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荐读（第四十九期）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范式：回顾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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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北京，100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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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朱勇,郝美玲.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范式:回顾与反思[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04):180-188.

摘要：针对有价值的问题，采用科学的范式进行研究并提出解决方案，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意义才可能实现。文章通过对70年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范式的使用情况进行梳理后发现: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范式根据其发展特点大致分为5个阶段，从早期的缺乏范式意识到现在的具备范式多元化意识，研究范式意识逐步增强；“非实证研究”逐渐减少，“实证研究”逐渐增多，“量化法”“质化法”“混合法”的运用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文章认为对于研究范式的使用应该注意:研究范式无高下之分，不论是实证研究还是非实证研究，均各有其用，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才能形成合力得出科学结论；开展研究时要有系统观，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团队研究更利于综合运用多种范式，更容易产生工程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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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优秀的研究应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其研究范式也必有可取之处。比如说费孝通先生的名著《江村经济》，它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江村经济》的研究范式至今仍被人们时常提起并津津乐道。国际中文教育领域也不例外，在选题合适的情况下，研究范式的选择和使用直接决定了研究质量，对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教师、教法、教材”(三教)是国际中文教育的核心问题，其中的“教法”则是教学效果的重要保证，也是本文的研究焦点。对于教学法的研究、对于课堂中的具体教学进行研究是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重中之重，是事关汉语教学效率的根本问题。但是，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却遭遇瓶颈，正如刘利所言，“曾经有一段时间，对外汉语教学研究非常火热，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绩，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不断，提出了多种教学模式，形成了多种教学方法，制定了多种教学大纲和标准。但是，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还是研究成果均呈现萎缩的态势”。吴应辉、郭晶对2015—2017年学术期刊发表的汉语国际教育论文数量进行了统计:《世界汉语教学》52篇，年均17篇，占比45%左右;《语言教学与研究》57篇，年均19篇，占比30%左右;《汉语学习》47篇，年均16篇，占比17%。实际上，如果去掉其中一多半的二语习得类论文，教学类论文数量就更少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数家重要专业期刊的主编曾多次指出，相关稿件质量不高是主要原因。吕必松在卸任《世界汉语教学》主编时说自己有“两个遗憾”，一个是中国以外的作者太少，另一个是研究教学的稿件太少。很可惜，优质的教学类研究稿件少的情况至今并无明显改观。

综合来看，高质量的教学类研究成果之所以不多的原因有:研究方法不科学，理论建树少，经验之谈多；研究多“碎片化”，未能系统性解决问题；研究选题或内容空泛，不接地气。显然，前两点都跟研究范式的选择和使用有关，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过去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范式进行回顾和反思，以探究问题的根源。

(一)研究范式的定义与分类

70年来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同研究范式殊途同归，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作为不同的研究范式，针对同类问题或不同问题进行的研究不能简单判断孰优孰劣。不同研究范式应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共同促进教学研究的发展。实证研究范式优势明显，但非实证研究范式也不可或缺，故不应矫枉过正。不过，时至今日，学界对于不同研究范式的内涵、作用尚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传统的经验研究、思辨研究常被误解，亟需澄清；流行的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还存在迷惑，需要以辩证的态度加以审视。研究成果的质量受到范式的制约，同时选题质量也至关重要。选题无价值，再先进的研究范式也没有意义。下面我们从选题问题和研究范式的使用角度进行反思。

(一)选题问题

研究结果的质量首先取决于选题的质量，只有研究选题有价值，才可能得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研究应以解决问题为要旨，无法解决实际教学问题的研究均为无效研究。这里的“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其中，内在价值意指教育问题本身所蕴含的理论的、实践的和逻辑的价值，即“值得研究”，而不是充满矛盾、无需证明的伪问题；外在价值是指教育问题之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功能性价值，即能够对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问题解决有所裨益。关于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选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第一，缺乏关键性、全局性、系统性选题。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要注意避免选题缺乏思想性和理论性，防止低水平重复。“系统问题”至少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现实性、复杂性、关键性。根据孙德金对1949年以后50多年国际中文教育研究文章统计，教学法与教学模式等具有宏观性、系统性等特点的研究选题只有125篇，而其他分阶段、分课型教学等微观性的研究选题则有1581篇。由此可见，国际中文教育类研究绝大多数针对的是具体的、局部的、细节的问题，对系统性问题关注还不够。局部、细节研究不是不重要，也不是不值得研究，但要在系统中、整体框架下各个击破才更有意义，否则同样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王春辉区分了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三大路向，也指出亟待加强从更宏观的视角来分析一些战略层面的问题。

