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朋朋：如何破解所谓的“汉语教学”的瓶颈——应研究「教什么」和「怎么教」（下）

Original 張朋朋文字研究 2022-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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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破解所謂的“漢語教學”的瓶頸

應研究「教什麼」和「怎麼教」（下）

(三)怎麼教讀寫「漢文」？

1.教外國人讀寫「漢文」是教讀寫第二文字的能力

英國人的「母文」是英文，「漢文」是外國人學的第二文字。教外國人讀寫「漢文」是教讀寫第二文字的能力。

2.第二文字的教學理念

文字與語言不同，母語是自然獲得的，而母文是必須通過教學才可以獲得，這是因爲語言能力是人自身器官的能力，如「口」和「耳」，而文字能力是人的自身器官(如「眼」和手」)使用由人創造的工具的能力。也就是說，文字是人創造的一種工具，文字這一工具不僅指字形，還包括書寫工具和書寫載體，如「筆」「墨」「紙」「硯」等，沒有書寫工具和書寫載體，人寫不了文字，也看不到文字，文字就不存在了。文字是屬於像汽車、飛機、電腦一樣的工具，文字是在人類的生產力水平發展到一定水平的產物，而且文字這一工具還隨著人類製造工具水平的提高而不斷改進和變化的。而使用由人創造的任何一種工具的能力都不是自然可以獲得的，都必須通過掌握這一工具的人專門教授才可以獲得，因此，兒童要獲得使用文字這一工具的能力也必須靠教師用書本和筆、墨、紙、硯來教授。也就是說，文字教學是伴隨文字的產生而產生的。

「母語」是自然獲得的，第二語言的教學理念應遵循「母語」自然獲得的規律，而「母文」是通過教學獲得的，因此第二文字的教學理念應遵循「母文」教學的規律。也就是說，教外國人讀寫「漢文」應該遵循「母文」教學的規律。

什麼人的「母文」是「漢文」呢？是什麼人最瞭解「漢文」教學的規律呢？當然是中國人。漢字這一工具是中國人創造出來的，自中國人的祖先創造了漢字，中國就有了「漢文」教學，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而且紙張和印刷術又是中國人發明的，重視讀書是中國人的傳統，中國人在書籍的印刷和文字的教育上很早就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中國的漢字是世界上唯一一種沒有被中斷的文字，而且中國歷史上文人輩出，不乏博覽群書的學者和文學家，這說明中國人已經積累了豐富的「漢文」教學經驗，已經認識了「漢文」教學的規律，已經找到了使人快速獲得高水平的「漢文」讀寫能力的捷徑。也就是說，最瞭解「漢文」教學規律的不是西方的語言學家和西方的教育家，而是我們中國研究漢字的文字學家和中國的教育家，所以教外國人讀寫「漢文」，我們應研究中國的文字學家是如何研究漢字的，研究中國人是如何教孩子讀寫「漢文」的。

3.我們研究今人如何教「漢文」呢？還是研究古人如何教「漢文」？

我認爲應該研究古人如何教「漢文」，令人遺憾的是近代「西學東漸」後中國引進了西方的語言文字理論，根據西方的文字觀，漢字被認爲是落後的文字，根據「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的理論提出了「我筆寫我口」的「言文一致」的教學原則，從而否定了中國兩千多年的漢文教學傳統，不僅進行了文字改革，還進行了文字教學的改革。今天的文字教學是學習西方的，但幾十年的教學實踐已證明：今天的教法是不成功的，不僅用時長，而且效率低，學生花很長時間只獲得了讀寫現代白話文的能力，是半文盲，而且是文化盲。回頭看中國古人進行漢文教學的經驗是成功的，不僅用時少，而且效率高，學生獲得的是全面的和高水平的漢文讀寫能力。因此，我認爲要研究中國古人是怎麼教中國孩子在短期內獲得全面的漢文讀寫能力的。

4．古人是怎麼教「漢文」的呢？

(1)只教「古文」，不教「白話」

中國古人是只教孩子學經典古文，不教白話文，所以中國歷史上出現了長期的「言、文不一致」的語言文字現象，直到近代西方的語言文字理論和教育思想進入中國後，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白話文才取代了文言文的正統地位。

