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光吉︱平面、深度与间隔——评王嘉军《存在、异在与他者：列维纳斯与法国当代文论》

王嘉军：《存在、异在与他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2年第10期，责任编辑小野，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以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法国理论一直是中国文论研究从外部汲取的重要资源之一，对这些理论构成的庞杂谱系的系统化反思，已成为前沿文论借以确立和把握自身话语的必要工作。王嘉军的《存在、异在与他者：列维纳斯与法国当代文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简称《存在、异在与他者》。引文凡出自该著者均只随文标注页码）当属此类系统化反思的最新成果，它不仅深度剖析了法国文论的内在流变，而且为当前的文论研究引入了新的视角和维度：列维纳斯及其伦理学。

　　通过贯彻对话的策略，该书将列维纳斯的哲学置于一场同法国文论的交锋之中。它并不单纯地提取列维纳斯思想所蕴含的文论或美学元素，而是借这些元素背后严格的哲学观念去重新审视和研读那些受其启发的文论构想：布朗肖的文学空间、福柯的僭越书写、巴特的零度写作、德里达的文本解构、利奥塔的崇高美学，经王嘉军细致的剖析，无不显露出它们与列维纳斯哲学或多或少的关联，以及关联内部不可化约的深刻差异。如此的差异既表明了那些文论各自的特点，又反过来进一步揭示了列维纳斯思想的本质。故而，王嘉军没有给列维纳斯的文论——如果存在这样的文论——指派一个独属于思想家本人的位置，而是褫夺了这一专名化的位置，将之流放到与其他思想家的对话关系里。换言之，对于王嘉军，列维纳斯的文论只能以他所谓的“复调”（第3页）的方式来建构，只能从多重文本的互读运动中产生，它打开了哲学话语和文论话语之间的错位和距离，并将这样的间隙持守为自身运作的场域。于是，研究列维纳斯的文论意味着开展思想的游牧，意味着在远离自身的运动中找回自身真正的居所，而它呼应的，也正是这一思想本身所提出的至高要求，即面向绝对他者的要求。但在“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命题下，这个作为他人的他者，到底如何以伦理的名义建立起同文论的对话，并向后者发出其难以抗拒的迫求？

　　在建立这终极的对话之前，正如这本著作的题目指示的那样，列维纳斯抛向文论的哲学引线由存在和异在组成，更确切地说，这是一条从存在到异在的逃逸之线。如果说海德格尔以存在为基础，将艺术定义为“真理的生成和发生”1，即存在之无蔽状态（Aletheia）的揭示或澄明（Lichtung），那么，列维纳斯则颠倒了海德格尔的这套现象学美学背后的光学图式，把艺术的领地从意向性的认知之光所照亮的对象视域，此在最本己的筹划运行于其中的世界，移入比存在更源始的il y a的无光地带，移入无世界的实存，也就是王嘉军命名的“异在”。但如他所言，异在只是开辟了一个“不可为存在所消化的异质性”（第5页）的外部区域，它还未突破存在的总体性，对存在论的彻底超越只能由他者所代表的无限性来完成。就这样，在通往文论的道路上再次出现一条逃逸线，构成了对先前逃逸本身的逃逸：从存在之光转入实存的黑夜后，艺术不得不离开这无人且冷漠的晦暗，投身于新的光芒，面容（visage）的神圣光芒，或不如说，那是来自他人的召唤，一个要求非冷漠（non⁃indifférence）回应的超乎目光的声音。所以，列维纳斯1935年发表的论文题目“论逃离”（De l’évasion）已然预示了他此后思想的发展轨迹，但这样的逃离不只是哲学层面的运动，它还合乎一种历史的外在急迫和一种精神的内在指引。列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的逃离，在个体层面也是其对德国纳粹主义的逃离（海德格尔当时已沦为纳粹主义的同谋）；但逃到存在外部，遁入实存的异域，面对的仍是一个无处可逃、无地容身的情境，死亡集中营令人窒息的氛围就是其真实的写照2；为此，有必要用他者彻底地批判存在的总体性（totalité），以反思其导致的政治后果——极权主义（totalitarisme）。简言之，逃离是犹太人面对浩劫（Shoah）的被迫之举，列维纳斯甚至把这沉重的事实写入了无限观念对我思之意向性的超越，他用一个意味深长的术语称之为“流离”3（dé⁃porté）。另外，冲出存在的城邦，奔向异在的荒漠，然后倾听高处传来的他者律令，这样的逃离也是《旧约》赋予犹太人的命运。实存（existence）或异在（exotisme）之于存在的外向（ex⁃）维度指定了一场永无定所的流亡，为了找回家园，它需要超越性的拯救，需要接受信仰的诫命，也就是化作面容而非图像的他者之呼声。在这个意义上，从存在论到伦理学的逃离不也是从异教到犹太教的回归，一场名副其实的“出埃及记”（Exode）吗？对此，王嘉军敏锐地指出了存在、异在与他者背后隐藏的希腊与希伯来文化之争，将其归于尤利西斯和摩西所代表的两种流亡传统的对抗，并为之找到了上帝之死和奥斯维辛的现代性坐标（第410—411页）。那么，在历史与文化的这一双重语境下，列维纳斯与文论的对话已不是理论挪用的单纯游戏，即它不满足于文学或艺术的哲学化诠释，而是如王嘉军所做：尽管把文学和艺术置于阐述的光下，却不是为了照亮或揭露什么，而是为了对其进行严酷的考验，因为此时的光不再是瞄准对象本质的哲视（theoria）之光，而是超逾本质化的伦理之光，它担负着朝向至上他者的责任。

