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毅衡丨我与符号学
1卞先生一番话
卞之琳老师木讷寡言，说话声音很低，情绪不现于色，似乎永远陷于自己的沉思。但是他一说起来，几乎就停不住，而且经常是我闻所未闻的事。
我记得有一天，在我跟他学莎士比亚研究大半年之后，他第一次向我提起了“符号学”这三个字，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有这门学科。不过他迂回着说，先说起1929年他考上北大，从南通坐船过长江坐火车，座位对面一个年轻人名字叫钱锺书，隔壁有一位是决心读法国文学的罗大冈：原来一路上好多是到北大清华报到的学生。还有奇事：“后来何其芳入学，中学毕业证有点麻烦，罗大冈用豆腐干给他刻了一个章”。
卞先生自嘲说，“我们那时候比你们现在年轻得多”。的确也是，我们78年那一届研究生，文革十年耽搁下来，绝大部分早过了而立之年，都急着进入认真的学术工作，卞先生很理解我们的心情。他说就在他进校读本科的那一年，即 1929-1930年，瑞恰慈（I A Richards）来到清华任教。这位已经出版了《意义之意义》和《文学批评原理》的大理论家，吸引了北京高校的许多学生去听课。“我也去了，没有听懂。我只是个Minor Poet”。卞先生难得地微笑了一下。他太谦虚了，我认为卞先生是中国现代诗第一人，犹如唐代群星中的李商隐，有一种诗歌最本质的语言形式凝练之美。今天看来，果然如此。
然后卞先生在似乎漫无边际的回忆中切中了要害：1929年叶公超任清华英语系教授，同时又兼任北大英语系讲师，主持编《新月》最后四期，成为北京文人的结集点，也是卞先生作为“后期新月派”成名之时。叶是剑桥硕士，认识艾略特，1934年在北京创刊《学文》，第一期就请卞先生翻译艾略特的名著《传统与个人才能》。在瑞恰慈与艾略特的双重影响下，两年后毅然辞去日本教职到北京与恩师瑞恰慈会合的燕卜森，也加入西南联大的教授队伍。“新批评”这个二十世纪形式意义理论在英美的第一个派别，在中国的影响开始成形。卞之琳、钱锺书、吴世昌、曹葆华、袁可嘉等先生先后卷入对新批评的介绍，而且七十年代末，这些前辈都尚在北京各院所，是现代文学批评灿烂的余晖。当时已经见不到的还有朱自清、叶公超、浦江清、朱希祖、李安宅等，他们三十年代都对新批评情有独钟。那个岁月，朱光潜、冯文炳（废名）、陈梦家、赵萝蕤等，都开始发表形式分析的论文：李安宅《意义学》（1934）、《美学》（1934）；曹葆华《科学与诗》《诗的四种意义》（1937）；吴世昌论文“诗与语音”“新诗与旧诗”（1934）；朱自清“诗多义举例”（1935）、《语文学常谈》（1936）；刘西渭（李健吾）《咀华集》（1936）；朱光潜“谈晦涩”（1936）。李健吾与卞之琳讨论几首诗的意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细读批评的最早典范。
“你就从我们三十年代中断的事业做起！”卞先生话锋一转，突然亮牌。“我看你发表的几篇莎学论文，太注重讲理，恐怕你就适合做理论：从新批评做起，一个个学派，一直做到结构主义，做到符号学”。原来卞先生的唠家常回忆过去，长途迂回后峰回路转，斩钉截铁地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我看窗外，阳光已经西斜。这天从下午一直谈到晚上，意犹未尽。师母留我吃晚饭，我知道不合适，但是忍不住想多听一些，就留了下来。但是卞先生又回到他不善言谈的木讷旧态，师母用上海话笑话他“木知木觉”。其实他和我都陷入了沉思：这个下午成为我一生事业的起点，此后四十年，念兹在兹，不敢忘记师训。而且不久我就明白，被文革耽误到三十多岁才能看书，不集中精力到一个学科，绝对会一事无成。有贵人指拨，有大师相助，这的确就是最适合我本人的学术道路。
七十年代末，卞之琳先生把恢复这个学术传统的任务交给我，我明白这是一个重托，不仅来自卞之琳先生，也来自当时还健在的杨周翰、王佐良、周珏良、李赋宁等一代导师辈人物，他们都鼓励我。也幸亏北京各图书馆存了不少三四十年代的著作，不出借，我每天坐公交去读，兴奋得忘乎所以，那时候完全靠手写，记卡片，每天记一大摞，饥肠辘辘回到宿舍，觉得很幸福。