五四新文化運動，陳獨秀、胡適認爲古文和文言文是古代語言，是死的語言，提出要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要革文言文的命。著名翻譯家林紓發表了《論古文之不宜廢》一文，文中他沒有反對使用白話文，只反對廢除古文，但在文章結尾卻寫道「吾識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9]。於是胡適就抓住林紓這句話質問林老先生：你連爲什麼不能廢除古文都講不出道理來，怎麼就反對我們廢除古文呢？結果林無言以對，敗下陣來，白話文取得了勝利。當時，人們不知道爲什麼中國古人只教孩子學習古文的道理。其實，古人只教「古文」，不教「白話」，是有道理的。

第一，古文不是古代漢語

中國音韻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同一個漢字先秦有先秦的讀音，唐宋有唐宋的讀音，今天有今天的讀音，不同時期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讀音來朗讀古文。實際上，今天的中國人是用現代漢語的語音來朗讀「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也就是說，古文不是古代漢語，學古文不是學古人說話，而是爲獲得讀寫古文的能力。語言是現時的，我們只能聽說當下現時的語言，而文字是超時的，語言一時傳，文章千古在，見下圖：

第二，「白話文」不用教

因爲只教古文的結果是，學生兼有讀寫「文言」和「白話」的能力，是一舉兩得，事半功倍。曹雪芹、魯迅、胡適、毛澤東等幼時都只學古文不學白話，但他們都兼有文言和白話的讀寫能力。老師沒教曹雪芹寫白話文，但曹雪芹卻寫出了白話小說《紅樓夢》，老師也沒教魯迅寫白話文，但魯迅卻成了最著名的白話文大師。

爲什麼「白話文」不用教呢？爲什麼學生能「一舉兩得」呢？

古文和白話文都是用漢字寫的，是同一個文字系統，古文是先產生的，是現代白話文的基礎和源流，沒有古文的「以己之矛，克己之盾」(《韓非子》)哪有白話文中的「矛盾」一詞呢？白話文中大量的多字詞是由漢字構成的，以「字」構「詞」是白話文的特點，而構成「老師」「朋友」等詞彙中的漢字都是源於古文的。因此，學了古文也就學了白話文中所使用的漢字。古文短小精練，合轍押韻，易於背誦和記憶，小孩子記憶力好，不怎麼費勁就打下了堅實的漢文基礎。孩子是自然會說話的，因爲白話文和說話是基本一致的，會說話的孩子在古文中學了漢字後自然就能讀寫白話文，白話文可以無師自通，所以不用教。這也是爲什麼五四時期的文人都會讀寫白話文的原因。

第三，書面交流的需要

因爲白話文和說話一致，中國漢族的方言眾多，方言的詞彙和句法是不盡相同的，於是中國就有了各種不同的白話文，如：

你朋友住在什麼地方？(普通話)

儂個朋友住拉啥地方？(上海話)

你跟他有來往嗎？(普通話)

汝共伊務來往毛？(福州話)

因此，白話文不便於漢族人之間進行書面交流，而模仿古文的文言文與說話不一致，而且還精練、高雅、莊重，於是文言文自然就成了正式的通用文體。書同文，把文言文作爲全國通用的文體是自然形成的，是漢字的特點使然。

第四，傳承文化的需要

中國傳統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和「天人合一」「陰陽相生」的道家哲學是用古文書寫的，這是中國人的精神家園，是中華文化的根。而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載體，爲了傳承中國文化，而且白話文又不用教，所以中國歷代教育家自然就只教孩子經典古文，這是很自然的事。中國的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傳到今天，就是因爲經典古文的教學在歷史上一直沒有中斷。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全盤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當時的文化精英們認爲中國的傳統文化是封建落後的文化，他們要用西方的所謂的新文化取代中國的舊文化，他們所說的舊文化指的就是以孔子爲代表的儒家思想，他們要打倒孔家店，而儒家的經典都是古文，所以他們當然就要取消「讀經」，反對孩子學習中國的經典古文。

