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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专辑 | 刘俊:《过眼录》随笔系列十四

刘俊 跨界经纬 2022-12-18

*文章由作者授权发表,感谢南京大学文学院刘俊教授对“跨界经纬”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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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眼录》随笔系列十四


美国遇黑人记

刘 俊

 2005年我在美国Grinnell College做访问学者,有纽约、华盛顿之行。那次我乘火车“东巡”,一路遇到过不少黑人:有在火车站一边自言自语一边跳舞的女疯子,也有在我乘公车没带硬币时一挥手慨然免费的司机;有热心为我指路的小女孩,也有不厌其烦详细告诉我该怎么换乘地铁的大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纽约地铁目睹的一幕,以及在华盛顿突如其来的“历险记”。



纽约地铁据说危机四伏,不过我那次乘坐并没有这种感觉,拥挤、黑人多倒是真的。刚刚落坐,车子开动,车身一震,一黑人青年一个转身,一把迎面抱住了一个站在他身后的黑人女子,并对她说“You are my mom”。想来那个黑人女子碰到这类事情不是一次两次,见怪不怪,面对拥抱和喊妈毫无表情,黑人男子也就松了手——这一幕让我始而大惊继则莞尔,觉得美国黑人真有意思。


到了华盛顿,白宫和国会山总是要去看看的,如何去却不得要领,于是向一位黑老汉问路,不料老人家很热情,爽快地说:“走,我开车送你去地铁站”,边说边走到他的车边,把门打开让我坐进去,他的热情让我无法拒绝,可是我一坐进车子立刻就既吃惊又后悔了,因为我发现,他的所有家当(行李、被褥)都堆在他的车后座,满满当当——原来他是个以车为家的主。他坐上驾驶座后,即向我伸出又黑又大的手,很绅士地和我握了握,然后开始开车。在路上,他问我从哪里来,听说我来自中国,他面露茫然,我解释那是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后,他为我的远行感慨了一番,并告诉我华盛顿也不是他的家乡,他来自“也很遥远的”阿拉巴马,在华盛顿“寻找机会”。说着说着,他告诉我今天就是他的生日,于是我“很美国”地祝他生日快乐。说话间到了地铁站,我一颗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我谢了他,并在临下车时,把手上准备的早餐转送给他,再次祝他生日快乐!他非常高兴,离去时还鸣笛告别。



美国黑人千千万,我在美国遇到的黑人,总的来说都挺良善。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0年7月7日


诗人朱湘

刘 俊

 现在即便是中文系的学生,知道诗人朱湘的大概也不多了——许多现代文学史已不再提他。其实朱湘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至三十年代初,颇负诗名,著有诗集《夏天》《草莽集》《石门集》等,他的诗,既直面现实,又深入内心,意象新奇,设喻精巧,注重形式追求,讲究韵律节奏,在当时很是能打动读者的心。看他写的《眼珠》:“蝶翼上何以有双瞳?/雀尾上何以生眼睛?/谁知道?/谁知道/她的眼珠呀/何以像明月在潭心?”虽是短制,却比喻生动,心思纤巧,一唱三叹,意味深长;另一首《星文》只有四句,也很精彩:“我拿笔把星光浓蘸/在夜之纸上写下诗章/纸的四周愈加黑暗/诗的文采也分外辉煌”,无论是主题提炼,还是意象营造;无论是衬托对比,还是节奏把握,都自然浑成,堪称佳构。朱湘的诗,既学西方商籁,也采古代词曲,写浪漫有济慈之风,讲形式合“三美”之规。难怪早年闻一多对他颇为欣赏,鲁迅则称他为“中国的济慈”。



朱湘与诗歌结缘甚早,当年在清华学校读书时,他就参加了闻一多、梁实秋等人为骨干的清华文学社,在清华因写诗而列名“清华四子”。清华毕业后朱湘也曾赴美留学。家庭的旧学熏陶、清华的西化教育和美国的留学经历,使得朱湘的诗歌视野能够古今中外。


可惜朱湘在他二十九岁的时候,就跳江自杀了。他的老同学梁实秋认为他的自杀与“他的神经从很早的时候就有很严重的变态现象”有关:“他的精神变态,愈演愈烈,以至于投江自尽”。“清华四子”本来和闻一多过从甚密,可是不久朱湘就和闻一多闹翻了,“说闻一多嫉妒他”,这使闻一多很气愤,在给友人的信中称朱湘“确有神经病”。曾经帮助过朱湘的苏雪林,也发现他有“诗人性情的乖僻”,而朱湘安徽大学时的同事冯沅君,则直接说“这个人是个疯子”。


