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著推荐 | 卢炜：济慈与中国诗人——基于诗人译者身份的济慈诗歌中译研究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思飞学术 Author 卢炜
济慈与中国诗人
——基于诗人译者身份的济慈诗歌中译研究
John Keats and Chinese Poets: Decoding Chinese Versions of His Poetry Translated by Chinese Poets
ISBN：978-7-5446-6146-1
出版时间：2020年6月
作者：卢 炜 著
定价：30.00元（限时8折优惠：24.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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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节选）
除导论与结语部分外，本书共由五章构成。导论的主要内容是对济慈诗歌中译简史、中国西诗翻译和济慈翻译研究现状、文献综述、论文选题及研究范围、论文课题研究的理论基础等内容进行简要的梳理和概括。
第一章主要概述济慈诗歌中译的整体情况。首先，本书总结了古今中外诗人、学者、翻译家对诗歌可译性的探讨，进而引入济慈诗歌中译情况的介绍，包括译者数量、译诗数量、结集成册出版的译本情况，并较为全面地分析济慈《夜莺颂》和《美丽的无情女郎》两诗的中译情况，结合各时代和不同译者对这两首诗的译介分析，突出了政治、文化、中国诗歌和美学传统对这两首诗中译可能产生的影响，并较为简要地勾勒出诗人济慈的形象在中国形成的过程和特点。其次，本章着重探讨济慈诗歌中译过程中诗人译诗的现象，指出济慈重要的中译者绝大多数是诗人或者是具有诗歌创作背景的翻译家，他们作为诗人译者的身份和特有的敏感和智慧能够更好地理解济慈诗歌中所包含的真与美。通过分析比照朱湘、查良铮和屠岸对济慈诗歌《圣艾格尼丝前夜》中一个诗节的异同，初步归纳出不同诗人在翻译济慈诗歌时的策略、方法和特点。
第二章探讨了“五四”时期中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朱湘对济慈诗歌的译介，并通过对其译作的研究，揭示1949年之前我国诗人译者对济慈的译介成就以及济慈诗人形象在中国的初步构建。本章在梳理“五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等的变迁和发展的基础上，探讨了朱湘的思想与文学理念，寻找其翻译思想的特征。此外，还通过对原作和译作文本的细读和比较，以及对同一时期不同译者译作的比较，探讨朱湘对济慈诗歌《夜莺颂》的理解和翻译，以及时代背景和其本人的创作、翻译理念对其翻译济慈诗歌的影响。
第三章探讨了著名诗人、翻译家查良铮对济慈诗歌的译介情况，展示1949年至1978年间诗人译者对济慈诗歌的翻译成就以及对济慈形象在我国的塑造所发挥的作用。首先概述了这期间政治和文化领域内的情况和变化，分析其对外国文学翻译产生的影响。其次，结合史料和回忆录，分析查良铮在面对这些变化时采取的策略，揭示时代语境对诗人的影响，并通过译作与原作以及对同一时期不同译者译作之间的对比分析，探讨查良铮在翻译济慈诗歌《圣亚尼节的前夕》时采取的策略和手法以及时代背景和作者本人的创作、翻译理念对其翻译济慈诗歌的影响。
第四章探讨了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对济慈诗歌的译介情况，主要研究1978年之后诗人译者对济慈诗歌的翻译以及在塑造济慈形象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本章首先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翻译界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简述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翻译界关于诗歌形式转译的大讨论以及对济慈诗歌中译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居岸对济慈诗歌的深刻感悟和“以顿代步”译法的特点，并通过分析济慈诗歌原作和屠岸的译作，对比其他译者的译文，阐释屠岸翻译济慈诗歌的特点、方法和策略。
第五章探讨著名诗人杨牧对济慈诗歌的译介情况，分析港台地区及海外语境对其翻译的影响，并将之与大陆诗人译者的译作进行对比，试图探究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济慈诗歌译介情况的异同。另外，通过分析杨牧的翻译理念、策略和方法，结合济慈诗歌原文，对比他翻译的济慈《希腊古瓮颂》与其他三位诗人译者的译作之间的异同，探讨他在翻译过程中将古典传统与现代英语诗歌的特征融为一体的特点。
结语部分全面总结90年来济慈诗歌中译的历史，包括济慈诗歌中译的过程和诗人济慈形象在中文语境中的塑造，分析中国诗人译者对济慈诗歌的解读、翻译和对其形象构建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美学、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对济慈诗歌翻译的影响。
不同诗人对济慈诗歌音乐性的传达
为了更直观地反映不同诗人对济慈诗歌音乐性的传达，下面以三个时期的译者代表朱湘、查良铮和屠岸对同一节诗歌的译文进行对照。斯蒂林杰为了说明济慈诗歌的音律美，分别选择了三首诗歌的开篇部分，本书从中进一步筛选出《圣艾格尼丝前夜》的第一诗节进行对照。原文如下：
St. Agnes’ Eve — Ah, bitter chill it was!
