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秦郑国渠的引水方式
郑国渠是中国北方古代最有影响的水利工程，《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恤志》详细叙述了其修建过程和巨大功效，却没有明确记载是如何从泾河中引水入渠。到了明代，袁化中明确指出郑国渠渠首筑有石囷堰，又经过近现代水利、农史、考古等各方面学者的进一步论述，形成了颇有影响的郑国渠首筑有土石大坝的观点。一些水利史志学者也提出了郑国渠无坝自流引水的论点。我认为这两种观点的提出对解决这一问题有一定的贡献，但也都有无法通解之处，从实际遗存、文献记载、当时泾河水文特点及引浑淤灌性质来看，郑国渠初修时采取的是筑导流土堰壅水入渠的引水方式，后来转变为凿渠引水的方法。今特著文提出拙见，以求大家指正。
一、前人观点的提出及其发展
最早明确提出郑国渠筑石囷堰引水的是明代末期万历时代的袁化中。他在《开吊儿嘴议》中说：“昔韩恶秦之强也，阴使水工郑国人秦，兴水利以疲之。国使至秦北山之下，视泾河巨石磷磷约三四里许，而泾水流于其中，堪以作堰。于是立石囷以壅水，每行用一百余囷，凡一百十二行，借天生众石之力以为堰骨，又恃三四里许众石之多以为堰势，故泾水于此不甚激，亦不甚浊。且堰高地下,一泻百里,东投洛水,达于同州,灌田四万余顷,利何溥也。”袁化中是泾阳知县，对泾渠水利工程一定比较熟悉，其所论筑堤壅水入渠的原理也能够成立，故其观点在近现代产生了很大影响。
民国时代，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主持兴修泾惠渠之前，对古代泾渠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在明袁化中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郑国渠筑坝蓄水的观点。1923年其作《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引径第一期报告书》，在引述袁化中《开吊儿嘴议》以后，继续发挥说：“按此每囷宽广各丈，则行长百余丈。径谷狭隘，水面决不如是广，必积升甚高，使可有此数也。是则俨然一巨堰，不仅以之遏水，且以之蓄水矣。袁化中又云，泾流于此不甚激亦不甚浊。不激，停之功也；不浊，淀之功也，是岂非完全一水库耶！至郑堰何以能为如是之高，数十年而不堕，则半由人，半由地址之得势”。提出了郑国渠修石囷堰甚高且固，不仅“以之遏水，且以之蓄水”，“完全一水库”的观点。同年所著的《陕西渭北灌溉工程报告》以英文形式发表在《北京导报》上，更推测了郑国渠大坝的长度和高度：“郑国渠从泾河的谷口引水，灌溉面积四百多万亩，郑国渠坝必须建造的既坚且高，以储蓄地表水，才能灌如此广阔地区。一般认为郑国渠修坝的方法是用装满了石头的大笼子建造在天然基岩的河床上。这样的笼子有120排。每排有100多个。假定每个笼子的尺寸是直径10尺，高10尺。按现今泾河谷的地形，坝顶长度应有1000尺(305米)以上和坝高100尺(30.5米)以上”。
李仪祉先生关于郑国渠渠首筑坝蓄水形成一水库的观点较袁化中筑石堰壅水的认识大为发展。李先生是民国时中国最著名的水利专家，主持兴修了泾惠渠等，其论文又以中英文广泛传播，于是影响甚广。
