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昆西的重写羊皮纸模型与脑文本

Original 段颖杰外国文学研究 202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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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德·昆西的《重写羊皮纸》一文认为，人的诸多经历就像重写羊皮纸上累加的文字一样储存在大脑中，成为记忆。这一比喻既反映了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与脑科学的耦合关系，又体现了解剖学意义上人脑的微观构造。聂珍钊近年提出的“脑文本”概念为德·昆西构想的人脑的重写羊皮纸模型提供了更开阔的阐释空间。储存在重写羊皮纸上与记忆有关的想法、形象和感受形成一种特殊的脑文本，必须经过编辑和加工转变成文学脑文本并见于纸上后，才能被读者看到和理解。德·昆西在写作中用“离题”的技法表明他所写的自传性内容来自他头脑中记忆的重写羊皮纸。在把文学脑文本述诸笔端的过程中，德·昆西赋予重写羊皮纸模型独特的伦理价值，借此他试图消除他个人和英帝国的负罪感。

关键词

德·昆西；《重写羊皮纸》；脑科学；脑文本

作者简介

段颖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英国浪漫主义研究。

Title

De Quincey’s Palimpsest Model and Brain Text

Abstract

In his essay, “The Palimpsest”, De Quincey contends that a man’s various experiences are stored as memories in his mind just as the texts are accumulated on the palimpsest. This simile not only reflects the nexus between the British Romantic literature and brain science in the 19th century, but also embodies the anatomical microstructure of the human brain. The concept of “brain text”, proposed by Nie Zhenzhao in recent years, could open up much broader room in interpreting De Quincey’s palimpsest model of human brian. The ideas, images, and feelings that are related to certain memories and inscribed on the palimpsest formulate a special kind of brain text, which must be edited and processed into a literary brain text and shown in the written form before they can be seen and understood by the reader. De Quincey’s use of the “digression” technique in his writing indicates that the autobiographical content he relies on comes from his palimpsest of memory in the brain. In the process of transcribing his literary brain texts through writing, De Quincey endows the palimpsest model with unique ethical values, through which he attempts to eliminate both his personal and the British Empire’s sense of guilt.

Key words

De Quincey; “palimpsest”; brain science; brain text

Author

Duan Yingjie is a PhD student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ha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specializing in British Romanticism.

Email: 1242183561@qq.com

1845 年6 月，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1859）在《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上发表《重写羊皮纸》（“The Palimpsest”）一文，并以“人脑的重写羊皮纸”（Palimpsest of the Human Brain）为题将其收录进同年出版的自传性作品《自深深处的叹息》（Suspiria De Profundis）。在这篇文章中，德·昆西将人的大脑比作重写羊皮纸，这一比喻预见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伴随着后一世纪无意识概念的数次变革”（Maniquis 309）。

重写羊皮纸是公元7至9世纪欧洲人率先采用的材料，他们为了节约成本将许多羊皮纸（parchment）和犊皮纸（vellum）擦洗干净后，在上面重新书写，重写羊皮纸的拉丁语词源“palimpsestus”就有“擦净”和“再次使用”之意。经过多次擦洗的文字本来不再可见，但在德·昆西生活的18 世纪末至19 世纪初，化学技术的发展使文字复原成为可能①，这启发了德·昆西对人脑结构的思考：“还有比人脑更自然、更强大的重写羊皮纸吗？〔……〕接连不断的层层想法、形象和感受像光一样轻盈地落在你的大脑上。新的一层好像掩盖了旧的一层，但实际上每一层都没有消失”（De Quincey, Suspiria De Profundis 54）。在他看来，人的诸多经历就像重写羊皮纸上累加的文字一样储存在大脑中，成为记忆，“数不清的有关快乐和悲伤的神秘字迹不断刻在你大脑的重写羊皮纸上〔……〕一层覆盖另一层，永无止境，直至被人遗忘”（55）。遗忘不代表消失，被遗忘的一切会以特殊的方式复现，就像重写羊皮纸上被擦去的文字通过复原试剂重见天日，德·昆西称这种特殊的方式为“惊厥”，其诱因包括濒死、发烧和吸食鸦片等等，而在20 世纪的心理分析学派看来，被遗忘的一切变成了潜意识②，通过弗洛伊德式失言和梦境显露出来。

