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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经纬：学术 | 金敦：全球化烟火下的城市文化 ——解读尹昌龙博士的学术视野与文化大观
全球化烟火下的城市文化
——解读尹昌龙博士的学术视野与文化大观
金敦
01
《全球化的烟火》带来的学术启示
白马过隙，转瞬即逝。时光来到2020年底。阅读他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全球化的烟火》，这部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分为辑一：对尊严的坚持；辑二：与幸福的距离；辑三：城里的人；辑四：得失之间的梦想，共103篇组成。一篇篇读过来，温故知新有了意外惊喜，原来好的文章从来不会随时光的消逝而被风化，而是沉淀在岁月的角落继续开花结果。是的，人生有几个十年呢？也许，十年对于社会和历史来说不算什么漫长，但对于人对于一部书籍来说，真的是考验其生命力能否经得起岁月与历史的沉淀和升潜。重新审视这本书，不得不惊叹博士当年的超前眼光和学术实力，毫不客气的说这部书里面绝大部分文章，放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放射思想的火花，闪烁着锐利的青春朝气，实属难能可贵。
《全球化的烟火》
为什么如此之说呢？这本书里究竟在哪里放射出光芒呢？
书里很多篇章好似写给十年后的读者和社会，在《远离经典的书写》、《二个十年，三个主题》、《面对畅销书的文化态度》、《人间的教授与学术产业》、《文化影响力的根本在于价值》、《我们这个时代的解读游戏》、《画一头牛并不是为了耕地》、《深圳的简单》、《后革命时代的摇滚》、《一个国家的变化从阅读开始》、《与山共舞》、《宁静的山林》、《文化的沧浪之水》等篇章里比比皆是，其中《二个十年，三个主题》足以证明他的学术能力已抵达如火纯情的境界，这是缜密思维与哲学逻辑的结合，没有这个坚实的学术基础做后盾，就没有这篇文章或这部书像一棵常青树般屹立不倒。因为，毕竟十多年过去了，这部书放茫茫书海可能显得有些落寂，当翻开这部书耐心地读进去，才感到里面别有洞天。当今社会一些现象及发展走势，他早在这部书里已经提到过了。不得不惊讶书中的精髓，不会因为时光过去一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了，而蜕变为时间尘埃被人遗忘，恰相反，而是默默屹立在书海里不失这部书的气节和格调。
细读《全球化的烟火》后，发现博士对待文化的眼光和观念，不像学者易中天那样放在一种宏大的历史角度上俯瞰社会，恰恰相反，博士是把自己放进人间烟火里说文化，作为芸芸众生里一员来说文化，而不是作为全能全知的先知来说文化，正因如此，他的这本书的生命力才更加旺盛悠长。
尹昌龙与易中天说文化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客观地说易中天谈历史文化不是学术研究的成果展示，极像《三国演义》小说，而不是尊重历史的《三国志》文献，能得到读者和听众的喜爱，是他切中要害地指向人性，他上天入地看似海阔天空，其实，他绕来绕去仅是围绕人性来讲，这是他的演讲高明之处。而尹昌龙来谈历史文化有什么妙处呢，那就是从现实中来，到理论上去，再回到现实中印证，这种文化观无疑有着严谨的学术态度，尊重又高于文化发展规律的阐述，是通过实践而来的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就是对当下社会的总结和挖掘，不是哗众取宠的高谈阔论，尹昌龙的有些文章初看有些琐碎，主要是就事论事需要展开，这是篇幅不长的文章要表达的内容过多所知，如果把这些文章连贯起来深读，就会发现他的文化观点这么好看。尤其过去十多年了，他在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视角和文化观念，依然闪烁着学术思想的光辉，不是过时，恰是正当逢时。
那么，他的文化学术观念到底在哪里闪现真知灼见呢？
在他的《二个十年，三个主题》一文里面，在于他根扎二个十年的三个主题方面，在这个基础上，《全球化的烟火》得以完整保存下来的价值理由。这二个十年分别是当代中国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正是中国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阶段，尤其是八十年代全面开放，使得当代中国文化再次面临发展与创新的机遇期，其重要性和作用远远大于“五四”文化的启蒙作用。
八十年代的文化意识与九十年代的文化意识，“也许它们还是活着的历史，因为我们今天的种种言说，已经离不开这两个十年所造就的那些基本共识。而这些基本共识已经构成今天这个时代的价值核心。其实两个十年，最伟大的文化贡献，就在于它们所建立起来的这些价值核心，没有它们，我们将难以寻找新世纪的文化方位。”这就是文学博士的眼光与学识，能从浩瀚的书籍里梳理出一条清晰的主线，并在每个节点有他独特的看法和见解，这不是一般文学工作者所具备的文化素养。更为可贵的是他亲历了这两个十年的文化开放与崛起，才有《全球化的烟火》、《1985：延伸与转折》等学术书籍的出版。没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经历和感悟，不会有尹博士站在文学专业的山峰俯瞰中国文化的蜿蜒山脉，没有人会随随便便地成功，放在尹昌龙先生身上同样适用。做学问尤其做文化的学问，就是与时代共进，与历史的文化进程赛跑，只有超越历史，才能超越时代，进而领跑社会发展趋势。
全球化 .