1959年出版的《中国农学史》用《管子·度地》记载的水工技术说明郑国渠渠首不仅有拦河坝，而且还有导水路的工程：“秦代的郑国渠在工程的技术方面趋于复杂化，已具有科学的性质。这时工程分为三部：（1）渠口，在泾水通过仲山的山峡中做拦河坝，即《度地篇》所说的故高其上领，叙之。’（2）由渠口到灌溉渠中间要有导水路的工程。凡是大型灌溉工程都需要有这种导水路，从古以来陕甘叫做‘引水渠’，东北有的地方群众叫水‘脖子。’……郑国渠渠口由中山起至瓠口止，其导水路不过15一20里。(3)灌溉渠。此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源于《管子·度地》：“水可扼而使东西南北及高乎？……可。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 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中国农学史》解释说：“扼水使之东西南北，是用人工方法改变水流的方向。扼水使下向高，是用人工方法把低水引向高处，利用以灌田……‘高其上领，瓶之’，是在大河上游用石截河做拦河坝，我国从古相传叫做堰。‘尺有十’，是指拦河坝顶的宽度或坝身的高度。‘分之三’，是导水路与河水平行，在一定此的距离内做成三个拦河分坝。以上是渠口工程。‘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是由渠口到灌溉的导水路，这是从渠口到灌概渠之间的导水路工程”。可以说《中国农学史》对《管子·度地》的解释为郑国渠大坝蓄水说奠定了水工理论上的基础，许多农史学者著文时引用此一观点。
1985年开始，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对历代引泾水利工程之渠首遗址进行了近一年时间的考古调查、钻探与试掘工作，结果发现“在今泾阳县王桥乡上然村北，有一座东起泾河东岸木梳湾村南尖嘴，西至泾河西岸湾里王村南的大坝遗迹。该坝今残长1800多米，顶宽约10米，底宽150多米，距地表残高5一6米。根据大坝土质、包含物以及后代灰坑、墓葬的打破关系和热释光年代测定，可以断定它就是修筑于战国末期的秦郑国渠渠首大坝遗迹”。今残存于泾河一级阶地上的东段残坝是由一种富含有机质的土壤—黑红土和黄沙土与小砾石，按3:6:1的比例，均匀混合而成。坝土无明显夯砸痕迹，但有镇压层理(厚约40一100厘米)。”河面部分的350余米早被冲毁，而且可能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大坝。“就残存坝体看来，郑国渠大坝气势宏伟，结构合理，拦蓄力强。”在坝前形成一较大蓄水区，“若以坝前蓄水5米计，则可蓄水1500万立方米以上，相当现代一座中型水库”。同时，“从所残存的大坝等渠首工程遗迹，我们仍可以看出，郑国渠的渠首工程设计是比较完备的。现代水坝工程的所谓‘三大件’——拦河坝、退水槽、引水渠等配套设施，都已经完备”。考古工作者具体说明了郑国渠大坝的规模、形制、分布、物质构成和建筑方法，认为大坝具有拦河蓄水作用，其前形成了一中型水库，还确认有引水配套的退水槽与引水渠等，“由此可见，郑国渠大坝等渠首枢纽设施，基本上与近代水坝的科学规范相同。它是一座非常先进的水利工程建筑”。
考古专家“发现和确认了郑国渠大坝”，认定郑国渠首筑有拦河坝，用蓄水方式引流入渠。此观点确实造成了很大轰动，1986年的7月3日《人民日报》、7月4日《陕西日报》与8月22日《文物报》都对此进行了专门报道，《新华文摘》1987年第1期摘编有《郑国渠首发现我国最早的拦河坝遗址》，认为“这是我国迄今已发现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拦河坝”。《农业考古》1987年2期发表有题为《陕西发现秦代郑国渠拦河坝和水库遗址》的文章。
最早是明代袁化中筑石囷堰的古典记载，近代有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的判定，加上农史学者从《管子·度地》中找到的水工理论上的依据，最后又由考古人员在现场找到了残存的所谓渠首大坝遗迹。不同专业的学者从多方面相互论证，从而使郑国渠大坝蓄水的观点逐渐发展形成并流行于国内外学术界。
