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经纬：学术 | 方小莉：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口述传统研究

美国黑人女性文学的口述传统研究

方小莉

来源：《英美文学研究论丛》，2020年06期

内容提要

本文以美国黑人女性叙述文本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口述传统在美国黑人女性文学中的发展与功能，同时也探讨黑人女奴叙事在口述传统方面对20世纪黑人女性小说叙述带来的影响。黑人女性善于借用口述传统，通过对自我经历的再现，从自己的视角定义自我的身份、建构自我的主体性；她们同时也通过口述传统彰显了自我声音的强大力量，并借用这种力量来解放自己，为家人赢得自由；最重要的是，黑人女性通过口述，储存家族和民族的历史，并代代相传，与所谓的官方史形成有效协商，也为阅读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关键词

口述传统；身份建构；声音的权威；历史储存

在美国黑人文学中，口述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传统，它始于奴隶叙事，在现当代黑人作家的小说中也依然得到继承和发展。美国蓄奴制时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禁止奴隶习得读写能力。一方面，奴隶主认为读写能力可能唤起奴隶意识的觉醒。如果不让奴隶读书写字，那么奴隶会保持其蒙昧状态。另一方面，读写能力被认为是可以挑战统治者权威的一种方式。如果奴隶没有读写能力，那么他们就无法参与社会话语权威建构，从而也就无法威胁到奴隶主的权威。可以说读写能力成为反抗奴隶主的有力武器，因此奴隶主认为如果扼杀了奴隶的读写能力，奴隶便无力反抗。然而奴隶虽然失去了读书识字的机会，却掌握了另一种能力，即口述。事实上，“无论是在蓄奴制时期，还是自由时期，黑人都通过口述这种强而有力的方式来挑战白人的权威，并获得自己的权力”(Fulton 21)。

本文以女奴叙事和20世纪的黑人女性小说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口述传统在黑人女性文学中的发展与功能，同时也探讨黑人女性奴隶叙事在口述传统方面对20世纪黑人女性小说的影响。对于黑人女性来说，口述传统显得尤为重要。黑人在蓄奴制时期鲜有获得读写能力的机会，而黑人女性就更为罕见。然而黑人女性借用口述传统，通过对自我经历的再现，从自己的视角定义自我的身份，从而建构自身的主体性；同时黑人女性也通过口述传统彰显了自我声音的强大力量，并借用这种力量来解放自己，也为家人赢得自由；更重要的是黑人女性借用口述传统讲述自己的历史，家族、民族的历史，并将其代代传递。

一、黑人女性的自我表征与主体性建构

       长期以来，黑人女性的经历或故事，在别人的叙述中要么被掩埋，要么被扭曲，得不到真实的再现。在现存的文学作品中，虽然女奴叙事相对较少，得到关注的更少，但不能否认的是自奴隶叙事开始，黑人女性一直尝试通过口述形式真实地再现自我的经历，建构自我的身份与主体性。

在现存的黑人女性奴隶叙事中，有部分作品是由奴隶撰写，部分则是由奴隶口述，白人抄写员代笔。《混血儿》(The Octoroon,1861)与《索吉娜·楚斯》(The Narrative of Sojourner Truth,1850)两部作品分别由路易莎·皮凯(Louisa Picquet,1828--1896)和索吉娜·楚斯(Sojourner Truth,1797—1883)两位黑人女奴口述，由白人记录。虽然两位作者都没有读写能力，却在讲述自我故事中表现出非常强的主体意识，“并通过口述控制自我经历的再现”。这一传统在20世纪的小说《戴莎·罗斯》(Dessa Rose,1986)、《紫色》(The Color Purple,1982)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几位黑人女性在故事讲述中均面临被定义的危险，然而她们不仅表现出了强烈的主体意识，还运用自己的口述能力，维护了自己发声的权力，也用自己的声音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定义了自我的身份。

路易莎·皮凯的《混血儿》是一个采访记录，采访她的是一位白人牧师。由于该奴隶叙事是由问答形式构成，叙事的形式本身似乎就决定了皮凯被定义的命运。因为路易莎无法自由讲述故事，她的叙述主要受提问方控制。路易莎对自我经历的再现是根据采访者的提问来进行，被采访者通常是被动地回答采访者的问题，因此她似乎无法自由决定如何讲述故事，也无法决定要呈现自我经历的哪些部分。然而在采访中，路易莎却运用自己的叙述策略及话语方式，有效地再现了自我的经历。

