主；她推崇“友善，姐妹之情、母爱之情和兄弟之情”（geniality, sisterhood, motherhood, brotherhood）。伊丽莎白的“消极”处世方式在小说中并无负面含义，而是一种人人喜爱的品性。她母亲克拉丽莎觉得伊丽莎白“看上去总是那么有魅力……她几乎是美丽的，非常庄重，非常安详”；她的家庭教师基尔曼虽然对世界充满仇恨，却“毫无嫉妒地爱她，把她看作露天中的小鹿，林间空地里的月亮”；亲朋好友们将她比作“白杨树、黎明、风信子、幼鹿、流水、百合花”。伊丽莎白自由自在、无欲无争的性情，体现的正是老子的“无为”之道。老子相信，“无为”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无有入无间”，无形的力量能够穿透没有缝隙的东西。这也正是伊丽莎白获众人喜爱的原因：她像大自然那样自在地显露天性，无争无欲，尽显善意。众人被她的美丽和单纯折服，视其为自然之化身，“友善，姐妹之情、母爱之情和兄弟之情”之象征。

理查德·达洛维的处世方式是“客观明智”，与伊丽莎白一样展现“无为”的处世方式。“他是一个十足的好人，权力有限，个性敦厚，然而是一个十足的好人。无论他承诺了什么事，他都会以同样的客观明智的方法去完成，不掺杂任何想象，也不使用任何心机，只是用他那一类型的人所特有的难以描述的善意去处理它。”“他性情单纯，品德高尚……他行事执着顽强，依照自己的天性在下议院中维护受压迫民众的权益。”他给予亲朋好友支持、关心和尊严。达洛维先生“客观明智”的处世方式的最大亮点在于，他始终用自己的天性去看待事物，保持事物的本真面目，顺其自然地处理事物，不掺杂个人的偏见和欲念，具备轻松化解矛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保持自己天性的纯真自在，不违心，不委曲求全。他所达到的境界就是老子所说的，“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以无为的态度去作为，以不搅扰的方式去做事，视恬淡无味为味。达洛维处世方式的根基是他单纯、善良、宽容、敦厚的“无为”品性，这正是克拉丽莎拒绝前男友彼得而嫁给达洛维的原因，她从他那里获得真正的幸福。

萨利·西顿的处世方式是“我行我素，绝不屈服”（gallantly taking her way unvanquished）。她作为克拉丽莎的闺蜜，在一次散步中忽然吻了她一下，被彼得看见了，“而萨利（克拉丽莎从未像现在那样爱慕她）依然我行我素，绝不屈服。她哈哈大笑”。她喜爱花道，颇具超凡脱俗的东方神韵：“萨利有神奇的魅力，有她自己的天赋和秉性。比方说，她懂花道（way with flowers）。在伯顿，人们总是在桌上静置一排小花瓶。萨利出门去摘些蜀葵、天竺牡丹——各种以前从不会被放在一起的花——她剪下花朵，让它们漂浮在盛水的碗里。效果极好。”萨利一直以“我行我素”的方式生活着：和父母吵架后，她一文不名地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她不喜欢的势利男人吻了她一下，她抬手就是一记耳光；她嫁给自己喜爱的商人，生了五个孩子，全然不顾世俗的偏见。她热情、有活力、有思想，生性快活，依循天性自在地生活，大体上属于老子所说的“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的人，也就是，顺其自然而无心作为的有德之人。

电影《时时刻刻》剧照

伊丽莎白、达洛维先生、萨利三人共同的处世原则是依照天性、顺其自然、自由自在和无争无欲。从另一角度看，他们最大的特性是：从不用自己的观念去强迫和压制他人；给自己自在空间，决不侵犯他人自由。他们是伍尔夫笔下“健全”（sane）的人。与他们相对的是“疯狂”（insane）的人，他们试图以各种名义去压制和改变他人，不尊重他人，给他人带来困扰和痛苦。彼得·沃尔什和多丽丝·基尔曼便是这类人物。前者以爱情的名义，用各种方式伤害恋人克拉丽莎，导致恋情破裂；后者以宗教的名义，仇视世界，伤害他人，自己也陷入痛苦深渊。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对比中西文化时，曾这样说：“老子这样描述‘道’的运作，‘生而弗有（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为而弗恃（action without self-assertion），功成而弗居（development without domination）’，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关于人生归宿的观念，正如善思的中国人获得的那样。必须承认，中国人的归宿与大多数白人所设定的归宿截然不同。‘占有’（possession）、‘独断’（self-assertion）和‘主宰’（domination）是欧美国家和个人趋之若鹜的信念。尼采将它们归结为一种哲学，而他的信徒并不局限于德国。”如果说伊丽莎白、达洛维、萨利的性情具备“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的中国之道的特性，那么彼得和基尔曼所操持的正是西方文明所推崇的“占有”“独断”和“主宰”的信念。