今天看來，中國清朝末年落後於西方，那是統治者的腐敗無能，與中國的語言文字沒有必然的聯繫。五四運動反對腐敗無能的政府是對的，主張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是應該的，但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認爲漢字落後和主張廢除古文是不對的。漢字是漢文化的載體，經典古文不是糟粕，而是精華。其實，古文和現代白話文都是用漢字寫的，是屬於同一個文字系統，是不能截然分開的，學習古文和使用白話文並不矛盾，事實證明學習古文反會提高讀寫白話文的能力。

以上四條充分說明中國古代教育家只教「古文」不教「白話」不僅符合語言自然獲得的規律，也符合漢字和漢文的教學規律。

中國古人是如何教「古文」的呢？

(2)先「識字」，後「讀書」

先「識字」是先讓孩子識記漢字，識字課本是古人用漢字編成傳授儒家思想的通俗易懂的並讓孩子容易背誦記憶的韻文，最成功的是《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

後「讀書」是在識字後，讓孩子讀現成的書。這些書不是教師編寫的，而是由中國古代的孔子、孟子、老子、莊子等先賢聖人和文學家寫的，是記載著他們的思想的經典古文以及詩、詞、歌、賦，如《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等。

中國古人是如何教「寫字」的呢？

(3)先「識字」，後「寫字」

中國古人不是讓學生一邊「識字」一邊「寫字」，而是把「識字」教學和「寫字」教學分開，是先「識字閱讀」後「寫字作文」。也正是有專門的寫字教學，中國人才創造了獨特的書法藝術，正是有專門的寫作教學，中國才有了「文章立國」「以文取士」的傳統，才有了專門論述寫作技巧的傳世之作《文心雕龍》。

爲什麼教漢字，要識、寫分開，先識，後寫呢？

因爲識字和寫字是兩回事，識字容易，寫字難，字能識不一定會寫，識字只要記住字形的有區別性的特徵就可以了，但寫出字形，只知道筆畫是不夠的，學生要知道字形的結構和構件。另外，識的字體(印刷的宋體字)和手寫體(楷書、行書和草書)也是不一樣的。因此，先讓學生識字閱讀，識字閱讀不是馬上讓學生寫所識的字，而是等學生識了大量的漢字後，再根據研究中國文字學的著作講解漢字的字形系統，讓學生能通過分析字形的結構和構件來記憶和書寫字形。

中國古人是怎麼講解漢字的字形系統呢？

(4)先「說文」，後「解字」

漢代著名文字學家許慎是先「說文」後「解字」，他在《說文解字》中說：「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意思是象形字和指事字是「文」，如：「人」「日」「月」「口」等；會意字和形聲字是「字」，如：「明」「好」「男」「媽」等；大量的「字」是由少量的「文」孳乳派生出來的。許慎是先說明「部首」，也就是象形字和指事字等少量的「獨體字」，然後解釋會意字和形聲字等大量的「合體字」，於是鄭樵在《通志·六書略》中就指出：許氏作《說文》定五百四十部爲字之母。也就是說，部首是漢字之母。

「字母」是拼寫文字單位的，字母的概念中國的文字學家在兩千年前提出來的，是中國人把英文的letter一詞翻譯成了「字母」，英文letter一詞是沒有母親的意思的。筆畫不是漢字之母，任何文字都有筆畫，英文字母也是由筆畫寫出來的。筆畫僅僅是書寫文字之母的線條。文字之母是人類用筆畫創造出來的拼寫文字視覺符號的圖形。用筆畫創造各種字母是人類的智慧。創造拉丁字母是西方人的智慧，創造漢字之母是中國人的智慧。

因此，教文字，要教文字之母，這是文字教學的普遍規律。不僅教英文，要教字母，教中國的漢字，更應該教漢字之母。所不同的是漢字的字母和英文的字母，形狀不同，數量不等，字母拼合的方式也不一樣。

