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爵小姐是个中国人” ——《第十二夜》与伊丽莎白时代的“中国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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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涉及到中国及中国人的地方屈指可数，但在其同时代，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包括科学家、航海家、地理学家、戏剧家、诗人等等，都对拓展海外贸易、发现新大陆、开辟新航线有着极大兴趣，其中特别对与中国接触有着强烈的欲望。研究发现，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与伊丽莎白时代英国对中国的渴求和构建密切相关，王室对华信件、英国贸易与外交、新航线开辟及新地图的绘制、塞西尔的乔迁宴上的表演等都证明了这一点，作为剧作家的莎士比亚受到了伊丽莎白一世“契丹/中国探险”的影响。

关键词

《第十二夜》；中国人；中国追寻；伊丽莎白一世；外交

作者简介

胡鹏，四川外国语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莎士比亚研究。

“My lady’s a Cataian”: The Twelfth Night and Elizabeth I’s “Search for China”

There are only a handful references to China or Chinese people in Shakespeare’s works. However, the people in his era, from the monarchs at the top to the peddlers and porters at the bottom of the society, plus scientists, navigators, geographers, dramatists, and poets, were keenly interested in expanding overseas trade, discovering new continents, opening up new sea routes, and establishing contact with China in particular. Studies show that Shakespeare’s Twelfth Nigh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ritish desire for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ontact with China during the Elizabethan era, as evidenced by the royal family’s letters to the Chinese emperor, British trade and diplomacy, the opening of new sea routes and the drawing of new maps, the performance in Cecil’s house warming and so on. As a playwright, Shakespeare was influenced by Elizabeth I’s “Cathy Venture” plan in search for “China”.

Twelfth Night; Cataian; search for China; Elizabeth I; diplomacy

Hu Pe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Shakespeare Study Institute, Sichu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China), specializing in Shakespearean studies.

Email: hu-peng515@163.com

01

“中国人”的意义

在《第十二夜》的第二幕第三景中，托比喝醉酒后在与玛利娅的对话中突兀地提到了“My lady’s a Cataian”（2.3.68）①。这句话让人非常疑惑，因为莎士比亚作品中提到中国、中国人的地方只有寥寥几处，往往一笔带过。而国内的几个权威中译本中，对于托比语句（2.3.68-69）的翻译都有所不同：

小姐是个骗子；我们都是大人物；马伏里奥是拉姆西的佩格姑娘。（朱生豪版）

伯爵小姐是个中国人，只当她说话是假的；我们一帮子可是机灵的政客呢， 马伏里奥算得上什么东西！（方平版）

小姐是个骗子，我们是政客 ? 马孚利欧是个“Peg-a-Ramsey”。（梁实秋版）

咱家小姐是个清教徒，我们是捣乱者。马伏里奥是监视丈夫的妒妇。（辜正坤版）

为何同一句会出现如此多不同的翻译呢？根据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国内外研究者对之进行过讨论，但可惜的是他们大都在讨论有关“Cataian”的翻译问题，或是否是“中国人”以及注释的含义和大文化背景等，未能进一步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②差异是由于译者对照不同的权威莎士比亚作品集注释翻译造成的，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全面梳理一下相关版本的《第十二夜》中“Cataian”的意义。

第一种释义为“清教徒”。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版（RSC版）直接注释为Catha-ran，即清教徒（Bate and Rasmussen, The RSC Shakespeare 31），英文puritan。而牛津版则指出Cathayan或许并不是“中国人”的意思，而是托比爵士发出“Catharan”的含糊不清的音节。Catharan来源于中世纪拉丁语cathari，指“清洁派”或“卡特里派”（the pure），后来被用在清教徒身上。编者认为这似乎很符合托比的言辞：“我家小姐是一位极端的、固执的道德主义者，而我们是圆滑的政治家”（Warren and Wells 127）。

第二种释义为“骗子”等负面意义的中国人。牛津版、阿登版、剑桥版同时标注Cathayan意为中国人（契丹居民或来自契丹的人），是一种侮辱、贬损的用法（Warren and Wells 127; Elam 217; Donno 96）。而诺顿版则标注为中国人，是“骗子/欺诈者”的俚语，具有种族优越感（Greenblatt, Norton Shakespeare, 1809）。这种意义在他们看来与《温莎的风流娘儿们》（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中裴琪的话形成呼应，用以暗示尼姆是“骗子”：“尽管城里的牧师称赞他是真正的男子汉，我就不相信这种狗东西的话”（I will not believe such a Cathayan 2.1.127-28）。可能来自于曼德维尔（Mandeville）和其他游记作家对 Cathay 虚构的叙述（Elam 217）。甚至到了福尔杰版（Folger）中直接释义为不值得信任的吹牛者（暗指那些探险者错误地声称他们到达了所谓的契丹或中国发现财宝）（Mowat and Werstine 58）。

