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地中海的书写：当代法国作家的阿尔及利亚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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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有着漫长殖民历史的阿尔及利亚与法国的关系难分难解，在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的生平和作品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位重要作家阿尔贝•加缪、埃莱娜•西克苏和雅克•德里达便在写作中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向这归不得的故乡遥遥致意。在他们那里，阿尔及利亚早已不仅仅指代一个现实的地域，它意味着差异性，他者，无解的疑难，文字的漂泊。本文试图通过解读这几位作家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自传性文本，辨析阿尔及利亚是如何在深层的隐喻维度上构成了对其法语书写的解构与改造，也更新了其记忆、想象和虚构的空间。
作者简介
魏柯玲，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副教授，研究领域为法国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
Title
Writing towards the Mediterranean: Contemporary French Writers’ Algetia Nostalgia
Abstract
The relation between Algeria and France is full of conflicts and tension, and profoundly influenced many French writers. Among them are Albert Camus, Hélène Cixous and Jacques Derrida, who paid tribute in different ways to their homeland. For them, Algeria is not only a real country, but also a metaphor of difference, alterity and aporia.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way in which Algeria deconstructed and renewed their writing, and constituted a space of memory, imagination and fiction.
Author
Wei Keling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French,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Her main research areas are French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ies.
Email: kelingwei@ruc.edu.cn
阿尔及尔敞开在天空下，仿佛一张嘴或 一道伤口。
阿尔贝•加缪
我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时间里一直梦想着有一天抵达阿尔及利亚……
埃莱娜•西克苏
沉迷在内与外之间，家与国之间，源头与河口之间，河流与我们的地中海之间……
雅克•德里达
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史长达一百多年（1830—1962），又经历了近8年的独立战争（1954—1962），其间的政治危机直接导致了戴高乐再次上台和第五共和国的建立。两国之间的关系混杂着种族、语言、宗教、伦理和社会问题，充满深刻的矛盾和悖谬，也刻下了难言的创伤与困惑，至今难以消弭。那么，在阿尔及利亚独立50多年后的今天，对于这个曾被利奥塔称为“无从措手”的国度（Lyotard 33-39），我们还能够进行怎样的思考呢？越过漫长的时间距离，在当今多元歧杂的后殖民、后现代，乃至极端当代的语境下，是否终于有可能更深地体认其政治和历史意义，以及对于本文的论题而言的文学与哲学意义？还有，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即20世纪法国大批重要作家和思想家都与阿尔及利亚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①特别是大量涌现的以阿尔及利亚为背景的书写——来自阿尔及利亚、关于阿尔及利亚、背抵阿尔及利亚、朝向阿尔及利亚的书写？
