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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忆贾植芳先生：什么是现代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
２０２０．０４．２４｜Ｎｏ．３５５
今天是贾植芳先生逝世12周年。特此推出这篇陈思和老师怀念贾先生的文章，以此遥祭贾植芳先生。
我的导师贾植芳先生
陈思和
1978年下半年，贾植芳先生政治上还没有平反，他还戴着“胡风分子”的帽子，但是那个时候已经不受监督了，只是让他回到中文系资料室来工作。
我是1977年“文革”以后恢复高考第一届考进复旦大学的，我们那一届进校是在1978年的春天。贾先生是到第二个学期从监督劳动的地方回到中文系。那时中文系资料室还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他来了以后，资料室面貌就发生了变化。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个老人在那里不停地讲话，非常热情。我们在他的言行里一点儿也感觉不出他是个长期受迫害的人，他看我们同学在资料室里读书，不仅会主动给你推荐书，还会指导你如何阅读。
大一下半年开始，我和我的同学李辉，开始在一起研读巴金的书。贾先生看到了，他主动给我们说：“你们在读巴金的书，你们要不要看一看西方人对巴金的研究？”先生主动推荐我们去读美国学者奥尔格·朗写的研究巴金的著作：《巴金和他的作品：两次革命之间的中国青年》，是英文原版。
他借给我们看了以后，还问我们：“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们就说：“看了以后大开眼界。”他又问：“你们能不能翻译几篇？”当时我们还是大二学生，什么都不懂，什么是学术？什么叫做学问？文学又怎么研究？这些我们都没有搞清楚。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先生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让我们翻译这些外文文献。后来我们知道，贾先生当时正带领一个教师团队在做一个社科项目，主编巴金研究的资料专辑。他不仅指导我们做文献翻译，还指导我们阅读巴金的著作，讨论巴金的思想。就这样，我们一点拘束也没有就与贾先生熟悉起来了。
我和李辉写了第一篇研究巴金早期思想的论文，是在贾先生具体指导下完成的。在“文革”中巴金被打倒，受批判，有一个很重的罪名，就是说巴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我们也完全不理解“无政府主义”是什么罪名，我们阅读巴金的作品，读的是1958年到1962年间编成的《巴金文集》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读完以后觉得巴金小说里讲的都是革命啊、反抗啊，看不出什么无政府主义的东西，于是我们就写了一篇文章讨论巴金的早期思想，说巴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革命民主主义者。
《巴金文集》十四卷本书影
这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文集是1958年到1962年期间编辑出版的，那时无政府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上的敌人，在中国受到了批判，所以巴金在编自己文集的时候，对自己以前的作品作了修改，将有关无政府主义的内容都删掉了。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贾先生就对我们说：“你们要真做学问，就不能看被修改过的文本，因为它不能真实地反映作家当年的真实思想。你们要去图书馆，找作家的旧版本，初版本来研读。”
那时，民国时期的初版图书我们是看不到的，图书馆也不对我们开放，贾先生就通过他的私人关系，给上海图书馆的几个老朋友写了介绍信，我和李辉就跑到上海图书馆去，跑到徐家汇藏书楼去。就这样一本一本地看，从旧报纸、旧杂志中去找巴金的文章，对不同的版本做了校勘。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慢慢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贾植芳先生手迹
我和李辉第一本合作出版的著作就是《巴金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也是贾先生推荐的，他还为我们写了序。可以说，如果不是贾先生及时指导我们，我们可能也会写出巴金研究的文章，但那些观点和方法都是错误的，研究的基本立场可能也是错的。
后来我在研究巴金领域比较自信，因为我看过巴金以前的各种版本，还看过国外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文献，理解就比较全面了。这样我就知道了怎么来追求学术的真实，怎么来实事求是地研究学问、讲真话。沿着这个道路，就这样慢慢地成为一个学者。
