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镇源 | 翻译研究元话语多种“转向论”之中庸观反思
杨镇源，博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研究。
内容摘要：在开辟研究视野的同时，各种“转向”也为翻译研究带来元话语风险。该风险指向一种负面的效应：在“转向”的搅动下，研究者被作茧自缚、迷己逐物的惯性带入“心为物转”的困境，导致学理思维的困惑与混乱。本文重拾儒家的中庸思想，通过论证得出结论：研究者应秉持中庸观，通过“反求诸其身”的路线，在“未发之中”的支点上，在“发而中节” 的张力中阻止翻译学界“心为物转”的元话语风险，使研究者走向“心能转物”的状态， 以助其获得自主性与位置感，释放强大的人本潜能。对于主要由西方学界主导的诸多“转向”，源于中国式智慧的中庸观开出一剂对治认知弊病、改善研究思维的“中药”。
关键词：翻译研究；元话语；转向；中庸观
多年来，翻译研究见证了各种各样的“转向”。在开辟研究视野的同时，“转向” 也将翻译研究推向“心为物转”的元话语风险。如果重拾中庸观，则有助于调整面对种种“转向”的心态，以“未发之中”的立足点与“发而中节”的张力感将翻译研究元话语推向“心能转物”的境界，从而释放出研究者的人本潜能，为“转向”所带来的认知问题形成一剂对治的“中药”。
翻译研究的各种“转向”与“心为物转”的元话语风险
翻译研究的“转向”伴随着理论视阈的转变。在 20 世纪中期以前，翻译研究多停留于直观感悟，从严格意义上讲缺乏理性品格。“无论是西方以修辞学为理论指导的翻译研究还是我国以中国古典美学为指导的翻译研究都有重感性、轻理性、重感悟、轻分析的倾向，都对客观知识与理论持排斥态度”（吕俊、候向群 56）。自 20 世纪50 年代末，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奈达（Eugene Nida）、卡特福德（John Catford）、纽马克（Peter Newmark）等语言学家将结构主义语言学应用于翻译研究， 使后者的理论视阈产生重要的变化，最终引起“语言学转向”。这种转向代表着从散漫的文艺学范式，转移至严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他们把翻译问题纳入到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从比较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义学、符号学、交际学等角度，提出了相对严谨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开拓出了翻译研究的新领域，给传统的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他们代表的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史上的理论层面”（谢天振 110）。语言学转向将感悟式的零散译论纳入相对严密的逻辑框架，使翻译研究呈现出一种更加科学化的研究思维。
随着语言学转向的进展，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纯粹的文本内研究的局限。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翻译学与文化学同时兴起，使翻译研究的理论视阈再次发生变化。两股思潮合力推动翻译研究产生“文化学转向”（方梦之 28），也被普遍称作“文化转向”。一些研究者开始从文本内的语言分析范式，转移至文本外的社会文化探索范式。在这一旗帜下，研究者发出宣言：“对于翻译实践的研究……已走出形式主义途径，并转向语境、历史与习俗这些更为广阔的问题”（Lefervere & Bassnett 11）。随着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列菲弗尔（Andre Lefevere）、图里（Gideon Toury）、赫曼斯（Theo Hermans）等文化派学者的推动，翻译研究突破纯粹的语言研究，从文本内走向文本外， 转而探索翻译与种种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与制约。文化转向为翻译研究带来更加广泛的文本外因素考虑，使其呈现出更加丰富的研究内容。
在 20 世纪末，随着文化学与翻译学的交融加速，巴斯内特又提出了“翻译转向”（Bassnett 123），主张从翻译的视角展开文化学研究，并获得一批文化派学者的追随。后来随着新的理论视阈的突显，翻译研究又出现了种种其他的转向。按照喻锋平的总 结，近年来国内外译界还出现了如“译者转向”、“创造性转向”、“现实转向”、“实 践转向”、“显性转向”和“隐形转向”、“认知转向”、“权力转向”、“语用学转向”、“伦理转向”、“社会学转向”、“实证性转向”、“全球化转向”和“意识形态转向” 等十多种翻译研究“转向”的现象（喻锋平，《翻译研究“转向”》 1）。
