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4週年｜陳平原：怎麼理解百年前的五四？
陳平原教授在新書《未完的五四》中說：「今天談論五四的最大障礙，則在於年輕一輩的『無感』。」
「五四」104週年了，為什麼還要談論五四？
陳教授說，人類歷史上有過許多「關鍵時刻」，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後世產生了決定性影響。例如法國大革命之於法國人，五四之於中國人。二十世紀中國，就思想文化而言，最值得與其進行持續認真對話的，還是五四。甚至可以說，回顧上下一千年的中國史，最有創造力的思想文化運動，非五四莫屬。
那麼，在「口號和旗幟」之外，今天的我們要怎麼走近這場一百年多前的運動？
本次推送的〈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達〉一文中，陳平原教授帶領我們回到歷史現場，看見晚清以來的風雨如晦、生死攸關，看見危機之下的慌不擇路、橫衝直撞，看見以報章為中心導致的劍走偏鋒、決絕激進⋯⋯走進歷史現場，五四是「泥沙俱下、眾聲喧嘩、生氣淋漓」的，是可愛可嘆可敬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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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的五四
歷史現場和思想對話
陳平原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3/04
新書書名是「未完的五四」，「未完」是未完成、未完美、未完結、未完待續。正如陳平原教授在書中所寫：「那時的新文化人，幾乎把每個有趣的話題都提出來了，但每個問題都沒說透，遍地開花，卻很難結果。必須等後來者追上來，在遍地野花中選擇一朵，摘下來，插在頭上，再繼續往前走。」
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述（節選）
摘自《未完的五四》，頁44–48、61–68，註釋從略
危機感的積累與傳播
作為一個文化／政治符號，「五四」從一誕生就被強烈關注，近百年來更是吸引無數研究者的目光。也正因此，每代學人談五四，都不是無的放矢，都會有自己的問題意識與感懷。對此，我的解釋是：「『五四』對我們來說，既是歷史，也是現實；既是學術，也是精神。」
本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沒想到在與年輕一輩接觸時，碰了個軟釘子：學生們說，那是你們的姿態，很美好，但與我們無關；我們不談五四，照樣活得好好的。凡在大學教書的，大概都會感覺到，今天的大學生乃至研究生，與十年前、二十年前大不一樣。或自認已經超越，或坦承無法進入，反正，「五四」不再是年輕一輩急於體認、溝通或對話的對象。早些年還會嘲笑陳獨秀的獨斷、錢玄同的偏激，或者胡適的「兩隻蝴蝶」，如今連這個都懶得辯了。似乎，「五四」這一頁已經翻過去了，除非撰寫專業論文，否則沒必要再糾纏。
二十年前，有感於五四「只剩下口號和旗幟」，我努力勾稽各種細節，以幫助讀者「回到現場」；十年前，針對國人對於「連續性」的迷信，我努力分辨「大至人類文明的足跡，小到現代中國的進程，都是在變革與保守、連續與斷裂、蛻化與革新的對峙、抗爭與掙扎中，艱難前行」。今天談論五四的最大障礙，則在於年輕一輩的「無感」。雖然也常起立唱國歌，但所謂「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早就被拋到了九霄雲外。相信「偉大復興」就在眼前的年輕一輩，很難體會百年前讀書人的心境與情懷。
講文學史時提及五十七則《吳趼人哭》，以及劉鶚《老殘遊記》開篇的危船，或眾多文人學者認真談論「亡國滅種」的可能性，學生們會覺得很可笑，怎麼會如此杞人憂天呢？殊不知，那是晚清及五四兩代人真實的感受。講授此類課程，第一步是借助檔案、詩文及圖像，把學生們從太平盛世的夢幻中警醒，拉回到那風雨如晦的年代，這才可能有設身處地的閱讀與感受。就好像從來豐衣足食的人，你要他／她深刻體會「飢餓」的感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這一步必須跨過去，否則很難讓年輕一輩，真正理解晚清以降無數愛國志士的思考與表達。