三个主题分别是“主体性”的地平线、“现代性”的追求、“文学性”的重返，他针对这三个主题展开了一些阐述，其中提到“文化热”为什么会在80年代中期兴起？他在《二个十年，三个主题》中提出：“当一个古老的民族在80年代再次向世界打开大门的时候，它所欢迎的就是曾经绵延一百多年的现代化梦想，从遭受列强打击的被迫‘现代’到改革传统走向世界的主动‘现代’，这已成为80年代以人为本的文化意识核心。‘文化热’在80年代中期的兴起，固然有多样的目的性夹杂其间，但最主要的还是批判传统，而就是这种批评精神，使‘现代性’不仅贯穿了80年代，而且使整个20世纪在‘现代性’的讲述中变成一个整体。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之‘新’因为与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之‘新’相接续，而形成了一个时代最为普遍的文化逻辑。”
文化热的兴起，必然伴随文学创作走向高潮，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才能走向经典呢？他在《远离经典的文学书写》中，通过比较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优劣势，他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念，那就是当代文学的作品已经超越现代文学的作品，有什么依据吗？尹博士针对这个问题，说出自己的论断：“如果按照‘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老话来讲的话，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优势则远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上，艺术高下的判断也自在情理之中。为什么还要对当代中国文学有所批评呢？原因就在于精品力作、鸿篇巨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文学写作与‘人间要好诗’的期望之间还有一段较长的路。当代文学显示出当代文化的某些典型症候来，即过度的商业化和公开的低俗化。”
同时，他对当代作家提出警示，“有两点必须予以正视，也是中国当代文学比起中国现代文学要痛切反思的，一是对于变化中的社会的认知能力问题，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出身于学者，但作家一定要有学者式的对于时代的分析和把握才能。二是对于发展中的国家的责任承担问题。综合以上两点，不是说作家都要像钱钟书式的‘深奥’，但要有起码的学养，要有知人论世的功力；并不是说作家都要像鲁迅式的‘刻薄’，但要有批评精神以及牢记在心的责任感。”
他这精准的眼光，加上令人信服的论述在十年前颇有新潮意味，即使放在当今文学界依然是不可多得的真知灼见。为什么这些超前见识与论述未被人们发现和重视呢？这是中国经济大潮裹挟着人们走向社会商品化，发展的中心向资本倾斜了，迫使文学逐渐社会边缘化，加之当代文坛没有扛鼎之作诞生，无法唤醒人们的关注目光，导致作家们的浮躁情绪弥漫，在这样社会大环境大背景下，忽视一批如尹昌龙博士这样默默耕耘的学者专家，当在情理之中。
为此，他在《后革命时代的摇滚》里洞察到了这一现象，直指崔健的摇滚“一无所有”的时代结束了。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形成的主流文化就是解放与革命。解放的过程是从感觉到思想，从身体到灵魂，革命的含义则是从传统到现代，从乡村到城市，一场以现代化名义进行的社会运动和文化变迁，使一个古老民族解放了前所未有的热力与干劲，这是一个需要宣泄、需要呐喊的，就是这样的时代选择了摇滚，选择了因为撞击而来的动感与力度。从崔健登台的1986年再往下走10年，时代显然已经有太多的变化了。一个新的10年开始了，这个10年我们看到的是市场经济的理性化和大众文化的同质化。如果说两个十年之间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的话，那不妨说，前所以十年更像青年，后十年更像中年，青春是激进的，而中年是保守的。青年是‘生活在别处’的叛逆，中年是对日常生活的归依。青年是奔跑，而中年是怀旧。时代变了，文化变了，所以摇滚的命运也就不同了。”
读过《全球化的烟花》这本书，它好在哪里呢？好在这是一部2009年出版的书，站在十年后，即2020年回看这本书所写的篇章内容，感觉非常不一般。它的意义在于著书者尹昌龙先生好似有先见之明，提前写好十年乃至几十年后，给读者阅读的书籍，从大量社会现象，从海量的信息里捕捉有建设性有发展趋势的线索，并且提出富有逻辑的前瞻预见，这好像超出文学博士的专业能力范畴，之所以拥有这样的文化超强能力，得益于他一直站在深圳文化的前沿阵地，最懂得一座超大城市的现在与未来的发展走势，他愿意写出来，献给深圳人献给深圳这座活力十足的城市。