　　尽管他者代表着与列维纳斯展开对话的所有文论无以回避的一个终极诘难和绝对义务，但正是异在首先催生了这些文论，然后才有对话的可能。根据王嘉军的说法，上述两条逃逸线，作为列维纳斯批判海德格尔哲学的基本路线，潜移默化地“成为法国当代文论的两个重要主题”（第149页）。更确切地说，异在或王嘉军所谓的“异在论”，成为本书考察的文论的主线，因为“外部”“零度”“延异”和“异识”等概念皆被归入异在所开辟的传统；而他者则作为这些文论缺失的伦理维度，构成了对它们的审问，并促使它们在伦理转向中发生进一步变异。由此引发的争论，与其说是列维纳斯与其他思想家的对话，不如说是异在和他者本身的碰撞，或者用王嘉军的话来说，是两者的“交缠”甚至“纠葛”，其形影相随的程度使得“‘异在’和‘他者’的框架已经圈定了法国当代文论的问题域”（第322页）。而通过区分“异在”和“他者”两个术语所包含的差异性成分，王嘉军又将两者的分歧明确为“异”与“他”的张力：前者指向一种中性的原始差异，后者指向一种伦理差异。具体地说，前者是“一种前-存在、前-理解的原初的晦义性、不可理解性和歧异性”，后者则指示“他异性”（altérité），也就是“自我与绝对他者之间的间距”或“绝对差异”（第7页）。并且，王嘉军巧妙地使用一个空间化的表述来说明两者的根本区别：异在体现的是一个平面结构，而他者反映着“超越平面性的纵深结构”（第9页）。他者的超平面性不难理解，因为按列维纳斯的定义，“高之维度本身乃由形而上学的欲望打开”，形而上学的欲望即“对绝对他者的欲望”4，从而他者本质上就是一个绝对高度，是神一般的至高者：他者永远高于我，要求我对之承担无条件的责任和应从；故而，他者与我之间存在无限的落差，这一落差必定唤起垂直向上的超越运动。那么，相应地，异在的平面结构就应与一种内在性的水平运动有关，德勒兹的“褶子”（pli）即其典型的形象。但异在不是指向异域和外部吗？它为何会落回到内在性的构造？

　　跟随平面与高度的这一对抗，对《存在、异在与他者》的阅读可以成为一次有关空间的思想之旅。首先，本书关于福柯文论的精彩分析，尤为清晰地展示了异在的空间属性。福柯对现代文学的界定被王嘉军概括为一种僭越的书写，并且，它首先是“一种对于死亡的僭越”（第211页）。在《通往无限的语言》（Le langage à l’infini）一文里，福柯认为文学语言的根本特征在于自我指涉和自我重复，而这种如镜中影像一般无限反射和增生的功能正是为了战胜死亡，也就是应对其自身的终结和消失：“朝着死亡进发，语言背对自己；它所遭遇的好似镜子：要制止这意图制止自己的死亡，它只能拥有一种能力，那就是在多重镜子的无限游戏中生出自己的形象。”5由于镜子的符号本身具有的空间性——它是另类空间或异托邦的完美代表6——福柯眼中的文学也通过“镜子般地反射死亡……构建出一个虚拟的空间”7，以至于空间取代时间成为了文学语言的隐喻：“文学是（或者说，成为）一种空间事物。”8那么，在这种以博尔赫斯的图书馆或迷宫为理想形态的空间模式里，死亡作为空间化的动因，也构成了文学的界限：只要文学总在死亡面前把自身变成镜子，“死亡即是界限”9。而一旦语言的镜子挡住死亡的黑墙，死亡的空无就变为了文学游戏的虚拟空间，意即文学语言“通过在镜中重迭自己，僭越了死亡的界限”10。