上述两种说法学界都有争议。首先剧中的清教徒实际上指向的是马伏里奥，他身边“始终萦绕着清教主义言论”（Walsh 87）。如玛利娅就指出：“有时候他有点儿像清教徒”（2.3.125）。《第十二夜》中奥丽维娅的清教徒仆人马伏里奥的毁灭是剧本的次要部分，却是贯穿始终的主题，显示出莎士比亚对极端的清教徒和布朗主义者（Brownist, 狂热的新教徒支派）十分厌恶（Wood 231）。同时小丑费斯特与马伏里奥的冲突代表了伊丽莎白时代最根深蒂固的矛盾之一——清教徒们反对、抵制戏剧和剧院，认为它们是魔鬼的代言人（艾克洛德 401）。那么奥丽维娅会是清教徒吗？显然不是，她顶多是口是心非，但绝没有达到清教徒的程度。埃兰就认为托比或许更多是在暗示奥丽维娅的夸张，说她刀子嘴豆腐心（Elam 217）。

进一步来看，占主流的“骗子”等负面的“中国人”释义实际上并不是莎士比亚时代的产物，这肇始于18世纪的编辑乔治·史蒂文斯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加入了同时代对中国人的看法，将之释义为“骗子”，但他也指出“中国人（古称契丹人）据说是所有手指灵巧的部落中最灵巧的，时至今日，他们依旧如此”（Steevens 67）。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他之后却在《第十二夜》的注释中提到：“寻求这个词羞辱、批评的精确含义是徒劳无功的”（Steevens 274）。正如范存忠先生所言，从1766年史蒂文斯校注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出版之时起，大家认为“契丹人”是个贬义词，意为骗子、流氓、欺诈者、说诳者、贼骨头（4）。张沅长就分别以中英文撰文辩驳“契丹人”就是“贼或骗子”的说法。毕墨惜也指出，后来的编辑抄袭了史蒂文斯的首创观念，这些注释都包含以下逻辑：Cataian 指中国人，中国人是骗子，结论为Cataian意为“骗子”，这是由两个错误的假设带来的错误结论（毕默惜 33）。埃兰也指出注解为“小偷” 或“骗子”，这是对中国人特征的曲解，托比称呼奥丽维娅为小偷显然是不大可能的（Elam 217）。而编辑们大多在注释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意思：用在尼姆身上为骗子，而在奥丽维娅身上则尽量避免这种贬义的解释（33）。但毕墨惜认为Cathay应该处理为自身的一种分析结构，一个地域上和文化上的参量，而不是“那些人”居住地方的另一种过时的说法。所以他认为“Cataian”并不是中国人（33）。甚至在沃伦等人看来中国人的比喻没有意义（Warren and Wells 127）。

其实还存在第三种释义，即类似“高贵、智慧、美貌、有德行”等积极意义上的中国人。联系上下文可以发现，被称为“中国人”的奥丽维娅是一个正面形象。正如多诺指出，尽管托比喝醉了酒，但他的台词中似乎只是表明伯爵小姐是可以依赖的对象，暗示着其高贵的出身和仁慈（Donno 96）。小丑在前文中就说：“我家小姐有一双雪白的玉手”（2.3.24），这里意味着伯爵小姐是位淑女，此句有两重意义：高贵的出身；仁慈而亲切(与马伏里奥对比）（Donno 94）。实际上正面形象才是伊丽莎白时代对中国人的主流印象（Zhang, “My Lady’s a Cataian” 419）。蒂莫西·比林斯就指出与莎士比亚同时代阿里奥斯托（Lodovico Ariosto）的《疯狂的奥兰多》（Orlando Fuioso, 1591年出版英译本）以及博亚尔多（Matteo Boiardo）的《恋爱中的奥兰多》（Orlando Innamorato, 1598年出版英译本）中的中国公主安杰丽卡也是正面形象（Billings 7-8）。张之燕也分析指出：“奥丽维娅是美貌、富有与美德的化身，其形象与当时的中国人形象极为匹配”（《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21）。作为呼应的则是托比紧跟着的唱词：“巴比伦住着一个男人，姑娘，姑娘”，引自当时流行的歌谣托马斯·考威尔（Thomas Colwell）的《虔诚而坚定的妻子苏珊娜》（“The Godly and Constante Wife Susanna”, 1562/3）：“巴比伦住着一个男人，声名远播；他娶了一位名叫苏珊娜的女子；她美丽而有德行；姑娘，姑娘”（qtd. in Donno 96; 莎士比亚 202），甚至后来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在一首哀悼诗（“Elegy on the Lady Markham”, 1609）中，写到夫人的肉体在坟墓中升华：“如中国人，当一个世纪逝去，/在瓷品中采集揉进的瓷泥”（Donne 181）。于是艾田蒲曾总结说：“在伊丽莎白时代和后来的一段时间，中国人既是乌托邦里的人，人间天堂里的人，也是不知道真正上帝的民族”（114）。

