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胡鸿：天下之中的苦乐悲欢

河南自古以来便是中华文化的腹心所在，尤其是从嵩山到洛阳一线，更是中古政治版图的心脏地带。2017年，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学、美术史等不同领域的十位青年学者，相约重访嵩洛一带的古代历史文化遗迹。参与本次考察的学者分别撰文记录本次考察所见、所感，并结集为《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一书。本文为文研院邀访学者、武汉大学胡鸿教授为此次考察撰写的“游记”。特此转载，以飨读者。

天下之中的苦乐悲欢

文 / 胡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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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彼嵩洛：中原访古行记》

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一、见面礼

作为以中古史为生业的人，没去过河南，尤其是没去过洛阳，出门都不太好意思和人打招呼。这个遗憾伴随我十余年，终于在2017年暑假得到补足。

2017年7月我初次踏足河南，初见即结缘甚深。7月初我带领武大历史学院基地班的40余名同学在洛阳实习，驻扎在龙门石窟附近的伊龙庄园，每天早出晚归，挨个去刷洛阳市及周边的重要古迹和博物馆。回家休整几天，又加入到耿江南组织的这次考察之中，从郑州、登封、巩义、偃师到洛阳，一路跑下来又是七八天，基本上整个七月都献给了中原大地。这个月在河南正赶上极热的天气，晓光兄戏言的“中原包熟区”的确无比对景。至今我仍记得在汉魏洛阳城遗址，如何驱赶着一个班的温室花朵们在烈日下毫无遮挡地从阊阖门走向太极殿的场景，当时生怕他们也对我来场“哗变”；第二次来到汉魏洛阳城时，我自己已经被高温和空调交替折腾到腹泻高烧，只能倚着一段复原的城门基址，箕踞在它短短的阴影下，看诸位队友兴奋地奔跑拍照，脸上露出老人般慈祥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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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洛阳城遗址

热，是河南送给我们的见面礼，后来才明白其中或许大有深意。

感受过河洛暑热的，历史上不乏其人。最著名的当数北魏孝文帝的太子元恂。《魏书》中说“（恂）体貌肥大，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乐北方。中庶子高道悦数苦言致谏，恂甚衔之。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于西掖门内与左右谋，欲召牧马轻骑奔代，手刃道悦于禁中。”一位皇太子竟然因为怕热而公然反抗，后世看来确有些不可思议，所以学者们研究起来，大多从支持汉化政策者与拥护拓跋旧俗者的路线斗争上找原因，也有人强调他知悉生母被处死后受到的冲击（潘敦《拓跋鲜卑的转型——内亚因素与祖先传说》，《上海书评》2017年3月8日）。一场重大事变，往往是多重因素交叠而造成的，各种原因分析原不必非此即彼，不过，“深忌河洛暑热”似乎一直是被忽略的那条。踏足历史现场的一大好处，是可以追想历史事件的场景，注意原本不注意的细节，有利于把历史人物从符号还原为人。元恂（早年应该叫拓跋恂）生于太和七年（483），太和十七年11岁时立为太子，这一变故发生在太和二十年（496），那年他14岁。北魏从平城迁往洛阳是在太和十八年至十九年完成的，太和十九年，13岁的元恂初到洛阳，五月在太庙举行了冠礼。然而六月初即奉命返回平城代替孝文帝为冯熙吊丧，平城与洛阳间单程要走1月左右，所以这个夏天他应该都在平城。发生事变的这年，元恂才真正在洛阳度过了第一个夏天。事变发生时“高祖幸崧岳，恂留守金墉”，一查帝纪便知，孝文帝巡幸嵩山正是在此年的八月，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刚刚过去，此年七月皇帝还因为“久旱”而祭祀群神，又绝食求雨，可以想见这一年的暑热大概非比寻常。在“地苦寒”的平城长到12岁的元恂，来到洛阳遭遇从未见过的暑热，刚挨过第一个夏天，“体貌肥大”的他便无法忍受了，为了跑回北方，14岁少年元恂竟亲手杀掉了屡屡劝阻他的高道悦。宫廷宿卫的军队很快封锁了宫门，他只能在宫里坐等惩罚，奔北是完全不可能的。或许他想去投奔曾经策动他反对孝文帝的恒州刺史穆泰，但看起来这一点也不像是精心策划的政变，倒有点像热晕了头的青春期少年在烦躁中做出的冲动之举。