此后整个80年代，我硕士论文攻新批评，博士论文攻叙述学，博士后写作《文学符号学》，就一直守在形式论方向。一以贯之，始终不渝，从形式分析出发做文学-文化分析。虽然意志不坚定，有几次偏到这条主线之外，但是不久又回到意义形式论。人的一辈子很短，精力有限，本人何其幸运，有导师指明值得做的事业，一辈子享用不尽。今日回顾，不管做的学问是否宏大，比起其他深奥高明的学问，是否太浅平，我自己一生无悔。中国有的是做大学问能发宏论的大学者，但是学界之大，可以容得下我这个minor scholar。
有许多学者适合大开大合，挥斥方遒，值得我高山仰止。我只适合做细致顶真的形式分析，俗称钻牛角尖。我想起卞先生在文革后出的第一本文集《雕虫纪历》，这标题也预言了我的航路轨迹，哪怕局部性小问题（例如叙述中的“引语”这样的小问题），哪怕完全可以大而化之的问题（例如“反讽”的分类）也必须论证仔细，经得起聪明的学生再三追问。形式研究最怕的就是不顶真：如果细节雕琢随意，如果部件缺少孜孜以求的精致，如果零部件可以做得马虎，那么形式论本身就不值得做。
2读书的幸福
说到我个人的学术生涯，1978年前不让人读书，无书可读，就此而言，文革误国不浅。现在一谈文革，很容易变成个人受苦的倾诉，这样就狭隘了。文革及其前奏大抓阶级斗争，耽误中国学术和教育二十年，其危害之大至今难以估计。我们这一代没有得到像样的教育，文革之前，大学带“长”的人，看到学生在读书，就怕的肝儿颤：怕自己会“犯白专错误”。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学生时间读书。我读大学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下乡种田。文革干脆停止，到农场劳动。知识成为整肃对象，“越有学问越反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耽误了二十多年，到七十年代末才从新开始。
因此，一旦可以捧起书本，看到世界上好书太多，饥不择食，我自己也在急于寻找自己的学术方向。那天卞先生向我推荐了一本书，这本书很奇怪，是1963年出版的文集：1962年，由卞之琳牵头组织编选了《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供批判之用”。第一篇就是卞之琳译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这篇文章，与什克洛夫斯基的“艺术即技巧”，并称二十世纪形式论的开山名篇。此书中还有杨周翰先生译瑞恰慈，张若谷先生译兰色姆，麦任曾先生译燕卜荪，袁可嘉先生译布鲁克斯，几乎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名义下，举行一场与老友老同事的聚餐会。译者都是三十年代以来的名家，以批判之名，集合名篇。
这本书真是及时雨，成为了我从事研究的起步材料。我在1979至1980两年间，把北京各图书馆中能找到的英文形式文论书籍，全部读了。八十年代中期，我借编《新批评文集》的机会，让他们又集合在一起，虽然到那时除了韦勒克和燕卜荪，大部分新批评派已经退出人生舞台：1978年6月瑞恰慈在青岛讲堂上倒下，陷入昏迷再没有醒来。
1979年出版了钱锺书六七十年代的笔记合集《管锥编》，我立即进城去买来，整整捧读了一个月无法释手。为其中个别问题我斗胆写信求教，得到钱先生回信，详为回复，并约去会见。钱先生常被人说对同辈学人态度倨傲，臧否人物用词刻薄，却对“年轻人”特别慈祥。我发现《管锥编》多次引用皮尔斯和瑞恰慈，钱先生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唯一弄清形式理论的中国知识分子。
记得1980年，见到钱锺书先生，他问我在做什么题目，我说在读新批评。他马上问；“也读威姆塞特？”我说是的。“那么读了 Day of the Leopards ？”我说读了，先生眉开眼笑。《豹的日子》是威姆塞特去世后1976年出版的文集，是他一生最才气纵横的文字。当时中国进西书不易，虽隔了四年，绝对算新作。我读的那本，从社科外文所图书馆借出，可能就是钱先生订的书。社科外文所给钱先生的特权，就是图书馆让他挑选外文书。钱先生读的西方理论之及时，至今很少有钱学家注意，普遍认为《管锥编》的作者喜欢引中西古人，钱先生引“今人”注意者不多。无独有偶，耶鲁解构主义的主将之一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在著名的文化批评杂志 Boundary 2 上发表的一篇访问记，深情地回忆他刚到耶鲁见威姆塞特，剧谈《豹的日子》。好书就是好书，岁月只能让它变得更好。
