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镇豪：夏商时代的文字与文体

宋镇豪文字研究 2021-10-27

夏商時代的文字與文體

在夏商代社会生活中，约定俗成的“文字化”符号，经过长期的流通应用与演绎，不仅因需要而产生的“形”的数量越来越多，发展成为内涵丰富、便习通行的意音文字，还出现了一大批抽象固化的虚词，文字逐渐具备了记录、记载、说明、交流、表达感情和传播传承的功能，有效地发挥着相应的文化积聚作用。

一、夏商文字之使用状态

中国文字通常指汉字，汉字的滥觞究竟有多悠久，难以确切回答，但其起源当可追溯到史前时期。《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尚书序》云：“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说文解字·叙》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务)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万品以察。”文字的产生，有一个漫长的如采用结绳记事、刻符形式的前蕴育期，这符合文字起源的生成规律。

田野出土史前刻划符号，为探讨汉字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史前刻符，以刻划在陶器上占大宗，也有刻在龟甲、骨器、玉器等其他器物上的，出土地点分布范围甚广。在中原地区河南舞阳贾湖裴李岗遗址发现石器上有刻符“乙”，龟背甲上有刻符“”，似一人扬手形，龟腹甲上有形似“目”“曰”之类的刻符，年代上限早到8000年前。[1] (P458、984-991)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百多个彩陶刻符，与长江中游地区出土大溪文化时期陶器刻符，早到距今6000年左右。在黄河下游东部滨海地区出土陶器刻符，可早到距今7000年左右的北辛文化时期。[2]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朱村及诸城前寨三处大汶口文化遗址，彼此间距约200里，均出土陶器刻符、，[3]显然已经属于由更早的简单独体字演化成的复体字，[4]并在较大地域范围内使用。长江下游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发现了5000多年前的多字“陶文”，2行8字。[5]良渚文化时期的多字“陶文”也每有发现。[6]

舞阳贾湖刻符

高邮龙虬庄“陶文”

史前陶器刻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为“陶符”，是陶工为某种用途临时做的记号，无语言基础，也不代表语言，另一类为“陶文”，常刻在陶器的特定部位，用来表示“所有”关系，可能寓图形表词义和读音，类似铜器彝铭中的族徽，但尚未形成代表语言的书面形态，是中国现行汉字的远祖。[7]有迹象表明，史前陶器刻符，有一部分经约定俗成而向文字发展，比较容易在后来的甲骨文与金文中找到结构形态基本相同的文字，其中小部分早在当时就已经是固定的“字”，也有一部分则永远停留在记号层面上。[8]但也有的刻符可能后来向另外的文字系统发展，属于在中国范围内曾经存在又失却传承早已消逝的文字种类。

夏代前后有文字在社会生活中使用传播，当无疑问。山西陶寺龙山晚期遗址出土的陶扁壶残片上，有毛笔朱书“文”“尧(一释昜)”两字。[9]王城岗城址出土了“共”字陶文。[10] (P76-78)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出土刻有“耳”“目”“鱼”等陶文及40余个陶器刻符，[11]有的由直线组成，类似史前刻符，有的结构比较复杂，已接近殷墟甲骨文。洛阳皂角树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的三期陶文“车”字，年代约当于夏代晚期，[12](P74)与荥阳西史村商代遗址陶文车字写法一致。[13]山东桓台史家遗址发现岳石文化时期木构井型祭祀坑一个，出土羊肩胛卜骨两片，一片正面刻一个“入”字，反面刻了“□句五”3字(《合补》附录313正反)，另一片刻一“羍”字，时代相当于夏代。

1、陶寺扁壶朱书陶文 2、王城岗陶文 3、4、偃师二里头陶文 5、郑州商城陶文 6、藁城陶文 7、殷墟陶文 8、吴城陶文

文字的使用，在商代已比较流行。郑州商城东南出土过两片字骨，一片为牛肱骨骨臼，刻有一个“”字；另一片为牛肋骨卜辞，刻了11字，辞云：

乙贞比又。七月。

又乇土羊。

可能是地名、族名或人名。土读为社，用羊牲侑祭乇社，与殷墟甲骨文“甲申卜又土”(《合集》34031)、“于亳土御”(《合集》32675)性质相近。[14]郑州商城又出土过两片字骨，[15]分别刻有“厄弜”“弜厄”(《合补》附录311、312)。所出土的陶大口尊口沿还刻有“臣”“鸟”字样。[16] (图版16-17)

郑州商城牛肋骨卜辞郑州商城字骨摹本

郑州小双桥陶文“尹”“大”