借用他的《向大师致敬》一文，向博士致敬：“‘闪闪的星斗正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这是诗人北岛在他的那首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作品《回答》中的诗句。大师不仅远远超越他的时代，也成为引领我们进行文化探寻的天际线。巅峰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说明的是脚下，更说明了不确定的远方。”
无可置疑，中国自从80年代的全面开放，文化的潮流已经汇入世界文化的汪洋里面，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仅仅是讲一通全球化，似乎也不会有太多的震惊效果，关键是，全球化的‘时代精神’最终都要展开在无数的人生故事中，特别是那些不被人注目却又最容易受到震动的小人物的命运中。”或许这个论断是《全球化的烟花》中的精要之处。
他深知自己在这本书中关于“世界”的种种讲述，只不过是全球化的“宏伟叙事”的冰山一角罢了。
02
城市文化从阅读开始
谈深圳文化首推博士，这是错不了的最佳人选。倘若是在这本书《全球化的烟火》出版的2009年来说，可能为时尚早，那么，我们站在2020年的年尾来看，书里面有不少篇章依然散发着思想的光芒，真理是需要实践来检验，放在这里说这些文章一点也不过分。过去十多年了，再看精读这部书，不得不推崇尹昌龙先生的前瞻思维力，不愧是对深圳文化有真知灼见的专家学者。
谈深圳的文化大观，绕不开尹博士的《一个国家的变化从阅读开始》文中所提到的观念，“当我们在看书的时候，事实上书也在看我们。评选出影响中国人30年生活的30本书，实际上就是在寻找最能准确地折射30年中国经验的30面镜子。我们读过的书又以别样的方式回到我们自身，讲这些书就是讲读这些书的人，书与人的故事就是一个时代的故事。事实上，我们却惊人地看见了从80年代的稚嫩的激情向着90年代成熟的内向所作的集体转型。”
书出版后有了生命，城市建设起来有了生命综合体，套用他的这个题目，可以写成一座城市的变化从阅读开始，深圳三十年的变化可说是翻天覆地，那么，来到深圳四十年的2020年回看这篇《一个国家的变化从阅读开始》，这种惊愕感觉不免发生了。是什么触动人们的神经呢？该是他在文中写到的某种观点。“如果说30年中国变化之大者，显然不应该就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乃至灯红酒绿吗？人是时代的主体，30年最大变化应该就是中国人的变化了，而人的变化又基本上是从阅读开始的。那么，读书对中国人在30年中最大的影响又是什么呢？从读书最本源的意义上讲就是求知，一个人从读书开始逐步走出蒙昧，进入智性的人生。由此而论，30年的阅读生活对中国人的最大的意义就是已经完成和正在完成启蒙的任务，国人通过阅读实现了用头脑走路，学会了理性地生活，并且在各个方面开始启动自己的思考能力。”
仅仅有阅读是不够的，是无法彻底解决个人乃至一座城市的根本性问题，只有走出生存与发展的纠结，阅读的重要性才会显出它不容忽视的存在和作用。阅读不是目的，但不去阅读又怎么知道历史与未来呢？为此，他写到：“对于一个逐步‘现代’起来的社会而言，30年的阅读只是开始，而对此所作的回顾，与其说是结论，不如说是为重新出发再度阅读而做的准备。”
文化是从阅读开始，一座城市文化建设同样要落实在具体的阅读上。没有阅读没有一定的阅读量，一个人无从谈起自己是有底蕴的文化人。宋朝诗人黄山谷（黄庭坚）说：“人不读书，一曰则尘俗其间。二曰则阅读照镜面目可憎，三曰则对人言语无味。”道尽了读书的有用与无趣，可见不去读书会使得人思维混乱词不达意，连说话都是口吃含糊不清，慢慢的会使得思维力枯竭，人也就变得呆板僵硬无趣了，或许，这就是尹昌龙先生提倡深圳人大力阅读的初衷吧。
谈到深圳的文化建市，他在《‘要紧张，但不要太紧张’》里有深入的阐述，这在同时代的深圳专家学者里面，他站在文化前沿发出来震耳欲聋的声音。“在香港召开的城市文化交流会议，特别是上海和深圳的代表，在提交的报告和即席的发言中，都体现出强烈的在文化上大干一把的冲动。来自中国台北的南方朔先生有感于斯，戏称‘要紧张，但不要太紧张’，意思是说，推动文化发展的意愿应当充分肯定，但也不能过于急切，否则就容易事倍功半，欲速则不达。”
尹昌龙接着说道：“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今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领会，而正是这种重要性，才使城市政府纷纷将文化战略作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基础战略和主导战略来加以谋划。但问题在于，经济与文化又有本质的不同，经济也许可以在一夜之间实现起飞，而文化的崛起则要漫长得多。如果想要一个城市的文化一举‘雄起’，则恐怕有违文化的本性，甚至落入‘大跃进’式的鲁莽。因为文化是需要缓慢积累的，文化底蕴的培育需要假以时日。讲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对文化的工程而言，可能更为恰当。