　　但对于文学的这一僭越，王嘉军很快借用福柯对巴塔耶的评论，指出了其与界限的微妙关系：“僭越不是一种对于界限的跨越，更不是对界限的取消，相反，它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对抗维系着各自的存在，僭越只存在于对界限的不断跨越之中，而界限也只能以不断被僭越的形式而存在。”（第211页）的确，按照福柯在《僭越序言》（Préface à la transgression）里的描述，界限一旦遭到逾越，就会“以极端的快速关闭如此被打开的大门，于是使僭越行为再次回到那不可逾越的地平线上”11。可以说，作为界限的死亡向文学发出持续僭越的诱惑，但文学从不能真正越过那一界限，它会在对界限的无尽逾越中维持界限的存在。这意味着文学无法实现死亡，而诱惑它的死亡也不再是静止和确定的死亡；在与僭越的相互依存的游戏里，正如王嘉军所说，死亡已变成永不停止的“死去”或“不死”（第212页）。而这一“永久地重新开始”因此“不会设置一个界限让真理在此定型”的死亡状态（第213页），也是福柯在《外部思想》（La pensée du dehors）中对布朗肖的“死亡的外部”12的表述。就这样，以布朗肖文论的“死亡”概念为中介，王嘉军把福柯的僭越与列维纳斯的异在联系起来，使之同归于一个死亡的空间。

　　类似地，在《文学空间》（L’espace littéraire）对里尔克诗歌暗含的死亡态度转变的研究中，布朗肖已打开了一个由永不终止的死构成的死亡空间，他称之为“俄耳甫斯的空间”：其中，死亡在诗歌体验的力量下发生变化，“变成那种死的无限运动，把去世者变成无限地死去”，以至于“死本身也是一件无终了的事”13。在此，布朗肖提出的死（mourir）与海德格尔意义上属于个体的独一无二的死亡（mort）之间的截然对立，就是里尔克的“双重死亡”的秘密。而正如王嘉军注意到的，“死”的概念与列维纳斯对il y a的阐释相一致（第165页）。早在《文学与死亡的权利》（La littérature et le droit à la mort）里，布朗肖就在文学的两个斜面的区分中，揭示了作为“死亡之不可能性”的死，并将其引发的畏惧清楚地归于列维纳斯强调的实存的畏惧：“实存是其唯一真正的畏惧……因为它排除了死亡，因为它仍在死亡之下，是缺席深处的在场。”14尽管列维纳斯关于实存的论述并未直接提及死的情形，但《从实存到实存者》（De l’existence à l’existant）使用了一个和布朗肖几乎一样的表述“缺席的在场”来称呼象征实存的黑暗15，而这样一种无从逃遁的黑暗氛围也呼应着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基于死构想的“另一种夜”16。于是，在死与实存的这如夜色般交融的关系里，王嘉军能够把布朗肖和福柯的死亡空间视为列维纳斯的异在的文学变体，而对死亡空间的结构分析也足以说明异在的空间性质。这样的分析再次回到了福柯。

　　王嘉军用“平面性”来命名福柯的僭越书写所打开的死亡空间的构造。“平面性”的概念既属于福柯本人对马奈绘画的历史价值的判断17，也出自格林伯格对现代派绘画的本质特征的定义18。由于福柯式的僭越展现了文学语言不断试图越过死亡、却又折回自身并重新开始的过程，王嘉军认为，如此的书写运动发生于一个平面，在那里“有的只是僭越与界限的无限互动”，以及“语言在平面上的层叠和褶曲”（第217—218页），它缺乏对平面本身的超升。也就是说，死亡虽然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和无法通达的外部，但在僭越的横向运动中，这样的界限和外部仍被纳入一个书写的平面，哪怕平面会因重复产生堆积和层叠，那也只是平面内部的褶皱，而未增加任何超乎平面的深度。所以，王嘉军援引杨凯麟的说法，将福柯的死亡空间归结为“一种无超越性的内在性平面”19。而布朗肖的外部作为福柯式僭越的思想渊源，也被王嘉军置于内在性的相同视角下予以评价。的确，布朗肖从里尔克诗歌中发现了一个无名中性的死亡空间，它意味着死亡的转变，但死亡的转变作为“纯粹的矛盾”也引发了其所在空间的内外翻转：“这空间只是外部也只是内在深处。”20于是，外部成了“一种作为内部的外部，是不断内卷中的外翻”（第191页）；而异在最终也未脱离内在性，其外向维度仅仅指向“内部中的外部”，即“一种不能被内部所消化的异质性”（第274页）。换言之，异在或外部仍与内在性或内部处于同一平面，甚至就是其差异化的组成，或不如说，总体性的一部分。

　　然而，王嘉军提出的异在的空间性问题值得进一步深究。因为，同为死亡的空间，福柯的外部与布朗肖的外部在建构方式上仍有区别，最直观的表现就是，福柯的外部依赖于界限，而布朗肖的外部并不确立界限，或不如说难以确定界限：前者是通过镜面清晰划分出的区域，后者是找不到出口的漫无边际的黑夜。如此的差别反映了两种异在思维的差别，在此有必要加以厘清。

