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丨王理行：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下的独特声音——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

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下的独特声音

     ——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

王理行

当代外国文学 2006年第2期

搞学术研究，须有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对国际学术界正热门的学术对象进行研究，更需如此。否则，学术研究便没有了主体性，便会止于翻译与介绍，人云亦云。当然，在学术研究中，翻译与介绍也是必不可少的，但仅止于翻译与介绍，是大大不够的。学术研究中的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须以对相关研究领域较全面的了解和一定的学术素养为基础，否则，其问题很可能肤浅而幼稚，其创新则很可能过时而可笑。具有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的学术研究，有可能在相关研究领域里发出自己独特的有价值的声音，进而逐渐使自身成为该领域的研究对象。

不久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申丹、韩加明、王丽亚合著)，其中的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给人印象深刻。首先，在全书的总体框架上，作者们凭着长期的研究发现，迄今国内的叙事理论研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有关论著往往局限于1990年代之前的西方经典叙事理论，即1960年代诞生于法国，1970年代达到高潮的结构主义叙事理论，而基本忽略了1990年代以来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即1980年代中期诞生于北美，1990年代以来发展旺盛的语境主义叙事理论。因此，国内的研究偏重法国方面，对北美方面则很少涉足。而实际上，自1990年代以来，北美已取代法国成了国际叙事理论研究的中心。鉴于此，该书以约占全书一半篇幅的下篇研究北美，尤其是美国1990年代以来叙事理论的新发展。国内研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同样存在于西方学界，那就是：相关论著往往聚焦于当代叙事理论，缺乏历史发展的视角。鉴于此，该书上篇探讨18和19世纪以英国为主、兼及美国的传统小说叙事理论，中篇探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英美现代小说叙事理论，以此引人历史发展的视角。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的经典(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研究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势头较为旺盛，但作者们认为，那主要是对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理论的阐发和应用，英国这方面的情况也无本质上的不同，而且申丹1998年出版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已对经典叙事理论的基本概念和模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所以，《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基本上绕过了经典(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作者们的这种选择，体现出了在对国内、国际学界较全面了解基础上的独立学术判断，对存在的问题有极强的敏感性和针对性，重在填补国内研究的相关空白，有选择，有重点，使传统、现代和当代小说叙事理论互相呼应，互为补充，而不在一本书中贪大求全，也没有乘机改头换面地推出自己旧有的研究成果。

其次，在具体论述中，《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的作者们同样体现出较强的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针对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不同的研究对象及其不同的材料来源，采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和针对性，因而一定程度上透显出叙事理论研究的中国视角。

该书上篇“传统小说叙事理论”针对的问题是：以往对传统小说叙事理论的认识倾向于停留在笼统的现实主义范畴，缺乏将小说作为叙事作品来探讨其建构规律和叙事机制的研究。从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英美小说叙事理论处于萌芽期，与创作密切相关，一般都是小说家自己对小说创作的评论。上篇采取理论建构和批评分析并重的思路，用批评分析来检验和发展理论，重点分析了现实主义小说家对叙事形式的不同观点和在叙事手法方面的探索。在论及的每一个时期，以代表性的小说家和评论家为中心，以相关小说家和评论家为参照，从叙事传统发展演变、当时的理论思潮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等方面展开研究。上篇研究中依据的文本材料主要是各位作家在小说序言中对叙事艺术的看法，因为序言几乎是关于早期小说创作理论探索的仅有资料。作者充分意识到了小说家序言的广告作用等复杂因素，因而在研究中对之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加以分析研究。此外，上篇还专门探讨了传奇小说的叙事特点及其对小说发展的重要影响，其中对传奇与小说的区别的探索在此前国内尚未有人涉及。在现代欧洲小说兴起之前，流行于世的散文叙事作品主要是骑士传奇。讲述真实故事是现实主义小说区别于传奇的一个基本特点。18世纪英国三大小说家笛福、理查德逊、菲尔丁分别对第一人称叙述、书信体和第三人称叙述的探索奠定了后来小说叙述的基本规范，而斯特恩对叙事规范的颠覆则预示了现代意识流小说的某些特征。就叙事理论的建树而言，菲尔丁在18世纪英国小说家中贡献最为突出，对小说的篇章结构、叙述的繁简、故事的完整性、人物性格的一致性与复杂性和艺术点缀的作用等都有精辟的论述。19世纪初，司各特的《英国小说家传》(一部国内批评界历来不够重视的著作)对18世纪的重要小说家给予了恰当的评价，从中既可以梳理出不同小说传统的特征，也可以鸟瞰18世纪英国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19世纪中期是英国小说创作的黄金时期，小说叙事理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各种论述异彩纷呈，传统的三大叙事规范有了较大的变迁。书信体和第一人称叙述由于人物视点的局限性出现了某种衰弱趋势，而可以全面描绘社会风貌、自由发表评论的第三人称叙述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小说叙事形式的主流。国内学界一直忽略的G.H.刘易斯在《文学成功要略》一书中对小说叙事的重要观点在上篇中得到了专门的探讨，弥补了小说家简短论述的不足。刘易斯视“戏剧性表现”为“最高境界”，认为文学的目的有教育、启发和愉悦这三个，并以此提出文学的三大原则：智性形式方面的眼光原则、道德形式方面的诚实原则和美学形式方面的美感原则，换言之，即真善美。他指出，风格“是作者心灵的表现”，其条件可归纳为五条规律：精练、简洁、连贯、高潮和多变。英国小说以有别于传奇的现实主义描写为主流，而传奇的影响则在美国小说中更明显。在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大放异彩之时，美国小说创作中却出现了以爱伦·坡和霍桑为代表的传小说，他们都对梅尔维尔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他们三人对小说叙事都发表过重要论述。现实主义与传奇叙事两大传统的交叉融合从一个方面表明了小说发展的成熟。