另一位难以忍受洛阳暑热的名人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据《旧五代史》，同光三年（925）“酷暑尤甚”，庄宗常择高楼避暑，皆不称旨。宦官曰：“今大内楼观，不及旧时长安卿相之家，旧日大明、兴庆两宫，楼观百数，皆雕楹画栱，干云蔽日，今官家纳凉无可御者。”庄宗曰：“余富有天下，岂不能办一楼！”即令宫苑使经营之，犹虑（郭）崇韬有所谏止，使谓崇韬曰：“今年恶热，朕顷在河上，五六月中，与贼对垒，行宫卑湿，介马战贼，恒若清凉。今晏然深宫，不耐暑毒，何也？”崇韬奏：“陛下顷在河上，汴寇未平，废寝忘食，心在战阵，祁寒溽暑，不介圣怀。今寇既平，中原无事，纵耳目之玩，不忧战阵，虽层台百尺，广殿九筵，未能忘热于今日也。愿陛下思艰难创业之际，则今日之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但仍旧加以营造。这个故事被记录在郭崇韬的传记中，为表彰他敢于直言进谏。隔了数千年历史烟云的读者，往往对史书中的酷热毫无同感，只有八月在洛阳活动过，才多少对四处找不到高楼避暑的李存勖生出一份同情。那时在城市中避暑的办法是建高楼，大概是高楼上风比较大且湿度较低。李存勖出自沙陀部，生于晋阳（今山西太原），早年也多在山西境内活动，这一点与元恂颇有相似处。看起来，从山西北部来的人更为惧怕河洛的暑热，这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允许开脑洞的话，这其实可以牵扯出一个更大的话题，即所谓的北族征服王朝的统治者们，如何适应中原（对他们而言是南方）气候的问题。热，不仅关乎皇帝本人的舒适，更重要的是，北族王朝军事力的基础是骑兵，骑兵所需要的战马，无法在酷热的中原大量繁衍，北族王朝定都洛阳，势必使政治中心与军事资源中心发生分离。北魏末年乱事一起，洛阳军事力的虚弱便暴露无疑，镇压六镇的力量只能依靠来自山西代北的尔朱荣集团，他们又因吸收了六镇残余势力而更加强大。到高欢取代尔朱氏执政后，虽保留洛阳的都城地位，自己却将“霸府”设在晋阳（今太原），遥控朝政，这当然是因为晋阳是靠近代北的军事中心。终东魏、北齐之世，不管名义上的都城在洛阳还是邺城，晋阳都是实际的军事和政治中心，皇帝和大臣们往返在晋阳与邺城之间，这算是一种兼顾中原经济、人口、文化资源与北方军事、政治力量的新模式。唐代大部分时期，太原都被设为两京之外的北都，唐以后兴起的北族王朝辽、金、元、清，都实行多都制，且主要以南北方向为主轴。辽朝皇帝春水秋山，四时捺钵，汉地事务委托给南面官处理；元代皇帝到夏天便乘坐象辇走向金莲川了；清代则有承德避暑山庄，被学者称为“内亚之都”。历史到了这一时期，洛阳早已不再是“天下之中”，位于农牧交界线上的北京成为新的统摄草原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中国”的中心，一个疆域更加广大的中国2.0版诞生了。在这一切变化的背后，北方征服者无法与河洛中原的暑热共存，或许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原因。

二、嵩山下的大碗面

19日早晨我们从郑州出发来到登封市，正式开始了本次考察。上午优哉游哉地看完太室阙、中岳庙和启母阙，来到嵩山下一家普通小店用餐。用毕几份并不太小的小菜，端上来的主食是每人一碗烩面，那碗的直径目测不下20cm，深度至少有10cm，上下几乎一般粗细，面条堆到接近碗口，大家吃着吃着不由得面露难色，吃的速度甚至赶不上面条吸水膨胀的速度，唯有山西人范教授一扫而空，河南人毋老吃得剩下一小半，英雄座次就这么排定了。我带实习的时候，住宿的庄园提供团餐，人均30元的标准，丰盛得剩下一大半，第二天降到人均25元，还是吃不完，最后反复协商降到人均20元，才能让浪费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菜品仍然很丰富。饭菜分量大，价格不高，这也是一路上河南反复留给我们的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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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裴李岗遗址

何以如此？无非两个原因，一是人均收入水平即消费能力不高，二是物产丰富成本低。国家统计局网站所见2006年土地调查结果显示，河南省土地总播种面积13996千公顷，居全国第一，耕地面积居全国第二，仅次于黑龙江省。黑龙江的农业开发是很晚近的事，在此以前，中原地区在全国农业中的优势更加不言自明。目前中原地区发现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以河南为中心的裴李岗文化和以河北南部为中心的磁山文化，有时合称为磁山·裴李岗文化，约在距今8500年至距今7000年之间。裴李岗文化，1977年首先在新郑的裴李岗村被发掘出来，此后在河南全省陆续发现和公布40余处遗址，其分布范围以新郑为中心，东至河南东部，西至河南西部，南至大别山，北至太行山。裴李岗文化发现的大量磨制石器，大多与农业生产有关，同时期东南沿海“贝丘文化”以水产捕捞为主，北方草原边缘地带“细石器文化”以渔猎为主，都没有如此丰富的磨制石器，对比十分明显。裴李岗石器中制作堪称精致的石磨盘和石磨棒（图1）——此行曾在郑州、巩义多个博物馆中见到，更说明当时人们不仅会种植，还掌握了谷物脱粒加工的技术。磁山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深达数米的地窖，据说每个可以存放1吨粮食。所谓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它不仅包括石器制作技术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耕种农业成为了人类的主要生计形态，由此带来定居化、人口增长、社会复杂化，成为一切更高级文明的基础。磁山·裴李岗遗址说明，中国北方的这场伟大革命，正是首先发生在中原地区。对古气候的研究指出，裴李岗文化时期正处在寒冷期过后的温暖期，年平均气温高于现在1-2摄氏度，而裴李岗文化中种植水稻的舞阳贾湖遗址年均气温更比今天高出2-3度，属于亚热带湿润气候（许天申：《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原始农业》，《中原文物》1998年第3期）。热，是人类农业文明诞生的重要条件，想想裴李岗先民，是不是感觉凉爽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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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李岗文化石磨盘、石磨棒