不可否认，种种“转向”在不同程度上对翻译研究形成深化与拓展，对后者的发展构成一定的推动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同时也将后者推向一定的元话语风险。所谓元话语，通常指话语发出者组织语言、引导听众的模式，直接关涉到话语的说服力与有效性。如此之多的“转向”在元话语层面发生搅动，将翻译研究推向种种疑惑： 翻译研究到底应当转向何处？到底应当依托怎样的视角展开研究？究竟应当听从谁的号召？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以上疑惑，那么翻译研究便难以避免在学理认识上滑向 迷惘乃至于混乱，使自身组织语言、引导听众的模式遭到质疑，以至于削弱自身的说 服力和有效性，陷入元话语风险。确切说来，这是一种“心为物转”的风险——人们 被各种“转向”所主宰，进而作茧自缚，迷己逐物，陷入愈发狭隘的学理思维。在这 一风险下，各种“转向”一方面享受着追随者的赞美之辞，一方面也面对着来自各方 面的质疑之声。某些学者为防止研究理念的迷惘化与混乱化，对“转向”表达出明确 的抵制话语，其中甚至不乏激烈的言辞。如贝克（Mona Baker）就直接反对“转向” 的提法，认为这是“那些企图建立‘学术王国’的人提倡和推销的一个比喻……有些 哗众取宠”（徐方斌 12）；马雷斯（Kobus Marais）则把“转向”定位为一种归结主义（reductionist）思维作祟的结果，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集中于翻译活动的片面特征，以牺牲整体复杂性为代价换取一种方便的概念化方式（Marais 108）；辜正坤认为所谓的“ 转向”不过是依据某个人的单个或几个权威性成果而已，因而这一提法是荒唐的，而许多中国学者却对其习惯性或盲目地跟风（辜正坤 4-5）；孙艺风也在访谈中借用皮姆（Anthony Pym）的话，将如此之多的“转向”形容为“挺蠢的事”，并诙谐地说： “ 这转向转得太多了，就不叫转向了，自己都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孙艺风、何刚强、徐志啸 16）。在各种转向话语之下，翻译研究活动及其所涉及的领域“已经远远超出现有的翻译本体论能够解释的范围了”（张美芳 23）。如此等等的声音在发出拷问的同时， 也敦促着译学界在这一问题上厘清认识，消除“转向”带来的元话语风险。对此，儒家的中庸观有着积极的启示。
作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中庸观提倡一种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处事心态。《中庸》一书开篇即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佚名 a 46）。朱熹在《中庸章句》中对“中庸”定义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5）。其中“不偏不倚”强调一种居中而行、不落极端的心理位置，“平常”则体现了一种淡然从容、返璞归真的生活方式。确切言之，“‘中’是不偏，‘庸’是常…… 达于中，即是天下不易之定理……人也要达到不偏不倚之‘中’，亦当是人生当有之常态”（王绪琴、朱红 57）。
中庸观在很多时候被认为是缺乏个性、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代名词。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读。中庸完全是一种积极、正面的思想境界。所谓的“中”并非一种事实选择， 而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不被各种偏激情绪左右的淡定境界，而“庸”也并非庸碌无能， 而是神识内敛、渊停岳峙的从容气度。其关键在于通过内心的修养，在纷乱繁杂的世间万象面前留存本心，即喜怒哀乐未曾发出的状态（未发之中），同时保持对于情绪的绝对控制权，能够主导自身情绪（发而中节）而不被情绪带走，最终达成“致中和”，形成完善的人格。笔者认为，中庸并不消极，它不是要让人们从绝对意义上拒绝某些行为，而是主张以“未发之中”与“发而中节”作为精神支点，从容稳健地在实践语境下做出最优化的行为抉择——当进则进，当退则退，能高能低，能上能下，中正平和， 不执两端，无论做什么事，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都能自然而然地达到万物之道的平衡点。一个真正领悟了中庸之道的人既懂得在时机不到之时避其锋芒，隐忍不发， 又能在时机成熟时当仁不让，舍我其谁。这是一种极高的智慧，正所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佚名 a 119）。真正的中庸不仅不会使人们流于庸碌，反而能赋予人们健康成熟的人格与通达圆融的智慧，帮助成就真正的大事业、大成就与大功德。