我得出一种全新的理解：文学和文化，是形式的构成物。因此文学理论不是为作品内容作评判，而是探究意义在什么条件下生成，在什么条件下被诠释。我把自己的这个理论立场和具体实践，命名为“意义形式论”，或“形式-文化学批评”。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很多，我是从形式论讨论文化：文学-艺术-文化研究的核心问题不完全是内容，形式不仅是一般认为的装饰意义，工具意义，而具有本质性意义。说是“唯一”本质，或“本体存在”方式，未免夸大。形式论不是唯一正确的或主流的文化研究途径，却可以说这是不可或缺的一种途径，或者说，这是每个文学/文化学者必须有的基本训练。学界大部分人当然应当做内容研究，而坚持形式研究，至少有补缺之效。文科的许多科目，被人说成似乎“无学问可言”，我们恐怕忘记了：理论本身就是形式性的，只有形式规律才能总结万千种类体裁的共同点。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文论界，一直有过于重视内容的倾向。我本人喜欢从形式出发，这是个人的思想方式。我并不要求其他学者同意我这种立场，甚至我不要求我的学生一定要献身于形式分析。我要求的只是允许形式论作为“方法之一”存在。我呼吁这种容忍，已有半个世纪，现在依然在呼吁，因为至今钻研形式理论的人在中国学界是极少数。
3继续读书的岁月
八十年代初我到伯克利加州大学做富布赖特研究学者，然后索性争取读博士。八十年代末到英国伦敦大学任教。借国外书多的方便，《文学符号学》《新批评文集》《符号学文集》《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The Uneasy Narrator、Toward a Modern Zen Theatre 都是这个阶段的产物。
但是脱离中国语境，没有同行的鼓励和压力，容易走岔路。我的学术生涯中被三本书抢去了很多时间，一本就是《远游的诗神：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现代诗的影响》，当时我对影响研究的实证工作很感兴趣，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周游美国各大学的图书馆，看当时诗人留下的书信文稿；另一本是编译二卷本《美国现代诗选》花了大半年；第三本是文化研究《礼教下延之后》，又花了我一年时间。一个人兴趣太广不是好事，我缺乏拒绝走弯路的毅力，怪不得别人。
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讨论新批评，198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又于1988年再版。前几年此书再次修订，以《重访新批评》为书名，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2009年再版。其辅助材料，我编选的《“新批评”文集》也由中国社科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2001年再版。此书将新批评置于从唯美主义到结构主义的整个西方形式主义发展潮流中，以期看清新批评理论过渡作用。然而如果我们仅根据形式主义本身的演变说明新批评的兴衰，那就是被形式主义的形式所欺蒙了：形式论潮流永远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之后新批评忽然在中国学界大行其道。我当年研究新批评派时，新批评在欧美已经盛极而衰，被视为过时的理论，它何以可能在中国能起死回生？这个派别不可能复活，但是它的某些遗产可能适合某个时代的需要。新批评派关于文本中心的批评法，它的一套基本术语和批评方法，已被广为接受和习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它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我们旧有的文学模式。