The owl, for all his feathers, was a-cold;
The hare limp’d trembling through the frozen grass,
And silent was the flock in woolly fold:
Numb were the Beadsman’s fingers, while he told
His rosary, and while his frosted breath,
Like pious incense from a censer old,
Seem’d taking flight for heaven, without a death,
Past the sweet Virgin’s picture, while his prayer he saith.
（Keats，1982：299）
The Eve of St Agnes (1856) by Arthur Hughes
来源：https://www.tate.org.uk/art/artworks/hughes-the-eve-of-st-agnes-n04604
原诗是一首典型的斯宾塞体（Spenserian Stanza）英语格律诗，韵式为ababbcbcc。这一诗歌格律形式由文艺复兴时期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发明,融合了来自意大利、法国和中古英语诗歌的特征（聂珍钊，2007：86；黄杲炘，2007b：230），每个诗节由九行组成，前八行为抑扬格五韵步诗行，第九行为六韵步诗行或亚历山大诗行（聂珍钊，2007：86），斯宾塞体因其格律精妙复杂、表现力强、富于挑战而被很多浪漫主义诗人喜爱并使用。
英美诗人通常在诗歌建行时，巧妙地为不同的单词排序，使得诗行内部和诗行间单词的轻重读音错落有致，在读者耳中达到声音的重复与变化交错出现的效果（Perrine，1982：152）。而将这种声音和重读的变化与平衡合理地融入英语诗歌的格律（meter）和韵式（rime） 中，就可以充分发挥英语诗歌的音乐性。英诗格律就如同阡陌纵横的一张网，各种轻重、音色、音质各异的单词就好比散落在网上的珍珠，两者完美融合就是一幅亮丽的图画。然而,汉语和英语在发音方式、声调、重读、语调等方面有天壤之别，通过简单模仿无论如何也无法达到原文的音律效果，但是，译者可以通过模仿那张网，即格律和韵式来间接接近原文的音乐美。因此，通过字数相应使译文的字数接近原文的音节（syllable）数，以顿代步使译文的顿数接近原文的音步（foot）数，或者兼顾字数与顿数等方法，可以在形式上部分体现原诗的格律模式，从而在译诗中尽量传达能为中国读者接受的音律特点。同时，在译诗的韵式安排上，尽量靠近原诗，这样就可以部分反映和再现原诗的音乐性。这也是很多诗人译者在翻译济慈诗歌时的策略和方法。不妨以朱湘、查良铮和屠岸译《圣艾格尼丝前夜》的第一诗节为例，说明中国诗人是如何处理这一棘手问题的。
圣亚尼节之夕——天气真冷！ 10字
兔儿抖着瘸过冻草的坡， 10字
重裘的夜枭披暖裘猴颈， 10字
栏里群羊无声只见哆嗦。 10字
念佛人将麻的手指频呵， 10字
数着珠串，呵气凝成白雾。 10字
好像铜炉内的香烟婀娜， 10字
它朝天上飞升，不稍停驻， 10字
过了神象，圣处女象悬挂之处。 12字
（朱湘，1986：161）
圣亚尼节的前夕——多么冷峭！ 11字
夜枭的羽毛虽厚，也深感严寒； 12字
兔儿颤抖着瘸过冰地的草， 11字
羊栏里的绵羊都噤若寒蝉； 11字
诵经人的手冻僵了，拿着念珠， 12字
嘴里不断祷告；他呵出的气 11字
象古炉中焚烧的香，凝成白雾， 12字
仿佛向天庭飞升，不稍停息， 11字
袅袅直抵圣母的画像，又飞上去。 13字
（查良铮，1958：135）
圣亚尼节︱前夕︱ ——啊︱彻骨的︱凛冽！ 5顿
猫头鹰︱披着︱厚羽︱也周身︱寒冷； 5顿
野兔︱颤抖着︱拐过︱冰冻的︱草叶， 5顿
羊群︱拥挤在︱羊栏里︱寂静︱无声； 5顿
祈福人︱数着︱念珠︱的手指︱已经 5顿
冻僵,︱他呼出的︱热气︱凝成︱白雾， 5顿
像︱古铜炉里︱敬神的︱香烟︱上升， 5顿
没一刻︱停滞,︱向天空︱袅袅︱飞去， 5顿
飘过︱圣母的︱画像︱ ———他不断︱把祷辞︱念出。 6顿
（屠岸，1997a：218）
比较三个译文，朱湘的译文在字数上与原诗相等相对应，如将汉译的字数等同于英语原文的音节数，则译诗在形式上就非常接近原诗：译诗共九行，前八行诗每行十字略等于原诗每行十个音节，最后一行12字略等于原诗最后一行的12个音节，直观地体现出斯宾塞诗节最后一行音节数多于其他各行的特点。而且，前八行诗行齐整、规律，韵式完全按照原诗①，而且诗人为了达到押韵的效果，还有意将“兔儿抖着瘸过冻草的坡，重裘的夜枭披暖裘猴颈”两句的顺序与原文作了对调，使得译文与整个译诗结构严谨、读来朗朗上口。虽然，整齐划一的视觉效果确实稍显呆板，但并不是当时评论所讥讽的“豆腐块诗”（朱自清，2011：359）；有些表达略显生硬和拗口,但也绝非罗念生所说的 “文字太生硬”（罗皑岚等，1985：113）。
屠岸的译文以顿代步，同样行数从原诗，前八行只是每行的字数增加到12字形成五顿,以替代原诗的五音步,第九行增加为15字,形成六顿以替代原诗的六音步（参见屠岸译文上的标注 ）。如果去掉为了调节诵读语气和停顿时间的行内标点,屠岸的译诗在整体观感上,与朱湘的译诗几乎没有分别。在押韵方面，屠岸的译诗也是严格按照原诗韵律模式,除了第五行略有出入,其他各行韵律严谨。