聂珍钊近年提出的“脑文本”概念为德·昆西构想的人脑的重写羊皮纸模型提供了更开阔的阐释空间，前者认为文学的物质形态即文本，无论是口头文学还是书面文学，都是创作者文学脑文本的呈现，而“脑文本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形态，是人的大脑以记忆形式保存的对事物的感知和认知”（《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8）。聂珍钊运用了生动形象的类比阐明这一理论：

同计算机类似，大脑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需要对输入信息进行编码、存储、运算处理、解码。就文学创作说，大脑通过感知认识世界，获取创作素材，这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输入；通过认知将创作素材抽象化、概念化，形成脑概念，这类似于计算机的编码；脑概念存于大脑的记忆中类似于计算机的存储；人的大脑对脑概念进行处理的过程就是人的思维过程，按照某种规则将脑概念组合起来进行思考以获取新的意义，这类似于计算机的运算处理；计算机将处理的结果存储在电子介质中得到电子文本，而人的大脑将思维的结果存储在大脑中，就得到脑文本。（《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0）

这一类比说明了脑文本概念所蕴含的严密科学逻辑，这得益于21 世纪科学理念在人文领域的渗透。脑文本本身就具有科学的理论起点：文学以文本形式存在，它是物质形态而非意识形态。德·昆西的重写羊皮纸模型也具有科学基础，其生发语境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脑科学的发展有关，德·昆西在文学创作中有意识地通过独特的写作手法表现这一模型，并在把文学脑文本述诸笔端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伦理诉求。

重写羊皮纸模型与脑科学

把人脑比作重写羊皮纸并非德·昆西独创，1828 年柯勒律治（S. T. Coleridge, 1772—1834）在给《珠宝，或文艺年鉴》（The Bijou, or Annu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Arts）写的卷首语中说道：“我想从记忆的重写羊皮纸上复原一些诗行，可是徒劳无功”（qtd. in Reisner 93）。当柯勒律治把记忆喻为重写羊皮纸并期望从中挖掘出诗行时，他其实把文学创作视为从“内”到“外”的过程，这契合艾布拉姆斯总结的浪漫主义创作理念：“一件艺术品本质上是内心世界的外化，是激情支配下的创造，是诗人的感受、思想、情感的共同体现”（19）。以上认识论是浪漫主义诗人和批评家关于心灵在感知过程中的作用的流行看法，这一观点从文学史和创作论的角度看待浪漫主义作家对心灵的倚重，他们不再认为文学是反映现实的“镜”，而是发散内心感受、思想和情感的“灯”。可问题是：为什么要强调心灵？心灵和大脑有何关系？这种抽象的、超验的有关心灵的看法是否有现实依据？