达致中庸的途径在于对自心的反思与拷问，儒家称之为“慎独”。这在《中庸》里反映为对孔子相关教导的标榜——“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76）， 意为君子立身处世如同射箭，若射不中靶，应从自身的技艺找原因。按照康德的理论， 现实世界发源于人作为自我的观念——“能思维的‘我’（灵魂）把自身思维成为实体、单纯的、在一切时间中都是数目上同一的、是一切存在的相关物、其他一切存在都必须从这个相关物推论出来”（康德 313），因此自我思维对于外在事物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力。“反求诸其身”正是从本源上指出通往中庸的道路——从“正心”到“正物”。而这也为消除翻译研究的元话语风险提供了一条思路：当被“转向”推向“心为物转” 的窘境时，我们能否“反求诸其身”，在“由心及物”的过程中寻得解脱之法？能否由此达致中庸，以中庸观的智慧来化解学理认知的混乱与迷惘？
翻译元话语之中庸观：走向“心能转物”
归根到底，“转向”秉承的是一种基于“彼”与“此”二元对立的话语，即由“此” 转向“彼”。有意思的是，在这个普遍怀疑与解构二元对立的后现代时期，基于二元对立的“转向”论调却在不同程度上收获拥护者，甚至一度引领翻译研究的巨大风潮。这一切不得不说与译学界的客观背景——权力话语脱离不了干系。确切说来，在种种“转向”风起云涌的表象背后，是拥有强大话语权的学术权威们，如“语言学转向”背后的奈达和纽马克、“文化转向”和“翻译转向”背后的巴斯内特和列菲弗尔等。但“转向”之所以能够引起元话语风险，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不是上述学者的话语权。对此， 如果依循“反求诸其身”的道路，我们就需要首先思考风险的根源究竟是所谓的“转向” 本身，还是我们自己？
儒家将“仁”作为人生的至高境界。“仁”既关涉道德修养，也关涉人生的价值目标， 所谓“求仁得仁”就是这样一种价值目标的实现。这样的理念在翻译研究中直接涉及元话语。正如孔子所言：“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佚名 b 171）翻译研究能否“为仁”，能否“求仁得仁”，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由己”而非“由人”上。固然，种种“转向” 由某些学术权威的话语权所推动，但归根到底，这些话语权最终还是需要依靠研究者自身的心理认同才能产生相应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王阳明有云：“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王阳明 375）。一旦认同“转向”，并对其称善，我们就已经由无善无恶的“心之体”走向了有善有恶的“意之动”，已经不是“不思善，不思恶” 的本来面目。那么由此下去，我们应当走多远？如果没有中庸的智慧观照，我们很难把握好这其中的度。稍有不慎，就会落入“心为物转”的元话语风险。
依托中庸思想的核心，即“致中和”的两个支点——“未发之中”与“发而中节”， 我们可以继续深入剖析这一元话语风险的产生根源。首先，“转向”呈现出一幅由“此” 到“彼”的宏观图景，试图以此引起学理价值的转移，证明旧的方向已经失势，新的方向才是可取之道。面对这一图景，研究者如果不能保持原则心态的稳定性，不能站牢“未发之中”的立足点，那么便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价值心态失衡的可能性。在这一失衡趋势下，研究者原本无善无恶的本心开始躁动，并在自身的先在视阈下滑向各种干扰情绪——对于名家的崇拜、对于群体效应的盲从、对于跟风的功利期许，等等， 进而不断冲击自身的客观判断力和主观创造力。如萨尔达尼亚（Gabriela Saldanha）和奥布莱恩（Sharon O’Brien）评论的那样，译学界“在描述一种现象时……不可避免会突出某些关系，同时忽略另一些关系，因而将某些解释凌驾于其它解释之上……一种自我反思的研究方法应当承认这种内在的偏见”（Saldanha and O’Brien 5）。其次，由于“未发之中”的缺席，此类情绪失去了来自根本的节制力，研究者便无法做到“发而中节”，无法控制自己对于“转向”的依附甚至于依赖。换言之，由于缺乏不偏不倚的基本认知立场，研究者便容易被“转向”所主导，甚至在“转向”引起的各种情绪中迷失自我，丧失自我判断能力，只能盲目跟从“转向”的指挥棒转来转去。为说明这一尴尬现象，辜正坤将“转向”形容为西方人的“学术魔方”，指出在翻译研究领域，“西方人像耍魔术似的转着圈子玩。许多学者在后面乖乖地、盲目地、汗流浃背地追着转，花了老大的力气终于记熟了几个洋话语，眼巴巴地看着快赶上趟接轨了（国际的！），可以对话了（全球的！），可是就在对话接轨的当口，人家滴溜溜地又转向了”（辜正坤 7）。这一讽刺辛辣而又中肯。确实，在中庸观缺失的情况下，“心为物转”的风险容易使人沦为“转向”的奴隶，使其在聚焦“转向”提倡的方向的同时在其他方面盲目短视，从总体上对翻译研究的发展造成障碍。随着“心为物转”的进程， 个人的客观判断力和主观创造力会不断遭到削弱，导致越来越多的混乱和迷惘，如此下去恐怕只能如孙艺风说的那样，自己都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
依托于“未发之中”与“发而中节”，我们则可以对上述困境形成对治，帮助研究者重新梳理学理思维，从“心为物转”走向“心能转物”。