就在郑国渠首筑坝蓄水观点引起学界轰动之时，水利史志学者也开始深入现场，开展深入的调查研究。他们与考古专家相互交流，但所得结论却完全不同，陕西省泾惠渠管理局1986年8月刊印的调查小组所著《历代引泾渠首遗迹调查报告》认为：“在二千二百多年以前的战国时代，修建拦河坝并形成水库，客观条件是不具备的”。后来《泾惠渠志》主编叶遇春先生著文多篇，不仅论证了郑国渠首筑坝拦河蓄水的不可能性，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无坝自流引水的观点。“从历史记载分析，郑国渠的引水方式，《史记》《汉书》的一致记载是‘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即无坝自流引水”。现场勘查发现两个引水渠口，一个距今泾惠渠引水闸4850米，上口宽19米，底宽4.5米，渠深7米；另一个在其南100米，上口宽20米，底宽3米，渠深8米。两渠皆座落于砂砾石层之上，高程基本一致。“按照历史记载、地形情况及古渠首遗迹等判断，此处应为郑国渠首位置”。二引水口向东南合成一渠，又向东直到古惠民桥约长500余米，与东部的郑国渠故道相接。至于考古人员发现的所谓郑国渠大坝，“经考察认为，由尖嘴到泾河东岸现有的这道土梁，其东部1400米原为郑白二渠故道，从万分之一的地形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原渠遗迹……土梁西部长约450米，其形状即报上所述土坝断面，以其位置和长度分析，可能是郑国渠开渠或淘修时的弃土，置于渠道之南侧，在低台地上形成拦洪土堤，利于引洪入渠，并非所谓昔日的泾河拦河大坝”。“这些引水口、引水渠及挡水土堤遗迹，构成了郑国渠较为完整的无坝引洪灌溉渠首布局”。
综括上述，随着学术的深入发展和不同学科的相互交流，历史上记载简略的郑国渠引水方式这个问题逐渐引起大家注意，并从各种角度提供论据进行论证，逐渐形成了两大对立的学术观点，或曰筑坝成库蓄水，或曰无坝自流引水。
二、对前人观点的评述
上述各家观点对郑国渠引水方式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都作出了一定贡献，但也都存在着偏颇之处，在实际遗存与文献记载上皆很难通解，无法使人信服。
袁化中第一次提出了郑国渠渠首引水的具体方式，引起大家对此问题的注意和研究，且其筑堰壅水观点也有一定道理，这是其贡献。但是其对堰的具体描写，即在泾河中流修筑的石囷堰，“每行一百余囷，凡一百十二行，”却是根据元明时代泾堰的实际来推测的，如元人李好文说：“本朝因前代故迹初修洪口石堰，当河中流，直抵两岸，立石囷以壅水，困行东西长八百五十尺，每行一百零六个，计十一行，阔八十五尺”。其观点以今例古，当然很难成立。
李仪祉先生认为郑国渠首筑有长305米高30.5米的大坝除了依据袁化中观点外，其余几乎全是假定和推测。其所说石囷120行和每行为百余个，是引用袁化中的数据，而石囷为高10尺的正方体，虽有来历，但石囷十层筑成的大坝高度却是完全假设的，坝长也不全按袁化中数据，而是据今日泾水河谷地形宽度推测的。如上所论袁化中观点很难成立，则建立在其基础上进行大胆推论的李仪祉先生观点也就完全失去了依据。1935年李先生著《黄河流域之水库问题》，认为在高含沙河流上建筑水库很困难：“黄河河水含沙量以重量言，有高至百分之五十者，是则非水而成泥浆。洛河亦达百分之三十，渭河百分之四十。是以言水库问题，实不易解决。在洛惠渠曾建十五公尺坝，八日后全为泥沙所淤积，由此可想见一般矣。”泾河也是典型的高泥沙河流，在其上建高坝水库谈何容易。这才是李先生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