　　事实上，王嘉军对异托邦的讨论已触及福柯式异在的思维本质，这足以成为重思福柯式外部空间的起点。借用阿兰·布洛萨（Alain Brossat）的观点，王嘉军指出，异托邦作为外部思想的延续实则“暗含了一种对于权力结构的抗拒”（第272—273页）。按此理解，外部不只是美学的活动场域，它还指涉一种政治的抵抗策略，体现了一种对以同质化为特征的权力关系的消解。在这权力批判的层面上，福柯的外部可与其历史书写所着重披露的那一空间结构完美对应。不论是《古典时代疯狂史》中的精神病院，还是《规训与惩罚》中的监狱，福柯的目光均探入社会的禁闭空间。通过一系列考古，他试图挖掘这类空间生产背后知识与权力的布置。如果禁闭的空间也是内外分隔鲜明的空间，那么分隔的界限不可避免会是权力的产物，并且在权力的作用下，外部意味着从内部被排斥或被驱逐的部分。所以，《古典时代疯狂史》的第一版序言声称它是一部界限的历史：“关于那些模糊的、一经发生必然就被忘却的事件的历史。由于这些事件，一种文化拒斥某些东西，使它们成为它的外部。”21显然，在福柯的书中，疯癫就是这外部的化身，它被理性所拒斥，并被界定为理性的缺失，以至于无法在理性的限度内被谈论，只能沦于沉默。而主导理性与非理性之对峙和隔离的东西正是权力，但权力的秘密在于，对非理性的排斥是为了反过来肯定理性的位置，疯狂的、无意义的沉默是为了奠定理智的、有意义的话语，前者甚至成了后者的真理：“没有疯狂就没有理智。”22也就是说，被排斥的外部会以某种方式悄悄潜回内部，成为内部存在之合理性或合法性的隐秘依据。这也解释了界限与僭越的相互依存和无限互动：僭越在通往外部的同时确认了标示内部的界限。简言之，外部终归是内部的外部，而权力强加的界限决定了它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内部所含纳。因此，福柯的外部，正如王嘉军认为的，被卷入了内在性的平面。而外部的内部化，也像德勒兹强调的，贯穿着福柯“对内在性……彻底的批判”23。

　　对福柯而言，在共属的内在性平面上，外部和内部进行着不断转换，空间的属性随时会发生翻转。正如疯人船和大禁闭把外部变成内部，福柯评论说，在画家勒贝罗尔（Rebeyrolle）的作品里，监狱反其道而行，“一次跳跃，表面就回转了。内部成了外部”24。有鉴于此，德勒兹断定，福柯的外部与内部在一种拓扑结构中达成连通，而褶子就是其连通的方式，“所有域内空间都拓扑学式地与域外空间相接”，并且“思想的一般拓扑学……完成于自域外到域内的皱褶作用”25。所以，福柯的外部或异在，归根结底并不真的指向一个绝对外在或异质的领域，它与内部的界限是权力之分隔和排斥的痕迹，不仅历史地可变，还会拓扑地变换内外的位置。从根本上，外部的划界取决于一种平面操作：先是以暴力强行划分对立的两个部分，并指派一个外部，然后将此外部以折叠或褶层的形式重新收入内部，使之成为内部的隐秘支撑，一个不可见也不可言的内褶。基于如此的平面性，外部与内部不仅在空间上纠缠不清，在时间上也无先后之分，正如福柯所说，非思“与人一起并且是同时诞生”26。那么，在共时性的平面里，绝不会出现列维纳斯意义上以历时性为标记的他者，这种异在牵涉的一切差异，终归是同者内部的变异，或“自我的变式”（第190页）。正因如此，列维纳斯会在《白日的疯狂》（La folie du jour）的评论里，称疯狂对理性的逃离“不是外部，而是关于外部的想法……一种无法呼吸的没有外部的内在性”27。而当王嘉军论述外部导致“存在的封闭”（第187页）时，这个外部，确切地说，也应是福柯意义上通过界限制造的外部。

　　相较之下，布朗肖的异在并不设置界限，也脱离了权力的先决划分，它在王嘉军命名的福柯式平面之外找到了空间的另一种可能。尽管布朗肖使用了“外部”的表述，但与之相对的内部被他命名为“内在深处”（intimité），后者的定位并不依靠双重性的对立模式，相反，在《文学空间》尤其是其中“死亡空间”部分对该术语的频繁使用中，它几乎成了外部本身的重言式判断。布朗肖首先注意到，里尔克通过调转目光，从身外世界转向内心世界，打开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内部空间”——“空间同时是内在深处和外部”28——并以此来促成从可见之物到不可见之物的转化。死亡的变换就发生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作为可能性的死亡变成作为不可能性的死，“死亡进入了它自己的不可见性”，也就是进入了“死亡的内在深处”29。就布朗肖所谓的内在深处属于死亡及其代表的外部而言，内在深处与其说是外部的内在化，不如说是外部本身的内在性：它没有把外部放回到一个与之对立的内部，而是在外部之中打开了新的内部，这是比可见的外部（死亡）更深的不可见的内部（死），因此仍是外部，或不如说外部中的外部。