教寫漢字，要先「說文」後「解字」，只教筆畫不行。清代學者王筠在《文字蒙求·序言》中說「人之不識字也，病於不可分，苟能分一字爲數字，則點畫必不可缺，易學而難忘矣!」王筠主張「分一字爲數字」就是主張教字母，主張介紹字形的結構，讓學生會拆分漢字。學過漢字的西方人高本漢也認爲「我們熟悉了幾百個最普通的獨體字就得到了各種合體字裡常見的分子；因此要學習新字，只需學習這些新字裡包含的分子，就像學習西洋文字的拼寫法一樣，知道怎麼拼寫新字。」所以他認爲「一個外國的成人經過一年的學習，要熟悉二千到三千漢字，並不見得有如何困難。」[10]

我也曾經做過實驗，如教「贏」字，一筆一畫教，學生很難記住，我把這個字拆開，告訴學生「贏」字是由「亡」「口」「月」「貝」「凡」按照一定的結構拼合而成，他們很容易就記住了。可見，學生覺得漢字難寫、難記，並不是因爲漢字落後，而是我們把古人教漢字的方法丟棄了，是我們沒有把漢字的字形作爲一個拼合系統來教。

以上四點是我總結的中國古人教孩子學習「漢文」的經驗，古人的教法之所以有效是因爲他們的教法符合漢字和漢文的教學規律。古人知道說話是不用教的，孩子去學校是爲學讀書和寫文章。古人歷來重視研究漢字和漢文教學的規律，中國傳統的小學(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就是這一研究的結晶。

5．怎麼教外國人讀寫「漢文」？

教外國人讀寫「漢文」應繼承中國古人教「漢文」的方法，教學原則是：(1)先「古文」，後「白話」：(2)先「識字」，後「讀書」；(3)先「識字」，後「寫字」；(4)先「說文」，後「解字」。

爲什麼先教「古文」後教「白話文」呢？這如何體現在「語文分開」「語文分進」的教學模式中呢？見下圖：

先教「古文」，後教「白話文」，符合中國古人教「漢文」的方法，這樣教用時少，效率高，事半功倍，學生可以在短期內獲得全面和高水平的「漢文」讀寫能力。

具體做法是開始教聽說「普通話」的文本用《漢語拼音方案》書寫，教讀寫「漢文」是先進行識字教學，後教經典古文，要教學生用普通話的讀音來朗讀古文，在學生識了一定數量的漢字後教聽說「普通話」的文本改用「漢字」書寫，在教「普通話」後讓學生閱讀由普通話轉化的「白話文」。此時，教師不用講解，學生就能讀懂「白話文」。因爲古文和白話文都是用漢字寫的，「人之初」的「人」就是「你是哪國人」的「人」；「三人行」的「行」就是「自行車」的「行」；「大學之道」的「大學」也是白話文中的「大學」兩個字。學生在學習古文時也就學習了白話文中的漢字，而且我們是教學生用普通話的讀音朗讀古文的，學生在學了普通話後自然就能讀寫白話文。另外，白話文以多字詞爲主，學生在古文中學了「洗」「衣」「機」三個字，學生看到白話文中「洗衣機」一詞很容易理解詞義。古文是白話文的基礎和源流，基礎牢固的房子不會倒塌，植物根深才能葉茂，所以教「漢文」應從基礎教起。不先教古文白話文的字詞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先教白話文採用「語文一體」「語文並進」的教學模式，漢字就成了教聽說「普通話」的絆腳石，不利於「語」的教學。「文」的教學是「文從語」，根據「詞本位」進行教學，是只教「詞」，不教「字」，只教「中國」的詞義不教「中」和「國」的字義，結果，學生識字不僅量少速度還慢，遠不如古人用《三字經》《千字文》進行識字教學的效率高，這就是長期以來所謂的「漢語」教學用時長，效率低，事倍功半的主要原因。