这些问题让我们将三位作家联系起来：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埃莱娜•西克苏（Hélène Cixous）、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他们的写作范畴与文风殊然有别，前者亦非后两者的同代人，但阿尔及利亚却如同一条或隐或显的线索将之相连。他们都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并在那里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后归居法国：加缪身为“黑脚”，②西克苏和德里达则是犹太裔。罗伯特•杨将这批知识人称为“非本义的阿尔及利亚人”。③这一说法恰当地描述了他们与阿尔及利亚复杂难解的关系：充满歧义的，非从属性的，非认同性的。亦可称为“转义”的，因为阿尔及利亚早已不仅仅指代一个现实的国家，它意味着差异、割裂，存在于内心的他性，无解的疑难。这批人正是从那里出发，回到法国“本土”，对深植其间的种种文化、语言及意识形态的“正题（doxa）”加以批判和解构。由此，重读他们以跨越地中海的记忆编织而成的文本，便是在深层的隐喻维度上对阿尔及利亚进行再思考，思考其所带来的颠覆性与陌生性，思考其对所谓法国文学以及这些被称为法国作家的冲击。也是试图理解阿尔及利亚在这些文本中如何成为了隐喻与象征、灵感与启示、向往与怀恋、一个归不得的归宿、一腔无解的乡愁、一处文字的流浪之所。
加缪身后发表的最终作品《第一个人》是一部充满阿尔及利亚气息的自传小说，作者借文学写作传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在书写中实现了语言、族群、代际的和解。在德里达那里，阿尔及利亚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是以逻各斯-欧洲中心主义为基础的（后）殖民体系始终敞开的一道缺口。他在具有隐秘自传性的《割礼忏悔录》中，一面对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加以引用和评论，一面呈现出语言与体类的多重叙述层次。在数年之后的著作《他者的单一语言》里，德里达再次把对他者的质询建立在对语言的思考之上。身为女性的西克苏则不间断地向阿尔及利亚归去，在生存、梦呓和写作过程中，在对母亲的频频回顾中。在她那里，阿尔及利亚首先是女性的（大写的“她”）：她所身体力行的“女性书写（écrire au féminin）”意味着将记忆/遗忘的印记镌刻于文字之肉身，在脱缰的书写中缓解那一种无尽“抵达”④的疯狂欲望。
在这些作者那里，阿尔及利亚构成了一个激发并调动起整个书写过程的动机（motif）——理由、素材、主题、意象，如诗歌中的迭句一般拍打着节律。本文无意对三位作者进行主题性的比较，只试图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探讨其中的阿尔及利亚动机，并辨析由此产生的张力和疑难，以及对其书写的塑造。这些文本大致可称为自传性的，虽然传统自传体裁的“契约”⑤及实践在他们笔下已被大幅度地更新和改造。
01
加缪的阿尔及利亚自传⑥
加缪于1960年遭遇车祸身亡时，身边携带着未完成的《第一个人》手稿。这部作品再次散发出作家早年文集《婚礼》中浓重的地中海抒情气质。就在独立战争将法国与阿尔及利亚完全撕裂的当口，加缪兀自幻想着第三条道路，“第三阵营”，一种“自由的联盟”，可以让不同的族群“共同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Camus, Actuelles 12, 28, 129）。这在当时的情境下显然无人理解和响应。他于是遁入沉默的写作，在自传小说《第一个人》中回忆童年和家族史。小说具有一种巨大的质朴力量：土地、阳光、大海、母亲，物质的匮乏，无根的“第一个人”。这同时又是一部高度“介入”的作品：不是萨特式的介入，而是以叙述、描绘、记忆的姿态，在文字中实现诗性的介入。用书写与撕裂相对抗。
首先是内心的撕裂。阿尔及利亚童年所刻下的是身份的混乱：既非阿尔及利亚人又非法国人，既是阿尔及利亚人又是法国人，原生地的异乡人，置身难以维系的两者之间。叙事者说：“地中海将我一分为二，一边是中规中矩的空间，保存着所有的回忆与姓名，另一边，无垠的沙漠之风湮灭了人群的痕迹”（Camus, Le Premier homme 181）。阿尔及利亚还是矛盾与对立聚积之地：一面是无上的自然之美，另一面是极端的贫困与不公。加缪的写作便开始于叙事上的分离。在这里，传统自传体裁的作者-叙事者-人物之间的同一性被打破，通常的第一人称“我”变为第三人称“他”，作者“阿尔贝•加缪”隐身于小说人物“雅克•考莫里”。人称代词的变化带来叙事角度的移动：第三人称指向的是缺席者，他“不具有同一性；人称的？非人称的？尚未到来又早已远去”（Blanchot 14）。这个“他”仍然保留着第一人称叙事的内在视角，但不再具有“我”作为“叙述主体”的主宰地位和确定性。整个叙事混合了多重角度、语态、时态及笔调：自传的，甚至是私密的追忆；关于父母的家族回忆；一代代人遭到放逐的集体经验；还有幻觉与梦魇交织的虚构空间。