文秋芳针对某些实证研究指出，不少研究检验了某个单一假设，每个假设只关注语言学习的某个特定方面，而不是系统问题。同样，很多研究者仅以英语教学某个方面或环节为研究焦点，如英语课上如何帮助学生克服沉默，如何采用探索性原则开展小组活动以改进英语泛读课教学等。其实，一个系统的外语教学法应该覆盖教材、学生、教师、教学方法、教学评估、教学资源等各个方面，应力求克服外语教育研究“碎片化”“片面化”的弊端，以提高外语教育效率为目标。此外，从教师发展角度看，从事教学研究应该针对系统化问题，从中心问题出发，沿着向上、向下两个方向前进，不断拓展新领域。系统化的路径能够使研究逐步深入到问题的实质，研究教育的深层内涵，并且能够帮助研究者避免找不到适切的问题而盲目研究。施春宏论及“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问题时指出，“要建立合适的国际中文教育工程化模式，就要具有系统化、组块化、程序化、结构化、组织化、重反馈等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在立足于整体系统及其功能的基础上，首先要善于将工程化对象进行组块式分解”。这里的“整体”是宏观的，是中心问题，“组块”就是中观的、微观的，是具体问题。

第二，研究的不是真问题，研究结论无法落地。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第一步就是要学会提出问题，而正确认识问题的真假性质和量的规定性，对于选择科研课题具有重大意义。2007年清华大学李伯重教授直言：中国文科可能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精神垃圾产品，而高校学报大多数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基地。这样的说法虽然有些偏颇，但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平庸的文章。应该说，国际中文教育界的知名期刊基本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但不容否认，国际中文教育研究的选题也多少存在一些不足。比如说，有的研究比较两个微观层面的教学法A和B，最后得出A方法比B方法有效的结论。其实，一般来讲，国际中文教育课堂上A与B会交替使用、综合使用，不同的词语、语法其适用的教法未必总是一致，而且单用一种方法也不符合课堂教学实际，这样的选题就不太合适，属于“为研究而研究”。

第三，所提问题缺乏思想，存在简单问题复杂化现象。一些实证研究，尤其是量化研究，数据分析过程复杂但研究结果无需证明。比如说，关于阅读选文趣味性的研究，该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阅读教学成败的关键不在于话题而在于选文是否有趣味性，主要体现在课文内容及呈现方式能否吸引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样的话题之下，材料既可能有趣，也可能无趣，这是常识。不得不说，这个研究选题其实是不“研”自明的。一项研究只要针对的是有意义的现实问题，有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的设计，就一定是有思想的；反之，就可能是空洞的学术游戏。思想是研究的引擎，实证是研究的轮子。当然，关于什么是“简单问题”这一点，学界尚有争论，那么如何判断一个问题是否值得研究、是否不证自明呢？有几点值得参考：(1)研究问题的结论是否属于常识。比如说，“学生是否更喜欢趣味性高的教材”。(2)研究问题不具有教学现实性，研究结果无法落地。比如说，前面举例提到的比较教学A方法与B方法孰优孰劣的问题。

(二)研究范式问题

关于研究范式的运用，我们认为：(1)对于国际中文教育这样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实证研究范式应该是主流。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研究范式本身并无好坏、高低之分，不同的研究问题需要不同的方法来解答，有的问题还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解决，重点在于方法的运用是否科学。(2)研究方法的运用要有系统观，应遵循先自上而下、后自下而上的路径。语言教学系统牵涉许多因素，我们不应在其中寻找一些简单的因果关系，而应该使用系统的方法在高一层次(整体)上综合考察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结果。(3)要注意通过某种研究范式得出的某些结果对实际教学和学科发展有无实际的推动作用。

70年来，研究范式越来越多元化，研究质量越来越高，但是也存在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张海威、刘玉屏对国内有关汉语教师的研究文章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做了述评。该研究认为，现有研究的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方法相对单一，且多有不规范之处；部分研究者缺乏相应的数据统计分析训练；现有研究在数据统计分析和推论性统计结果报告方面存在不规范之处，国内该领域缺乏相关的指南和规范说明。Ma等也指出了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论文不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对于数据收集、分析着墨不多；一些论文声称的“实验法”研究没有实验组、控制组，“混合法”研究居然只用了一种方法搜集数据等等。我们的调查也发现(表1)，量化研究、混合法研究中定量部分使用的推断性统计仍需要不断加强，而描述性统计则应该逐步减少。此外，一些国际主流期刊近年常见的Q方法等在国际中文教育研究中使用极少，这说明我们对一些研究方法的接触还比较少。下面我们针对研究范式运用等问题展开讨论。