（作者摄于巩义博物馆）

早早确立优势的中原大地，在此后的发展中并非一帆风顺，稳居天下第一。考古学家赵辉先生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一文中指出，中原成为中心还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最迟到公元前5000年，也就是前述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形成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稻业两个经济文化区。而在他们的外围，生产经济至多还在起步阶段。公元前5000-前3000年间，一些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扩大，交流繁荣起来，形成几个大文化圈。磁山、裴李岗、老官台等文化汇集成为仰韶文化，内部统一性增强，覆盖范围也超过此前三者的总和。此外在东方形成以山东半岛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渤海西北有赵宝沟文化，长江中游有大溪文化，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则有崧泽文化。这些文化之间交流频繁，而仰韶文化常常是其中强势输出的一方，尤其是彩陶风格影响甚广。从内部的聚落遗址来看，仰韶文化也是此期最为强大和复杂的。然而，到了公元前3000年至前2500年间，在中原的四周出现了一批高度发达的文化，比如辽西-内蒙古东部地区以大型宗教遗址著称的红山文化，太湖流域以玉器制作和宗教气氛浓厚著称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建造超大城址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仰韶文化的亮点则转到关中地区，出现甘肃秦安大地湾的“宫殿”遗址。中原本身反而沉寂下来，从考古文化来看，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变成了四方对中原施加影响。到公元前2500年以后，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一反单纯样态，复杂而丰富起来，大量吸收周边文化的元素，形成了考古学上所称的中原龙山文化，与周边地区的文化可以明确区分开来。中原龙山文化形成后，实力不断增强，逐渐对周边文化取得优势。中原龙山文化继续向前发展，就出现了二里头文化，也就是一般认为的夏朝。

中原地区因为优越的水土、气候条件，成为北方农业的发源地，较早得到开发。又地处东西南北几个文化圈的连接处，好处是四方辐辏交汇，便于吸收众长；劣势是一旦发生战争和冲突，便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所谓“四战之地”，优越的物质条件此时反成为吸引掠夺者的原动力。繁荣与脆弱并存，犹如一颗易碎的明珠。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发生了什么，已无法确知，然而此后的历史却让我们觉得这一变化似曾相识。

三、天下之中

进入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之后，洛阳拥有极崇高的地位，对此地位的最精当概括，莫过于“天下之中”四字。洛阳号称13朝古都，即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当然这一通俗的说法有不准确的地方。在今天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带，30多公里范围内分布着五座都城遗址（图2），自西向东是东周王城、隋唐洛阳城、汉魏洛阳城、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我们这次考察重点参访了汉魏洛阳城遗址，在博物馆见识了一些偃师商城的文物和复原模型，二里头遗址则因暴雨未至数里遗憾而返。好在我于此前带领学生实习时，分别参观过二里头遗址、东周王城遗址范围内的“天子驾六博物馆”以及隋唐洛阳城的定鼎门、明堂、天堂遗址，算是与五都都有了一面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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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古代都城形势 

（引自段鹏琦《洛阳古代都城城址迁移现象试析》，《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4期）

洛阳周边的中原地区为“天下”的中部，这一观念的起源可能非常久远，如前文所说，自公元前5000年以来各地出现的考古文化，已经大致勾勒出“文明”世界的范围，而河南地区大约位于这些文化的地理中心部。前2500之后中原的优势越来越明显，地理中心开始与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出现重合的趋势。二里头遗址的使用时间从公元前1800到前1500年，在考古文化上被分为4期，第2期和第3期是其盛期，此时二里头国家到底是多大范围内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考古学家根据二里头陶器尤其是陶礼器组合的分布范围，划定了一个二里头政治秩序所及的“疆域”：北至黄河以北的沁河岸边，西北至山西南部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和丹江上游，南及豫鄂交界地带，东到豫东开封地区。这个范围，略大于后来所常说的中原。二里头遗址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从北向南分成宫殿区、祭祀区和手工工作坊区。在宫殿区发现有带有宫墙的宫殿建筑群遗迹，其中1号宫殿和庭院加起来有1万平米，规模很大（图3）。在手工作坊区发现了制作铜器、玉石器的遗迹，贵族墓葬中出土的这类器物（包括著名的绿松石铜牌、绿松石龙等）应出自于此（参看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二里头夏都博物馆目前尚未建成，考古工地在夏天高温时回填保护，我带实习时仅参观了工作站中的文物库房，看着架子上满满的陶器，意识到它们就是隐藏在博物馆聚光灯下“明星”文物背后的沉默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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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1号宫殿复原模型

（摄于偃师商城博物馆）

商代文明发展到更高阶段，而且有了文字，得以将更多的观念和记忆固定保存下来，并影响到周边以及后世。殷商甲骨卜辞出现了“中商”、“大邑商”，以及东南西北“四土”、“四方”，中心与四方的观念更为明确。自傅斯年倡导夷夏东西说以来，商人兴起于东方成为定论。商人代夏，即是由东向西进占夏的核心地区。偃师商城（图4）是较为早期殷商都城，距离二里头遗址仅6公里，两个遗址在时间上又大体兴废相继，一般认为是商灭夏之后，在夏都（二里头）附近建立的。夏商革命，“天命”东移仅6公里。此后殷商的都城向更东或更东北的地区移动，后期都在黄河以北。故而商人观念中虽有中心-四方之分，但中心并不在洛阳，而在比洛阳更东北的区域。地处关中地区的周人，正是根据商人的观念，接受了自己所处之地为西土，并自称为西土之人或“有夏”（夏也表示西）。位于偃师市的偃师商城博物馆，展示了二里头和偃师商城两处的部分考古发现，不过对于一群中古史研究者来说，上古史的展示最多也只看个热闹，偃师博物馆丰富的汉唐碑石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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偃师商城复原模型