我们对贾先生是非常佩服的。可是当时贾先生还戴着反革命的“胡风分子”的帽子。我现在想，我和李辉那时候与贾先生那么亲密地交往，可能是被人关注的。那时也有学校里的一些老师提醒我说：这个人是个“胡风分子”，你们不要多接触。
更有意思的是：后来我发现贾先生的日记里记了很多我和李辉到他家里聊天、跟随他学习的事情，他却不写我们的名字，而写一个小陈，一个小李。这些日记，后来李辉帮他整理出版了，李辉问他：“先生，您为什么只写小陈、小李？”贾先生说：“我当时还戴着反革命的帽子，我就怕万一你们被我牵连。我不说你们的名字，可以为你们保护一下。”
后来先生对我和李辉说：“以后你们别在资料室找我，就到我家里来聊天吧。”我们就到他的家去。先生住的地方很简陋，一幢小楼里住着许多人家，什么隐私也没有，先生的小房间里就是一张床，一个桌子，一个小书架。那时师母还在青海。先生就一个人住在那里。
我们就经常在那个小房间里聊天啊、喝酒啊，吃的东西也很差，就是一些花生米，酱菜，没有其他的东西吃。当时就这样聊天、聊天。
如果说，我后来对中国现代文学还有些研究，那么，我认为这些知识主要不是上课听来的，而是与先生聊天聊出来的。跟着导师，听他今天说这些，明天又说那些，说来说去，慢慢把我引进了现代文学领域。
我所知道的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故事，和教科书里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历史细节不一样，认知价值也不一样。可能有的同学读过我主编的文学史，或者是我写的研究著作，研究现代文学的同学也可能会感觉到，我的学术观点和主流教科书的不太一样，这种“不太一样”，不是我自己杜撰的，而是与我所受到的教育直接有关。
贾植芳、任敏夫妇与学生合影（前排左起：任敏、贾植芳，后排左起：李辉、范伯群、曾华鹏、陈思和）
贾植芳先生出生在山西襄汾的农村，少年时期在太原读初中。当时太原成成中学是非常有名的一所中学，许多老师都是北师大的毕业生，他们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火种传到了山西。初中毕业以后贾先生就去了北京一个教会学校读了高中，在那里打下了英语的基础。
高中期间他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国民党政府抓到牢里。先生的伯父很有钱，是个买办。贾先生被抓以后，他伯父就花大钱把他赎了出来。赎出来后，伯父把他送到日本去读大学。先生到东京日本大学读了社会学，才读了两年，抗日战争就爆发了，他又放弃了文凭，毅然回到国内来参加抗战。
他伯父知道后再三写信给他，让他不要回来，在那边好好读完书，但他人已经跑到香港了。于是伯父再写信给他，说：“你千万不要回中国，我马上给你钱，你到欧洲去读书。你不愿意拿日本人的文凭，那么你到欧洲去读书。也可以留在香港读书。”
他伯父生意做得非常大，在香港都有买卖。可是贾植芳先生血气方刚还是回来了！一直到1988年，我陪着先生访问香港，那批与他一起从日本回来的同学当时都留在香港做生意了，现在退休后，每天聚在一起打麻将。先生去香港，他们就去飞机场迎接他，请他吃饭，他们都非常开心。
那时候我问先生：“您当时如果不回来抗战，您可能现在也在香港当个太平绅士了。而你回国参加抗战，前前后后坐了几次牢，苦了一辈子。您觉得值得不值得？”先生亲口对我说：“我还是会回来的。我看到他们现在的生活，我觉得真的很无聊。”——这就是一个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
接下来就可以讲讲贾先生与胡风的关系了。我前面已经说过，贾先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因为给《工作与学习丛刊》自发投稿，结识了这个刊物的编辑胡风先生。虽然两人没有见过面，却一直保持着通信。贾先生的捐赠图书里有一本线装的《贾植芳致胡风书札》，就保留了当年的情景。
当年的贾植芳先生还是一个热血青年，从日本回来赴前线作战，胡风先生就鼓励他，给了他一个“七月社前线特派记者”的名义，请他写前线的报道。后来贾先生写的作品主要就发表在《七月》杂志上。他们虽然称兄道弟，却没有见过面。
后来，贾先生从军队中出来，写了一封信给胡风，说他到重庆了。那时的贾植芳先生很落魄，认识了一批和他一起留日的学生，他们其实都与中共地下党有关系，以留日学生身份在国民党军报《扫荡报》工作。于是，贾先生也去了这个报馆工作，并写信告诉胡风，他在重庆的一个报馆里工作。
当时，贾先生既没有告诉胡风是哪一个报馆，也没有说他具体住在哪里。胡风接到他的信，就匆忙地在整个重庆报界找贾植芳这个人。他并不认识贾植芳，只是想他应该在新华日报社，于是就跑到新华日报社去问有没有贾植芳，人家说没有。他又到别的报馆里去打听，一家家问下来，都没有问到贾植芳这个人。后来，他问到了那批公开身份在《扫荡报》里工作的留日学生，在一个记者房间，像今天群租房的一样，很多人住在那里。