　　布朗肖的外部向内在深处的转化并不体现一种以权力和界限为前提的平面空间的拓扑关系，相反，连接两者的是取消二元化的平面结构之后的一种无界限的、非权力的关系。布朗肖的“外部的内在性”30，准确地说，并非内部中的外部，而是外部中的内部，甚至外部中的外部。因此，它本质上并不传达外部与内部的关系，而是反映了外部与外部的关系：前一个是可被纳入内部、从而被内在性吸收的外部；后一个是绝不进入内部、因而比前一个外部更加外在的外部。外部的内在性最终指向了外部之为外部的核心，其根本的外在性。外部与更外在的外部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平面关系，而应是纵深关系。只有在一个绝对的深度里，外部才有可能保持其永恒的外在性而不因任何内部化的运动发生偏移。当布朗肖把文学作品的本源置于这样的外部，并称之为“永恒外部的流淌”31时，从中传来的“永不停歇、永无止境的喃喃之声”32并非“自我褶曲堆栈的各种异质的空洞语言积体”33，而恰恰是那些语言积体及其褶曲所处之平面底部起着根本支撑作用的东西；整个语言平面，包括其僭越和褶子的内在性游戏，都无法摆脱这充当其根基的“黑暗的深处”和“基础的深度”34，尽管后者永远外在于那个平面，构成了平面本身的外部，但面对这个不可通达的真正外部，文学，如果它是一个平面，只能用褶曲堆栈的厚度来尝试接近，或在褶层断裂的深度中予以窥探。然而，平面所打开或勘测的深度无论如何不等同于外部所是的绝对深度，也无法取而代之。

　　至此可以说，福柯的外部和布朗肖的外部是两种不同维度的异在模式，前者被封闭于内在性平面，后者是外在于平面的绝对深度。如果以认知性把握为基础的权力关系发生于平面并为之提供了界限和尺度，那么深度作为列维纳斯所说的“无权力的出显”35则失去了可能的尺度，必定深不可测。这就是为什么平面的外部可以建构某种透视的法则来暗示深度，但深度本身并不能被还原为它在平面上的投影。在这一点上，福柯的外部，现代文学的“空洞语言积体”，只是进入布朗肖式外部的一个豁口或一条通道，就像僭越打开的死亡空间也会发出死的无尽低语。为了准确地理解布朗肖的外部，必须把它与另一种作为其平面表现形式的外部，即把无度的深度与深度的尺度严格地区分开。而一旦这样，两种外部也就显示出截然不同的归宿：福柯的外部以内部和同一性为落脚点，最终导向了其晚期研究的自我关注36，而布朗肖的外部超脱了内在性的平面，能够转向另一种空间形态，那就是他者的构造。

　　布朗肖的外部把对空间的反思带回到《存在、异在与他者》的论争主线，也提出了新的难题：如果外部不再受平面的界限和内在性约束，那么它是否和列维纳斯的他者一样构成了突破总体性的一条路径？这样的外部如何与他者发生交缠？作为绝对的深度，它是否意味着他者之高度的反面？或者，借用让·瓦尔（Jean Wahl）杜撰的术语“堕越”（transdescendance），它是否意味着“一种在超越的假象中堕落的戏剧化的曲折”37，进而与伦理的超越背道而驰？在此，异在和他者仍是按空间形态的表达被理解，作为向下的深度和向上的高度，它们之间确有无法弥合的差距。但深度作为异在的隐喻究竟说明了其怎样的本质？首先，什么是深度的本质？深度只属于空间吗？在为《文学空间》所作的评论里，列维纳斯引用瓦莱里的诗句“深深的过去”（profond jadis）38指示了深度（profondeur）的另一种可能的形态——时间的形态。

　　外部如何与时间发生关系？在《文学空间》中，外部诱发了“根本的孤独”，产生了一种“无现时的、无在场的”时间39。这样的时间其实是时间的缺席或非时间，是时间的不可能性。从而，外部构成了时间之发生的考验，时间若要存在，就意味着出离外部及其孤独，这正是《从实存到实存者》和《时间与他者》（Le temps et l’autre）所探讨的话题。根据列维纳斯的论述，随着实显（hypostase）悬置无名的实存或il y a，主体意识会在当下的瞬间绽出，但这瞬间仍是自我同一性的限定和封闭，为了通向真正的时间，它需要与另一个他异性的未来时刻发生关联，也就是与他人面对面，“时间是由我与他人的关系所构成”40，“面对面的情形将是时间的完成”41。简言之，时间化的进程也是从实存到实存者，继而从自我到他者的不断超离的过程。所以，实存或异在不仅充当了整个超离的背景，外于时间，而且先于时间，它代表了时间之前的维度，或比时间更古老的维度，一个深深的过去。