苏雪林因朱湘而感慨“天才是疯癫”。这对诗人,是幸耶?悲耶?实在难说得很!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0年7月21日

 

闻一多与梁实秋

刘 俊

 闻一多与梁实秋是“新月”中的两个“理论家”,闻一多以提倡“三美”理论(诗要讲究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著称,梁实秋则因主张文学“人性论”闻名。除了“理论”,他们也有创作,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死水》在文学史上早已赫赫有名,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小品》则成为二十世纪散文的经典。


除了都是“新月”中人,除了都能既理论又创作左右开弓,闻一多和梁实秋的相同点还有不少:他们都是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的学生,都是清华文学社的重要成员,留美时也曾同学,后来都成了学者,并都在青岛大学当过教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出的第一本书,是两人学生时代的合作成果《<冬夜><草儿>评论》。这本书由闻一多写的《<冬夜>评论》和梁实秋写的《<草儿>评论》合编而成,一九二二年由梁实秋出资,作为“清华文学社丛书第一种”出版。


闻一多

许多人都知道梁实秋早年与鲁迅论战,后来写散文小品,殊不知他在清华学校读书的时候,对诗歌也兴趣颇浓,不但能写,而且会论——这是他和闻一多又一个相同的地方。《<冬夜>评论》是闻一多评俞平伯的诗集《冬夜》,《<草儿>评论》则是梁实秋论康白情的诗集《草儿》。对于新诗,他们的看法基本一致:白话诗必须先是“诗”,至于白话不白话倒是次要的问题。


一九二二年闻一多“放洋”赴美,梁实秋作《送一多游美》诗赠别,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朋友啊!/燃着你的灯罢!/在烛影摇红里,我替你祝福了!”两人感情深厚,由此可见一斑。


一九三O年,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欲聘闻一多掌中文系,并拟请梁实秋去主持外文系,于是两人相偕乘船去青岛考察了一番,最后决定一同到青岛大学任教。在青岛期间,他们和杨振声、赵太侔、方令孺等人“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诗酒风流,快意人生,度过了一段潇洒的时光。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那时的闻一多与梁实秋,堪称人生知己。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0年7月14日

 

作家为什么写作

 

刘 俊

 作家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如果问一百个作家,大概会有一百种答案。一九八五年,法国巴黎图书沙龙通过法国驻各国使馆,瑞士法语日报《二十四小时》驻外国记者,分别邀请世界各国著名作家就“您为什么写作”这一问题作答,法国《解放》杂志为此出了《您为什么写作》专辑。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可谓形形色色,五花八门。


东方作家如巴金、白先勇、陈映真等,都在回答中赋予写作重大意义和使命,认为写作可以“给我们带来希望,带来勇气,带来力量”(巴金)、“希望把人类心灵深处无言的痛楚转换成文字”(白先勇)、“为的是人类解放”(陈映真)。中国文学传统中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观念痕迹,清晰可见。比较起来,西方作家对写作的认知,就没有这么严肃、沉重和宏大了,他们对于“为什么写作”的回答,常常令人望之莞尔,忍俊不禁。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我从事写作,因为我不能做其他事情”,给人感觉他写作是不得已而为之;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说“写作是由不得我的事。好比我长了个疖子,只等疖子一熟,就非得把脓挤出来不可”——写作对他似乎又成了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作家萨缪尔·贝克特认为“搞写作很有益”,这完全是从个人立场出发,看不到任何“社会意义”;与他想法接近的还有荷兰作家哈利·米利特和法国作家米歇尔·莱里,前者认为写作“可以组成我的第二个身躯,并将使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后者则强调写作“是为了排除积存心头的那些或大或小的忧虑”;有意思的是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克里斯蒂安把自己写作的原因归为“我不是个出色的游泳者”,仿佛他如果游泳出色,就不会来写作了;比他更有意思的是意大利作家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我写作是为了弄清我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估计他永远都弄不清。

 原刊香港《大公报》2020年7月28日

总编:凌逾

责编:谢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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