（摄于偃师商城博物馆）

确定把“天下之中”定于洛阳，且对后代发生实际影响的，应该是周人。《逸周书》、《史记》、《帝王世纪》等书以及广为人知的何尊“宅兹中国”铭文，都记载了西周初年营建雒邑的故事，细节上略有出入，但大体情节可通。先是周武王伐纣归来，在洛阳一带观望山河形势，向南向北远眺了几百里，发了一通感慨，认为夏人所居的伊洛水北岸离“天室”不远，决定营建雒邑以为周居。这次营建可能并未完成，或者仅具粗略轮廓。到武王死后，周公相成王，管叔、蔡叔与殷遗民叛乱，周公率军讨伐，三年才得以平定。此后他继承武王遗志，营建大邑成周，也就是雒邑。这大邑成周位于“土中”，“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逸周书·作雒解》）。“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武王伐纣归来的故事提示我们，新建的大邑成周，并不在殷商的旧都，而是选择了与关中联络更为方便的洛阳，从黄河以北迁到了河南。东西的力量对比变了，“天下之中”也得变化。而周公因为东方叛乱而营建雒邑，且成王命周公在此镇守，说明周人意识到从关中控御东方的鞭长莫及，需要设置这一东都。朱凤瀚先生认为周召二公所营建的雒邑是为成王准备的王宫，成周之名也因成王而起，成王“迁宅”于此，实际是将王朝政治统治与军事指挥中心迁到了洛阳，一直到西周后期成周都有诸王宗庙（朱凤瀚：《<召诰>、<洛诰>、何尊与成周》，《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至于武王与周公营建的雒邑成周的位置，在洛阳发现了两处西周城址，一处在瀍河下游两岸即今洛阳老城（明清）东城墙内外，也就是在隋唐洛阳城范围之内，另一处则在汉魏洛阳城遗址内，主流意见认为前者为西周雒邑成周城的可能性更大。也有学者认为，瀍河下游的西周城与汉魏洛阳城内的西周城，前者兴盛于西周早、中期，后者兴盛于西周后期，有时间上的先后之别。（徐昭峰：《成周与王城考略》，《考古》2007年第11期）

西周灭亡后，周平王东迁，宗周被放弃，雒邑成为唯一的都城即王城。东周在洛阳的王城，较之西周成周城略向西迁移到今涧河下游，跨河两岸，这座城址是50年代考古学者阎文儒先生在涧河两岸调查时发现的，它仅存西、北两面城垣和西北、东北、西南三个城角，但可以基本推测城墙范围，北垣长2890米，西垣长3700米，面积约9平方公里。内部有宫殿区、作坊区和墓葬区。2002年，在修建洛阳城市中心广场地下人防工程时，钻探发现大型墓葬遗存，先后清理出397座墓葬和18座车马坑，其中一座车马坑长42米、宽7.2米，还保存有驾乘状态的六马拉一车（图5）。熟悉文献的考古学者立刻想到了“天子驾六”，以此进一步证实此处为东周王城。这个车马坑意义重大，最后被原址保护，修建了天子驾六博物馆，位于今王城广场的地下，这些发现已经出版正式考古报告。（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王城广场东周墓》，文物出版社，2009年）王城之外，汉魏洛阳故城中的西周城在东周时也有所扩建，学者一致认为它对应的是春秋周敬王避内乱迁往的成周，附近有狄泉（今翟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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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驾六”

（摄于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

洛阳在周代长期作为天子都城的重要地位，让它的“天下之中”形象深入人心。《周礼·地官大司徒》云：“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这大概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地中”成为一个宇宙论意义上的绝对中心，而符合夏至日影尺有五寸者，就是洛阳附近。这其实是一个倒置的因果关系，直到清代江永指出：“所谓土中者，合九州道里形势而知之，非先制尺有五寸之土圭，度夏至景与土圭而后谓之土中也。既定洛邑，树八尺之表，景长尺有五寸，是为土中之景。……是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景而得也”，才终于理清了其中的逻辑关系。（李学勤：《中国：天下之中》，收入《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然而江永的质疑绝非主流，至少到北宋之前，“天下之中=洛阳=天子之都”的观念深入人心，对实际的政治发生了极大影响。