　　基于这“过去”的概念，《存在、异在与他者》对时间性的关注可为异在与他者的关系提供一条新的线索。布朗肖已在晚期的断片里把死的时间定位于这古老的过去：“死意味着：你已经死了，死于一个不可追忆的过去。”42而当列维纳斯在《别样于存在或超逾本质化》（Autrement qu’être ou au⁃delà de l’essence）里描述他者的示意时，他也提及了这样一个时间之前的维度：他者“表示着一个比所有可被再现的起源都更加久远的过去，一个先于起源的和无端的过去”43。那么，这一过去所表达的时间性，正是与共时性（synchronie）相对的历时性（diachronie）。王嘉军特别指出，这两者的差别在于，共时性指示“同一的时间秩序，存在论的时间秩序”，它“倚重于‘现在’的时间结构”，而历时性涉及“一个永远不可再现，不可置于当前，不可被在场化的过去，深远的过去”（第86—87页）。简言之，两者反映的正是同者与他者、所说（le Dit）与言说（le Dire）的时间差别。那么，历时性的深远的过去不是和布朗肖的死所发源的古老的过去处于同一种先在性吗？如果历时性的过去以绝对的先在性为标记，那么他者就处于时间不可企及的深处，而这深处也是外部和异在的时间深度。如此一来，他者的时间就与异在的时间在同样的深度里发生交叠。由于这样的交叠，外部的深度或有可能向他者的高度靠拢。

　　为此，有必要以过去之深度的时间性为基准，重新考察外部和他者的空间构造。事实上，德里达已经表明，列维纳斯设想的他者的外在性不能单纯从空间的关系来看待，但关于它的思考又无法摆脱空间的隐喻，“真正的外在性并非空间性的，存在着某种绝对的、无限的外在性……它不是空间性的，因为空间是大写同一的场域”，同时“人们恐怕无法找到一种无空间断裂的语言……不应再指望将语言与空间隔开”44。所以，关键是把空间和时间视为一体，如同爱因斯坦以来的现代物理学的假定，两者必定互相牵涉。如果“深度”作为一个时间概念已把外部和他者有效地联系起来，并规定了他者的时间性，那么，这样的时间会如何影响空间，如何不仅使他者的空间化表述仍然成立，而且允许他者的高度与异在的深度并行不悖？或者说，时间的深度到底如何在空间中具现？

　　王嘉军已注意到，列维纳斯本人在思想前后期对他者的时间定位有所不同。“早期列维纳斯主要立足于通过‘未来’的希望来赋予时间以他异维度……后期列维纳斯则通过‘历时性’和‘踪迹’等概念来强调他人和上帝作为‘过去之过去’的不可回溯性。”（第285页）而正是在早期探索的他者的未来维度里，列维纳斯晚期打开的他者的时间深度获得了另一形式的表达，那就是间隔（intervalle）。在《时间与他者》中，他者指示了一个能够冲破自我的封闭式现在的将来，并且在诸如爱欲和生育的事件里，将来还能通过他者进入现在。这样的联系构成了时间化的本质，因为如果没有他者，现在与将来“两个瞬间之间是完全的间隔，完全的深渊”45。列维纳斯认为，时间并不像柏格森的绵延一样持续不绝，它会发生断裂，这一断裂的记号就是死亡。不过，作为将来的死亡并不标记一个终结的瞬间，而是以步步逼近又无法触及的方式，打开了一个绝对的间隔，因为死亡的迫近“使时间紧迫，但又留有时间”，以至于制造了“无限小的、然而无法逾越的距离”46。确切地说，这其实是布朗肖所谓的死的时间。列维纳斯已指出，“死去的时间”使得“人们处于一种间距之中，永远的间距”47。那么，他者的超越性所克服的时间间隔或间距本质上就是死所代表的异在的时间形态。对他者的时间而言，关键不在于采取过去和未来的哪一向度，而在于它应被理解为一个不可化约的异在之间隔。只要“唯有绝对别样的他人……能够标示出这一间隔的另一边”，那么对列维纳斯来说，过去和未来就皆可以“穿过一个绝对的间隔来到我这里”48。在这个意义上，间隔不仅体现自我与他者的时间关系，它甚至就是他者时间的化身，因为只有通过间隔，他者的时间，不论是过去还是未来，才能显示它与自我之现在的非共时性关系；或不如说，间隔的本质就是同质化的线性时间的断裂和不连续。因此，“间隔”的概念可被视作时间之深度的别名，但它比深度更清晰地表明了他者与异在密切依存的关系：若他者总是伴随着间隔到场，他者就必定引出异在；而若间隔作为时间化的条件，需要他者才有意义，那么异在也须指向他者。就这样，他者和异在被一同卷入了间隔的空间构造。