不妨从大卫·哈特莱（David Hartley, 1705—1757）对柯勒律治的影响谈起。哈特莱是联想主义心理学（associationism）的创始人，他试图用观念、感觉和情绪之间的联结来解释一切思维和情感过程，其理论要义如下：人受到外在刺激时，神经就会振动，此振动沿着神经脉络向大脑传导，从而产生观念，更微弱的振动以“振子”（vibratinucles）形式留着大脑中，随时准备与其他振动联结，由是产生记忆，然后生成更复杂精确的反应。二十多岁的柯勒律治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研读过哈特莱的著作《对人的观察》（Observations on Man, 1749），认为他的理论是一种值得全身心投入的哲学系统：“这是一种能够联结‘头脑和心灵’的哲学〔……〕把基督教、现代科学和人类的当下境况融会贯通，让它们彼此诠释交相呼应”（贝特 21—22）。“头脑和心灵”作为重要的心理学和哲学命题在18 世纪末到19 世纪初经历了生物学转向。哈特莱的联想主义只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强调观念和感觉的机械碰撞，他对心身关系的猜测需要进一步科学实证和修正。意大利的伽伐尼（Luigi Galvani, 1737—1798）在1791 年通过实验证明了动物体内存在“动物电”（animal electricity），这一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大脑和心灵的生物学研究。奥地利的高尔（F. J. Gall, 1758—1828）、法国的卡巴尼斯（Pierre-Jean-George Cabanis, 1757—1808）、英格兰的达尔文（Erasmus Darwin, 1731—1802）和苏格兰的贝尔（Charles Bell, 1774—1842）等脑科学家③建立了以大脑为物质基础的认知模式：大脑就是心灵的栖所，是产生思想和情感的器官。柯勒律治后来对哈特莱联想主义的批评部分地反映了脑科学的上述发展。他在《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 1817）中声称“对哈特莱的振动和微振动说法一笑置之已成为时尚，普里斯特利（Priestley）也将他的作品重新编辑，并删除了他在物质上的假设”（柯勒律治 89）。普里斯特利之所以放弃哈特莱的振动理论，是因为他相信18 世纪末脑科学的发展为大脑运作机制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模型，例如：伽伐尼的实验表明神经传导依靠动物电，而非似是而非的振动；达尔文在《动物法则》（Zoonomia, 1794—1796）中运用最新的生物学和生理学知识修正了哈特莱的核心概念。需要注意的是，柯勒律治并没有用科学事实驳斥哈特莱，而是把矛头指向联想主义的哲学基础，即经验主义哲学。他反对将人视为“一个外界力量的被动接收者，就好像一个将景色尽收眼底的镜子，或是一张空白的帆布，被未知的手涂涂画画”，强调“我们的意志会以产生或决定因素来干涉”（柯勒律治 77）。同时，他对基督教神学的信仰也使其无法完全认同以大脑为物质基础的唯物主义脑科学。尽管如此，柯勒律治对哈特莱的接受与批评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浪漫主义文学与脑科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达尔文和高尔等激进脑科学家的新生物心理学是浪漫主义话语场的重要构成部分；他们赋予‘情感’‘焦虑的’‘有机的’‘自然的’‘普遍的’和‘头脑’等术语以新的维度，这些术语持续影响着他们的文学同侪的虚构作品和诗学理论”（Richardson xiv）。

德·昆西构想的人脑的重写羊皮纸模型正是对浪漫主义时期文学和科学交界地带的探索，而且这一探索非常成功。一方面德·昆西的文风华美考究、恣意奔放，尽显浪漫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他把人脑比作储存记忆的重写羊皮纸，这与19 世纪脑科学对大脑运作机制的判断基本一致。不过，德·昆西并非亦步亦趋地将自己所处时代的主流脑科学观点浪漫主义化，他对脑的关注有更具体的个人原因。他的姐姐伊丽莎白（Elizabeth）和儿子威廉（William）都死于脑部疾病，前者可能死于脑脊膜炎（Lindop 9），后者罹患粒细胞肉瘤。在尸检过程中，二者的大脑都遭到了解剖，德·昆西觉得这种检查使“颅骨严重受损”，非常“不光彩”（De Quincey, Suspiria De Profundis 21）。他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视头脑为自己身体最宝贵的部位，这不光体现在他脑袋大，更体现在他智力超群。当至亲的头脑被解剖，而德·昆西又无能为力时，他希望自己的头脑也被解剖，从而通过心理学上的认同效应表达哀思和愧疚。德·昆西解剖自己头脑的办法就是写作，在写作中回忆过去，他的作品如《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Confession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1821）和《自深深处的叹息》常常夹杂着自传性内容。这一做法不难理解，专业书籍《伦敦解剖刀》（London Dissector）就把解剖学家比作作家：“解剖时手的位置应该与写字或绘画时手的位置一致；握着的刀就像写作时拿着的钢笔或铅笔”（qtd. in Plotz 86）。当德·昆西把人脑比作重写羊皮纸，把记忆比作重写羊皮纸上的文字时，他想到的恐怕不只是纸膜（membrane），还有脑膜（meninges）。当时的解剖学认为人脑表面覆盖着三层膜：硬脑膜（dura mater）、蛛网膜（arachnoid mater）和软脑膜（pia mater）。德·昆西或许不了解后两种，但他一定知道硬脑膜，因为给威廉诊病的医师贝尔福（J. H. Balfour）在诊断报告《论颅骨和硬脑膜的特殊病例》（“Case of Peculiar Disease of the Skull and Dura Mater”）中提到了这一术语，此报告后来发表在《爱丁堡医学和外科杂志》（The Edinburgh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1835 年第43 卷上（Plotz 87）。德·昆西通过写作从记忆的重写羊皮纸上复原种种想法、形象和感受时，其实是以笔为刀隐喻般地解剖了自己的头脑，此时羊皮纸膜和脑膜在结构和功能上近乎一致。综上所述，德·昆西构想的人脑的重写羊皮纸模型蕴含着深刻的自然科学知识，它既反映了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与脑科学的耦合关系，又体现了解剖学意义上人脑的微观构造。