先教「古文」，後教「白話文」，不僅符合漢字和漢文的教學規律，而且外國人通過學習經典古文還瞭解到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的傳統文化不是糟粕而是精華。西方的大思想家都對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諾貝爾獎獲得者指出：未來人類如何生存要到兩千五百年前孔子的儒家學說中去找答案。西方近代科學的發展導致地球的生態環境遭到了破壞，而且科技失控，信息失控，資源失控，人類的生存環境岌岌可危，而西方科學源於西方哲學，面對這些世界性的難題，一些西方有名的大哲學家如海德格爾等把眼光轉向了中國的傳統哲學，希望從中國的哲學中獲取智慧，以使全球走出危機。中國的哲學是整體論哲學，是「天人合一」的陰陽觀，這種哲學是愛護地球，保護人類生存環境的哲學，外國人希望瞭解中國的傳統文化，而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在白話文中，而在經典古文中。

中國教育部也開始在中小學開展《中華經典誦讀》了，因爲中國人已經認識到：過去文盲多，不是漢字和古文難學，而是經濟落後，孩子沒有上學的機會。今天中國已經成了經濟大國，教學條件已今非夕比，今天的孩子沒有理由不學好經典古文了。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學院不僅要讓外國人會說「普通話」，還要能滿足他們瞭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需要，因此，只有教經典古文，才能把孔子學院辦成名副其實的真正的孔子學院。

有人會擔心外國初學者能學習古文嗎？這種擔心大可不必。明清兩代來中國的西方傳教士都是只學古文，是他們把中國的經典古文翻譯成了外文，這些西方的傳教士並不是高智商的人，而是很普通的人。我看過他們用的教材，也在比利時的孔子學院親自做過實驗，學生不僅可以學，喜歡學，還覺得古文更容易學，因爲短小精練。

結束語

我們不是教「漢語」，而是教聽說「普通話」和讀寫「漢文」，採用「語文分開」「語文分進」的教學模式，用不同的方法教兩種不同的符號系統和人的兩種不同的能力，就像是把捆在一起的兩條腿松開了，一個正常的人就可以大踏步前進了，外國人學「普通話」和「漢文」不僅可以由「難」變「易」，還能由「慢」變「快」，而且外國人獲得的是全面的和高水平的「漢文」讀寫能力，尤其是通過閱讀中國的經典古文，外國人就可以真正瞭解到什麼是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了。

教學的瓶頸確實是出在「教什麼」和「怎麼教」的教學理念和教學模式上，但根子不在教師、教材和教法，根子在理論上，是語言文字理論決定教學理念及其教學模式。中國人教漢字和漢文已有幾千年了，誰都知道是中國古人最瞭解漢字和漢文教學的規律，可爲什麼我們不繼承自己祖先的教法而向西方人討教呢？西方的語言學家知道怎麼教漢字和漢文嗎？西方的所謂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自己都明確表示「我們的研究將只限於表音體系」，我們怎麼還要用西方的語言學理論指導中國的語言文字教學呢？這樣怎麼能不出現教學的「瓶頸」呢？也就是說，根子在中國的語言學界，這是學術界接受西方錯誤的語言文字理論必然產生的結果。因此，要解決中國語言文字教學的「瓶頸」問題，首先學術界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轉變語言觀和文字觀，要由「合成論」的語言觀轉向「生成論」的語言觀，要由「文字表現語言」的文字觀轉向「文字表示意義」的文字觀。只有用正確的語言觀和文字觀指導中國的語言文字教學，按照語言自然習得的規律教聽說「普通話」，根據文字的學習規律教讀寫「漢文」，才能使「普通話」變得易教、易學，才能恢復中國漢字和漢文教學的本來面貌，才能使中國的漢字文化真正傳播到全世界。

參考文獻

[1]許琳《破解「漢語難學」的瓶頸》，《北京語言大學學報》2009年4月18號

[2]張朋朋《文字不是表現語言的，而是表示意義的》，《漢字文化》2010年第4期

[3]亞里士多德《範疇論》，商務印書館1959

[4]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商務印書館1982

[5]呂叔湘《談語言和文字》，《文字改革》1964年第1期

[6]葉蜚聲、徐通鏘《語言學綱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

[7]張朋朋《什麼是語音？什麼是字母？》，《漢字文化》2010年第5期

[8](英)亞歷山大《新概念英語》，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7

[9]林紓《論古文之不宜廢》，《大公報》1917年2月8日

[10]高本漢《中國話和中國文》張世祿譯，商務印書館，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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