其次是与源头的割裂。这无根的“第一人”本由某种历史性和谱系构成，其线索尚有待追踪和再造。而探寻自我的雅克•考莫里先要寻找的是那个最亲密最陌生的他者：父亲。他在父亲墓前的沉思构成了全文叙事的枢纽——“就在这一刻他在墓碑上读到了父亲的出生日期，他发现自己此前并不知晓。随后他读到了那两个日子‘1885—1914’，机械地作了个心算：29岁。一个念头突然击中了他，令他全身战栗。他时年40。埋葬在这块墓碑下的人，这曾是他父亲的人，比他年轻”（Camus, Le Premier homme 29）。
比儿子年轻的父亲。这一有悖常理的发现将人物掷入“陌生的晕眩”，揭示出身世的危机和时间之“疯狂”，它所依循的不再是“自然的秩序”而是“死亡的秩序”：“他一动不动，对这些墓碑视而不见，时间的河流在他周围激荡碎裂，岁月不再沿着朝向终点的巨流顺序流淌，而不过是碎浪、喧哗、漩涡”（Camus, Le Premier homme 23, 25, 30）。因战争与殖民机器而奔突无序的历史狂潮令整个叙事坍塌。正如作家本人的解释（原书注释）：“在父亲的坟头他感到时间的断裂——这新的时间顺序亦即本书的时间顺序”（Camus, Le Premier homme 317）。叙事时间就此分崩离析，枝蔓横生。而崩塌的时间与断裂的叙事则注定是阿尔及利亚叙述文本的命运。
这割裂也与母亲的形象相联：象征着源头的母亲却来自他乡（她是西班牙族裔）；象征着“母”语的她却“孤立于自己半聋的世界和语言的窘迫”（Camus, Le Premier homme60）。用同样以法语写作的阿尔及利亚当代女作家阿希亚•吉耶巴（Assia Djebar）的话来说，对于这些“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考莫里的母亲象征着“非母语”的他者（Djebar 31）。叙事者于是必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复调语言，一种多重的书写，不是“我的”，而是“我们的”，是这些无所归属的“黑脚”的，也是那些被剥夺的“原乡人”的。
雅克•考莫里的出生场景带有强烈的神话和宗教气息。伴随着暴风雨，初生婴儿微弱的啼声穿透黑夜，宣告着这耶稣般“第一人”的降临。“第一个”，因为他降落于陌生之地，没有维系，没有参照，却如同恩赐，不是来自神宠，而是来自族群的融合。在这个场景中，雅克•考莫里的父亲同一位老阿拉伯人紧紧地挨在一起，两个男人“挤在同一个布袋下［避雨］”（Camus, Le Premier homme 23），好像分享着同一件外衣，同样的温暖，他们身体的接触寓示了超越种族与社会冲突的无声悲悯。
《第一个人》因而既是成长小说又是具有遗嘱性的见证小说，尤其是一部爱与和解的作品。加缪的政治与伦理立场在此化为诗性的立场与行动，创造出的是一部混合了时事、殖民史、族群与家庭、想象与记忆的阿尔及利亚自传。
“未尽的死亡”不间断地到来，就在这部手稿未完成的过程当中；手稿本身就此成为孤儿，成为墓志铭。而文本之外作家悲剧的宿命却似乎冥冥中暗合了作品内在的诗化要求，正如加缪早已强调指出的：“此书应该是未完成的”（Camus, Le Premier homme 288）。因为有关阿尔及利亚的书写注定未竟，注定要不断地重新开始，重新求索。
02
西克苏的无尽“抵达（arrivance）”
对于埃莱娜•西克苏，缺失始于最初；是乡愁，也是错过。她追忆并构建阿尔及利亚的作品《野女人的遐想》（Les rêveries de la femme sauvage）便开始于一段关于遗失的记述。巨大的，无可弥补的失落，她说。遗失的是一些在夜里摸索着写下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文字。这些文字在天亮时消失无踪，叙事者在翻找之后徒余失落。全书因而从一开始便笼罩在缺失之中——有关阿尔及利亚的过去已然缺失，记载这缺失过去的文字再次缺失——但又以重写的姿态意欲挽回这双重缺失。凭借记忆重新写下的几行字于是再次彰显了文字作为替补的力量：“我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时间里一直梦想着有一天抵达阿尔及利亚，为了抵达我会不顾一切……”（Cixous, Les rêveries de la femme sauvage 9）在此，译文中无法传达的叠韵、重复、多重时态等展现出一个极其主观化的阿尔及利亚。它变身为隐喻的叙事场景，演绎着女叙事者的孤独遐想——熟读卢梭的西克苏自然也在这含蓄的指涉中向那位孤独漫步者致敬。⑦需要说明的是，“野女人”这一称谓来自阿尔及尔附近的地名“野女人谷”：这个传说中野女人出没的神秘所在凝聚着关于女性的原初想象——动物性、感性、本能、深邃和幽暗，恐惧与拒斥。这是一个双重隐喻和指涉：既是与“理性”的法国相对的“野性”的阿尔及利亚，也是刻意模糊叙事路径的女叙事者，她以原始女性之“野”对抗殖民者之“文明”，以恣意的书写对抗话语的权力和暴力。