作为一位优秀的散文家，德·昆西当然不会在行文中一五一十地解释人脑的重写羊皮纸模型的科学原理，他采用的论说方式是詹姆斯·伍德所称的“通写评论”（writing through），即“使用文学本身所用的隐喻和明喻的语言”（伍德 66）。在《重写羊皮纸》这篇文章中，德·昆西首先讨论了重写羊皮纸的历史隐喻，然后过渡到人脑模型，以充满文学色彩的语言深入浅出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如前所述，19 世纪的化学技术使重写羊皮纸上被擦除的文字能够再现，这赋予了重写羊皮纸一种独特的历史结构：既保存文本，又擦除文本；既有深度感，又以平面形式呈现。过去的文本和现在的文本同时存在于同一纸面，似乎消弭了彼此之间的时空距离，基于此苏格兰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8—1881）在《论历史》（“On History”, 1830）一文中指出历史作为重写羊皮纸上被掩盖的文字，对现在和未来有预示作用：“让我们探寻更多过去吧；让所有人把历史视作知识的真正源泉加以探寻；无论是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利用历史的启迪，都有助于阐释、揣摩现在和未来。尽管我们还无法把握现在和未来的全部意义；不过，在那个被称为重写羊皮纸的复杂手抄本上覆盖着无形的、密切纠缠在一起的文字；预见性的文本在那里隐约可见”（qtd. in McDonagh 211）。

诚然，重写羊皮纸作为一种奇特的书写材料隐喻性地消除了过去和现在的时空界限，但这并不意味历史和现实可以混为一谈，注意卡莱尔的措辞是“隐约可见”（dimly legible），当碰到羊皮纸破损或文字随意乱涂等情况时，就很难复原之前的文本了。也就是说，重写羊皮纸作为历史隐喻，无论其特殊结构如何并置过去与现在，仍然无法否定时间的线性发展及历史与现实的不同。德·昆西将重写羊皮纸的历史隐喻挪用到文学史中，认为重写羊皮纸作为记录文本的“温室”（conservatory）④仍然反映了文学史的线性时间顺序。他设想了一个例子：某个羊皮卷上记录了一部古希腊悲剧，可能是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Agamemnon）或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女人》（Phoenissae）；后来，古希腊不复存在，基督教建立了另一个帝国，某个僧侣发现了此羊皮卷，把上面的异教悲剧洗刷干净，写上了僧侣传说；再后来，“人们虔诚如初，但（之前的）语言已经过时，基督教式敬拜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十字军东征狂热和骑士热情成为主流”（De Quincey, Suspiria De Profundis 52），于是，羊皮卷上的僧侣传说被骑士传奇所取代。尽管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文本可以通过复原试剂共现，但这种共现只不过是象征性的共时存在，它实质上是一种破译和回溯的结果。造成共时性假象的原因是这些文本碰巧写在了同一张羊皮卷上。以此类推，随着一个人的年岁增长，记忆会在他的头脑中堆积，于是“我们自己与生俱来的重写羊皮纸”成为了“档案馆或图书馆”（De Quincey, Suspiria De Profundis 54），储存与往事有关的想法、形象和感受，可以被随时调取查看。德·昆西想探究的是那些太过久远、几乎被人遗忘的记忆，这些记忆在头脑中留下的痕迹——或按照他自己的譬喻——在重写羊皮纸上残存的字迹，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脑文本。