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英国在1576—1578年间有一个名为“契丹探险”（Cathay Venture）的向外发展计划，旨在寻找通往亚洲的近路，伊丽莎白女王也是该计划的股东之一。之后1581年和1596年又试了两次，均没有成功。但是，朝野上下却因此都熟悉“契丹”与“契丹人”一类的名词（范存忠 4）。因此，如果我们要充分理解剧中“中国人”的意义乃至对《温莎的风流娘儿们》（1597）与《第十二夜》（1600—1602）两部作品中同一词语不同解释的原因，就必须将此剧还原到1600—1601年间，乃至1602年发生的种种有关伊丽莎白和“中国”相关的事件之中。

02

爱德华六世与伊丽莎白一世的致中国皇帝信件

早期现代的英国一直在试图接触中国，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与《第十二夜》同一词的释义与处于不同历史阶段背景息息相关。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像中国那样激发早期都铎王朝的想象力，他们相信，中国是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其统治者大汗（Great Khan）是挪亚（Noah）的后裔。译者、学者和地图绘制者为中国的存在增添了层层细节和权威性，将它描述为“许多省份、人民和贵族，以及被称为‘大洋’的辽阔东方海洋上数不清的岛屿”组成的帝国（Alford 65-66）。比林斯就指出，“在伊丽莎白时代占据主流地位对中国的印象——一个物产丰富、文明、技术发达和极其富裕的近乎乌托邦的国度”（Billings, “Caterwauling Cataians” 4）。而在莎士比亚作品中唯一直接提到“China”的《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也印证了这一点，此处的China并不指中国，正如庞贝所言“不是瓷碟子（china dishes），可也是很好的碟子”（2.1.86-87）。“china dishes”指异常昂贵的进口货物，在OED中最早提及于1589年（Braunmuller and Watson 201）。中国是开启通往亚洲贸易的金钥匙，而唯一的问题是怎么到达那里（Alford 66）。

从15世纪末开始直到16世纪中叶，英国的海外扩张由于政府的缺位而成效甚微。一方面他们害怕同西班牙、葡萄牙发生严重敌对和冲突；另一方面政府与商人均满足于在安特卫普取得的利益。但16世纪中叶以后，安特卫普市场对英国关闭，逼迫他们开始追赶世界性贸易，海外探险和商业扩张也就成了国家性的冒险事业（赵秀荣 88）。1553年，由塞巴斯蒂安·卡伯特（Sebastian Cabot）率领的探险队从伦敦出发前往中国。他们带着爱德华六世写给“住在世界东北部的国王、君主和其他统治者”的一封信，其中关注的就是全球商贸：“把自己国家的货物和可供交易的物品运到偏远的地区和王国，并从这些地方发现自己需要的货物带回国〔……〕”。这封以拉丁文、希腊文和其他语言写成的信试图向陌生的人民和大国伸出友谊之手。在信的末尾努力寻求双方共识，标明从伦敦的出发日期是“从上帝创造世界的那一年算起，5515年” （qtd. in Alford 71）。这次航行未能到达中国，却开辟了俄罗斯航线，因此英格兰人大言不惭地称他们“发现”了俄罗斯，从而开启了英俄贸易（Alford 76）。对英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丹麦人而言，在16世纪晚期走向全球化意味着寻找直接通往中国的航路，伊丽莎白直接继承了其弟弟爱德华六世的首创精神（Dimmock 11），她始终把直接与印度、南洋和中国建立商业联系作为对外扩张的重要目标，为此而进行的探险活动没有停止过（夏继果 195）。③

1576年，由伊丽莎白一世赞助、马丁·弗罗比舍（Martin Frobisher）率领的探险队出发寻找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探险队只抵达现在的巴芬岛（Baffins Land），他们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黄金和通往中国的航路，于是组织了中国公司。可之后的两次探险均无进展。1580年，英国海盗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继麦哲伦之后第二次完成了环球航行，成功返英，从而进一步坚定了英国寻找中国的决心。

1583年，伊丽莎白派商人约翰·纽伯里（John Newberry）携带致莫卧儿皇帝和中国皇帝的两封信前往东方。她在信中请求中国皇帝“给与安全通行之权，并给与吾人在与贵国臣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纽伯里与英国商人费治和里兹一同到达印度，至忽鲁谟斯（Ormuz）时被葡萄牙人发现而被捕并押往果阿，随后开释，之后纽伯里和里兹都定居于印度，因此，这封信没有到达中国（Hakluyt V: 451-452）。④1585年，沃尔特·雷利爵士 (Sir Walter Raleigh) 在寻找西北航线的过程中，在美洲大陆附近的罗阿诺克岛建立了一小块殖民地——弗吉尼亚，但直到1605年后商人们才开始申请殖民（赵秀荣 121）。