各个国家在文化发展的具体时期，理论界需要不同。在内容式的批评过于长久统治之后，“忽然”出现一个走向形式分析的小潮流。在中国当时，回到形式，被认为是一种激进姿态、“新鲜事物”。在中国80年代特殊的语境之下，甚至在今天的语境下，中国一直缺少认真做形式分析的传统，现在批评界注重形势分析的越来越多了，但毕竟还不是主流方法。因此，新批评在中国不仅“起死回生”，它的命还很长，从80年代初，到现在已经过了40年了，很多人还感到新鲜有用，针对中国理论界至少有个补缺作用。
新批评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反讽、悖论、张力、复义等，到现在还非常有意义的，但中国学生不一定很了解，甚至很多批评家还不一定理解。现在，这些概念都可以从符号学角度来加深理解。厦门城市大学的陈仲义几年前写了一本《现代诗:语言张力论》。最近我还在读两本青年符号学者的理论新书稿，《论反讽》《论张力》。叙述学六十年代正式形成时，新批评关于小说叙述的若干研究，例如沃伦与布鲁克斯的《理解小说》，成为叙述学重要的“学科前历史”；而韦勒克高度总结性的《文学原理》，则成为符号学运动的重要一部分。
4符号叙述学
我把形式文论分成这么几个大的部分：符号学，属于这里最抽象的层次；叙述是包含情节的符号文本，因此叙述学是符号学运用于叙述，正如语言学是符号学运用于语言，但是语言学学科之独立庞大历史久远，远远超过叙述学和符号学，因此很难说语言学是符号学的运用。叙述学本身也太庞大，所以现在单独成为一个学科，符号学与叙述学现在就并列了。其它应当属于形式论范畴的，包括风格学、修辞学，它们都是由符号学总其成的形式论的一部分。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此书并非我的博士论文，而是我在八十年代准备论文时做的读书心得笔记，博士论文还没有动手，此书稍加整理却成形了，时间是1985年的夏天。14年后，1998年，这本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书未能在80年代出版的原因我前面已经谈过了，梳理学科在西方不需要我来做。在中国叙述学还没开场的时候，还是很有必要的。我的第一本英文书 The Uneasy Narrator 论辩集中于中国小说与历史的复杂文化关系。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此题目当时引出纠纷，人大出版社的编者在全社大会被社长批评：“有的书题目太怪，不通之甚！”非常感谢这位编者允许我在题目上出格一些，也非常庆幸社长大人没有在出版前抓住。这题目牵涉到我在书中提出的“叙述学第一公理”：“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身。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这也是书名的由来。
我的确喜欢取个有趣的题目，幽默不仅仅是修辞，它是一种思想态度，是尊重读者的智商。不过，很难让一位社长有幽默感，因为他是社长。这标题无非是说，叙述者不仅在文本之上，而且在文本之内；文本是叙述者创造的，叙述者也是文本创造的；叙述者是被叙述出来的，被自己叙述出来的。小说不同于新闻和历史，小说是虚构，是谎言。作者撒谎，就必须委托一个人格“说实话”，这个人格就是叙述者。这个80年代提出的命题，至今是我在叙述学讨论中的焦点：叙述者可以叙述一切，就是无法叙述自己的叙述，因为叙述本身是这个符号集合的起端，分层的起点。所有各种烧脑的跨层与回旋跨层（所谓“怪圈叙述”），就是为了从跳出层次、用非逻辑的方式回旋到叙述行为。
5拥抱符号学
我正式走进符号学大门，已经是在80年代末。1990年出版的《文学符号学》，论述之浅薄，今日不忍卒读，我也不让任何出版社重版重印。我在80年代编选的《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应当说是一本好书，很值得初学者参考，可惜90年代初被出版社退回，原因我只能瞎估猜，没有证据的话就不说了。直到2004年，几乎15年后，才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1926年，赵元任独立于索绪尔，也独立于皮尔斯，提出《符号学大纲》。赵元任应该说是世界符号学运动的开创者之一。问题是没有接下去做，符号学在中国成了一个断线风筝。《管锥编》中留下了大量关于符号学的思想，但钱钟书治学有意片段零散。因此，中国符号学运动需要一个开场。