《老殘遊記》，民國石印本
那可不是平靜書齋裏的玄思，而是危機時刻的文化及政治選擇。首先是一代人不可抑制的危機感的萌現。「這種自我懷疑從傳統政治秩序的外表向內核的深入，可從十九世紀後半期改良主義思想的逐步展開中清楚地得到證明。」任何時代都有陽光照不到的角落，也都有不討人喜歡的梟聲。問題在於，甲午戰敗以後的中國，其危若累卵的局面被逐漸揭示。經歷戊戌變法失敗、庚子事變爆發、辛亥革命落空、袁世凱稱帝等眾多生死攸關的關卡，平心而論，巴黎和會與山東問題，不算是近代中國最為嚴重的危機。
這就說到危機感的累積與傳播。一次次國家危機，累積而成迫在眉睫的亡國之憂；而個別先覺者的心理感受，只有傳染開去，才會成為真正的社會危機。從晚清到五四，這種對國家失敗的不滿與怨恨，透過各種大眾傳媒與文學作品，得到廣泛的傳播。所以，與其說巴黎和會是中華民族最危險、最屈辱的時刻，不如說因新媒體的產生，危機意識得以迅速蔓延；因新思潮的蕩漾，年輕一輩的愛國心被喚醒；因新教育的壯大，大中學生作為一種新生力量正在崛起。
單純的危機感並不構成政治變革的強大動力，必須是新的力量及可能性出現，方才可能讓個體的精神苦悶轉為群體的積極行動。戊戌變法失敗後，眾多新政被取消，唯獨京師大學堂照樣開辦。雖然一路走來磕磕碰碰，但晚清開啟的廢科舉開學堂，不僅在教育史，而且在政治史上，都是重大的突破。三十年後，走上街頭表達政治願望，推進五四運動的，不僅是北大學生，還有眾多師範、女學以及受過教育的外省青年。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陳獨秀的〈敬告青年〉以及李大釗的〈青春〉，並非泛泛而論，而是特指受過教育的、有可能被喚醒的、充滿理想與激情的青少年。
《未完的五四》新書分享會，4月25日，香港中文大學
胡適晚年多次將五四運動稱為「一場不幸的政治干擾」，因為「它把一個文化運動轉變成一個政治運動」。但在我看來，文化與政治之間，本就剪不斷、理還亂，以為靠當事人的主觀意圖就能保證文化運動不與現實政治發生關係，那實在過於天真。所有文化及政治運動—尤其是兩者兼而有之的學潮，一旦啟動，受各種力量的牽制而變幻，最終往哪個方向發展、在什麼地方止步，非發動者所能預測與控制。
所有的文化／政治運動，都不是無菌的實驗室，絕難精密規劃。某種意義上，「摸著石頭過河」是常態，設計完美的社會改革，往往事與願違。晚清起步的新文化，一腳深一腳淺，走到了五四這個關口，拐一個彎，借助「愛國」、「民主」與「科學」的口號，迅速獲得了社會認可。這確實不是梁啟超或陳獨秀、胡適等人事先設計好的，而是因緣際會，師生攜手，竟然打出一個新天地。不過，若將五四運動講成了一個環環相扣、井井有條的故事，反而顯得不太真實，也不可愛。在我看來，這屬於「危機時刻」的當機立斷，所有決策未經認真細緻的路徑推演，並非當事人預先設計好的。情急之下，有什麼武器操什麼武器，哪個理論順手用哪個，正是這種「慌不擇路」，決定了晚清及五四那兩代人的閱讀、思考與表達。
歷史上難得有這樣的事件，當事人的自我命名迅速傳播開去，且得到當時及後世讀者的廣泛認可。塵埃尚未落定，1919年5月9日《晨報》上已有北大教授兼教務長顧兆熊（孟餘）的〈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之示威活動與國民之精神的潮流〉；5月26日《每週評論》則刊出學生領袖、北大英文系學生羅家倫的〈「五四運動」的精神〉，5月27日的《時事新報》上；張東蓀的〈「五四」精神之縱的持久性與橫的擴張性〉同樣引人注目—「潮流」、「運動」、「精神」，關於「五四」的命名與定性竟如此及時且準確。此後，一代代文人、學者、政治家及青年學生，便是在此基礎上建構有關「五四」的神話。
封面設計：何浩
報章為中心的思考與表述
既然無路可退，那就摸索前進，允許試錯—晚清的憲政改革，民初的帝制復辟，五四的批儒反孔，還有聯省自治的提倡、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共產學說的輸入等，無數奇思妙想都能順利出爐，且吸引公眾目光，甚至成為時尚話題。我稱之為「慌不擇路」，其實並非貶義。比起此前此後若干看起來很美實則很糟的社會設計，晚清及五四的四處出擊、徘徊無地，乃民間覺醒及自我拯救的努力。也就是說，改革動力主要來自民間，不是朝廷或中央政府主動出擊，自上而下地發布政令，而是眾多先知先覺者借助大眾傳媒搖旗吶喊。