由于奴隶叙事承担着说服读者支持废奴运动的政治任务，因此采访者在提问时，主要围绕黑人女奴在蓄奴制下的悲惨生活来提问，他们尤为关注女性遭受虐待和性侵犯之类的经历，希望通过呈现女奴的悲惨遭遇来博得读者的同情，从而支持废除运动。然而对于女奴来说，对这些经历的讲述和回忆不仅让她们感到痛苦，同时将这些令人难堪的悲惨遭遇暴露给读者也让她们感到尊严的再一次丧失。因此在采访中，虽然是白人提问，似乎控制了路易莎对自我经历的再现方式，但是路易莎巧妙地规避了白人的问题，坚持用自己的方式阐释自己的经历：

海勒姆·玛蒂森提问

你的主人有没有鞭打过你？

噢，那是常事：有时候他喝醉了，真的很滑稽，那时候他就会鞭打我。他醉的时候会有两到三种不同

的表现。有时候他会与前门战斗，遇到什么事物就与之纠缠。其他时候他都真的很滑稽。(Picquet 7)

路易莎·皮凯回答

海勒姆的提问显然是针对路易莎被鞭打的具体细节。他试图通过讲述女性遭受鞭打的细节将女奴塑造成为悲惨的受害者，控诉蓄奴制的罪恶，从而引起读者的同情。然而路易莎却在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那是常有的事”后，便将问题转换到详细讲述奴隶主醉酒后的各种可笑行为，把奴隶主塑造为一个荒谬的小丑。可见，虽然是问与答的关系，但路易莎成功地用自己的话语维护了尊严，反而将奴隶主转换成为被嘲笑的对象。然而海勒姆对该问题似乎并不愿意放弃。当路易莎讲述主人试图对其施暴未果的经历时，他又提出“他怎么鞭打你?”，“他是不是狠狠地抽你，在你身上留下鞭印了”(Picquet 12)等问题。路易莎在肯定自己遭到残酷的鞭打后，并没有受到提问者的控制，详细描述自己如何被鞭打，而是讲述了自己如何一次又一次采取不同策略，用各种借口逃过性侵或鞭打的故事。

路易莎运用自己的智慧，一方面让提问者认为她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但同时又运用自己的话语方式，讲述了自己希望讲述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定义自己，也建构自我的主体性。

在《索吉娜·楚斯》自述中，黑人女性也显示出了极强的自我意识。该奴隶叙事是由索吉娜·楚斯口述，由白人代笔，通过第三人称记录讲述。根据作者的记录，我们可以看到楚斯虽然不识字，却坚持自己的阐释方式。在解读《圣经》时，她要求为她读经的人不能加入自己的阐释和评论，只能依书读给她听，因为“她想读出自己阐释的意义，而不是接受别人所认为的意义”(Truth 74)。在讲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她也坚持如何表征自己应该由自己决定的原则：对自我的再现方式应该由自己决定，有的故事可以分享，有的经历不愿公开，则闭口不言。学界有学者在讨论《索吉娜·楚斯》中的叙述策略时指出该奴隶叙事是由两位作者合作完成，虽然白人作家在记录的过程中不断发表自己的评论，但楚斯在口述过程中也通过自己的策略，发出了自己的声音(Humez 29—52)。

从以上对两例女奴叙事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黑人女性从早期的奴隶叙事阶段开始就通过讲述自己的故事来控制自己经历的再现方式，坚持从自己的视角来阐释自己的经历。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黑人女性的小说创作中。

