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论孔子的文学观念
論孔子的文學觀念
兼释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
王齊洲
中国文学观念由孔子所揭橥，弄清孔子文学观念的真实内涵，有利于中国文学史研究。本文通过对 “ 孔门四科” 与 “ 孔门四教” 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细致阐释，指出 “ 孔门四科” 是孔子对其弟子从政特长的评价，作为 “ 孔门四科” 之一的“ 文学” 是指能够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后来成为儒家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的总称。孔子的文学观念作为正统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孔子的文学思想，前贤论述多矣。然而，谈论孔子的文学思想应有一个前提，即孔子有关于文学的观念。就是说，在孔子心目中有一种可称之为文学的东西存在，他才可能对它发表看法。可惜大家对这一基本问题较少关注，似乎这是一个不必讨论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现代文学观念早已深入人心，人们只需以它为尺度，来量量孔子的哪些言论与今天所说的文学问题相关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庸人自扰。其实，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只有弄清楚孔子的真实的文学观念，才有可能对孔子的文学思想进行科学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客观评价，才能发现传统文学观念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区别与联系，促进对中国文学观念史的探讨。有鉴于此，本文将集中讨论孔子的文学观念。
一
孔子是否有关于文学的观念，回答是肯定的。孔子在谈论弟子的特长时提到了文学，他说：“ 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 （《论语·先进》，以下只注篇名）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 “ 孔门四科” ，“ 文学” 为四科之一。可见，在孔子心目中，确有一个可以称之为“ 文学” 的东西存在，不管它是否符合今天的文学观念标准，也丝毫不会改变它是中国古代文献记录中最早出现的文学概念这一基本事实。
要了解孔子所说文学的含义，最好是从分析孔门四科入手。
对于孔门四科，宋代邢 做过很有影响的解释。他说，《论语·先进》所载孔子的这段话，是 “ 孔子闵（悯）弟子之失所，言弟子从我而厄于陈蔡者，皆不及仕进之门而失其所也” ，于是举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进之人，“ 言若任用德行，则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语辩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则有宰我、子贡二人；若治理政事，决断不疑，则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学，则有子游、子夏二人也” （《论语正义》卷十一）。应该说邢解释的总体思路是正确的，具体解释也大体符合孔子的思想。然而，他对文学的解释却有欠准确。
孔门四科的划分的确是从仕进的角度考虑的。孔子办教育主要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为了培养 “ 贤才” ，实现改良社会的政治理想。“ 学以致用” 是孔子办教育的基本原则。然而，这种 “ 用” 不是指一般的社会实践，樊迟请学稼遭到孔子的奚落便说明了这一点。子夏所说的 “ 学而优则仕” （《子张》）可以看做是对孔子教育思想的归纳与总结。孔子时代，社会处于急剧的变动之中。礼崩乐坏，文化下移，私学兴起，不少有才能的平民跻身政治领域，参预国家政权，传统的贵族世袭制度受到冲击。孔子实行 “ 有教无类” ，以平民为主要教育对象，并主张 “ 举贤才” ，实际上是主张向平民开放政权。而他培养学生，就是要培养参预国家政权的人才。孔子不仅鼓励弟子从政，他自己也是一个十分热心政治的人。他担任过鲁国司寇，后又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他曾十分自信地说：“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路》）正因为孔子对出仕抱着巨大的热情，对弟子从政寄予殷切期望，故而在评价弟子的特长时从仕进的角度予以考虑，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
从仕进的角度评价弟子的特长，孔子首先提出了颜渊等人的 “ 德行” 。以 “ 德行”为四科之首，这是由孔子的政治观所决定的。在孔子看来，政治的最高境界是德治，“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执政者有良好的道德就能收到满意的政治效果。他对季康子说：“ 子欲善而民善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又说：“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颜渊》）“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路》）政治问题即是道德问题，道德问题即是政治问题，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在孔子这儿是二而一的东西。这样，“ 德行” 问题就成了从政的首要问题，孔子谈论弟子的仕进之长当然首推德行。