首先，研究者需要在先在视阈中淡化自身的偏颇性，在价值心态上立足于“未发之中”的心性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所谓“转向”，不过是一种视角的变化，正如喻锋平所言，“显然这是属于研究视角的问题，并且不管视角怎样变化，研究的对象却没有变化，依然是以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为对象，仅仅是引入了如‘语用学’、‘社会学’等方法、理论等——种种研究视角都还是归属于翻译研究的整体中”（喻锋平，《国内外翻译研究转向》 80）。研究视角的转变只能说是一种视野的拓展，相对于原来的研究视角并不具备绝对的价值优势。如果把翻译研究的对象比作一头大象，那么不同视角下的研究结果都不过是种种“盲人摸象”的结论而已。研究者可能摸出不同形状：簸箕（象耳）、管子（象鼻）、柱子（象腿）、绳子（尾巴），等等，看似彼此冲突，实则并行不悖，不能认为自己的结果从本质上就优于他人的结果。因此，研究者应当站稳“未发之中”的立足点，淡化不同研究方向的价值分别，保持原则立场的稳定，不能轻易被“转向”引发情绪动荡，失去价值心态的平衡。事实上，“转向” 不过是一种人为设置的表象而已，并不具备本质性的内涵。如辜正坤所言，翻译研究不同流派的研究在各个时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各自按各自的方向发展，只是发展程度有别而已，并未真正发生过“转向”（辜正坤 6）。对此，有了“未发之中”的原则心态，研究者就能够摆脱对于“转向”表象的执着，从而避开“孰优孰劣”的固化概念， 杜绝盲从跟风的可能性。
其次，研究者需要依循“发而中节”的理念，在面对“转向”时寻得自身的位置感。“未发之中”的立场造就了中正平和的学理思维，也保证了研究者对于自身情绪的控制权，使“发而中节”成为可能。确切地讲，有了“未发之中”的牢固立足点，研究者心态趋于淡然，便不会被“转向”任意牵动，不会被新的研究方向主宰自我，而是能够从容自如地控制自己与“转向”的远近亲疏。这样的位置感正是中庸观“素位而行” 精神的体现。《中庸》主张在淡然自若的态度中找到自我位置——“君子素其位而行， 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 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佚名 a 76）。恰当的位置感在日常生活中是健全人格的表征，在翻译研究中则是高水平研究素质的体现——中正平和、不倚不拒，素位而行。它使研究者在面对“转向”时能够把握好认同与反对之间的张力，为正确的判断留存足够的空间，做到“无入而不自得焉”。当从对“转向”的偏执中解放出来以后，研究者就能获得思考的大自由，就能自主地汲取“转向”的学术养分而不为其所制，从而彻底将“转向”工具化。于是，研究者不再在“心为物转”的元话语风险中迷失自我，而是将“转向”作为参考和辅助，反过来让翻译研究围绕自心的判断力与创造力转动起来，走向“心能转物”的自在与解脱。
以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为例。如以中庸观念观之，便不会受制于二者之间的分野 :“未发之中”的原则立场淡化了二者的价值分别，使研究者从根本上免于门户之见的困扰，因为不会轻易陷入语言分析范式和社会文化范式之间绝对的价值二元对立；在此基础上，“发而中节”的位置适感克服了一拥而上的学理心态，使研究者能够真正以独立之精神判断二者的实际意义，并在具体的现实语境下获得恰当的元理论思维，使自己能够在二者之间自在地汲取学术滋养。对于其它诸多转向，如能秉持中庸观念，同理可以获得类似的元话语效果。
透过以上论证，本文得出结论：当前翻译学界需要在中庸观的视阈下，依循“反求诸其身”的路线，以辨证的眼光，在“未发之中”的支点上，回避绝对化元理论价值心态，同时在“发而中节”的张力中，寻得具体的恰当学理思维，以此扭转诸多“转向”所带来的认知偏差，将学理思考主动权交还给研究者，使其免于“心为物转”的元话语风险，从而释放出强大的人本潜能，形成“心能转物”的自在心态。
总而言之，“转向”给翻译研究造成的元话语风险，实际是“心”与“物”关系颠倒的产物，是研究者自心依附外物、为物所制的后果。对此，中庸观以正确的反思途径和强大的自心力量，为研究者赢得了自主性和位置感，止住了“转向”的负面效应， 也为翻译研究打开了一扇积极元话语的探索之门。特别是对于中国的翻译研究者来说， 在经历了西方翻译理论的洗礼之后，回归中庸观有助于反思西方学理思维的弊病，增强自身学术思维的独立性，进而以中国式的智慧造就“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佚名 a 65）的研究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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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镇源，翻译研究元话语多种“转向论”之中庸观反思，《外国语文研究》2019年第2期。为适应微信风格，删除了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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