《紫色》是以继父的声音开场，继父威胁西丽：“你最好什么人都不告诉，只告诉上帝。否则，会害了你的妈妈。“继父对西丽的警告，剥夺了她讲述自己经历的权力，这是对黑人女性公开声音的拒斥。然而西丽的声音很快就控制了全局，她通过信件讲述自我和他人的故事，而继父的声音却消失在文本中。在接受采访时，沃克曾说“我总是试图赋予人们‘声音’的权力。我写作《紫色》就是为了让人们听到西丽的声音”(Kaplan 125)。”小说主要是由西丽的书信构成，所有事件都由她的声音来讲述。在小说中，读者看不到任何一句直接引语，故事中所有人物的声音都要经过西丽的声音过滤才能传递到读者，这样一来，通过书信的形式，黑人女性成为讲述的主体。正是“直接引语”的缺失，边缘化了男性声音，而女性也摆脱了叙述困境，把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戴莎在《戴莎·罗斯》中也采用了类似于路易莎·皮凯的方式与白人周旋并获得胜利。该小说主要是关于主人公戴莎·罗斯的自由之路。小说的序幕及前两个部分主要由作者型的叙述者来叙述，第三部分和尾声的叙述者变成了戴莎·罗斯。戴莎·罗斯因参与奴隶叛乱被判死刑，但由于怀孕被判延缓执行。小说中的白人亚当为了撰写一本有利于奴隶管理的书，从中获利，所以希望通过采访戴莎，询问有关奴隶叛乱的细节。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亚当试图通过叙述偷换戴莎的故事为自己服务，而戴莎则努力摆脱亚当的叙述控制，捍卫自我发声的权力。亚当与戴莎的交谈看似由亚当控制，因为时间、地点以及谈话内容都是由亚当来确定。然而无论亚当问什么问题，戴莎坚持只讲自己愿意讲的故事，巧妙地回避了各种别有用心的问题。亚当的目的是探听奴隶叛乱的细节，但是戴莎避重就轻，借此机会简述了自己的历史，讲述了她的种植园经历，及造成叛乱的原因，对叛乱的细节不做正面回答(参见Schmudde 1—4)。戴莎不仅用自己的声音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还同时误导亚当，为自己成功逃脱打下基础。

黑人女性由于历史原因，总是处于历史的边缘地带。由于她们的声音被排斥，因此其经历长期成为男性或是白人的点缀。然而从蓄奴制时期开始，黑人女性在面对被定义的危机时，从未放弃用自己的口述方式来再现自己的经历，用自己的声音定义自我的身份，建构其主体性。

二、声音的权威与自由

黑人女性不仅利用口述传统掌控了对自己经历的再现方式，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讲述自己的故事，同时她们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也显示了黑人女性声音的巨大力量。对于黑人男性奴隶来说，读写能力与自由息息相关，他们甚至将读写能力与自由画上等号。然而对于黑人女性来说，她们主要用口头话语来为自己争取自由，在口述中显示出巨大的声音力量。与黑人男性不同，黑人女性似乎对于读写能力持谨慎的看法，某些作家甚至在其作品中透露出完全相反的观点，强调书写的危险性。

索吉娜·楚斯因其强大的话语力量而闻名于美国，她发表了各种演讲，成为废除奴隶制和争取女性权力的重要代表人物。这样一个知名的历史人物，本有很多机会可以学习识字，但她却拒绝学习，一直没有读写能力。楚斯在自己的叙述中十分强调自我的话语力量。在她讲述的故事中，读者不仅可以看到她用自己的声音反抗奴隶主以获得自身的自由，她同时也通过自己的话语力量为孩子赢得自由。楚斯的主人承诺要给予她自由，然而到了约定时间时，他却拒绝履行承诺。因此楚斯决定实行自我解放，离开了主人。当她的主人质问她：“你居然敢逃跑?”楚斯反驳道：“我是光明正大地离开，并没有逃跑。你承诺过要给我自由。”主人回答：“你必须跟我回去。”然而楚斯坚定地回答：“不，我不会跟你回去"(Truth29)。就这样，楚斯最终坚持没有回去。文本中以直接引语的形式引用了楚斯的话，强调了她如何用自己的声音来反驳和对抗奴隶主。当她的孩子被奴隶主非法卖到南方时，楚斯几乎跑遍整个纽约，发表各种演说，向大家讲述奴隶主非法贩卖其孩子的罪行，成功激起了社区群众的愤怒和同情，筹集到营救孩子的资金，找到律师，通过法律途径成功营救了自己的儿子，让其获得自由(Fulton 34—35)。

雅各布斯(Harriet Ann Jacobs，1813--1897)在其作品《女奴生平》(Incidents in the Life of a Slave Girl. Written by Herself, 1861)中也表现出了对书面语的警惕。首先，书面文字会留下证据，若被白人查到，这便成为奴隶致命的危险。为了防止奴隶之间私下往来，奴隶主常到奴隶家中去搜查。《女奴生平》中讲述了白人到奴隶家中搜查各种信件。另外，对于雅各布斯来说，书面文字成为奴隶主骚扰女奴的一种方式。雅各布斯的男主人开始只是在她耳边说一些淫秽话语，当他知道雅各布斯识字后，就经常给她写纸条。雅各布斯只能装作不识字来逃避主人的骚扰。识字不仅没有给雅各布斯带来自由，反而带来了困扰，因此她对书面文字一直保持警惕。在雅各布斯逃走后，为了孩子能够获得自由，她不惜暴露自己的身份，一定要亲自说服孩子的父亲，想办法解救自己的孩子。后来她又不惜暴露自己的藏身处，说服外婆为她向孩子的亲生父亲传递信息，让他给孩子们自由(Jacobs 870)。她本可以用书信传递信息的方式来完成这些事，但在《女奴生平》中，雅各布斯强调了自己宁愿冒生命危险也要亲自说服孩子的父亲和外婆，她更愿意相信自己话语力量。