孔门第二科 “ 言语” 也是从仕进之才的角度划分的。“ 用其言语辩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 当然是政治活动。春秋末年，诸侯国的政治地位及其国内政局的稳定常常与各国的外交工作联系紧密，孔子重视 “ 言语” 之才不难理解。宰我能言善辩，《论语》中多有记载，但他并无 “ 用其言语辩说以为行人使适四方” 的经历。倒是子贡曾利用 “ 言语” 的特长，先后出使齐、吴、越、晋诸国，推动了各国形势的发展变化。《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称：“ 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 子贡的奇特经历，充分说明了 “ 言语” 对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作用。孔子注意培养弟子的 “ 言语” 特长，实在是很有必要。
孔门第三科 “ 政事” 与仕进直接相关一望可知。冉求、子路长于政事，《论语》有所记载。孔子也曾评论他们说：“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又说：“ 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公冶长》）认为他们二人的主要特长在治赋理财折狱使民方面。后来冉求做季氏宰，为季氏聚敛，令孔子十分气愤，孔子对其他弟子说：“ （冉求）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先进》）显然，孔门四科之三的 “ 政事” 是指具体的处理政治事务的政治才能。
与上述三科相类，孔门四科中的 “ 文学” 当然也只能是指政治才能，并非邢所说的文章博学。因为宋以后的 “ 文章博学” 是指书本知识的广博和学问的精深，这显然不是孔子所说文学的含义。被孔子赞许为有文学之长的子游少孔子45岁，子夏少孔子44岁，孔子自卫返鲁时年68岁，子游年仅23岁，子夏也只24岁，孔子自然不会称赞他们 “ 文章博学” 。要了解孔门四科 “ 文学” 的含义，必须由分析子游子夏的政治特长入手。
子游和子夏都有过从政经历。子游曾仕鲁，为武城宰，《论语·阳货》有一段精彩的记载：“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 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子游在武城认真实践孔子倡导的礼乐教化之道，连孔子也觉得有点小题大作，然而子游信守孔子的教诲毫不动摇，致使孔子不得不称戏言以解嘲。《礼记·礼运》记载了孔子与子游的一段对话，其中谈到大同世界、小康社会，表现了儒家对社会理想的执著追求。而这篇重要文献，“ 毫无疑问是子游氏之儒的主要经典” （郭沫若《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它与子游在武城的努力确有内在的联系。子夏也曾仕鲁，为莒父宰，并向孔子请教过为政之道。史籍没有关于他的政绩的记载，我们不便妄测。然而，他对为政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却是肯定的。例如，他十分强调学习的重要性，他说：“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提倡学习是为了运用，他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他提出“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子张》）的著名主张，要求已经做官的（当然主要是贵族）要加强学习，学习优秀的（当然主要是平民）要争取做官。这一主张可与孔子的 “ 先进” 、“ 后进” 之说相互发明，既适应了平民参与政治的社会发展需要，又体现了他对 “ 学” 与 “ 仕” 关系的深刻认识。何谓 “ 学” ，他说：“ 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 （《学而》）显然，他所指的 “ 学” 是儒家的道德践履，文治教化，它们都与儒家的政治理想有关。因此他说：“ 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韩诗外传》引）他在向樊迟解释孔子所说的“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的意思时说：“ 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颜渊》）他的政治理想正是符合德治仁政标准又有原始民主遗风的儒家政治。由此可见，重视儒家典籍的学习，努力在政治实践中贯彻礼乐教化的原则，以实现儒家的社会理想，正是子夏子游之所长。孔子以 “ 文学” 称许子游子夏，正是指出他们如有仕进机会，必然会在依据儒家典籍进行文治教化方面表现出杰出的才干。因此，孔子所谓文学应是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而非文章博学。
儒家的文治教化主要以《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作指导，而礼乐典章制度常常是它的主要外在形式，它的繁文缛节非一般人所能熟悉。孔子逝世以后，儒分为八，子夏居魏之西河，传授儒家文化典籍，被后世称为传经之儒，对儒家文化学术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人因此认为孔门四科的 “ 文学” 指文章博学，虽说其来有自，但毕竟与孔子原意相去甚远，不可不细细辨明。
二
理解孔子所谓 “ 文学” 的含义还可以从分析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的关系入手。
孔子教育学生既有明确的培养目标，也有具体的教育内容。据《论语·述而》载：“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以 “ 文行忠信” 为内容的四教自然是为其培养目标服务的。如果说四科是其培养目标的体现，那么，反映其教育内容的四教必然与四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弄清这种联系之前，有必要先来探讨一下孔门四教的基本内容。