司各特

该书中篇“现代小说叙事理论”，针对国内外相关学者梳理这一时期的理论对象时大多围绕亨利·詹姆斯(其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和福楼拜进行的现象，重点阐明以詹姆斯为代表、视小说为“自足”体系的现代叙事理论给叙事方式、叙事技巧以及小说批评带来的革命，重新审视了现代小说理论从詹姆斯、卢伯克到吴尔夫的发展过程，辨明现代小说叙事理论在成形和演变过程中对传统小说叙事理论的传承和拓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英美小说理论开始走向成熟和系统化的重要时期。现代英美小说叙事理论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各个派别之间的界限尚不明了。该书中篇着力剖析相关理论，结合小说家的实践，廓清现代叙事理论的发展脉络。兼有英美双重身份的小说家、批评家亨利·詹姆斯以丰富的小说创作为基础，完成了为现代小说理论奠基的历史使命。针对学界往往仅关注詹姆斯对小说形式的论述、聚焦于小说视点的探讨的现象，中篇重点阐明了詹姆斯所提倡的从形式到内容的有机整体论，指出并论证了詹姆斯的理论所涵盖的更为广泛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评述。针对不少学者视现代小说叙事理论为铁板一块、与传统小说叙事理论完全对立的现象，中篇在对詹姆斯之后一段时期叙事理论的系统化和多元化的论述中，探讨了卢伯克、斯蒂文森、康拉德、威尔斯和沃顿等在多大程度上继承、发展、挑战或偏离了詹姆斯的小说理论，指出他们实际上以各种方式体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修正了学界以往一些较为片面的看法。在堪称系统阐述小说理论的第一部大作《小说技巧》中，珀西·卢伯克在思想上依然遵循詹姆斯提倡的小说戏剧化理论原则，即提倡小说家隐退到故事人物背后，通过连续使用或者变换故事内人物视点、场景系统、缩短线条等方法使读者能够直接“看到”故事。卢伯克认为，福楼拜倡导的非人格化(非个人化)叙事，主要指通过戏剧化方式(间接方式)表述作家个人情感、观点的叙事手段。视点对卢伯克来说，既是使得故事自我呈现的主要手段，又是作家间接表达价值观点、评判立场的途径。斯蒂文森当年就提出了小说艺术即叙事艺术的现代观念，促进了小说批评的理论化。康拉德更强调作家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更倾向于采用象征手法来体现人物意识的微妙和不确定性，提出了“性情说”：作家通过“内部视点”(即从我们自己的内心深处进行描写)的叙事方法使过去事件在讲述过程中产生意义并作用于读者的性情。威尔斯为小说的写实模式辩护，注重小说内容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批判功能，认为小说是强有力的道德载体。对于小说的形式方面，他强调写作过程中的自由意志更为重要。针对国内一些学者的片面观点，作者重新审视了E.M.福斯特的理论名著《小说面面观》，重点揭示了福斯特提出的以读者为中心的小说观点与19世纪传统小说批评之间的冲突，以说明福斯特在继承形式主义小说理论的过程中产生的差异和做出的贡献。福斯特的观点具有明显的开放性，把小说理论的中心问题从小说内部结构移到与读者审美的关系中考虑，提倡从形式技巧与读者阐释的关系入手探索小说美学，并认为小说结构由故事、人物、情节、幻想、寓言、图式和节奏七个面构成，每个面都相互作用，又共同作用于读者，使读者产生审美感受。他既强调小说内部结构的有机统一，同时又主张具有整体美感的形式技巧与读者审美反应紧密结合，使小说走出以事件或者人物为核心的封闭结构。埃德温·缪尔认为，小说艺术并无规定性的章法，作家完全可以根据不同题材采用不同的叙述方法，这种开放的态度预示着现代小说艺术的多元趋势。他在专著《小说结构》中指出，关于小说结构的讨论应立足于小说在人物、情节、故事时间方面的不同侧重点。弗吉尼亚·吴尔夫强调小说家应该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的叙述方式来展示小说人物的主观真实，应该打破日常生活经验的束缚，创造一个独立于生活现实的艺术世界。她提倡的“心理现实主义”要求客观地展示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性、矛盾性和丰富性，在内容上继承了传统作家对人的深刻关注。她认为小说家应该最大限度地控制全知叙述者的声音，尽量减少代表作家个人价值之观点的干预，使不同人物对同一事件的感受各有不同的意义。美国小说19世纪在新英格兰经历了文艺复兴阶段后，到20世纪初渐趋成熟。伊迪思·沃顿提倡回归欧洲小说叙事传统，同时反对把指导小说艺术的总体规则变为成规从而限制小说艺术的展现。弗兰克·诺里斯从小说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倡导小说批评理论化，并提出了美国小说家应该创作“伟大美国小说”的口号。中篇也关注现代小说叙事理论与当代叙事理论之间的关联。