1596年，商人理查·阿伦（Richard Allen）与托马斯·布罗菲尔德（Thomas Bromficld）准备再到中国去，女王趁机派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作为英国的使臣携带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信同往，信中写道：“彼等坚决恳求吾人准许彼等取海道前往贵国贸易”，而且“愿于彼等身居贵国期间，遵循贵国之法令”、进行“公平之通商”，并要求“务请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与其他国人在贵国贸易所享受者，一无差等”，且愿意为中国“入境贸易者，到处予以自由，加以保护”，落款时间为 “一五九六年，我王在位第三十八年六月十一日”。他们带着这封信，乘坐三只船出发。不幸的是，一艘到好望角遇难覆没、另两艘又碰上了葡萄牙舰队，经十八天的激战，伤亡颇众。仅存一艘船又在布通岛（Bultung）旁覆没。幸存的七个船员后来也失踪了，因此这封信也未到达中国（Hakluyt XI: 419-421）。而这正是《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创作上演期间。1599年，兰开斯特在南洋的爪哇建立了第一个英国人的商站，开通了经由好望角与东印度间的贸易。1600年12月31日，伊丽莎白女王向从事这个地区贸易的英国商人颁发特许状，标志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成立（夏继果 200）。《第十二夜》正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

1602年，乔治·韦茅斯（George Weymouth）带着伊丽莎白一世的信件，在新成立的东印度公司的赞助下，探寻通往亚洲的西北通道。他于5月2日随两艘名为“发现号”（Discovery）和“神佑号”（Godspeed）的船队离开伦敦，但仅仅于8月就因大卫斯海峡（在格陵兰与巴芬岛之间）的极端寒冷天气和风暴被迫返回。正如雷恩·阿林森（Rayne Allinson）解释的那样：“1583年送出第一封，1596年第二封，最后是1602年第三封。每一封信都由不同的英国商人－冒险家所携带，试图发掘、开辟出自传说之地中国的丝绸、香料和瓷器等获利甚丰的贸易路线。前两封信件的复本和翻译本被地理学家理查德·哈克路特（Richard Hakluyt）在其《航海》中出版，〔……〕以激励、引导对海外贸易与扩张的进一步公共投资”（Allinson, “The Virgin Queen and the Son of Heaven” 210; Latch 214）。第三封信写到英国人“在寻找更短到达”明朝的航海路线以“提供直接贸易机遇与友好关系”，并推测以往派出的船只没有回信可能是因为“冰冻的海洋和无法忍受的寒冷”，其目的依旧是“增强贸易合作，各取所需并增进两国友谊”，落款时间为1602年5月4日（Bajetta 257-258）。

这三封信中包含修辞上不易察觉的细微变化，反映出伊丽莎白统治二十多年中欧洲政治形势的变化，同时也反映出英国对中国增强了好奇心。同时三封信件相同处在于对商业利益的普遍强调而非意识形态（ideological imperatives），这与她写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件形成强烈对比（Allinson, “The Virgin Queen and the Son of Heaven” 211）。16、17世纪的英国不仅国内市场繁荣，而且对外贸易也活跃。马克思曾说：“在真正的手工制造业时期，却是商业的霸权带来工业的优势”（831）。确实，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在英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对整个经济发展与变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现代欧洲经济史家齐波拉指出：“贸易是推动整个社会机器运转的巨大机轮”，“对外贸易与近代民族国家的繁荣存在一种密切的因果联系”（转引自赵秀荣 77）。对外贸易、航海、探险和造船事业的发展，殖民地的开发，都成为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历代国王重商政策的主要内容（赵秀荣 78）。正如《第十二夜》中剧中安东尼奥就这样对西巴斯辛说：“本来我把我们夺来的东西还给他们，就可以和平解决了，我们城里大多数人为了经商，也都这样做了”（3.3.33-35）。这句话正说明了商业利益的首要位置，可以让敌人变成朋友。而费边所说：“即使波斯王给我一笔几千块的恩俸，我也不愿错过这场玩意儿”（2.5.156-7），可能指1599年罗伯特·舍勒坐着“索菲”号船带着波斯王丰厚的赠礼回到英国一事（张泗洋 344）。

而《第十二夜》故事背景设置在地中海的伊利里亚，实际上这是莎士比亚的虚构之所，就如同很多人不相信的遥远中国一样，在第一幕第二景中，遭受海难的薇奥拉也与船长进行着对话，讲述着海上旅行的不幸与幸运：

薇奥拉：朋友们，这儿是什么国土？

船长：这儿是伊利里亚，姑娘。

薇奥拉：我在伊利里亚干什么呢？我的哥哥已经到极乐世界里去了。也许他侥幸没有淹死。水手们，你们以为怎样？

船长：您也是侥幸才保全了性命的。

薇奥拉：唉，我的可怜的哥哥！但愿他也侥幸无恙！（1.2.1-6）

03

《第十二夜》中的新地图与航线、创作时间

上述背景正是为了说明为何同一个词语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与《第十二夜》两部作品中呈现不同的意义，答案是跟两者创作时间的背景相关。批评家指出快嘴桂嫂在戏剧快结束时扮演仙后影射了伊丽莎白女王，而且《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也是为了1597年册封嘉德骑士所作（Bate and Rasmussen,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x）。伊丽莎白女王在《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创作前所送出的信均没有回音，而寻找东北、西北航线的计划都未能如愿开辟通往中国的航线，显然大家对中国是否存在、能否到达产生怀疑。进一步而言，有冒险家到达了他们所宣称的“中国”，结果是蛮荒之地，带回的物产也一文不值，这也让大家产生动摇。因此《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中国人” 有吹牛、骗子等意义似乎也可以理解。但如张之燕指出的那样，培琪的话可以理解为：“我才不相信有什么中国人存在，这家伙说的话〔……〕跟虚构的中国人一样不可信”或“这家伙说话拿腔拿调，外国腔调，根本不可信”（《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 24—25）。既指出了尼姆其人不可信，更掺杂了培琪对陌生人的不信任。