公元前202年，汉王刘邦消灭了宿敌项羽，二月被诸侯将相尊为皇帝，随即定都洛阳，且欲长都于此。五月末，有戍卒娄敬劝刘邦放弃洛阳移都关中，张良赞成，即日车驾便向关中进发。娄敬说服刘邦迁都的理由是什么？按《史记》的记载，娄敬说洛阳是天下之中，交通便利，缺乏险阻，“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周朝德教隆盛之时，不用兵卒，天下四夷都来效其职贡，圣王定都于此，就是为了“以德致人”；然周衰之后，虽居洛阳，诸侯四夷不朝，周也无能为力。又说刘邦得天下全靠暴力征伐，“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痍者未起，”此时形势与德教隆盛的西周成康之世绝无可比，所以不应盲目仿效。而关中险固，又有天府膏腴，山东若乱，不过再演一次秦灭六国之事。此时刘邦手下群臣多山东人，信奉上述周朝天下之中正统论，都认为从秦不如从周。最终刘邦和张良做出了现实主义的选择，从秦。

都城问题，只是汉初诸多从秦从周选择题之一，娄敬的这番见解，却有超出汉初一时形势的深刻性。洛阳适合天下安定的大一统王朝，奉行“德教”或王道之政；关中的长安适合乱世中靠武力获得天下的王朝，对应霸道之政。西汉一代，政治文化经历了从秦政到周政的转变，到新莽时期，周政达到顶点。不出意外地，王莽极为重视洛阳，始建国四年，将洛阳定为新室东都，天凤元年（公元14年）还认真计划迁往“土中”洛阳之都，派遣大臣迁往洛阳修建宗庙、社稷、郊兆等，这与西汉后期复古改制的思潮关系极大。东汉建立前，更始帝曾都洛阳，后入据关中，败于赤眉。刘秀则自河北南据洛阳，定都于此，陆续削平割据群雄，开创东汉一代基业。时移世易，新莽末年关中荒残，而此时天下兵力财力莫强于河北，更始急于入关看似与刘邦合辙，其实不然；光武帝以全据河北的实力，加上洛阳自西汉后期获得的正统性名义，遂能成就大业。东汉虽在反新莽战争中建立，对新莽以及西汉后期的制度改革与政治文化却多有继承，以致于有人称之为“儒教国家”，都城选址的转换是其表现之一。东汉初还在宫城的东西分别建设了高庙和社稷，在城南郊建立了郊天坛、明堂、辟雍、灵台、太学等礼制性建筑，也是贯彻儒家尤其是《周礼》都城理念的结果。

洛阳宫室和城市的大规模建设，要到汉明帝时期，读张衡《东京赋》便可感受到一座座宫殿楼观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景象。洛阳很早就有南北二宫，光武帝时期主要住在南宫，明帝时开始重修北宫。蔡质《汉仪》描述北宫主殿德阳殿云：“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画屋朱梁，玉阶金柱，刻镂作宫掖之好，厕以青翡翠，一柱三带，韬以赤缇。天子正旦节，会朝百僚于此。自到偃师，去宫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阙、德阳，其上郁律与天连”。南宫与北宫之间，有大屋复道（带屋顶的空中走廊）相连，是为皇帝提供的专属安全通道。王仲殊先生根据文献和考古勘察基本复原了东汉洛阳两宫的规模和布局，但因没有进行全面发掘，仍有不明之处。

正当洛阳大兴土木之时，却有“西土耆老，咸怀怨思”，“盛称长安旧制，有陋洛京之议”，迁都长安的议论仍然很有影响。班固因而写作《两都赋》，用西都宾和东都主人问答的形式，西都宾盛称长安旧制，东都主人则铺陈东汉两帝之功德，最后用一连串咄咄逼人的反问加以总结：

且夫僻界西戎，险阻四塞，修其防御，孰与处乎土中，平夷洞达，万方辐凑？秦岭、九嵕，泾、渭之川，曷若四渎、五岳，带河溯洛，图书之渊？建章、甘泉，馆御列仙，孰与灵台、明堂，统和天人？太液、昆明，鸟兽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侠逾侈，犯义侵礼，孰与同履法度，翼翼济济也？子徒习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识函谷之可关，而不知王者之无外也。

四、 明珠易碎

从东汉末年开始，洛阳经历了多次的毁灭与重建。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迫于关东群雄并起的形势，挟持汉献帝西入关中，迁都长安。临去之时，董卓命军队烧洛阳城外百里，又亲自带兵焚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还发掘陵墓，尽取其中珍宝。洛阳经此一场浩劫，几成废墟。六年后，建安元年（196）七月，献帝历经艰难回到洛阳，看到的是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尚书郎以下不得不自出采集野生稻充饥，献帝只能暂时住在故中常侍赵忠宅——想必早已是空宅。献帝仅在洛阳停留了一个多月，八月中就被曹操迎接到了许，洛阳再次被放弃了。曹植的名篇《送应氏》写道：

步登北邙阪，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常居，气结不能言。

按通行看法，这首诗写作于建安十六年（211），若果然如此，二十年过去了，洛阳的荒芜依旧，一代人集体缺失，只剩下近十余年生出的少年。

­建安后期曹操已将邺城作为实际首都，他本人因征讨关羽而停驻并病死于洛阳，陵墓却葬于邺城附近，即今河南安阳市北部的曹操高陵，2009年它的发现曾掀起全民考古热潮。不过曹操在建安末年已着手营缮洛阳宫殿，或许是为禅让做准备。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在洛阳修建了建始殿，传说就是为了建这个殿而在汉代濯龙祠伐木时，大树出血，预示了曹操的死亡。就在这一年十月，曹丕在许昌附近的繁阳完成了汉魏禅代仪式，十二月即修治洛阳宫，移驾洛阳，正式定都于此。从此洛阳又经历了作为魏、西晋两个王朝首都的辉煌期。有趣的是，西晋时左思在洛阳创作《三都赋》，其中魏都一篇描写的却是曹操时代的邺城，而严格意义上魏都从一开始就在洛阳，何以舍近而求远，甚至不惜犯史实错误？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想明白。