蓄奴制时期，女奴叙事中的黑人女奴对书写文字的态度与男性奴隶不同，她们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警惕性。她们似乎更相信自身话语的力量，用自己的话语方式不仅为自己，也为家人获得了自由。这种传统在20世纪黑人女性的小说中也保留下来，她们对声音力量的肯定表现得非常明显。

事实上在一些黑人女性的小说中也表现出了对书面读写能力的警惕。在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 Walker, 1915-1998)的《禧年》(Jubilee，1966)中，主人公的爱人拟定了一个救出孩子和妻子的计划。他将计划写在纸上，交给一个黑人奴隶，让他帮忙传递信息。不幸的是该计划在半途被白人截获，计划落空。这个情节的设计就如《女奴叙事》中奴隶主搜查信件如出一辙，都体现出了书面信息的危险性。波勒·马歇尔(Paule Marshall，1929-  )在《褐姑娘，褐砖房》(Brown Girl，Brownstones，1959)中也讲述了西拉如何伪造了丈夫的书信，私下卖掉他在巴巴多斯的财产。可见，黑人女作家认为书面信息不仅可能创造虚假信息，也会带来危险，她们在小说中书写了话语声音的强大力量，用声音为自己赢得自由，可以说话语权力就等于自由。

《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中，珍妮处处显示了声音的力量，用强大的声音力量摆脱了前两次婚姻的束缚，获得了自由与真爱。第一次婚姻中，珍妮与洛根之间的对话大都由珍妮控制：珍妮总是能够主动发话，掌握话题的控制权，洛根则是被动回应；第二段婚姻中，珍妮的声音走向了公共空间。乔迪从一开始便告诉珍妮他要成为一个大人物(big voice)，珍妮最初被乔迪的话语力量征服。当乔迪成为镇长，拥有最高的决策权后便开始控制珍妮的声音和自由，但当珍妮在公开场合反抗乔迪，发出自己黑人女性的声音时，她“对乔的反驳是对他的致命一击，严重刺伤了他的虚荣心，打碎了他在家庭和在该镇的权威”（程锡麟118）。珍妮用自己的话语打败乔迪，赢得了自由。

波勒·马歇尔在小说《褐姑娘，褐砖房》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厨房中的诗人》中，马歇尔指出在一个由白人和黑人男性做主的世界，黑人女性无法容忍自己被隐形、被剥夺权力。话语就是她们唯一可以驾驭的反抗武器。正如在《褐姑娘，褐砖房》中，西拉的朋友弗洛丽对她说：“西拉，说你想说的话！在这个白人、男性统治的世界，你就必须把嘴当枪使”(Marshall 2009：58)。对于她们来说话语就是权力，是她们获得自由的武器。小说中，厨房这种在传统观念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女人私下属地成为女人探讨天下大事的地方，战争、政治、经济、宗教，无所不包。在《厨房里的诗人》中，马歇尔提到，“没有任何主题是她们驾驭不了的。她们的确会说一些八卦琐事，但是她们的对话同样涉及天下大事”(Marshall 1997：2074)。与之类似，《戴莎·罗斯》中的同名主人公与自己的伙伴们也是用口述方式传递信息，最后成功解救了戴莎。戴莎用自己的叙述误导亚当去追赶逃亡的奴隶，戴莎也在他眼皮底下用自己的方式联络了伙伴，并成功获救。

面对一个黑人被剥夺自由和权力的世界，黑人男性将读写能力与权力和自由相等同，而黑人女性则更多地是以口头话语作为武器，努力赢得权力和自由。对于她们来说话语就是权力，话语即自由。

三、历史的真实与传递

在非洲文化语境下，女性扮演着孩子的文化教育者的角色。社会学家埃达·米尔认为作为故事的讲述者(tale teller)和教育者(instructor)，女性在孩子的社会化过程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Wilentz 64)。黑人女性在其作品中书写了其声音的强大力量，她们用口述控制自己的再现方式，用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她们也用其话语力量赢得自己和家人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她们通过口述的方式讲述家族的故事，记录保存历史，并将其代代传递。