　　由此，在王嘉军设定的与平面相对的“高度”概念之外，还可展开对他者空间的另一番思索。因为间隔本身也是一个空间范畴。自我与他者的时间间隔不也意味着空间的距离吗？《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Totalité et infini: Essai sur L’extériorité）把这样的间隔称为“无限间隔”49，它反映着无限观念，以及无限所要求的分离。在《别样于存在或超逾本质化》中，列维纳斯进一步肯定了，历时性不仅制造分离的间隔，还会让间隔显现：“一个分开着同者与另一者的间隔，一个反映在显现之中的间隔。”50踪迹（trace）就是显现的间隔。虽然“踪迹”的概念首先从时间上得以规定，但踪迹也在面容的闪亮里指定了一个空间的位置，邻近的位置，因为让踪迹“闪亮起来”的面容属于“近旁之人”51。从而，间隔标识了分离的他者在空间上的切近，但列维纳斯同时提醒：“切近会是衡量间隔的某种尺度吗？”52对于他者的间隔，几何或物理空间意义上以毗连为极限的切近恰恰会成问题，因为间隔的无限排除了“切近对其‘终点’的单纯逐渐接近”，相反，“我越是接近那是我之负担的近旁之人，就离他越远”53。所以，既绝对切近又无限远离的悖谬关系就构成了间隔的空间表征。而借由列维纳斯对策兰的解读，王嘉军把这样一个不断接近他者又无法抵达的子午线式运动称为“亲近的诗学”，并认为间隔或“一段越来越难以跨越的间距”实则指向了一个不许归家的流浪之人从中找到容身之地的乌托邦，它“显然是违反空间的逻辑”，打开了一个“非空间的空间”（第144页）。

　　王嘉军揭示的这一非空间的空间性，也与布朗肖对间隔的构想形成了呼应。在《无尽的谈话》（L’Entretien infini）开篇《复多的言语》里，布朗肖试图用言语和书写的不连续性（例如对话和断片）来寻求一种突破总体化思想的可能，而思想的不连续性或打断又与他者之间隔的空间本质相一致。布朗肖首先以师生关系为例，说明人与人之间存在一种异常的、不对称的关系空间，其中，导师所代表的未知者的在场扰乱了均一的关系场域，制造了一种扭曲，使得“从学生到导师的距离和从导师到学生的距离并不一样”54，两者之间出现了分裂和无限的距离。这就是间隔，布朗肖说，它是一种空间的“弯曲”55，意味着无限关系所关涉的两者并不处于同一空间，甚至不处于同一时间，它们缺乏同一的尺度。而空间之弯曲的观念事实上源于列维纳斯。布朗肖引用了《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的表述来证明间距所反映的一者与他者的双重不对称性。对列维纳斯而言，空间的弯曲“表达着人类存在者之间的关系”，它改变了主体间性的空间，“使距离转为上升”56。但布朗肖强调，弯曲不仅引发他者对于主体的高度化，它同时打开了深渊，引发了远离：“如果他人比我更高，那么，他也比我更低，但总是他者：遥远者，陌异者。”57进而，间隔成为了深度的体现，布朗肖说，面对作为他人的他者也就是回应“陌异性的深度……无规律性的深度”，如果深度属于异在和外部，那么他者也在间隔的深度中“接近死亡，接近黑夜”，以至于与他者的“不可度量的距离”就是“死的无限运动”58。因此，如同历时性把他者带入异在的过去时间，间隔也为他者生产了死亡的外部空间。换言之，在布朗肖这里，他者的空间就是异在的空间。他认为在间隔的经验里，他者和外部都建立了自我和他者之间一种既非辩证分离、也非直接同一的所谓“第三类关系”，即中性或陌异性的关系59。最终，基于瓦莱里在“一个黎曼曲面”上书写的构想60，布朗肖为间隔所是的异在空间和他者空间定性：间隔绝非同一平面甚至同一空间内两点之间的距离或空隙，而是空间与空间之间的断裂或扭曲，它产生了一种既无限远离又无比切近的极化效果。对此空间形态的理解无疑要求思维的转变：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转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正如从委拉斯凯兹的巴洛克绘画到毕加索的立体派绘画要求目光从欧式几何学转向非欧几何学。