由于东汉洛阳城毁坏严重，魏晋洛阳城的建设得以重新规划，从中可以看到很多曹操时期邺城的影响。目睹汉末动乱的曹魏君臣，首先决定在洛阳城西北修建金墉城，它建于紧靠邙山的高地上，可以俯瞰洛阳城，由三座小城连环构成，形如“目”字，可能是模仿邺城的三台。金墉城在西晋历史上出镜率很高，从晋惠帝即位开始，几乎所有宫廷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包括惠帝本人都曾被囚禁于此。尤其是惠帝的羊皇后，八王之乱中屡遭废立，至少三进三出金墉城，命运跌宕至极，洛阳城破，又落入匈奴刘曜之手，后来竟成为刘曜的皇后。她说：司马家儿是亡国之暗夫，贵为帝王，却让妻子辱于凡庶，自从嫁给刘曜，始知天下有丈夫耳。将来如果拍电视剧《金墉恨》——名字我都想好了，一定要选羊皇后当主角。永嘉之乱中，金墉城长期成为屯兵要塞，称为“洛阳垒”。孝文帝迁都洛阳，一片百废待兴中，最先修缮居住的也是金墉城。

在此之外，邺城宫殿布局中已经出现单宫制与中轴线设计，也被引入了洛阳。魏明帝时期，在东汉北宫故址上修建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是太极殿与阊阖门，两者的连线向南延伸至铜驼街，构成了洛阳城的中轴线，虽然位置上略微偏西。太极与阊阖都是星座之名，用于宫殿是要显示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阊阖门遗址在2001-2002年得到全面发掘，证实了它始建于曹魏又重建于北魏，基本解决了魏晋太极殿位置等聚讼已久的问题。钱国祥先生推测曹魏的太极殿或是在汉代北宫主殿德阳殿或崇德殿基址上重建而成，为最高规格的正殿，其名称被历代所沿用。汉代的南宫在曹魏时并未作为宫殿建设，南北二宫制已被放弃，《水经注》等文献所说的“于洛阳南宫起太极殿”不可信从（钱国祥：《由阊阖门谈汉魏洛阳城宫城形制》，《考古》2003年第7期）。魏明帝的大兴土木在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当时“百役繁兴，作者数万，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帝乃躬自掘土以率之”（《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受到高堂隆等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批评。城内的建设之外，明帝还在城南委粟山营建了祭天的圆丘，正处于太极殿-阊阖门-铜驼街的延长线上，作为这一宇宙中轴线的终点。在委粟山以东不远处，便是魏明帝长眠的高平陵，很难说其地点选择与委粟山圆丘毫无关联。在明帝死后十年的正月，继任天子曹芳在曹爽兄弟陪同下谒高平陵，71岁已退居二线的司马懿瞅准这个机会奋起一击，用一场政变将天命从曹氏转到司马氏手中。此次考察中，我们探访了禹粟谷堆和发掘中的西朱村大墓，前者是委粟山圆丘（图6 ），后者被认为是高平陵陪葬墓，它对面的大型封土便是高平陵，委粟山距离阊阖门直线距离约20公里，高平陵更在其东2-3公里，这么长的路程，皇帝车驾来回至少需要四天。四天左右，对于一场政变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时间窗口。如果中轴线没有成为都城规划原则，明帝选择的圆丘可能就不是委粟山，高平陵会不会也就不在此地？司马懿是否就永远等不到发动政变的机会？仇鹿鸣的《高平陵之变发微》是不是就不用写了？然而，历史不接受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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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粟山航拍

（王铭摄）

西晋国祚不长，但王公权贵的骄奢豪贵，却不输于古代任何一个王朝。全国财富向这里汇集，皇家宫殿与苑囿之外，达官贵人也纷纷建起了豪宅与园林，比如后世诗人一直怀念的石崇金谷园，洛阳一时繁华无比，汉末的惨状已如噩梦般随风散去。不料好景不长，八王之乱引起永嘉之乱，316年，刘曜率军攻破了洛阳，免不了又是一顿烧杀抢掠，不过似没有董卓做得彻底。河南地区不管是贵人还是贫民，但有行动能力都拼命向南逃去，这场大移民浪潮就是“永嘉南渡”。此后北中国进入兵戈不息的十六国时期，不仅南方、北方不共戴天，关中、河北也常常处于对立境地，天下之中的洛阳，便成为实实在在的四战之地，前面提到的匈奴君主刘曜便是在洛阳城外与羯人石勒对阵时被生擒。洛阳作为神圣首都的名头还没被遗忘，东西南北的政权总想将它攥在手中，更加重了它的兵燹。石勒、石虎一边把洛阳的钟虡、铜马、铜驼、日晷等搬到河北，窃取神圣旧都的王气；一边又萌生以洛阳为都之意，石虎还曾征发数十万人修缮洛阳宫，最终仍然迫于形势，将都城留在了黄河之北。东晋北伐，第一目标都是洛阳，桓温与刘裕曾短暂收复旧都，这个功勋实在太大了，所谓功高不赏，建此功者除了去当皇帝没有第二条路可走。然而缺乏骑兵的南方政权终究不能固守中原，洛阳不久便又落入北方政权之手，沦为一座边地军镇。