商代前期一些铜礼器已有铸铭，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商代二里岗期铜鼎，两耳下口沿处各铸一个类似陶符的阳文。[17] (P89)国家博物馆藏商代前期铜鬲，内壁口沿处有铭“亘”。[18] (图版51)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商代前期铜鬲铭“眉”,[18](图版57)省体即滕县种寨村出土商代铜鬲铭“眉”字。[19]

东京有铭铜鼎(据Reflections of Early China)

旧金山“眉”鬲(采自《中国青铜器全集》1) 滕县“眉”鬲铭(采自《文物》72-5)

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的一批朱书陶文，[20]河北邢台曹演庄商代遗址出土的“囧”字陶文，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商代中期陶文“戈”“矢”“刀”“巳”“目”“止”“鱼”等，[21]时代均早于殷墟甲骨文，但无不显示了与殷墟甲骨文一脉相承的关系。山东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出土一版大龟腹甲，正面残存卜辞16条，共有34字，兆序数字2个，卜辞文例几与殷墟甲骨卜辞无两致，其中两条对贞辞云：“御四母彘豖豕。弜御。”记用四种不同的猪牲御祭四母。[22]陕西西安老牛坡遗址出土有陶器刻文“亚”“戎”等字。甘肃庆阳发现晚商玉戈有刻铭“乍册吾”3字。[23]长江以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出土的“戈”字陶文。[24] (P166-175)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出土陶文66字，其中一件黄釉陶罐肩部刻了“中在耑臣，燎祖之”成文陶文8字，还有两件灰陶缽的器底分别刻了“入土(社)耑田”4字、“衣(殷)□于千角，巳(祀)五”7字，行文句法均与殷墟甲骨文类似。凡此均表明商王朝与四土的文字使用方面有着厚实的共性，其时其际文化的互相采借与传播交流是迅速通畅的。

济南大辛庄龟腹甲卜辞摹本甘肃庆阳“乍册吾”玉戈

殷墟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语言文字系统，“象形、象意及形声的造字法都在甲骨文中出现，其可识以及不能辨识的字已有四千五百个以上”“最进步的形声字大致占有可识字的百分之二十”。甲骨文词类有名词、代词、数词、量词、时地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连词、介词和感叹词等十一类。如数词，自一、二、三、四、五，至十、百、千、万，最高有至数万者，凡十的倍数往往合书。从虚词系统看，单音节虚词的分属大致包括代词、副词、介词、连词、语气词、助词、感叹词等七大子系统，子系统下又可细分，比如代词系统中又分人称代词和指示代词，第一人称代词有余、朕、我三个，第二人称代词有女(汝)、乃，第三人称代词有厥、其、之；指示代词有兹、之。再比如介词系统下有引介时间词语在、及、即、于、戠、、至、至于、卒、终、自、由、从等；有引介处所词语才(在)、即、于、至、至于、自、由、从等；有引介与格词语于、至、至于、自；有引介对象词语先、暨、戠等；有引介施事词语于、自；还有引介受事词语于、至于等等。甲骨文的句子成分，主语一般由名词性词语和主谓短语构成，动词谓语句很常见，宾语通常放在谓语动词之后，但也有宾语前置者，复杂的并列句有三四个动词并列者，单句与复句可分主谓句、非主谓句、联合复句和偏正复句等，已与后世汉语一样。

1、殷墟小屯M18朱书玉戈

2、美国哈弗大学福格美术馆藏殷商玉戈铭

大司空89AGM176朱书玉戈

(采自《商王朝文物存萃》)

殷墟历年还出土写刻有文字的玉石器约40余件，大都属于贵族特享器物。如安阳西北冈M1003号大墓出土石簋耳铭“辛亥小臣入禽，俎在軎以”，记辛亥日小臣入献擒获的野味，在軎地俎祭以此石簋为礼。小屯YM331墓头饰品玉鱼铭“大示害”，[25](图版205)大示指商直系先王，佩带用作“护身符”。传出殷墟的玉瓒柄饰件铭云：“乙亥，王赐小臣瓒在大室。”[26](P3下)记此瓒为商王在大室赐小臣的礼物。殷墟5号墓出土玉戈刻铭“卢方皆入戈五”，记此玉戈属于卢方伯君长皆入贡五秉玉戈之一；另一件石磬铭“妊冉入石”，记石磬为贵妇妊冉的贡品。[27](P131、134-135)安阳小屯村北M18号墓出土玉戈朱书铭“在兆执守老在入”，[28](图版21-22)知乃王都内卫武士的秉持礼器。1989年安阳大司空M176墓出土朱书玉戈铭“美方義伯鼄□□用任……”，记晚商方国美方的某一首领義伯进献(玉戈)事，可与甲骨文中见于黄组卜辞的“美方”相补苴。[29]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馆藏晚商玉戈铭“曰王汏，在林田艅”；曰，语助词；汏意为洗濯；艅，人名；字像一人跪而持戈，有奉持之义；记商王在林田祭时行洗濯礼，艅在侧持此玉戈为拱卫。可见这类刻写文字的玉石器，通为礼乐、祭祀和仪仗等上层社会用器，占有者曾是商王、方国君长、贵妇或臣正等，文字书刻规范，章法简练，文义通畅明洁，语句完整而具文法，基本为当时高级阶层的文化品物。