那天，贾植芳先生上完夜班后就躺在地上睡觉，身上盖了一件破旧的军大衣。胡风问他们：“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叫贾植芳的人，在重庆报馆里工作？”那时贾先生正躺在地上睡觉，听到后就醒过来了。就这样，他俩相识了。
贾先生回忆说：“这时我正忙着穿衣服，那是一套已看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灰白布军衣，我又黑又瘦，一副落魄的样子，一定使他感到意外又不是意外，所以显然使他竟有些黯然伤神的表情。他的眼睛湿润了，以至他竟顾不上围绕着他的那片亲切笑容，立即从长衫口袋里摸出一卷钞票，跨步递给还坐在地上的我，声调温和地说，‘这是二十元钱，你过去在前方寄稿子来，还存有一点稿费。’”
贾先生与胡风认识的时候，胡风在文坛上已经惹了很多事情。胡风是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周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可能还是有些分歧。最早是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典型”问题的理解上，两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这种分歧和争论本来是很正常的，可是慢慢发展成为宗派主义甚至是政治上的陷害。
鲁迅及时地支持了胡风，周扬当然感到很不爽。抗战爆发后，周扬去了延安，后来成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解释者。胡风则坚持在国统区大后方，因地制宜地领导了文艺界的抗战活动，培养了大批的青年文艺工作者。胡风的文艺理论也是在抗战中越来越成熟的。
但是他与周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他们的争论很激烈，从1940年代一直吵到解放以后。但随着周扬一派担任了文艺界重要的领导工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话语权都在周扬他们那里。从1950年开始一直到1955年，周扬他们发动过很多次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而且越演越烈，对胡风一派越来越不利。
这个过程中，贾植芳先生与文艺界宗派主义之争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他只是一个作家，没有卷入到胡风的文艺理论斗争。当时受到中共主流理论家批判的，第一是胡风，第二是路翎，第三是舒芜，后来又加上了阿垅。但舒芜就背叛胡风，开始公开检讨，反过来出卖了好朋友路翎，后来又出卖胡风。这个过程中贾先生没有太大的卷入。因为解放后，先生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与文艺界关系比较远。更重要的是，先生的哥哥是贾芝先生。
贾先生一生，第一次坐牢是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第二次坐牢是在徐州被抓到日本宪兵队去了，第三次坐牢是40年代末，在复旦大学参与了学生运动，第四次坐牢就是这一次，时间最长，连坐牢带出狱后被监督劳动，受迫害时间长达二十五年。一个人的人生一共才多少年？先生活到92岁，也有差不多四分之一就在牢里度过。
我在与贾先生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他对我讲的故事，不是说他在监牢里受了多少委屈，也很少说起受迫害时他遭到了什么困难，他从来不给我讲这些。他总是讲他的朋友们的故事，还有文学史上的故事，他讲的是胡风怎么样，鲁迅怎么样，郭沫若又是怎么样，茅盾又是怎么样。
他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学史。他跟我讲的茅盾与教科书里讲的茅盾是不一样的。他没见过鲁迅，但他跟胡风的关系很密切，他通过胡风来传递鲁迅的信息。他讲的历史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
这样以后，我就慢慢地感觉到，这些现代文学历史就在我的眼前展开。如果我不认识贾先生，我读现代文学史，与读古代文学史一样。古代文学史老师讲李白、杜甫、白居易、《红楼梦》、关汉卿等等，与我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只不过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名字而已。
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同学们，你们觉得自己与现代文学史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么，我跟你们讲鲁迅、陈独秀、胡适、巴金，对你们而言，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个名字而已，没有一种感情色彩，没有一种生命交流的。对吗？但是因为有了贾植芳先生，对我而言情况就不一样了。