493年，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生平第一次来到洛阳，像我们一样挨个考察了魏晋故宫基址，对同行者说：西晋无德，灭亡太快，让洛阳荒毁至此，令人伤怀。随后吟诵起《黍离》之诗，哀感流涕。《黍离》是《诗经·王风》的第一首，据说是东周大夫出差经过宗周镐京，看到宗庙宫室中长满了黍和稷，抒发悲痛之情而作，吟咏此诗遂成为感叹国家兴亡的标准动作。这位对着宫室地基流泪的年轻人，名叫拓跋宏，在历史上称作北魏孝文帝。这一幕发生时，他身后带着步骑百余万，他们冒着霖雨跋涉了42天，从遥远的平城（今山西大同）来到这里。在洛阳流连凭吊了7天，他命令继续南伐萧齐。随后的一幕连小学生都知道，他的几位大臣在马前拼死进谏，最后皇帝妥协：不南伐，就迁都。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舞台剧，没有之一，孝文帝和他的几位亲信大臣的演技天衣无缝。孝文帝是洛阳粉，在此前一两年中，他费很大力气要把平城建设成一个华夏式都城，或者说山寨版洛阳。明堂、太庙、祭天的南郊，洛阳有什么，平城都得有。出发前的一年，他毁掉平城宫室的主殿太华殿，改建为太极殿。太华殿是他的祖父献文帝时兴建的，刚刚使用了34个年头，而此时距他祖母冯太后去世仅两年。毁了再建，而不是换个牌匾，说明要从名到实全面洛阳范儿。拓跋皇帝为何如此迷恋洛阳？原因大概是书读多了，从经书读到史书，从西周读到魏晋，很难不相信洛阳是天下之中，洛阳是帝王之都，洛阳是天命在人间的空间展示。当然，迁都还有很多复杂原因，比如桑乾河盆地已达人口上限，平城年年饥荒，难以有更大发展等等。理想在召唤，现实在驱赶，孝文帝就这样做出了迁都的决定，让荒芜的边城洛阳迅速走到了辉煌的顶点。

北魏在关键的几个点——太极殿、阊阖门、铜驼大街、委粟山圆丘、宫城和大城的城墙、城门，大都延用了魏晋旧基，孝文帝的七日考察绝不是浪费民脂民膏。迁都之后的孝文帝，一边监督着造城大业，一边忙着颁布各种诏令，把迁来的人都变成“河南洛阳人”。为了巩固洛阳的前方，孝文帝还亲自率军攻打南阳，最后病逝在一个叫马圈的地方。洛阳的建设成果，要到他的儿子宣武帝和孙子孝明帝时期才能享用了。到北魏后期，洛阳城已是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丝绸之路贸易此时十分活跃，大量来自西域的商胡居住在洛阳城中，用远方难得之货装点北魏贵族的奢靡生活。这一时期佛教尤其兴盛，仅洛阳城内和城郊的佛寺就有1300多座，《洛阳伽蓝记》说“招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摹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洛阳城的天际线已被佛寺宝塔所垄断。皇家寺院永宁寺壮极一时，里面高约140米的永宁寺塔是当时世界最高建筑。菩提达摩从西域来，感叹道：“年一百五十岁，历涉诸国，靡不周遍，而此（永宁）寺精丽，阎浮所无也。极佛境界，亦未有此！”（《洛阳伽蓝记·永宁寺》）永宁寺塔基尚存，并且得到了科学的考古发掘，已出版报告。鹿鸣站在塔基上说，当年坐陇海线火车去西安，一觉睡醒正好路过汉魏洛阳城，车窗外看到一片塔基土台，后来明白竟是古代第一高层建筑永宁寺塔。洛阳真是个传承天命的地方。

北魏后期的洛阳城，在魏晋大城之外，又修建了外郭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是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也是中国古代面积最大的都市。修建了外郭城之后，太极殿-阊阖门-铜驼街一线距离外郭城东西皆为十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轴线（刘涛：《北魏洛阳城的规划与改建》）。2011年起，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汉魏洛阳故城队对太极殿一直进行了全面勘察和部分发掘，获得了对它的更准确认识。太极殿建于南北长约430米，东西宽约330米的宫院中，在其北部东西并列着三座大型建筑，推定为太极殿和太极西堂、太极东堂。太极殿居中，现存北魏时期夯土台基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60米，高约2米，台基上有漫道、柱洞等遗迹。（刘涛、钱国祥、郭晓涛：《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7期。图7）这个100米乘60米的夯土是什么概念呢？明清故宫体量最大的太和殿，长64米，宽37米，位于此夯土台中心的北魏太极殿的结构虽未完全复原，其规模似可与明清太和殿相仿佛。太极殿遗址的考古工作仍在进行中，7月22日，我们来到汉魏洛阳故城时，郭晓涛老师直接带我们来到太极殿工地，在我看起来浑然一片的黄土上，如数家珍地指点这是早期夯土（曹魏）、这是中期夯土（北魏）、那是晚期夯土（北周）。尽管有人指点，且土上还有划线标记，我还是没法自己分辨，郭老师只好安慰说：“浇水湿了颜色差别就容易看出来了”。像我这样只读文献的历史学者，偶尔利用一下考古报告的平面图，没挖过一锹土，拼过一片陶，真到了工地现场，完全变成了文盲，真该去太极殿做一两个月实习生。郭老师讲解的信息量很大，我现在还留有印象的是，曹魏夯土在中间，北魏夯土围绕它进行了扩建，但曹魏夯土的质量高，北魏时期的夯土显得敷衍潦草。这其实很值得进一步追问。