据《逸周书·殷祝》云：“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坐左，复而再拜。”夏商之际是否有天子之玺，实不敢信。但今知商代晚期已经有铜质玺印，其用途可能源起与印模有关。就我们所见，传世及考古发掘发现的晚商玺印共有七方，皆出土于安阳殷墟，形制相似，铜质，扁方形，上有鼻纽。一方边长3.2×2.5厘米，阳文，玺文为“翼子”，氏名加爵称。第二方通高1.5厘米，边长2.4×2. 6厘米，重13克，阳文，玺面文字为“亚罗示”，李学勤谓“亚罗”是器主族氏，“示”是器主之名。第三方通高1.6厘米，边长2.8×2.9厘米，重20.2克，田字格，朱白文，玺面文字可能读作“旬抑直”，涵义类似某某之玺。以上两方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第四方边长2.5×2.5厘米，玺面阳刻一兽面纹，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第五方边长1.5×1.6厘米，厚0.33厘米，纽高0.49厘米，1998年秋安阳市西郊水利局院内发掘出土，玺面阳刻半个兽面纹。此两方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的肖形玺印。第六方边长2.2×2.4厘米，厚0.45厘米，钮高0.89厘米，2009年殷墟西南王裕口村南M103发掘出土，整体略呈方形，横截面为梯形，玺面內凹，玺文为阴刻人名兼族名“”字。[30]第七方边长2.2×2.2厘米，厚0.45厘米，纽高0.46厘米，2010年安阳殷墟南部刘家庄北地H77祭祀坑出土，玺面由上部并排阳刻两个族徽字“”，与下部阳刻一夔龙纹组合。[31]晚商玺印亦大致可列为服务于当时贵族阶层的实用性文化物件。

晚商玺印七方

相反，殷墟历年出土近百余件陶文，内容品位一般要低于玉石器文字。据刘一曼统计，殷墟出土陶文的地点有小屯、大司空村、后冈、花园庄南地、苗圃北地、白家坟等处，“殷墟陶文有单字122个，其中可以释读的64个，重复出现的41个，不能辨识的字17个，还有易卦数字五组。出土陶文的器类有盆、中柱盆、器盖、豆、簋、罍、罐、大口尊、鬲、‘箕形器’、范等。”[32]陶文有朱书、墨书或先刻后烧、先烧后刻的，其内容有陶工在陶坯刻作表记的数字符号或位置符号，如“一”“二”“三”“四”“右”“中”“左”之类；有人名、族名、方国名，如“夒”“甗”“乙”“小子”“妇守”“□亚”“亚”“万”“戉”“戈”“木”“井”等等；有“己”“壬”“乙丁”之类的干支字；有“庚见石旨”“曰叀多友叀中”之类的记事文辞。小屯东北地殷墟文化一期灰坑87H1出土将军盔朱书陶文“曰□曰必禽延雨”，[33] (P253)书体同于甲骨文组大字类，值得注意。陶文通常书刻于陶器的唇沿、肩部或器表、器壁、器底部位，字体较甲骨文显得“俗气”，结体欠规范，急就有失经意，简略率真，单字为多，长句鲜见，大致是在当时的中层社会中发挥其一定的沟通交流与传播作用。

小屯东北地87H1将军盔朱书陶文

总之，文字在商代社会生活中的使用，无疑远较夏代要普遍，各地出土的自由不羁、随意草率的陶文，诸多石器刻文、华贵的玉器朱书墨书刀刻文、庄重典雅的青铜礼器铭文、玺印文，以及甲骨文等等，多层面揭示了文字的实际流行状态，真实保存了当时的语言要素，特别是殷墟甲骨文，已脱却原始象形绘画的构形，属于一种实用性较为成熟和文化功能强大的意音文字，其反映的当时社会生活信息量到底有多大，怎么也不能低估，也是直接考察当时文字记述体裁形式及语言文学初先形态的可贵语料。

