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讓《王寶川》風靡歐美，被譽為「中國莎士比亞」｜熊式一誕辰120週年

Original 港中大出版社不激不随 2022-11-24

值班編輯說

//木馬

今天是熊式一誕辰120週年。熊式一是誰，如今已幾乎沒人知道，但在七八十年前，他是和林語堂齊名的雙語作家，在海外最有名的中國人之一。陳寅恪用「海外林熊」將他和林語堂並舉，英美文學大佬蕭伯納、賽珍珠、H. G. 威爾斯、約翰·梅斯菲爾德、巴蕾等等全都盛讚他的創作和翻譯。

熊式一（1902–1991）

我最近一次看到他的名字，是在前一陣「王寶釧挖野菜」登上熱搜後押沙龍寫的一篇推文〈《王寶釧》也辱過華〉中。熊式一在最後一節出場，因為將「王寶釧挖野菜」的原著《紅鬃烈馬》改編成英文戲劇《王寶川》（不是筆誤，熊把王寶釧的名字改譯成Lady Precious Stream），而被左翼戲劇家洪深怒斥「辱華」。

熊式一估計會感到委屈，因為他改編的出發點就是為了不「辱華」。原劇《紅鬃烈馬》裡封建迷信、男權、一夫多妻等等體現舊中國「糟粕」的部分，被他一一剔除，並巧手改編成了符合西方人價值觀但又帶有獨特中國韻味的英文戲劇。

熊式一身著西裝，在舞台上向身著中國戲服的外國演員講戲

這是一次極其成功的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案例（成功過大多數「走出去」的項目）。

1934年《王寶川》第一次在倫敦上演，三年間連續演出近900場，刮起的中國風從王室吹到百姓，讓這部戲和熊式一幾乎家喻戶曉。忠實粉絲如瑪麗皇后前後看過八次，還特地借來劇中戲服細細觀賞，前一陣去世的伊麗莎白女王當時才十幾歲，也被粉頭奶奶拉去看過一次。

1935年，熊式一成為了第一位登上百老匯舞台的中國導演，被《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譽為「中國莎士比亞」。正值中國抗戰期間，《王寶川》為中國贏得了國際的理解和同情，「比蔣介石機關槍的威力更大」（《洛杉磯時報》）。

1936年3月14日，羅斯福夫人（右二）在百老匯觀看了《王寶川》的演出，並與熊式一夫婦（左二、三）合影

他的第二個創作高峰是1943年的英文小說《天橋》。這部講述清末民初中國變革的歷史小說在英國一紙風行，還被翻譯成了法、德、西、捷、荷等歐洲主要語言，暢銷歐美。他寫作的初衷始終沒變：在殺頭、纏足、抽鴉片、乞丐、妓女等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之外，讓大家看到一個「去獵奇化」的中國。

他的傳奇人生遠遠不止於創作，他是一位真正的斜槓人士——中英雙語譯者、香港清華書院創校校長、BBC電台評論員、劇作家、藝術收藏家等等；

是在中西之間穿梭的「異鄉人」——甚至連骨灰也幾度飄洋過海，橫跨三大洲；

是出風頭愛好者——你很難指望一個出門喜歡手腳都戴著玉鐲叮噹作響的人懂得「低調」兩個字；

是社交狂人——他在牛津的家成了「第二個中國大使館」，以至於出租車司機在車站見到中國人就把他們拉到熊家；

是重度拖延症患者——因此錯過無數次機會，「我為此痛苦萬分！」；

是自視甚高的性情中人——意識到自己的生命要戛然而止卻還有一堆宏願未完成時，他留在世間的最後一句話是「狗屎」⋯⋯

他是有聲有色、濃墨重彩、把一輩子活成幾輩子的人。

但即便是這樣大鬧一場、在世界上劃下過痕跡的人，歷史的海浪一抹，也就悄然消失了。如今跟人介紹他，要藉著「王寶釧挖野菜」的梗，藉著蕭伯納、賽珍珠、陳寅恪、胡適、徐悲鴻、梅蘭芳、林語堂等等他星光燦爛的朋友圈，還要再追加一句，他是翻譯家許淵沖的表叔。