　　异在和他者在曲面空间上的同构性当然证实了布朗肖和列维纳斯非凡的思想友谊。《无尽的谈话》将外部改造为一个由他者所率先揭示的曲面的做法，充分说明了这一时期布朗肖对列维纳斯理论的吸收，而“离开辩证法，也离开存在论”61的不连续性要求，也明白地呼应着列维纳斯在伦理转向阶段所传达的哲学宗旨。布朗肖想必听到了《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结语提出的“反对关于中性之物的哲学”62的主张，也汲取了列维纳斯更早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之中性的批评。故而，从《无尽的谈话》开始，对外部和中性的命名已离不开他者作为他人或“无视域的人”的到场。另外，列维纳斯也在其思考中不断把他者推向布朗肖的外部。他者面临的言语问题使得言说对所说的“祛说”（dédire）不可避免地遭遇布朗肖所发明的“断语”（dis⁃cours）。当列维纳斯称“话语的种种中断”为历时性的踪迹时63，他不是暗示了他者的言说发生于异在的间隔吗？而在历时性的维度上，列维纳斯似乎还承认他者与异在从无端的源头处就产生交缠。《别样于存在或超逾本质化》关于“意义与il y a”的讨论，将中性的无意义或荒谬视为“此一者而为另一者的一种形态”，认为主体承受il y a就如同无条件地应承他者：“在有之匿名的窸窸窣窣之声背后，主体性到达了那没有任何担当的被动性。”64最终，这样的被动性成为对他者的绝对警醒，“唤醒本身中的苏醒”65，也就是一种守夜，“一种先于意向性的开放”66，或曰失眠。但守夜和失眠同样是列维纳斯用来刻画il y a和实存的体验67，甚至是布朗肖对灵感的描述（“漫长的不眠之夜”68）以及他对灾异的定义（“白夜，这就是灾异”）69。于是，在失眠的警醒强度里，对他人面容的迎接就和对实存或死的无尽忍受融为一体。这正是列维纳斯和布朗肖通过不约而同的评论，在失眠诗学的巅峰——保罗·策兰的作品里相遇的情形（策兰描述的“盲于世界的眼睛”70，死者灰白的眼睛，也是永远不眠的眼睛）：列维纳斯从策兰文本中认出的朝向他者乌托邦的子午线式回归，不也是布朗肖笔下奔赴“永恒外部的流淌”的卡夫卡式流亡吗？而布朗肖透过策兰的诗歌窥见的“打开着又没有打开”的死之“缝隙”71，不也是列维纳斯口中以“闻所未闻之模态”现身于“存在与非存在界限之间”的“别异于存在”72吗？但若如此，异在和他者是否就没有了区别？

　　理清异在与他者之间错综复杂的交缠关系始终是王嘉军思考的重点。尽管异在和他者均以间隔的形态建构了曲面空间，但两者对布朗肖和列维纳斯的意义不尽相同。对列维纳斯而言，他者如强大的引力，引发均质空间的扭曲和裂变，因而任何异在的间隔都指示其产生的动因，也就是他者。异在是对他者的一种见证，是主体藉以通往他者这终极目的的一个手段。而布朗肖认为，间距所代表的打断，或主体与他者的不对称关系本身，要比他者的存在更加根本。他甚至扩大了他者的定义范围：他者既是他者的不可通达的在场，也是“他者之不可通达性的关系，是这种不可通达的关系所创立的他者”73。在这定义里，他者已被间距所包含，成为了外部或中性的关系。所以，王嘉军用非常清晰的方式指出：“列维纳斯与布朗肖最根本的差异就在于是将外部归属于他人，还是将他人归属于外部。”（第201页）更确切地说，贯穿《存在、异在与他者》全书的异在与他者之争，决定列维纳斯与布朗肖、巴尔特、德里达之分歧的那一差异，其实质是异在和他者在本体地位上孰为优先的问题。对于列维纳斯，“只有先有作为绝对他者的他人，才会有自我和他者之间永远无法消弭的间距”；而对于布朗肖或巴特，“先有作为间距的中性，才会有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间距”（第260页）。或者说，关键的问题在于，将间距或曲面的空间观念引入法国文论的他异性到底是源于外部的中性还是源于作为他者的他人？这是一个诚然难以决断的问题。王嘉军把决断的权利交还给了思想对话的友谊，而在友谊的关系里，“异在”和“他者”两个术语背后深刻的立场分歧也最终显现出来，那是文学和伦理的视差。王嘉军说，“列维纳斯和布朗肖为我们展示了两种迥异而又共通的伦理学和文学”，他者和异在的交缠恰恰体现了“伦理学和文学……奇妙的交错”（第206页）。列维纳斯对他人的坚持是一种伦理的态度，而布朗肖对中性的强调是一种文学的立场。只要文学和伦理哪怕相互接近也绝不重合，就像王嘉军所说，“既不能使得伦理学过度文学化，也不能使得文学过度伦理化”（第206页），那么异在与他者的思想之争就永远在列维纳斯与文论的当代对话中悬而不决。文学还是伦理？《存在、异在与他者》留下的不是一个艰难的抉择，而是一个关于文学与伦理之关系的意味深长的提示。对国内当前的文论而言，这也是关于文学的“伦理转向”的提示，关于这个时代的文学或文化如何在间距中面向他者、面向差异的提示，关于超逾本质化的新人文主义何以可能的提示。王嘉军的这一提示无疑正期待着未来更多的讨论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