二、夏商文体形式

文体文例，是文字在相关附着材料上具体记述的体裁形式，对夏商来说除了有成文篇章与书契载体结合形态的地下出土文字文献实物外，还有不可忽视的传世上古文献。

《尚书·书序》云：“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洪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这百篇“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历经秦劫，至汉唐已遗失近半，唐陆德明《经典释文》有统计云：“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摄十三，十一篇亡。谟凡三篇，正二，摄一。训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摄十四，三篇亡。诰凡三十八篇，正八，摄三十，十八篇亡。誓凡十篇，正八，摄二，一篇亡。命凡十八篇，正十二，三篇亡；摄六，四篇亡。”现见诸今文《尚书·书序》所记的《虞书》除《尧典》、《舜典》两篇外，另记三篇云：

皐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谟)》《皐陶谟》《益稷》。

今文《尚书·书序》所记《夏书》有四篇：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贡》。

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另外，《胤征》文中提到一篇《政典》，郑氏注：“《政典》，夏后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传世文献中有引述《夏训》《夏书》等佚文。这类《虞夏书》的文体体裁形式，残留有虞夏时期成文篇章的遗影，未必皆出后人杜撰。夏代文体体裁形式，据唐兰说，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简短的演说辞，如《甘誓》《胤征》；另一类是由韵文歌谣而变成史诗，如《五子之歌》，这也应了韵文先于散文的文学起源史的定律。[34]

下面录今文《尚书·夏书》的《五子之歌》，以窥其文体体裁的形式：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从，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其四曰：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其五曰：呜呼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五子之歌》文体表述的体裁形式，起首是简单的记叙文，后以“五曰”一系列格言为训，如言“民可近不可下”，謂民可亲近但不可失分寸，“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万姓仇予，予将畴依”“弗慎厥德，虽悔可追”，皆属治世明鉴，乃本之人生的经验谈，流露出上古哲学思想的萌芽，正如《书序》所说“垂世立教”“恢洪至道，示人主以轨范”。有的格言是有韵文的，如予、依；如“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荒、荒、音、墙、亡；如“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左传》哀四引《夏书》作‘今失其行’)，乱其纪纲，乃底灭亡”，唐、方、(行、)纲、亡；都是韵，惟韵文并未通贯全篇，与史诗异。

《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通过周初周公之口，讲述了殷人的祖先用简册记录灭夏的故事。可推测，记事文体可能萌芽于夏代，发展于商代，成为一种记载、叙事、情感意识表达与生存活动或人生生活经验的文字记录形式。记事文体是早期散文的一种体裁,记人叙事,写景状物,可以抒发情怀和描述情感,阐述观点主张，记的文字含义是识记,由此而具有了文体意义,成为夏商两代渐成主体的一类专事记录的文章形式。

专事记录的篇章，在《尚书·书序》记有《商书》三十一种凡四十篇，篇目如下：

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

伊尹去亳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乃遇汝鸠、汝方，作《汝鸠》《汝方》。

伊尹相汤伐桀，升自陑，遂与桀战于鸣条之野，作《汤誓》。

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遂伐三朡，俘厥宝玉，谊伯、仲伯作《典宝》。

汤归自夏，至于大垧，仲虺作诰《仲虺之诰》。

汤既黜夏命，复归于亳，作《汤诰》。

咎单作《明居》。

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肆命》《徂后》。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复归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伊陟赞于巫咸，作《咸》四篇。

太戊赞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迁于嚣，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圯于耿，作《祖乙》。

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

高宗(武丁)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三篇。

高宗(武丁)祭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训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训》。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既错天命，微子作《诰父师、少师》(即《微子》)。

流传至今的今文《尚书·商书》仅仅只剩《汤誓》《盘庚》上中下三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七篇，应是本之原作的再整理。

可喜的是，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简1200余枚，35000字以上，书题20余篇，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自2001年以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前后共出版了九批，第一批中《缁衣》有引《尹诰》佚文云：“隹尹(躬)及康(汤)，咸又(有)一德。”(简3)此段文字亦见郭店楚简《缁衣》引《尹诰》文“伊尹作咸有一德”(简5)，同于《尚书·书序》。另外，新出《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有《尚书》佚篇《尹诰》《尹至》《傅说之命》等。清华简《尹诰》记商汤扬弃“夏之金玉日(实)邑”，而采纳了“致众于亳中邑”，其中“隹尹既﨤(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的文句，近似今本《尚书·太甲》文“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惟尹躬暨汤，咸有一德”，文同上博简和清华简，知也是有所本的。清华简《尹至》记商汤所告夏隐，“自西哉(翦)西邑，戡其有夏”，与《吕氏春秋·慎大》记汤信伊尹所告“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其记事内容吻合。

