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我比張愛玲好商量

電影《第一爐香》並不是許鞍華與王安憶的第一次合作，2009年許鞍華的話劇處女作，正是由王安憶改編的《金鎖記》。

許鞍華版話劇《金鎖記》海報

《金鎖記》上映之前，王安憶在香港嶺南大學做了一次演講，談到「張愛玲之於我」：與張愛玲的緣起、和張愛玲的異同、對《色·戒》的不解、對《金鎖記》的欣賞和改編⋯⋯

時隔十二年之後，在《第一爐香》引起熱議之時，重讀這篇文章，或許會對王安憶、對張愛玲、對王安憶眼中的張愛玲都有更多角度的理解。

對於同在上海的女作家，張愛玲「似乎變成了一個陰影」，「巨大的壓力」。因此每次被例行問到和張愛玲的關係，王安憶總是斷然否認。在今天推送的節選中，王安憶坦言自己與張愛玲的三點不同。

演講全文收錄於我們出版的《零度看張：重構張愛玲》（沈雙主編）。

梁文道、王安憶、也斯、孫甘露、止庵、 黃子平等「張迷」

將張愛玲回歸零度，發掘她文字中被遮蔽的世界和風景

零度看張：重構張愛玲

沈雙 主編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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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張愛玲的不同 

節選自王安憶〈張愛玲之於我〉

標題為編者所加

因為有了這樣的巧合，或者說是命運，我就會經常被問到和張愛玲的關係，受張愛玲甚麼影響？遇到這樣的問題我通常是拒絕的態度，因為張愛玲似乎變成了一個陰影，尤其是我們同在上海的女作家，似乎沒有一個人可以說我不喜歡張愛玲，我對她沒感覺。幾乎是不可以的，有誰能逃離開張愛玲的籠罩，另有天地？這對我們造成一個壓力，而且是巨大的壓力。所以當有人提問這樣的問題時，我總是斷然地否定。

我有很多否定的理由，第一個理由是我和她的世界觀不一樣，張愛玲是冷眼看世界，我是熱眼看世界。這次《金鎖記》上演香港，海報上有句話是從張愛玲的某篇散文裏截取出來的，叫做「最壞的時代做最壞的事情」，我看的時候不由地心驚，我覺得這句話選得很好，是能代表張愛玲對世界的看法，但我肯定不是這樣看世界的。首先我不像張愛玲對時代那麼絕望，我比她命好一點。她正好是生活在一個末世，時代轉換的一個，不只一個，甚至幾個關頭。我有時候也在想其實我也經歷了很多歷史的轉換關頭，為甚麼我沒有像她那樣感覺受傷，難以適應呢？可能是我們比較皮實，或者是我們缺乏根基深厚的文化教養，所以我們轉換輕鬆，這讓我們變成一種沒有背景的動物。我們能夠適應各種轉換，不像那個時代的人，像張愛玲，她所認同的時代社會都有着唯一性，也是因為那時代與社會還具備一定的連貫性，她才能將根子植得很深，很堅固，於是，便很難拔出來，轉換變得非常艱難。我們則生活在一個節奏已經打亂的歷史過程中，或者說是一個新時代，土壤還沒有積澱到一定厚度，植被也比較瘠薄，拔起來，再栽下去，不那麼痛苦，所以我就不認為我們的時代是多麼壞。在文革中當然是境遇不好，不能受教育，離鄉背井，前途茫茫，可是那時有青春頂在那，年輕，甚麼都不怕，所以也不覺得那時候多麼壞。到了現在青春度過了，不過好像還有點成績，也頂在那。也可能是性格的緣故，我比較容易妥協吧，總是能在不好的情形下看到好的東西，我是比較樂觀主義的，也可以說是犬儒主義，所以首先我並不認為這個時代有多麼不好，對於我來說還算可以─而且我想每個人注定要在某個現實裏生活，在某個時代生活，所有的藝術家對所有的時代都是不感興趣的，可你必須在某個時代生活，我就順從，在哪裏就在哪裏好了。我會順應我所在的環境，我比張愛玲好商量。張愛玲是一種不太能變通的性格，而我比她好商量。我對我的時代沒有那麼不滿意，沒有那麼多意見。雖然我也有意見，但我的意見是在任何時代都會有的，我對我的時代還有一定的滿意。