重写羊皮纸模型与脑文本

“虽然文学文本是从作家创作的脑文本而来，但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直接对深藏于大脑中的脑文本进行分析”（聂珍钊、王永 174），这意味着德·昆西构想的重写羊皮纸模型以及他头脑中与记忆有关的想法、形象和感受必须经过编辑和加工转化成文学脑文本并见于纸上后，才能被读者看到和理解。这在写作上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德·昆西在讲述自传性内容的同时，需要以尽量不破坏文章整体面貌为前提，暗示这些内容来自他头脑中记忆的重写羊皮纸。

在揭示德·昆西的写作技法之前，不妨先看一下现实生活中人脑的重写羊皮纸上被掩盖的记忆是如何复现的。德·昆西写道，人在“濒死时刻对往事的回溯”可以“搅动”平静的头脑，暴露出被遗忘的记忆（De Quincey, Suspiria De Profundis 54）。他列举了自己曾在《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中提到的例子：他的一个亲戚告诉他，她童年时有一次掉进河里，在濒临死亡之际幸而获救，她在刹那间看到了自己的一生，“已经忘却的事件同时地，而非连续地，摆在她眼见，犹如在镜中看到的一般”（De Quincey,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186）。德·昆西的亲戚在濒死时刻经历的“走马灯”现象至今仍没有权威的科学解释。德·昆西将濒死、发烧和吸食鸦片等行为导致的这类现象称为“惊厥”（convulsion），此时，人的正常意识暂时关闭，回溯往事的能力得到增强，人脑的重写羊皮纸上被遮盖的记忆得以再现。

德·昆西在他1823 年发表于《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的著名评论文章《论〈麦克白〉中的敲门声》（“On the Knocking at the Gate in Macbeth”）中再次谈到了这一现象，只不过这次他使用的词是“悬置”（suspension）。他在这篇文章中试图解答一个困扰了他很久的难题：麦克白及其夫人借助黑夜在城堡中杀人篡权，突然，城堡中响起了敲门声。这敲门声使麦克白夫妇惊恐万状，也使德·昆西感到惊心动魄。原因何在？在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德·昆西发现剧中的敲门声在他生活的现实世界中产生了回响：1811 年12 月，伦敦东区拉特克利夫大道上发生的系列谋杀案里出现了跟《麦克白》情节相似的一幕，凶手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在杀掉马尔一家人（the Marr family）后听到了返家女仆的敲门声。这一情景启发了德·昆西，他宣称找到了使自己满意的答案。德·昆西在阐释这个问题时，“不像是俯首故纸堆的隐修学究”，而是将这一文学问题纳入真实的生活，“他想起了伦敦发生的一场真实的谋杀案，他努力回想日常活动停止期间在城市里游荡的记忆”（伍德 65）。所以，在解答《麦克白》中的“敲门声难题”之前，德·昆西首先举了两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当我们看到有人晕倒在地，最动人的时刻就是当那个人苏醒过来，因为这宣告了“悬置的生命又重新开始了”（the recommencement of suspended life）；又或者，当我们走在伦敦那样的大城市中，那天适逢某位伟大人物的国葬，街上一片寂静，然后，葬礼结束了，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马车声响提醒我们之前发生的日常事务的暂时悬置（De Quincey, On Murder 6）。把上述情景应用到《麦克白》一剧中，“敲门声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当麦克白及其夫人弑君时，日常健康的生活突然悬置了，但德·昆西没有察觉到这种悬置，因为他把时间都花在了麦克白的独白和思绪上，而清晨的敲门声是正常生活的象征，它反衬出黑夜中魔性和兽性的可怖，又宣告着一种合乎人性的日常生活有待重建，正是这种反差让人由衷震撼：“人性从魔性中退却出来了；生命的脉搏又重新跳动起来；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重建它的活动，这个重建第一次使我们强烈感受到停止活动的那段插曲的可怖性”（De Quincey, On Murder 6-7）。在这篇文章中，德·昆西试图说明日常生活的悬置所具有的外在张力，而在《重写羊皮纸》中，他强调的是悬置的内在能量：惊厥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悬置，这一悬置使人能够偏离正常的意识，转向头脑深处的记忆。