《尚书·商书》的文体体裁类型，有记事文、典册式文书、誓、诰、训、命及诗歌等，其中记事体裁及诰训说话占绝大多数，且每多取日常见闻的譬喻与生活哲理的格言恒语，如《汤誓》之“无不信，不食言”，《仲虺之诰》“改过不吝”“取乱侮亡”“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汤诰》“天道福善，祸淫降灾”“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伊训》“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太甲》“坐以待旦”“习与性成”“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德惟治，否德乱”“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无轻民事”“无安厥位”“慎终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盘庚》“予若观火”“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若射之有志”“若颠木之有由蘖”“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邦之不臧，惟予一人”“秽以自臭”，《微子》“殷其沦丧，若渉大水，其无津涯”等等。

商代的文体体裁类型，还有《诗经·商颂》五首祭祖的颂歌诗，也未必全出商后裔宋国贵族所作。《礼记·乐记》有云：“爱者，宜歌商……故商者，五帝之遗声也……肆直而慈爱，商之遗声也，商人识之，故谓之商。”旧说商指《诗经》中的《商颂》数篇。方玉润《诗经原始》谓“颂之名，自商始有之。”陈炜湛指出：“《商颂》若是商人所作，为商诗，理应经得起甲骨文及同期金文之验证”，他将两者词语比较结果如下：

陈氏经过仔细比较，发现“《商颂》词语大部分于甲骨文及同期金文有证”。[35]

值得注意者，甲骨文有“贞其奏商”(《屯南》4338)“叀商奏”(《合集》30032)。《说文》奏字条云：“登謌曰奏”，则奏的对象“商”自应指一种祭歌诗明矣。又如辞云：

甲寅卜，乙卯子其学商。丁永。

丙辰卜，延奏商。用。(《花东》150)

己卯卜，子用我，若。弜屯，用，永。舞商。(《花东》130)

“学商”与“奏商”、乐器(瑟？)与“舞商”并提，疑“商奏”“奏商”“学商”“舞商”的“商”，也相似于《商颂》之类融歌词、舞蹈、乐曲三者一体的祭乐诗体。徐宝贵则直接联系《商颂》，谓“既然是祭歌名，那无疑就是《商颂》，传世《诗经》中的《商颂》是其历代传抄的本子”。[36]

商代青铜礼器铭文，总共约有数百件，文体类型有纪年形式、子锡某形式、征夷关系金文、农祭关系金文、祖先祭关系金文、飨宴关系金文、族徽金文、亚铭金文、妇人器金文等等，几乎都是记事体裁的简短篇章，渗透着整肃矩执和庄重保守的文意与文气，并无《商书》《商颂》所具的“垂世立教”“恢洪至道，示人主以轨范”的典谟训诰誓命诗歌之类的文体表述的体式。但近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最新入藏殷商铜鼋，颈部及背部为射入4箭的造型，仅露出箭杆尾羽部分，鼋脊背部铸铭4行33字的记事文体，却十分难得地留下了商代专事记录的文章菁华，如下：

丙申，王迍于洹，获。王一射，射三，率，亡(无)废矢。王令寝馗贶于乍册般，曰：奏于庸。乍母宝。

殷商铜鼋及其铭文

铭文记商王帝乙在洹水之畔举行竞射，王一射，佐助三射，皆中的，无废矢，射获大鼋，颁功，命寝馗赐作册般，谱咏其事，镛钟演奏，铸此弄宝。“无废矢”的赞语，在1993年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M242出土的西周康王时《柞伯簋》铭所记的大射礼上，已经被用为品评竞射优胜的行话。此铭记事文体，时间、地点、人物交代简洁明了，情节铺陈，情感表露，动静之间，有叙有物，笔触所及，有文有景，起承转折，要言不烦，较具文学色彩，表述出的文史背景是体现贵族子弟矢射技能高下的射礼，始起并非如唐孔颖达《礼记正义·射义》说的“夏殷无文，周则具矣”，早在商代就已经流行，周代不过是继承前代有所损益而已。由此不多的个例，也可以看到商代器铭文字展示的文体表述体裁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使用状态和文化聚积传承功能。

概言之，自远古至夏商时期各种各样“成文”文字表述体裁形式与“说话”语言紧相结合的规范化使用，无疑逐渐臻至为比较成熟和实用意义比较聚结的交流传播方式，并且有着相当广大的流传地域范围与社会覆盖面，有效地发挥着相应的文化积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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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宋镇豪(1949-)，男，江苏苏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安阳师范学院殷都学者，主要从事甲骨学与殷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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