“ 文” 是孔子教育的基础。中国教育在孔子之前已有相当发展，西周时期即已形成的 “ 六艺” 教育中，既有政治伦理教育（礼、乐），又有军事基础教育（射、御），还有文化知识教育（书、数）。孔子继承并发展了 “ 六艺” 教育，以《诗》、《书》、《礼》、《乐》等文化典籍为内容，这些文化典籍体现着儒家以 “ 仁” 为基础、以 “ 礼” 为核心的政治伦理观念，并反映着西周时期的社会典章制度。重视历史文献教育，是孔子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孔子曾说：“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八佾》）邢解释孔门四教之 “ 文” “ 谓先王之遗文” （《论语正义》卷七），正是从这一角度着眼的。孔子之所以以这些 “ 先王之遗文” 为教，不仅仅因为它们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学生因此能获得许多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献体现了西周以来不断高涨的人文精神。殷人信神敬鬼，极端迷信，“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 ，人文精神是被压抑着的。西周统治者开始懂得 “ 天命靡常” ，注重 “ 敬德保民” ，人文精神得到张扬。所以孔子说：“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八佾》）学习这些历史文献，不仅可以熟悉周代礼乐典章制度，而且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教训，养成良好道德人格，为出仕做好准备，所谓 “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雍也》）即是这个意思。
孔子从来不赞成学生单纯学习书本知识，而是要求学生学以致用，这种 “ 用” 主要指道德践履和政治实践。孔子曾说：“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路》）正是为了强调道德践履和政治实践，孔子把“ 行” 作为教育的又一个重要内容。邢解释说： “ ‘行’ 谓德行；在心为德，施之为行。” （《论语正义》卷七）意指道德指导下的行为，这种解释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说：“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里仁》）又说：“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为士矣。” （《子路》）不仅强调行为比语言更重要，而且将士的行为明确限定为道德践履和政治实践。如果 “ 文” 不能落实到 “ 行” ，“ 文” 就失去了意义。在 “ 文” 与 “ 行” 的教育中，孔子无疑更重视 “ 行” 。他说：“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学而》）这不是说学文不重要，而是说道德践履比学文更重要。子张向孔子请教 “ 行” ，孔子说： “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卫灵公》）在孔子看来，“ 行” 的坐标应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否则就不是真正的“ 行” 。
正因为孔子重视道德对行为的指导作用，所以孔子将忠和信列入教育的基本内容。“ 忠信” 属于道德范畴，加强忠信教育，就是加强学生的道德人格培养。儒家的道德核心为 “ 仁” ，为什么以忠信立教呢？何晏解释说：“ 有形质，故举以教。” （《论语集释》卷四）意思是说，忠信既是道德的重要基础，又容易在人的日常言行中表现出来，故孔子以忠信为基本教育内容。这一解释较为合理，后人多依其说。在孔子那里，“ 仁” 既是调适社会关系的心理基础，又是塑造儒者人格的价值标准，同时也是儒家伦理道德的集中表现，具有广泛的包蕴性和深刻的概括性，很难将其形式化和具象化。而忠信既是培养儒者人格的道德基础，又可以在日常言谈举止中直观地反映出来。如孔子所说：“ 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学而》）不和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有了过错不要害怕改正，应该是容易做到也便于检查的。还有“ 中心无隐” 、“ 人言不欺” 、“ 忠告而善道之” 等等，都可在学生的言谈举止中表现出来。孔子以忠信为教育的基本内容，便是要通过忠信的道德养成教育培养学生的优秀道德人格，有了这种道德人格，才能学好礼乐文化，从而实现其德治仁政的社会理想。正如《礼记·礼器》所说：“ 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学礼。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是以得其人之为贵也。”
孔门四教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以 “ 文” 为教是为了解决学术文化和学术思想问题，以 “ 行” 为教是为了解决道德践履和政治实践问题，以忠信为教是为了解决人格基础和道德养成问题，目的是为了培养一大批参与国家政权、改良社会政治的贤才。就四教的内在结构而言， “ 忠信” 为体，“ 文行” 为用，或如《礼记·礼器》所言：“ 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 这里虽不是在谈孔门四教，却可作为理解四教关系的参考。就人才培养而言，“ 文行” 教育是基础，“ 忠信” 教育是方向，“ 文行” 是达成 “ 忠信” 的手段和途径，“ 忠信”是指导“ 文行” 的航标和灯塔。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说，“ 忠信” 教育都比“ 文行” 教育具有更重要的地位。这也是人们常把孔子的教育称做道德中心教育的原因。
这样看来，孔门四教与孔门四科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反映孔子教育内容的孔门四教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序列，而体现孔子培养目标的孔门四科则是一个由高到低的序列。教育有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过程，教育内容安排自然应该由低到高。孔子注意因材施教，培养目标不可能千人一面，难免会有大材小材之分，孔门四科的排列无疑体现出等次的差别。孔子培养学生注重道德，因为道德不仅是立身之本，也是从政之本，有德之人是为君子，德治是最好的政治，因此，孔门四科首推 “ 德行” 。这与孔门四教以“ 忠信” 为教育的最高层次正相一致。孔门四科中的 “ 言语” 、“ 政事” 二科可视为孔门四教中 “ 行” 教的直接成果，它体现了孔子强调社会实践的教育思想。孔门四科中的“ 文学” 则与孔门四教中的 “ 文” 教密切相关，在教师为文教，在学生为文学。学生只有掌握了文教的基本内容，即对儒家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有较深入的了解并具有礼乐教化的政治能力的人，才能称为文学之士。这样，“ 文学” 就成了文治教化之学，也即儒家文化学术之总称。孔门四科顺序的排列，体现了孔子重德重行的教育思想和人才观念，也与古代 “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的社会思潮相一致。