熊式一與蕭伯納（右二）

陳子善先生說：「綜觀20世紀中國文學史，至少有三位作家的雙語寫作值得大書特書。一是林語堂，二是蔣彝，三就是熊式一。⋯⋯我們忽視熊式一太久，我們虧待熊式一也太多了。」

好在有研究者不懈的打撈，我們才能完整地看見這段差點被掃入歷史回收站的傳奇人生。美國薩福克大學榮休教授鄭達在寫完蔣彝傳記之後，花了十年時間，深耕熊式一家人提供的海量一手文獻，包括書信、文章、手跡、照片等，並追查中國和海外有關的新聞報道，採訪了橫跨三大洲的相關人士。《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是熊式一的第一部完整傳記，全面梳理熊傳奇的一生，發掘中國現代文學史中不該被淹沒的人物。

熊式一：消失的「中國莎士比亞」

鄭達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2/11 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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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詳述熊式一風雲人生的同時，這本書也呈現了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歐美文藝界仰慕中國的一段短暫卻輝煌的跨國交流史。「當年，梅蘭芳和胡蝶令西方觀眾目眩神迷，卓別林和黃柳霜遠赴中國訪問，萬眾矚目，那時熊式一也享譽世界，毫不遜色。」（安妮．韋查德推薦語）若沒有熊式一，我們對中國現代文學史，對作為在世界中的中國文學，對中國與世界的互動的理解，便會缺失非常重要的部分。

熊式一是現代華語世界戲劇藝術及文化傳播的傳奇人物。他的雙語戲劇創作，多元事業軌跡，以及起伏的生命歷程無不折射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與世界的重層關聯。本書敘述流暢，考證翔實，是進入熊式一生命，體會其人其志的重要傳述。

——王德威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

熊式一才華橫溢、博學多聞，他的劇作《王寶川》曾與狄更斯和蕭伯納的作品媲美。這部紀念碑式的著作不僅僅是一本人物傳記，同時還記述了1930年代歐美文藝界仰慕中國之際，散居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大展風采的盛況。當年，梅蘭芳和胡蝶令西方觀眾目眩神迷，卓別林和黃柳霜遠赴中國訪問，萬眾矚目，那時熊式一也享譽世界，毫不遜色。此書將傳主置回此恢宏的場景中，描寫其聲名鵲起的片刻，那真是一段短暫卻十分輝煌的跨國交流史。

——安妮·韋查德（Anne Witchard）

《老舍在倫敦》作者

這次推送的是書中關於《王寶川》在英美大獲成功的片段，得以看見熊式一傳奇生命中一段流光溢彩的切片，以及中西交流史上珍貴的「中國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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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式一》將於本月月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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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式一》封面打樣稿

《王寶川》

一部風靡歐美的中國戲劇

摘自本書6、7章，標題為編者所加

倫敦首演大獲成功

1934年11月28日，倫敦小劇院首演《王寶川》，出席的包括駱任庭爵士、莊士敦爵士、中國駐英公使郭泰祺等。熊式一成為公眾注目的中心人物，他身穿綠色長衫，笑容燦爛，與來賓一一握手。中式長衫，偶爾外面套一件西式上裝，這已經成了他在正式社交場合露面時的招牌服飾。其裝束明顯的與眾不同，卻明確無誤地展示了他的文化身分，當他與白膚金髮的西方人混雜一起時，一眼就能辨認出來。