从太极殿往南走550米，穿过三号宫门（推测为端门）、二号宫门（推测为止车门），才到阊阖门。阊阖门的地位类似北京故宫的午门，有高大的门楼，前方还有一对巨大的阙楼，目前仍留下夯土基址。两阙之前东西向的横街宽40米，为全城最宽的横街，连通东阳门和西阳门，此街将洛阳内城划为南北两半，北半几乎为皇室所专有。横街之南，从双阙中间向南延伸的大路，便是洛阳城最为宽阔的铜驼大街，宽41-42米。因为是皇帝向南出宫的大道，又称为“御道”。铜驼街两侧依次排列着重要官署、太庙、社稷等，留下很多夯土基址。我们这次蜻蜓点水的考察，就走到阊阖门为止，从三号宫门、阊阖门、铜驼街到永宁寺塔基，考古人员采用了一种特别的保护和展示方法，即对遗址覆土保护，再于地表之上进行模拟展示。地表上模拟的仍然只是地基，并未冒然进行建筑复原——瞬间想到不远处隋唐洛阳城的明堂和天堂。在一些关键的遗迹位置，还采取于模拟地基上安装玻璃窗口供人观看的办法。这一套保护方案极具智慧，既保护了珍贵的考古遗迹，又再现了历史的空间场景，而且以一种极具艺术的残缺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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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洛阳宫城平面图与航拍图

（引自刘涛、钱国祥、郭晓涛：《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的发掘》，《考古》2016年第7期）

北魏洛阳的辉煌也注定短暂，528年，尔朱荣在河阴将洛阳城中的达官显贵肉体消灭了2000人，连太后也被投进了黄河，距离孝文帝迁都才34年。又是一个末世，枭雄并起，代北子孙再次横行中原，怀朔、武川两座小小草原土城出来的人物，竟成为此后百余年历史舞台上最耀眼的主角，拓跋魏南下征服中原的历史似乎又浓缩地重演一遍。永宁寺，这座北魏皇家供养的大寺，选择了与王朝共存亡。《洛阳伽蓝记》写道：

永熙三年（534）二月，浮图为火所烧，帝登凌云台望火，遣南阳王宝炬、录尚书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冥晦，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之声，震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

这个场景让人悲从中来。这年七月，北魏孝武帝元修不堪做高欢傀儡，愤然逃离洛阳，逃到关中寻求宇文泰的庇护。高欢失去了挟天子的战略优势，痛定思痛，决定另立一位皇帝，并在当年十月紧急迁都于邺。“是时诏下三日，户四十万狼狈就道，收百官马，尚书丞郎已下非陪从者尽乘驴。”（《魏书·常景传》）这次搬迁，还把洛阳的宫殿拆毁，将大木巨石等建筑材料也搬到了邺城，这点也被考古证实了，太极殿遗址中有些巨大的方形空洞，据说其中的柱础石就能在邺城找到。三十多年的繁华如同一场大梦，睁眼时洛阳已变成了杨炫之所见的那幅惨状：

至武定五年（547），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洛阳伽蓝记·序》）

悲痛中的杨炫之立志用笔墨复原逝去的都城，写下千古奇作《洛阳伽蓝记》。

祸兮福之所伏，中国人最不缺辩证能力。永宁寺火灾之后三个月，也就是传说中大火终于熄灭的那个月，便有来自东莱郡的人报告：“见浮图于海中，光明照耀，俨然如新，海上之民咸皆见之”（《洛阳伽蓝记》），海中之塔很快就被认定为是永宁寺塔，博学者解释说：“永宁见灾，魏不宁矣，飞入东海，渤海应矣”（《北齐书·神武帝纪》），自号渤海高氏又被封为渤海王的高欢听到这里，颔首露出神秘的笑容。传承天命的，从来都是传国玉玺、祥瑞图谶还有洛阳城本身，如今佛塔竟然也具备了这一功能，十六国北朝以来，佛教逐渐参与到王权的塑造中，已从潜流变成洪波。一百五十年后，武则天将洛阳改建成转轮王“神都”的创举，在这里已经埋下了伏笔。

去年高烧的我靠在阊阖门复原基址的短垣之下时，不会想到一年后还在熬夜写这篇“游记”，我也不能骗读者说当时我恍惚看到了太极殿里的北魏皇帝，或者在铜驼街上耀武扬威的尔朱荣。那时我只想同伴们快点拍完照片，好去城里找个舒服的地方躺下，那份疲惫，一如今夜。原本计划写完隋唐，完成天下之中的苦乐悲欢，隋炀帝、武则天，大运河、转轮王，故事太多，还是留待更适合的人去讲吧。

2018年7月26日凌晨于武汉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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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东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