《金鎖記》海報

其次，我也不認為時代可以讓人做最壞的事情。是時代總是能看出很多毛病來，越來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生活，這個社會根據一個你我都看不見的規律在行走，這個過程中一定是在傷害很多事情，傷害很多感情，可是在受傷害的同時我們不是也在得到一些東西，得到一些補償嘛？補償給我們的人也許是我們根本就不認識的人，所以大家也不都是在做最壞的事情。有時候朋友在一起聊天，談到這個時代的不好，又是貪污腐敗，又是環境惡劣，又是恐怖分子，很多人都在做壞事情，那我就說至少我沒有做壞事情，你也沒有，他也沒有，那就不能說每個人都在做。我和張愛玲在意識形態上是不一樣的，她是絕望的，而我總是能看到一些縫隙，可以喘口氣。也許正是這一點說明我和她還是有差距。張愛玲她勇敢，她敢於往最最虛無看，而我比較軟弱，我不願意把事情推到那麼極端的地步，我希望自己能處身得舒服一些。比如說我很喜歡香港，這個城市對我有一種治療的作用，一到香港會變得很有物欲，我本人不是一個很有物欲的人，完全沒有物欲是不好的，很容易走到虛無主義。我有時候會覺得人生也蠻渺茫的，可是到香港一看，那麼多的商品，那麼多的人，那麼多人在積極生活，你想沉淪都沉淪不下去。你會生出物欲，這正好可以治療我們的虛無主義。像張愛玲她永遠是往絕路上看的，我覺得她真的很不容易，是蘇青還是張愛玲曾說過生活在人家的時代就好像寄人籬下，這就是她和時代的關係吧。張愛玲就是這樣尖銳地看待她與周遭一切的關係，人和背景，人和環境，人和人，性別之間，長幼之間，權利者和弱者之間，關係都非常緊張。我不是那麼尖銳的性格，所以日子比她好過一些。但從藝術創造力來說也許會損失思想的銳度吧。當然我對她還是有些不滿，我覺得張愛玲的虛無有些簡單。她總是一句話就概括了，她說「人生總是在走向下坡路」。我覺得這太簡單，因為你至少要告訴我們些理由，當然，她的故事都有邏輯上的合理性，但都是個別的小邏輯，在這些情節背後的大邏輯，她便以「人生總是在走下坡路」來作了總結。而魯迅就不同了。魯迅的虛無世界裏有更大的邏輯、更大的理由，比如民族性、國家、制度、理想、信仰，聽起來似乎是大而無當，但其實是要對「走下坡路」的人生負責，張愛玲則推諉了責任。魯迅是一定要找到虛無的理由，而且是要給大家解釋，證明給大家看的，雖然這些解釋不能作答案。魯迅看到民族的衰亡，看到不公平、不平等，看到民眾的不覺醒，他覺得這都是虛無的理由，也可能當這一切都解決了的以後，又拓開一個虛無天地，虛無就像一個宇宙黑洞，但魯迅還是比張愛玲走得遠。我不以為張愛玲走到魯迅這一步。他們都是不同程度的虛無，都有勇氣抵達思想的黑暗處，但遠和近是不一樣的，是深刻和膚淺的差別。而我們這些人都比較軟弱，一旦發現面臨空虛就馬上用物欲來拯救自己了，不讓自己掉到黑暗的深淵裏去。這是我和她世界觀的不同，我確實要比她樂觀，對這個世界不那麼失望吧。其實對世界不失望也是為了拯救自己，不想讓自己心情那麼壞。

許鞍華與王安憶

再有一點區別就是我和張愛玲畢竟在不同的背景下生活。人們把我和她放在一起，我想有可能是我的《長恨歌》第一卷裏寫了上海的四十年代，這一時期在我的《長恨歌》裏本來是個引子，為後來的故事做一個鋪墊。我對四十年代沒有感性的認識，都是從書本上或者是通過一些訪談得來的材料，這一卷應該講是很不感性的，不夠生動。但很奇怪恰恰是這一卷喚起人們的好感，引起人們的興趣，因為它正好和人們對三十四十年代的上海想像聯繫到一起了—女孩子總是漂亮的，漂亮的她總是有幻想的，幻想做一個明星，做不了明星做封面女郎也可以，做了封面女郎總是要被金屋藏嬌，養她的男人總是要死於非命，這些情節其實都是想當然的。上海有個小說家叫陳村，很可惜他現在不太寫了，他曾經寫過非常好的小說，他很懂小說，他和我說你第一卷寫得最差，在你第一卷裏都是想當然的事情，沒有一點意料之外，到了第二、第三卷才好起來。他這個看法是很讓我服氣的，很尖銳。也正是因為這一卷的故事，我臆想出來的上海的故事，把我和張愛玲聯繫到一起。人們以為我和張愛玲面對同樣的題材，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對我來講那是個虛擬的時間段，對張愛玲卻有着切膚的痛處。如果非要如此聯繫的話，那麼我想應該是我與張愛玲是相繼面對這一題材，是以先後順序為關係。就是說，我寫的正好是張愛玲離開之後的上海，張愛玲離開了，似乎我在做一個續寫。但我還是想說我和她所寫不是一類。

愛玲說

劉紹銘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在劉紹銘的筆下，城與人、中與西、著與述，妙趣天成，一往情深。張愛玲，這寒噝噝的世界待她倒也不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