但到了1600年左右，情况又发生了变化。乔纳森·贝特（Jonathan Bate）这样描述：“直到莎士比亚创作戏剧，也就是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末期，人们才开始对世界形成比较完整的视觉印象，尤其是地球为球体这一事实”（qtd. in MacGregor 10）。莎士比亚戏剧中涉及探险和发现题材的剧本大多集中在16世纪九十年代，即伊丽莎白时代航海热的高峰期（MacGregor 14）。1592年在伦敦制成的莫利纽克斯地球仪是第一个英语地球仪，它是以爱德华·赖特（Edward Wright）的世界地图为基础，通过墨卡托（Mercator）投影法制成。它标识了英国探险家近期的航行路线，是英国不断增长的全球意识的集中体现（Bate and Thornton 52）。

新的地球仪、地图也就意味着新的地理发现与新航路的开辟。在《第十二夜》中玛利娅提到一味向女主人献媚的马伏里奥时这么形容：“他笑容满面，脸上的皱纹比增添了东印度群岛的新地图上的线纹还多”（3.2.66-68）。批评家们一致同意此处所说新增补的地图指1600年出版的由爱德华·赖特等三人绘制的地图，地图上布满着纵横交错的航线，因此学者们认为写作年份最有可能是1600—1601年之间（Warren and Wells 166; Elam 266）。地图上所展示的东印度比其他早先地图更详尽，对澳大利亚这一未知大陆也画出了某些轮廓，同时第一次在英语地图上标出了新地岛 (Nova Zembla, 俄罗斯北部位于北冰洋的两个大岛)，《第十二夜》中费边就讲道：“您目前在她心里的地位就像挂在荷兰人胡须上的冰柱一样”（3.2 21-23）。此处指荷兰航海家威廉·巴伦兹（William Barentz），曾于1596—1597年驶入北冰洋，试图通过东北通道前往东印度的经历，他被困于新地岛，并把这次探险活动记录下来，他的记录由格里特·德·维尔（Gerrit de Veer）翻译成英文版，详细记录了船员们残酷的遭遇，并于1598年6月在伦敦登记出版，从而使得暗示合理（Warren and Wells 163; Elam 264; Donno 123）。

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航海书籍——哈克路特的《英格兰之航海暨发现纪要》早在1589年即已出版，但是经过重大修订、更新，并最终扩充为三卷本的新版却是10年后问世的。这部书一方面纪念了英国航海的成就，另一方面也鼓励了更为深入的勘探及更为迅速的殖民行动。雷利爵士就对圭亚那和委内瑞拉进行考察并于回国次年出版《圭亚那采风》（The Discovery of Guiana, 1596），书中对探险和未知财富的描述在民间激发了活跃的想象力（MacGregor 10）。《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福斯塔夫就将他想征服的两名女子之一的福德大娘比喻为雷利曾经描述过的伟大的金城：“她就像是一座取之不竭的金矿（She is a region in Guiana, all gold and bounty）”（1.3.59）。

而有关此剧的写作时间我们也可以大致从各种细节确定。乔纳森·贝特就指出，此剧的创作年代为1601年。1602年2月在中殿上演；1598年米尔斯（Meres）未提及；指涉安东尼·雪莉（Anthony Sherley）访问波斯国王（1598—1601）以及1599年首次出版的一幅地图；戏仿本·琼森《自恋之泉或辛西娅的狂欢》（1600末/1601初）一剧中的自恋主题、双戏名和词语“要素”的使用；琼森《冒牌诗人》（Poetaster, 1601年下半年上演）中的一个人物似乎说他曾看过《第十二夜》的演出（Bate and Rasmussen, The RSC Shakespeare 649）。戏剧的副标题“What you will（如你所愿）”强调了与第十二夜（主显节，1月6日）密切相关的节日庆典精神，这一天是伊丽莎白时期英格兰最为盛大的传统基督教节日。1601年的第十二夜，伊丽莎白女王迎来了尊贵的客人——28岁的意大利贵族布拉恰诺公爵（Duke of Bracciano）唐·维格里奥·奥西诺（Don Virginio Orsino）。奥西诺在写给妻子的信里谈到那天晚上从“一部夹杂着音乐与舞蹈的混合喜剧”中获得愉悦。因为表演的正是莎士比亚所在的宫内大臣剧团，因此有人认为上演的就是《第十二夜》，但是这一假设在研究者中并未达成一致意见。总之这部剧的剧名，在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们看来是与仲冬季节一系列历史悠久的节日庆典相关联的（Greenblatt, Norton Shakespeare 1786）。也有学者认为，既然“奥西诺”入了戏，那么写戏的日期放在奥西诺访问后更为合适。莱利斯·霍斯顿（Leslie Hoston）在专著《〈第十二夜〉的初夜》中试图精确其首演的时间。在他看来此剧是莎士比亚受皇家命令、为欢迎奥西诺国事访问而创作并首演的。但根据推论，奥西诺访问的消息直到1600年12月26日才在英格兰公布。霍斯顿暗示莎士比亚在10天左右写了这部剧并让剧团排练在宫中演出（Evans 437），其推论看来勉强而存疑。