如果正常生活的悬置可以表现为惊厥，那么正常行文的悬置就可以表现为离题。换句话说，德·昆西以离题⑤的方式讲述自己的往事，从而模拟人在惊厥状态下搜寻过往记忆的行为。德·昆西经常毫不避讳地在文章中以叙述者介入的口吻说明自己正在离题，试举几例：“叙述离开本题，目的是为了说明我的感情与死亡的形象是如何同夏天的一切情景纠缠在一起”（De Quincey, Suspiria De Profundis 18）；“我现在要追忆的就是这种情景”（De Quincey,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20）；“我拉长了我的文章，只因为这些时刻回忆起来非常有趣，读者请勿埋怨，就此结束”（134）。那么，德·昆西在《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中花费超过一半的篇幅来讲述并未直接涉及鸦片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就不难理解了。这种形式上的离题其实是在展示人脑的重写羊皮纸上深层记忆的复原，或者说是在用书面文字象征性地复刻与那段记忆有关的脑文本（当然，最后的呈现结果其实是经过艺术加工的文学脑文本的书面形式）。尽管《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写于《重写羊皮纸》之前，但此时有关重写羊皮纸模型的理念已基本形成：“童年时期最微小的事情，或者在后来岁月中已被遗忘的情景，都时常再现〔……〕至少，我确信，就头脑来说，不存在‘遗忘’这回事，深藏在记忆中的痕迹不可摧毁；成千上万的情景可以在我们现在的意识与头脑的隐秘文本之间交织出一道面纱”（De Quincey,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185-187）。

不过，仅仅用离题对应惊厥还不足以说明人脑的重写羊皮纸的运行机制。濒死可以引起惊厥，那什么可以引起离题呢？答案不言而喻：吸食鸦片。艾琳娜·克莱指出“鸦片成为编码过去的手段，使之变得如象形文字一般潦草难懂”（Clej 169），伊丽莎白·费伊也认为“鸦片是一种话语动因，促进或阻碍德·昆西的写作，同时改变了文章的面貌”（Fay 303），但她们没有进一步把鸦片的文本功能与德·昆西的重写羊皮纸模型联系起来。在德·昆西看来，濒死和吸食鸦片都可以导致惊厥，使正常意识暂停，他坦诚自己“常常在吸食鸦片后陷入各种幻想中”（De Quincey,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152）。像其他产生强烈身体依赖性的药物一样，鸦片会抑制酶的分泌，作为代偿，酶合成会暂时增加。当鸦片的抑制作用消退后，这种明显过度的酶活动会造成幻觉，导致肠道的剧烈不规则蠕动、恶心、痉挛、震颤、盗汗、呼吸困难等症状。德·昆西用离题的写作技法暗示自己在写作自传性内容时处于惊厥状态，那么，接下来他还需要暗示这种惊厥状态是由吸食鸦片导致的，如此才能用书面文字象征性地表示出人脑的重写羊皮纸上记忆的复现过程。也就是说，德·昆西无法原模原样地再现鸦片引起的头脑回溯记忆的过程，也无法直观地展现这段这记忆所对应的脑文本。他只能在以书面形式呈现的文学脑文本中运用特定技法来暗示鸦片引起的惊厥，这一技法就是把有关记忆的内容描述成梦境（包括白日梦）。德·昆西在《一个英国瘾君子的自白》中谈到了这一写作思路：“鸦片本身永远显示着的主要现象，以及可交流的惟一现象是过量吸食鸦片后在梦幻中显现出来的（而且是那种特别的梦境）。但这些梦境和梦幻是从心灵深处密切相关的事物中吸取素材的——它们的光彩与阴影，是从那些埋藏于记忆深处的伦敦悲惨生活大熔炉中的蜡画般记录里吸取来的”（De Quincey, 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168）。费伊也在德·昆西的作品里观察道，“离题中对记忆的联想串联起记忆、幻觉、文化想象和梦境的各个层面”（Fay 307）。

至此，可以简单总结一下德·昆西的重写羊皮纸模型、脑文本、离题和鸦片之间的关系。德·昆西认为人脑的结构就像重写羊皮纸，随着人的年岁增长，有关记忆的想法、形象和感受一层一层地写在人脑的重写羊皮纸上，那些位于下层的、几乎被人遗忘的记忆需要通过惊厥的方式才能复现，惊厥的诱因包括濒死和吸食鸦片等等。有关记忆的想法、形象和感受其实就是一种肉眼不可见的脑文本，只有经过作家的编辑和加工成为文学脑文本并以书面形式呈现时，才能被读者感知。德·昆西试图在成为白纸黑字的文学脑文本中暗示他从头脑深处回溯记忆的过程，于是用离题（正常行文的悬置）对应惊厥（正常生活的悬置），用记忆的梦境书写对应鸦片引起的脑部活动，完成了对脑文本（有关记忆的想法、形象和感受）的象征性复刻。