因此，当其他城市讲建文化大市的时候，深圳甚至更胜一筹提出文化立市。从立市而言，文化的分量无与伦比，说起文化来，也不可能不紧张。文化立市需要的是文化的意志。文化毕竟又不同于经济，要有长期奋斗的准备，需要‘快’的精神，也要‘慢’的功夫。”
在指出城市战略中文化的作用后，他惟恐人们流入形式上的片面理解不得要领，可能处于一种急切心理需求，又写出《宁静的山林》这篇关于城市文化的点滴见解。“城市的文化问题，不管怎样去把握，但总少不了一点，文化既然是以人为主体，那么，就一定会与心灵相关。就是说，心灵的状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文化的状态。问题在于，如果心灵的状态是漂浮不定的、躁动不安的，那么，投射到文化上，必然会使得这种文化也变得浮躁而没有根基。由此，我们对文化的设想，不妨多从安宁的角度做一些思考。如果内心得以安宁，那么文化也会沉着而从容，反过来，如果文化沉着而从容，也会有助于安妥灵魂，净化心灵。”
当人们还在谈论文化的高大上时，尹博士独辟蹊径洞悉到文化的另一方面，那就是文化的宁静安抚之柔性特性。
“有了这种宁静才会有吐纳与承载的空间，才会有智慧的沉淀和性灵的淘洗。而这些都是文化发生与发展的必然的过程。我们讲品位，其实品位就是一种态度，一种从容和淡定的态度，没有将观其变的气象，没有承载万物的眼光，品位恐怕也无从谈起。当深圳在勉力实现一种文化的提升，即建设高品位的文化城市时，找寻一种与安宁同在的智慧与态度，恐怕正是文化走向成熟所需要的内容。”
以上这些充满哲思的见解认识，深圳又经过十年的高速发展后，才渐有一些文化立市的雏形，是的，我们由衷感谢深圳庆幸地拥有尹昌龙先生这样一群文化学者和文化精英，他们处于对这座城市的爱，处于专家学者的责任，可能发出的声音比较刺耳，让人们不可理喻，但是过去这多年来看，尤其是深圳文化立市有了一定规模之际，返过去，看他当初的文章，会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因为一个城市，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就变得‘郁郁乎文哉’，既要比‘快’，又要‘比慢’，也许‘要紧张，但不要太紧张’就有这层意思。”
作为学者是可以埋头在书海里研究课题、提出问题，专门做做学问，倘若是专家的话，那一定特指某个领域某个行业的顶尖专业人士，需要提出问题且解决问题，这是专家的职责和使命。作为深圳文化的学者专家的他，当然不满足给深圳立市提供建设性意见，他还要通过调查研究得出结论，用文字语言来引导这座城市的文化走向。
于是，他写出了《文化影响力的根本在于价值》一文，来回答人们对深圳文化建设的质疑和困惑。“今天我们要来谈深圳这样一座城市，要谈到她的文化影响力。首先，深圳以喻体的形式出现，说明的是这座城市所具有的的符号价值。当大家把深圳纳入评价体系作为一种评判的尺度时，就说明深圳已经成为一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符号，她已经获得一个符号所必备的流行性、大众化。其次，符号的基本功能讲，是她的指认能力，深圳作为一种符号，她所指认的就是一种与人和事相联系的人格、方式乃至价值。这种人格极其行为方式首先是个性强，与众不同，然后是胆量、有闯劲，重实干、讲实效。归结到价值层面，就是看重人的个性，推崇人的行动力，以及强调对个人才能的实现。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与众不同的人格乃至价值，是与深圳这样一座城市联系在一起，深圳在代表着、指认着一种还没有最后成型的新的价值体系。一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个性；二是对利益的正当追求具有合法性，金钱同样可以纳入价值体系；三是重在行动，强调执行力，重在效率与效益。”
他接着阐述到：“文化的影响力无论如何也少不了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是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符号功能，具备指认功能；二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价值体系，从而影响着一个时代乃至一个国家的人格方式和价值方式。如果我们同意这两个最 基本的评判标准的话，那么可以说，深圳的文化影响力绝不亚于其经济影响力。记得在中国社科院当初所作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深圳的文化竞争力被放在全国大中城市之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价值的影响力。”