《王寶川》讓觀眾大開眼界。普萊斯從一開始就強調，要把它設計成地道的中國戲。她與熊式一共同執導製作這齣「四幕喜劇」，經過巧妙的演繹，自始至終跌宕起伏，引人入勝。觀眾津津有味地品賞對話和享受故事魅力的同時，還體驗了一個陌生卻有趣的戲劇傳統。舞台上，左側豎立著一棵樹，除此之外，沒有舞台佈景，也不見道具。中央幕布的兩側，懸掛著巨大的中國刺繡掛毯，製作精美，那是向駱任庭借用的。觀眾必須得調動想像力，在腦中創設場景，構建宮殿、相府花園、寒窰、關隘等景物。演員身上穿著私人借來的中式刺繡服裝，按照中國傳統戲劇的傳統，從右側上場，左側退場。演出中，兩個負責道具的檢場人始終在台上，幫著搬移桌椅，沒事的時候，就坐著抽煙或裝著看書。普萊斯扮演報告人，每次場景改變時，向觀眾做一些介紹和解釋。《王寶川》與此前英國舞台上所有的中國戲劇表演明顯不同，借用一位評論家的說法：「那都是一些西方人眼中看到的中國戲」，而《王寶川》是「中國人的中國戲」。劇終，全場報以雷鳴般的掌聲。在倫敦戲劇首演的夜晚，觀眾報以如此熱烈、激情的反應，實屬罕見。

《王寶川》中拋繡球招親的一幕

報界對《王寶川》好評如潮，誇它是「難得一見的好戲」，「無與倫比」，「美不勝收」。至於那不同於常規的表演，評論家一致稱道，認為那是「無藝術的藝術」。根據《星期日泰晤士報》（The Sunday Times），在倫敦劇院上演的各種戲中，《王寶川》出類拔萃，絕對首屈一指。

通過戲劇改變中國形象

自17世紀起，在歐洲所謂的「中國風」盛行一時，東方的異國情調和風格成為時尚，影響了建築、園林、家具、服飾、日用器皿、文藝思想等等。當然，「中國風」的影響也波及英國，20世紀30年代依然如此。《王寶川》的演出成功，與公眾對中國的興趣和好奇不無關係。與此同時，西方世界對中國和華人的真正了解微乎甚微，有些人甚至以為中國人都是滿清大人，或者是殺人惡魔，青面獠牙，拖著一根長辮，手上留著長指甲，托著根煙槍。「我來英國之後，才第一次聽到滿清大人這詞兒」，熊式一告訴他的聽眾，「說實在的，我從來沒有殺過人，也從沒有抽過鴉片」。英國有不少關於中國文化、宗教、哲學等方面的書，但大部分作者對中國的了解相當膚淺，有些連中文都不懂。熊式一希望通過戲劇，借助劇場這一深具影響的社會文化場地，為西方的觀眾介紹中國和它的文化歷史。

毫無疑問，《王寶川》的成功上演，大大改變了中國人的形象。蔣彝親眼目睹，該劇的成功，使許多英國人從此對中國人刮目相看，認識到中國人不盡是餐館或洗衣坊的工人。他認為，熊式一為中國作者寫書出版開了路，是有功之臣。

席捲倫敦，風靡皇室

《王寶川》在小劇院的演出，場場爆滿，成為西區最受歡迎的戲。它勁勢十足，前程似錦。在倫敦街頭上，處處可見《王寶川》的宣傳廣告，上面印有熊式一的照片。

英國王室幾乎所有的成員都去看了這齣戲，瑪麗王后（Queen Mary）特別青睞，據說前後一共觀摩了八次。她的孫女，即伊莉莎白二世（Elizabeth II），當時才十來歲，也一同前往觀摩。小劇院為了提供方便和舒適，專門為她加建了一個私人包廂。瑪麗王后去看戲，有時特意穿件中式刺繡外衣。她對劇中使用的中國服飾特別感興趣，有一次，在幕間休息時，她甚至讓劇組把郭泰祺出借的演員服裝送到包廂讓她觀賞。瑪麗王后對這齣戲如此鍾情，嘉許有加，一時傳為美談，也成為《王寶川》的最佳廣告。

百老匯第一位中國導演

1935年10月30日，熊式一首次來紐約，將成為百老匯劇院舞台上第一位中國導演，執導百老匯第一部英文中國戲劇。他被冠以「中國莎士比亞」、「中國詩人」、「東方莎士比亞」。

紐約熱烈歡迎熊式一夫婦的來訪，每天都有介紹熊式一和《王寶川》的新聞報道。短短幾週內，有關的消息居然見諸於紐約報紙的頭版。一個華人劇作家，如此快速引起媒體關注，是很罕見的。