《中国农学史》对《管子》的解释有许多不可理解甚或错误之处，比如其释“尺有十”是指“拦河坝的宽度或坝身的高度，”并无任何依据；“分之三”释为“做成三个拦河分坝”更是不可理解，一是三个拦河分坝的含义是啥，不明确，二是既做拦河坝，又做拦河分坝，也令人费解；又释“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是指“从渠口到灌溉渠之间的导水路工程”，也说不通，为何导水路要做49里长呢？其谓“郑国渠渠口由中山起至瓠口止，其导水路不过15一20里”，则导水路与渠道又有何区别呢？
我认为《中国水利史稿》对《管子·度地》的解释很正确，其认为：“引水，首先要修建渠首取水建筑物，瓴瓶之，也就是说干渠进口(瓴),要用砖瓦等修砌(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这里`有’即`又’，‘尺有十分之，就是一寸。若渠道断面较均匀，在三里的距离内，渠底降落四十九寸，在这样坡降的渠道里，则`水可走也。`三里满四十九，大约相当千分之一的坡降”。《管子·度地》说的是砖砌取水口和渠道比降，根本没有说到拦河坝、拦河分坝、导水路工程之类的渠首建筑，所以它绝对不能作为郑国渠筑有拦河坝的水工理论依据。
考古人员对郑国渠引水方式问题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首先，他们长期深入现场勘查，找出了2200年前郑国渠渠首的遗存—由尖嘴向西延伸1800余米的高大土梁，而且用各种方法证明其时代，尤其是土梁之上发现有判明为西汉时代的墓葬、陶窑和秦至西汉早期的五角形陶质水道，使该遗址被确认为战国末期的秦郑国渠渠首遗存。虽有不少学者对考古学者判定此遗址为郑国渠拦河大坝提出质疑，却都公认此遗址时代属战国末期。郑国渠首遗迹的确认为解决郑国渠引水方式等许多学术问题奠定了基础，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其次，考古工作者发表和宣传自己的研究成果，引起政府部门和学术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使包括郑国渠在内的历代引泾遗址成为国家级文保单位，而有关郑国渠引水方式的争论也成为学界热点问题，这些都可以促进对此问题的深入研究。
但是，考古人员把其发现的土梁视作郑国渠拦河大坝，认为大坝“确实起到了拦蓄河水、调节水量的作用”，使得各级报刊报道时提出了郑国渠大坝拦河蓄水形成水库的观点，库区范围是“南至大坝，西北至泾河西岸，东北至高台地下缘，这块平面呈三角形的地带为蓄水区”，且认为：“大坝内侧有砾石与白沙土淤积层，说明秦时在这里蓄过水”。郑国渠筑坝拦河建库蓄水的观点发表以后，立即遭到水利史志工作者的反对，叶遇春先生著有《郑国渠渠首引水方式辨析》一文，从郑国渠总体规划、渠首地带淤积情况、渠库并存的矛盾、所谓“拦河坝”遗迹、土质、蓄水区范围、输水设施、泄水设施、郑国渠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记载等10个方面论述了水库蓄水方式的不能成立。李林、谢方五先生又著《郑国渠是否有世界上最高的第一座土石大坝》《郑国坝析疑》二文，也认为郑国渠筑坝蓄水观点是不正确的。我认为他们的论述很有道理，从现存遗迹、文献记载及水工原理上讲，郑国渠筑坝蓄水说无法成立。