城市文化软实力，其实也可归结到这种价值影响力上。“如果深圳要继续保持城市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话，就必须要强化这种价值的生产和输出能力。这是一座城市培育和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的源泉，也是一座城市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时代可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只有这样，深圳才可能长久地作为中国的符号出现，并且在面对整个国家，面向整个世界中做出积极的文化承担。”
要文化干什么用？为什么深圳需要文化立市？提出这些幼稚问题的人有没有想过，识字有什么用？为什么中国有句“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俗语呢？当今社会不识字意味被社会淘汰出局，不去读书意味被阻隔在社会游戏规则之外，一座城市有了文化底蕴，才能赢得世人的接纳与尊重。在《画一头牛并不是为了耕地》一文中，他对文化建设有一段精辟的见解，“不光是文学，对人文事业的发展，也许都需要克服那种急功近利的态度。‘文以化人’是千秋功业，而不可能在一个早晨就能实现。
就文化的培养来讲，在讲效率的同时，还需要讲讲‘玄虚’，讲讲‘缓慢’，而不能寄希望于一口吃成个胖子。在一个‘文化立市’的时代，深圳的文化发展当然需要赶超，但我们在忙碌之中有所反思，什么是文化所不能的，什么是文化发展所急不得的。文化发展绝不是一时一地的战略，必须‘有所不为’，必须有‘百年大计’。”
所以说，尹昌龙先生成为深圳读书月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深圳市阅读联合会会长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是深圳市委、市政府及市委宣传部的慧眼识珠，是深圳文化立市的迫切需要，是深圳文化精英的选择。深圳从阅读从每年的读书月起步，一步一个台阶走上文化立市的阶段性胜利，离不开一大批文化精英人物为之努力的结果。
爱一座城像爱一个人，只有爱的深沉爱的赤城，才有诗一样的语言献给这座城市，他始终对深圳怀有这样深深的情感，在这种感情的驱使下，他写出《与山共舞》这样优美的文字。“有人说深圳是一个海，跳动着无数活跃的水珠，而看到那些蜿蜒在山脊上的登山者，我们不妨说，深圳是一座山，云雾缭绕其间，顶峰在万木之上骄傲地耸立，而跋涉于其间的闯世界的人们，就是山的闪烁的精灵。因为山在那里，于是就有了对登山者的无尽的阅读，城市也在那里，于是就有了对外乡人的无尽的收藏。”
这是尹昌龙对深圳的赤子情怀，体现了他的深圳文化大观。
他作为参与《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的文学博士，其专著《1985：延伸与转折》出版，这是国内学术和文学评论界的至尊荣耀，值得他为之自豪和骄傲。熟悉尹昌龙的人，深知他为人处世的沉稳与低调，知道他还有更大的心愿需要实现，这就是深圳文化伴随经济腾飞后，他身为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有责任有能力撰写提供新的《文化深圳从阅读开始》、《以书筑城以城筑梦：深圳书城模式研究》及《二个十年，三个主题》这样专题文章。
他是出生于安徽和县的性情男儿，从那里一路走来，在山东大学中文系攻读本科、硕士研究生，获学士、硕士学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研究生，获文学博士学位；来深圳一直负责文化工作，直至现任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这样的人生履历不可谓不丰富多彩。所以，尹昌龙博士知道人人心中有一个诗仙李白的影子，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李白那样执剑天涯；人人身上有诗圣杜甫的悲悯，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杜甫那样忧患天下；人人存念辛弃疾的报国情怀，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辛弃疾那样纵横战场。所以，他以文学的审美眼光用生活的炽热情怀，认为豪放的苏东坡更贴近人们心中向往人之豪迈澄明的境界。因为，文学是人学，苏东坡体现的是血肉之躯的人心，这样的文学更触摸世俗里的人。
书籍
与
文化
岭南到处留下苏东坡的足迹，让博士及一大批岭南的人文专家学者触景生情，没有冬霜的广袤大地上，容易让这里的人们记住这样的诗词：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作者简历
金敦，原名潘新林，生于1966年，山东人，现居深圳。1987年发表作品，已出版《今生今世》、《缘去缘来》、《星星海的涟漪》、《浪花人生》文学作品集，现致力创作长篇小说兼文学评论。
总编：凌逾
责编：司徒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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