口述家族历史是黑人奴隶的家族传统。雅各布斯的《女奴生平》开篇即讲述了其家族的历史。叙述者指出，“这些故事是我祖母告诉我的”(Jacobs 751)。她不知道的家族故事由祖母来向她讲述，而她又将祖母讲述的家族故事，以及祖母的故事继续传递下去。女奴叙事的叙述者也承担了同样的责任，她们在讲述自我故事的时候，总是首先讲述家族的历史，她们也是在用口述的方式进行着家族历史的传递。《一个黑人女性，老伊丽莎白的回忆录》(Memoir of Old Elizabeth，a Colored Women，1863)一开篇先介绍了父母；而《玛蒂·杰克逊的故事》(The Story of Mattie J. Jackson，1866)开篇花大量篇幅讲述了自己家族自曾祖父时期开始的历史；《于黑暗中窥见光明，为自由而战》(From the Darkness Cometh the Light, or Struggle for Freedom, 1891)中也是开篇先介绍了叙述者的父母如何相遇的故事。显而易见这些故事都是由家族中的成员一代代地传递下去，他们以口述的形式将祖辈和自己的故事告知下一代，从而把家族的历史代代相传。

在《索吉娜·楚斯》的叙事中，楚斯告知读者虽然奴隶家庭被无情拆散，但她的父母却通过不断讲故事的方式来保存记忆，维系关系。她回忆起父母总是召集大家围坐在一起，向他们讲述被迫分离的亲人的故事(Truth 11)。楚斯父母对家族经历的不断重述，使奴隶家庭的历史得以延续。楚斯用父母的名字为四个孩子命名，通过口述的方式在保存自己的家族历史。虽然蓄奴制破坏了奴隶家庭，但是奴隶们却可以用口述的方式保存记忆与彼此的爱，从而维系家族的关系(Fulton 4-5)。

黑人女性用口述传递家族历史的方式在黑人女性的小说中也得到了继承。在《所罗门之歌》(Song ofSolomon, 1977)中，派拉特一直坚持父亲“一直唱下去”的叮嘱：她始终坚持传唱“焦糖人飞走了”这首歌，不仅传给自己的孩子，还在第一次见面时将这一记载了家族历史的歌传给了家族的男丁——奶娃。派拉特通过传递家族史的歌曲将家族的历史继承了下来，并传递给下一代。她临终之时要求奶娃为自己唱首歌，奶娃唱响了派拉特传递给他的有关家族历史的歌。不同的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派拉特创造了新历史，而奶娃也形成了对历史的新阐释。在他的歌声中“焦糖人”成为“焦糖女”（莫里森391）。黑人女性成为民族神话中会飞的英雄，成为家族史和民族史的象征。

小说《柯瑞格多拉》(Corregidora, 1975)讲述了尔莎·柯瑞格多拉一家四代女人的故事。老柯瑞格多拉对家族的四代女性直接或间接地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当奴隶制被废除时，所有关于奴隶制的官方文件均被烧毁，因此柯瑞格多拉家四代女人的使命就是通过口述记录经历，将历史真相代代相传，保留证据。小说开篇，叙述者兼主人公——尔莎就交代了柯瑞格多拉家女性的使命：

WINTER

我的曾祖母向祖母讲述她所经历而祖母没有经历的那部分；我的祖母又向我母亲讲述她和曾祖母的经历；而我的母亲则向我讲述她们三个的经历。我们理应这样将我们的经历一代代传递下去。这样一来就算他们烧掉所有的官方文件，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Jones 9)

几代以来，柯瑞格多拉家女人的使命就是孕育下一代，并将曾祖母的故事代代传递，为曾祖母讲述的事实作见证。然而尔莎被丈夫推下楼梯导致子宫被摘除，无法孕育下一代。尔莎虽不能生育，但作为一个布鲁斯音乐的歌者，她采用另一种口述形式，将家族的历史保留下来，并传递给更多的人。尔莎唱出了一首首关于新世界的歌，这首歌既关于自己，也关于先辈们。

口述传统在黑人文学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与黑人文学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有密切关系。口述作为黑人女性的话语武器，让黑人女性能够保持自我的主体性，能够用自己的声音，从自己的视角来定义自我的身份，也为她们在不公平的世界中争取自由与权力；最重要的是黑人女性通过口述，记录家族和民族的历史，并代代相传，与所谓的官方史形成有效的协商，也为阅读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

作者简介：方小莉，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叙事学方向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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