關於熊式一赴紐約的新聞報導

梅蘭芳1930年的美國之行，公眾依舊記憶如新。他在百老匯的49街劇院和其他城市演出了一系列中國古典劇目，美國的公眾因此得以觀賞到中國文化精髓京劇的神韻。梅蘭芳優美的身段、精湛的演技，令觀眾大開眼界。熊式一這次來百老匯，計劃在布思劇院執導《王寶川》。蓋斯特和熊式一為此悉心制定了一套策略：他們委託梅蘭芳在上海設計訂製了雍容華麗的劇裝，特意請蘇州的刺繡高手專門縫製。此劇的報道中，經常提及梅蘭芳和他設計的劇裝，梅蘭芳因而成了《王寶川》的一個部分。他的魅力和名人效應，加上劇裝光彩奪目的綢緞、栩栩如生的艶麗刺繡以及昂貴的造價，幫助抬高了這齣戲的藝術和市場價值。

1936年1月27日晚上，等待已久的《王寶川》終於在布思劇院拉開了帷幕。首場演出，名人嘉賓雲集，座無虛席。銀行家約翰．摩根（John Morgan）的女兒安．摩根（Anne Morgan）看了之後，讚不絕口。她告訴蓋斯特：「《王寶川》這齣戲，即使等二十年，也值。」《紐約世界電訊報》（New York World-Telegram）記者驚嘆：「愉快動人，異國風味，與眾不同，耳目一新，新穎獨到，扣人心弦，引人入勝——《王寶川》就是所有這一切的總和。」

在西方表演中國戲劇的挑戰

西方觀眾不熟悉京劇和中國戲劇的傳統慣例，為他們表演，面臨相當的挑戰。熊式一指出：「我們的戲，西方人難以理解。我們的戲底蘊極其深厚，那數百年的傳統、神祇的內容、我們對愛情的觀點，美國人是無法理解的，除非他們在中國長期生活過，或者看過很多、很多的中國戲。」確實，百老匯對《王寶川》的宣傳中，較多的渲染東方色彩、異國情調。1930年代時，美國舞台上的華人形象，大多突出奇妙、怪異的特點，往往與龍的圖像相關聯，還經常附有扇子、燈籠之類的點綴。這些內容既令人欽佩、讚美，有時也難免為之厭惡或生畏。〈百老匯劇院指南〉中，對《王寶川》的描述就是一個頗具典型的例子。其使用的語言明顯具有東方主義色彩，《王寶川》被說成是一齣奇特、古怪、優美、誘人的戲，專供勇於冒險、追獵陌生異國情調的劇院觀眾享用。

熊式一沒有去直接挑戰、抨擊那些觀點或說法。他刻意創新，多管齊下，針對觀眾的特點進行調整，確保《王寶川》演出的成功。他的策略行之有效，因為大部分觀眾都認為，《王寶川》雖然陌生，但容易欣賞，其異國情調令人著迷。

《王寶川》戲單

熊式一的改編：英文話劇vs中國元素

《王寶川》這部英文話劇中，保留了中國的風格，儘管原劇中的唱段被對話取代，武打技藝被動作表演替代。換句話說，它與西方的戲劇形式相吻合，但同時又令人聯想到幾年前梅蘭芳的京劇表演。舞台的布置簡而又簡。開場時，花園的場景中，一張椅子，旁邊綁著一根長杆，上面有些枝葉，代表樹木；左側是一張奇形怪狀的小桌子，代表巨石。扮演薛平貴的弗萊徹在做上馬、飛馳、下馬的動動作時，手執馬鞭，代表那無形的坐騎。王夫人前往寒窰看望女兒王寶川時，在兩面旗幟中間緩步隨行，彷彿坐在馬車上似的。長棍上插著的旗幟代表馬車，上面繡有車輪，由隨從舉著。代表高山的布牆，兼而表示關隘。薛平貴單騎趕回中國經過城關時，布牆上舉，他從底下經過。觀眾在看戲過程中，必須不斷地運用想像，以便能看出台上更多的內容細節，他們必須積極投入，參與劇情的發展。