现存遗迹不仅无法指认考古人员所说的退水槽、溢洪设施等配套工程的遗迹，看不出郑国渠“完备的渠首枢纽建筑”，而且连考古人员所谓“直横河谷，壅拦泾水”的拦河大坝也不能确认。1967年测绘的万分之一地形图较清晰地反映了郑国渠渠首一带地貌特征，见附图1郑国渠、白渠渠首遗迹图。从中确实可看出存在着一个土梁，它从东部尖嘴经古马道桥、古惠民桥向西达到泾河东岸。但却很难判定它是拦河大坝，因为土梁延伸到泾河东岸，全长1800余米，与考古人员所说“西至泾河西岸湾里王村南的大坝遗迹”完全不同。考古人员也承认“大坝西段为泾河河谷冲毁，已无痕可寻”，“当时文献记载不清(实际是没有记载)，今实物亦未发现”。那么，其筑有拦河坝的判断就缺乏可靠的依据，仅一句被水冲走难以服人。而且土梁东部至惠民桥一段1400余米，较惠民桥以西部分宽阔且均向北偏出，中间有一凹形低槽，显系渠道遗存，应是郑国渠故道遗存，而不是拦河坝。只有古惠民桥向西一段约450米土梁的形状符合考古人员描述的断面。此段土梁没有夯筑痕迹，经泾惠渠管理局取土测验，其土壤重仅1.17一1·21，以此类建筑当作拦河坝之一部分无疑存在安全稳定问题。战国时期，夯筑技术已为人们普遍掌握，秦都雍城、咸阳的夯土建筑遗迹多有发现，如果秦人要修筑拦河大坝，不加夯筑是不可能的。
总之，考古人员发现的郑国渠首遗迹，只有郑国渠道一段故道和连接故道上游南侧的一段土梁，根本没有退水槽、溢洪设施的遗存，也无法证明拦河坝的修筑，绝对不能算发现了郑国渠“完备的渠首枢纽建筑”。
从文献记载上分析，《史记·河渠书》与《汉书·沟恤志》对郑国渠渠首的记载完全一致：“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水经·沮水注》也基本相同：“凿泾引水，渭之郑渠，渠首上承泾水于中山西瓠口。”如果郑国渠是筑坝拦河蓄水方式，文献只要改一个字，将“凿”改为“拦”或“截”，并不增加篇幅，就可以正确地反映出这一重要工程实际啦。司马迁、班固、郦道元这些著名历史或地理学家能有一致的记载，只能反映郑国渠不可能筑有拦截泾河的大坝。
从水工原理上分析，郑国渠筑坝形成水库也是不可能的。泾河是一个流量变幅很大的中等河流，据现代水文观测，年径流量为19.3亿米“，最大洪水流量9200米“/秒，常流量15一30米3/秒。所谓郑国渠坝前水库的有效库容在800万米3以下，此有效库容仅相当于一次中常洪水量的十分之一，涨洪时洪峰未到，库已蓄满，大量洪水要通过泄洪设施下泄，泄洪设施就会变成河道。以泾河四年一遇的洪水流量3000米3/秒、流速2米/秒推算，泄洪道过水断面需要宽达200一300米，水深5一.75米，泄洪道底部低于水库死水位，有效库容消失了。但不修泄洪设施,势必坝决库毁。可见在泾河上修建这么小的水库,泄洪设施不修不得了，修了了不得，存在着人力无法克服的根本性矛盾。
其次，泾河含沙量特大，秦汉时已是“填阏之水”，号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据现代文水资料，泾河年输沙量为2.65亿吨，既使有1l/0泥沙沉积库中，不到一年即可淤满水库，如遇稍大一点的洪水，一场洪水已是满库泥沙，根本无法调节水量。
第三，报载“大坝内侧有砾石与白砂土淤积层，说明秦时在这里蓄过水”,并不符合水库淤积规律。一般说来，进入水库的水流会逐渐减速，挟砂能力也随之降低，故而较重的砾石、卵石等物质应淤积于库区上游。报载土梁内侧有砾石与白砂土淤积层正说明这一地带实际上未曾有筑坝成库的蓄水现象。
第四,《史记》等明确记载，郑国渠是“引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的引浑淤灌性质，《汉书》也肯定了此点：“郑国在前，白渠起后…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所谓郑国渠首筑坝拦河蓄水的“引清”方式与上述引浑淤灌实际相矛盾。水利史志学者的主要贡献是从各种角度对大坝蓄水说进行了驳论，其论证深入细致，确实可使人认识到大坝蓄水说的不能成立。