1922年，新文化主將胡適撰寫〈我的歧路〉，其中涉及政治、媒體與教育之關係：
1917年7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
在反省戊戌變法、庚子事變以及辛亥革命的慘痛教訓時，時人多意識到文化教育及思想啟蒙的重要性。這也是《新青年》的橫空出世且能得到廣泛支持的原因。可所謂「出版界的孤陋」與「教育界的沉寂」，那只是相對而言。晚清報業的發展以及傳媒對於社會思潮的引領，學界其實多有論述。這裏想強調的是，這是一個以報章為主要思考及表達方式的時代。
不管你從哪個角度編「五四文選」或「新文化讀本」，主要文本均來自報章，像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那樣成體系的著述，是個特例。相對於書籍、辭典或教科書，那個時代的報章更多地承擔了傳播新知、啟發民眾、介入現實的重任。眾多活躍的新文化人，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都喜歡在報紙雜誌上發文章，甚至直接參與報章的編輯製作。以一代名刊《新青年》為例，幾乎所有主要作者，在介入《新青年》事業之前，都曾參與報刊這一新生的文化事業，並多有歷練。廣為人知的，如陳獨秀辦《安徽俗話報》、蔡元培辦《警鐘日報》、吳稚暉辦《新世界》、章士釗辦《甲寅》、錢玄同辦《教育今語雜誌》、馬君武協辦《新民叢報》，高一涵編《民彝》、李大釗編《言治》、胡適編《競業旬報》、劉叔雅編《民立報》、吳虞編《蜀報》，以及謝無量任《京報》主筆、蘇曼殊兼《太平洋報》筆政、劉半農為《小說界》撰稿、周氏兄弟為《河南》、《浙江潮》、《女子世界》等刊作者並積極籌備《新生》雜誌。對於新文化的提倡、創作與傳播，報章及出版明顯比大學或中學的課堂更直接，也更有效。北京大學之所以成為新文化的重要陣地，主要不是因為教授們的課堂講義或專門著述，而是《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國民》等的聲名遠揚。
《每週評論》，1919年5月11日
蔡元培之墓，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
某種意義上，正是這種傳播媒介的轉變，決定了一代人的思考及表達方式。相對於此前以書籍為中心的時代，晚清及五四以報章為中心的思考與表述，呈現了瞬間反應、激烈表態、策略思維、思想草稿等特徵。以下略為申說。
以前意識形態穩固，經書可長讀不衰；如今社會動盪，世人求新求變，報章更能適應這一時代要求。報章的好處是迅速及時，努力解決迫在眉睫的難題，成功影響時代風氣，缺點則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難以形成完整的思想體系。一切都在流轉中，發言時不能墨守成規。不同於運籌帷幄的密室交談，也不同於居高臨下的廣場演說，報刊文章更多處於對話狀態——與時代對話、與讀者對話，也與論敵對話。必須看清上下文，了解各自論述的來龍去脈，方才能準確判斷其得失成敗。比如《新青年》為何1916年2月起開始激烈批判孔教，很大原因是此前一個月，袁世凱令孔令貽繼承原衍聖公爵位外加郡王銜，此前兩個月，袁世凱廢除共和悍然稱帝，再往上追，則是此前兩年，袁世凱下令官僚百姓祭孔拜天。晚清章太炎「深惡長素孔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五四諸君則因袁氏稱帝而激烈反孔，二者異曲同工。晚清志士及五四新文化人對於作為帝國精神支柱的儒學傳統之質疑與批判，有諸子學興起、大乘佛學復蘇、儒家致用思想復興，以及六經歷史文獻化等思潮的影響，但激於時變，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因素。
報章兼及思想探索、知識傳遞與文化啟蒙，文字淺俗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立場鮮明，以及表達的情緒化。1904年劉師培在《中國白話報》第六期上發表〈論激烈的好處〉，署名「激烈派第一人」。這裏的激烈，不僅是政治立場，更指向表達方式：「這一種著書、出版、演說的人，宗旨也要激烈。」為什麼？因為「激烈方能使人感動，並發生影響」。某種意義上，這是報章不同於著作的特點，無暇精雕細刻，也不追求藏之名山傳之後世，注重的是現場效應，且寄希望於互相糾偏。此前兩年，梁啟超撰〈敬告我同業諸君〉，專門討論報章為何「與學校異，與著書亦異」，關鍵就在於立論必須偏激：