80年代，有好些中国学者在符号学方向工作，写出了不少著作。1988年，李幼蒸、我、张智庭等，在北京召开了“京津地区符号学座谈会”，我在会上做了一个关于欧美符号学发展情况的报告，但没有中国的内容。此会之后，我就去了英国，张智庭去了法国，李幼蒸到了德国，符号学作为一个有组织的运动，还靠1994年胡壮麟、丁尔苏、王铭玉、张杰等人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语言符号学分会”。四川大学在2004年由龚鹏程为首，召开了“符号学座谈会”，李杰（李思屈）编出了《广告符号学》。但是没有开出专业，也就无法传承。幸亏，这二十年很多学校设置了符号学专业，符号学终于在中国蔚为潮流。
在国外任教期间，我负责比较文学MA课，就是一年毕业的那种强训练课。所有的文学理论重要学派都要讲，因此我的“专门方向”符号学与叙述学，就只能各讲两个单元。若干年的对各种理论的教学积累，就产生了2006年回国后我与傅其林和张怡合编的第一本书，英汉对照的《现代西方批评理论》那本厚书。可以想象教课时不得不对各种理论泛而谈之的痛苦，这至少是我回到中国任教的部分原因：中国主要大学都是教师众多，允许我把精力只贡献给我喜爱的科目。
精力集中，这是任何事业的保证，是做出哪怕些微成绩的前提。要开课，就要仔细备课。我鼓励学生与我辩驳，遇到喜欢思考的学生，就兴奋异常。每一年我让学生做四次开卷测验，鼓励他们与我商榷。在学生经常的挑战之下，我就不得不把自己的想法整理得更加严丝密缝，一旦有所散乱，学生就会挑到缝隙。同时，这种方法，也让我找到学生中的好苗子，强迫他们把自己的观点写成文。所以“与赵毅衡老师商榷”成了他们许多发表文章的副标题，这也算是我的教学的一个特色吧。
几年教下来，系统的讲解就自然形成。这就是我在近十年写作的《意义三书》：2011年的《符号学原理与推演》，2013年的《广义叙述学》，2017年的《哲学符号学》，以及正在写的《艺术符号学》。实际上它们都是课堂教学的衍生物。有读者评论说我的这几本书，理论虽然一步不让，但是例子量很大。理论上追求辨源析流、厘清分歧、另辟疆土，又在实例上勾连中国当下文化现实。一切理论推演，都建筑在年轻人熟悉的作品或文化现象上，至少，读者感到亲切，是个优点。
6前景
像我这样的年龄，随时都面临学业中断的可能：不一定是人生终结，会有各种意外，可能让我做不下去。所以我有一种紧迫感，要在有生之年推进形式意义理论活的体系：符号学、叙述学、艺术学以及意义理论。我在专研任何课题的时候，心里都有点紧张，怕有生之年来不及写下心里已经想好的意思。尤其是各种各样杂事太多的时候，我对浪费的时间非常心疼。
大致说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细读西方现代形式文论，初步形成自己的“形式-文化学批评”；从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将自己“形式-文化论”放诸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实践；进入21世纪，则以符号学为重心，不仅思索中国的文学文化问题，更思考整个人类文化不得不面对的符号危机。近年来我则集中于思考“意义世界”问题。
实际上意义理论这个概念是康德最早提出，但康德没有发展它，而其它的形式的表述方式却出现了，比如维特根斯坦说的事实世界，胡塞尔说的生活世界，皮尔斯说的符号世界，卡西尔说的symbol世界，于克斯库尔说周围世界，海德格尔说存在世界。实际上都是意义世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强调而已。
我们生活的世界就是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包括物与事件，包括文本，也包括意识（我心与他人之心）。如果世界的某一部分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意义，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不了解、甚至不知道它存在与否。意义世界理论就是世界如何对我们产生意义，我们怎么用意义的办法来看待人与整个世界的关系。在叙述学和符号学之后，我想弄清楚的就是意义理论。