重写羊皮纸模型与伦理意图

当德·昆西把自己头脑中的重写羊皮纸上的记忆以梦境式离题的方式述诸笔端时，他其实是把这段记忆所对应的脑文本转换成文学脑文本，再以书面形式呈现。这一过程必然涉及伦理表达。德·昆西在书面作品中以梦境的形式回忆往事，其实是在试图还原头脑中与往事有关的脑文本（当然，他不可能真正还原脑文本，他写下来的脑文本一定是经过文学手法调停的文学脑文本），而“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是由脑文本决定的，一个人的伦理和道德也是由脑文本决定的”（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3）。

德·昆西追忆往事的行为有着很明显的伦理意图，那就是为自己无力挽救逝去亲友的懦弱赎罪。朱迪斯·普洛茨指出“童年的痛苦是德·昆西作品的重要主题”（Plotz 85）。德·昆西自述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伊丽莎白和简（Jane）相继去世，对他而言，这意味着“恐惧交织爱的分离，悲痛的分离；这神圣的爱和悲痛的创伤是不可被治愈的”（De Quincey, Suspiria De Profundis 20）。这份沉重的失去使德·昆西感到自己是个“罪人”（a guilty thing），因为他美好的童年时代是由姐妹们的温柔铸就的，而他却对她们的死亡无能为力。这种负罪感一直困扰着德·昆西，而且在他经历了华兹华斯女儿的早夭后愈发严重：“1812 年6 月，德·昆西失魂落魄。威廉·华兹华斯三岁的女儿凯特刚刚去世，而德·昆西对她宠爱有加；他听闻噩耗后立刻赶到格拉斯米尔，悲痛得快要疯掉，整整两个月——至少就他自己所说——夜晚躺在她的坟茔旁”（Crawford 224）。当德·昆西回忆这些悲伤往事时，他试图“释放自己的痛苦”（Roman 110）。例如当描写童年的自己瞻仰姐姐伊丽莎白的遗容时，德·昆西故意让彼时的自己处于一种半睡半醒的状态：“当我转身凝望姐姐的苍白面容时，我的神志就昏迷了。屋顶宛若伸到蓝天，旗杆永远升起，我兴高采烈地站在永远插着旗杆的巨浪顶端。巨浪向神的宝座奔去，流逝，不断流逝”，在这种状态下，德·昆西觉得姐姐的尸体在灿烂的阳光仍然有着“天使般的面庞”（De Quincey, Suspiria De Profundis 18-19）。当德·昆西把姐姐比作天使时，他其实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把姐姐神圣化为一种不朽的存在，同样，他在《湖畔诗人回忆录》（Recollection of the Lake Poets, 1862）里也把凯特称为“黎明的化身”，并且看到她头上顶着“光晕”（qtd. in Roman 112）。这种把逝去的亲友神话化的做法发生在梦境式的离题中显得十分贴切。德·昆西从记忆的重写羊皮纸上复原悲伤的往事时，其实是用文学的想象力渲染了这段往事所对应的脑文本，而经过艺术处理的脑文本就成为了德·昆西笔下的梦幻话语。在梦幻话语中，逝去的亲友得以永生，德·昆西的负罪感得以消除。

在这种离题的梦境书写中，德·昆西还试图借助重写羊皮纸模型消除英帝国的负罪感。德·昆西是英国保守党派的拥趸，“他强烈支持私有制，坚决维护英帝国实施的资本主义，固执地为鸦片战争、彼得卢屠杀、英国对阿富汗的入侵以及西印度群岛的奴工制度辩护”（Weng 9）。德·昆西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立场在国内学界已不算新鲜的话题⑥，但笔者试图通过重写羊皮纸模型重新审视德·昆西的这一立场。