報館者救一時明一義者也。故某以為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為病。何也？吾偏激於此端，則同時必有人焉，偏激於彼端以矯我者。又必有人焉，執兩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
在梁啟超看來，與其大家都求穩妥、周全，「相率為從容模稜之言」，不如各走極端，以挑動國人之腦筋。讀晚清及五四時期的論戰文章，凡平正通達的（比如杜亞泉），都不如慷慨決絕的（比如陳獨秀）受歡迎。胡適雖不認同陳獨秀的武斷、喜歡罵人、「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立說以「氣勢」而非「論理」取勝，但承認正是這種「老革命黨」的決絕姿態，使新文學事業得以摧枯拉朽般迅速推進。
既然追求社會影響而不是文章自身的邏輯嚴密，那麼，論述時就不能四平八穩，最好能出奇制勝。因此，寫作時更多考慮「策略性」，而不是「分寸感」。1927年2月，魯迅在香港發表「無聲的中國」專題演講，提及：
中國人的性情是總喜歡調和，折中的。譬如你說，這屋子太暗，須在這裏開一個窗，大家一定不允許的。但如果你主張拆掉屋頂，他們就會來調和，願意開窗了。沒有更激烈的主張，他們總連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這段妙語廣為人知。不談具體問題（如白話文之通行是否得益於錢玄同廢掉漢字的極端言論），就思想方法而言，魯迅的解釋確實透出了新文化人寫作的某些底牌，對於我們理解那代人的立論方式及文章風格，很有啟發性。其實，類似的思考，多年前梁啟超已經涉及：正因有了革命之提倡，道民權，說變法，倡西學，便沒有多少障礙了。陳獨秀說的更直白：「譬如貨物買賣，討價十元，還價三元，最後的結果是五元……改新的主張十分，社會惰性當初只能夠承認三分，最後自然的結果是五分。」五四新文化人正是洞悉國民的保守性，先將話題推到頂點，碰到反抗，再退回合理的位置。如此求勝心切，更多考慮策略與效果，而不是宗旨與邏輯，落實到文章體式，必定偏於「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雜感」，而不是堂堂正正、自我完善的「論文」。如此劍走偏鋒，當初很有效果，只是隨著時代變遷，其負面效應逐漸顯示出來。
我曾借用留學生胡適「常用札記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推演到五四時期陳獨秀、錢玄同、胡適、魯迅、周作人等的「通信」與「隨感」。既然是「草稿」而非「定本」，不妨即席發言、橫衝直撞，《新青年》上最為激烈的議論，多採取這兩種文體。若放長視野，晚清及五四新文化人關於人類前途、文明進程、中國命運等宏大論述，都可看作二十世紀中國人的「思想的草稿」。
正因身處危機時刻，來不及深思熟慮，往往脫口而出，不夠周密，多思想火花，少自堅其說，各種主義與學說都提到了，但都沒能說透，留下了很多的縫隙，使得後來者有很大的對話、糾偏以及引申發揮的空間。這種既豐富多彩、又意猶未盡的「未完成性」，也是五四的魅力所在。
2019年3月3日於京西圓明園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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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平原，北京大學博雅講席教授（2008 至2012 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先後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國散文小說史》、《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新文化」的崛起與流播》、《作為一種思想操練的五四》等著作三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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