这里上演着一出真正的爱情故事，如下文所示：
是的，这确实是与阿尔及利亚之间所发生的，就在我生活在其中之时：我拥有她，怀抱她——我不再拥有她，我从未拥有过她，我从未亲吻过她。准确地说：我追逐着她，她并不远，我住在阿尔及利亚，先在奥兰后在阿尔及尔，我生活在奥兰市内我寻找着她随后我生活在阿尔及尔市内我寻找着一个入口她逃脱了我，就在她的土地上，在我的脚下她让我始终难以触及，我希望大门打开，现在我必须做到终于能够讲述这场远征，在其中我倾尽全部生命的力量奔向阿尔及利亚，[……] （Cixous, Les rêveries de la femme sauvage 13-14）
触摸、亲吻、追逐、寻找：这些词汇描述着类于情爱的经验，纠缠不休却又一无所获。这个阿尔及利亚游移不定（“她逃脱我”），不可触摸（“她让我难以触及”），虽然就在身边（“她并不远”）。一场对阿尔及利亚闪烁真相的追逐，始终是亲近中的疏离，熟悉中的陌生。文本所呈现的是“抵达（arriver）”的过程：不是“抵达某地”，而是等待着一个动词的“终于能够……（arriver à ...）”。最终到达的不是实在的阿尔及利亚，而是终于能够述说和书写阿尔及利亚。这关于“抵达”本身的经验或可用西克苏创造的词称之为“阿尔及利亚抵达（Algériance）”。⑧这里的“-ance”是个带有现在分词意味的后缀，它将动词凝固于现场和瞬间，既保持着动词的动感又带来名词的质感。它描绘出在运动中突然停顿的冲力，仿佛“在我记忆的遗忘画廊中刚刚半开半掩的一扇门”（Cixous, Les rêveries de la femme sauvage 9）。亦或这个“-ance”也是德里达所说的“延异（différance）”的一部分，即作为原初差异性及替补痕迹而呈现的文字与书写。
西克苏的叙述围绕着儿时发生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些日常事件（关于自行车，狗，等等）展开，却不无夸张地使用大写（le Vélo, le Chien），使这些平凡无奇的普通名词变成为重大主题。种种不适、不解、伤痛之感来自人们对阿尔及利亚现实的否认：“我们需要阿尔及利亚，需要了解这个国家内部的现实，因此我们狂乱不安，这是我们的故乡却完全不属于我们，其肉身，其居所，其阿拉伯气质，其奇珍异宝，我们对所有这一切都难以触及，而没有这些我们只有臆造，我们知道我们只是在描摹幻影”（Cixous, Les rêveries de la femme sauvage 57）。在反复不断的虚构再造中，关于阿尔及利亚的过去如多棱镜般一再浮现，愈发捉摸不定。
与此相似，西克苏另外一部作品《如此接近》（Si près）描述的也是朝向阿尔及利亚的不可能的回归。这部作品中繁复的修辞呈现出语言的变换与移动：替代、暗喻、换喻。“最神秘最不可思议的替代发生在我们内部，我们想要去往这座城市但这却是不去往这座城市的最巧妙的方式”（Cixous, Si près 51）。巨大的换喻（métonymie）穿越整个叙事，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抵达真实的阿尔及利亚。这一修辞方式是“用同一整体中另一个元素的名字指代某一事物”（Dupriez 290），它也是一种诗学上的策略，命名即为了不命名⑨，这恰好寓示了叙述的复杂与艰难，坚持与抵制：命名所有其他的人和事（兄长，母亲，友人德里达），为的是指向那无以述说的绝对他者：阿尔及利亚。
问题于是提出：“那么，怎么去呢？”（Cixous, Si près 56）阿尔及尔、奥兰、奥斯纳布吕克，这些地名既是原义又是转义，既是文本编织的结点又是生疏的字眼。向出生与童年之地归去便是投奔和皈依他乡，那个姓名与文字、虚幻与想象交缠的国度：“我想我应该接近，尽可能地也尽不可能地，通过换喻，通过直觉，通过转折，接近，但接近什么呢？[……] 很长时间以来我让自己写下这些名字，这些名字的字母，我将它们上百遍地组合、混杂、播撒在我的文章里，这是些丰产的名字，奥兰，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与法文混在一起”（Cixous, Si près 56）。叙事者要接近的是散布在文本中的地名，为的是实现语言丰盈的创造力：“我用这些专有名词进行了液化与沸腾等令人激动不已的试验。我让它们翻腾如泡沫”（Cixous, Si près 56）。遣词造句的化学作用产生了“异乎寻常的文本扩张与激变的现象”，“生命与其边界相接而转变，没有什么失去，一切都在更改”（Cixous, Si près 57）。