第一，我国目前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存在的最大问题是重量化法、轻质化法。这一点，国际中文教育界也不例外。很多人都把量化与客观、质化与主观自然地画上等号，认识上存在误区。一提到个案研究就认为样本量小，没有代表性和可推广性，研究意义不大。文秋芳、林琳指出，“好像只要有数字，只要运用了统计软件，研究就有了质量”。学界对量化法的盲目崇拜和对质化法的偏见源于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局限，有一些想当然。学生用质化方法撰写的毕业论文常常获得不高的学术评分和置疑的评审意见，比如说，“才6个学生，样本太小；对1位熟手教师教学信念的研究有什么意义”。这样的评审意见是典型的站在量化研究的视角俯视质化研究，无疑是一种偏见。跟量化研究不同，质化研究是在自然情境下，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更注重研究者对研究现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以了解其发生的过程和变化轨迹；质化研究强调的是真实性和可信度，而不是普遍性和推广性。人们往往认为量化法更加客观，而质化研究常常被误以为主观性强。事实上，量化法在操作层面同样有人的介入，研究者通过选择变量、控制变量，达到研究目的。因此，绝对地认为量化法比质化法科学是不科学的表现。

第二，教学研究存在“短平快”现象。一些教学研究虽然选择了量化法，但是教学实验周期普遍较短，有的50分钟，有的4节课，有的一个星期，这很可能会影响实验效果。语言学习非一日之功，在有的阶段进步比较慢、停留时间会比较长，教学实验时间过短的话，未必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不利于对长期性、复杂性学习过程的全面把握。我们认为，一定的时间周期是教学类实证研究范式的应有之义。教学活动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对一些中观、宏观层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时需要多轮次、长时间的教学实验和探索。比如，文秋芳领衔的产出导向法英语团队经过了10多年的“理论探索———教学实践———理论完善”等循环往复过程才形成了目前比较稳定的POA教学理论体系。整个过程中既有实证研究，也有非实证研究，有时还需要多种研究范式交叉进行。此外，朱勇领衔的产出导向法国际中文教育团队在英语教学团队的基础上，从2017年开始，先尝试短时间的非实证研究(教材改变研究)、实证研究(教学实验)，然后编写系列教材，并对教材进行多人次、多轮次、长时间(1学期为单位，每本教材实验时间均在2学期以上)的试用、修改、完善，经过近6年的探索，编写完成8册《新时代汉语口语教材》。在此过程中，团队不仅针对教材试用展开研究，针对POA教学法的有效性、教学环节、教师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

第三，虽然实证研究应该是国际中文教育类研究的主流范式，但思辨性、经验性等非实证研究范式也是可取的。研究方法只是研究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不能因方法定成败。思辨性研究只要论述有理有据，不是不切实际的主观性思辨和应然性畅想，就有其价值和意义。思辨性描述是一种以经验为本的研究范式，主要基于研究者的主观经验，以个体能够寻找到的相关文献资料为对象，通过梳理总结文献的基本观点，以明确今后的研究方向。正如张博所言，早期汉语教学研究依据主观性思辨提出教学策略、设计、方案及方法的情形很常见。例如，陈贤纯针对学生“词汇量不足”问题而提出“取消精读课”和“词语的集中强化教学”两大改革思路。早前的学术期刊对这类教学“构想”并不排斥，不论是基于事实和证据的思辨，还是对结果的美好预期或主观推断，都有机会发表出来。不过，我们认为，跟经验性研究一样，思辨性研究也应有一席之地。只要有理有据、论证严谨，同样可以推动教学研究发展前进。《现象和解释：词汇重现率及其他》就是一篇精彩的思辨性论文。该文针对康艳红等运用Saragi等人的理论对两套汉语教材中的词汇重现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上必须提高“假设意识”。该文逻辑清晰地依次提出三个问题：康文等所选理论是否正确？对所选理论是否进行了正确的解读？所选理论是否能够全面解释现象？然后一一指出症结所在，论证有理有据。最后作者上升到理论高度，认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需要进一步增强研究假设意识。“首先要意识到自己是在假设；其次是要把自己的假设明确地表达出来，能够这样做就意味着对研究问题更加清楚了；最后，我们的很多假设是建立在一定的前提之上的，对这些前提同样需要有明确的意识。”我们认为一篇优秀的思辨性论文应该具有这些特点：(1)强烈的问题意识，论点鲜明；(2)论据清晰；(3)论证过程严密；(4)具有理论高度。