他们强调郑国渠无坝自流引水，并确认出两个引水渠口，对此问题的深入研讨也有促进作用。但其观点即无坝自流引水也有自相矛盾之处，既然有两渠口自流引水入渠，为何又指认其南侧30一100米外的土梁“是挡水土堤，以利于引洪入渠”呢！如果挡水土堤起到了壅水“引洪人渠”的作用，则其指认的古惠民桥以西至两引水口之间的郑国渠故道将全部失去作用，且有被洪水泥沙淤塞的可能性，两引水口的自流作用也就无从谈起，今天也无从清晰地从地面上看到渠道和堤岸的遗存。自流说的学者批评大坝说时认为，“很明显的道理，在同一个引水系统，凿渠引水与建库蓄水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但自己却又把凿渠引水与筑堤挡水放在了一起，这又作何解释呢？且其所谓土堤积土来源于开渠或清淤弃土的观点也无直接依据，因为渠与堤相距甚远，东部是30余米而到西头而达到百余米，且土堤上下层质地均匀，有镇压层理，厚约40一100厘米，很像一次性建筑而成，与清淤弃土那样多年堆积而成有差别。如此看来，土堤的建筑应该有其独特作用，把它当作引水渠的副产品似乎不符合历史实际。
三、郑国渠引水方式之我见
从郑国渠引浑淤灌对渠首的工程技术要求与当时瓠口一带地形水文环境来衡量现代学者发现的郑国渠首遗存，我认为，郑国渠建造之初采取的是筑导流堰壅水入渠的引水方式，考古人员发现土梁的古惠民桥以西部分应该是郑国渠导流堰的遗存，其东侧则是郑国渠故道。后来由于河道的发育演变逐渐开始在导流堰上游开渠引水，尤其是六辅渠建成后，其利用郑国渠首引泾且是常流时引水浇田，故开渠直接引水方式占据了主要地位，水利史志学者发现的两引水口及其引水渠道应该是六辅渠建成后郑国渠首的引水工程。
《史记·河渠书》明记郑国渠“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唐人颜师古释曰：“注，引也；於读与淤同，音于据反；填阏谓壅泥也。言引淤浊之水灌泽卤之田，更令肥美。”是郑国渠乃引高含泥沙的泾水淤灌低洼沼泽盐碱之地，起到淤高地面，改良沼泽盐碱为沃野良田的功效。郑国渠的这种引浑淤灌性质决定了其只能在洪水期引水，而洪水期河流水量大，流速急，常常冲淤和泛涨，故对渠首的位置选择和渠首工程有较为严格的要求。第一，渠首应选定在河床较窄、少崩塌的地方，保证能长期使用并能安全泄洪。第二，渠道工程一般由导流堰、引洪口、渠道三部分组成，参见附图2引浑淤灌的导流堰示意图。导流堰，也叫导洪堰，是在引洪口向河中心修筑适当长度的土堰，有一定壅水作用，并能控制洪水流路，导洪入渠。在河道较宽与洪水位较低时为保证一定的引洪流量必须如此。导流堰不横亘河谷，称不上拦河堰(坝)。这两个原则也成为我们判定遗存至今的郑国渠首引水建筑发挥如何作用的重要依据。
泾河出九峻山、仲山之石质山口后流入古洪积层上，由于河形骤宽，流速顿减，河漫滩发育，河曲也随之出现。以泾河出山口为顶点向下游，河漫滩渐为扩展，左岸至今木梳湾村南尖嘴形成第一河曲，又向南至王桥西街形成第二河曲。它们与河西岸的九峻山坡前缓丘地貌相对应，450米等高线正好形成一个“瓠(葫芦)”状的大河曲地貌，古人形象地称此地带为“瓠口”。今日发现的郑国渠渠首建筑遗迹正位于“瓠”状地形的细腰部，东有北山老洪积扇向西伸出的尖嘴，西有湾里王村南的缓丘台地向东发展，形成一处峡口，是泾河出山口最窄的地方。郑国渠选择此处作为引水位置，正符合淤灌对渠首位置的要求。