这是传统的自传叙事吗？不错，文中有构成自传的一切元素：生命（bio），自我（auto），文字（graphie），但它不遵循通常的年代顺序，没有统一的叙事，没有可查证的生活经验。一切都是建构、混合、穿行：“我不停旅行来来回回现在时将来时先将来时未完成过去时愈过去时现在时”（Cixous, Si près 73）。这穿梭于时态中的旅行也是感觉、思考、运动中的身体的行程，而生活变成了语言中虚构的真实：“时钟疯了长指针沿着与短指针相反的方向转动我倒退着前行，我买了票又取消，我花了35年的时间为了出发到达阿尔及利亚，为了终于能够出发，而这必定将会是我一生从未有过的最漫长的旅行”（Cixous, Si près 73）。这场旅行持续了整个一生，整个叙事，整本书；是旅行的叙事，也是叙事的旅行。动词不定式“出发到达阿尔及尔（partir arriver à Alger）”说的是永难抵达的不确定的行旅，也是朝向陌生地的出发。迟疑感如此强烈，因为需要时间、生命，许多回的书写，不是为了返回而是为了终于能够返回；需要诗艺来编织起至关重要的碎片，并将其重新嵌入在断裂中连缀的文字。
全文因而如同一场气喘吁吁朝向阿尔及利亚的奔跑，总是迟到，总是滞后，总是延期：“这个人就这样被想要远走的念头所折磨，清晨的延期，黄昏的延期，不能再这样下去但却一直如此这是个顽固的幻影，它从早到晚上升下降，嘲弄着我的夜晚因为即使白天不起飞，所有的梦也都经过阿尔及利亚，它坐在我书房门前的台阶上，花几个小时游戏于一个字，我说延期，我听到我这么说，我都做了些什么！又是一个拆解时间的托词”（Cixous, Si près 74）。“延期（atermoyer）”一词意为：推迟、滞后，延期付款，试图寻找借口来赢得时间。就好像女叙事者对这幻影般“远走的念头”欠下了债，而她极力找寻的借口（prétexte）——或直译为“前文”——却最终成为唯一的正文。全部的叙事其实不过就是一部置换掉正文的长篇托词，用以解构——“拆解”——语词的、叙事的和论述的时间。
只有文字和“她”一同存在：一个大写的她，“被构造的，被幻想的，另外的她”（Cixous, Si près 213）。全文是这样结束的：
我在巴黎但我不同巴黎在一起。我同阿尔及利亚在一起，我不在巴黎，重要的是再次失去，所有刚刚逃离我的梦都是阿尔及利亚的梦。所有的阿尔及利亚之夜如魅影般再次浮现，陡坡和色彩，树木，白色的房子，权力，大海，在梦的地方，那些阿尔及利亚，那些阿尔及利亚遐想，红色花岗岩流，一排排高高的房子拥挤在太阳底下，我醒在另一所房屋，我在另一本书里，我在那儿又不在那儿，我逃跑又不曾逃跑，我离开她留在那里，她离开我留在那里。为了重新开始——也许是去向试验花园（Cixous, Si près 214）
这最后一段戛然而止，并无句号作结，它在“魅影”和咒语般的反复中呼唤着所有可能的阿尔及利亚，上溯到对他者的无尽追寻，如此之远，如此之近。“试验花园”是法国殖民者在阿尔及尔建立的一所花园的名字，这一指涉因而具有其现实和历史外延，但也暗指互文性的文学天堂，文字在其中摸索尝试，在那里也许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无休无止。西克苏似乎又一次指向《野女人的遐想》开篇所遗失的文字，并在反复渲染的构建中将这遗失一遍遍地放大和演绎，连同失落的阿尔及利亚。
03
德里达的阿尔及利亚-他者
雅克•德里达的《割礼忏悔录》是一部关于秘密、悼亡、祈祷与泪水的作品，也是他以哲学家身份从事的文学行动。将“割礼（circoncision）”与“忏悔（confession）”两个词嫁接成为一个新词，这一举动让信仰与伤痛和缺失联系起来，并暗示此处所关乎的既非割礼亦非忏悔本身，而是围绕其周遭（cir-/con-）所衍生的文字事件。早已遗忘的婴儿时代的切割在成人的肉身上留下了差异的痕迹，而这场只发生过一次、因而独一无二的事件，却经由文字的替补，再次刻印在自传文本当中。这是“异质的虚构文字”⑩，以阿尔及利亚为背景，上溯到童年，回归垂死的母亲，并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遥相呼应。对后者的引用构成了一种诠释行动，指向的却是不可知的秘密：“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写作的秘密源头，即使我说出来也无济于事”（Derrida, «Circonfession» 175）。这一秘密书写（écriture au secret）牢牢铭记着不可言说的内部切口。
《割礼忏悔录》并不独立成书，而是与杰弗瑞•贝宁顿的《德里达数据库》（Derridabase）共同组成《德里达》一书。全书的排版别具新意，书页上半三分之二处是《德里达数据库》，与之相映衬，以灰色套底的《割礼忏悔录》则占书页下半三分之一处，好像一个漫长的脚注。此文共由“写在内部边缘的五十九个时段和转句” （Derrida, «Circonfession» 12）构成。我们暂且译为“时段（période）”的这个词含义丰富：周期、阶段、时期、间隔，也指修辞意义上的复合句，⑪而德里达显然顾及到了其全部内涵和外延。转句（périphrase）意为：迂回曲折的说法，围绕着边缘的造句。两个词共享的词素“péri”除了呼应“环绕”之义外，也暗暗指向死亡。⑫五十九个长句围绕着割礼这一中心事件展开，暗指一生中的五十九年（德里达撰写此文时五十九岁），也是五十九下生死攸关的脉动，情感与语词的震颤，亦是包裹伤口的缠绕的绷带：“59个时段，59次呼吸，59场震荡，59段脉冲”，“我的59条祈祷带”（Derrida, «Circonfession» 113, 217）。