关于教学的经验性研究，我们也应该持开放性态度。经验是人类前进的重要基石，优秀教师无不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经验性研究也是早期国际中文教学研究的重要形式。长期以来，一提及“经验”，人们常常将其理解为个人的主观感觉，因其主观性、不可靠性以及无理性特征而贬低它的价值。在杜威的经验哲学中，经验包含原初经验和反思经验两种内在结构。按照教学经验的反思程度以及成熟程度，教学经验亦可以分为原初性教学经验和反思性教学经验。显然，经验是宝贵的，但是只有经过充分的反思，经验才能提炼成理论。“感性的教学经验与理性的教学理论相辅相成，都是对教学实践的认识。研究教师个人和群体的教学经验，有助于教学理念的提炼和教学理论的发展。经验因其实用和有效而宝贵，因其蕴含规律和科学而值得研究。”所以说，经验本身没有问题，关键看研究者如何挖掘、如何提炼、如何从“个别”走向“一般”。经验是宝贵的，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把经验升华为理论，这才是经验的最好归宿，才能更有力地推动学科的发展。

那么如何提高经验类论文的质量呢？我们以《短期汉语班开设报刊语言课的尝试》为例加以说明。该文结合作者报刊语言课四五年来的教学经验进行回溯、反思，其中第二部分介绍“以浏览为主的教学设计”，大致的行文顺序基本符合Kolb在《经验的学习》一书中论述的经验学习的循环程序，即：(1)“做”的经验(“我们曾经制订过这样的计划，即学完一本按专题编排、共十二课的报刊教材，学生可以初步掌握报刊基本句型和常见词语，阅读《人民日报》上的简单新闻报道。”)(2)经验的反思(“多次实践表明，这个教学系统并没有很好地解决短期报刊语言教学最为突出的问题，即教学时间与教学内容的矛盾。”)(3)经验的提升(“我们改变了从一开始就按专题设课的教学安排，要把既定的教学内容和安排在课堂上付诸实施，我们主张借助于强化的手段，即精读和泛读结合、教材与报刊时政材料结合。”)(4)经验再运用(“对短期进修生的报刊语言教学还属草创阶段，要对其作出一个切合实际、科学的设计还需要我们与同行们的共同努力。”)我们认为，该文尽管是1987年的作品，但对他们开设报刊课经验的体悟、反思、提升环环相扣、逻辑清晰，不失为一篇教学经验研究型范式的范文。

教学研究非常重要，但高质量的系统性研究、团队型研究尚不多见。中国外语教育界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大连外国语大学常俊跃教授领衔的内容型教学法团队。2006年，他们获得了校级项目，2007年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年再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7年成功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不断反思，不断总结，经过多轮次教学实践，在系列教材编写、高质量论文发表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他还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王初明教授的“续论”团队，北京外国语大学文秋芳教授、韩宝成教授分别领衔的产出导向法团队、整体外语教学法团队等，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这些团队型研究模式值得国际中文教师团队学习：群体合力研究有助于实现针对系统问题的研究范式多样化，以及研究成果的工程化。跟单兵作战的零敲碎打比起来，这样的集成化研究成果会给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带来显著的影响。

本文回顾了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范式的使用变化情况，并对若干问题进行了反思。我们认为国际中文教育研究范式应该注意：(1)研究范式无高下之分，不论是实证研究还是非实证研究，均各有其用，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才能形成合力得出科学结论；(2)研究时要有系统观，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3)团队研究更利于综合运用多种范式，更容易产生工程化成果。只有当我们采用科学的研究范式，针对有价值的教学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研究成果能够真正落地并有效提升汉语教学效率的时候,研究意义才能实现。

总的来说，我们一方面需大力提倡“科学”的研究，超越“经验总结主义”,另一方面又要警惕实证主义的缺陷；一方面需要确立研究规范，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学术范式一元化的弊病；一方面要严格标准，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将广大一线外语教师排斥在“研究”的大门之外。

作者简介

个人简介：朱勇，江苏泰州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理事。主要研究兴趣为国际中文教育、跨文化交际，发表论文近60篇，出版《面向欧美汉语学习者的京味儿文学分级研究》等著作两部，主编《中文天天读》《新时代汉语口语》等教材10多部。主编的“案例三部曲”等在领域内有广泛影响。曾领衔荣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已主持完成多个省部级课题，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产出导向型国际汉语教材与教法新模式创建研究”等多个项目。

本文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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