中国人喜欢赶潮流，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于是大家都堵在路口，不得门径而入。回顾了一下40多年的研究，每一次选择都似乎与大潮流背道而驰，要独辟蹊径，才有一番作为。比如，前面我们提到，当国内热衷于内容、批判形式时，我选择了形式；当国内的学者们主要关注索绪尔传统，我却关注皮尔斯传统，研究文化符号学；当全世界都只关注门类叙述学时，我却着意探寻一门广义叙述学。
有一个经历对我刺激很大，80年代末我正在北京，我非常尊敬的学者董乃斌，正在编辑一套文学理论丛书，他邀请我把当时正在写作的书加盟。他比我年长，对我说话比较坦白直率，说他们研究中国文学的人都是自己找题目，我们做外国文学的，外国人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就是“二道贩子”。他这个话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我当时想，难道我们就贩卖一些外国人所说的话就行了吗？我们抄十多本外国书就能做成自己的学问？1990年我那本书《文学符号学》，的确大量的东西是在介绍国外的思想，所以我至今不让重印。
中国学者，至少有自尊心的学者，不应当只做外国货二道贩子；也不能只在古书堆里找材料，重复讲解古人的话。从那时以后，我就认定：中国的学者应当走自己的路，在国际上也要走自己的路，在时代上也要走自己的路。国外理论要读，不然怎么知道何者为新？但是不能满足介绍，不然不是中国人的研究。所以我从来不承认我的工作领域是“西学”，我觉得优秀的学者也不应该自称“国学”，这种把学科划成小格子的做法，对中国学术束缚太大！我们对某个领域理论比较熟悉，但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尤其是正在起步的年轻学者，不应当画地自牢。
中国学者有中国学者的优势，很多外国人很容易搞错的事情，中国人反而不容易搞错。比如符号学当中最简单的Symbol一词，即有“符号”又有“象征”的意思。外国人，哪怕是西方一流的学者都经常混淆，卡西尔（Ernst Cassirer）的三卷巨著讨论“符号/象征形式哲学”，两个意义混用，就至今无法译成中文。中国的符号与象征本来就泾渭分明，所以中国人反而容易弄清，不必像西方人觉得混用才自然。
西方人在叙述学上也有个很大的困难，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学界一直认为叙述必须是过去式。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不是叙述，因为舞台上演的不是过去时。这个枷锁一直捆绑着西方叙述学界，他们一直认为讲故事必须是过去时。这样就引起了一个基本的问题：如果戏剧不是叙述，那么电影电视都不是，这一条不纠正的话，我们的叙述学将永远在小说这一模式中打转。
原先普林斯（Gerald Prince）在他的九十年代多次重版的《叙述学词典》中明确将戏剧开除出叙述，但2003年新的一版的《叙述学词典》（乔国强译）就肯定叙述不一定是“回溯”（recounting），只需要“传达”（communicating）有情节的文本。7年前我在上海开会时遇到普林斯老先生，我对他说：就连你们的后经典的叙述学家们都没有把戏剧归入叙述学，你做了此事，你虽然年龄比他们大，但你比他们更开放。他听了异常高兴，说我看穿了这个事。我在想为什么叫只有我看穿了呢？西方后经典叙述学家还是不愿意离开过去时。他们不愿意挑战亚里斯多德，我愿意，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中国人，中国语言中没有过去时，那我何必拘泥于这一条呢？
人生有没有完成任务，要等手里的事做完才算数，如果后面又有非完成不可的书，那么人生依然不可能停止。近年出现一种形式怪异的小说，叫“自小说”，第三人称，主人公的名字就是作者自己的名字。有时我觉得自己一生在写一本“自小说”，写了50章，后面可能还有几章可能更精彩。小说主人公名字叫赵毅衡，他自以为是作者，其实只是个叙述中的人物，他常把把手中的小事当大事来做，自己认真过分却依然是小人物。
本文刊载于《语言与符号》第6辑, 第3-12页。
编辑︱潘星月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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