这每一个长句便是一段，内里没有句号分割，婉转连续，绵延不绝。许多场景在间断的追述中缓缓闪回，将孩子与母亲，出生与死亡，割礼与圣奥古斯丁的忏悔相连。向生向死的自我冥亡书写（auto-thanatographique）回响着多声部的“第一人称”：“一切都以第一人称述说，我，我，我，而从一个句子到另一个句子，或就在同一个句子里，从来就不是同样的我”（Derrida, «Circonfession» 241）。颤栗的笔触誊写和创造着不断破碎又不断更新的忏悔——不是宗教的悔罪与坦白，而是内心私密的低语与外在文字的告解之间脆弱的维系，也是将神学与哲学交付于文学的检验。由此而来的是本质上的不可读性。同圣奥古斯丁一样，德里达的忏悔对象是上帝，以上帝为见证，但这忏悔不是为了说出真相——实际上并无真相，而是为了创造真相，触摸到自我隐晦深邃的真实性与他性。这个“黝黑的十分阿拉伯化的小犹太人”（Derrida, «Circonfession» 57）情愿将自己归为相对于法国和基督教而言的少数者（犹太人，黑人，阿拉伯人），却把这叙事书写在奥古斯丁开创的基督教写作的缝隙和皱褶之间。“割礼（circoncision）”一词中反复出现的字母“i”，其上“既分离又悬置的一点”（Derrida, «Circonfession» 69）便如同被切下却又余存的包皮，隔着一段微小却难以跨越的距离与身体相分相连；它还寓示着地中海那头的阿尔及利亚，越过巨大而虚无的空间与欧洲大陆相分相连。
秘密的书写，或曰书写的秘密，就从“创口结痂的深处”（Derrida, «Circonfession» 80）分泌而来。“escarre（结痂）”一词所蕴含的全部意义在此得到申发：如卧病母亲的
褥疮一般的伤疤；纹章的角尺形图样；末世论（eschatologie）。文本因而烙着身体创伤的痕迹，如同象征的符号，并被人与世界终结的念头所缠绕。哲学与神学的思考融入关于记忆与心灵、沉迷与宽恕的敏感文字。这是逆向的自传，事后的日记，“使用着一种史前语言文字的破碎粗粝被忘却的工具”（Derrida, «Circonfession» 145），由59段击打着生死韵律的节拍连缀而成。
德里达几年之后写成的《他者的单语主义》（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延续了《割礼忏悔录》的自我-多重-传记的书写，但它超越了一名“阿尔及利亚犹太人”的个体经验并将之理论化。此文探讨了一些概念，如“母语”，“殖民主义”，“同一性”等，并在语言的维度上对之重新思考。德里达首先提出了一个双重命题：
1.人们从来都只讲一种语言。
2.人们从来都不只讲一种语言。（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21。原文为斜体）
这两个命题以不容置疑的法令形式出现，却是本质上的悖论，它描述了德里达作为“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犹太人（Juif-Fançais-d’Algérie）”的语言困境。这一表述中的三个连词符所表达的其实是三重的断裂和疏离。如此指称的他“没有专有的语言，只有主人或宾客（l’hôte）的语言”（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92）：“hôte”一字可指主人亦可指客人，在这里保留着其模糊性和双重性，寓意移植于阿尔及利亚的法语之吊诡身份。“同一性的困惑”（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32）即来自于语言的非同一性。法语这被强加的“单语”成为“母语的替身”（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74），所谓的母语随之缺失。德里达说：“我只有一种语言，它却不属于我，我‘自己的’语言对我来说难以吸纳。我的语言，我唯一听到的和听到我讲的语言，是他者的语言”（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47）。与此同时，如果说“人们从来都不只讲一种语言”，那是因为“一种”语言中永远包含着别的语言：希伯来语，阿拉伯语，柏柏尔语；语气、语调、习语。一些暧昧不明的东西在其间游弋、“穿插和失落，不指向一种也不指向另一种：不可沟通”（qtd. in 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22）。