亨利·詹姆斯

该书上篇和中篇所采用的把小说家叙事观点与创作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以往的研究相比有所创新，对英美不同小说叙事传统的对比研究也构成了一种新的研究途径，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小说批评史的意义。

该书下篇“后经典小说叙事理论”及时填补了尚未引起国内学界重视的一个空白。当代北美后经典小说叙事理论已形成界限较为分明的不同派别。该书下篇旨在探讨这些派别各自的特点和相互之间的关联，廓清后经典叙事理论和经典叙事理论之间的关系，清理理论上的各种混乱。其作者申丹近年来密切关注西方叙事理论的新发展，应邀参与了西方叙事理论界的一些重大研究项目，与论及的西方学界人物大多有直接交流，对该领域的热点话题很敏感，善于发现问题，且有独立见识。中外学界倾向于用一种简单的“进化”眼光来看经典与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关系。针对这一现象，作者指出，就结构模式而言，后经典叙事理论依然在采用经典叙事理论的结构模式，依然在建构脱离语境的叙事诗学(叙事语法)，经典与后经典叙事理论在这方面构成一种互为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就实际批评而言，经典叙事理论仅关注文本的狭隘批评立场是不足取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对社会历史语境的关注极大地推动了叙事批评的发展。后经典叙事理论有意识地从其他学科和领域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和分析模式，以求拓展研究范畴，更新研究手段，同时也为很多学科和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工具和方法。下篇分别探讨了三个最为重要的跨学科后经典学派。在探讨在当代叙事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修辞性叙事理论时，首先作为铺垫，揭示了布思的小说修辞学与经典和后经典叙事理论的相异和相似之处，进而分别探讨和廓清了查特曼、费伦和卡恩斯等代表人物之理论的不同特点，并阐明了在他们的理论中，“修辞学”这条线与“叙事理论”这条线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交融。在对堪称后经典叙事理论开创者、聚焦于叙事结构的性别政治的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展开探讨时，廓清了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与女性主义文评之间的本质差异，揭示了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对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之批评的合理与偏误之处，并评析了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主要研究模式，廓清了叙述结构与遣词造句之间的关系以便更好地把握女性主义叙事理论批评的运作范围，还集中评介了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对叙述话语的具体分析。女性主义叙事理论将形式分析与意识形态分析有机融为一体，打破了20世纪文学批评领域中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在聚焦于目前发展势头日益旺盛的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分支认知叙事理论时，阐明了其探讨读者对于(某文类)叙事结构的阐释过程之共性并集中关注规约性叙事语境和规约性叙事认知者的本质特征，评析了弗卢德尼克的普适认知模式、赫尔曼的作为认知风格的叙事、瑞安的认知地图与叙事空间的建构、博托卢西和狄克逊的“三种方法并用”等纷呈不一的叙事认知研究模式，并揭示了认知叙事理论与女性主义叙事理论的本质差异。尽管认知叙事理论与女性主义叙事理论都强调语境，但前者指涉的是文类规约性的语境，并更为关注作品的阐释语境，而后者指涉的是社会历史性语境，并更为关注作品的生产语境。下篇还对米勒的“反叙事学”进行探讨，旨在梳理其与叙事学之间既(在哲学立场上)对立又(常在批评实践中)互补的关系，为认识叙事理论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角度和一种重要参照。最后，下篇重新审视了“故事与话语”和“隐含作者”这两个重要经典概念，旨在更好地把握作者、作品、叙述者、故事与读者之间的关系。

当代是西方有史以来“叙事”最受重视的时期，同时也是叙事研究领域最为繁杂和混乱的时期。本书下篇在论及后经典叙事理论界的每一个对象时，都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锐利的眼光，不被理论家的声名所震慑而亦步亦趋地全盘接受，总是既肯定其对叙事理论发展的贡献，又清理相关的混乱，指出并纠正其偏误。以求深、求实、创新的精神，与西方学者的论点在较深层次上展开交锋与对话，填补国内外的相关空白，是下篇作者申丹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

叙事理论研究很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1980年代末以来，国内的叙事理论研究发展成了一门显学。小说形式技巧及其研究引起了日益广泛的兴趣。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术论著聚焦于小说叙事结构和叙述模式。将叙事理论运用于小说分析成了一种热门的解读方法。《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的作者们能在国内、国际叙事理论研究的热潮中敏感地发现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有选择地进行自己的研究，体现了中国学者较强的主体意识。正是他们的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使该专著得以成为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令人欣喜的是，具有问题意识与创新意识的中国学者已越来越多，其中的一些佼佼者已引起国际学术界相关研究领域的高度重视，甚至被视为不可或缺的“来自中国的声音”。

总编：凌逾

责编：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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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  第18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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