虽然卞之琳不无遗憾地认为查良铮“没有理会在译文里照原诗相应以音组（顿、拍）为节奏单位建行”（卞之琳，2007：278），但是，在具体翻译实践上，查良铮还是有意无意地遵循了译文字数或顿数接近原诗这一原则：全诗九行，前八行字数为11或12字，最后一行13字，实际上也是从字数多寡上体现出原诗最后一行音步数多于其他各行的格律特点；韵脚上，译诗对原诗的韵脚稍作调整，由121223233变为121234344（查良铮，1958：135），使之符合中国传统的方式，也符合查良铮译诗的整体思想：做必要的局部牺牲以获得整体上内容与形式的契合（查良铮，2007：128）。虽然，这一处理方式受到卞之琳等诗人译者的批评，但是，查良铮在内容与形式之间更倾向于保留原诗内容和风格的译法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翻译策略。
此外，三位诗人都通过各自对中国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的认识和理解，创造性地在词句的安排、概念和意象的表达、节奏等方面对译诗进行了改造和加工，使得译诗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和认识,诵读起来更为韵味悠长，最大限度地在音乐性上接近原诗，虽然，最后的效果各不相同，但是诗人们为此做出的努力理应得到肯定。
① “呵”与“娜”两字似乎押韵不严，可能与朱湘方言读音影响有关；关于朱湘译诗的押韵与湘北方言的影响，见张旭，2008：181，注释4。朱湘的口音可能在译诗过程中产生重要影响。
（摘自本书第45—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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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导论
1.文献综述
1.1济慈诗歌中译概述
1.2中国现当代诗歌翻译理论概述
1.3中国现当代济慈中译研究概述
2.研究目标
2.1研究的时间范围
2.2研究对象的选取标准
3.研究的理论基础
第1章济慈诗歌中译：诗人译诗
1.导言
2.可译论vs不可译论
3.“数”说济慈诗歌中译
3.1第一首被译为中文的济慈诗歌
3.2济慈诗歌中译百年历史
4.济慈诗歌中译与中国传统诗歌审美
5.济慈诗歌中译与中国传统爱情观
6.济慈诗歌中译与诗人译诗
6.1中外“诗人译诗”之争鸣
6.2诗人译济慈诗歌的特征
7.总结
第2章朱湘：济慈诗歌中译的先驱
1.导言
2.“五四”时期中国的思想和文化转型
3.诗人朱湘与“五四”文化传统
4.朱湘翻译济慈诗歌：以《夜莺颂》为例
5.总结
第3章查良铮：翻译济慈与隐晦书写
1.导言
2.查良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和文化语境
3.査良铮选、译济慈诗歌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4.查良铮译济慈《圣亚尼节的前夕》
5.总结
第4章屠岸：济慈诗歌的跨世纪歌者
1.导言
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济慈诗歌翻译
3.济慈诗歌中译与西诗中译形式的探讨
4.屠岸译济慈诗歌的基本原则和策略
5.屠岸译济慈诗歌研究
6.总结
第5章杨牧：海峡彼岸的“夜莺”
1.导言
2.杨牧与台湾文化、大陆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
3.杨牧译济慈诗歌研究
4.总结
结语
济慈诗歌译名中英文对照
参考文献
附录 济慈诗歌中文译作目录（1921~2013）
济慈与中国诗人
——基于诗人译者身份的济慈诗歌中译研究
卢 炜
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副教授。研究领域和方向为英国文学、英国诗歌、翻译学研究。
编辑荐语
约翰·济慈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近百年来，他的诗歌在中国广为流传，而不少中国现当代诗人对译介济慈诗歌起到了重要作用。本书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了济慈诗歌中译过程中朱湘、查良铮、屠岸和杨牧等四位诗人译者的建树及其特征，对其翻译过程和译作进行了对比、分析和阐释，试图揭示四位诗人译者自身的诗歌创作、翻译理念以及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对其翻译济慈诗歌与塑造济慈形象所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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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卢炜老师介绍来自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官网https://sfl.pku.edu.cn/xygk/szdw/yyx/dxyyjys/63727.htm，具体内容请以网站更新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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