三
以上分析表明，孔子的文学观念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西周以来社会上层建筑的一种概括；从教育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培养人才的一种类型；从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鼓励学生从政的一种方式；从文化学的角度而言，文学是孔子对儒家文化学术的一种指称。孔子文学观念的这种普泛性正反映着先秦时期社会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还没有得到分门别类发展的客观事实。如果用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种现代文学观念来衡量，我们当然可以不承认孔子的文学观念。然而，文学观念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今天的文学观念正是在传统文学观念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即使受到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很大影响，也仍然脱离不了中国传统文学观念所提供的生长基因。况且，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都受到传统文学观念的指导，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也与传统文学观念息息相关，而孔子的文学观念正是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源头，并且一直被奉为正统。对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任何人都无法否认。
孔子之后，文学有了新的发展，文学观念也随之有所变化。人们谈论文学，也许并不完全符合孔子对于文学的定义，然而，谁也没有完全抛弃孔子所揭橥的文学观念，而只是根据形势需要充实和发展了孔子思想的某一方面。例如荀子曾说：“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荀子·王制》）这里的文学便指儒家的伦理道德和文化学术，主要着眼于个人修养，即所谓 “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荀子·大略》），而加强文学修养的目的则是为了参与政权，实现以礼治国的目标。这种观念与孔子所主张的文学目的与功用是完全一致的。再如韩非认为，在乱世， “ 主有令而民以文学非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矫之，人主顾渐其法令而尊学者之智行，此世之所以多文学也。”（《韩非子·问辩》）韩非是文学否定论者，而他心目中的文学也是指儒家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所谓 “ 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 （《韩非子·六反》），也是同样的意思。
即使到了汉代，人们的文学观念仍然受到孔子的影响。例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便说：“ 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 这里的文学便包括了社会各种典章制度，含义十分宽泛。在《儒林传序》中司马迁又说：“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试，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 这里的文学既指儒家的学术文化，又指一种行政职务。前者采用的仍是孔子的文学观念，后者则是实现了孔子虽已提出却未曾实现的愿望。由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统治思想，孔子的文学观念也自然占有了文学观念的正统与主流地位，影响着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
对于孔子的文学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评价。用现代文学观念作参照，当然可以认为孔子的文学观念过于宽泛，它模糊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具有太强的政治伦理化倾向，忽视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不利于文学自身的发展，但同时也提高了文学的社会地位，加重了文学家的社会责任，阻止了文学因自恋而冷漠社会以及文学家因自恋而玩文学的现象的普遍发生，使文学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功过可谓参半。如果采用历史唯物主义态度，那就应该看到，孔子的文学观念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和人文精神的一次理论总结，体现出中华民族注重整体长于综合的思维特点，而其中蕴含的 “ 人文化成” 的思想使中国文学自觉承担起社会政治伦理教化责任，陶铸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文化性格，尽管它给中国文学的发展设置了许多障碍，为统治者制造文字狱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它确实是真正能够体现我们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学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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