最早提及《第十二夜》演出的是“中殿法律协会”的年轻律师约翰·曼宁汉姆（John Manningham），他在1602年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我们的节日宴会后演一剧名《第十二夜》，或称《如你所愿》，很像《错误的喜剧》或普劳图斯的《孪生兄弟》，但最相似和接近的是意大利剧《欺骗者》。”接着还描述了马伏里奥受作弄的情节（转引自裘克安 161）。但他的记载时间很可能不是首演时间，我们从某些情节暗示来看，此剧的写作时间更接近1600或1601年。也就是说这部剧是在伊丽莎白送出第三封给中国皇帝信函不久之前上演的。

04

塞西尔的乔迁宴上“来自中国皇帝的回信”

1602年12月，69岁的伊丽莎白一世参加其重臣罗伯特·塞西尔（Robert Cecil）伦敦新建居所的乔迁宴，当晚的娱乐活动中，有一段由诗人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所编写的一位名为厄舍（Usher 也有门房之意）的绅士与“一个信使（a post）” 的戏剧性对话。只见信使突然登上舞台宣告有“来自中国皇帝”的信函要赶紧送到塞西尔处。出于当时情景下的调侃和戏剧讽刺效果，厄舍问为何不直接呈给女王（当时就坐在观众席）。信使解释是由于信件“是由她不懂的语言”写就的，但厄舍告诉他所有伟大的君王（包括土耳其苏丹，另一位伊丽莎白的有名通信人）都会送来信件的意大利文、法文、西班牙文或拉丁文译本，因此“如果是任一基督教国家的语言”女王都能够读懂。这段话无疑在吹捧女王的丰富学识及语言天赋（Allinson, “The Virgin Queen and the Son of Heaven” 209）。这封信的抬头为“全能及不可战胜之君王Taicosama（太阁殿下），世上伟力无双之主宰者和天子，及前置东方诸国之主宰者：中国及附近诸岛屿之皇帝〔……〕致英格兰、法兰西、爱尔兰、诺曼诸岛〔……〕女王”，信中表示已收到本杰明·伍德所携之信并同意了女王的要求，希望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信的抬头处写着1600年，落款处写信件发自广州并25000年（Dimmock 98-101）。⑤

因此很可能戴维斯写这段对话时是在韦茅斯1602年8月5日返回之前，实际上这场表演正反映出伊丽莎白的乐观主义精神，即认为很快就能收到来自中国皇帝的回信。此外，正是伊丽莎白本人作为信件的接受者而被戏剧化，这更进一步强调了女王无可比拟的“伟大”与权力（Allinson, “The Virgin Queen and the Son of Heaven” 210）。正如比林斯指出那样，“尽管我们能确定皇帝并未收到信件，但不能确定女王没有收到，因为这封所谓回信实际上是作为添头送给女王的礼物”（qtd. in Allinson, “The Virgin Queen and the Son of Heaven” 210）。无论伊丽莎白是否收到这封“伪造”信件，这都反映出其试图与中国开展外交对话的新闻价值，而这是以往英国君主所难以企及的（Allinson, “The Virgin Queen and the Son of Heaven” 218）。布劳恩穆勒认为由于伍德未能返回英格兰，这封信“显然是伪造的”（Braunmuller 429）。罗伯特·巴彻勒也指出“意大利文的讽刺文本〔……〕很大可能是出自这一时代的埃塞克斯圈子，以此作为对塞西尔派的讽刺”（Batchelor 275）。此外，雷恩·阿林森指出这封来自中国的“伪造”信件很可能受到了“伍德生死未卜、不确定命运”的启发，而“用意大利文及斜体，是表示由一位在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所写就”，以此来让信件更有可信度（Allinson, “The Virgin Queen and the Son of Heaven” 218）。