这一悖谬的双重命题包含着对（后）殖民主义的解构，并导向另外一个双重命题：“有一些语言的成分／有多于一种语言（il y a de la langue / il y a plus d’une langue）”⑬。第一句话用部分冠词（de la）描述了语言的不可估量和不可确定性，第二句的“多于一种”描述的则是语言的复数与多元。在这两句话之间存在着差异性的关联，串起语言微妙的迁移与变动，看不见的编织与裂痕。语言之“边界的过渡（passage de la limite）”（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59）便是文学的经验，亦即移位与替补的经验。这个“有（il y a）”映射出的则是无人称、无指向之地——“多种语言的”阿尔及利亚。⑭
在这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涌出了回归源头的欲望；源头荒芜，欲望便是在这一语言当中发明唯一的语言：“应该在那时开始的梦，也许就是让它发生些什么，对这语言。渴望在使它发生些什么的时候让它来到这里，渴望它从深处仿佛享受自己，就在找回和皈依自己的时刻迷失自己，就像转身回顾的一（l’Un），回到自身，就在那一刻，那个难以理解的客人，那个无根源的来者使之抵达那语言，迫使它，它自己，那语言，开始讲述，在它的语言中，以另外的方式讲述”（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85）。书写于是成为朝向他者的路途，朝向那个“始终是另外的语言”（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109）。“他者的单语主义”述说的是新的习语的到来：一种“旧的新语言”⑮就此形成。这是“诗性的单语主义”（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29），交织着“独特性，居所，声音，图画”（Derrida, Points de suspension 127）。它也是呼唤和承诺，一种“先于原初的语言”（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123），标志着记忆与痕迹之所在：“对于恰恰没有发生之事的记忆，记忆着那虽被禁止却仍然留下了一抹痕迹，一个幻影，幽灵的身形，幽灵-躯体——感性的，痛苦的，却又几乎不可读的一切——来自痕迹、标记、伤疤”（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118）。这些痕迹、标记、伤疤就刻印在皮肤上，身体上，文本上，那便是结晶成文字的阿尔及利亚。
列维纳斯说：“语言的本质便是友谊与好客”（Levinas 341）。西克苏与德里达之间的友谊常常是互文性的：他们两人同属于西克苏所追述的试验花园，在那里共同进行文学与哲学的探索，并经由精微的语言游戏和自传实践，质询阿尔及利亚的全部意义，包括其断裂与连接，历史与现状，现实与虚构，创伤与福祉。在此意义上，加缪的阿尔及利亚文本也与西克苏和德里达有着友谊性的关联，因为作为出生地的阿尔及利亚也在其文字中再生与共生。它还是好客之地，接纳并改造着亦主亦宾、亦敌亦友的语言，将这他者的单一语言转变为回荡着多重声响的共鸣。
这些作品也是题献（dédicace）的文本。该词的本义为“祝圣”（consécration）：加缪的《第一个人》呼应着早期《婚礼》的万物有灵精神，在阿尔及利亚土地上生命的元素中重新找到了神性；西克苏的文本牵连出无尽的长句，又融回内心的独语；德里达则在重现圣奥古斯丁宗教性的同时，献祭于一个如上帝一般难以指认的叙事对象。这些献辞遥遥指向母亲：
加缪写道，“致永远不能读到此文的你”（Camus, Le Premier homme 11）；德里达则说，“写给永远不会读到这些文字的她”（Derrida, «Circonfession» 217）。这致辞的对象是无法阅读的母亲，是尚未到来的读者，也是这片深陷苦难的土地。这便是这些文本的命运：去向不明，错失所爱，既无对象亦无目的，它们如祭品，如荒远的石碑矗立，带着几乎湮灭的铭文，注定不堪卒读。
“从阿尔及利亚开始书写；来自阿尔及利亚；属于阿尔及利亚；献于阿尔及利亚；死于阿尔及利亚”（Calle-Gruber 125）。加缪写下的是一部爱的作品。西克苏通过场景的搬移与恣蔓的虚构试图以文学挽回失去的阿尔及利亚。德里达则在秘密的书写中保留着阿尔及利亚的疏离和他性。这些文字恰好构成了一种“与续存（survivance）的强烈关联”（Derrida, «Circonfession» 162）。在文字与书写中，虚构的、再造的、怀恋的阿尔及利亚成了故乡与他乡的结合，真正的好客之地，回荡着苦难、欢乐、悲痛与喜悦的声音和痕迹。
注解
【Notes】
① “许多奠定了后来被称为后结构主义理论基础的人都来自阿尔及利亚或曾经与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有过关联。法农、麦米、布尔迪厄、阿尔都塞、利奥塔、德里达、西克苏——他们都出生于阿尔及利亚或曾在那里生活过”(Young 138)。
② “Pieds noirs”，指移居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侨民。
③ “Algériens au sens impropre”（Young 138）.