如前所述，德·昆西是从重写羊皮纸的历史结构论述到其人脑结构的，这意味着重写羊皮纸“似乎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为个人的意识开辟了一块地方”（Mc-Donagh 216）。不妨回顾一下德·昆西在讨论文学史的线性顺序时使用的比喻：重写羊皮纸好比温室，上面的文本好比花果。其实，在这段话之前，德·昆西用了土壤和植物的本体含义来解释重写羊皮纸上文字的更迭：“如果清除掉土壤上的温室植物，转而栽培种子，将会收获新鲜的、更适宜的作物”（De Quincey, Suspiria De Profundis 51）。土壤上旧植物的拔除和新植物的栽种在《自深深处的叹息》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滨海萨凡纳》（“Savannah-la-Mar”）里以新的面貌再次出现：在德·昆西的末世幻想中，愤怒的上帝用地震将位于牙买加的滨海萨凡纳夷为平地。考虑到当时整个加勒比地区几乎都在英国的控制之下，德·昆西的隐喻就很明显了，英国对其他国家的殖民行为也呈现为重写羊皮纸结构：英国人的足迹和文化可以覆盖和重写被殖民地区的土地。德·昆西甚至赋予这种覆盖以崇高感。当他在梦境中与“暗夜译者”（dark Interpreter）一同参观被上帝毁灭的滨海萨凡纳时，末日景象变成了超自然的宁静画面：“我们朝塔楼里望去，摆钟苦苦等待着敲响婚礼钟声的指令；我们一起触摸巨大的风琴琴键，它们没有在上帝耳旁奏响欢歌——也没有为人类的悲伤鸣奏安魂曲；我们一起搜寻静谧的托儿所，孩子们全都睡着了，整整睡了五个世代。‘他们在等待天国的曙光，’暗夜译者低声自语道：‘当曙光降临，钟和琴会奏响欢歌，在天国的回声中重复’”（De Quincey, Suspiria De Profundis 66）。

以上梦境书写并非凭空想象，它仍然是德·昆西对某段记忆所对应的脑文本的艺术加工。在1780 年，曾有三场毁灭性的海啸侵袭西印度群岛，其中一场就发生在滨海萨凡纳。海啸掀起的巨浪有20 英尺高，严重破坏了滨海萨凡纳的房屋和蔗糖种植园，造成大量人员伤亡。⑦德·昆西把现实发生的自然灾害转换为英国对滨海萨凡纳的殖民行为，并且赋予这种行为以宗教般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声称在地震的废墟之上“上帝将为人类建造长达一千年的宜居之所”（De Quincey, Suspiria De Profundis 67），这是对英国殖民行径的美化。考虑到德·昆西的父亲作为批发商曾从西印度群岛的棉花贸易中获利，并将遗产传给了德·昆西，那么在梦境中神圣化的末日叙事其实象征性地消除了以德·昆西为代表的从英国殖民事业中获利的普通英国市民的负罪感。此时，重写羊皮纸模型不仅内化为头脑的结构，还外化为英国殖民扩张的隐喻，二者在德·昆西的梦境叙事中达到了高度统一。

德·昆西构想的人脑的重写羊皮纸模型涉及的脑文本到书面文字的转换过程反映了19 世纪脑科学所确立的脑—心或物质—意识的转换关系，而聂珍钊认为“脑文本是决定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既定程序〔……〕也决定人的意识、思维、判断、选择、行动、情感”（《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26），其学理基础其实也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哲学观。不过，文学创作的过程和脑文本的运行机制是十分复杂的，不是一种机械的由物质到意识或由意识到物质的生成过程。而且，当代脑科学家对这一问题有新的发现：脑神经科学家克里斯汀·赫尔夫（Christian Herff）率领的团队采用ECoG 和ASR 技术进行的“大脑到文本”（brain-to-text）实证研究，以及神经伦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似在表明意识本身可能就是物质；近来的量子力学理论或可证明包括记忆在内的意识形态可能是一种物质存在。正如19 世纪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脑科学是对先前的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反拨，为德·昆西的重写羊皮纸模型提供了绝佳阐释视角的脑文本概念或许也会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被修正，从而达到新的理论高度。

责任编辑：杜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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