我脑子里记得的胡风就是作为贾先生朋友的胡风，我脑子里记得的鲁迅就是曾经教育过胡风的鲁迅。这样一来，这些人跟我的距离就完全拉近了。
说到鲁迅的时候，贾先生叫鲁迅叫“老先生”（一口山西话），他讲“老先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在讲鲁迅了，好像是很亲密的关系。
还有比如讲到胡风生病到上海来，他去看胡风的情况，还有路翎怎么发了精神病，对着天空吼叫，等等。这样你会觉得，那些现代文学赫赫有名的或者在现代文学史上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一下子就拉到了你的面前。
我学习现代文学这个专业的时候，我感到幸福的就是我有幸认识了两个前辈先驱者，一位是贾植芳先生，一位是巴金先生。我研究巴金的时候，巴金先生的身体还挺好。我研究巴金，巴金就在我面前，他会跟我谈我不了解的他的一些事情，他会告诉我文章写得对不对。
这样以后，现代文学史对我来说，不是历史，而是一个现实环境，就是一代代人从鲁迅传到胡风，胡风传到贾植芳，贾植芳传到我。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对学生说这个话：
当我研究现代文学的时候，现代文学就是一条河流，我就是这个河流里面的一块石头。不仅我个人，所有研究现代文学的、从事现代文学的人都是这条河流里的石头。你们也是。
这条河带着前人的生命信息，从我们身上流过去，流过去时把我们淹没了。但当河水流过我们身体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生命信息也带了进去。那么这个文学史就是一个活的文学史，是有生命的文学史。
这样来理解的话，这个学科就不是一个外在于我生命的学科，我喜欢现代文学，就是因为我是存在里面的，我是在这个里面的一个人，就像河流里的一块石头一样，我感受到这个传统在我身上这样流过去。
在今天，很多现代文学的研究者都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比如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主要的力量在北京大学，当时导师就是王瑶先生。王瑶先生是朱自清、闻一多的学生。
我想王瑶先生在培养钱理群、陈平原、吴福辉等学者的时候，一定不会讲教科书上的鲁迅怎么样，他一定讲的是朱自清先生当年讲的鲁迅是什么样，闻一多先生上课是什么样。所以对老钱、平原他们来说，朱自清是活的朱自清，闻一多也是活的闻一多。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现代文学的学者这样培养起来，大家之所以都很有使命感，都对现代文学这个学科这么热爱，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一点血脉相传，不是一个公事公办的老师在课堂上教给大家一些教科书的内容。我们都不是这样上课的。
当你进入现代文学史，你就是这中间的一个人，你就是这个学科的一份子。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毕业以后你可能当一个作家，你们就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作家，对不对？像我们这儿坐着的作家马步升、张存学，当我们将来在文学史上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在我们面前坐过的、我之前看到过的这种感觉。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中文系的学生都是这条河流里的石头。将来如果我们去做老师，就会把这些知识再传播给我们的学生；如果我们去做一个编辑，就会编出最好的作品；如果我们当一个作家，就会写出最好的作品；如果当一个评论家，就会为这个学科发展会做出你的独特研究……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学科传统里面的一份子，你在发展着这个学科。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学生跟我们这个学科的关系，就是一种生命相连的关系。我是一直有这种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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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植芳先生纪念集》
陈思和 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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