④ “arrivance”：这个词是西克苏把“arriver”和“-ance”合起来创造的新词。对于这一创造的解读见后文。
⑤ 关于自传理论的奠基之作，见Philippe Lejeune, Pacte autobiographique (Paris: Seuil, 1971)。中文版为菲力浦·勒热纳： 《自传契约》，杨国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⑥ 参见拙文“《第一个人》：加缪的阿尔及利亚自传”，《法国研究》4 (2010): 40-43。
⑦ 卢梭的最后作品题为《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
⑧ 该词来自西克苏一部作品的标题：Mon Algériance (Paris: Les inrockuptibles, 1999)。
⑨ 在词源上，metonymia意为“名字的更改”。
⑩“écriture hétérofictionnelle” (Artous-Bouvet 113)。在同一段里，阿尔图斯-布维还写道：“割礼因而构成了一种缺失的‘根源’，但就在其缺失处保留着一种‘变化’的可能性，它通过虚拟的连续性，将缺失作为原初（的缺失）再次书写。”
⑪ “各个不同元素组合而成的和谐的句子”，参见《罗伯特辞典》[Le Robert (Paris: Le Robert)]。
⑫ “死亡（Périr）”一词源于拉丁文 perire，意为“横穿，穿过（aller [ire] à travers）”。
⑬ 上下文分别为：“没有给定的语言，或不如说有语言的成分，有语言的给与，但没有一种语言。并非给定。并不存在”；“如果我斗胆给出解构的唯一定义，如同口令般简洁明了，我要说的是一句不完整的话：多于一种语言”（Derrida,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125, 2）。
⑭参见Algérie à plus d’une langue, numéro spécial de la revue Études littéraires, Université Laval 33.3 (Automne, 2001).
⑮ 参见 Jacques Derrida, «Desceller (“la vieille neuve langue”)», Points de suspension (Paris: Galilée, 1992) 123-40.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Artous-Bouvet, Guillaume. «Le supplément de fiction: Derrida et l’autobiographie». Littérature, no. 162, juin 2011. 100-14.
Blanchot, Maurice. Le pas au-delà. Paris: Gallimard, 1973.
Calle-Gruber, Mireille. Regards d’un écrivain d’Algérie. Assia Djebar ou la résistance de l’écriture. Paris: Maisonneuve & Larose, 2001.
Camus, Albert. Actuelles, III. Chronique algérienne 1939-1958. Paris: Gallimard, 1958.
---. Le Premier homme. Paris: Gallimard (Cahiers Albert Camus), 1994.
Cixous, Hélène. Les rêveries de la femme sauvage. Paris: Galilée, 2000.
---. Si près. Paris: Galilée, 2007.
Derrida, Jacques. «Circonfession». Derrida. By Geoffrey Bennington et Jacques Derrida. Paris: Seuil, 2008.
---. Le monolinguisme de l’autre. Paris: Galilée, 1996.
---. Points de suspension. Paris: Galilée, 1992.
Djebar, Assia. Le blanc de l’Algérie. Paris: Albin Michel, 1995.
Dupriez, Bernard. Gradus. Les procédés littéraires (Dictionnaire). Paris :10/18, 1984.
Levinas, Emmanuel. Totalité et Infini. Essai sur l’extériorité. Paris: Grasset, 2001.
Lyotard, Jean-François. La guerre des Algériens. Écrits, 1956-1963. Paris : Galilée, 1989.
Young, Robert J. C. «Subjectivité et Histoire : Derrida en Algérie». Littérature, no. 154, juin 2009. 135-48.
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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