彼得·沃尔什的处世方式是“对抗”（be up against）。他用自己的观点去对抗社会规则、习俗和所有人，包括恋人，“我知道我对抗的是什么，他一边用手指抚摸着刀刃一边想，是克拉丽莎和达洛维以及所有他们这样的人”。他被牛津大学开除，不断遭遇各种挫折，一生都很失败。他与克拉丽莎相爱，情感相通，却始终只能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去理解她，觉得她“懦弱、无情、傲慢、拘谨”，不断批评指责她，讽刺她是“完美女主人”，“用一切办法去伤害她”。克拉丽莎认为他很愚蠢，“他从不遵从社会习俗的愚蠢表现，他的脆弱；他丝毫不理解别人的感受，这一切使她恼火，她一直对此很恼火；他到现在这年龄了还是那样，真愚蠢”。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很荒谬，“他向克拉丽莎提出的许多要求是荒谬的……他的要求是难以达到的。他带来许多痛苦。她原本会接纳他，如果他不是如此荒谬的话”。彼得体现了西方文化所推崇的“独断专行”（self-assertion）信念的某种后果。

基尔曼的处世方式是“自我中心主义”（egotism）。“她知道是自我中心主义导致她一事无成”，但是她觉得“这个世界鄙视她，讥讽她，抛弃她，给了她这种耻辱——它将这具不讨人喜欢、惨不忍睹的身体强加给她”。她认为“上帝已经给她指了道，所以现在每当她对达洛维夫人的仇恨，对这世界的仇恨，在心中翻滚时，她就会想到上帝”“她心中激起一种征服的欲望，要战胜她，撕碎她的假面具”。“控制”和“主宰”（domination）的欲望是她个性中最主要的特征。

伍尔夫通过克拉丽莎的意识流，对彼得和基尔曼以爱情和宗教的名义，独断专行地去占有和征服他人的行为做出激烈的伦理批判。“爱情和宗教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东西，她想，看着它们笨拙、激动、专制、虚伪、窃听、嫉妒、极度残酷、肆无忌惮，穿着防水布上衣，站在楼梯平台上。”他们的可怕之处在于，当他们带着理性的、宗教的观念去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时候，他们从不尊重生命，从不理会生命的差异，从不知道他们正在毁灭最美好的东西——人的生命本身。

“自我中心”是彼得和基尔曼一叶障目、迷失天性的主要原因。彼得有魅力有才智，“总能看透事物”，但他“生性嫉妒，无法控制自己的嫉妒情绪”，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挫折和失败后，他与克拉丽莎见面时依然只关心“他自己”，克拉丽莎称之为“可怕的激情，使人堕落的激情”。唯有在睡梦中，他才获得“平和的心境”（a general peace），仿佛看见大自然用它神奇的双手向他泼洒“同情、理解和宽恕”（compassion, comprehension, absolution）这些他生命中缺少的、至关重要的东西。他最终明白，“生命本身，它的每一瞬间、每一点滴、此处、此刻、现在、在阳光下、在摄政公园，这就足够了”。而基尔曼虽然得到了上帝的指引，她内心却一直在黑暗中苦苦挣扎，期盼自己能够超越仇恨与痛苦。“她用手指遮住眼睛，努力在这双重黑暗中（因为教堂里只有虚幻的灵光）祈求超越虚荣、欲望和商品，消除心里的恨与爱。”

正是通过两组人物的并置，伊丽莎白、达洛维、萨利所代表的“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与彼得和基尔曼所代表的“占有”“独断”和“主宰”，两种处世之道的利弊不言自明。无为之道的根基是善，它的立场是利人利己，因而人人和谐相处，人人各得其所。独断之道的根基是一种偏狭的善，它的立场是利己损人，只能导致对立和冲突，结果是害人害己。仇恨、冲突、战争是独断之道的产物。

本文节选自《欧美现代主义文学散论》，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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