正如马修·迪莫克所言，不管目的为何，不可争辩的是这就是一个笑话（Dimmock 82）。首先，伍德并没能将信件带到中国，这封回信只是一个虚构的、渴望已久的回应。其次，正如阿林森注意到“这封信模仿了英语书信体的习惯，不符合中国皇室的外交辞令或书信写作实践”（Allinson, “The Virgin Queen and the Son of Heaven” 218）。最后，更为直接的是信中的基本细节错误。最典型的是皇帝名字的错误，太阁（Taicosama）指的是丰臣秀吉（Toyotomi Hideyoshi），而中国1600年统治者为明万历皇帝。错误之二是对于中国领土之混淆，其信中将他描述为“中华最强力主宰者”，同时也是众多岛屿的伟大君王，实际上这些岛屿多是日本名称（Dimmock 81-84）。显然这封信是作为1602年塞西尔乔迁宴会上表演结束时呈现给女王的戏剧道具，它被大声读出，取得引人注目的反响（Allinson, A Monarchy of Letters 26）。演出要求有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件需要传递，这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是唯一且显著的例子。同时它又是一个伪造品，正如表演中所表达的，证明了要建立英国的外交模式，也从侧面展现出伊丽莎白本人的全球声誉（Dimmock 84）。

显然无论是1602年的第三封信，还是塞西尔乔迁宴上1596年第二封信的“中国回信”，无疑体现出年迈女王日益迫切的与中国接触的愿望。那么为何在1602年女王再次派出使者试图打通航线呢？原因颇为复杂：1.新地图的绘制和新航线的开辟，为探索展开了有利条件；2.英国国力的强大，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和平以及英国人在爪哇建立第一个商站，给传统航线抵达中国创造了条件；3.哈克路特的著作传播，给国人以鼓励；4.1601年与伊斯兰世界交涉的失利；5.国内糟糕的经济情况。6.商人及其团体的推动等等。这一切都迫使君王、贵族、朝臣、商人等各色人等进一步盼望与中国通商。

让我们再回到《第十二夜》，众多批评家都指出奥丽维娅与伊丽莎白一世的相似性，其身上诸如美丽、性感、强力等特质具象化了女王。正如伊丽莎白·彭特兰所言，批评家经常将伊丽莎白一世置于奥丽维娅的家庭事务及性别变换中进行讨论”（Pentland 162）。霍斯顿甚至指出最初的观众会将奥丽维娅视为伊丽莎白女王，奥西诺视为来访的意大利公爵，马伏里奥则是自负的王室审计官威廉·肯诺里斯爵士（Sir William Knollys）。这部戏剧赞美来自意大利的访客，奉承年迈的女王，讽刺意味不受欢迎的宫廷大臣（qtd. in Evans and Tobin 437）。毫无疑问，莎士比亚在创造戏剧角色时通常会想起一些同时代人物，演员在演出时也会有意把角色原型的特点注入角色中。莎士比亚从来不会忽视任何一个有戏剧价值的人物（艾克洛德 402）。

正如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解释那样：“伊丽莎白女王〔……〕的权力是由对皇家荣光的戏剧性颂扬以及对敌人的戏剧性暴力组成。〔……〕伊丽莎白的权力，依靠的是可视性，就像在一个剧院里，观众必须专心观看演出，同时又与之保持距离。用伊丽莎白1586年在会见领主与平民代表时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做君王的，就是摆在舞台上供世人观看的’”（Greenblatt,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64）。女王将自己塑造成如阿斯莱特（Astrea）、辛西雅（Cynthia）、黛博拉（Deborah）、黛安娜（Diana）等智慧、美丽和权威的女性形象，但奇怪的是，自1580年后，她经常以东方的示巴女王形象（Sheba）进行塑造（Dimmock 198）。最有名的莫过于《亨利八世》结尾处克兰默赞颂女王“她具有纯洁的灵魂，《圣经》上的示巴女王也不及她这样渴求智慧和美德”（5.4.23-25）。也正如《第十二夜》中奥丽维娅与薇奥拉的对话所描述的一样：

有趣的是，塞西尔为此次宴会也委托艾塞克·奥利弗（Isaac Oliver）绘制了著名的“彩虹肖像（the rainbow portrait of Elizabeth I）（1600-1602）”，作为女王来访的装饰的一部分。⑥已六十多岁的女王在画中青春永驻，手捧象征和平的彩虹，金色礼服上绣着的眼睛和耳朵表示她无所不知。珍珠项链象征的贞洁，袖上的巨蛇象征着智慧。华贵的珠宝和精美的布料，描绘出她的威严、光彩和财富。

进一步而言，奥丽维娅是剧中三个女性角色中最独立和最强力的女性（Dolan 24）。正如托比在第一幕第三景中所言“她才不要公爵呢。她要嫁人也不嫁给身份比她高，财产比她多，年龄比她大，又比她聪明的男人——我听到过她发过誓的”（1.3.109-111）。实际上，这正是伊丽莎白一世于1570年代与安茹公爵（Duke of Anjou）亲自协商婚事时所秉持的精神，正如奥丽维娅提出嫁给西巴斯辛唯一的条件就是要求他服从：“请你来吧；你得听我的话”（4.1.60, Pentland 162）。蒂蒲娜·卡拉汉指出托比的话与女王不愿嫁给一个在某种程度上会超越其权力的配偶的各种表述相似：“最初这种决心是与不婚的意愿相同的。似乎难以想象奥丽维娅避免与更高的社会阶层结合，而是与下层结合”（Callaghan 157）。