此处虽为峡口地形，但仍宽达2300余米。其前三角形地带是泾河出山口的洪积扇范围，战国末期泾河在此的河床相对较浅且宽阔，大约深5一6米，与今日泾水河床深达22米，不可同日而语。受下部峡口地形的影响，洪水到来时会形成一道壅水，洪水至此受阻就会溢向整个三角形地带的洪积滩，落洪后又归于河床。河床浅宽，洪水泛溢范围广大，水深自然会降低，这种水文环境正要求引浑水时必须修建导流堰。就现存遗迹看，郑国渠渠首的导流堰由古惠民桥一带接引洪口，向西延伸450余米，是一座由黑红土、黄沙土与小砾石按3:6:1的比例混合堆积而成的土堰，有镇压层理，具备一定的抗冲蚀能力。堰体为一梯形断面，迎水坡坡比约1:6，背水坡坡比约1:10，下底宽达100一150米，壅水作用明显。从物质组成上推测，导流堰的土方主要源于其前侧的河漫滩地，这样修筑起来不仅节省人力，而且会在堰前形成大面积的低洼地面，从而加强导流堰集水壅水导洪的作用。
总起来看，我认为郑国渠修建之初，泾水河床较浅，更由于峡口束壅，一般规模的洪水都可以泛涨到其东侧的冲积扇上形成广大的河漫滩。郑国渠在峡口筑引水渠和导洪堰，在堰前造成一集洪区，引取浑水很方便，是一个符合水工技术原理的引洪渠首。
郑国渠筑导流堰壅水入渠的引水方式不仅符合今日发现郑国渠首遗迹的实际，适合当时瓠口的水文地形特征，达到了洪水期引浑淤灌的技术要求，而且也与文献记载相一致。郑国渠引水渠已经深入到峡口中部的古惠民桥附近，导流堰自然地向前伸延。此导流堰与引水渠均是挖掘原冲积层上的泥土进行简单镇压堆积而成，区别只是导流堰把渠道的北岸取消或移加于南岸之上。且导流路线较短，没有拦截河床，仅起到壅水导流作用，文献用“凿泾水”来描述整个郑国渠渠首也很自然。
泾河谷地东侧导流土堰的修筑与利用，阻壅了冲积扇东部的水流，使其泥沙沉积速度加快，导致地面逐渐抬升。而导流堰以西为泾河主流所经，侧蚀与下切也会相应地加速，河床不仅会向西扩大，而且还会逐渐刷深。郑国渠渠首地形的如此变化，会引起一般洪水来临时较少或根本没有涨溢到导流堰的集水区域，导致入渠水头不够或根本引不来水。为保证引泾入渠的水量，只有在导流堰上游开凿渠道，向前伸向河床中心引水。这种方式在初时尚无固定渠道和引水口，因为导流堰仍起主要作用，洪水高涨时引水渠会被较快的淤塞。后来在郑国渠支流六辅渠建成后，凿渠直接引泾才成为郑国渠主要的引水方式。
郑国渠修成136年后的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卯之田。”据颜师古注，六辅渠是在郑国渠南岸所开的六道支渠，引郑渠之水浇灌原来未得郑国渠浇灌的相对高一些的农田，我认为它改变了郑国渠引浑淤灌的性质，成为引平流浇灌农作物的完整意义上的灌溉水利工程。这样郑国渠的引水方式也随之发生较大变化，从主要由导流堰塞水入渠转变为延长引水渠直接从泾河中引水的方式。现存二个引水口及其引水渠就是这个时侯的主要引水路线。
本文原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期。特别说明：为便于排版删除了注释。
作者简介
李令福，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导。兼任中国古都学会秘书长。先后出版《关中水利开发与环境》等专著5部，编著书籍4部，发表论文8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课题1项，获得省部级奖励4项，其他奖励7项。参与陕西省及西安市城市建设，主持一系列实际应用性的科学研究，比如围绕着大唐芙蓉园的唐文化、汉唐昆明池的水文化、大明宫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复兴唐华清宫的历史依据、榆林历史文化资源的特色、西安航天基地文化生态园建设等，共开展了十几个相关的课题研究，为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历史文化资源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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