檢場人，對美國觀眾而言，是一個全新的現象。中國京劇舞台上，檢場人是必不可少的。他們負責更換道具，或者在演員假裝昏厥倒地時上前扶一把。他們身穿日常的服裝，遊動於舞台各方，雖然在舞台上，而且在觀眾的視線之內，但他們必須是被視而不見。在《王寶川》中，扮演檢場人的諾曼．斯圖亞特（Norman Stuart）和傑西．韋恩（Jesse Wynne），在舞台兩側等候，一旦有需要便立即衝到台上幫助移動桌椅、遞送馬鞭或長劍，或拋送墊子讓演員用來下跪。據說每場演出，他們搬動桌椅多達一百餘次，但這兩位演員，樂此不倦。空閒時，他們故意抽支煙，翻翻報紙，裝出一副百無聊賴的樣兒。觀眾事先就得到提醒，應當運用想像力把檢場人作為無形的存在。但結果卻恰恰相反，觀眾們饒有興趣地追隨這兩個演員的一舉一動，甚至咯咯發笑。檢場人這角色，本來就新奇，加上演員的誇張表演，非常逗笑，所以很受歡迎。傳統慣例與丑角滑稽的結合，增加了表演的娛樂性。

報告人是熊式一特意創設的角色。演出開始，報告人介紹場景和人物；演出過程中，解釋場景的更替銜接，或者講解中國戲劇和表演技法的基礎知識；劇末以幽默的語句結束。1930年，梅蘭芳在美國巡演時，特意邀請華裔舞台新人楊秀參加，開幕之前用英語作講解，介紹京劇技法和劇情概要，幫助觀眾欣賞理解戲的內容。《王寶川》比這更進了一步，報告人的部分貫穿始終，分量更重。他不算是劇中的一個角色，卻是個「榮譽」成員，是個評論解說員，是個翻譯人員。報告人起到的作用至關重要：他像一座橋梁，一個中介，聯結觀眾與舞台表演，聯結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的現代劇院。

熊式一（右三）與梅蘭芳（右二）、劇作家余上沅（右一）、黃柳霜（左二）和美國黑人歌唱家羅伯遜（左一）

賽珍珠：「熊博士的確是個天才」

《王寶川》在百老匯的演出，特別是開演不久時，報界的評論毀譽參半。一些批評家表示失望，認為它無法與梅蘭芳的表演相提並論。有的公開承認，說自己想像力不夠，難以欣賞那些微妙精緻的細節部分。此外，中國戲劇的傳統和舞台佈景理念與美國觀眾有一定的隔閡。個別批評家不事掩飾，公然指責它為「貌似天真，故作姿態」。有的乾脆哀嘆，「東方是東方」，西方人無法理解。

除了上述那些負面的評論和反應外，正面的反饋和掌聲越來越多。評論報道基本上都認為，《王寶川》是「一部地道的中國戲劇」，它的簡潔難得一見，屬於「深思熟慮的簡約藝術」。即使一些非常挑剔的批評者，也都承認，這部戲相當迷人，彌足珍貴。

賽珍珠（Pearl S. Buck）也很尊敬熊式一，她給戲劇批評家奧利弗．塞勒（Oliver M. Sayler）的信中提到熊式一，其敬仰之情，一覽無遺：「我真的很樂意這麼說，我認為《王寶川》是一出美輪美奐的戲。熊博士的確是個天才，他能很好地把握古代中國戲劇的氛圍，他也是個藝術家，能剔除令西方觀眾生厭的方方面面，同時又保留下那些基本的形式、精美的表現、優雅的環境。」

鄭達

Da Zheng

波士頓薩福克大學（Suffolk University）榮譽教授。獲波士頓大學博士學位，在薩福克大學英語系從事教學工作近三十年。研究領域主要為美國文學、亞裔文學、華人移民文化歷史，特別是蔣彝和熊式一研究。

曾在學術期刊上發表大量論文，學術專著包括：Moral Economy and American Realistic Novels（道德經濟和美國現實主義小說）、中英文版的蔣彝傳記《西行畫記∶蔣彝傳》，並參與編輯Chiang Yee and His Circle: Chinese Artistic and Intellectual Life in Britain, 1930–1950（蔣彝和他的文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