同时代的人也会看到奥丽维娅与伊丽莎白一世关联的两种方式。第一种体现在曼宁汉姆的评论中，有趣的是提到了奥丽维娅是管家马伏里奥的“女寡妇（Lady windowe）”。或许是因为角色穿黑服，抑或是奥丽维娅拥有类似寡妇的经济独立权，还可能是因为很多寡妇再嫁给自己的下属，而这在当时也被认为是男人改善自己社会及经济地位的一种方式。但在多兰看来这很可能是曼宁汉姆自己记错了（Dolan 26）。另一个有关伊丽莎白在剧中直接指涉的例子是费边的话：“这就是说，把一条狗给了人，要求的代价是，再把那条狗要还”（5.1.5-6）。这是曼宁汉姆在其日记中所记录的有关女王的流行故事：“弗朗西斯·科尔（Francis Curle）先生告诉我女王的亲戚博林（Boleyn）博士有一条非常宠爱的狗，以至于女王都非常了解，让他满足女王的要求便可获得一个任意的愿望。她要这条狗，他交出并说：‘现在，陛下’，‘您答应满足我的愿望’，女王回答：‘是的’，他立马说：‘我乞求您将我的狗还回来’”（qtd. in Dolan 27）。实际上曼宁汉姆的记录日期是1603年3月26日，女王逝世两天及其记录戏剧演出一年之后，但费边的话说明了这则故事好几年前就在坊间传遍了。

不能忽视的是，莎士比亚所属剧团因演员收受钱财于1601年2月7日上演老剧《理查二世》被卷入了埃塞克斯伯爵谋反案，但吊诡的是，他们只是受了训诫后就被放过了。之后2月24日剧团再次为女王献上演出，次日埃塞克斯伯爵被斩首。批评家们对女王的宽大处理感到困惑（艾克洛德 384—387）。不可否认，经此一事的莎士比亚会更加谨慎。在这次宴会两个月之后的1603年2月2日，女王又观看了莎士比亚所在剧团的演出，随即的3月24日，女王逝世。显然不管是《第十二夜》中暗含的“中国”还是塞西尔宴会上“来自中国皇帝的回信”，无疑都展示出他们对女王心思的迎合，即女王对与中国进行接触的美好愿望。如果观众们会不由自主将伊丽莎白与奥丽维娅联系起来的话，那就更不可能采用“清教徒”或“骗子”等意义了。⑦

汉学家史景迁曾指出，17世纪时中国正慢慢渗入到英国人的生活，但莎士比亚并未顺应此趋势，他只在作品中两次简单提到“契丹人”，而且态度都很轻蔑（87—88）。但通过将《第十二夜》还原到同时代的历史政治语境之中，结合英国当局特别是伊丽莎白一世的对华外交接触尝试以及复杂的贸易、外交状况，我们就可以发现通过《第十二夜》的开放性主题折射出伊丽莎白女王的“中国追寻”。

我们需要一开始就摒弃都铎时期的英格兰在欧洲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现有的已被广泛接受的假设（Alford ii）。这个时期英国对于航海的激情实际上混合了掠夺与探索、科学考察与地缘政治斗争的需要（MacGregor 6）。伊丽莎白对与中国接触的兴趣有着众多缘由，关键在于1800年以前“整个世界的经济秩序——按字面意义讲——是中国中心论（Sinocentric）”（Frank 127）。正如刘立辉指出那样，这时的英国上下存在着“努力摆脱边缘地理处境的焦虑心理”，通过加强海上力量努力在海外贸易和扩张方面追赶欧陆强国，从而在早期现代文学中或隐或显地叙述“依托殖民经济活动以重构地理中心的民族国家行为”（112—113）。因此，我们可以说确定写作于1600—1601年间，明确于1602年2月2日上演并受到热烈欢迎的《第十二夜》中提到“中国人”并非偶然。深谙政治的剧作家虽然没有明确写作有关“中国”的题材，却在该剧中到处暗示了英国政府、特别是女王的“中国追寻”及其带来的影响。若此剧首演于1601年主显节，那显然是作为政治演出剧目进行写作上演的，更是有意将女王与奥丽维娅相联系，那么“中国人”是褒义词无疑，若首演于1602年，也说明他对女王对华外交心理的敏锐洞察，或许就是在塞尔西等人及对伊斯兰外交失利的影响下，他才特意提到了“中国人”以进行试探。当然，剧作家巧妙地利用了当时“中国人”意义的歧义性和含混性。因此当我们把《第十二夜》还原于当时“契丹/中国探险”计划中去考察，则可以发现此剧细节中隐射的时事，那么“Cataian”释义为中性的“中国人”乃至引申为诸如“高贵、仁慈、智慧”等正面词汇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⑧

责任编辑：杜 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1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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